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范文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1

由于遗传学在生命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探索和研究近些年倍受关注。近年来,研究性教学在各高等院校不断地被提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也把研究性教学改革不断地深入到各学科教学中去。作为遗传学教师,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研究性教学的实践和思考。

研究性教学是在‘‘发现学习模式”和瑞士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强调将教学与研究结合作为大学教学的基本思想，注重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培养创新型人才非常重要。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为基础,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中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使教学与研究相统一m。研究性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核心（PBL)去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的内涵主要包括:教师把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教师以研究的形式组织教学活动,打破原有的完整的学科逻辑和机械的顺序；学生积极参与研究之中，在研究中学习、成长，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

笔者根据研究性教学的规律及遗传学学科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1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为高等教育提出了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大学作为本科生培养基地，肩负着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大历史使命。高校毕业生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高校教师如何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培养具有学习能力、自我创新能力的大学生，是目前教育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性教学模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研究性教学模式特别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研究性教学模式不只强调背诵、理解复述和模拟,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自主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强调培养学生获取与归纳整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展示成果与表述观点的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可能仅依靠获得知识,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学生的直接经验的积累，因此切实加强研究性实践教学,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既要学会动手又要学会动脑；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树立研究性教学为主的教学观,运用正确的教学法,积极探讨、推动教学研究和改革,培养学生主动探求知识的主体精神,动手、动脑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及创造精神。研究性教学过程从讨论问题开始,需要涉猎大量的资料,课程学习本身不仅在于学习知识，还在于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研究性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教师只起引导、示范、鼓励、辅导和监控的作用，这种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及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遗传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问题式、讨论式、互动式课堂教学,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关键在于课前的认真准备和教师在课堂上的灵活调控。

2专业知识教学和实验技术教学相结合

遗传学是一门在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尤其是现代遗传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和遗传学知识的大量增加,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遗传学采用什么样的授课方法才能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一直倍受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一些遗传学教师的教学经验表明，在遗传学授课过程中，适当地讲授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技术和遗传学研究材料的获得方法对帮助学生理解遗传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介绍分子标记选择辅助育种的研究进展时,对分子标记的定义、类型、发展和每种标记的用途进行讲解,对遗传学研究材料如重组自交系和近等基因系群体的构建方法及其在基因定位和育种研究中的应用等知识进行回顾,大大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实验技术的教学方面,应不断地给学生介绍最新技术在遗传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不同技术在某一研究领域的时效性3。在内容上,尽量安排生动丰富且易于操作的实验项目，增加一些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验项目，尤其是近期，随着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日渐深入,适当地增加该方面的实验课程对帮助学生理解基于非基因序列改变所致基因表达水平变化,如DNA甲基化和染色质构象变化等表观遗传学对生物性状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可以开展表观遗传抑制剂对细胞周期调控的分析及RNA干扰基因沉默的遗传分析等实验。

3为学生提供具有时效性、权威性和新颖性的阅读材料

随着遗传学科的快速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任何一部教材都难以跟上遗传学快速发展的步伐，因此必须借助网络等媒体实现知识的不断更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适当地借鉴〈(Science〉〉、《Nature》以及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的一些国际权威杂志上的综述性文章作为教学中的补充内容,使学生在学习经典遗传学理论的同时，对分子遗传学和现代遗传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如在研究癌症的遗传学基础时发现,一半以上癌症的发生过程中伴有p53突变。p53在正常细胞中寿命短、含量低，与细胞周期控制、DNA修复、衰老、血管生成和细胞凋亡密切相关。当p53发生突变时,细胞逃脱正常细胞生长的限制,使突变从一代细胞传到下一代细胞,这为癌症的发育创造了条件。在给学生授课的过程中，跟踪遗传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如引入p53等遗传学研究进展，可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表观遗传学目前也是遗传学重要的补充,如乙酰化酶家族和染色体易位、转录调控、基因沉默、细胞周期、细胞分化与增殖以及细胞凋亡相关,从而对生物体的性状产生了影响。而非编码RNA不仅能对整个染色体进行活性调节,也可对单个基因活性进行调节，它们对基因组的稳定性、细胞分裂、个体发育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适量增加表观遗传学的知识,可以极大地丰富学生的知识量及对科技前沿知识的认识,为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奠定基础。

4案例式和情境式教学相结合，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

案例教学法（Casemedthodteaching,CMT)是根据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典型案例并以恰当的形式给学生展示,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情境中，在教师的指引下由学生自己依靠其知识结构和背景,在这种案例情境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并形成技能技巧的一种教学方法5。案例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模拟实践经验,增强学生实践的能力。遗传学教师在注重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要穿插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量案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动手实践等能力。

在遗传学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内容与人类生活及人类疾病相结合,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和遗传知识的深化。在讲授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病时,可与临床中真实的遗传病相联系,如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疾病一白化病、苯丙酮尿症、黑尿症、先天性聋哑、高度近视，多基因遗传性疾病一原发性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冠心病、青少年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精神分裂症、癫痫、先天性心脏病，染色体遗传性疾病一“21三体”综合征、猫叫综合征等。针对这些疾病，巧妙设计引导式问题,囊括大纲要求的知识点，突出遗传学的课程特色。在该模式下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地学、记忆和理解教师所教授的知识,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置于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环境，问题情境便能够吸引并维持他们的兴趣，使他们积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性地得出结论,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5加强遗传学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人才保障

过去,很多高校过于注重结果性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无法对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作出公正而又科学的评价H。目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已经非常重视研究性教学的实施,并为此做出很多努力和尝试。遗传学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课程,其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是制约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一切将成为空谈。为了提高研究性教学水平,学校组织教师到优秀研究性教学能手的课堂上听课,通过学习其他课程的课堂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为遗传学更好地进行研究性教学提供了教学案例。此外,学校年轻的遗传学教师可以通过培训、进修等形式提高专业水平。最后，如果想成功地进行研究性教学，授课教师必须进行学科专业的科学研究。授课教师要随时关注遗传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将权威杂志中介绍这门学科研究的新概念、新发现、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文献综述引入课堂。这些参考文献学术水平高、内容新、难度适中，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教师只有通过科研,才能真正理解本学科教材的内在联系，把握住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及时吸纳学科内最新科研学术成果,适时地把学生引入本学科知识和科研的前沿,引导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增长才智、得到锻炼，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通过科研、实验等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6小结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2

1遗传学实验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各高校遗传学实验教学中通常存在以下共性缺点:①各农业院校中各专业遗传学实验教学内容均大同小异,将“验证遗传学基础理论”作为主要教学目的,以染色体操作实验以及经典的遗传学验证性实验为主,涉及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的内容相对较少;②学生基本不参与实验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实验时目的不明确,单纯为做实验而做验,对实验的全局设计思路缺乏思考;③缺乏系统训练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的环节;④实验教学方法僵化、手段落后,很难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兴趣;⑤实验教学考核方法单一,不能很好的反映出教学效果;⑥实验室管理存在一定问题,有些实验资源不能很好地共享,实验室在开放时间上不能满足学生课余时间开展实验的需要。

2遗传学实验教学体系优化的措施

遗传学实验教学体系优化途径见图1。

2.1遗传学实验教学内容重组与整和在遗传学实验教学过程中首先针对原先设置的实验内容进行了重新调整,将实验划分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研究创新型)实验3大类[8-9],针对农业院校不同专业先从实验内容上建立一个既能突出专业特点,又能提高学生实验技能,而且还能提升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

2.1.1精选基础性实验。基础性遗传学实验是综合性及研究设计性实验教学内容的基础,它的教学目标首先让学生熟练掌握实验中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突出对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培养。基本实验内容主要包括离心、电泳、显微观察、细胞和组织培养等[10-11],在教学中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主要选择以下几个实验,如减数分裂涂抹制片、有丝分裂制片、染色体结构变异和数目变异的诱导和观察、染色体显带处理及核型分析等验证性实验。在基础性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通过实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

2.1.2开好综合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也称为复合型实验,遗传学综合性实验教学目标重点主要在于培养学生查阅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动手能力以及数据处理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2-14]。在此阶段,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和实验技能,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去完成预定的实验内容,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加强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从而为下一步开展研究创新型实验奠定基础。在综合性实验教学中开设的实验以模式生物性状遗传分析实验(如将果蝇的培养、性别的鉴定、唾腺染色体的制片和观察、杂交实验、性状的遗传分析等综合成一个系统的大实验)为主,同时也可针对不同的专业补充分子遗传学实验内容如基因功能的遗传分析(细菌的局限性转导、拟南芥突变体的筛选、转座子引起的插入突变)等内容。

2.1.3精心组织研究设计性(探究性)实验。研究设计性(探究性)实验最主要的特点是独立性,它是指独立于课程教学进行的一种探索性(创新性)实验。研究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遗传学知识、实验原理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由学生独立操作完成实验,从而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7]。遗传学研究设计性实验体现了知识的连贯性、实验技能的综合性,使实验内容、过程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遗传学研究设计性实验有利于将学生的注意力从简单地对实验结果的追求引导到广阔的思维空间中来,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创新能力。在研究设计性实验教学中具体做法是:首先对学生进行动员和分组,每组3~4人,学生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兴趣爱好、实验室条件选择题目(或指导教师拟定几个指导性题目供选择),学生自主完成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材料的选择和准备、实验操作和实验结果的分析并撰写实验报告(或研究论文),要求学生将实验中遇到的疑难点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和总结,要求用简洁、准确的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研究设计性实验教学培养了学生高度概括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毕业论文(或设计)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研究设计性实验的内容如生物进化遗传分析、突变体的遗传分析和生物亲缘关系遗传分析等。

2.2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改进和创新

2.2.1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实验教学手段。将多媒体课件和网络教学手段像遗传学理论课程教学一样广泛应用于遗传学实验教学中,努力加大信息量,积极拓展课堂实验教学的有限空间,改变传统的“黑板+粉笔+嘴巴”的实验课理论教学模式[13-14]。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实验原理、方法、步骤和过程生动形象地、直观地展现给学生,使学生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全面参与感知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效率[15-16]。

2.2.2实验教学模式的改进。在遗传学实验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采用不同的模式[17-18],根据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研究设计性实验3类实验不同的实验目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①基础性实验的教学目标重点在于学生对基本实验技能的熟练掌握,采取教师现场指导学生实验的教学方法;②综合性实验的教学目标重点在于突出对学生查阅整理资料能力、动手能力、数据处理能力、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综合性实验教学主要采取教师实验现场授课指导与学生自主进行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③研究设计性(或探究性)实验的教学目标重点在于突出对学生独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验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设计、独立操作、独立创新,对于研究设计性实验教学采取以学生研究式自主实验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教学方法进行。

2.3实验室管理体制和实验教学考核方法改革

实验室实行开放管理。在传统遗传学实验教学中,通常要求学生在固定时间、空间内完成预定的实验,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时间观念。但其实验内容的选择、实施禁锢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了打破这种常规实验教学思维方式,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必须采用综合型、设计型实验开展教学,而其所需仪器设备较多、时间较长且不固定,学生无法在固定的空间和预定的学时内完成实验内容,必须利用课余时间或其他的实验室来开展工作,这就对传统的实验室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19-21]。因此,为了顺应时展的潮流,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就必须对实验室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资源共享、统管共用”的理念建立公共的实验室大平台。同时,为了保证实验室尽可能全天候、开放式管理,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工作量补贴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其改革前后的教学比较如表1所示。出研究的小课题,并通过查阅文献、调查访问等进行研究。

