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明清历史论文篇1

时尚圈有一句话，预测时尚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时尚。当写《雍正王朝》的刘和平写出了《大明王朝》，当《明朝那些事儿》成为最火的网络连载，当毛佩琦在《百家讲坛》郑重讲述《明十七帝疑案》，从出版界、电视界、广告到网络游戏都刮起了明朝风。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明朝在今年热是顺理成章。去年我们把清朝基本写遍了，几乎大家都成了‘清史专家’。因为历史的回溯性，从明朝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多的机会。”

“天地会”的理想，反清复明，在如今的通俗文化界一举成为现实。也正是文化的时尚规律――没有人能一辈子喜欢辫子戏，改朝换代势不可挡。

也该轮到明朝了

明朝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湖南卫视的开年大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在剧本还一个字没写的时候就被湖南卫视早早预订下来了，看电视或DVD，可能看的就是《百家讲坛》的《明十七帝疑案》或者电视剧《大明王朝》。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天涯论坛以“当年明月”网名发表的《明朝那些事儿》，才连载了三个月点击率就突破300万，粉丝们自称“明矾”。书市上，《大明朝的另类史》、《明朝顶级文臣》、《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皇帝、太监和文臣：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系列、奸臣系列、太监系列都在蠢蠢欲动。就连玩游戏，也有可能是“新郑和Online”。

2007年才刚开头，就被人称为“明朝年”。虽然有很多关于清朝的谜还没有解开：雍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乾隆是情圣还是事业型男人?为什么和砷有时笨、有时奸、有时很有人性，但来来去去都是王刚?观众在一张沙发上看了五六年，难免会有一些审美疲劳。清朝看腻了，坏人王朔就说“满清这帮土鳖”，文人就吹捧起“离中国人最近的汉族王朝”明朝将成为文化潮流。越来越多人加入明朝背后的文化组织“红花会”作推手，张国立、张铁林、王刚，属于清朝的发亮前额被他们挖掘得差不多了，需要明朝来转移视线。

“其实，明史热不是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就热，从1644年明朝灭亡开始热，不过几百年中这种热被人为地泼冷水降温。”著有《皇帝、太监和文臣：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一书的网络作家“十年砍柴”这样描述“明朝热”。而最近的图书界语录中，图书策划人丹飞表达了自己作为“明朝推手”的想法：“汉、唐已经火过了。现在也该轮到明朝了。”

明朝的现实折射

“看历史的人是为了看自己，折射的是当下处于转型期人们的迷茫和困惑。明朝就是一个转型期――从古代转向近代。”“当年明月”这样理解明朝热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如今的明朝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尊重史买、文本细读的考究面目出现。如果说清朝更多地被“恶搞”，那明朝就是在被我们“正搞”。

《大明王朝》从某种角度上说，很像一部古装的“反腐片”。按照评论家的说法，“《大明王朝》思考了类似君杈和内阁、爱国和误围、公和私、道德偕模挑战强大皇权的关系。”而扮演“海瑞”的黄志忠则另有体会：“海瑞是个底层官员，他一个人与整个腐败官场作斗争，最后却能善终，这是令许多史学家不得其解的地方。这部剧在重塑海瑞的同时，也会解开这个谜。”有评论确信，这部有着“亲情、爱情、仇恨、陷害、唇枪舌剑、反贪的对抗”的电视剧代表了时代潮流。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清朝在通俗文化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帝王历史，一度引起了从媒体到评论界对“帝王崇拜”的诸多不满。魏明伦曾评论说，“现在影视中的‘帝王戏’多是在表现皇帝如何爱民、如何夙夜忧叹、日理万机，尤其是要表现他们的帝王权谋与智慧”，这无疑让清宫戏沾染上了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反观明朝，诸多纠葛的人物摊薄了帝王的戏份，而明朝帝王们也的确不大“争气”，无论观众还是史学家感兴趣的都是官吏和制度。

《大明王朝》编剧刘和平曾说，在中国日渐走向科学、民主、自由的时代，只呼唤明君、清官的文化不能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讨论人在各种生存状态下的觉悟。热心的电视观众也热衷于在《大明王朝》身上发现现实经验。《大明王朝》第35、36集中，海瑞对严嵩题的六必居的匾额里的“必”字进行了分析，写了六个必，结果引出来反对努力的借题发挥。有观众看了深有感触，由此在博客里讨论，“我想引申出来谈一下，企业如何用有缺点的人才的问题。”

明朝再往前的继承关系

讨论完“大国热”，再来讨论“大明热”。

张颐武教授为此发表评论，认为“帝王戏”和“大国心态”密切相关，通过历史正剧式的对帝王的强烈的正面的想象，显现大国意识。而明朝在当中是什么地位?他指出，《大明王朝》对于腐败问题的焦虑不简单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整体否定，而是寻找某种可能的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这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超出了“现代”历史观的限制，提供了某种新的想象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个在制度斗争中挣扎的最后的汉族王朝，明朝是一个更细微具体的时代，而不是像清朝只接近于娱乐想象?

