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范文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1

空气中的污染物如何改变一个人的DNA的表达，从而导致像肺气肿或肺癌之类的疾病。长颈鹿的脖子长的真正原因是其DNA决定的，还是由于长颈鹿为了吃到树木顶端更加丰富的树叶进化而来？在科学界有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叫表现遗传学。它的主要研究任务是通过对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因素的研究，寻找在没有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基因的答案。简单来说，环境也可以改变基因。

表观遗传信息与基因序列本身一样重要，因为它控制着基因是否被开启或关闭，从而决定它们是否制造蛋白质。如今，表现遗传学的研究开启了后基因时代，正日益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那么对普通大众来说，随着研究的深入，表现遗传学将使攻克癌症这一医学难题成为可能。如今，众多生物学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一系列疑问依旧困扰着生物学家：为什么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具有相同的DNA序列，但却存在表型的差异，以及疾病易感性的差异？为什么克隆动物表现出生长发育的异常甚至易于死亡？这其中的秘密就是表观遗传学要研究的内容。

最近，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朱冰研究组传来科研喜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朱冰领衔完成的研究论文也在这一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已经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科学》杂志上。他们的研究揭示出染色质的紧密程度能调节一种蛋白质的催化活性，从而影响基因转录，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解析基因转录调控以及基因沉默的重要机制。

朱冰说：“近几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表观遗传学标签被发现，研究人员开始好奇这些表观遗传学标签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中国科学家也在试图攻克这一长期困扰国际科学界的难题。一般认为疾病的发生如肿瘤、心血管病等都是外在因素（危险因子）与遗传因素（基因）相互作用引起DNA序列变异所产生的。其实不然，绝大多数疾病，基因序列并没有改变，只是基因的修饰加工和表达的异常所引起的，这就是表观遗传学。”

朱冰解释道：“染色质的紧密程度是基因转录活性状态的反映。活跃表达的基因松散，不表达的基因紧密。此次研究指出了组蛋白甲基化酶PRC2在不同紧密程度染色质上的不同活性，表明PRC2能够感知基因的转录状态，并对此做出反应，从而正确建立H3K27甲基化的模式，对研究X染色体失活和癌症发生中均有着重要作用。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2

2012年，他的研究被《科技日报》列为一周（8月27日―9月2日）国际要闻报道（2012-09-03二版）；2012年，他的研究发表在影响因子高达25.9的《细胞―干细胞》上；2012年，美国Yale大学干细胞中心的NataliaB.Ivanova教授在CelStemCel上为他的研究撰写的评论指出：“本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目前我们对于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分子机制的知识，为深入理解染色质修饰机制及其在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中的调控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为今后进行新的、令人激动的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

2012年，他是闪耀表观遗传学的新星，他是李相芝。

一项成果引来关注

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指的是在不改变基因的核苷酸序列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基因修饰，蛋白质修饰及蛋白质与蛋白质、DNA和其他分子的相互作用而影响遗传基因的调节，并且通过细胞分裂和增殖周期而遗传的新兴学科。表观遗传修饰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以及非编码RNA等调控方式来实现对基因表达的控制，在正常的细胞增殖、分化、干细胞维持自我更新、定向分化、胚胎发育、肿瘤发生、发展、机体正常代谢调节等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表观遗传学，对于维持正常机体发育、肿瘤发生发展、治疗和预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2012年，李相芝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使这位在表观遗传学领域默默耕耘十几年的科学家从幕后实验室走了出来，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盛赞之下，他却依然默默无闻的进行着自己喜爱的科学研究，波澜不惊。

这一年，李相芝教授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窦亚丽教授合作，系统研究了组蛋白乙酰转移酶MOF对于胚胎干细胞核心转录网络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表明MYST家族组蛋白乙酰基转移酶MOF是胚胎干细胞核心转录网络的关键调控因子。尽管以往的研究表明组蛋白乙酰化在维持胚胎干细胞多能性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调控机制仍然知之甚少。研究表明MOF作为干细胞多能性的关键调控因子Nanog的共激活因子介导基因的转录激活功能，维持干细胞多能性相关基因以及主要的分化、发育调控基因的表达。MOF不仅具有维持胚胎干细胞的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就是自我复制更多胚胎干细胞的能力；同时还确保胚胎干细胞的多能性，即胚胎干细胞正确的分化为体内各种组织细胞的能力。

李相芝教授表示，本研究利用Mof，Pcls转基因小鼠，基因敲除小鼠阐明组蛋白修饰对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明确组蛋白修饰调控在白血病，乳腺癌等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中的作用；并发现新的组蛋白修饰因子，探明组蛋白修饰与DNA甲基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鉴定一些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肿瘤诊断及治疗的新的分子靶标；发现针对乳腺癌、白血病等肿瘤的有效治疗靶点。为乳腺癌和白血病等肿瘤的预防、诊断、治疗提供分子标志及药物靶标。

一种坚持令人佩服

然而，众所周知，科研工作是一项长期且艰苦的脑力劳动，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着数不清的汗水和泪水。

在这项成果发表之前，李相芝教授从在日本千叶大学医学院/理化学研究所免疫与过敏研究中心（RIKEN・RCAI）跟随著名的表观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家古关明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病理系跟随著名的表观遗传学家YaliDou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到现在十多年间，他一直从事着干细胞、个体发育、肿瘤发生发展的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在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方面撒下了辛勤的汗水，积累着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5年来，李相芝教授已在国际权威期刊（CellStemCel，MolecularCel，Mol.CellBiol.，Development，RNA，Epigenetics，Blood等）上发表十余篇高学术水平SCI论文，被引用200余次，尤其分别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CellStemCel及MolecularCel上的论文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专家高度评价。

2011年8月，山东大学医学院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引进李相芝博士为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在谈到自己在山东大学工作的情况时，李相芝教授说在山大的一年多时间里，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领导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自由的学术空间。他们“不会过多地限制我该做什么，不会特别看重我是否能在短期内出成果，刚开始我主要是将大量精力放在建设实验室，培养研究生基本技能，和本科、研究生及留学生教学等方面；同时抽时间凭兴趣做一些实验，虽然取得的成果有限，但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令李相芝教授的科研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也正是这种学术氛围，让李相芝教授能发现令干细胞保持“干性”的关键蛋白，也正是这一关键蛋白对干细胞治疗疾病的潜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此外，李相芝教授不仅在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干细胞自我更新与分化领域有非常高的理论水平，而且掌握全面、精湛的基因敲除和转基因小鼠制作技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山东大学非常需要李相芝博士这样一位从事表观遗传学、胚胎干细胞与iPS细胞、肿瘤发生发展研究的高水平研究人才。该校有关负责人就曾表示，李相芝教授的丰富研究经验不仅仅可提升山东大学在干细胞、肿瘤发生发展的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领域科研的国际竞争力和增强相关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其精湛的基因敲除和转基因小鼠制作技术还可为他们的医学院建立自己的基因敲除和转基因小鼠制作平台，为医学院及相关院系的研究提供技术层面支持与服务。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3

关键词 婚姻，进化心理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

分类号 B849：C91

天生和教养，是心理学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从强调环境决定一切的行为主义到强调遗传的重要性的生物流派，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然而事实上谁都无法完全否认在人的心理和行为中遗传和环境作用的共存――无论是被称为极端环境论者的B. F. Skinner，还是强调遗传作用的生物学家E. O. Wilson。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有了更进步的技术和手段来探讨遗传和环境作用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遗传和环境是两种可以左右人心理和行为的不同的因素，一种是自身可以控制和改变的（changeable）因素，一种是不可控制的先定的（determined）因素，二者的交互作用才决定了人发展变化的走向。

婚姻同样也不能跳出这一规律。婚姻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因此研究婚姻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大量研究已经验证了个体品质的差异与婚姻质量有关，个体所处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婚姻产生影响。遗传和环境在婚姻中到底起到了怎么样的角色，文章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