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4.1不断完善知识结构除了精通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之外,应将自己的视野放宽,多懂得一些非该专业的知识,不断用新知识补充自己、完善自己,同时具备知识转化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还应有意识培养1~2项特长,不但提高自己的素养,还有利于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

4.2拥有娴熟的教学实践技能在昆虫学实践中,将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过程中能操作的教学策略与技能,通过对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学生学习策略、学习方法指导的研究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达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

4.3具备课题研究能力积极参与教育科研,积极投入教学改革,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主动敏锐地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创造问题的基础上确立研究课题,以课题研究促进教学,以课题研究促进教学改革,以课题研究促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探索出一套自己的教育方法。

5丰富实践内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5.1参观考察实践

鼓励学生关心社会,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到校外开展一些对社会热点问题、专业相关性知识的调查,加深对社会的直观感受,在感受社会、体验生活的同时,增强创造社会的实践意识。这一点与农业种植户密切相关,下团场实践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习机会;同时,在学生实践过程中,利用学校的一切现有资源,如大学筹建的昆虫博物馆,既丰富了专业实践内容,又开阔了视野。

5.2劳动服务实践

组织学生在课外或假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社会公益劳动和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增长社会经验,掌握实践知识和技能;学习和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学会生活。

5.3组织管理实践

充分让学生参与学校和班级管理,自主开展团队活动,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6结语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3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 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保护 空间 文化记忆

景观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又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景观文化通过人类世代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景观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传承了不同地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多种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保存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记忆。因此，景观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一、景观与景观文化遗产

景观是欧洲古老的概念，最初指可以证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拥有的土地，后来在荷兰风景画派的影响下，景观被赋予了具有欣赏价值的自然风貌的涵义。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把景观界定为在某一地表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貌。由此，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被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是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是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加工形成的景观。但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涵义更多的是指地貌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与文化产生关联。1863年，奥姆斯戴德（F. L. Olmsted）把景观学与建筑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理论。1974年，美国的麦克哈格（I. L. Mcharg）在 《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生态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提出生态设计的理念，奠定了景观生态学的基础。

1925年，美国学者索尔（Sauer）被认为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研究的第一人，他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他在所著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由此，文化景观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索尔把文化景观理解为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提出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赋予了文化景观以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内涵；并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在这一定义中，文化景观从地理风貌延伸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沉淀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记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景观。他指出，“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做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①因此，文化景观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的烙印，为景观文化遗产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特惠尔根据文化景观的概念，在1929年提出了景观文化的“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的论说，即每个地区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文化景观。这一观点，已经触及到了景观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1963年，英国学者斯潘塞与豪沃思通过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农业景观文化的考察，提出了构成农业景观文化的六个要素，即心理要素、政治要素、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技术要素、农艺要素、经济要素。法国学者戈特芒则提出，文化景观是识别一个区域的特征的重要标志，除了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有无形文化景观。这一学说丰a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内容，与当代景观文化的内涵已经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了当今景观文化概念的重要来源。上述这些学者对文化景观的不断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对景观文化研究的视野，直接启发了当代国际社会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内容来看，他们都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创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结果；在景观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概念是从自然概念向文化概念逐步演变的过程；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活动本身是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决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和内容；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每一种文化景观都被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其中，索尔是景观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把文化景观阐释为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体，在方法论上为当代景观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深入展开，尤其是对不同形态的景观构成研究方面涉及不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景观文化构成方式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索尔对景观文化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景观命题开启了现代景观文化研究的路径，使人们对景观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文化景观理论的产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把握和理解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开始流行，更多学者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领域丰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视角，并在实践上开展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用，使这一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理论有力的推动下，根据文化景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全新的视角开始高度重视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内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世界遗产公约》上描述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区的长期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或机遇的作用下，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势力不断的影响下发生的。由此在原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五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认定文化景观时，确认了三种文化景观的类型，即人类有意设计与建筑景观，如出于审美需要的园林；有机进化的景观，如化石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如西湖景区。这类文化景观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保护的主要根据是：是全人类公认的世界罕见、目前无法替代，并具有普遍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地理――文化代表性；独特的文化因素能力；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目前，我国已有江西庐山（1996年12月）、山西五台山（2009年6月）、杭州西湖（2011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6月）四处文化景观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二、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景观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文化景观是作为一种与自然景观并列的景观类型的话，那么，景观文化则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考察景观现象，更关注景观背后的文化生成机理，或者说景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景观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视角的景观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对景观的文化传统及其本质的探索。

景观与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对景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景观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地用景观文化理论去指导景观设计与创造的实践，丰富与完善了景观文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理论与学说，包括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农学等，但由于这些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视角，即没有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上去阐释景观生成的肌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虽然索尔已经意识到人类文化是景观文化构成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文化景观的命题，却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持续研究为景观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景观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景观文化理论的研究，而且为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日本景观人类学家河合洋尚的解释，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不同于设计学或地理学中的景观，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意象，而是借助于意象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是嵌入于文化意义中的环境，本土的居民对这种景观环境的“景观”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合洋尚对我国梅州地区的客家景观文化的实证性研究，充分说明了景观文化涉及到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问题。梅州的客家人聚居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梅州本土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很低。90年代后，梅州政府重新修建了孔庙、义冢、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但当地宗族认为，这些文化景观是新造的“假景观”，难以唤起客家人文化的认同感。于是，梅州的宗族开始修建自己的内部文化景观，以唤起梅州客家人的本土化文化认同。因此，景观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者如何描述和塑造异文化意象，他者因景观的文化差异，能够清晰地识别景观的异质性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二是这种景观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形式，如何影响了现实的景观建设。景观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对我们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景观的外在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景观内在的文化机理的把握。

“空间”与“场所”是景观人类学着重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又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文化传统形成交织，共同构成了时空双重维度的文化空间。虽然景观人类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一样，也使用甚至强调“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等概念，但是对这些概念理解的视角与方法完全不同。设计学和艺术学往往是从物质形态的视角去理解“空间”与“场所”的，景观人类学则是从文化的生成机制角度来理解“空间”与“场所”的，因此，景观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嵌入了文化意象、装入了特色文化容器之中具有边界的形式，这种边界主要是文化的要素构成的，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景观文化的空间的边界。而“场所”则是被嵌入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场所”的空间，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话语、共享文化记忆、建构文化对话的内容。

从西方早期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到现代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景观文化研究的清晰脉络。或者说，景观人类学学科的构建，与欧洲200年来的景观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注入了人文学科的新鲜营养。事实上，景观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赋予了景观概念以全新的涵义，它不仅延续19世纪初洪堡以来西方建立的古典景观理论，也融合了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现代景观文化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在列斐伏尔看来，“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②景观人类学对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欧美国家将景观人类学应用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在景观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前，已经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景观文化的人类学问题，可以说是景观人类学理论的萌芽，为景观人类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界定为人的生产实践产物，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的观念，构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复合维度，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大范畴（1974年）。德波把景观描述为“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973年）。他们都把景观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怀利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是一整套关联的文化价值、实践、管理及聚落（2007年）。菲利普斯认为，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否则会破坏对文化景观理解的完整性（2007年）。欧维葛认为景观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是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2003年）。索尔认为文化景观的产生，有自然景观与民间或国家文化之间双向的交互作用（2001年）。阿什莫和克纳普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意象，其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够创造可供“阅读”的形象或文本（1999年）。欧洲理事会出台的《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载体或空间，而且与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遗产紧密相连（2000年）。现代西方学界对景观文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把景观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象的传统，而是把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纳入到景观文化之中，强调了景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一视角本身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内涵。

欧美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解，强调了它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空间和意象的景观与人类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文化景观充满了人类的体验，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能够唤起“记忆”与“回忆”，是可“阅读”的文本或形象。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景观研究注重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性研究，强调“景观文化变迁是环境中的自然力和文化力之间动力相互作用的表现”③。但是西方景观研究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地域、民族的维度重视不够，缺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理论建构上有明显不足，这对于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有明显欠缺的。河合洋尚对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超越了西方景观文化研究的窠臼，更注重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核心构成要素，对保护我国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阔的景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的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研究

景观文化遗产是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景观资源为依托，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自然风光迤逦、景观形态多样，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大省，尤其是拥有一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相互交融的景观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浙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因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环境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文化也对环境起反作用。”④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端、东海之滨，自然条件优越，浙赣山脉贯穿全境，西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楠溪江、大运河、太湖等河流湖泊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水文化景观，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南宋迁都临安，几千年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浙江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2011年，杭州西湖获得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称号。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湖泊文化景观，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赢得了殊荣。

浙江省丰富的景观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湖获得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后，更引发了国内外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强烈关注，并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开展了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艺惠从传统乡村地域景观研究的视角，以浙江省古龙门镇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的课题研究，并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这项研究探讨了旅游业导致文化景观遗产地商业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给文化景观保护和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威胁等问题（2009年）。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文化表征给予高度关注，提出“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水空间”是其重要特色，“传统村庄的原有属性和历史记忆亟待保护”，“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但“中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2010年）。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则着重系统研究了浙江海洋文化景观，阐述了海洋文化景观保护的机制、分类、开发与模式，提出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思路（2011年），但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地域特点的梳理不够深入。倪琪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出发，研究了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结合西湖的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景观题名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探究了其文化表征方式与价值（2012年）。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充分结合浙江景观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形态，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西湖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保护的思路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学者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保护物质文化景观，且保护尺度常以小场地和建筑空间内部的保护为主，甚至狭义地以建筑、遗址的保护取代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⑤。就浙江省而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文化景观开发，轻景观资源保护；重城市景观，轻乡村聚落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对浙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保护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笔者认为今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景观文化中的建筑、自然风景与历史传说及其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景观文化空间。因此，必须把建筑、自然风景等实物形态的景观，与相关的其他形式的文化统筹加以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除了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外，还有与西湖密不可分的诸多传说，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奇故事的白蛇传与雷峰塔，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景观空间整体。传说法海和尚骗许仙到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来许仙的儿子祭祀于雷峰塔，雷峰塔倒塌，白娘子获救。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重修雷峰塔，却没有把这一流传千年的传奇充分地整合进去，同时，也没有从口头文化遗产的角度系统地对白蛇传与雷峰塔传说进行收集和整理。事实上，自古以来，白蛇传就有镇江说书版本和杭州说书版本，但在国家级“非遗”申报中，镇江市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成功申报了《白蛇传》，杭州却成为了第二申报单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缺乏整体观的。

第二，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应将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风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浙江地理环境以山水著称，江河湖海环绕全境，形成了以水为特色的景观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水乡聚落，如乌镇、塘栖、西塘、南浔等，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附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水建筑，如廊桥、水上凉亭、水街、水码头、滨水别墅等。这些水文化景观不仅能够充分凸显江南水乡的景观特色，也彰显了江南水乡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指出：“对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并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的文化遗产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这些遗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⑥

第三，要坚持对文化景观遗产实行多元化保护的原则，尤其要注重对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保护。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或建筑的保护，忽视了对乡村聚落的景观遗产保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缺乏对乡村聚落保护的理念和意识。事实上，许多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由于远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景观，在整个景观中是难得的资源。孙艺惠认为：“乡村作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域类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并流传了众多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Mac Antrop（2005年）指出，存在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景观有助于维护乡村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使乡村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⑦笔者曾考察了安吉县山川乡的文化景观，在这个偏僻的乡村聚落中，有魏晋时期阮籍后代聚集的村落，也有唐代的寺庙，村民的生活保持着淳朴的状态。这样的乡村聚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着不可替代的景观文化价值，体现了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景观文化遗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传统文化景观意象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旅游开发，新建了许多仿制古建筑，甚至改建古建筑，对景观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景观文化的保护规划，在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排队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把有价值的景观资源统一纳入到规划保护的名录中，对条件较好的景观资源，可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应尽快出台景观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浙江省景观遗产资源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

注释：

①Mikesell Marvin W. Landscap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8）：575.