对于观众来说．撇开“明朝热”讨论、时代潮流的反映、讲述人性道理不谈，《大明王朝》也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明朝书籍也是挺曲折离奇的传奇。但对于评论家和学术界来说，这是不够的，推动潮流的人总是看得更远。当有人说《大明王朝》和《贞观之治》都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时，中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杜文玉则发表预言：“以前最热的是清宫戏，人们对清朝初期历史的关注带动了明朝热，我觉得明朝热被提出来是沾了清朝的光，但明朝的历史并不是光辉灿烂的，它流行的时间不会长久，而中国历史最鼎盛的时期在汉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重新解读的流行还会持续下去。”

时尚的演变都是渐进的，慢慢走向一个极端，然后再走向反面，这就是反清复明的真相。文化推手如巴黎的服装设计师一般影响大众口味，电视剧正是文化的时尚系统。也许，我们可以像参加旅行团一样理解TV中的明清换代――各位旅客，时光隧道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本站将停靠3分钟，来明朝旅行的朋友，清收好座位前的小桌板和花生米，下一站我们将带你进入唐朝……

毛佩琦　我们一直在误解明朝

在2007年的明史热潮中，明史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他的《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上市后迅速杀入各书店的排行榜。而近年几部有关明史的影视剧也多由这位专家参与把关、审定。此前，他却一直在呼吁史学界还明朝一个本来面目：“目前流行的，对于明朝的解读，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在毛佩琦看来，人们对明朝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明朝疆域很小，国力很弱，很腐败，特务组织很黑暗；细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朱元璋的妖魔化，对朱棣的评价过低，误解了郑和下两洋的真正目的等。至于原因，毛佩琦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些不够客观的历史书和武侠小说，“误解来自于这些人、这些作品。小说暂且不提，像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当时是为了影射的，把明朝的事情摘出来，用以批评，提出了特务政治这个词汇。其实魏忠贤参与政权一共就七八年的时间，但是明朝有277年，怎么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

在《百家讲坛》上，毛佩琦――澄清、反驳着种种误解：“清朝人对明朝疆域和明朝的国际影响的描绘是这样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就是说：疆域和影响远胜过汉唐。最近开了中非论坛，40多个非洲元首来到中国，已经非常盛大了，但是在六七百年前的明朝，来中国朝贡的有30多个国家，很多国家的国王就住在中国，明朝时没有飞机和轮船。这种盛世在汉唐时期哪里有过?所以明朝在国际上的影响远远超过汉唐。”

对于明朝是什么样的朝代，毛佩琦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他在不同场合无数遍重复过这八个字：“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明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对领先的。清朝虽然有所谓康乾盛世，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明朝时中国的强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匹敌。”

毛佩琦参加过一些明朝背景影视剧的审批。在他眼中，一些电视剧不仅在艺术上是平庸之作，还歪曲了历史，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观众两方面的反感。比如他提到此前播出的《传奇皇帝朱元璋》，他直言不讳地对主演陈宝国提出批评：“把所有的政治斗争最后都归于床上戏，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他看来，这部戏所宣传的历史观也是错误的，“明明朱元璋得到了儒家学者的帮助，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是剧本偏要把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写成一个神秘的和尚，既歪曲了历史，也扭曲了人们对明朝本有的正确印象。”

《大明王朝》则很顺利地通过了专家们的审批，毛佩琦认为原因在于，《大明王朝》虽然有一些虚构情节，但把握了历史的基本面貌，对于明朝政治格局、政治运行的叙述是可信的。“不能要求艺术作品和历史百分之百的一致，需要把一些没有记录的东西用想象填补起来构成戏剧冲突。允许虚构，但前提是不歪曲历史本质，不歪曲对人物的评价。”

如今，历史正剧和大众的视线都集中在了明朝。在历史和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间，需要一些切点来产生共鸣，明朝历史中有些什么因素吸引了大众通俗文化的热捧?“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顶峰时刻，无论是文官制度，还是政治、经济、文化，这种辉煌肯定会吸引眼球。”在这些辉煌背后，毛佩琦认为明朝历史中有大量的代表人物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比如建造北京故宫的总工程师蒯祥，主持修建长城的翁万达，科学家有徐光启，军事家有戚继光，医学家有李时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与清宫戏相比，毛佩琦认为明史有更丰富博大的内容可以展现。“明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可以仗义执言，给皇帝提意见，海瑞只是一个代表。清朝有吗?清朝有的是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严厉的文字狱。明朝就自由得多，有三言二拍，可以看《金瓶梅》。对各种文化都采取了开放态度，像宫廷里，很多宫女和后妃都信天主教，这说明明朝不拒绝外来文化。明朝的科技文化发展到可以和西方平等交流和对话的程度。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宝贵智慧和遗产，明朝历史有故事、有智慧，我想这是人们关注明朝的原因。”

(文／陈艳涛)

张黎　你们要看的真实是谁的真实?

