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范文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1

关键词：遗传病主线；高职学校；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

医学遗传学是介于医学与遗传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也是高职护理专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课程，学生学习起来普遍感到难度偏高。为了提高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建设质量，近年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了以遗传病为主线的课程建设策略，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模式方面进行了优化，现将具体的教学措施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纳入到本组研究中，均为女生，共計128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4人。对于观察组学生，以遗传病为主线进行教学改革，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教学模式，两组采用同样的教材，由同一老师授课，学生基础成绩、课时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0.05），不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

（二）教学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用的理论+实践的授课模式。对于观察组，以遗传病为主线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1.成立研究小组

成立《医学遗传学》研究小组，制作出玻片标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染色体核型分析，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学生针对医学遗传问题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搜集自己家乡的遗传病调查资料，编制论文集，并将相关知识力所能及的传递给亲人、朋友等。并普及《医学遗传学》的相关知识，在校内开展义诊活动与知识竞赛活动，结合教学目标来改革教学评估方式。

2.重构教学内容

在教学活动中，将遗传病作为教学大纲，从遗传病原理、分子基础、遗传病细胞、遗传病临床表现、传递方式、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进行教学。并结合《医学遗传学》的内容来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满足高职《医学遗传学基础》教材规划，介绍学科的发展动态，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记忆。课件中有大量的遗传病资料图片，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在与主动性。同时，设置网络虚拟课堂，建立微信群，为学生提供关于遗传病理论、实验教学、教学课件、遗传病视频的相关知识，内容包括习题、教学视频、参考资料、课件和教学大纲等，学生可以随时下载、复习。此外，以遗传病为主线，编写实验教学大纲，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构建遗传咨询门诊，成立诊断见习基地，在成绩评价上，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成绩，也增加了实验与社会实践内容，提高考核的全面性。

3.建立遗传咨询门诊

遗传咨询即根据咨询对象的遗传病发生情况、诊断、防治问题进行商谈与讨论，让患者对自己家族的遗传病有系统地了解，选择合理的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遗传咨询门诊已经非常普遍，是遗传病治疗的重要内容，负责为患者提供生殖保健、优生优育、遗传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建立遗传咨询门诊，学生可以感受医生、患者的双重身份，从而知道怎样有的放矢地学习知识，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4.举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节假期，组织学生上社区、街道、特殊学校、社会福利院等，举办义诊活动，宣传优生优育的相关知识。在寒暑假，为学生发放调查表，为学生介绍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与注意事项，让学生利用假期来进行调查，写出报告汇编。通过调查，有的学生拍摄了珍贵的照片，最后由教师负责汇总。在一个个的实例中，学生感受到了消除传统封建陋俗、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

（三）观察内容

对比两组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满分均为100分，60分及格。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来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两组学生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对比示意表

组别例数理论考核成绩实践考核成绩

观察组6486.4±7.688.4±6.1

对照组6473.9±8.275.9±7.8

三、讨论

医学遗传学是高职护理教学的一门重要内容，涉及的内容复杂，包括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知识，内容复杂、抽象度高，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研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方法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主动性与积极性均受到了影响，不符合新时期高职院校的育人需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遗传学课程既包括基础知识，也包括与遗传病防治相关的内容。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模式的问题，我院以遗传病为主线，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重构了教学内容，包括成立研究小组、重构教学内容、建立遗传咨询门诊、举行社会实践活动四个方面，不仅包括理论教学内容，也对实验、实践教学活动进行了改革。以“遗传病”为主线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再将其付诸于自己的实践中，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的时间，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进行调研，这种“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理论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十分有益。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遗传病为主线的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临床实践与理论真正结合起来，借助于各类新型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对于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

作者：赵忠桂

    参考文献： 

[1]曹博，程志，曹德品，等.PBL教学模式在医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7）. 

[2]张咸宁，俞萍，祁鸣，等.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浅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 

[3]冯浩，沙保勇，景晓红.浅析高等医科院校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陕西教育（高教），2015（12）. 

[4]米亚静，张妮，刘洁，等.青年教师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的体会与思考[J].现代医药卫生，2014（17）. 

[5]张淑红，张金波，刘爽，等.提高医学遗传学课堂教学效果的探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2（2）. 

[6]朱晓卓，郭春燕，吴美蓉.卫生类高职院校医疗风险意识教育的改革探讨[J].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2

关键词：原真性；旅游；遗产保护；演变；差异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Golomb 1995)。的确，原真性概念在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在相互传播与使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不断为原真性提出新问题，再加上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使得原真性概念理解越发困难。

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原真性概念在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之间交替出现，关注视角的不同导致对原真性概念理解差异使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本已经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理清原真性概念在两个领域间的不同演变路径及其理解差异十分必要。本研究拟从authenticity的中英文词义人手，分析该词两种不同学科语境的词义与概念演变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程度(阮仪三、林林，2003)。“authenticit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il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诚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汉语中能与“authenticity”相对应的术语是用于鉴定文物的“真品”一词中的“真”，但仅针对可移动文物而言。根据英文辞典中对“authenticity”的“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以及《奈良文献》中的相关理解，曹娟(2005)、徐嵩龄(2005：105)认为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更能准确反映英文原词的含义。但此前，张松(2001)、阮仪三、林林(2003)在讨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就已经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同是文物背景的学者也有将其译为“真实性”(张成渝、谢凝高，2003；张成渝，2004)，国家部分机关的相关正式文件也译为“真实性”。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inauthenticity)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pseudo－event)，是一种“失真”(inauthenticity)。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1976、1989)则认为旅游者生活在现代化、异化(Mienated)的社会中，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旅游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authenticity”。社会学研究者王宁(1999)在将MacCannell的“Authenticity”概念介绍到中文语境中时，将其译为“本真”。但在哲学研究领域，早在1991年就有人将“authenticity”译为“本真性”(杜维明，1991：49)。

其实，“真实性”一词早在中文语境中存在，只不过是多用于传播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从可查文献来看，“真实性”早期含义主要是针对“真”与“实”，“假”与“虚”而言，如纳扎罗夫(1953)关于电影纪录片真实与否的讨论，杜岫石(1959)、金岳霖(1959)关于真实与正确的哲学讨论等等。或许缘于语言习惯，后来旅游界常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吴忠才，2002；于岚，2003；吴晓隽，2004；钟国庆，2005；田美蓉、保继刚，2005；陈勇，2005；王晓跷等，2006)。

综上，“Authenticity”的中文译法各有背景，但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原真性”与“本真性”的词义基本相似，“原”指“原生的”，“本”指“本来的”，只不过目前社会学界、民族学界通常译为“本真性”(最近也有译为“原真性”，如马晓京(2006)，而文化遗产保护界常用“原真性”，与之相比，旅游界常用的“真实性”更强调旅游者的体验，但由于“真实”失去了“authenticity”中“原初的”、“本来的”含义，与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相背，根据英文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译为“原真性”应该更符合原意。