1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

最近十几年来，进化心理学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向。它以生物学的进化为基础，将当代的进化理论与目前对心理现象的系统阐述加以综合，把适应和自然选择作为核心概念解释人的心理行为，认为人的心理行为也是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的祖先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以基因形式传递给后人的一种定式[1]。婚姻这一涉及到人类繁衍的行为，受到了进化心理学家的格外的关注。

1.1 择偶标准和策略

吸引是择偶的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男人要满足种族的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繁殖；而女性则是要让自己以及孩子有安全的保障。因此，进化心理学假设，有较高生育能力的女性就会吸引男性，而有安全感的男性则会更受女性青睐。我们的祖先对这些有吸引力的人获得了可以外部观察的证据：年轻、外表更加美丽和行为有活力的女性是有较高生育能力的；而有一定社会地位、负责任的男性则是有安全感的。

已有很多研究为进化心理学提供了证据。对美国未婚成人的调查发现[2]，男性更喜欢年轻的女性，而女性则更喜欢年龄大一些的男性。在一项跨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在37种文化群体中观察了配偶选择的性别差异[3]。研究结果为进化心理学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表明择偶偏好并不是某种文化环境的产物，这种趋势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而不论文化和社会标准如何。

在人类进化历史中，不论男性或是女性都希望获得利益大于代价的结果，因此在择偶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都会选择一定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由于男性和女性在进化过程中所解决的择偶的具体问题不同，男性和女性也形成了不同的性别策略。例如，在短期的背景下，男性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异性的接触，偏爱那些容易接近的异性，尽量避免令自己纠缠不清的异性；而女性会追求立即获得资源和好处，并且会利用短期策略提供一个候补的配偶，或者获得一个新配偶摆脱一个旧配偶[4]。

1.2 父系不确定和婚姻冲突

进化心理学家解释了夫妻背叛所导致的夫妻冲突的遗传性根源所在。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男性都希望自己有尽可能多的后代，但是每个男性又都不能确定后代是不是自己的。进化心理学家将其称之为“父系的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因此，男性尤其不能忍受妻子对自己有身体上的不忠诚，而妻子则更加看重丈夫精神上对自己的不重视。有研究表明[5]，在各种文化之中，男性的性嫉妒都引起了很多的夫妻冲突和谋杀事件。性背叛被认为是引发性嫉妒的主要原因，而性嫉妒产生的根源则是由于父系不确定性的存在，男性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证自己利益的繁殖策略。

2 社会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

2.1 社会文化和择偶

社会文化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人们的择偶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于择偶标准的形成，社会学习理论者持“白板(Blank Slate)说”，他们认为人类的天性就像白板，无所谓先天的心理择偶机制，男性寻找年轻、有吸引力的女性，女性寻找年龄大一些的、有经济保障的男性，这些都只是后天社会化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存在择偶标准上明显的差别。乐国安等人在中美择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6]，中国人相当重视婚姻关系承诺性的个性心理特质，而美国人则更加关注精神性和享乐性的个性心理特质。这可能是由中美两国的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中国文化中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夫妻之间可以白头偕老；而美国文化中则更加强调个性的发展和生活情趣。阎晓军在中日大学生择偶心理的比较研究中发现[7]，日本大学生非常重视“爱情取向”，而中国大学生则注重“家庭取向”和“社会取向”，因此，中国大学生择偶特点总体表现为“实惠型”，而日本大学生则表现为“感情型”。

2.2 社会关系和婚姻满意感

当伴侣选择彼此作为自己的婚姻对象，与此同时，他们也选择了对方的社会关系。夫妻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夫妻的婚姻状况。

夫妻间社会关系的共享及相互依赖与婚姻适应及婚姻满意感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线性关系。Kearns等人利用纵向研究分别探讨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对于婚姻的影响[8]。结果表明，婚后，夫妻各自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都会出现互动的增加；横段研究中，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关系的共享有显著的相关。朋友和家庭关系的互动会影响婚后一年时妻子对婚姻质量评价，而妻子的婚后一年的婚姻质量评价会影响婚后两年时的朋友关系。

对于社会关系对婚姻的影响，有人提出了模型予以解释[9]。Lewis提出了两维度模型来描述他人对婚姻影响的机制。第一个维度是支持维度（support dimension），是指外人可以促进婚姻满意感。而另一个维度则是干扰维度（interference dimension），是指外人对婚姻起到破坏作用。Bronfenbrenner提出了交互式系统模型（interactive systems mode），这个模型认为，外人对夫妻婚姻的影响是受夫妻对自己婚姻的表达和评价影响的，两者是交互作用的。例如，夫妻对外人有关于婚姻的积极的描述，则可能会得到外人积极的回应，从而更加肯定自己的婚姻。

2.3 文化、宗教和离婚

不同的文化也会导致离婚率的差异。已有的中美两国离婚的比较研究表明[10]，中国的离婚率大大低于美国的离婚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婚姻应以家庭幸福为主要目标，强调婚姻的承诺性；而美国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社会整合的方向是减少人们的一致性，将个人置于家庭和社会之上。此外，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会产生离婚率的不同。徐安琪等人对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研究表明[11]，此地区的离婚率是中国平均离婚率的3.4倍，这与伊斯兰民族的宗教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个人的也会对离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参加教会活动的夫妻更加不容易离婚，并且在测量中得分高的人表现的更加的快乐，婚姻也更加的稳定。Sullivan认为[12]，宗教对于婚姻的影响会随着婚姻的发展而变化，相对于新婚夫妇而言，对于已生儿育女的夫妻的婚姻可能有更多的促进作用，使其离婚倾向性更低；及宗教活动会影响人们的态度，有的人对婚姻的责任感更高，对离婚的态度更加保守。

3 最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的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遗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13]。

行为遗传学利用基因信息技术（Genetically informed techniques）探索遗传特性和后天环境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4]。它以有不同相似程度基因型的配对个体为被试，主要是亲子、双生子、收养子女，通过比较配对被试的数据关系，或是比较各对被试之间的数据关系，来获得对基因和环境两大影响因素的有关信息。同卵双生子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和共同的抚养环境，因此双生子之间的不同可以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异卵双生子则有一半相同的遗传特性和相同的抚养环境，通过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比较可以得出遗传和环境大致的作用机制。还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双生子进行分析，分离出遗传和环境对婚姻影响的相对大小。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是受到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的。但是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水平的估计，各研究之间仍然有所差异。

3.1 行为遗传学对择偶的研究

Lykken和Tellegen利用双生子样本对择偶受环境和遗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15]。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双生子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会做出类似的选择，这反映出了遗传和共享环境的相似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对配偶的选择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人们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类似的人作为伴侣，但是双生子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时，并没有由于遗传和共享环境所造成的类似的品质而做出类似的选择。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对方的配偶时，39%表示喜欢（like），但有38%表示不喜欢（dislike）；仅有5%表示会爱上对方（fall for），然而有9%坚持自己宁愿单身也不会与之结婚。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的配偶选择时也没有比异卵双生子报告更多的认同，两种双生子所报告的对彼此择偶选择所持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在数量上都差不多。这表明，共同的遗传因素和共享环境对人们择偶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择偶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受即时情境的左右。人们择偶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更倾向于受一种即时情境所引起的浪漫的直觉的作用。

3.2 行为遗传学对婚姻状况的研究

Trumbetta和Gottesman以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男兵双生子为样本，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稳定的婚姻”(pair bonding)（保持稳定的异性恋的婚姻）和“再婚”两种婚姻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再婚情况相比，稳定的婚姻受遗传影响较大；但是两种婚姻状况中，非共享环境的影响都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变异[16]。