②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6.

③褚成芳，等.近十年国外景观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12（11）：99.

④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J].热带地理，2009（3）：190.

⑤陈晓刚，等.景观文化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0）：6017.

⑥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论坛，2010（3）：7.

⑦孙艺惠，等.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8（11）：90.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4

关键词：遗传，干预，朴素生物学理论，朴素理论　分类号：B844

1　引言

近些年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集中在探查儿童认知概念的“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方面。领域特殊性是指儿童对具有特定内容的某一类现象的理解是按照该领域本身的发展速率进行的，并且认知变化符合此类现象特有的概念化的推断方式。不少研究者主张，儿童对生物领域性知识的理解也是因循领域特殊性规律的。

儿童早期生物学概念化过程是基于该领域最基本的现象发生的，这些基本现象包括生物过程和机制(如自主运动、生长、繁殖和遗传)，不可见的生物内部功能(如进食、消化和血液循环等)，以及生物结果(如疾病和死亡)。儿童对生物过程的理解对于他们获得生物学领域知识是最基础的。因为自主运动、生长、遗传等对于解释动物的行为和判断它的身份具有更广泛且关键的意义。比如，在预测或解释后代的特征时会运用到遗传知识；而且，比起身体功能，父母亲更有可能谈论出生、生长以及亲属关系等话题。

大部分学前儿童都知道狗会生出小狗而不是小猫，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发现自己与父母的某些特征相似、某人和他的兄弟是“双胞胎”。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生物学特征――遗传是最基本的生物过程／机制之一。遗传(heredity)是指生物亲代繁殖与其相似的后代的现象，生物有遗传特性才能繁衍后代，保持物种的相对稳定性。儿童虽然不明白遗传学的内容，而且遗传的生物过程无法直接观测，但他们可以依据现实中的一些遗传现象利用已有的直觉性概念或理论进行初步理解和推测。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儿童对遗传现象的认识和推理相对缺乏准确性和稳定性。有研究发现童年中期的儿童还不能对作为遗传的基因意义有清晰的认识，甚至有的错误概念会持续到童年后期。但这些错误概念在教学中并非不能改善，只是教学设计不只是简单地更正儿童的事实性错误，而是要让他们对生物学的理解实现概念转变。假如通过干预帮助儿童获得某个特殊领域的有组织的知识，并能使其对这些知识进行重组(restructuring)形成合理的因果解释框架，就有可能促进他们在该领域的认知发展。甚至适合的干预设计应用到年龄相对较小的儿童身上，对其以后遗传概念的理解和掌握也具有促进作用。

更进一步看，儿童对遗传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与他们对生物的理解密切联系起来，比如，许多儿童把植物看作非生物、认为卡通人物具有DNA等。儿童的生物学概念之间很少形成适当的联系，显现出一种很贫乏的生物学发展体系。那么对于遗传概念的教与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生物科学的未来教育奠定有力的认知基础。首先，利用有益的方法推动儿童超越对亲属关系或生物成幼相似的理解，达到对基因解释机制的正确认识，这既是遗传教育也是生物学教育的目的。第二，科学教育的长远目标应当是帮助儿童在互相关联的、更广泛的生物理论中或者在对生物体知识体系的完整把握上以一种一致性的方式(coherent form)融合某种特定的生物学概念。这表明教学干预的焦点应当是形成生物学知识的统一，在亲属关系、遗传、基因等概念上与儿童从整体上理解生命和生物学建立起连贯的认知系统。

2　干预内容对儿童掌握遗传知识的影响

2.1　儿童对“事实性知识”的理解有助于他们理解遗传概念

关于某个领域的特定的基本事实或常识性的知识被称为“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它们是人们在学习科学概念之前基于长期日常经验形成的对事物、现象的看法和观念。如，春天里树木生长发育旺盛，蜗牛有壳、身体柔软、两只眼睛长在两个触角上等。而科学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某事物的本质属性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的、基本的性质。事实性知识不同于科学概念知识，但特定知识领域内的事实性知识是该领域科学概念形成的必要要素，可为儿童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奠定基础。

Springer对关于遗传的事实性知识的观点主张幼儿对遗传的理论化信念的形成依赖于其事实性知识的获得。他从一系列事实性知识与儿童遗传概念的关系的研究中，推断出儿童必须首先知道的3个事实性知识是：胎儿生长在母亲的体内；在母亲肚子里的生长一般与外界影响相隔离；身体上的接近或连结会促进特征的传递。儿童具有这些事实性知识有助于他们对遗传过程进行适当的推理，遗传概念认知的关键性发展就是获得事实性知识。根据成人有关遗传概念的“理论”，遗传主要被理解为动物的身体特征的生物学起源，尽管儿童不理解遗传学，但是他们可能会用“一个婴孩是在哪里孕育”的知识，来理解父母与子代生物学特征的相似。

根据自己的假设，Springer发现4～7岁儿童中只有极少数不知道上述事实，而知道这些事实知识的一半儿童的推理符合研究者提出的遗传信念的标准，即动物亲、子代之间拥有的共同稳定的身体特征要多于非亲属关系之间；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功能性特征同样可以遗传；遗传是通过一些碎小物质的传递发生的，他对3、4岁儿童进行有关事实性知识的干预训练，结果表明实验组儿童在一系列遗传任务上的成绩明显高于控制组。然而，Springer的研究虽然反映出儿童拥有这些事实对遗传理解的必要性，但却没有证明其充分性，即幼儿仅拥有事实知识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做出恰当的因果解释。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发现事实性知识的学习在儿童理解遗传概念中的作用。Williams和Affieck改进了Springer的“前测一后测”方法，采用“前测一后测一延迟后测”技术试图提高4岁和7岁儿童对遗传概念的理解。干预内容包括胎儿在母亲子宫内的／胚胎时期的成长和出生的基本知识。前测、后测及延迟后测中都涉及有关成幼先天特征和后天特征相似性的判断以及遗传的因果解释任务；测验任务中还附加了收养内容和估计父亲生殖作用的问题。前测发现有36.4％的4岁儿童和50％的7岁儿童具有较丰富的关于动物胚胎时期的发展和出生的基本事实知识；4岁儿童的解释相对不规则且水平低，7岁儿童提供了较高水平的相对合理的解释。但是干预训练对任何一个年龄组的认知增长都没有产生明显效果。

可以看出，尽管有研究者发现在儿童充分理解

遗传概念之前，让其参与有关遗传的事实性知识的学习，可能会促进这一特定领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过仍有研究表明虽然学前儿童知道一些理解生物学遗传所必需的事实，如“幼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等，但是儿童的事实性知识之间若缺乏前后一致的因果推理机制，那么他们的遗传认知就还不是特定的生物学领域的。例如，儿童倾向于判断被收养的后代在身体特征上与生父母相似，却不能理解由于生活环境或教养的缘故在信念特征上会与养父母相似；而且他们更愿意将母亲的特征(而非父亲的)归于后代。儿童把出生当作是成幼相似背后的因果机制，但他们也会确定像衣服颜色这类非遗传特征对亲属关系的作用。因此，虽然出生等事实性知识确实在儿童关于遗传的判断推理中具有直接且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推理还不是特定的生物学领域的。

2.2　概念重组促进儿童的遗传认识

事实性知识的学习是概念发展的必要组成和基础，但儿童生物学概念的发展不只是知识数量的增加，而更是获得的许多知识碎片进行重组、实现科学视角的生物学概念转变的过程。Solomon和Johnson提出概念发展可能是以一些事实与另一些事实怎样形成因果联系的概念重组为标志，儿童获得生物学遗传概念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将个别的事实知识与更广泛的一致性的解释框架融合起来。他们主张要使那些尚未理解遗传概念的学前儿童建构出“似成人的”(like-adult)遗传认识，对事实性知识进行重组会促进儿童重构关于子代如何及为什么与父母相似的因果认知；并基于此设计了一种讲授性的干预方法探讨5、6岁儿童如何形成与成人相似的遗传理解。研究中，主试先让儿童意识到自己缺乏对遗传现象的解释，这种意识一旦形成，便给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即告知一种因果解释(如，关于遗传基因的概念)使儿童能够运用之组织和补充事实性知识。研究者假设儿童可能使用“基因”的概念作为一种因果解释来理解亲代到子代的特定特征的传递，并在先天特征和后天特征上对成幼相似性做出区分。结果发现，训练组的成绩显著好于控制组，但要使经过训练的儿童对复杂现象的理解从完全的无知达到像成人那样的理解仍是不可能的，同时该研究也没能回答“基因”知识对儿童的遗传概念的转变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然而，一项针对2年级小学生遗传认知的干预研究发现，通过基因、DNA、和染色体概念的讲授和有意义的学习，实验中至少一半的6、7岁儿童能明确得将这些新概念与遗传和有关生命体(包括动物和植物)的广泛知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状的认知体系。还有研究表明，参与到传统的讲授训练中的许多中学生能够重组他们最初对遗传的不当认识，获得更符合公认的科学原则的知识。

还有研究主张理解某个特定领域复杂的现象需要理解一些系统化的概念或解释规则，拥有似成人的生物学遗传理论至少应与下面这三个概念有关：其一，身体特征和心理特征在本体上是不同的特征类别；其二，后代倾向于与其生父母相似；其三，与出生有关的事实是与对遗传的因果解释相联系的。只理解某一个概念并不能充分说明是一种成熟的理解，那些理解这些概念并能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儿童才具有一种与成人大体一致的认知框架。学前儿童只是具有初步的遗传知识，若使他们获得和成人一样的理解，那成人认知中的主要概念至少有一些也必须在儿童的认知中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儿童必须以成人式的解释方式运用那些知识。因此，儿童要获得像成人的生物学认知可能必须实现概念化的转变，而确认儿童具有的不同于成人的认知方式以及设计出能使儿童重组有关生物学遗传概念的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最近有研究主张在设计促进学前儿童生物学遗传推理的干预指导之前，确定以下内容是很关键的：(1)似成人的生物学遗传的理解是什么样的?(2)学前儿童的理解在什么方式上不同于成人?该研究探查了指导教学计划对4、5岁儿童关于遗传的高级推理的促进效果。“指导教学”的倡导者主张应考虑儿童目前具备的认知结构，依靠这些已存在的结构进行新、旧知识的连接。基于此，Schroeder等通过言语、图画和操作性的指导教学活动给儿童呈现遗传概念，这些概念涉及身体特征恒定不变、不受学习或主观意图的影响；并非所有的身体特征都来自父母(如假发，隆鼻)；后天获得的特征不会传递给后代等。研究者期望儿童能够将这些确定的概念相互联结并且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结。该教学课程是在特定的讲故事时间(typical story timeformat)进行的。在每个故事的讲授中，主试引导出能够把故事内容与遗传的特定概念结合起来的问题和讨论，以探究儿童对遗传的推理。之后通过给儿童提供理解遗传概念所必需的知识信息，使指导教学活动得以巩固。前后测之间的5周内，实验组儿童每周参与3次生物学遗传指导课程，对照组儿童则参与常规教学时间的讲故事活动，结果显示实验组后测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儿童对生物学遗传的理解得到有效改善。