二、遗产保护法规与文献中原真性概念的演变

根据曹娟(2005)、徐嵩龄(2005)的研究，原真性概念大致经过以下几部国际法规文献的发展与完善：

《威尼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了“第2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了《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简称《威尼斯》)，《》首次明确提出“使它们(历史古迹)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最早的状态”(theunderlying state)而且要保护“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the valid contributions of all periods)，“不能改变布局和装饰”，“要保护古迹周围环境”，等等，充分表达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概念内涵，即“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

《奈良文献》。1994年11月，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组织召开“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国际专家会议并形成《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简称《奈良文献》)。《奈良文献》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之初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原真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有关‘原真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持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

《巴拉》。在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一系列探讨中，澳大利亚的《巴拉》(The Burra Charter)是一部对原真性概念也有重要影响的法规，它针对原真性原则提出遗产保护方式可以包括维护、保存、恢复、重建、兼容性利用、利用、适应性改变、展示等多种方式，接纳了“重建”等符合亚洲文化遗产特征的遗产原真性保护方式。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999，2002，2005)将遗产价值认证直接与遗产的原真性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遗产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testof authenticity)：“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原真性标准”；每项被确认的项目都应“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原真性的检验”。自此以后原真性概念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受到世界各国遗产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明确提出，文物古迹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现存实物必须是历史上遗留的原状，并规定原状是指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和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涵的原有环境状态。并提出了具体的鉴别、修复、保护工程的技术要素。所有这些理念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特色的古迹与文物保护要求。

当然，迄今各国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仍有差异，关于它的发展与完善仍在不断的进行中。总的看来，近几十年国际遗产保护的法规与文献中关于遗产价值识别或遗产保护观念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过程：从纯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到可移动物质遗产，从物质遗产本身到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元素，从遗产价值标准的欧洲化到遗产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从遗产保存到遗产保护与利用多种方式并存，并开始关注遗产与人的关系，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见表1)。

三、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演变

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来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主义研究，但借用自早期博物馆研究(Trilling，1972)，随着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将原真性概念延伸到旅游研究领域，它很快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但随着原真性概念的广泛运用，其内涵的不明确性与使用局限性日益暴露。批评家质疑它的可用性与正确性，支持者用它来解释旅游现象，成为旅游研究领域批评、改进与再批评的热点问题。Wang(1999)将原真性概念分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几个类型：

客观主义的原真性(objeetive authenticity)。对原真性的客观主义方法研究以Boorstin(1964)和MacCannell(1973，1976)为代表，二人把原真性当作旅游客体内固有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在看待旅游者追求这种原真性的能力和动机方面，两人的观点截然相反。Boorstin(1964)认为游客既没有获得原真性的能力，也没有追求原真性的愿望，而MacCannell(1973)则认为游客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虚伪，他们出游目的就是追求原真性。在客观主义的原真性概念中，不管是Boorstin所批评的“伪事件”(pseudo-event)还是MacCannell所提出的“舞台化的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其衡量标准都是基于博物馆情境下的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判断。他们的这一主张招致了多种质疑和批评，其主要批评在于原真性在现实中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专家、学者所判断的不真实或“舞台化”对旅游者而言则有可能是真实的(Wang，1999)。

建构主义的原真性(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Wang(1999)将建构主义的原真性概念概括为：(1)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或“原物/原作品”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一种“原物/原作品”意义上的绝对真实(E.Bruner 1994)；(2)真实或不真实是一种人们看待、解释事物的主观结果；因此对于真实的体验是多元(pluralistic)的而非单一的；(3)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来说，原真性是旅游客源输出地的游客基于其期望甚至刻板印象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所贴上的一种标签。在效果上，旅游者确实在寻找原真性，但他们寻找的不是客观的原真性，而是社会建构的原真性。旅游目的或其他事物作为原真性被体验不是因为他们是原物或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标志或原真性的象征被认识到(Culler，1981)；(4)曾经是不真实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一个“突现的真实”过程后会被重新定义为真实(Cohen，1988)。由此可见，建构主义者寻求的原真性不再是Boorstin和MacCannell所指的客观的原真性，而是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原真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Wang，1999)。

后现代主义的原真性(Postmodernism 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在对旅游客体和旅游主体的认识上，代表着一种比建构主义原真性更激进的观点，他们完全不把“不真实”(Inauthenticity)当一回事(Wang，1999)。他们的核心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1)“真”、“假”其实没有严格边界，“真真假假”其实经常相互替代。Eco(1986)用美国迪斯尼乐园的例子来说明真假的界限，他完全解构了原制品与复制品、符号与现实等之间的界限，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进而也解构了原真性的概念。(2)现代技术可以使“假”变得比“真”还真，“假作真时假亦真”。Baudrillard(1983)用柏拉图的“虚像”(simulacra)来解释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虚像的发展经历了“伪造(counterfeit)一复制(copy)一仿真(simulation)”的过程，而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仿真”构成的世界，它允许没有“原作品”，没有“起源”，仿真(simulation)和虚像(simulacrum)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境界。“表演的原真性”可以替代原物，因而也可以起到保护脆弱的旅游文化(Cohen，1995)。

存在主义的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并非源于旅游研究领域，它主要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幸福的意义、人对自己的意义等话题有关(Carol J，Steiner and Yvette Reisinger，2006)。其早期含义是“人在某一时期对自己的真实”(Berger，1973)。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王宁 (1999)将游客的原真性体验分为个体内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与个体之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两个维度，并认为既使旅游客体是假的，但游客会在旅游活动的激发下放松自己找到个体内部的原真或者个体之间的原真体验。当处于存在的原真状态时，人们感觉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自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旅游客体是原真的，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能够参加非同寻常的活动。

此外，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在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同时，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这种原真性在强调旅游者追求原真自我的同时忽视了东道主社会(李旭东、张金岭，2005)。美国学者Wang Yu(2007)也指出客体的原真性与存在的原真性(与自我相关的原真性)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且，通过某种机制这两种类型的原真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她认为原真性有三个层次――客体、自我(主体)和家。她认为除了客体层面的原真性和自我(存在)的原真性之外，与家相联系的原真性(home－related authenticity)亦是理解旅游者追求原真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游客旅游是为了逃离熟悉的环境，却又不断“在他乡寻找故乡”，在“陌生中寻找熟悉”，Wang Yu将这种原真性理解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其核心思想包括：(1)事先对“他者”的想象――这种原真性主要是与客体相关的，而且受大众传媒、旅游文献、旅游指南等影响；(2)旅游者本能地寻找“家的感觉”，在陌生中寻找熟悉，在他乡中寻找故乡。(3)东道主根据旅游者的需要创造和提供符合旅游者需要的原真性的旅游产品。Wang Yu提出的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 authenticity)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客体(东道主社会)和主体(旅游者)共同建构的原真性。这个概念强调了客体和主体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建构的、舞台化的遗产文化何以被旅游者所接受。wang Yu超越了对“原真性”概念的二元理解。但与此同时，定制化的原真性的问题在于当这种二元对立消除后，东道主社会是否可以提供每个个体旅游者认同的原真性遗产文化以及如何提供。这种定制化的原真性必然是多元的，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如wang Yu自己丽江案例研究所说：在旅游地“旅游者可能随处发现也可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本真的纳西文化’”。