Jerskey等人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状况和离婚可能性的影响[17]，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并没有受到遗传的影响，而离婚可能性则受到遗传影响。Johnson等人通过调查双生子的婚姻状况研究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18]。研究中以二分名义变量“婚姻情况”作为因变量：“已婚”、“离婚”和“丧偶”均归为已婚一类，“从未结婚”归为未婚一类。双生子婚姻情况的相关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明显的遗传作用。模型分析结果也表明了相同的结果：包含可相加性遗传因素、不可相加性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ADE）的模型拟合度要优于包含共享环境、可相加性遗传作用和非共享环境三者（ACE）的模型。ADE模型所估计的遗传性的总估计值为0.70。以上结果均表明，婚姻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和遗传特性所共同影响的，并且遗传特性的影响更大一些。

Spotts等人对婚姻质量的个人评价以及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进行了遗传和环境影响的研究[14]。双生子相关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是有一定作用的。此外，共享环境可能对情感表达、心理亲和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非共享环境是影响婚姻质量个体评价的最大的因素。研究者采用最大似然模型对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有影响，而共享环境对于婚姻质量的评价是很小的，最优选择模型中仅包含遗传和非共享环境两个因素，其中非共享环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Spotts等人还分析探讨了夫妻间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受遗传和环境作用的情况。结果发现，与婚姻质量的影响情况相同，只有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夫妻婚姻评价一致性有影响，共享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并且非共享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3 行为遗传学对离婚的研究

Jerskey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离婚可能性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17]。McGue等人以双生子夫妻以及夫妻双方父母为样本，对离婚所受的遗传和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19]。结果发现，离婚事件53%左右的变异量可以由夫妻中一人的遗传特性所解释，而且离婚是具有家族性的，遗传和环境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夫妻中一方对于离婚事件的解释量的平均值应小于50%，而且非遗传因素也会对离婚产生影响，因此Tuikheimer等人认为，遗传性因素对离婚的解释量应该低一些。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获得的遗传因素对离婚事件的解释量是McGue等人得到数值的一半左右[20]。

Jockin等人以“曾经离过婚”和“从未离过婚”的二分变量为因变量，来研究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影响[21]。不同类型双生子离婚情况的相关比较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遗传因素对离婚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此外，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离婚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共享环境因素的作用很小，其估计值为0甚至是负值。所建立的最优模型中也仅仅包含可加性的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因素。Jockin等人又通过模型分析，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对于女性，遗传因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9%，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1%；对于男性，遗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5%，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5%。他们还通过研究人格中的遗传和环境影响，来进一步说明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对于女性来说有30%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遗传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为42%。然而环境对离婚的影响方式并非如此：对于女性来说只有3%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环境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仅不到1%。这表明环境因素对人格和离婚事件的影响与遗传因素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4 评价与展望

已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影响，尤其是行为遗传学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为我们了解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作用打开了更加清晰的视野。

4.1 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遗传和环境对于婚姻的影响是具有交互性的，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婚姻结果。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将最终影响到人类正常与异常的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并决定各种行为的个体差异。遗传和环境对于婚姻的作用大小究竟是如何，各项研究没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或者解释。例如，Jerskey等人认为婚姻状况并没有受到遗传的影响[17]，而Johnson和Spotts等人却发现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的环境影响着婚姻质量[14,18]。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可能就是一些研究之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所在。Plomin提出了遗传环境互动的3种形式[22]。首先，相同的环境会对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人产生不同的作用。同一个动作或者言语，有的伴侣可能会毫不介意，而有的伴侣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这便可能会造成婚姻质量或者婚姻结果的不同。在此情况中，遗传因素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来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此外，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个体会引发环境中的不同的反应。不同气质的人会让其伴侣产生不同的态度反应。这种情况下，遗传因素又以一种主动的方式来与环境相互作用；第三，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个体能够选择和创造不同环境。由于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可以发挥其主动性，因此，遗传因素可以左右环境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界定个体是环境的接收者或者创造者。

4.2 遗传和环境作用机制的不同层面

Lykken和Tellegen对于择偶的双生子研究结果表明[15]，择偶的过程中更多的受到了即时情境所产生的浪漫的直觉的影响，而没有什么择偶规律所遵守。但是其中的某些结果却支持了进化心理学的某些观点，例如女性同卵双生子的丈夫对于自己妻子的同胞姐妹的评价有更多的认同和满意，这可以解释进化心理学所认为的男性更加关注女性身体的吸引，因为同卵双生子的外表几乎是相同的。从此可以推论，遗传和环境对于婚姻的影响可能有不同的层面。进化心理学是从宏观的层面的来探讨遗传对于婚姻的影响，而Lykken和Tellegen在其研究中则是从微观的层面，以个体为出发点来探讨遗传和环境对于婚姻的影响。

4.3 研究展望

对于婚姻中两种因素共同作用机制探讨的研究从研究设计上来看，更多采用的是双生子的基因信息设计，此种设计是以基因型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做出假设。在这种设计中，测量的误差被纳入到了非共享的环境因素中，这可能会夸大非共享环境的作用。通过收养子女的研究也可以探讨环境对于个人及人际关系的影响。收养子女间的基因型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收养子女间的数值较大的相关可以看为是由于共享环境所导致的。收养子女的研究可以与双生子条件相结合，来组成更多元的设计方案，以此，可以对遗传和环境因素进行更清楚细致的探讨[23]。

此外，现有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对现象的描述，而没有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在遗传和环境对婚姻共同作用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描述遗传和环境对婚姻影响的状况，而没有对这一状况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发展心理学家就人的发展中的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过程做出了有关的解释[24] ，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就婚姻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过程进行探讨。此外，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新型学科及技术的发展也为婚姻的表现型和基因之间的微观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对改善婚姻关系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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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on Marriage

Zhang Lu,Zuo Bi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are two essential influential factors on human minds and behaviors. Marriage, a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many people’s lives, is restricted by heredity,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as well. This article reviewed some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genetics, explored the influences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marriage, including mate selection, marital quality, divorcing, and many more.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产生，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戏曲，我们发现戏曲在传承、活态、价值和生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特点。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是戏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 戏曲遗产 传承 活态 价值 生态

说传统戏曲是一种遗产，人们一般不会有太多争议，但若说传统戏曲是一种活的非物质，却非人人所能接受。事实上，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遗产”与金钱、房屋等有形物质相联系，对戏曲遗产也就更倾向于像物质遗产那样去理解和接受。正如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权威期刊之一的《文学遗产》尚未有意识地把古代文学当作一种有生命的遗存一样①，传统的戏曲研究很少把戏曲视为一种“活”的遗产。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入选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消息如一道炸雷，很快在国人心中激起了波澜。戏曲从业者欢呼雀跃，似乎戏曲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然而，戏曲研究者在欣喜之余却又有点疑惑了：戏曲何以突然成了非物质？我们经常研究的戏曲剧本、服饰、道具、舞台、演员等难道也是非物质？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用国际标准法律文件形式正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

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

这个概念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包括：“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显然，戏曲属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戏曲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上述公约和此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中，我们还发现，戏曲遗产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都具有传承性、活态性、价值性和生态性等特征③。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对戏曲特征的理论概括，为戏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向。

一、非物质性传承研究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戏曲具有传承性。戏曲传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性传承，一种是非物质性传承。

物质性传承，即对戏曲的书面剧本、道具、服饰、乐器、舞台等戏曲物质器具等的传承，是传承人对祖辈在戏曲活动中使用过的上述物质器具的接受、保管和再使用。这些物质器具在传承过程中往往是静态的、没有生命的，传承人被动地接受、保管和使用，不随意改变它们的形态，戏班或演员对其祖辈遗留下来的戏曲器物如服饰、道具、乐器等的保管和使用，政府、学者把古代书面剧本、戏台、戏服、道具和乐器等作为文献、文物的保管、展出和研究等，都属于物质性传承。