3　干预形式对儿童掌握遗传知识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看，讲授相关领域知识的方法是最常使用的干预策略。但Howe和Tolmie曾做了一系列研究来探查合作性任务对儿童概念理解的作用，参与任务的被试涉及那些一开始就有着不同概念的同伴。他们发现具有不同的最初观点的小组成员在物理学概念上表现出很大的认知转变。该结果归因于持有不同概念的儿童之间认知冲突的解决。研究还发现这种解决方式仅仅自发产生于年长的学生当中。Williams和Tolmie采用相似的干预方法探查8～12岁儿童对生物遗传理解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考查儿童对动物遗传特征的最初理解水平，将被试安排在个人组、观点相似组、观点不同组3种干预条件下，要求被试完成一项关于动物先天及后天特征传递的实验任务。该任务利用给儿童提供正确答案的反馈引起他们理解上的冲突，主试根据儿童对反馈的反应要求个人条件组儿童自己仔细思考，同时指导后两种条件组的儿童进行组内讨论。结果发现最初持有不同观点的小组儿童成绩提高最为明显，观点相似组次之，个人组儿童进步则较小。这说明反馈对于概念转变的重要性；而观点相同组和相异组儿童的更大进步说明了围绕任务的相互交流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总之，基于教育干预和概念冲突的同伴互动策略的教学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儿童遗传认知的发展。

4　干预训练效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4.1　干预内容对儿童理解遗传概念的影响效果

尽管Springer的研究表明适当的刺激材料能够教会儿童简单的生物学事实，提高他们关于遗传的“理论的”认识；但以后却有研究发现仅提供有关子宫内的／胚胎时期的发展和出生的基本知识，不会显著改进儿童关于动物遗传的概念性判断；还有研究主张儿童对遗传机制的推理其实并不符合科学生物学理论中“基因遗传”的过程。因此，后

续的研究主张若要促进儿童对遗传概念持有因果一致性理解，除了需要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事实，还要告知遗传基因的基本概念，帮助其重构有关成幼生物特性相似性的认知。因此，考虑朴素的和科学的生物学知识的相互影响，通过正式学习“科学的生物学”使儿童的生物学理论得到丰富应该是概念重组的有效途径之一。正如Williams和Tolmie主张的那样，重视两个核心生物学“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生物学机制，即强调那些由生殖／怀孕带来的先天特征的可遗传性和后天形成特征的不可遗传性、强调母亲在身体上与胚胎期子代相连的同时也强调父亲对子代生物特征基因传递的贡献，有助于年幼儿童理解遗传概念。

4.2　干预形式对儿童理解遗传概念的影响效果

Williams和Tolmie的研究较为详尽地探查了不同干预形式对儿童理解遗传概念的影响，他们发现8～12岁儿童在理解非遗传的后天特征和父亲对先天特征遗传的贡献上确实有困难，但经过干预，不管是何种干预方式(个人组、相同观点组、不同观点组)，最后的结果都是富有成效的，干预使所有被试的判断和解释都取得了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在后测中体现为儿童更倾向于以那些可支持正确解释的概念为依据、经过思考而做出判断。所有条件下儿童的认知均有改善的结果说明，任何有儿童观点参与其中的干预和提供反馈的策略对于促进儿童对先天、后天特征是否都可以传递的理解均具有意义。不过，认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意味着不同干预条件下的认知改变没有程度差异，观点不同组的成绩好于观点相同组，且二者都好于个人组。这同样证明相互交流和讨论能更好地促进概念转变，明确的社会性冲突是概念转变过程的核心。

4.3　被试年龄选取的适当性对儿童理解遗传概念的影响效果

对不同年龄被试的干预效果存在差异是因为儿童关于遗传的最初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所致。Williams和Affleck关于遗传概念的干预研究针对的是4岁和7岁儿童，发现干预后这两个年龄段的被试成绩都没有提高。这也许是因为两组年龄跨度过大，干预前他们的认知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的缘故。具体而言，4岁儿童的理解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理解干预内容，干预也就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而7岁儿童的理解趋于成熟，干预之前他们关于胎儿期的成长和出生的基本知识本就处于较高水平，干预的增长效果便显得不够理想。尽管其他研究选取年龄接近、认知水平基本相同的被试，但这些研究没有探查随年龄增长儿童的遗传概念的发展趋势。

5　以往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有关儿童对遗传的理解的干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由于遗传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策略的不同，过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和不足，这些争议和不足对未来的遗传干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以往关于遗传认知干预研究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给儿童讲授事实性知识，研究者认为基本事实性知识是儿童理解特定领域现象的起点；但干预训练后发现对父母双方对子代的身体特征的传递都有贡献这一遗传特征依然理解不足。虽然有研究在事实性知识的基础上为幼儿提供了遗传基因的知识，但结果并没有发现“基因”知识对幼儿的正确判断有显著影响。今后的研究要着重探讨的是怎样针对学前儿童设计适当有效的干预内容和干预形式，促进他们对遗传现象的生物学推理。

其次，尽管许多研究者考查了干预训练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遗传认识的影响，但对于儿童究竟在哪个年龄获得遗传概念还没有达成一致。原因可能是干预对象年龄选取的适当性问题。Terwogt等发现学前儿童对于遗传的推理看上去似乎是“似理论的”，但仍然受生物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信息的影响；而大多数10岁儿童在遗传相似性的推理中，就很少出现混淆不同领域知识的情况。尽管他们认为儿童遗传认知发展的最佳时期可能是在6～10岁之间，但这个年龄跨度还是太大，后来有研究相对明确了干预训练对学前期和学龄初期儿童掌握遗传知识的作用，但同时也发现，对于那些年龄相同、最初认知水平相近的儿童，同样的干预活动带来明显不均衡的干预效果的情况也存在。以后的研究也许还应当关注在同样干预条件下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儿童，探索各种干预策略究竟如何影响其认知转变的。

再次，对儿童的生物学认知与社会文化和经验因素之间联系的探讨逐渐为人们重视，近年的研究已经确认影响儿童的生物学概念的因素包括文化环境、生活教育背景、喂养宠物的日常活动和家庭的组成结构等。比如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可能获得了更多的关于遗传和基因的知识。也许，来自于家庭内部的交谈和父母对家庭和遗传的讨论能够促使这些儿童在遗传任务中有良好表现。另外，拥有宠物或生活在重组家庭的儿童通过日常生活也可能得到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未来的研究应涉及那些受社会文化、经验等影响的多样的知识类型，设计适当的干预指导，进一步探查并明确促进儿童生物学遗传认知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更次，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智力正常儿童遗传概念的发展上。Mahler的研究关注了智力发育迟滞(borderline of memal retardation，BMR)儿童的状况。结果表明这些儿童遗传概念缺失，表现为一种不成熟的生物学理论。BMR儿童能否从学校教育中受益、能否放弃他们的错误知识而经历概念转变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而这些儿童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缺乏相关的生物学因果解释信息。为了帮助BMR儿童克服他们滞后的因果推理，采取特殊教育则是必要的，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针对BMR儿童概念发展的有效干预对策。目前，重组以往存在的知识结构和对抗明显的错误概念已经被证明是重要的教育方式，不过，根据Pine和Messer的观点，儿童是否有机会、有能力口头表达自己具备的知识在概念转变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依此来说，鼓励、训练BMR儿童表达和解释他们对教师提供的科学事实的理解可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方式。那么，为这些儿童接受和理解遗传知识提供支持也是今后有关遗传的干预训练研究的重要任务。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5

关键词：医学遗传学；教学方法；思维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2-0129-02

医学遗传学是遗传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随着现代生物学和现代遗传学研究的发展，医学遗传学成为医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医学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人类遗传学探讨人类正常性状与病理性状的遗传现象及其物质基础。而医学遗传学则主要研究人类（包括个体和群体）病理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物质基础。医学遗传学通过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遗传因素的关系，提供诊断、预防和治疗遗传病和与遗传有关疾病的科学根据及手段，从而对改善人类健康素质作出贡献。[1]笔者经过教学实践，切身体会到，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巧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讲授中多提几个“为什么”，往往能很好地开发学生的思维层次，当学生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时，就会孜孜以求，全神贯注。

例如在讲遗传学绪论部分时，告诉同学在高考之前都要进行常规色盲的检测，并出示幻灯片让学生观看，学生会看到一个色盲检测的卡片动态图，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高考的时候要做色盲测试呢？你们能辨认出色盲检测卡片的数字吗？色盲是否是遗传病？色盲的致病基因是显性还是隐性呢？色盲的致病基因是位于常染色体还是性染色体呢？”这一有趣的现象马上会激起学生的兴趣，这时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答案在本次课的讲授内容，当然学生在以后的听讲中学习的主动性就会提高起来。又如在讲授多基因遗传与多基因病这一章节时，理论性较强，比较枯燥，学生往往觉得索然寡味，笔者结合新闻媒体及报纸上关于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年轻化的趋势事件的报道，以及生活中经常见到痤疮、小儿肥胖等症状，然后质疑：“为什么我国高血压、糖尿病发病率比较高？这些疾病是由单个基因控制还是多个基因控制？会不会受到后天环境因素的限制？父母患此类疾病，子病风险如何？”学生往往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这一现象会满怀兴趣，这样再介绍多基因遗传与多基因病的概念，多基因遗传特点，多基因病的遗传特点，多基因病发病风险的估计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能更加透彻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加深印象。在近几年教学实践中，我体会到精选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很好地激发起学生对医学遗传学的兴趣和学习的能动性，使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不再认为学习是一种负担。

二、在教学中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应用。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知识和能力得到同步提高，这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了解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2]（1）培养学生的对照和比较能力。对相似又有联系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异同点，以澄清易混淆的概念，寻求概念的联系和对相关概念的加强。如在不规则显性遗传中出现的表现度和外显率这两个概念，学生往往容易混淆，首先外显率是指一定基因型个体形成一定表型的百分率。即某一显性基因在杂合状态下或纯合隐性基因在一群体中得以表现的百分比；群体中如带有某一致病基因的个体100%发病称完全外显，外显率低于100%时，为不完全外显或外显不全。而表现度是指一定基因型所形成表型缺陷的严重程度。表现度不一致是指具有同样基因型的个体，其表型缺陷严重程度有差异。如成骨不全患者家系中，有的患者仅有蓝色巩膜或骨折，有的有蓝色巩膜和骨折，有的有蓝色巩膜、骨折和耳聋。所以表现度要说明的是在致病基因已经表达的前提下表现的程度如何，是属于“量”的问题；外显率阐明基因表达与否，是属于“质”的问题。通过这种比较就找出了两者的区别，抓住了各自的特点。（2）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全面分析综合是把事物各部分、各特性结合成一个整体，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复结。如染色体畸变根据畸变的类型不同，可分为两大类即数目畸变与结构畸变，又可根据其特点对其进一步细分，引导学生找出它们的区别，作出图表（图1），在对知识的掌握以及以后的复习中就可以一目了然。（3）抓内因与外因关系，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根本属性，外因推动发展。任何孤立内外因的关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利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有利于学生理解和了解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我们知道多基因遗传是指一种遗传性状或遗传病受两对或两对以上基因的控制，每对基因彼此间没有显性和隐性的关系，每对基因对表型的效应都很小，但是各对基因的作用有积累效应，但是多基因性状或遗传病的形成除受微效基因影响外，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这种遗传方式称为多基因遗传或多因子遗传，又称复杂疾病。其中的决定遗传形状的多对微效基因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内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其中的环境因素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外因，则起着条件性的作用。这样对多基因病的理解就更深入透彻。总之，启发学生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来学习，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事半功倍。