总的看来，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虽然最初源于博物馆研究领域、哲学研究领域，但在旅游研究中却是从关注旅游者动机与旅游者体验开始，这也就奠定了其概念后面的演变过程，即基本上是站在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真”与“假”，尽管客观主义原真性更强调客体本身的“真”与“假”，但这种“真”与“假”也只旅游者辨别能力范围内的真假，建构主原真性则开始认为旅游者所关注的客体“真”“假”是被社会建出来的，其本质仍是从旅游者角度来判断的“真”与“假”，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原真性概念，可以不作考虑。存在主义原真性完全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开始分析“真”与“假”的感受，实际上是将原真性概念的视从主体对客体的关注与判断转向了主体对自身的关注。“现实存在主义”的原真性提出的“定制性原真性概念”又重新将原真性理解拉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但却不是将客体放在一个被动的“判断”与“鉴定”“真假”的位置，而是认为客体是根据主体的需要而主动建构的一种“真”的场景(见表2)。

当然，西方旅游研究中对于“原真性”概念争论只是一种理解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的一种视角，原真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本身就说明了“原真性”并不是一个“静止、客观、固定的标准”或“某种产品或吸引物的固有属性”，它往往是主观的、建构的以及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对原真性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旅游地管理、文化商品等多个热点问题。

四、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路径与理解差异比较

首先，从学科背景看来，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是以考古学、博物馆学为基础，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是以社会学为基础，学科背景不同，其最初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研究更多地关注遗产保护的标准与实施技术细则，而旅游社会学者则关注旅游社会现象的解释。

其次，从研究与争论焦点来看，遗产保护界因国际文化差异及遗产特性的不同对原真性标准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争论原真性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而旅游研究领域则从解释旅游社会现象，增强旅游者体验、管理旅游地的角度来讨论原真性的概念，但由于旅游产品类型不同、旅游场景不同等旅游形式多样化的特征而形成对旅游体验的多角度解释，其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旅游现象。

第三，从发展过程来看，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经历了从强调物质遗产的本身到强调物质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元素，从强调物质遗产的现状到强调物质遗产的时空演变过程，从物质之间的关系到强调物质与人关系的过程。与之相对应，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从分析旅游主体对客体的“真假”辨别到讨论旅游客体“真”与“假”的构建模式，再到完全从旅游主体的“真”、“假”体验态度，然后发展到旅游客体与主动的互动构建模式。二者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但其演进动力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界的演变动力是世界各国遗产保护界的实践，推动世界公认的、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遗产保护的标准，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演变动力却在于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的旅游现象，对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遗产保护界将原真性概念不断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扩展到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且这一概念在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地推进世界各国的各类遗产保护与保存。旅游研究领域也将原真性概念从主体关注不断向客体及主客体互动关注不断推进，使原真性概念的内涵边界不断放大(见表3)，值得一提的是，原真性概念在在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之初就没有局限在文化遗产范围，而是以旅游者体验为中心延伸到任何其他旅游客体对象进行讨论，并且已经在业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如近年来旅游业界以“真山真水”为宣传口号的旅游“寻真”运动日益盛行，这一现象说明旅游经营者与旅游需求者都已经开始关注旅游活动中“真”与“假”的问题。

五、原真性概念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的理解逻辑框架

如前所述，遗产界关注物质但日益向非物质元素聚焦，旅游界关注现象但日益转向互动分析。鉴于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基于两者互动之间的研究，原真性概念有必要充分吸引各自的优点，在研究中予以全面考虑(见图1)：

关于客体原真性理解。根据遗产保护界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在徐嵩龄(2005)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原真性的理解要素分解为遗产的地点、位置，形态、法式，形式(指非物质艺术的表现形式)、器物，材料、材质，环境，技艺，功能，精神、情感，原住民社区(生活方式、艺术传人)，相关事件、人物与地方，时序变化等12个方面。在旅游研究中，于客体本身的“真”与“假”辨别的复杂性，以及旅游主体“真”与“假”的辨别能力限制，因而也只能从游客体验的角度来分析客体“真”与“假”对旅游体验的效果，为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提供依据。

关于旅游主体的原真性理解。遗产保护界基本上只关注客体本身，认为遗产本身一定是可以用一个绝对标准对真与假进行衡量，但旅游研究中却将旅游主体即游客自身是否有“真”与“假”的体验作为关注的焦点。不过从长远来看，游客对客体原真性认知能力的提高也受客体原真性标准的普及程度有关，因此遗产旅游研究中主体的原真性体验与满意度的关系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应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主体的原真性体验。

关于旅游介体对原真性的影响。由于时间、空间以及旅游者知识能力等原因，旅游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不是直接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介体的影响，这些介体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他们对旅游客体的宣传、介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认识。因而媒介对客体的构建方式与传播途径，以及媒介对主体即旅游者对客体的认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都是旅游原真性概念需要分析讨论的问题。因此遗产保护界在研究客体的固有标准时也要注意对这些标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保证遗产原真性在媒介中建构的准确性。

六、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旅游与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概念是一个动态、多元和复杂的问题，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强调客体本身的衡量标准，而旅游研究则强调主体的实地体验，旅游与遗产保护是一个互动演进的过程，因此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要从互动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原真性概念。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3

关键词：后现代；多元音乐文化观；声乐艺术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00-00

我国声乐艺术及其演唱技术的研究与实践，早在古代即已有之。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有汉代之前的《乐记》、《春秋左氏传》，以及其后的汉初刘安等人所著的《淮南子》，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魏良辅《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王德晖、徐沅澂的《顾误录·度曲十病》，刘熙载的《艺概》等，分别从音乐审美、内容与形式、情感表达和演唱艺术与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时值当代，众多声乐艺术从业者、研究者，依然乐此不疲地对于古今中外的声乐艺术和歌唱技术进行探讨，甚至从文化、哲学和科学技术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他们为我们后学继续探究打下了坚实而又宽广的基础。