非物质性传承，即对戏曲的口述剧本、唱念做打表演、舞美设计和制作、音乐演奏等艺术或技艺的传承，是戏曲从业者把各种有关戏曲艺术和技艺的体验、感受、经验等通过师徒之间交流方式（包括口传、心授、身体示范等）进行的传递和发展。在非物质性传承中，传承人一方面要接受和保持遗产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舞台实践不断创新，使代代相传的戏曲遗产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此外，非物质性传承还有一个特点，即传承不是一种事后的静态传承，而是一种当下的动态传承，传承人是在具体的戏曲活动中传承戏曲遗产的，如戏班、编剧、演员、乐队等对某个祖传表演风格、编剧技巧、演唱声腔或表演套路、演奏技艺等学习、运用和创新，就属于非物质性传承。

我们以往研究戏曲史，一般都会研究剧作家、书面剧本、演员、舞台、服饰道具、曲谱等方面的历史。如对剧本研究，我们过去关注较多的是书面剧本中的文学剧本，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剧种相同题材剧本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以此来判断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但对其如何从不同时代、不同剧种甚至不同戏班之间进行传承的具体过程却较少细致考察，更不用说对口述剧本口传过程的研究了。再如，通过考察不同时代演员的状况来研究演员的历史，却很少对古代戏曲演员谱系和传承模式作细致的考察。这些都表明我们以往的戏曲研究还没有真正把戏曲传承纳入研究视野，即使有些戏曲史研究已接近于传承研究，但也只是物质性的传承研究，而非物质传承研究应该说还是一项空白。

戏曲非物质性传承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承方式研究，即戏曲非物质性传承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的。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戏曲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身体示范传承和观念传承等，那么它们是如何进行的，具有哪些特点？这些传承方式与书面剧本、图画、服饰、道具等的物质传承方式有什么不同？非物质性传承方式是如何影响戏曲发展的？等等。二是传承人研究，包括对传承人性别、职业、素养等基本情况、传承人遴选过程和传承人谱系等方面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传承人情况如何制约了一个戏曲流派、戏班乃至剧种的发展进程。三是传承内容研究，包括对某个剧种、流派、戏班或某项戏曲技艺传承过程的研究，探讨哪些内容是被继承的、不变的，哪些是发展的、变化的，其中具有什么规律。戏曲的传承过程可图示如下：

就昆曲传承研究来说，研究者只有将几百年来昆曲的传承过程、传承方式、传承人、传承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才能真正揭示出昆曲传承的规律。如昆曲声腔从民间的清曲小唱到经魏良辅改革后所形成的水磨调，再到后来传入北京的昆曲等，在其传承过程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是不断变化的，因什么而变化？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才能弄清昆曲声腔传承的规律，也才能有效地传承和保护昆曲。

当然，研究戏曲物质性传承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古代戏曲表演、传承人已经缺失的当下，研究遗存的戏曲物质器具包括古戏台、古戏装、古道具、古曲谱、剧本文献、戏剧图像等，对于了解古代戏曲的面貌和发展变迁轨迹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传统戏曲研究比较侧重的地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视野下，对戏曲物质性传承研究必须与其非物质性传承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站在非物质性传承的立场审视物质性传承，同时要透过物质性传承来理解非物质性传承的规律。

二、活态性形态研究

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之一，也是戏曲的一个显著特征。戏曲的活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戏曲是一种“活”的遗产，它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另一方面，戏曲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当场进行的“活”的表演，不是一种静态的“死”物质。

活态性表明戏曲本质是一种活的流动的文化，我们必须从活态角度去认识戏曲，即使是已经死去或物质化的戏曲，我们也只有从活态视角才能真正认识它、理解它，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对戏曲研究的另一个启示。

严格地讲，提倡研究“活”的戏曲史，并不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出现后才有的。在中国戏曲研究历史上就曾有这样一些人，如吴梅、齐如山、董每戡等，他们既是学者又是戏曲工作者，热爱戏曲并从事戏曲实践，他们的戏曲研究往往直接指向舞台上“活”的戏曲，用舞台思维来看待一切戏曲遗产，但大多数戏曲学者并没有走他们这样的道路，囿于种种限制，更多的是从文本、文献研究戏曲，在他们眼中古代戏曲已经死了、物化了，是一种静态的历史遗产。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学者在反思传统戏曲研究的过程中，重新提出研究“活”戏曲的想法，并把这种想法具体化为对戏曲形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如在戏曲脚色、舞台、文物、表演民俗、民间戏曲、服饰、音乐等方面，对传统的戏曲研究模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对活态戏曲的重视，正好呼应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戏曲的活态研究。

然而在当下，戏曲的活态研究必然面临对象的物质化问题。古代戏曲如杂剧、南戏、传奇等早已物质化了，尤其以戏曲剧本的物质化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口述者和表演者出于口述和表演或者传承的需要，把故事或表演按照原样记录下来，形成戏曲表演用的“脚本”，如关目本、穿关本、曲谱本、动作本等，这种书面化（物质化）剧本仍保持戏曲固有的表演性、变化性、集体性等特征，是最接近舞台活态表演的物质化形态。二是文人作家对非物质性戏曲剧本的整理改编或者模仿创作，以“拟剧本”形态呈现，如明清的“文人传奇”、“案头杂剧”等就是其产物。文人的整理或模拟创作，不是对剧本舞台形态的如实记载或模仿，而是依照文人阅读习惯或者表达心志的需要，把口述性、表演性剧本按照书面文本的格局进行剪裁、拼合、重构、润饰等，把那些对书面阅读意义不大，而对于现场表演、口头演述和集体记忆等不可缺少的程式（如重复、合声、衬腔、引子、插话、动作提示等）进行全部或部分删改，重塑成一种准书面的文学作品。三是研究者根据需要对非物质性戏曲剧本进行搜集和记录，把其从原始的口述或表演场景中剥离、采撷出来，变成案头浏览和研读的书面卷帙，把在时间中绵延的诉诸听觉的声音之流变成铺陈于空间中诉诸视觉的墨迹，把形象的表演变成抽象的文字符号，把浑然融合的非物质性戏曲剧本凝固为边界分明的书面文本，变成可用书面文学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式处理的固态对象。

那么，在古代戏曲已被物质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去研究其活态性形态呢？陈多的《〈白兔记〉和由它引起的一些思考》一文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它通过对《白兔记》三个文本系统即明代成化永顺堂本、汲古阁和富春堂本、地方戏本的比较，发现《白兔记》本子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们不是以剧作家独立写定的剧本作为底本，而是民间演剧的产物，民间演出的记录。其次，就刻印成白纸黑字的印刷文本来说，它们是定型不变的，但它们所反映的只是这一剧目在或一个剧种或一时期的暂时形态，而历史地看，则生活于舞台上的剧目永远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过程之中，始终变动不居。”④这些书面文本实际是口述文本的物质化形态，基本保留了口述文本的原貌。这种口述文本是中国传统戏曲文本的主要形态，演员口述创作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主渠道。“与此相反，常被已有的戏剧史、文学史和戏剧文学研究著作当成主角的‘文人之作’，实际上只不过是偏流、细流而已！但过去虽然也知道有后一种创作形式的存在，却时常误以为它只是一种不合原理、无足轻重的低级形式，而没有给予恰如其分的应有重视。而以这种观点去研究古代戏曲史，其成果自然也就难免以偏概全或抓了小头丢了大头的缺陷”⑤。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理论对戏曲研究最重要的是一种观念启发，戏曲研究者应该从观念上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对象曾经是一种“活”的当场表演，即使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它留下来的一些物质残片，但我们研究这些“残片”时，应该把它视为“活”的戏曲的元素或载体，并借助对现存“活”演剧的考察去想象和复原它，从中去认识和理解古代“活”的戏曲。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的仍是古代戏曲物质性遗存即古代戏曲舞台、服饰、道具、乐器、图像、雕刻和剧本等，但当我们用活态的眼光看待它们时，将会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死”的物质，而是相互联系的“活”的戏曲因子或戏曲记忆的呈现，透过它们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会还原出古代“鲜活”的戏曲来。