三、注重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结合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渐成熟，多媒体的传播技术已进入千家万户。这使得学校里一只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手段显得落伍了，多媒体课件应运而生。[3]如在讲授医学遗传学的21三体综合征这一章节时，在放映患儿图片的同时附有视频资料，就能增强学生对该遗传病的感性认识，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还可以为学生以后在临床上进行遗传病的诊断打下基础，并由此引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尽管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教学的重要手段正以它的优势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但在使用多媒体的同时不应忽略传统的教学手段，应使两者相辅相成，取长补短，达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传统教学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其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正是现代机器的盲点。教师在黑板上边写、边画、边讲解，某些公式和定理的推导过程、某些经典题目的解题过程，甚至可以把解决此问题时的思路和争论融会在讲解中，这样才会引出学生对知识的兴趣，才会将所学的知识消化、理解。教学效果会好得多。如在讲授两种单基因病的致病基因位于同一对同源染色体上的传递规律这一章节时。课本常通过举例计算子病风险情况。以往教师主要对着多媒体课件来进行讲解，往往是老师已讲述很多遍，而学生仍未理解。现在通过教师亲自板书演示整个演算推理的过程使其生动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再附以讲解，就迅速地拉近了多媒体课件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他们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情绪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增强了学生对两种单基因性状的独立与联合传递规律及发病风险的认识，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被激发起来。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板书的联合应用，使得课堂教学形象化、生动化，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课堂所授内容的掌握率也大大提高。

四、注重将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与疾病案例相联系

医学遗传学授课始终强调以疾病为中心，以遗传为基础，深刻理解遗传与疾病的内在联系。[4]因此在各类遗传病教学时，引入临床真实病例，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使学生在分析讨论过程中理解和巩固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加深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例如，我们在讲授常染色体以及性染色体遗传病时选取大量的真实病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逐步分析家系信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典型遗传方式和延迟显性、遗传印记、早现遗传等特殊现象。结合本教研室老教师多年收集积累的病案多媒体素材，包括遗传性震颤、遗传性共济失调、舞蹈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结肠息肉、18三体、猫叫综合征、唐氏综合征等多媒体，图文并用，加大了课堂信息量，增加了直观性。通过这种方式的教学，课堂教学质量高，教学效果明显，得到学生好评。

五、以教学带科研，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互进

“在教学中研究”，更应该“在研究中教学”。[5]作为医学遗传学的一线高校教师，面对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应该明确其中教学是最主要的任务，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任务。如果把科研理解为简简单单写几篇论文那还是肤浅的，教师只有针对教学实际问题而有所选择地学习教育理论，且将自己的领悟应用于教学实践中，自己的科研才能表现出其价值。脱离教学的科研是没有生命力的。为此我时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渗透在教学中，具体我是这样做的：首先，我在课堂教学中既讲述前人的论述，也介绍自己在科研中形成的观点。这样，缩短了教师、教材、学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独立思维、培养学生分析能力与创新精神。其次，从自己的研究体会出发，引导学生进行相关课题研究。训练学生做一个有心人，懂得如何围绕选定的专题系统地收集、整理资料。比如讲到单基因与多基因遗传病时，我就向学生详细阐述了基因治疗的研究思路，例如血友病系X连锁隐性遗传病，通过转基因的方法使患者持续表达缺失的凝血因子，那么患者的症状就会明显改善。又如，糖尿病属于多基因遗传病，通常是由于患者体内胰岛素含量绝对或者相对不足，疾病发展到后期，最终常需要借助于胰岛素治疗，而目前的干细胞与基因治疗的结合使得糖尿病的根治成为可能，尽管目前还处于临床前期的研究阶段。

医学遗传学发展很快，新内容不断增加。因此，教师既要把握好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同时又要引导学生了解学科进展，培养医学生能准确有效地分析、诊断遗传病的能力和较强的遗传优生咨询能力，因此教学中渗透现代教学理念，把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指令性课堂向以学生为主体的非指令性课堂转换，把教师从单纯传授知识向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转换，加强与临床病例的联系，提高学生的医学遗传学素养，培养出高质量的医学生，以崭新的知识体系适应分子医学的时代。[6，7]

参考文献：

[1]蔡丽琼.浅谈医学遗传学教学的体会[J].安徽医药，2007，11，（7）：671-672.

[2]姜泽群，赵凤鸣，詹秀琴，等.医学遗传学教学改革探索[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2，11，（9）：937-939.

[3]曾新.医学遗传学教学实践与课程建设[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5，6：55-56.

[4]张成宁，俞萍，祁鸣，等.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浅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18-19.

[5]彭翠英，刘俊，.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的思考[J].西北医学教育，2012，20，（4）：739-741.

[6]刘鹏，张责寅，高佩琦，等.医学遗传学理论教学改革探析[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8，28，（5）：29-30.

[7]周桂芳，赫连慧紫.医学遗传学与遗传病例授课的整合[J].生物学杂志，2006，23，（3）：54-55.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6

关键词：表遗传学；传统遗传学；发育；进化；

作者简介：薛开先，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肿瘤遗传学，表遗传学。

本世纪以来，表遗传学(Epigenetics)快速发展，已成为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等研究领域的前沿[1~4]；同时，引起公众的关注，著名杂志“时代(Time)”发表评述：“DNA不是主宰”[5，6]。近两年来，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编者按或著文指出，随着表基因组(Epigenome)时代的到来，表遗传学是核心思想和下一件大事[7~9]。从公众到学术界，表遗传学研究得到如此关注和重视，使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表遗传学发展的启示、重要进展，及其对遗传学的意义等基本问题。

1表遗传学的产生和发展

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之一，与生物的发育、进化等学科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主流生物学认为遗传和发育是同一个问题[10]。至19世纪下半叶，遗传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865年孟德尔发现“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提出了遗传因子说来解释这些遗传现象；1879年，Flemming发现染色体，随后Wilson和Boveri等通过实验证明，发育的编程存在于染色体中；1911年摩尔根在果蝇的伴性遗传中证明，遗传因子存在于染色体上，并发现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基因遗传的连锁和互换规律[11，12]。此后，当遗传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传统遗传学不能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Muller等的工作表明，基因的易位或染色体重排能影响基因性状的表达，看来基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功能还受到在基因组中的位置的影响；在基因组印记基因中，表现的性状取决于亲本的来源，表明双亲的等位基因对性状的遗传贡献并不相等[10，11]。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很少考虑对方的成果和方法，各自发展。至40年代，一些生物学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中通晓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的WaddingtonCH(1905–1975)于1939年首先提出“发育是表遗传的(Epigenetic)”；1942年他又提出表遗传学(Epigenetics)和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等概念，主张将两个学科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表遗传学是研究基因型产生表型的过程[1，2]。其实，具有发育生物学背景的摩尔根也有类似认识，早在1925年《基因论》一书中就认为：“明了基因如何对发育中个体发生影响，毫无疑义地将使我们对遗传的观点进一步扩大，对于目前还不了解的许多现象也多半会有所阐明”[4]。此后遗传学发展遇到一些难题，也印证了开展这类研究的重要性[4]。

在个体发育中所有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组，是何种机制调控基因表达的特异性编程，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组织细胞，一旦建立就能在谱系细胞间遗传；又如，人类同卵双生子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根据传统理论应发育成完全相似的两个个体，然而约有1/3的同卵双生子20岁后出现了个性和疾病易感性等方面的差异；另外，成体组织细胞核移植实验发现，虽然所形成的克隆胚胎具有完整的基因组，但实际上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常出现各种异常，多数在出生前夭亡，少数生存的个体也有多方面的异常，并且寿命较正常胎生的个体短[4，11]。

表遗传学概念提出后，由于对其机制还不清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直至1975年Holliday等在研究中发现，DNA甲基化在基因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是发育中基因活性调节的开关；另外，他还推测存在一种维持型甲基化酶，能识别复制的半甲基化DNA，从而解决甲基化模式的遗传问题[4，12]。此后的10多年间，没有发现这种甲基化酶，表遗传学又是一段沉默。

20世纪90年代，表遗传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首先证实了维持型DNA甲基化酶的存在，如小鼠剔除DNA甲基化酶基因，则发育异常；在人类肿瘤中发现，肿瘤抑制基因p16因高甲基化而灭活，如用去甲基化抑制剂处理，能使p16基因复活。上述研究提示，DNA甲基化在正常发育和肿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4]。其次，在染色质结合组蛋白的研究中发现，组蛋白各种修饰如乙酰化、甲基化和磷酸化等，可影响各种调节蛋白和功能复合物与DNA接触通路；各种修饰组合构成的“组蛋白密码”，提供了效应蛋白的结合点，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作用[2，4]；另外，还发现染色质和基因组转录的非编码RNA在基因表达调控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至此，表遗传学机制的框架已初步确立，并在各种类型的生物得到证实。2001年Science专辑发表一组评述，系统介绍了表遗传学研究领域和进展。2003年，Nature就双生子等表遗传学研究发表述评。21世纪表遗传学迅猛发展，上述遗传学存在的难题已有不同程度的阐明，并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显示表遗传学已成为主流生物学和医学的一部分[2~4，13]。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及其后续计划的研究，提升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但也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传统基因中心论形成了冲击。例如：(1)人类基因组约有10万个基因，而实际只测出不足25000个，约是果蝇的2倍。有学者质疑，只有不足2%的DNA序列就含有充分的遗传信息，调控人类的生长发育和生命的全过程，而98%的DNA为“垃圾DNA”[4，14]；(2)不是机体愈复杂基因数愈多。如在脊椎动物中编码蛋白质基因的数量、编码序列的长度并没有显著改变，而它们的发育复杂性存在巨大的差异；深入研究发现，90%以上的基因组被转录，生物学复杂性通常与基因组非蛋白质编码部分相关，而编码蛋白质基因维持相对的静态；各种类型的非编码RNA几乎调节各个水平的基因表达，构成一个巨大、高效的调控网络，促进正常的发育和生理过程，其功能异常可引发疾病，而这些正是表遗传学的研究领域[14，15]；(3)人类基因组约有1千多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曾有学者期望于通过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确定一些常见病的个体易感性，但迄今为止，包括应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y，GWAS)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总体上两者间的关联性不如预期的那样好[4，16]。

只有从史学角度分析一个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存在意义。对上述表遗传学发展的过程和背景的分析表明，表遗传学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能够克服和补充传统遗传学之不足，随着表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促进新一轮的遗传学的发展[17]。

2表遗传学与遗传学的关系

2.1表遗传现象与非孟德尔遗传方式

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的改是变[11]。表遗传学遗传或表遗传(Epigeneticinheritance)涉及非DNA序列编码的信息或基因表达状态，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的传递[19]。这种能影响后代性状的表遗传信息，没有DNA原始结构的改变或来自环境的诱因。目前，多把涉及个体世代间的表遗传称之为跨代表遗传(Transgenerationalepigeneticinheritance)，尽管在单细胞生物，细胞分裂与世代交替是一致的，而在多细胞生物就可能有不同的机制和进化意义[20]。

百年来积累了许多不能用孟德尔规律解释的遗传现象，例如基因组印记、位置效应花斑、副突变、表突变、X-染色体失活和转基因沉默等。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些现象都有其表遗传学基础。

基因组印记是一种表遗传现象，其特征是某些基因以亲本来源特异性、等位基因差异性表达，这类印记基因约占基因组基因数的1%，是哺乳动物和有花植物的独特现象。经典的孟德尔遗传，遗传性状的形成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等位基因的表达；而印记基因的表达是由染色体亲本来源所决定、单等位基因表达；受影响的基因在男、女性后代中显示与亲本特异性相同的表达[15~17]。现已研究表明，基因组印记是由于特定亲本等位基因差异甲基化区(DMR)高甲基化的结果[4，14]。