一、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音乐文化观

西方后现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同我国古代歌唱研究理论一样，对于我国声乐艺术的研究和探索同样具有启迪意义。然而，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解释，西方著述庞杂，学术界把各种“后”的理论都归入“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一范畴之中。例如：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指出“后现代文化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导致出现的文化霸权所致”。[1]但是，贝尔既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又看到二者之间的断裂与反叛。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主张在面对总体文化时注意差异的重要性，分析了“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的知识状态”。[1]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工业时代的真正的“人”已经死去，应该强调个性的多元化……他的主要著作《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都贯穿着这一思想核心。[2]而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崇拜理性、反对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世界。[3]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1934—），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集中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后现代主义》）一书中。[4]他认为，后现代的文化整体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接纳，并与当前西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特征皆为我们今天的大众所乐于接受，文化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结果造成了文化自身失去了历史深度和丰富多彩，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平面化、同质化和单一性。同时他认为“应该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重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上的全面更新等联系起来考察，亦即应该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更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之中进行考察”。[5]（P297～302）

上述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提供了一条分析、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有效途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资本运作方式与市场经济结构影响了世界的经济秩序、文化构成和艺术样式。后现代所描述的社会文化现象直接关涉当今世界的艺术、音乐的发展现状，不仅涉及西方，用后现论也可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艺术和音乐文化现象，无疑对于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乃至声乐艺术、演唱技术的发展，亦有诸多借鉴和指导意义。当下，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还是就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竞争等方面来看，后现论都有其可资借鉴和利用的价值和意义。

二、后现代音乐文化观在中国

声乐艺术中的实践后现代文化观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一定的重要地位，而后现代音乐文化观亦是后现代文化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某一社会群体或族群而言，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到一定时期流行并占支配地位观念或思潮的左右和影响。而且我国当下的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受到来自于西方的现代音乐文化以及后现代音乐文化观、文化遗产保护思潮、文化产业发展等直接影响。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声乐表演艺术

中国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遵循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以辛亥革命封建王朝统治为界，上下可划分为传统声乐与近、现代声乐。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的近、现代声乐表演艺术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反映时代风貌的声乐作品及形式。“学堂乐歌”是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现象，其意义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音乐阶段的结束，新音乐文化时代的到来。时期，一批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开始运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中国风格的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应运而生。抗日战争时期高唱救亡歌曲推动了群众歌曲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诞生的歌剧、电影插曲带动了歌曲的创作与传播，反映了当时市井百姓的现实生活、思想意识与喜闻乐见。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改编民歌、颂歌、样板戏、诗词歌曲至今仍被人们作为经典红歌传唱，作为特殊时期的文化印记永不磨灭。改革开放至今，大众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流行歌曲以其贴近生活、曲调亲切、情感真实、表演多样开始在人民生活中迅猛发展，中国声乐艺术全方位立体发展，关于声乐的新现象、新观念、新争议层出不穷、多元纷繁。

回顾历史，声乐艺术也经历了由自发性、多样性走向系统性、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从声乐教育来看，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6]（P204） 1927年，肖友梅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现代第一所完备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院，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声乐艺术的体裁来看，20世纪初的民主精神、革命思潮为传统乡野民歌填上新词，发展成为新民歌；民间说唱也从流浪卖艺进入繁荣城市，适应市民娱乐形成大量现代曲种；有声电影的发展，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歌曲提供了繁荣的舞台，也为歌曲的创作传播提供了新平台，优秀的电影均有一首较好的主题歌或插曲，标志着中国歌剧艺术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歌剧发展之路，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从声乐技术的发展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始，以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为代表的从欧美学成回国的声乐学子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本土声乐人才。1957年初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提出了欧洲传统唱法“民族化”的问题，所谓“民族化”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深入、完善，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7] 此后，中国民族声乐在保持传统、洋为中用的道路上逐步摸索出一套完善科学的教学、表演体系，形成今天的中国民族唱法。中国声乐艺术才得以进入了一个较为系统、科学的起步阶段，中国的美声唱法也逐步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并被中国百姓所接受。

对于上述发展的中国现代化音乐现象观点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被用来解释发达工业国家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变化，即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二是90年代初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多元化、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是其主要特征，关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我国的声乐艺术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音乐文化观的发展而演变。

（二）后现代音乐文化观与我国当代声乐表演艺术

经过现代化理论的洗礼，后现代音乐文化的表达形式更加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思想具有进步的“反叛意识”，表现在音乐文化方面艺术家们大胆的革新试验，显示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精神。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在音乐观念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在每一部作品中，力求达到观念和思维上的新颖独特；2注重每部作品所体现的观念的产生方式与产生过程；3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包括现代音乐自身在内的传统，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吸收流行音乐和非西方音乐文化。[8]（P468～469）

从后现代的视角看待中国当代声乐表演艺术，这种具有“反叛意识，颠覆传统”的思维对声乐表演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更大的空间。从歌唱技巧上来说，后现代音乐文化观促使了声乐表演的形式的创新，在美声、民族、通俗这三种最普遍的唱法分类基础上，出现了民美、美通、民通等新的唱法分类，不同的演唱方法互相嫁接融通，又产生出新的声乐演唱方法与技巧。在表达形式上，声乐表演更加注重表演者的身体语言和观众的场景互动。在音乐元素上，声乐作品的创作开始朝听觉多元化的方向进行，从而创造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

除此之外，文化遗产保护也催生出后现代“多元化”声乐唱法的创新。中国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9]中国的民间音乐更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库，民族歌曲的演唱方法与表现形式是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我国加强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民间音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原生态”民歌进入电视媒体，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也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永久地保存下来。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福建南音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0]“原生态”民歌电视栏目的设立，为我国“多元化”声乐唱法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为满足大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提供了平台，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资源保障。后现代音乐文化观所强调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也符合保护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要求，理应成为后现代“多元化”声乐唱法存在的理论支撑来源之一。

后现代音乐文化观对于传统的音乐文化观是既离经叛道，又相互依存。后现代音乐观表现在中国的声乐艺术上，一方面背叛了传统的一元文化观（中国唱法或中国现代声乐体系）、二元文化观（民间土唱法与学院洋唱法）。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变化发展出多元的后现代声乐表演艺术的样式与风格，加上外来文化输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科技手段的不断创新等，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歌唱方法绝不止于现存的几种而已。表演者若能正确地理解后现代的含义，积极开拓创新出新的声乐演唱艺术风格和体系，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做到我国音乐文化和声乐艺术的繁荣、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否则容易扭曲了后现代音乐形式的表达，更谈不上是有价值的文化创新。