在一片明史热潮中，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登场。这部有着冗长标题的电视剧立刻引起剧情、人物、虚构与历史的众多争论，成为明史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导演张黎却很惊讶：“这是偶然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有明朝热这回事。”

此前的明朝戏显得异常冷落，大陆的历史剧都盯着满清――那个任很多人眼里不足以代表华夏民族、泱泱大国的朝代。甚至《大明王朝》的编剧刘和平，此前的代表作即是那部响当当的《雍正王朝》。张黎对于为什么选择明史来拍戏，还是有一番说法；“对于汉民族历史来说，明朝有很多其他朝代不能比的东西，比如官僚制度的完备、皇帝的个性化、疆土、国民经济、人口，有很丰富的内容。明朝是最能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和政治理念的一个时代，如果把明朝了解透了，对中国的了解就上了一个台阶。”和毛佩琦一样，编剧刘和平也认为明朝有着许多误读，“从古至今，业界和普通群众都对这个朝代存在许多不客观的评价，我写明史、拍《大明王朝》，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普通大众对明史有个重新认识。”

但力图“重新认识”的历史剧也会面对真实与虚构的诘问。刘和平最简洁的回答是：别老拿历史纠缠我――“历史学和历史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定要按照25史来要求，那你就去看25史好了。史学和文学是一样的吗?不是。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常识性问题上纠缠不放?”张黎则反问：“你们要看到的历史真实是谁的真实?是真正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资料、历史评判的真实?每一代编撰史书的人都有他们的立场和史学观。你能说谁的最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真实性?”

张黎和刘和平对于历史剧的共识是：用故事说人物，用人物说历史。所以当《大明王朝1566》播出时被加上了“嘉靖与海瑞”的副标题，张黎认为很恰当。此前大多数人对嘉靖和海瑞都是模式化的认识，嘉靖就是昏庸皇帝，海瑞就是清官，但刘和平赋予了他们更多深层次的内容。在他眼中，嘉靖奉行“太极政治”，一生多疑，为令群臣惊栗的“雄猜之帝”；海瑞则是“当时封建腐败官场的‘’，他对付腐败都是采取‘自杀性袭击’的方式，向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全面宣战。这样一个性格古怪的清官，剑锋指向封建体制的根本，维护的却依然是封建体制的社稷，他和嘉靖亦敌亦友。

从那部让他一举成名的《走向共和》开始，张黎就一直在面对这样的疑问：是否在给历史人物翻案?之前，是“为慈禧和李鸿章翻案”，这一次，是给嘉靖、严嵩、宦官群体。但张黎对此的回应，却是八个字：无案可翻，无可颠覆。“我不是要为谁翻案，《走向共和》里的内容在史学界早就解决完了，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只是享受了史学界现有的成果。我也不太愿意对历史人物作所谓的道德评判。这不是电视剧应该做的事儿。成年人都不会用好坏善恶来评判一个人，何况是放在复杂的历史当中?我们要看一个人是推动历史发展还是阻碍历史发展。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嘉靖荒淫无度，其实嘉靖也有他深层的理由，我们只能试图把他那些深层的东西尽可能揭示出来。对海瑞个人的道德取向，我们也没有做更多的评述和表现，实际上是取其大者吧。”

历史剧对于观众的一个重要吸引力，是从历史中找现实。这一点上，张黎和刘和平有着非常一致的看法。刘和平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借古讽今。”而张黎则认为那段历史和今天没有任何相似性：“反贪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题。就像嘉靖说的，贪官朝朝有，朝朝杀不尽。我们其实是想呼唤一种理想，因为海瑞是我们理想中具有高度骑士精神的人，他的个人道德几乎完善到了为官者的顶峰。对他的感叹和赞叹贯穿全剧始终。”

刘和平的一位朋友则评价说：如果《雍正王朝》是一部官场教科书，《大明王朝》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而导演张黎对明史却有了更复杂的感觉，看过无数史料之后，他弄明白了不少事，也有更多的事弄不明白。接下来他的下一部戏是《大明王朝1587》，张黎这样概括他对历史剧的看法：看电视，游戏感要强，别当真。

明清历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从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所揭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其熟知之甚已经使我们犹如桃花源人，只知鸦片战争属于近代史，而未曾去想鸦片战争还是清史的组成部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也与新课程提倡的多角度地看待历史问题的初衷相悖。有鉴于此，当前的鸦片战争教学应当重视清史鸦片战争观。