位置效应是指当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发生改变时，影响该基因的表达，位置效应花斑(Position-effectvariegation，PEV)是其中的一种，是由Muller等于1930年首先在果蝇研究中发现的。在位置效应花斑情况下，由于基因周边基因组环境的改变引发了基因可逆性灭活，通常是由于处于有转录活性常染色质区的基因，通过染色质重排，移至邻近无转录活性异染色质区，因异染色质能随机扩展，引发部分基因的失活，这样在相同遗传背景的细胞群体中产生镶嵌表型的花斑[4，14]。

副突变(Paramutation)也是一种表遗传现象。根据孟德尔的分离规律，来自双亲、决定性状遗传的一对等位基因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在生殖细胞形成时，各自分离，分别进入配子。副突变是一对等位基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此时沉默的等位基因通过反式沉默另一等位基因，并可通过减数分裂遗传。沉默等位基因是副突变源性的(Paramutagenic)，具有副突变能力的等位基因是副易变的(Paramutable)；沉默的副易变等位基因在下一代则获得了副突变源的能力，因此这一可遗传的表达状态能在群体中迅速传播。最近的结果表明，副突变关系到RNA介导的、可遗传的染色质改变，以及许多与RNAi途径相关基因的变化[4，14]。

其他一些传统遗传学之谜随着表遗传学进展也在逐步解开。例如：同卵双生子间个性和易感性等的差异，是基因组甲基化模式差异的结果；在发育过程中，分化细胞所形成特殊的基因表达模式，通过细胞记忆在细胞世代间稳定传递，维持细胞的同一性，即体细胞表遗传现象。在肿瘤发生中，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和基因突变一样，引发肿瘤抑制基因的灭活；生殖系hMLH1启动子区的高甲基化引起的表突变，同样可引发遗传性肿瘤，等等[4，14]。

2.2传统遗传学信息与表遗传学信息

近10多年来的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研究进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基因组含有两类遗传信息，传统遗传信息(Classic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合成生命所必需蛋白质的模板，表遗传信息(Epigeneticin-formation)提供了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应用遗传信息的指令。它们的遗传物质基础、编码和遗传方式不同。编码蛋白质的遗传信息贮存在DNA序列之中，通过半保留复制准确地传递给后代，因此除非偶发突变事件，通常遗传性状不受所处环境和亲本行为等的影响，在世代间稳定地传递[4，14，21]。

表遗传信息提供了在细胞内选择性地激活或灭活基因功能，这是更高层次和特化的遗传信息[22]。大量的研究显示，染色质修饰是基因转录活性调控的基本机制，其中关键机制是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由于这类修饰的组合本质，大大地延伸了遗传密码的信息潜能。它们再与染色质重塑复合物、核内系统结构和ncRNA协同，决定了受控基因区段的染色质结构和其转录活性[23，24]。在细胞分裂中，表遗传学信息的复制机制除DNA甲基化外其余的尚不很清晰，其保真度不如DNA复制可靠；它们易受到环境压力、营养和亲本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修饰的表基因型可传递给后代，引起表遗传性状的改变[4]。

从上述可见，生物至少存在有3个不同层次的遗传信息：一是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DNA调控序列，蛋白质是生命体系中结构和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遗传信息；二是由编码RNA基因组成，这类基因主要存在于非蛋白质编码的DNA序列中，转录形成的多种类型的ncRNA构成巨大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三是表遗传信息，贮藏在DNA及与其结合蛋白的各类共价修饰和染色质构型之中，是表遗传学调控的基本机制。它们之间的功能协同，才能完成生物的遗传过程；同时完成了从基因的一维遗传信息向三维的表遗传信息的转换[25，26]。

2.3基因组与表基因组

基因组是机体遗传信息的总和，其中包括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基因)、非编码DNA序列(非编码RNA基因，non–codingRNAgene)、基因表达调控序列和功能尚未被阐明的DNA序列。早期曾把单倍体(全套)染色体组称之为基因组。

表基因组是遗传信息载体—染色质生化修饰的总和。表基因组是编程的基因组，表基因组信息主要由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核小体定位和染色质高阶结构组成。在个体发育中胚胎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但在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下，通过分化产生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组织细胞，从而具有各别的表基因组，故表基因组是调控基因表达的模式，也是一类细胞的总体表遗传学状态[4，28，29]。

与基因组比较，表基因组更为动态，这反映了细胞处于不同时空下的功能状态。同时，表基因组处于基因组与环境的界面，它能将动态的环境与遗传上静态的基因组连接起来，除通过上述的染色质修饰机制外，还与另外一些非共价修饰的表遗传机制如miRNA和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等相关。因此，表基因组在发育中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有序、协同的生物学过程，依据遗传和环境信息，产生一定的基因表达程序，结果形成特定的表型；而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还能对环境应激作出反应，可能引发表遗传异常疾病。因此，表基因组将环境和基因型与表型和疾病连接起来[28~30]。

2.4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是遗传学的一体两面

遗传和变异是生命的基本现象，对遗传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遗传性状在生物世代间的传递规律，研究基因复制和变异等的机制，而且要研究遗传性状在个体发育中的形成与变异，研究调控和实施遗传学信息的分子机制。可见，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遗传学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世间万物一样，遗传也有阴阳两个方面[17，18]，基因编码蛋白质，有实质功能，表遗传修饰在其上，为阴；表遗传修饰在DNA外，调控基因的表达，为阳。两者既相区别、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构成同一性，完成生物的遗传、变异和发育、进化过程。

近年来积累的实验事实也表明，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相反相成、密不可分而成为现代遗传学的两个方面。例如：(1)表遗传现象是遗传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如基因组印记、X-染色体失活和表突变等，在人体的正常发育和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2)传统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载体有不同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其中基因组DNA能精确地复制，保证了遗传学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物种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又通过具有不同程度稳定性的表遗传学机制，如组蛋白修饰所产生的基因灭活，多为短期的改变，用于转录因子基因等的抑制；而DNA甲基化所引起的基因灭活，多为长期的改变，提供了特定序列如转座子、印记基因和干细胞多能性相关基因等的沉默，使基因组能根据机体自身的信息、程序以及内外环境信号适当地表达，在个体发育中能与环境达到实时的平衡或适应。有时环境引发种系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能产生可遗传的发育表型，作为自然群体中的表型变异，提供了自然选择的原料[4，14，31]；(3)传统遗传信息和表遗传信息相互为根，彼此依存。表遗传信息是动态的，需要编写表遗传信息的各种DNA和组蛋白修饰酶(Writer)，如DNA甲基转移酶和组蛋白乙酰化酶等；并在有必要时，能及时消除这些修饰的酶((Erasers)，如DNA去甲基化酶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等；以及含有识别表遗传修饰结构域(Domain)的效应分子(Readers)，如含有JumonjiC结构域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表遗传学调节还必需有表遗传学接头(Epigeneticadaptors)或介导分子，如甲基化DNA结合蛋白以及染色质重塑酶、非编码RNA等，所有这些以及组蛋白本身都是由DNA所编码，因此没有遗传信息就没有表遗传信息；同样，在遗传信息实施过程中，只有在表遗传信息适当调控下，才能合成所需蛋白，进而形成由各种组织器官构成的、功能协调的整体；而被表遗传机制沉默的基因没有任何生物学功能，仅是一段化学物质DNA而已。可见，只有当遗传信息与表遗传信息按遗传发育编程分工协同，才能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完成遗传性状的传承。传统遗传学和表遗传学应是现代遗传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14，32，33]。

3表遗传学与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

表遗传学的发展与发育生物学及进化研究密切关联，并从彼此的研究中获益[11]。

3.1表遗传学与发育

性状的遗传在发育过程中得以实现，然而传统遗传学长期不能说明有关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从单一细胞的受精卵分化形成由多种细胞类型组成的、复杂的多细胞生物，而这些细胞具有相同的基因组；二是什么样的分子机制参与表型遗传[35]。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等的研究进展，明确显示遗传因素本身不足以说明发育过程和表型形成，因为遗传性状的形成还依赖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表遗传学机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36，37]。表遗传学机制调控从受孕至死亡的所有生物学过程，包括在早期胚胎发育的基因组重编程、细胞分化、定型、谱系细胞的维持和配子发生等，因此发育是表遗传的[24，31]，正如1939年Waddington所说的那样。

从受精卵开始的个体发育需要遗传和表遗传程序的密切协同，由于DNA序列不变，是表遗传机制编排了各种细胞类型特有的基因表达程序，从而使分化形成的各类细胞获得了不同的结构与功能。这种表遗传编程(Epigeneticprogramming)是正常发育中的一种生理过程，表遗传学机制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通过建立有丝分裂可遗传的、活性或抑制的染色质状态，调控发育潜能和细胞同一性；同时这些编程通过细胞记忆，可在各谱系内细胞世代间维持[4，38，39]。

成体哺乳动物每一类型的细胞都有自己的表遗传状态，它反映基因型、发育过程和环境的影响，最终产生一定的表型。这些表遗传学状态在大多数分化细胞已被固定下来，然而在正常发育的某些阶段或疾病的情况下，细胞就会发生表遗传重编程(Epigeneticreprogramming)，首先需要消除原有的表遗传学标志，随后建立不同的表遗传学标志和基因表达编程。已知在两个发育的关键期发生表遗传学重编程，一是在配子发生期，重编程发生在原生殖细胞，使配子全能性恢复；二是发生在发育早期的植入前阶段，同样使胚胎细胞获得全能性[4，40]。

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originsofhealthanddisease，DODaH)理论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并有人主张应将这一成果转化为干预和政策。该理论认为，在生命早期阶段特别是发育中的胚胎，对环境因素的作用最为敏感，因为此期DNA合成速度最快，并在精确构建对正常发育所必需的甲基化模式和染色质构型，不良的环境因素如母体营养状况、环境毒物的暴露和心理压力等，可通过表遗传学机制改变细胞的表基因型，并通过细胞记忆得以维持，进而影响成年后一些慢性病如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的发病及其病情。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许多慢性病起源于生命发育的早期阶段，与表基因型异常改变相关；这一疾病发育起源说不仅揭示了复杂、非孟德尔疾病的病因和病理机制，而且为这类疾病的预防和开发高效、低毒的表遗传学药物提供了设计的依据[41，42]。

3.2表遗传学与系统发育

遗传是生物系统发育或进化的基础，表遗传学发展历史不长，与进化关系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需要深入探讨。

3.2.1表遗传机制是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

在进化过程中表遗传调控机制是作为宿主抗病毒和抗寄生序列的防御机制而进化，例如在植物和真菌中，DNA甲基化主要局限于转座子和DNA重复序列；在酵母、线虫和果蝇中几乎不存在DNA甲基化，果蝇因转座子等的作用使自发突变率高达50%~80%；哺乳动物DNA甲基化的程度较高，并且是表遗传学调节的主要机制，由于重复序列和转座子被高甲基化，自发突变率显著下降。可见，DNA甲基化调节基因的表达，是生物界进化到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5]。

3.2.2表突变和表遗传变异

表突变是特定染色体位点的、可遗传的表遗传信息或状态的改变，并产生可检出的表型改变，而不是DNA序列改变的结果[10，45]。一些表遗传变异的后代在配子形成时，亲本的甲基化改变可被消除，因此以往有人认为，这些表遗传学变异是短暂的，不可能是稳定地遗传，因而忽视其在人工和自然选择中的作用。近年来增多的证据表明，表遗传学改变特别是DNA甲基化改变，能与突变一样通过减数分裂遗传，可传递数代[44，45]。已在人类证明，有一些家族性大肠癌就是由错配修复基因MLH1和MSH2的表突变所引起[48]。