简言之，音乐是一种文化，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需要遵从新的文明建构，进行多样化的对话。现代和后现代差异在于后现代以差异性、多样性的角度看世界，体现在多元音乐文化观上。音乐发展的后现代化，包括音乐听觉后现代化、音乐情感的后现代化的特征。而声乐唱法的多样性，正是音乐听觉和情感的后现代化相结合的产物。后现代的思维促使人们对声乐演唱方法进行创新，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音乐表达形式，不同的唱法和不同的音色也就培育了不同的音乐市场空间，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听觉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唱片、广播、电视等媒体传播业的繁荣。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走出了中世纪开始的西方专业音乐史的局限，人们开始重视我国民间、民族和世俗的音乐文化；在音乐形态上突破了传统范式和现代范式的束缚，创造出解构和多元这两种新的样式。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对声乐艺术的影响还间接导致文化工业中的唱片业及传播媒体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就要求作曲家、歌唱家不断地在风格处理、演唱技巧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不仅如此，这种多元化观念还促进了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音乐遗产进行保护的意识和力度不断加强，比如昆曲、京剧、福建南音等音乐遗产中的音乐风格和歌唱方法，就非常值得今人的借鉴和参考。保护和传承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间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运动的形成与到来，也正是受了后现代音乐文化思潮的影响。

[参考文献][1][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法]米歇尔·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3版）[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 （上、下） [M].张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梁苗.杰姆逊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60（3）.

[6]胡郁青. 中外声乐发展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郭克俭. 新中国声乐学术热点问题的追溯与反思[J].音乐研究，2010，（3）.

[8]沈璇，等.西方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9]覃志刚.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J].中国艺术报，2008，（690）.

[10]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J].音乐研究，2006，（1）.

[11]石惟正.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声乐史述[J].中国音乐学，1997，（1）.

[12][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3]尹国均. 城市的尖叫——后现代建筑图景[M].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 2008.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4

    心肌缺血时,有氧代谢发生障碍,葡萄糖利用减少,脂肪酸利用增多,使氧利用率下降,心脏供能不足;同时,无氧代谢导致的酸性代谢产物增加,引起细胞内酸中毒。此外,心肌缺血还能引起氧自由基及钙离子超载,诱导心肌细胞凋亡,导致严重的临床症状。因此,改善能量代谢,清除自由基,减轻钙超载,抵抗细胞凋亡,实现心肌保护作用成为改善心肌缺血的重要途径[10]。研究表明,针灸在实现心肌保护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针灸可通过改善能量代谢,实现心肌保护。心肌缺血时,能量代谢相关酶发生改变,电针能提高心肌组织糖原、琥珀酸脱氢酶和三磷酸腺苷酶的活性,纠正心肌相关酶的异常,增强能量代谢,改善心肌缺血。另一方面,针灸可减少自由基,缓解心肌缺血症状。热休克蛋白(HSP)属应激蛋白,能减少氧自由基释放,减轻心肌缺血损伤,从而保护机体[11]。研究证明电针“内关”穴可以增强缺血心肌细胞HSP90和HSP70mRNA表达,以减少氧自由基的释放,从而缓解家兔心肌缺血症状[12-13];而且,针刺“内关”穴能抑制细胞内Ca2+超载,实现心肌细胞保护,电针“内关”通过上调心肌钙泵和钠泵基因表达,增强钙泵和钠泵活性,降低心肌细胞内Ca2+含量,从而达到抑制钙超载,实现对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表现为促进心电活动、改善心肌组织形态和超微结构[14]。大量研究表明,针刺可以调控凋亡基因的表达水平,延长细胞周期,减少细胞凋亡,保护缺血心肌细胞。有研究指出电针可以调节诱导细胞凋亡因子Bax和抗凋亡因子Bcl-2在家兔缺血心肌中的表达,即抑制凋亡基因Bax和促进抗凋亡基因Bcl-2的表达,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从而达到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15]。c-fos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参与调节体内许多过程,如细胞周期、细胞分化、肿瘤转化及细胞凋亡等,正常情况下细胞内c-fos表达呈低水平状态,心肌缺血可激活c-fos基因的表达从而启动心肌细胞凋亡。研究表明,电针可降低c-fos基因表达,改善急性心肌缺血的过程[16-17]。所以不难看出,针灸能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心肌细胞保护。总之,针灸干预心肌缺血的疗效和机制已初步得到证实和揭示,但尚未完全阐明,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针灸治疗心肌缺血在临床的应用和推广。因此,需要引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技术进行深入探索。

    2表观遗传调控在针灸治疗心肌缺血的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主要涉及的表观遗传调控包括CG辅酶甲基化、组蛋白转录后修饰、RNA干扰等,具体可分为DNA甲基化、蛋白质共价修饰、染色质重塑、微小RNA调控4个方面[18-19]。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在心肌缺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参与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全部过程,因此,我们探讨从该角度开展针灸治疗心肌缺血机制研究的新方向。2.1表观遗传调控与心肌缺血的相关性以动物和人为载体的研究都表明,心肌缺血与表观遗传调控密切相关。表观遗传标记物在心肌缺血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反映出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及微小RNA是调控心肌缺血的关键因素。大鼠神经甲基化系统在心肌缺血中受到抑制,可导致缺血部位的儿茶酚胺浓度升高,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心输出量增加;怀孕期间的营养不良会改变DNA甲基化,增加成年后患心血管病的风险,且DNA甲基化在6个特殊位点对产前环境很敏感,可能提高妇女患心肌缺血的风险[20-22]。同时,有研究认为,组蛋白H3赖氨酸4甲基化(H3K4me)转移酶和它们的辅助因子是调控胚胎发育及细胞特异性的重要因素[23];而Smyd2作为一种组蛋白甲基转移酶,介导H3K4甲基化,改变心肌细胞组蛋白甲基化修饰和心肌细胞靶基因的转录调控,促进心肌细胞分化和发育[24-25]。最新研究报道组蛋白H3赖氨酸27去甲基化酶赖氨酸K特异性脱甲基6A(UTX)可以促进心肌细胞生长发育,UTX基因敲除小鼠因心脏发育障碍死于胚胎发育早期[26]。除甲基化之外,组蛋白的乙酰化在心肌缺血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发生心肌缺血后,心肌细胞蛋白发生了去乙酰化,抑制去乙酰化则能减少其损伤,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酶Sirt1介导,后者含量增加,能有效促进心肌缺血耐受,诱导心肌保护[27-29]。HDAC-7抑制剂可与缺氧诱导因子(HIF)结合影响基因转录,增强HIF活性,从而促进心脏血管新生[30-31]。同时,HDAC抑制剂曲古柳菌素A可降低缺血心肌凋亡基因Caspase3表达,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也可促进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介导心肌细胞再生[32-33]。进一步研究发现,组蛋白H3赖氨酸9乙酰化(H3K9ace)与缺血心肌保护密切相关,通过调节血管再生因子、细胞凋亡因子和HSP基因表达达到抗缺血性损伤效果。其中VEGF、Sirt1与组蛋白赖氨酸乙酰化关系最为密切[34-39]。除组蛋白修饰之外,microRNA上调或下调通过作用于靶基因激活相应的分子信号通路参与心肌保护,调控心肌缺血损伤。染色体重塑也被证明与心肌细胞生长发育相关[40-41]。