三、价值系统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确定代表作申报标准时指出，参选作品应该具备两方面价值：体现人类的创造天才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或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学方面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达。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中也有“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的表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所有者而言具有认同感和历史感即记忆价值；对人类而言具有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即文化基因价值。可见，对价值的关注是国际社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代表作申报活动、制定保护公约的基础。同样，戏曲活动也是一种价值诉求过程，价值是戏曲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从价值角度研究戏曲，自然应是揭示戏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对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事实上，我们的戏曲研究通常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戏曲是一种有价值的民族遗产，我们研究它就是为了认识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然而，一方面，我们过去对戏曲价值的研究其实做得很少；另一方面，我们已有的关于戏曲遗产价值的研究过多地从国家、民族或旁观者的视角切入，很少从戏曲拥有者和传承者视角去认识，这显然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理念。

我们知道，价值是主体需求与客体属性之间的肯定与否定关系，戏曲价值是一个多元、多层的复杂系统。从客体角度看，戏曲价值是其能够满足主体各种需求的内容和属性，包括其音乐、故事、舞蹈、知识、表演及其装饰性、虚拟性、程式性和综合性等特性，它们为不同人提供了不同的需求满足；从主体角度看，戏曲价值是人对戏曲的各种需求的体现，如娱乐、认识、宗教、经济、政治、审美、发展等等。戏曲活动的任何一个内容或属性，只要能够满足主体的需求，对这个主体而言其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合理的。

研究戏曲价值，我们不能只看到客体或主体的某一方面价值，而应该把其置于整个系统中去分析、理解。比如广东陆丰业余皮影戏班——卓家班，是当地惟一尚存的皮影戏班，主要在每年阴历七月演出，是各村、镇“祭孤”（祭祀孤魂野鬼）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戏班班主和成员都是当地农民或退休职工，平时务农或出外打工，“祭孤”时组班到各地巡回演出。它的价值就是一个多元、多层的系统。从客体而言，陆丰皮影的表演艺术、皮影制作工艺连同演员、影偶、道具和乐器等为人们提供价值满足，是价值关注的对象；从皮影主体而言，有皮影从业者、雇佣者、观众、学者、地方文化官员、国家文化官员等不同阶层的人群，他们对陆丰皮影的价值需求是不同的（参见下图）。

那么，陆丰皮影的价值中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衍生的？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揭示皮影生存与发展有意义，而且对于如何保护皮影遗产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显然，陆丰皮影对于从业者而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价值：第一，谋生的全部或补充手段；第二，对祖先的认同和记忆；第三，对爱好、创造、成功等的综合感受。对于雇佣者而言，它是一种古老的表演，用在“祭孤”中可以获得好的祭祀效果，是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对于其他外来观众而言，陆丰皮影是一种新鲜的表演，它的价值在于娱乐、审美等方面；对于学者而言，陆丰皮影则是一种古老的表演，是一种戏曲文化的活化石，其学术价值值得肯定。对于地方官员而言，陆丰皮影的价值往往和政治、政策相关联，在破“四旧”的年代，因其与民间宗教相关联而被视为封建糟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趋热的今天，在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旗号下，陆丰皮影成为追求地方经济、政绩的某些官员的价值追求。而对于文化部官员来说，陆丰皮影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体现民族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一分子。

可见，陆丰皮影价值系统实际上有内系统和外系统之分，内价值系统的主体是由从业者与雇佣者构成的，从业者的需求与雇佣者的需求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从业者被雇佣者邀请进行有偿演出，使从业者在获得创造乐趣的同时，获得了经济收入；雇佣者则因皮影演出而使“祭孤”仪式能够隆重、顺利完成，故皮影对于从业者和雇佣者是有价值的，而且正是这种内价值需求决定了皮影的存在。外价值系统的主体由普通观众、学者、地方官员、文化部官员等构成，他们对皮影的价值需求各不相同，对陆丰皮影的存在也会发生不同影响，但他们是外在的，对陆丰皮影不具有决定作用。在当地人的观念中，“祭孤”中的皮影表演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鬼”看的。

从陆丰皮影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发生与存在往往由内价值系统决定，外价值系统只有通过内价值系统才能影响戏曲。而我们传统的戏曲研究者多数把目光集中在外价值系统的研究上，如从文人、官员角度看戏曲价值，注意到戏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政治的价值，而对于戏曲的内价值基本上是漠视的，或不以为是的。这种做法既不符合戏曲的发展规律，又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宗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常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拥有者某个群体、团体或个人所具有的文化认同。只有在保证遗产所有者价值实现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对其他人的价值问题，这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以，从内外价值系统角度研究戏曲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真正揭示出中国戏曲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

四、生态系统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保护理念上，多数学者认可一种区别于物质遗产保护的方法——生态保护，即把对象和其赖以存在的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提出，实际上得益于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功实践。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不仅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且为人类在农业、生物制药、仿生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那么，人类的文化遗产是否也像濒危生物那样需要营造一个生态环境来进行保护呢？多数人文学者持肯定态度，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许多学者建议设立生态保护区来保护，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文化生态保护的理论，这些理论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采取措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我环境中自由地成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生长环境从整体上被保护起来，以免被外来文化侵犯或其他的人为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种生态理论启发我们对戏曲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可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事实上，我们在前面所述的有关戏曲的非物质传承、活态形态、系统价值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一些生态研究的内容。

戏曲的生态研究强调戏曲整体研究，即要求把戏曲放在它所处的环境系统中去认识和评价。任何一个戏曲剧种、流派、戏班和任何一场具体演出都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进行的。考察戏曲演出与其周围环境的共生关系，是揭示戏曲存在和发展的内外部根据的重要途径。例如，我们要研究古代秦腔的传播，就不能忽略山陕会馆这样一个商业环境对秦腔传播的影响。考察现存各地的明清山陕会馆，我们发现它们大都建有关帝神庙和戏台。从有关碑刻和文献记载来看，山陕商人经常邀请秦腔戏班在会馆戏台上演出，以祭祀关帝或招待同乡客商。与会馆建筑多用家乡材料、仿照家乡建筑模式一样，山陕商人在戏台上演出家乡戏剧——秦腔、祭祀家乡神灵，目的就是为其经商营造一种浓厚的家乡环境，这既有利于团结本乡商人，又有利于与当地商人商贸竞争。可见山陕商人演戏的主观目的是经商牟利，客观上却为地方色彩浓厚的秦腔在异地营造了一个本土性质的演出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秦腔才能得以演出并影响了当地的戏曲文化⑥。同样，我们在研究陆丰皮影演出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有专家把我国皮影戏分成三个主要流派，即滦州影、陕西影和潮州影。也有人分成七派，即在上述三派之外加上湘赣、山东、西南、江浙四个流派。无论何种分法，陆丰皮影都属于潮州影一系。潮州影历史上曾流行于潮汕、闽南与台南等地，现在闽南皮影已经消失，陆丰皮影便成了潮州影在大陆的惟一遗存，演出区域也仅限于海陆丰地区。显然，陆丰皮影是流行于闽南方言区的表演艺术，它用闽南方言（广东人称为福佬话）演唱，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是它能成为我国皮影一大流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般认为我国皮影戏的远源是古代的招魂巫术，近源是汉代以来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明嘉靖刻本《荔镜记》传奇第六出，描述潮州元宵灯会有“打锣鼓动乐抽影戏”的唱词⑦。《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在“轶闻传说”部分引明嘉靖编、清乾隆重修的《碣石卫志》“民俗”篇，有“每届神诞，多聘木头戏、皮影戏”的记载⑧，表明历史上陆丰皮影继承了我国皮影的巫术与宗教传统，往往与节庆、神诞的祀神活动相关联。