3.2.3表遗传变异与进化

非DNA序列变化的表遗传学状态的改变，可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传递，拓宽了遗传的概念，挑战目前广泛被接受的、基因中心论的新达尔文主义；获得性状遗传问题又重新提出，并认为在多个生物学、医学领域是重要的[17，47，48]。有研究者认为获得性状遗传可用表遗传学理论来解释，即食物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能激活某些途径，引起表遗传状态的改变，并传给后代，这在营养对小鼠毛色、饥荒对人类后代疾病易感性影响的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3，5，6，49]。进一步研究认为，表遗传机制可促进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动力。环境持续诱发的、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能引起表型的改变，接受自然选择，因此有人认为，表遗传学过程在进化中起中心作用[50]。

4表遗传学定义和中文译名问题

4.1表遗传学定义

表遗传学这一术语首先由英国发育生物学家Waddington提出，他主张把发育与遗传结合起来研究。当时积累的事实已使他认识到，在遗传学之上(‘overandabove’genetics)必然存在某种因素，能使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细胞在发育中分化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1942年，他把前缀epi-加genetics结合，创建表遗传学一词，并认为它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基因与其形成表型产物间的因果作用。在这一定义的原意中，是指修饰基因型表达、产生特定表型的所有分子途径[4，51]。

此后50多年间，随着分子生物学对表遗传学机制认识的深化，表遗传学的定义也在演进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Holliday就认识到，存在不依赖DNA序列改变的、新的遗传方式，他根据自己的工作，认为DNA甲基化改变与基因活性调控和一些非孟德尔遗传现象相关。20世纪90年代，阐明，先后有学者提出了至今仍较常用的两个定义：(1)表遗传学是研究不能用DNA序列变化解释的、能通过有丝分裂或减数分裂遗传的基因功能变；(2)表遗传学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改变[4，10，34]。

进入新世纪，又不断有研究者提出新的定义，我们初步收集到的就有40多种，归纳起来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主要有：(1)研究主体是基因表达、功能或表型的改变；(2)其内在机制是发生在基因组结构表面的、染色质修饰状态的改变，它们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细胞和个体世代间遗传；(3)没有内在DNA序列的改变，或不能用DNA序列改变来解释的；(4)这些改变是潜在可逆的。目前，学术界应用较多的还是上述两个较为简明的定义，如要全面考虑到表遗传学的研究内涵，可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并潜在可逆的基因表达或表型的改变，作为内在机制的染色质状态改变，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遗传。

国内的多数研究者亦采用上述两种常用的定义，但在2006年国家名词委审定颁布的遗传学名词(第二版)中，将表遗传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或细胞表观遗传变异的遗传学分支学科”[52]。显然内容空泛，没有考虑到数十年来表遗传学研究成果和学科特点。进一步修改，势在必行。

4.2Epigenetics的中文译名问题

1996年，在《人类遗传学概论》一书中作者首次将Epigenetic译成“表遗传“[53]。进入21世纪，国内在Epigenetics方面评介和研究逐渐增多，出现包括表观遗传学在内的10多种中文译名，但无论在杂志和网站上都以表遗传学译名应用较多[54]。2006年国家名词委公布的《遗传学名词》将Epigenetics译成“表观遗传学”，但编委会也认为“名词审定工作难度很大……希望遗传学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日臻完善”[52]。确实如此，表遗传学在我国的发展尚属初期，对本学科的研究和理解尚待提高；另一方面，学科译名更应审慎和周延，好的译名应有助于对学科内涵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了系列的讨论[4，17，54]。

近来在系统查阅、整理表遗传景观(Epigeneticlandscape)文献时发现，将Epigenetics中文译成表观遗传学可能是一种误读，并且对某些新术语的翻译带来困难。其他研究者也发现第二版“遗传学名词”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55，56]。因此，有必要根据一些新的资料和体悟，以及国内认同的中文翻译理论，再次审视这一译名的确切性。

4.2.1中文翻译原则

在多年的反复讨论中认识到，首先必需确立中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讨论就没有标准。目前国内翻译界大多推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并认为这是最简明、实用的翻译理论。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翻译实践，可以将“信”理解为准确、忠实地反映原文、原义；“达”要求译文能反映原文的内涵，晓畅通达；“雅”为译文的遣词造句得体，追求含蓄、典雅。

要准确翻译Epigenetics一词，首先要正确理解前缀“epi-”的含义，在陆谷逊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中有8种含义，其中医学生物学相关的含义主要有：(1)表示“在…上面”，如epiderm表皮；(2)表示“在…之外”，如epiblast外胚层；(3)表示“在…之后”，如epigenesis后成论，等等。在该词典的各种前缀“epi-”的含义中，无一有“表观”之含义，其他中英文词典亦如此。

其次是要准确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如前述，该学科是研究没有DNA序列变化的、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表型改变；其表遗传机制和信息的贮存、改变和复制，以及作用平台都在基因组的表面；作为总体的、染色质修饰特异性组合的表遗传景观(表观)，具有重要生物学和医学意义。这样在中文表述的表遗传学研究内涵中，含有的表达、表型、表面和表观4个关键词，“表”为这些词的共素，根据汉语共素缩合构词法，再结合“epi-”前缀的含义，如将epigenetics译成“表遗传学”，不仅忠实于中、英文原意，也符合中文构词法，而且可自然联想到它的定义、作用机制和理论实践意义，从而基本了解该学科的研究内涵。因此与表遗传学译名比较，表观遗传学的译名看来不够准确，也未能很好地反映epigenetics的研究内涵[54]。

4.2.2表观遗传学译名可能是误读

前缀“epi-”没有“表观”的含义，一般中文词典中也查不出“表观”一词，而表观遗传学译名出自有良好学养的作者，提示应有其依据。“表观”看来是一个缩合词，很自然联想到可能是表遗传景观一词的缩写。最近在整理表遗传景观文献时发现，在维基百科解释epigenetics词条时有这样一段话：“Epigenetics(asin“epigeneticlandscape”)wascoinedbyC.H.Waddingtonin1942”。括号中原意可理解为“如在表遗传景观”(该网有此词条)，考虑到最早译成“表观遗传学”的《现代遗传学》一书出版于2001年，写作时间会更早些，当时国内对表遗传学研究内涵尚缺乏深入理解，或为区别于已有的“表遗传”[53]中文译名，而采用表观遗传学的译名。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该作者就是因此段文字产生了这一中文译名，但还是很明显提示，表观遗传学中的“表观”很可能是“表遗传景观”的缩写。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教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有一个世代绵延的文化传承过程。如果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非物质文化现象，即发现它的活态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1]非遗的教学更加注重技能技艺的实践传承。高校由于具备人才和环境的优势，成为非遗教学的重地。它的非遗教学不仅要讲授文化遗产的源流、发展和流变，还要传承人现场教授技艺。通过教学向学生讲授和传承民族技艺，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扩大非遗的受众面。

新媒体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郭庆光认为“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括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以及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之雏形的互联网络等。”[2]高校将新媒体技术融入教育教学。这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教学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和信息，提供了多种模式和手段，增强了教学的效果，拓宽了传播空间。

（一）创立数字化的资源库

高校利用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搜集整理非遗资料，建立非遗数据库，最大程度保护民族的文化。“文化遗产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深入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工作水平的过程。”[3]非遗文化属于动态的文明，将这些难以保存的遗产数字化，对其进行数据采集，无疑是有效、永久地保护了非遗资料。2009年至今对徐州地区国家级非遗：邳州跑竹马、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邳州狮子头、丰县糖人贡、柳琴戏、徐州剪纸、徐州香包等项目进行数字化整理。内容从历史沿革、传承现状、传承人到表演现状等方面，将非遗的文字、图片、语音等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

创立数字化的非遗资源科。它包括文献资料、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料。通过对高校和文化局的档案资料，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文本资料，整理传承人的手稿和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收藏资料的整理和收集，来采集文献数据。文献资料包括曲本、曲目和研究论文与书籍等内容。编写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2001—2010）。年鉴包括每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概述，重要文献，学术活动，论著提要和论文摘要等。学院创建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中心”和“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将音像资料和网络资源放到非遗专题网站，每个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站了解非遗的常识。

（二）探寻新媒体教学模式

以“非遗”特色课程为单位，建设新媒体教学资源库，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课程，以方便老师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有些课程将“非遗”的课程改革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师生分项目或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采集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形成内容充实的调查报告。至今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达到70篇，学生以“非遗”研究为选题的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有13项。学院先后多次组织“非遗”志愿者服务队，将教学科研同弘扬祖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教师运用新媒体进行“非遗”辅助教学，如利用QQ群、微博等新媒体和学生在课外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意识。教师在课前可以在QQ群和微博中将教学的内容和重点提前告知学生，在课后将作业布置给学生。老师和学生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传输和分享自己的教学和调查研究资源，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讨论学术观点。师生互动一起去完成学习任务，这种便捷互动的教学辅助手段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开发他们的潜能和实践创新意识。

二、新媒体“非遗”教学的特点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此后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成立非遗研究机构。有20多所高校开设“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课程。现代的新媒体技术引进非遗教学不失为高等教育的有效尝试，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丰富性

新媒体不受存储、印刷和发行等限制，海量性和及时性成为其典型的特点。新媒体教学的内容也具有丰富性的特征。我院的淮海地区非遗研究中心已收录研究论文4000多篇，图书900多种，项目书90多种，图片3000多幅，实物341。2009年我院成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创立了专题网站。网站分为非遗研究资料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库两个部分，资料库包括研究的文献资料，如中外电子图书库、中外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项目资料库包括非遗项目的图片、音视频、项目书等内容，如音像资料有非遗教学和表演的作品、音视频、图片、唱片、VCD、DVD等，非遗传人授课和展示的过程制作成视频200多个。

学院开设涉及到不同学科非遗的课程。2009年学院试开设了10门非遗公共和专业选修课，如《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徐州民间文学概论》、《徐州梆子戏鉴赏》、《苏北民间秧歌》、《苏北民间舞蹈》、《沛县武术》等，收到良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已经在人文、艺术和体育学院开设15门系列非遗课程，有的课程是针对全校学生开设，有的课程由于专业性很强就在其本学科的院系试点，基本上形成了以淮海地区非遗文化为特色的课程群。将非遗系列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不同层次立体化的课程结构体系。

（二）参与性

学校将非遗引进课堂，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专业教师和一个民间艺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单一的文本和学术教学模式。“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是研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特点，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问题讨论。”[4]这种教学不仅有教师的学术讲授，还有传承人的现场展示和指导。徐州剪纸、徐州琴书、徐州梆子戏和苏北民间秧歌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定期到学院教授，举办讲座和展演。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形成良性的互动式模式。

鼓励学生参加采风调研等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组织学生对剧场、庙会和农村的非遗项目传承情况进行调查，整理非遗项目的资料，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指导学生从事非遗的调查和研究，学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为选题的毕业论文多篇，有多项非遗研究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2009年“非遗”志愿者服务队荣获江苏省百强志愿者服务队称号，学院先后多次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参与“非遗”工作。2011年我院申报的“地方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教学及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得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创新性

学院以淮海区域文化为特色的系列“非遗”课程，探索“非遗”在地方高校传承的有效途径。2009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学院邀请江苏柳琴、徐州梆子戏、徐州琴书、睢宁落子舞等“非遗”项目名家进校园表演，观看师生达到4300余人次；组织了3次大型“非遗展览”；举办专题展演和讲座26场。学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淮海地区“非遗”的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

教师运用多媒体录音和视频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运用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课后交流。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提高其对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遗的传播空间。学生参加非遗进校园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收看传承人的知识讲座，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生成为非遗文化的接受者，还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有的课程以学生的汇报表演来评定教学的效果。

数字化的教学资料，多媒体和信息化的教学手段，都突破了以往非遗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2010年学院与文化局共同举办“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举行非遗项目的表演。利用网络这个新型文化传播平台，建立非遗教育网站、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非遗在线图书馆等为广大的网民提供快捷随时、方便灵活的非遗知识服务。不同层次的公众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的文化，提高对非遗的认知度，强化其传承意识，扩大传播范围。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很多学生有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通过教学有的学生成为非遗项目的专业人才，有的则成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5]教育传承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最深入的方式。新媒体技术在高校非遗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创新能力。学生在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和直接参与的教学实践中接受本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基金项目：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YGJ1434)

注释：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8—1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3.