    总之,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微小RNA等表观遗传调控在心肌缺血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2.2表观遗传调控与针灸防治心肌缺血机制研究从上述表观遗传调控与心肌缺血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表观遗传调控介导细胞凋亡、心肌细胞保护和心脏血管再生,在心肌缺血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是目前医学研究的热点。从该角度切入进行针灸防治心肌缺血研究,必然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同时,结合表观遗传调控自身特性,即强调除了DNA和RNA序列以外,还有许多调控基因信息,虽然本身不改变基因的序列,但其通过基因修饰、蛋白质与蛋白质、DNA和其它分子的相互作用,多层次、多途径影响和调节遗传基因的功能和特性,这些调节同时存在可逆性。这与针灸作用整体性、综合性、双向性、多靶点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将表观遗传学的理念和技术引入针灸抗心肌缺血机制研究,乃至整个针灸研究领域,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结合针灸自身优势特点,以及其抗心肌缺血研究现状,融合上述表观遗传调控在心肌缺血发生发展过程的作用特点,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针灸对心肌缺血疾病的预防。治未病思想历来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现代研究证实,针刺具有提高机体机能的作用,如实施心肌缺血再灌注手术前针灸“内关”穴,能提高心肌细胞耐缺血能力,延长动物生存期,这无疑为心肌缺血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42]。而表观遗传调控与之密切相关,HDAC直接参与耐缺血,如果以此进行深入研究,一旦得以证实,将为临床进行再通手术前实施针灸干预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43]。另一方面,则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针灸抗心脏缺血机制研究。根据心肌缺血的不同阶段,有重点地开展相应研究。如急性期、亚急性期,主要围绕针灸促心肌细胞存活、抑制细胞凋亡,以及改善能量代谢,从而实现心肌细胞保护进行研究。针灸能有效调控心肌组织中Sirt1、HSP70、Caspase3、c-fos、Bcl-2等物质的表达,实现保护心肌目的,但其背后的调控机制如何,尚未得到证明。研究表明,HDAC能有效调控Caspase3表达,H3K9ace能影响HSP70水平等,从这些角度深入揭示针灸促心肌保护机制,将为针灸的更广泛应用提供基础。在慢性期,则主要围绕促进血管新生开展。已有的研究证实针灸能促缺血区域的血管新生,且与VEGF密切相关,但调控VEGF表达发生改变的机制并未得到证明。肿瘤存在大量的新生血管,研究中发现,H3K9ace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可以推测,在针灸促VEGF表达,介导血管新生过程中,H3K9ace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充分结合针灸抗心肌缺血机制研究成果,着重筛选出相应优势靶点,进行新药开发,或许可能成为新药开发的新靶点。除此之外,还可进行相应的拓展。研究表明,心脏中存在心肌干细胞,在某些影响因素干预下,能不断增殖、分化形成新的心肌干细胞。这个过程中表观遗传调控发挥重要作用[44]。针灸有促体内干细胞增殖、分化的能力,比如促脑内神经发生,实现脑保护[44-45]。那么针灸是否也能促进心脏干细胞增殖、分化,实现心肌保护?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研究,也将成为我们关注的方向。

    3小结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5

一、关于“文化”、“城市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引入

关于“文化”概念与范畴的界定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和研究的主题。近代最早对“文化”一词作出明确定义的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所谓文化或文明，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1]美国学者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D. Kluckhohn）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对164条关于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考察，并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无论是泰勒的先行尝试还是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归纳概括似乎都不能穷尽“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认识体验和空间想象。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则认为“文化”就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3]由于“文化”自身话语空间内部的不确定性和边界的宏观性，所以在其概念和范畴没有统一界定的情况下，学者们采取的研究对策往往是在“文化”概念前加个前缀框定论述的范围和细化研究的对象，又或者是避开对“文化”本体学理的纠缠而直接探讨其宏观共性的特质与作用。

城市作为“文化”的一种空间呈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现实境遇的反思与探索。鉴于国内外对城市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人曾以文化软实力的视角，从可操作的微观层面提出从文化价值吸引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知识生产力和文化w制引导力四个方面去构建我们的城市文化。《大英百科全书》将城市文化概括为“各种类型的城市或者城区的所有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既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现在发生的”。[4]该论述虽然对城市文化没有作出明确的概念定义，但指出了城市文化至少包涵了文化遗产（culture heritage）、文化实践（culture practice）和文化表述（culture expression）三层内容。其中，文化遗产分为两大范畴，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建筑、景观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实践是指发生在城市空间里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包括个体实践和公共参与。文化表述则体现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表达形式与情感意愿。在城市文化建构中，无论是文化价值、文化产业、文化知识和文化体制四个方面，还是文化遗产、文化实践和文化表述三个层面，它们都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其中，非遗之于城市文化的表征功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生存需求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进程，而非遗也随着这发展进程不断地演变与存留，它承载了人类对于存在和未知的敬畏，呈现了人类的本质属性，见证了人类智慧的积累，记录了时空对城市演变的作用和文化意义。因此，非遗是人类在过去与现在的双时空下对生命存在方式的一种认同与延续，是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空间与生存媒介得以彼此区分的根源。探讨非遗表征城市文化的发生机制可助我们追根溯源，进一步地阐释与丰富城市文化的意义生产、价值认同与审美观照。同时，从非遗的表征功能反思探讨如何才能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二、社会记忆

记忆对于人类而言，不是简单的对过往事物的再现或临摹，它看似重复，其实充斥了对过往的反思和当下的权衡。记忆促使群体意识内在强化，但也使得群体内外历时性特质和群体内外共时性特质互相渗透与交融成为可能。不同的群体构成不同的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会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进行意义生产，最后形成该空间特有的文化底蕴。

非遗以社会记忆的方式表征城市文化首先是通过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群体的集体记忆需要从该群体所占据的物质空间来支持，缺少有关特定社会的空间框架，集体记忆将不可能存在。”[5]仪式操演是我们重现过去的方式，它让我们和过往的物质环境产生关联，在整个进程中，我们开始步步回溯并参与其中，最后进入到仪式操演所重构的空间意象。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意象可以让我们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激发我们的身份意识的同时产生以今溯古的想象，最终实现集体回忆。如果没有仪式操演的形式载体，群体的记忆将失去活力和重构的可能。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6