从2004年起，笔者多次赴陆丰调查，调查发现现存的陆丰皮影戏班——卓家班仍然保持着祭祀演出的传统。卓家班以往只要是农闲，都会有人请去演出，主要在节日祀神和为非正常死亡的人超度，现在演出很少，只有阴历七月“祭孤”时演出较多。按照当地群众的说法，七月是鬼节，人们必须对游荡在村子周围的孤魂野鬼进行祭祀超度，才能避免村民受到鬼魂的骚扰。在祭孤时，除了法师做仪式超度、安慰这些孤魂野鬼外，还要邀请各种表演来娱乐鬼魂。皮影在当地的地位历来很高，故“祭孤”往往伴有皮影戏的演出，且当皮影与其它戏曲同时演出时，皮影戏班的鼓没有开，其他戏班就不敢开戏。另外，皮影戏在新地方演出时，有“洗钗”之类的“净场”习俗和开场戏《搬仙》的演出。“净场”时，所有观众都必须暂时退出观看场地，由演出的主持人磔鸡、燃放爆竹、贴符，艺人在后台敲大锣大鼓等以示驱邪，之后才允许观众入场。《搬仙》是开台例戏，演出“跳加官”、“跳三仙”（福、禄、寿）之类的吉祥戏。这些习俗和演出独具仪式功能，使得皮影演出呈现出浓郁的祀神意味⑨。

2004年阴历7月11、12、13日陆丰卓家班在湖东镇曲清村的“祭孤”演出，可以说是整个陆丰皮影演出生态的一个缩影。“祭孤”期间，村民在村外空地上搭建了一个十分巨大的祭场，场上除设置了巨大的大士神像、金碧辉煌的“衣厂”（供孤魂野鬼使用的纸扎日用品、服饰、电器、交通工具等）、香烟缭绕的献台、孤棚（祭祀仪式举行的场所）外，还搭建了一座皮影戏棚、一座现代歌舞舞台、两座潮剧戏台和22幅张挂的电影屏幕。陆丰皮影就在这样空间中与现代歌舞、潮剧和电影同场连演了三晚。皮影与潮剧、现代歌舞和电影如此紧密地被纳入同一个活动——“祭孤”演出，这是城市戏曲研究者无法看到、也难以想象的，而在陆丰却是真实的普遍的存在。我们研究陆丰皮影能够漠视它如此生动的环境吗？那简直是古代戏曲与宗教仪式及各种表演共生共存的活化石！其实，在海陆丰地区，不惟皮影戏如此，就是当地号称天下第一团的西秦戏、正字戏、白字戏无不如此，在节庆、神诞、祭孤等民俗活动中演出，在农村广场演出，是这些戏曲遗产绵亘不断的重要原因。国家也曾经一度让这些民间戏曲离开自身的民俗环境，走进现代化的城市剧院，结果因上座率低而告败，重新回到乡村广场后却焕发了青春。原因何在？陆丰当地的一句民谚就足以说明了——“没有老爷就没有戏”，戏曲与当地人的信仰血肉相连，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这是其长期存在的根本。所以，戏曲研究不能离开戏曲生态，陆丰皮影的生态就是福佬方言和乡村“祭孤”等民俗以及渗透在这种民俗中陆丰人的民间信仰和观念。离开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陆丰皮影的生存规律，无法理解我国戏曲的本质。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出现，促使我们对戏曲本质和戏曲研究进行重新思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看戏曲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我们以前忽略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重新调整戏曲研究思路、深化戏曲研究的起点。认识戏曲在传承、形态、价值和生态诸方面的非物质性特征，将为今后的戏曲研究开辟新的路向。当然，本文目前还只是一个预想，但相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方面更扎实更具体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多，我们期待着。

①刘毓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制约》，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②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unesco.org所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文版。

③参见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刍议》，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④⑤陈多：《〈白兔记〉和由它引起的一些思考》，载《艺术百家》1997年第2期。

⑥宋俊华：《山陕会馆与秦腔传播》，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⑦明嘉靖刻本《荔镜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第381页。

⑧谢彬等：《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3年版，第472页。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5

关键词：花椰菜；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

genetic regularity of main characters of cauliflower and proper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lang lang，yao xing-wei，liu li-li，wen zheng-hua，shan xiao-zheng

(tianjin kernel research institute of vegetable，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 the genetic regularity of cauliflower main characters involving single ball heavy, maturation, plant height and strains exhibition, imported quality, and correlations among main characters were summarized, the conclusions were that the study on genetic regularity of main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s correlation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breeding research, bu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unifies,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genetic regularit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organic could improve breeding efficiency and breeding level.

key words: cauliflower；genetic regularity；proper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花椰菜( brassica oleracea var. botrytis) 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类的蔬菜，全国栽培面积已达35. 3万hm2，居世界第一位，成为我国主要蔬菜种类之一。笔者归纳总结了花椰菜的主要性状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以及在育种中的实际应用，以期对花椰菜育种研究有所帮助。

花椰菜以花球为商品器官，花球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是育种工作者的主要育种目标。并且在育种过程中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给选择单球质量带来较大困难。为此，育种工作者在单球质量遗传规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旨在合理利用资源，缩短育种年限，提高花椰菜产量。

1单球质量遗传力分析

遗传力是性状遗传传递能力大小的指标。遗传力越高，表明性状在遗传上较稳定，不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直接选择的可靠性较大，可在早代进行选择。相反，遗传力较低，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魏乃荣等[1]研究表明，花椰菜单球质量遗传力高达95.43%，可在早代进行选择。李素文等[2]研究表明，单株经济产量以及与花球质量相关的球径、纵径、紧实度等性状加性基因效应作用更大，可以稳定遗传。孙剑等[3]研究表明，单球质量特殊配合力方量/一般配合力方量比值<1，遗传力高，优势率低，受加性效应影响大，可以固定遗传，应通过系谱选择固定。然而杨加付等 [4-7]的研究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单球质量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30% )。

2 单球质量遗传规律与主要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椰菜育种中，单球质量为产量的主要构成因素，但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直接选择单球质量有较大的困难。为此，通过对多个经济性状的综合选择，以使单株质量的选择方法得以改进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魏乃荣等[1]认为，以单株花球质量为目标性状时，以单株生物学产量、显花球期和花球厚实度为间接选择性状效果最好。张振贤（1995）认为，花球质量与叶质量和茎直径关系最密切，即叶越重，茎直径越大，花球就越重，直径就越大。程卫东 [8]通过对15 个花椰菜品系的9 个经济性状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分析最终确定了花椰菜单球质量的最适合选择指数为：i= 0.020 7 × 1 (显球天数) + 0.053 3 × 2 (采收天数) + 0.016 9 × 3 (株高)。在花椰菜育种中，花球横径及球高是单球质量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程卫东分析发现，球高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并不显著，而花球横径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虽显著，但该性状的遗传力很低。杨加付等 [4-7]研究表明，单球质量与成熟期、球径间存在较大的加性相关，选择成熟期和球径时，单球质量相对遗传效率分别达到124. 5% 和74. 9%，在花椰菜选择育种中可加以利用。刘厚诚等[9]试验证明，花球质量= 0.190×叶质量- 0.009×叶面积+ 0.313×株质量- 1.175 8×花球茎直径+ 231 828×花球直径- 191 143 9 ( r2 = 0.958)。通径分析表明，植株质量和花球直径对花球质量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叶质量、叶面积和花球茎直径则是通过显著影响前二者而间接影响花球质量。李素文（2003）通过对花椰菜亲本主要经济性状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杂交一代单球质量和成熟期的预测模型。结果表明，母本的全株质量( b4 - 2) 和父本的成熟期( b13 - 3) 对模型贡献最大，均达极显著水平。