明清历史论文篇3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出其右。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其门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的中国史观，通过对他的研究，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

和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他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1](p12)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2](p55)“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3](p25)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在费正清看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p432)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

二

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发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比较深刻的认识之上的。

19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是最痛苦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不单是王朝的顺延面临危机，而且引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面临着来自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在文化领域，西方的科学、教育、宗教、伦理、哲学等等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全面挑战；落后的经济、军事上的一次次失败迫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传统。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濒于绝境。

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7](p147)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8](p26)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9](pp104-105)。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5](pp13-14)

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要害在于认为是西方书写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西方视为中国的“恩人”和“施舍者”。这种史观是“种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首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惰性，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不利于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工业革命反应的迟钝，然而却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冲击-反应”模式割裂了历史，因而它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失察之处。其次，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10](pp170，240)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文化。的确，儒家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被政治阉割过，篡改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儒家思想最终变成奴化封闭的思想是孔子所始料不及的。但费正清显然只看到了儒家思想被政治曲解的一面，他对于儒学的看法显然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果，即把儒学看成是维护专制的思想工具。第三，“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他预设一种模式，由模式来取舍史料，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随意剪裁历史事实，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方法与韦伯(Marx Weber)以“理想类型”作为选取史实标准的研究方法毫无二致。“冲击-反应”模式有时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有时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实，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pp2，385，133)第四，“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费正清的“外因决定论”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当年的艾奇逊就曾说过：“……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入侵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2](p1512)“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把西方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中国改革就不可能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第五，忽视了文明的兼容性。费正清过分强调中西的差异。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在文化碰撞中，“生机勃勃”的西方给“惰性十足”的中国带来文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说来，侵略非但无罪，反倒有功了。为此，他遭到佩克(JamesPeck)的尖锐批评。佩克认为，西方“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13](pp59-69)。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了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更加深刻的本质。这种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对中西关系不平等的歪曲，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罪行的辩护和美化。这反映了费正清的帝国主义思想取向。

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

四

50—6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也与费正清密切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该模式实际上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翻版和放大。它同样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14](p252-253)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以柯文(Paul Cohen)和佩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国同仁的批评中，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但却坚信，文化的价值决定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他是一个十分热情而颇具魅力的人，但当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时又表现得比较冷漠。许多人渴望与他建立友谊，但似乎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却经常表现出更喜欢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和激进主义者交往。对于这一切，惟一的解释恐怕是与他复杂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与他内心的无奈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有关。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中所体现出的压力和情绪。他们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把中国的状况介绍给美国人，因此，他们面临危险。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管是帝国的，国民党人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50、60年代，在美国，他因所谓的“丢失中国”而含冤蒙屈，灰头土脸。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论”和他作为分析“文明冲突论”工具的“冲击-反应”模式有看法，对他的中国史观有想法。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了解，以及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我们不难在他的观念、行为及政治观点上找出瑕疵。他的中国史观带有二重性，则是他一身两任的结果。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作为政府顾问，既须顾及国家的现实需要，又要灵活与变通。费正清的思想矛盾，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许由此而生发。然而，中国有句名言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是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具有意义的过去。”[20](p105)纵观费正清不平凡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的丰功伟绩。“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11](p134)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事实中去，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人与我们的观点绝对一致。相比较而言，费正清还算一个比较公正的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国际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肚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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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_Year Memoir，Harper & Row.

明清历史论文篇4

现状及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初中历史课程根据三年六学期的教学目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六个板块。因为在实际考核的过程中，重点就学生对于历史线索的记忆进行考察，而且课标中要求学生对于每个要点的理解和提问方式基本固定，所以，很多老师要求学生根据老师制订的标准答案进行背诵，然后根据考试中的可能提问方式回答。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实现历史考试中的高分，但是，对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培养，只顾及了知识与能力中的知识，而对于课标中要求的其他要点的教学几乎完全舍弃。

因为历史教学在初中三年的教学过程中，存在课时较短、中考分数比重较低的原因，其课时安排和校方整体重视力度较弱。为了在较短的课时安排中完成应试考核必需的知识点记忆要求，同时因为知识点记忆要求是课标中唯一的量化硬性要求，记忆为主的历史教学模式也就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当前历史教学中的惯用模式。