摘 要：本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现状与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找出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打下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顾名思义是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耳口相传的经验、技艺、精神。可以看出，其最大的特点是紧密地与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是民族个性“活”的体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载体，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那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更是如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现实和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构建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以客观地可度量的标准为基础，对众多传统文化现象的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判，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并公布《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对如何确定这些遗产代表作的标准进行了归纳，大体有这样几个标准：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必须具有突出的价值；③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植根于当地社团；④民间文化必须对本社团的文化特性起到重要作用；⑤必须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非常出色；⑥具有反映现存文化传统的价值；⑦其生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际上也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这些标准虽然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的，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对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本尺度。如表1-1所示。

现在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具备体现人类创造性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在日本，对于“无形文化财”的认定标准则凸显国家特色。

综上所述，总结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的特点如下：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具有突出珍贵的价值（历史、艺术、科学等）；②它是独特的，具有民族、群体文化特征的；③它是依附并现存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生活中的；④它是面临濒危状况、需要抢救和保护的；⑤它是符合人性、顺应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在传统工艺美术方面，1997年国务院《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标准规定为：“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品种和技艺。”依照此标准，国家建立了评定机构，保护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命名了二百余名“工艺美术大师”。随着全国保护试点名录的推出，文化部颁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可以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形成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这都为我们在法律上确立认定标准、建立保护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国相关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尹华光、彭小舟二人所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文章从定量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四大主要价值的指标要素，初步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但该文仅有一、二级指标，缺乏三级评价因子作数据支撑，并且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参与问卷的对象仅选取高校等各界的旅游专家，有很大的局限性；钱永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实践》一文，对“文化遗产主导者以自身观点、意愿决定文化遗产名录”提出了质疑，令人深思。文中从“本征价值”、主观价值与功能性价值等三方面对非遗价值进行了区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三、国内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标准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g领域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的研究已进行了部分尝试与努力，但暂未形成科学、系统且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大多研究成果都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某项具体的角度出发，如资源价值、旅游价值、开发价值等，极少从总体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非遗项目价值评估体系。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从纵向、沿着历史的时间长河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这些历时性基本价值，而且还要从横的角度、视野开阔地扫视宽广空间，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和谐价值、审美价值这些共时性基本价值，纵横结合，时空交叉，立体地、全面地认识非遗的基本价值。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提出的国家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其中的四大主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至今未展开系统的整体评估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涉及非遗的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仍在探索之中，缺少科学、简便、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至于结合湖南本土非遗资源和非遗管理实践的评估体系更是空白。因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价值评估体系构建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刘光平（1978―），男，硕士研究生，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非遗传承保护。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7

一、文化遗产的分类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

规划是龙头，保护必须以规划为前提，规划必须先行。有了规划，按规划进行保护。

1.原封不动的保存（冻结保存）：原封不动的保存，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这是联合国提倡的标准。一般对文物古迹应原封不动的保存。

2.整旧如故――对于残缺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时，应该遵循修“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保持修复部分与原来景观一致，不能损伤它的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尽可能地减少加固、维护。

3.谨慎重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战争的摧毁，很多十分重要的历史古迹遭受损毁。但由于它们在当地具有重要的特征性、象征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重建。但是，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慎重，必须经专家论证，以免让文物古迹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既劳民伤财，又破坏文物古迹。其实，有时保存残迹更有价值。

4.在开掘文物古迹时，要量力而行，适度开发，不能过于盲目。如果将文物古迹挖掘后，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保护措施不当，将会给文物古迹造成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损失。

5.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续继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以为博物馆，作为参观旅游景点要慎重，防止被破坏。过度地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的行为。

6.保护历史环境：文物古迹与其周边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而孤立存在。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意义很重要，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地形、地貌、山河、植被及其他环境特征都要保护。

三、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硕果累累

经过3年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位居全国前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等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0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409处。全省文化系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科研单位收藏文物170多万件。全省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洛阳、开封、安阳、商丘、南阳、郑州浚县、濮阳），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9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47座。中国古都，有4个在河南（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都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达到39项，居全国第一。洛阳、郑州被列为《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六片（洛阳、西安、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圈（环国境线）”及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三线涉及我省19处大遗址被确定为重点保护的项目。汉魏洛阳故城、内黄三杨庄遗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保护展示工程扎实开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显著

2004年起，启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建立了厅级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机构和工作队伍，建立名录体系和工作机制。经过2008年至2010年的全省普查，共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80万条，其中有较高价值的项目22万余个。河南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73项，以及保护单位95个、代表性传承人8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个，全省民办博物馆达38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25个、展示馆（传习所）68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个、研究基地22个。

五、文化旅游开发进展迅速

全省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达到200多处，在全省70多个国家5A级、4A级景区中，文物景区占半数以上，成为河南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嵩山禅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实景演出成为代表性的文化产业旅游项目。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春秋两季“河南・郑州全国文物艺术品展销会”自2000年开始举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文物交流交易平台，年成交额达2000万元，在促进交流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跃成分。

六、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

1.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2.科学研究--科学价值；3.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

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文化价值。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艺术品等都蕴含着妙不可言、深邃的科学道理。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凝聚了几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尤其是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利用文物古迹开发旅游业（但一定切记不能过度开发），不仅能直观地表现文物遗产的独特魅力，而且还能充分地体现出其经济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河南的历史悠久，境内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成为国内外人士向往的地方，成为河南省发展旅游事业的优越资源，也是人们观光旅游的好去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意义篇8

关键词：花椰菜；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

genetic regularity of main characters of cauliflower and proper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lang lang，yao xing-wei，liu li-li，wen zheng-hua，shan xiao-zheng

(tianjin kernel research institute of vegetable，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 the genetic regularity of cauliflower main characters involving single ball heavy, maturation, plant height and strains exhibition, imported quality, and correlations among main characters were summarized, the conclusions were that the study on genetic regularity of main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s correlation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breeding research, bu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unifies,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genetic regularit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organic could improve breeding efficiency and breeding level.

key words: cauliflower；genetic regularity；proper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花椰菜( brassica oleracea var. botrytis) 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类的蔬菜，全国栽培面积已达35. 3万hm2，居世界第一位，成为我国主要蔬菜种类之一。笔者归纳总结了花椰菜的主要性状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以及在育种中的实际应用，以期对花椰菜育种研究有所帮助。

花椰菜以花球为商品器官，花球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是育种工作者的主要育种目标。并且在育种过程中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给选择单球质量带来较大困难。为此，育种工作者在单球质量遗传规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旨在合理利用资源，缩短育种年限，提高花椰菜产量。