[3]陈刚.文化遗产领域信息化及其发展问题的思考[N].中国文物报，2006：12-18.

[4]徐艺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高等教育的使命[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0，（1）：69.

[5]徐金龙.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对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1）：118.

表观遗传学研究内容篇8

[关键词]遗产；遗产旅游；双重属性；内生矛盾；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遗产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遗产已成为目前超过40％的国际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成为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针对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需要跳出诸多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末以来表现得日益明显。首先，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在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遗产概念的拓展以及遗产与历史的关系等议题，得出了遗产价值性和选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将诸多矛盾的日益凸显归因于在新形势下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和持续嬗变。2003年，文化学者皮克汉姆(Peckham)进一步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践中，利益主体在“利用什么遗产”和“如何利用遗产”的问题上，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冲突与妥协进程中，从而外化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学家格拉汉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遗产的双重属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具有先天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基于这一内在特性，作为遗产利用方式之一的遗产旅游必然孕育了诸多矛盾。

围绕上述研究主线，本文将从“什么是遗产”的基本问题出发，尝试对西方学术界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和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什么是“遗产”

关于“什么是遗产”，字面定义和技术定义是最基础和常见的两种方式。从字面意思而言，“遗产”是有价值、被前人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财富。对遗产的价值性和历史性的认可反映在自始以来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遗产研究主线中。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艺术品以及各类历史纪念物等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起了考古学家、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等的浓厚兴趣。其次，19世纪后期，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能够显示地球久远历史的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过程及结果的自然要素、环境和区域等自然遗产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遗产的文化意义同样得到认可。例如，马森(Mason)认为，壮丽的自然景观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遗产的技术性定义中，UNESCO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践中，“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拓展。近30年来，在遗产商业化的强劲推动下，遗产内涵的拓展日益显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历史多元化和现时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体表现。首先，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远已不再是判断遗产价值的必要标准。其次，遗产内容体系得到扩展。不仅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雄伟壮观的历史对象，包括那些历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矿井、农舍和民间小镇)都被纳入遗产的范畴。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为标志，非物质遗产逐步得到普遍重视。时至今日，“遗产”已是一个包含多组要素的概念体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自然的与文化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以及个人的与群体的等。

在“什么是遗产”的讨论中，遗产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论题，可分为对立论、功能论和折衷论3种观点。首先，持有对立论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贺维森(Hewison)、约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为代表，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历史”，没有呈现真实的、经得起专业考证的“历史”，而是选择性地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视角。代表性论点包括：真实性的缺失是遗产商业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遗产产业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准确处理历史年代表；当今的遗产呈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历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论的学者以普伦蒂斯(Prentice)为代表，他们不赞成将遗产和历史断然对立起来，认为遗产与历史都具有桥梁作用，能将现代人与过去连接起来，只是方式与效果有所区别而已。近年来，折中主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种观点既认同遗产与历史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又承认遗产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例如，洛文塔尔(Lowenthal)认为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不是对历史的探索而是颂扬；不是希望呈现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现时目的的一种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认为，“遗产”最恰当的定义是“对历史的现时利用”。奥尔森(Olsen)和提莫斯总结性地提出，遗产的本质是基于现时目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及规范而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

3、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

3.1　理论的提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产业(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发展，价值性和选择性等遗产的本质特征日益体现在实践中，并外化为诸多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问题。作为遗产产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问题。

霍尔(Hall)认为，旅游与政治学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据此，以李希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旅游无法回避关于权力和资源的争夺，遗产旅游中矛盾凸显和激化的根源是遗产管理和利用的权力天平的持续嬗变。具体而言：(1)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专家主导的遗产研究和遗产再现方式日益受到挑战。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相关决策；(2)遗产吸引物逐渐从公共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私有化、企业化和娱乐化的管理导向；(3)现代化技术设备的运用强化了遗产再现在旅游者体验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场导向下，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对遗产产品设计和服务转型的影响日益显著。1999年，文化学者罗宾森(Robinson)提出了一个遗产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该框架以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为出发点，以区分遗产旅游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范畴为目的，将消费和生产两大过程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划分矛盾范畴的坐标之一。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遗产旅游政治性和罗宾森矛盾范畴划分的思想，认为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是遗产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终形成了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图1)。

3.2　基本理论框架

3.2.1　一个核心观点

1994年，该理论的倡导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本L23 J。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其核心观点是：(1)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其经济价值已在遗产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2)遗产具有文化功能：通过与地方、与时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呈现历史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存在的意义、目的及其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唤醒和强化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感；(3)遗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在遗产旅游中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肯定了遗产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遗产存在于“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中。在现象环境中，遗产是构成整个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自然或文化元素；通过被赋予价值和功能，遗产才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在从现象环境向行为环境的过渡中，遗产必须通过经济和文化两套“过滤器”(filters)的选择和价值判定。

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首先，以厄里、贺维森和哈维等(Harvey，et al.)为代表的学者们倾向于把遗产旅游放入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量，把遗产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能够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满足学习、怀旧和真实性等多种需求的旅游产品，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中摒弃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费中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以沃什(Walsh)、麦坎内尔(MacCannell)和王宁(Wang)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认为遗产旅游根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内在矛盾。依据王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前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理性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绪和自发)。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在“他”时空环境下的身心体验，将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层面与一个意象中理想化的过去连接起来，能将现代人从日常的制度化环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此意义上而言，遗产旅游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3.2.2　3个核心问题

在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谁的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和如何再现价值(how)。所谓“谁”，是指哪些利益主体牵涉到遗产旅游中。在生产方面，在早期的遗产利用中，专家和社会精英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一些被边缘化的利益主体(例如当地社区)被逐渐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在消费方面，当遗产消费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后，遗产消费不再是遗产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

对于“象征什么价值”，关于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给出了明确回答，即遗产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具体而言，麦克阿瑟(McArthur)和霍尔认为遗产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迪克斯(Dicks)认为，在遗产旅游中，遗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首先，遗产旅游的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的途径、文化沟通的渠道以及价值宣扬的工具。其次，随着遗产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遗产和遗产旅游在社会建构中的工具性角色进一步强化。

“如何再现遗产”，即如何通过阐释，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首先，史密斯(Smith)认为，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体价值取向不同，意味着遗产的再现过程将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再次，为了有效地传播价值，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阐释策略和再现措施构成了遗产再现过程的技术性层面。

此外，两大因素将会对上述3个问题同时产生影响。(1)空间层级：遗产价值的空间表现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个人的、社区的、区域的乃至国家(民族)的。但是，遗产价值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个人精神品质将有可能被上升为全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2)权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相关联，对上述3个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3.2.3　3个矛盾范畴

矛盾范畴1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一种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遗产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畴。纽扬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认为，在遗产商业化趋势下，博物馆等遗产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看守者的自觉意识将受到挑战。由此，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主要问题包括：(1)对于遗产的旅游利用是否会对遗产的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产生负面影响；(2)应该如何控制和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论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发展必然造成遗产的物质特征退化和文化价值异化；协调论者认为，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遗产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发展 旅游的同时强化遗产保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利益主体在遗产旅游中的伙伴关系。只要相关利益主体正确且现实的评估遗产对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合理定位其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色，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目前，可持续的遗产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畴2

不同利益群体对于遗产的多重阐释(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二个主要范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各种文化(宗教、性别和种族等)、经济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尝试挑战传统的学术权威和世俗机制，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讲述历史和再现遗产。

首先，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尔斯沃什(Charlesworth)、费尔德曼(Feldman)、奥尔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都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遗产再现方式和内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别要素在遗产再现中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李希特提出，性别化的历史回忆是遗产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洛文塔尔认为，男性垄断了历史的讲述和传播L20 J。格拉汉姆等人认为，“遗产男子主义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被等同为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艺术化的以及真实的象征。这个观点在一个韩国乡村民俗节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验证。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将可能在遗产生产和营销过程中外化为一种矛盾。根据约翰森(Johnson)和夏克尔(Shackel)的研究，大多数纪念美国内战的遗产地均忽略了南北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将这段历史阐释为一段“健康的国家和解”的过程，忽视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认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为旅游产业发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标，导致在规划实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国，英国旅游部门和威尔士地方旅游当局对威尔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关于遗产旅游的社区影响，部分学者持悲观看法，认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是以当地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的再现当地记忆的致命威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同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繁荣的有效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促进当地社区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对土地、遗产乃至资金的所有权，当地社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遗产管理相关决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当地人社团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个当地历史标志物(码头)的重建。同时，倾听当地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声音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不容忽视。

矛盾范畴3

遗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认知差异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3个范畴。一方面，遗产旅游是一个意识形态传输工具，将生产者认可的抽象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等与遗产物质实体相结合，通过阐释实现传播和宣扬。另一方面，旅游者通过遗产旅游感知或认同上述抽象价值，这个过程被麦克林(McLean)称为“旅游者的历史阅读”(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动机、社会文化特征、个人体验以及知识的差异，旅游者的历史阅读会各自不同。上述两个过程的结合，被格拉汉姆等人称为“遗产的循环”(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赋予、被消费和被交换。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是一个单向的价值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价值沟通过程。当遗产价值感知出现差异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意味着遗产旅游的价值传输功能无法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结语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两点共识构成了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的理论内核：(1)随着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为途径的遗产多元价值的彰显，遗产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宏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载了当前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果。(2)鉴于遗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遗产旅游中的诸多矛盾是内生的。围绕基础内核，遗产本质、经济文化双重属性、遗产利用的3个核心问题以及3个范畴内矛盾的本质、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措施等，构成了内生矛盾论的基本科学问题。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现出从多学科向后学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转变的趋势。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借助于后学科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从本体论(ontology)而言，应坚持跨学科、基于知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现有研究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什么是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与“辨”。这种讨论，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具有内聚力的研究，最终产生新的知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点，同样得益于在协调学科本体论背景的基础上的跨学科知识整合。

其次，从认识论(epistemology)而言，应注重吸收多个学科的理论营养。在现有研究中，例如，对涉及遗产旅游的多个利益主体(尤其是社区和文化特征群体)的重视体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对遗产抽象价值的物质再现、阐释和旅游者感知则体现了符号互动论和象征主义(symbolism)的理论精髓；对多空间层次下遗产价值的关注则反映了地理学的时空逻辑思维。此外，布迪厄(Bourdieu)集大成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流动性(mobility)话题等，与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研究将有很大的结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