课程实践

从“和跌倒嘉庆吃饱”的历史典故入手，在七年级上学期的中国古代史末尾，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次讨论，讨论围绕清朝康乾盛世中隐藏的隐患。从这次讨论中，同学们一方面可以从中梳理出以往各朝代的兴衰过程进行纵向的比较，另一方面也给中国近代史中鸦片战争的出现、百日维新的失败、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铺垫。清朝之前的朝代更迭，因为时代久远，其实际过程经过多个朝代的文学演绎和政治修正，已经变的过于理想化。而清朝的衰亡以及清朝末代的时局动荡，是刚刚过去不足200年的近代往事。通过梳理整个历史的更迭，学生可以对这个历史过程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老师可以在课堂讨论中给予纠正性的指导。讨论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清朝错在哪里？是不是康乾盛世时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以往的教学内容普遍直接认定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灭亡了清朝，清朝的灭亡代表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结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太平天国、义和团、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侵华、内部变法都没有动摇清朝的统治，而最终灭亡清朝的，是清朝内部的军阀混战，而军阀混战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军阀倒向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一边。以上理论并没有提到康乾盛世本身有什么过错，但是，近年来的整个历史研究学术环境，已经开始对于这一理论有所修正。因为清朝的康乾盛世是在闭关锁国的“天朝大清”的假想下维系出来的一种盛世假象，特别是在编修《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出现了焚毁书籍超过编修书籍总量的历史事件。当清朝大门被洋人的洋枪利炮打开，看到希望先进思潮的中国人，势必掀起了资本主义的强烈革命欲望。教师在教学中，如何看待近代史新观点与传统观点之间的冲突点的辨证统一性，如何引导学生辨证看待以上两种观点的一致性，是本次讨论的教学重点。

引导思考

其他朝代衰落的转折点是否存在相似性？清朝的衰亡与之前朝代的衰亡确实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为其他朝代的衰亡过程并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但是，如果清朝官员清廉自律，朝纲军纪整齐严明，当权者善于变通敢于改革，洋务运动能否成功且改变历史，尚不是定数。但是，不管基于何种哲学思想的历史观，都不存在“如果”和“可能”，历史是已经发生的确凿无疑的事情。但是，通过与之前朝代对比，清朝的灭亡过程与之前朝代的灭亡过程都存在一个共性，就是官员贪污，皇帝昏庸，政权无为。

在清朝灭亡的历史事件中能够学到什么？通过之前讨论，学生很容易明白，清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是建立在内外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的。而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性的理解，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在历史的车轮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也是同时存在的。

通过讨论学习法，学生对于最难理解的晚晴历史的转折，特别是康乾盛世向鸦片战争历史的转折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学生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轻松地回答此阶段几乎全部的论述题。同时，通过本次讨论，老师还可以带领学生梳理整个七年级历史第一册的所有朝代的更迭年代，完成课标的任务要求。

明清历史论文篇5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0。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11。

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他在谈到《新五代史》时说，“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1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愤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赵翼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综合评论分析，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凶横、贪残和腐朽，对民众疾苦寄予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大胆地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凶残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

转贴于 三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注释: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7《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明清历史论文篇6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在科学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科技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

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史，南明史却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南明史反映了这一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重要政治理念与活动。而且南明君臣的活动，对中国边疆的开拓与奠定，其实是有重要影响的。南明时代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并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因此，修清代中国史，肯定不能遗弃南明史，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点。

将南明的例子推而广之，准葛尔部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论怎么说，准葛尔部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我认为准葛尔部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对清朝廷对新疆统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写历史，不能将其忘记。

我认为戴逸先生提出用修载记的方式来修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准葛尔汗国史，是一个较好的方式。载记的本质就是纪事本末体，清史浩翰如海，倘若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分散放入清史编年中，头绪太乱，读者很难有整体的印象，而且，清史也变得过于复杂。若有载记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集中在一起，清史编年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与准葛尔史的记载，就可以大事为主，以索引为主，整体结构更合理一些。其次，三藩之乱是清初影响政治的一件大事，分散叙述不易看出事件的整体性，不如以载记为好。其实，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经营，也以立载记为清楚。