1单球质量遗传力分析

遗传力是性状遗传传递能力大小的指标。遗传力越高，表明性状在遗传上较稳定，不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直接选择的可靠性较大，可在早代进行选择。相反，遗传力较低，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魏乃荣等[1]研究表明，花椰菜单球质量遗传力高达95.43%，可在早代进行选择。李素文等[2]研究表明，单株经济产量以及与花球质量相关的球径、纵径、紧实度等性状加性基因效应作用更大，可以稳定遗传。孙剑等[3]研究表明，单球质量特殊配合力方量/一般配合力方量比值<1，遗传力高，优势率低，受加性效应影响大，可以固定遗传，应通过系谱选择固定。然而杨加付等 [4-7]的研究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单球质量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30% )。

2 单球质量遗传规律与主要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椰菜育种中，单球质量为产量的主要构成因素，但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直接选择单球质量有较大的困难。为此，通过对多个经济性状的综合选择，以使单株质量的选择方法得以改进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魏乃荣等[1]认为，以单株花球质量为目标性状时，以单株生物学产量、显花球期和花球厚实度为间接选择性状效果最好。张振贤（1995）认为，花球质量与叶质量和茎直径关系最密切，即叶越重，茎直径越大，花球就越重，直径就越大。程卫东 [8]通过对15 个花椰菜品系的9 个经济性状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分析最终确定了花椰菜单球质量的最适合选择指数为：i= 0.020 7 × 1 (显球天数) + 0.053 3 × 2 (采收天数) + 0.016 9 × 3 (株高)。在花椰菜育种中，花球横径及球高是单球质量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程卫东分析发现，球高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并不显著，而花球横径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虽显著，但该性状的遗传力很低。杨加付等 [4-7]研究表明，单球质量与成熟期、球径间存在较大的加性相关，选择成熟期和球径时，单球质量相对遗传效率分别达到124. 5% 和74. 9%，在花椰菜选择育种中可加以利用。刘厚诚等[9]试验证明，花球质量= 0.190×叶质量- 0.009×叶面积+ 0.313×株质量- 1.175 8×花球茎直径+ 231 828×花球直径- 191 143 9 ( r2 = 0.958)。通径分析表明，植株质量和花球直径对花球质量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叶质量、叶面积和花球茎直径则是通过显著影响前二者而间接影响花球质量。李素文（2003）通过对花椰菜亲本主要经济性状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杂交一代单球质量和成熟期的预测模型。结果表明，母本的全株质量( b4 - 2) 和父本的成熟期( b13 - 3) 对模型贡献最大，均达极显著水平。

以上研究都支持同一个观点：单球质量的选择仅通过对球横径与球高两性状的选择，期望达到对单球质量有较大改进是困难的。即实现花椰菜高产，必须注重在生长前期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植株形成充足的叶面积，在较高生物产量的基础上及时转入生殖生长，促成较大的花球茎直径和花球直径，提高花球产量。

3花球成熟期遗传规律以及相关性分析

不同熟性的花椰菜生育期相差较大，培育早熟性好的花椰菜有利于前后茬口的安排，提高复种指数和经济效益。因此，研究花椰菜熟期性状的遗传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素文等[10]建立了花椰菜杂交种熟性预测模式，认为母本的成熟期( b13 - 2) 和父本的显球期( b15 - 3) 是影响杂一代成熟期的最主要因子。杨加付等[11]研究表明，熟期性状的遗传受环境影响较大。花椰菜成熟期的遗传效应主要由营养生长期决定，而互作效应则主要受结球期影响，故认为花椰菜早熟育种应先进行营养生长期缩短的改良，再结合结球期缩短的改良效果可能会更好。李素文等[2]认为成熟期测算m sgca??m ssca 值小于1，受非加性基因效应作用大。此观点与孙剑等的测算结果为5.16不相同。笔者认为花椰菜品种熟期受环境影响较大，同一花椰菜品种栽培时期和栽培季节不同都会严重影响花球熟期。

4株高、株展遗传规律和相关性分析

魏乃荣等[1]利用方差与协方差分析法，研究了花椰菜11个数量性状的遗传力、遗传变异系数、遗传进度及性状间的表现型相关和遗传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变异系数较小，可以认为是较稳定的性状，选择的范围有限。并且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力易受环境因素影响，遗传力较弱，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株高和株幅均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

5花球品质遗传规律与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球品质的好坏决定着花球的商品价值和销售量。外观品质是一些比较容易直接鉴定的性状，了解其与营养品质的遗传相关性，就可以通过选择外观品质性状来改良营养品质性状，进一步育成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新品种。为了提高花椰菜品质育种的效率，有必要深入研究品质性状的遗传规律及不同品质性状间的遗传相关性。

杨加付等[12]研究表明，球径与维生素c 含量、蛋白质含量，球高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维生素c 含量、蛋白质含量，球形指数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遗传协方差皆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因此，对花球外观品质的选择会明显影响花球营养品质性状。适当减小球径、球形指数或增加球高对提高杂交花椰菜组合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有利的，而增大球径或球高可提高杂交组合的维生素c 含量。

花椰菜主要性状遗传规律以及性状相关性研究对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必须注重与田间调查相结合，避免脱离育种实际，只有将遗传规律与田间调查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育种效率，提高育种水平。

参考文献：

[1] 魏乃荣，陆长苹，李云华，等. 花椰菜主要性状遗传参数的初步研究[j].华北农学报，1992，7(1)：83-88.

[2] 李素文，孙德岭，张宝珍，等.花椰菜主要经济性状的配合力分析[j].华北农学报，1996，11 (4)：104-108.

[3] 孙剑，徐艳辉，王鑫，等. 花椰菜自交系配合力分析及性状遗传特点初报[j].北方园艺，1996（1）：4-6.

[4] 杨加付，饶立兵.花椰菜花球性状遗传效应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2，30（5）：664-665.

[5] 杨加付，饶立兵，孙继，等.花椰菜花球性状及植株性状的遗传相关分析[j].浙江农业科学，2003（6）：297-298.

[6] 杨加付，饶立兵，金素静.花椰菜花球外观和营养品质性状的遗传相关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03，31 (5) :729-730.

[7] 杨加付，饶立兵，陈海鹏，等. 花椰菜单球重与其它性状的相关性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2003，31(1)：6-8.

[8] 程卫东. 花椰菜单球重选择指数研究[j].甘肃农业科技，1998（6）：29-31.

[9] 刘厚诚，关佩聪，陈日远，等. 花椰菜花球产量与其他主要性状的通径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25(2): 118-120.

[10] 李素文，温媛，孙德岭，等.花椰菜杂交一代单球重及成熟期预测模型的建立[j].华北农学报，2005，20（2）：33-36.

[11] 杨加付，饶立兵，顾宏辉.花椰菜熟期性状的遗传效应及其与环境互作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04，16（4）：18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