以上研究都支持同一个观点：单球质量的选择仅通过对球横径与球高两性状的选择，期望达到对单球质量有较大改进是困难的。即实现花椰菜高产，必须注重在生长前期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植株形成充足的叶面积，在较高生物产量的基础上及时转入生殖生长，促成较大的花球茎直径和花球直径，提高花球产量。

3花球成熟期遗传规律以及相关性分析

不同熟性的花椰菜生育期相差较大，培育早熟性好的花椰菜有利于前后茬口的安排，提高复种指数和经济效益。因此，研究花椰菜熟期性状的遗传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素文等[10]建立了花椰菜杂交种熟性预测模式，认为母本的成熟期( b13 - 2) 和父本的显球期( b15 - 3) 是影响杂一代成熟期的最主要因子。杨加付等[11]研究表明，熟期性状的遗传受环境影响较大。花椰菜成熟期的遗传效应主要由营养生长期决定，而互作效应则主要受结球期影响，故认为花椰菜早熟育种应先进行营养生长期缩短的改良，再结合结球期缩短的改良效果可能会更好。李素文等[2]认为成熟期测算m sgca?觟m ssca 值小于1，受非加性基因效应作用大。此观点与孙剑等的测算结果为5.16不相同。笔者认为花椰菜品种熟期受环境影响较大，同一花椰菜品种栽培时期和栽培季节不同都会严重影响花球熟期。

4株高、株展遗传规律和相关性分析

魏乃荣等[1]利用方差与协方差分析法，研究了花椰菜11个数量性状的遗传力、遗传变异系数、遗传进度及性状间的表现型相关和遗传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变异系数较小，可以认为是较稳定的性状，选择的范围有限。并且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力易受环境因素影响，遗传力较弱，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株高和株幅均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

5花球品质遗传规律与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球品质的好坏决定着花球的商品价值和销售量。外观品质是一些比较容易直接鉴定的性状，了解其与营养品质的遗传相关性，就可以通过选择外观品质性状来改良营养品质性状，进一步育成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新品种。为了提高花椰菜品质育种的效率，有必要深入研究品质性状的遗传规律及不同品质性状间的遗传相关性。

杨加付等[12]研究表明，球径与维生素c 含量、蛋白质含量，球高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维生素c 含量、蛋白质含量，球形指数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遗传协方差皆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因此，对花球外观品质的选择会明显影响花球营养品质性状。适当减小球径、球形指数或增加球高对提高杂交花椰菜组合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有利的，而增大球径或球高可提高杂交组合的维生素c 含量。

花椰菜主要性状遗传规律以及性状相关性研究对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必须注重与田间调查相结合，避免脱离育种实际，只有将遗传规律与田间调查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育种效率，提高育种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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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加付，饶立兵，顾宏辉.花椰菜熟期性状的遗传效应及其与环境互作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04，16（4）：182-185.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6

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世界遗产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学正式增设世界遗产这一课程，随后多所高校均开设此课程。此后，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在教育领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功能以及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源于对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遗产来讲，综合性较强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其与多门学科存在联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旅游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旅游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学科中，对世界遗产在学科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弱。就世界遗产这一素材而言，其与世界接轨，其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将直接影响部分学科是否发生改变。

就整体以及个体的世界遗产、空间分布以及景观特征来讲，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分析两者的内容以及广泛性来讲，两者同样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就世界遗产来讲，按照定义，在地理研究领域中，世界遗产是极端性非常强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评选世界遗产时，需要全球最为权威的部门以及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考证，然后给予批准获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遗产相似内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与世界遗产相互结合，进行教育的开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相似的知识为基础对人文地理在教学中世界遗产的作用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探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高学者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

一、世界遗产在人文方面的表现

1、文化景观、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世界遗产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自然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就后者来讲，其主要涵盖建筑群、遗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世界遗产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与《公约》中的相关标准相符合，那么就称其为双重标准。

为了将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和谐凸显出来，世界文化遗产增设了“文化景观”。就本质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涵盖绝大部分文化景观，剩余的则为双重遗产。换而言之，文化景观是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了双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观将会被重新列出。就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来讲，大部分属于文化遗产。在2012年之前，96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涵盖28项双重遗产，725项文化遗产。

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里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联合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讲， 其涵盖的内容同样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人文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遗产组成的阐述

在2011年，《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出版之后，国内出现多个有关的书目，主要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学》等多个书目。这些书目的出刊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学所学的《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的科目，为学生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以上著作进行总体归纳发现，他们在内容框架方面主要涵盖概述、分类的介绍、具体的例子、如何保护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概述。就概述内容而言，其主要涵盖《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来源以及本书大致内容的介绍。

分类以及举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将世界遗产进行类型的划分，并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等类型。

介绍及举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保护以及利用的具体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世界遗产当前所遇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利用进行具体分析。就世界文化遗产来讲，物质类的遗产类型主要涵盖皇宫、广场、园林、当代都市、乡村等多个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头传说的，也包括社会风俗、表演艺术、传统手艺等方面的内容。

2、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对象具有互相涵盖的性质

在各种类型的遗产中，除了双重遗产具备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标准之外，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都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分析上述的分类可知，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非物质以及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因此，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研究对象为多种人文现象。对于当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人文地理的教材来讲，其在人文要素方面主要涵盖地名、语言、聚落、民俗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与世界遗产中的很多类型都相同，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对当前主流的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对于前者而言，其要求在文化现象中，具有最丰富、最优质的内涵，但是对于后者来讲，其主要对实际的使用价值更为注重。

②宗旨统一

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7

【关键词】 教育；家庭；对比研究；学生；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 R 395.6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11-1340-03

A Survey on Present Parental Rearing Attitude of Pupils' Parents in Rural Ethnic Area/ZHAO Ke, ZHANG Hai-qing. Dehong Teachers' College, Luxi(678400), Yun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present parental attitude of pupils' parents in rural ethnic area an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m. Methods Totally 330 parents in a rural ethnic region in Yunnan through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parental attitude. ResultsIn rural ethnic area, most parents of pupils had active opinions on educating children, tending to claiming democratic, efficient education, reward and achievement expectation. Statistic significances didn't exist i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parental rearing attitude(P＞0.05) but existed in their professions, educational levels, income, 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hildren's studying records etc(P＜0.05). The parent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ere more active than the Dai, Achang and Jingpo nationalities. Conclusion Parents' parental rearing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professions, educational levels, income, 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hildren's studying results. School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these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upils.