第三，关于帝王纪传的改造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体系中，帝王纪传是提纲挈领的核心。而新修清史，大家都觉得不能少了纪，但是，必须进行改造。从形式来讲，传统的纪传体，以帝王为其中心，这与其作为皇帝家族史的定位是有关的。而新的国史中，无疑应当以国家为其主题，在帝王即为国家的时代，以帝王的年代为纪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的国史中，帝王的地位应当变化。帝王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列入史册，只是作为主要施政者列入史册。这一转变，使我们对纪的写作必须改变。我赞成吴量凯先生的观点，将旧史书中的纪改为编年，而另外给皇帝立传。这是皇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在传统的史书中，帝王是中国的主人，他高于一切，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国家大事，而帝王载纪也记载了有关帝王的一切琐事。这些琐事，例如他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将其放入载纪是对的，但放入编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的编年中，帝王的琐碎小事，就是实质上的小事，不再是国家大事。只有在这些小事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当然，由于帝王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由于他们成为主要施政者的地位，离开帝王纪载来谈清代政治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清史编年体，只怕还是要以帝王为其核心与线索，为了有系统地叙述历史，离不开施政中枢者的论述，事实上，以施政人为核心论述历史，要比以事件为核心要方便得多，例如：以康熙朝政治定为题目，可以综论康熙朝的大事，不过，皇帝在史册中的地位应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人，而是施政者。不涉及国家大事的皇帝身边事，可以不记。记载皇帝一生的纪，过去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皇帝一生要事；这些要事可能与国家大事无关，在旧史中不可缺载，但在新史中，可不必记载。纪的另一个功能，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这一功能则要得到强化，或者使之成为主要功能，有关皇帝的一些事，不如另设小传记载。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若是以实际施政者为线索记载编年史实，有一些人物在编年中的地位应当重新确定。例如，多尔衮在顺治帝的前期，实际控制了清代的中枢政治，慈禧太后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时期，也是实际上统治了中国，若将编年体分为几个段落，是否可以突出实际的施政者？当然，这不是说要改年号，而是在附加小标题时标明其实际统治者。此外，由于定位的转移，清史稿中的宗人传当然没有必要保留。宗人传将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子孙名字都列入，而新清史只要留下那些对历史有影响的爱新觉罗氏名人，其余诸人的名字，不如留给专门的族谱去记载。

第四，关于史传人物的褒贬问题。对人物的定位来说，新的清史与清史稿也应有些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关心的主题是人物的忠奸问题，一个人物，是忠于皇族的，给予肯定，即使是小人物也加以记载。倘若这一人物背叛了皇族的利益，则将其打入另册，口诛笔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类忠奸教育，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新的清史当然不必担负这一责任。但扬善惩恶的传统功能仍然应当继承，不过，衡量的标准应当有所变化，过去的标准是对皇帝的忠奸，而新时代的标准，应是对国家的忠奸，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谁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谁的行动中，最能体现国家利益，谁就应当得到歌颂，反之，则应受到批判。如果确立这一标准，其一，我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歌颂历史上的清官，因为，他们往往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贪官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二，我们可以在新清史中大胆地歌颂反清的义士，例如秋瑾这一类人物，生活于清代，但不忠于清朝，若以帝王为本位，将其列入清史，只能列入叛逆传。而在新的清史中，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秋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对她及其同仁，我们是可以歌颂的。不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施行过程中只怕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明清交替时期，那些降清的人物究竟是符合国家利益还是违背国家利益？例如洪承畴、郑芝龙之类人物，清史将其列入二臣传，显然有贬低的意思。新的清史怎样处理为好？袁世凯在清代是重臣之一，但又背叛了清朝。若从国家利益来讲，袁世凯叛清是民国成立的一个关键，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有功的。以这个标准进入清史行吗？这是可以商榷的。

第五，关于军事史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古代，因为古人历来重视有关国家命运的军事大事。涉及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事，作者都要加以详细记载，并讨论。但近代以来史册的风格都尽量减少有关军事的记载。其实，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重大的战争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若是写国史，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争，还是应该记载清楚的。太史公以来的正史，对战争都有详细记载，这与当代史书不记载军事的风格不同。在新的清史中，是否要加强对重大战事的论述？我个人意见是有必要的。

第六，关于跨界人物入传问题。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些人物生活在两个时代，并在两个时期都很有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清史修纂中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倘若我们将清史的定位落实在清代中国史，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则。凡是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应漏掉，这肯定是我们实行的准则。那么对一些跨越两代的人物应怎样处理？例如：史可法、黄道周这类人物，应放入明史还是清史？我认为这两位都是对清代中国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放入清史。不过，在清史中，我们只要写他们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其在明代的主要事迹留给明史去写。为了保证人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将在其明代的事迹简明扼要的作一论述。晚清的人物也可以这样处理。袁世凯是清末大臣，许多清末的大事都与其有关，但清史稿不入袁世凯传，其实是将其视为清朝的叛臣。在以王朝体系的旧清史，当然不会写入袁世凯，若写，也是将其列入叛臣传。而新的清史，我想应将袁世凯在清代的历史写清楚，至于他在民国时期称帝的逆行，则留给民国史去详写，在清史袁世凯传中只要作一个简略的交待。

第七，传统史册中记载了一些对国家大事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似可删去。例如循吏传往往记载一些仅有地方意义的地方官的事迹，忠义传记载了为朝廷而死的小人物，孝义传记载了民间人物的生活，烈女传记载了节烈女性，由于新时代观念的变化，这些传记已经不可能再列入了。以烈女传来说，中国古人认为：只有节烈女性才能培育出忠臣孝子，因此，有必要提倡和表彰节烈，以便为国家造就忠臣义士。明史等史册列入烈女传基于这一目的。但这一目的在现代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列入烈女传，显然会给外人批评我们的口实，什么宣传封建道德等等，都会使新清史逊色。因此，烈女传是肯定不能列入的。至于列女传，其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典型女性，而这些女性能否代表清代妇女，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女界的同仁也许会批评清史作者——给女性专门列传，即是瞧不起女性，他们所要求的是平等对待。至于循吏传，我也认为它的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重要人物，而不能解决清代吏治问题的研究。我觉得不如专设吏治志，以典制的论述为主，结合循吏和贪吏的典型史料，研究清代吏治腐败的原因，而循吏传应当取消。至于忠义传，也是传统史学的产物，在以朝廷为主线的传统史书中，最重视臣民对朝廷的忠诚，因而有了忠义传，忠义传不仅列入有影响的大臣，还列入有忠义行为的小人物，在明史中，一些平民听说崇祯皇帝缢死，他们也自缢而死，这类不懂自身生存价值的做法，在古代被认为是忠，在近代只能说是愚昧。当然不能再鼓励这类人物。至于孝义传中所列人物，倒是有讨论的必要。传统史册中写入孝义的有两类，一类是孝，一类是义，前者不论，后者必须分析。所谓的义，大多是为公共事业出力的人，这类人物永远是有必要歌颂的，因此，是否有必要列善行传？将清代为公共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记载进去？或者列公共事业的专志，记载各地主要公共事业？并载入主要贡献者？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第八，应当加强对经济、文化领域人物的记载。传统的正史主要是政治史，对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虽有记载，但比重太轻。其实，在这两个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者说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应得到记载。在这里，似应增入各行各业优势人物的传记，他们可以是商人，可以是文人，也可以是厨师，是钉鞋匠，只要他们达到本领域的顶尖位置，他们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完全可以加以论述，并在论述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尤有必要的是列入商人列传，例如晋商列传、徽商列传、广东行商列传，盐商列传，彻底改变传统史书忽视商人的传统。

三、关于如何超越清史稿的问题

在这一次座谈中，许多同志都提出了要超越清史稿的设想，有的同志还提出要超越二十四史，这些设想是好的，但要将其转化为具体措施，若没有具体措施，所谓超越，很容易流为空话。在这方面，必须接受新元史的教训，新元史在创作时，也立志要超越旧元史，但待该书出版后，人们仍然愿意用旧元史而不是新元史，其失败原因何在？我们也要有具体措施防止这一现象出现，否则落入新元史同样的境地，就没有必要修这一部书了。

第一，新的清史应当有注解，至少要有参考书目。承一些同志指出：新元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列注解，人们不知道新元史增补的新史料来自何处？因此，大家都不敢引用新元史，造成新元史的荒弃。我赞成这一观点。尽管不列出处是正史的传统，但正史中唯独这一点是最不值得仿效的。我们若也这样做，人们肯定会看轻我们的清史，他们要找资料，还是情愿去看旧史料。但若有了出处，便有了根据，倘若我们的成果确实超越了前人，人们便可以放心地使用新清史，不会存在情愿看旧史料的情况。一般的做法，应是在传记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对一般不易见的，或是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将其化为今人语言论述，但应注明出处。

第二，新的清史应当在详细方面做文章，中国古史的传统是简明扼要，许多大事件在中国人的史册中都只有几十个字。例如郑成功攻打荷兰人盘据的热兰遮城，中文史料中都只有几百字，虽然简明，但其缺点是：后人无法从中了解郑成功攻打热兰遮的详细情况。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主要还是依靠荷兰人写的《被忽略的福摩莎》这一部近10万字的书。如果我们将新清史写成一部简明的史册，我们仍然有这个问题，后人看了我们的书，只对清史了解一个梗概，进一步详细的情况只能看专史。新的清史应当改变旧史这一传统，对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应当投入较多的笔墨去分析研究，而能做到这一点，就肯定能超过传统史书。以隆武帝这一个人物为例，传统的明史对隆武帝的记载，仅是唐王列传中的百来个字，而隆武政权实际上存在了十四个月，在这十四个月中，隆武帝经历了建立政权，失去政权的重大转折，他与大臣们关于出闽的争议，他与何腾蛟、黄道周的合作与矛盾，他在筹措经费方面的努力与失败，他与鲁王政权的关系，他与权臣郑芝龙的关系，都是十分有必要研究而传统史书忽略的问题，倘若新的隆武传能写10万字以上，这些问题都能交待清楚。而若是按照旧史的传统，这一些传记一般不超过二千字，我们就很难分析隆武帝时期的各种矛盾，很多时候只能展示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对这些观点会产生极大的疑问。所以，若要定格为超越传统旧史，就必须在详尽这一方面做文章，能做到这一点，肯定能胜于旧史。