【Key words】 Education;Family;Comparative study;Students;Minority groups

不同学者对教养观念表述持不同的观点，如父母教育观念、育儿观念、养育观等，其内涵也不一致［1-4］，但多数学者认同教养观念包括儿童发展观(父母关于儿童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观点和看法)、父母期望观(父母对儿童发展目标的期望，也是父母对儿童发展目标的看法)、父母观(父母关于自己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力和本身教养能力的认识和看法)、亲子观(父母关于子女与其互动关系的看法)4个方面。从以往研究来看，涉及父母教养观念的研究不断增多，并取得较多成绩［5-9］。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等发展相对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本研究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探讨小学生父母教养观念的现状，为边疆民族地区家庭及学校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云南省某边疆民族地区小学儿童家长366名，由调查者直接深入家庭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者由当地妇联及教育局从各小学精通汉语和傣语、汉语和景颇语的双语教师中选取，并邀请专家进行培训。共发放问卷366份，回收有效问卷330份，有效率为90.16%。其中父亲157名，母亲173名；农村192名，城镇138名；大学及以上88人，高中或中专44人，初中118人，小学及以下80人。

1.2 方法 以父母教养观念问卷［10］为研究工具。该问卷由39个条目构成，包括主张民主、教育有效感、主张惩罚、主张奖励、成就期望、主张遗传和教育无效感7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越趋向该维度。总量表信度为0.823，分量表信度为0.601～0.817；问卷拟合效度指标0.87～0.93。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6.0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边疆民族地区父母教养观念的一般特点 边疆民族地区父母的教养观念中得分最高的是“主张民主”和“教育有效感”，最低分是“主张遗传”和“主张惩罚”，见表1。

2.2 父母教养观念的影响因素

2.2.1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父亲母亲的教养观念 就父母生育子女数而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父母教养观念在“主张民主”、“教育有效感”、“主张惩罚”和“教育无效感”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2.2 不同职业、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父母教养观念 表2数据表明，不同职业父母教养观念在“主张民主”、“教育有效感”、“主张遗传”和“教育无效感”维度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为进一步考查文化程度对父母教养观念的影响，对不同文化程度父母教养观念差异进行LSD分析，结果表明：(1)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更主张民主而不主张惩罚和遗传，更容易获得教育有效感；但对子女的成就期望水平低于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2)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比初中文化水平的父母更主张民主，更容易获得教育有效感，相反，初中文化水平的父母更可能获得教育无效感。(3)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父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相比，他们更不主张惩罚和遗传，获得教育无效感的程度明显低于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但他们对子女的成就期望水平低于小学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父母的期望水平。(4)初中文化程度的父母在主张惩罚、主张遗传和教育无效感方面得分均低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父母的得分，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对子女的成就期望水平高于初中文化程度父母的期望水平。见表2。

2.2.3 不同民族父母教养观念差异分析 不同民族在“主张民主”、“主张惩罚”、“主张遗传”和“教育无效感”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汉族、景颇族父母更主张民主互动而不主张惩罚，阿昌族父母更倾向于遗传，汉族和景颇族父母更不容易产生教育无效感。见表1。

2.2.4 不同学业成绩小学生父母教养观念差异分析 学业成绩优秀的小学生父母比学业成绩良好和中等的父母更主张民主，学业成绩良好的父母又比学业成绩中等的小学生父母更主张民主，学业成绩优秀的小学生父母比学业成绩良好的小学生父母获得更多的教育有效感，学业成绩差的小学生父母比学业成绩优秀的小学生父母更主张遗传，见表3。

3 讨论

边疆民族地区小学生父母教养观念在“成就期望”、“教育有效感”、“主张民主”和“主张奖励”维度上的得分均超过了3分，说明多数父母在子女教养中主张民主与奖励，成就期望较高，对于自己的教养能力有着积极的认识，而主张惩罚、教育无效感和主张遗传的得分均低于3分，说明多数父母不主张惩罚，不认可遗传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自己的教养能力消极认识较少。

有关父母教养观念的研究表明，影响父母教养观念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李凌艳［11］研究指出，影响父母教养观念的因素主要有：祖父母的教育观念、父母、教师和其他人的影响，媒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职业，年龄，孩子的数目，孩子的年龄等。有研究也表明，儿童年龄、父母年龄、父母性别、收入和父母学历等因素对父母教养观念有显著影响［12］；还有研究认为，文化差异影响父母教养观念的取向［13］。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具有一致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的方面。

第一，对父亲和母亲教养观念的差异检验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小学生父母教养观念在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李洪曾等［8-9］的研究均表明教养观念存在性别上的差异，董利［14］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的性别是影响教养观念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结果与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可能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制约；其二，可能受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其三，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性对子女教养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

第二，是否独生、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收入水平是影响父母教养观念的重要因素。独生子女父母的亲子观更为民主，更容易获得教育有效感，其原因可能是独生子女家长更关注孩子的感受，有更多的时间对孩子进行教育。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与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在各因素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高中或中专文化水平是父母教养观念形成与发展一个分界线。研究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其期望水平会降低，揭示文化程度高的父母能更理性地认识合理的期望对子女的积极效应。收入水平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加民主，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成就感；而收入水平低的父母则显得不民主，更多地感到教育的无效。这可能是源于经济的压力，收入水平低的父母，通常忙于生计，往往忽视孩子的教育，在教育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这就揭示了对儿童的教育应该充分考虑家庭因素，对家长应给予长期而适当的引导。

第三，从民族差异看，在教育的民主性、教育无效感和主张遗传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汉族和景颇族父母教养观念更民主，阿昌族父母更主张遗传，傣族和阿昌族更容易获得教育无效感。这可能与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及观念等有关。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其思想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上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因此，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重视家庭教育必须关注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而不是一味强调学生现有水平的高低。

第四，从不同学业成绩小学生父母教养观念看，父母教养观念影响孩子的学习，而孩子的学业成绩又反作用于父母教养观念。研究发现，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比学业成绩良好和学业成绩中等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中更民主，而学业成绩差的学生父母与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在主张民主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孩子学业成绩差让父母感到无力而顺其自然，把孩子的发展归为遗传。以往研究指出，父母养育方式是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因素之一［15］，成绩不良组与成绩优良组的家庭环境的某些特征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16］。诚然，父母教养观念会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但子女的学业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母的教养观念。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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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篇8

摘 要：本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现状与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找出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打下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顾名思义是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耳口相传的经验、技艺、精神。可以看出，其最大的特点是紧密地与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是民族个性“活”的体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载体，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那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更是如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现实和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构建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以客观地可度量的标准为基础，对众多传统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判，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并公布《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对如何确定这些遗产代表作的标准进行了归纳，大体有这样几个标准：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必须具有突出的价值；③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植根于当地社团；④民间文化必须对本社团的文化特性起到重要作用；⑤必须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非常出色；⑥具有反映现存文化传统的价值；⑦其生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际上也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这些标准虽然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的，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对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本尺度。如表1-1所示。

现在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具备体现人类创造性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在日本，对于“无形文化财”的认定标准则凸显国家特色。

综上所述，总结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的特点如下：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具有突出珍贵的价值（历史、艺术、科学等）；②它是独特的，具有民族、群体文化特征的；③它是依附并现存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生活中的；④它是面临濒危状况、需要抢救和保护的；⑤它是符合人性、顺应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在传统工艺美术方面，1997年国务院《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标准规定为：“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品种和技艺。”依照此标准，国家建立了评定机构，保护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命名了二百余名“工艺美术大师”。随着全国保护试点名录的推出，文化部颁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可以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形成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这都为我们在法律上确立认定标准、建立保护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国相关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尹华光、彭小舟二人所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文章从定量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四大主要价值的指标要素，初步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但该文仅有一、二级指标，缺乏三级评价因子作数据支撑，并且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参与问卷的对象仅选取高校等各界的旅游专家，有很大的局限性；钱永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实践》一文，对“文化遗产主导者以自身观点、意愿决定文化遗产名录”提出了质疑，令人深思。文中从“本征价值”、主观价值与功能性价值等三方面对非遗价值进行了区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三、国内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g领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的研究已进行了部分尝试与努力，但暂未形成科学、系统且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大多研究成果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某项具体的角度出发，如资源价值、旅游价值、开发价值等，极少从总体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非遗项目价值评估体系。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从纵向、沿着历史的时间长河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这些历时性基本价值，而且还要从横的角度、视野开阔地扫视宽广空间，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和谐价值、审美价值这些共时性基本价值，纵横结合，时空交叉，立体地、全面地认识非遗的基本价值。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提出的国家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其中的四大主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至今未展开系统的整体评估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涉及非遗的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仍在探索之中，缺少科学、简便、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至于结合湖南本土非遗资源和非遗管理实践的评估体系更是空白。因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构建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刘光平（1978―），男，硕士研究生，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非遗传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