第三，关于图表问题。新清史应当多设图表，这也是超越清史稿的一种战略统筹。这里的图，不止是地图，而且包括各种文物、清代建筑之类的照片，凡可说明清代文化成就的，都应尽量列入。在地图方面，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仅列省区图，有没有必要列府县图？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清史容量有限。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实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省界、府界、县界该怎样划分？谭图仅精确到府界，实际上，若非对乡县界有研究，所谓府界，都是错误的。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许多乡村被划到其他县府的原因。但是，若要精确到乡界，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至少要做实地调查，现在有没有精力做这一类工作？由谁来做都是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如沿用中国历史地图册为好，能有地图附出，便超越了传统清史。

第四，在志的设立方面，新清史为了描述清代全面的经济文化面貌，必须多设志，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些志该如何设法，却是有争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风俗志要不要设？若我们是写清代中国人史，风俗志是一定要设的，但若是只做清代中国史，就要看对国史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清代的风俗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里实际上是可设可不设的，若有余地，当然可以设。若感到空间有限，也可不设。其他要增设的志有：宗教志、音乐志、经学志、考据志、海防志、陆军志、商业志、工业志、农业志、金融志、交通志、邮政志、洋务志等等。这些志的设立，本身意味着超越旧时代的清史。

明清历史论文篇7

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 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 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 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 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 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明清历史论文篇8

关键词：高考历史评析题；答题技巧；方法思维；逻辑层次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8-244-01

近年来，历史评析题成为高考历史试卷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大题。这种新题型，旨在考察学生的综合答题能力。对于这类题，有许多学生拿不了高分，甚至失分严重，针对这种现象，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我的认识，并对如何做好评析题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历史评析题或历史评论题，指出题者给出一段材料，材料反映或直接表达学者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看法，然后让学生评价材料或某学者的观点。就题型的本质而言，它是议论文。

这种题考察学生基本历史知识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阅读史料并能从史料中提炼观点的能力，史论结合的能力及史学观等，考察全面，题型典型。学生易出问题的大多在这类题上，对于这类题型，必须要有清晰的做题思路和方法。

一、自身要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正确的史学价值观，敏锐的历史思维洞察力

看到题目，基本上要做到胸有成竹，言之有物。以评析20世纪史是美国的世纪为例，看到题目，就应该想到，不论从正面评析，还是从反面论述，应该运用的史实，从几个方面论述，应做到心中有数。权衡之下，根据自身情况，找准一个观点，去评析论述。

二、观点明确

通过多次考试改卷发现，很多同学观点不明确，或错误，或模糊，或没有说完整。

比如，有些同学答题道“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片面的”，虽未错，但你的全面的观点是什么，没有下文。

再以评析20世纪史是美国的历史为例。题目已经非常清楚，考生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切忌写成“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片面的”，这样就很难论述，而且这种评论严格来说是错误的。20世纪史是美国的历史，又不是美国的历史，怎么去阐述。

所以，做评析题的关键观点必须明确，一般应答“我同意作者的观点”或者“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然后将作者观点在概要地阐述一边，一般30到50字左右。观点不明确，分值要下降3～5分。

三、论据充分

有的同学在论述时长篇大论，但都是干干的骨架，如评析20世纪史是美国的世纪，从1900年到2000年，按照时期，从政治、经济、军事等都说美国强大，没有课本里的史实，得不了高分，一般最多得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分数。“20世纪史是美国的世纪”。

比如，从经济方面答，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二次工业革命，国民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一。

一战之前，世界经济中心以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实施新政，开辟国家干预经济新时代，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避免了美国走向法西斯道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了物质基础。

二战后，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黄金储备占到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以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开始的知识经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史实详细，得分点明确。

四、逻辑严密

在对观点评析的过程中，一般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评论，必须紧扣观点，层层递进或点点到位，切忌文不对题，不知所云。

同学论述20世纪史是美国世纪时，提到美苏争霸，美国多次处于优势，此论据说服力不强，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免不了美苏“冷战”，如提及，最好用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力图建立单极世界加以阐述。既然能想到美苏争霸，就应该论述20世纪史不是美国的历史。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论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五、结构严谨

针对有些同学答题时，始终都没有分清段落和要点的情况。要求考生同写议论文一样，分三段式答题。第一段明确观点，第二段分成若干小段，条理清晰的分层阐述自己的观点，每一小段的第一句话最好是你的论据的概述。最后一段，用“综上所述……”或者“所以……”等重申自己的观点。

这样答题，既有助于自己理清思路，又便于批卷老师改卷，往往能够得到较高的分数。

六、字迹工整，书面整洁

翻开历史试卷，有许多同学卷面乱七八糟，字迹潦草，甚至有的考生写的字能认识的没有几个。对于这种情况，除了平时练字外，在考试过程中，做到不要慌，不要急，尽量把每一个字的笔画写够，尽量把要写的话先想好再下笔，避免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