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1

论文摘要: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管理科学所形成的学派。它是现代中国人对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之总和，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个大平台(大舞台)、聚义厅、大家庭，足以容纳现有各种研究中国管理的力量共同开展研究。中国模式是中国学派的实践形式，中国学派是中国模式的学术形式，它们具有鲜明的显著的中国特色。

1、研究背景

对于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笔者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阐明了我们的基本观点。“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些观点不管是引起共鸣还是争鸣，都是我们所欢迎的友声，唯有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广泛而深人的发展。我们还将继续研究，提出一些观点、思路、意见和建议。

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提出并且初步回答了以下问题:

(1)为什么要对“管理”、“科学”和“管理科学”，以及management、administration、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

(2)什么是管理?包括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

(3)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学是什么关系?

(4)“管理”与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等的差异是什么?

(5)“管理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笔者主张广义，而且不加说明的管理科学就是广义的管理科学—广义的管理科学是什么?狭义的管理科学是什么?

(6)“管理科学”与management science(ms)的差异是什么?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还是反映了中英文语义的差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差异吗?

(7)我们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呢，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但是，迄今为止，在客观上我们是不是还在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呢?

(8)什么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这个名称由何而来?它的定义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9)为什么要研究和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10)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时机成熟了吗?

(11)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

(12)中国现在的管理怎么样?很落后吗?或者很先进吗?

(13)管理与经济(或者经济与管理)，两者是不相关还是密切相关?是负相关还是正相关?

(14)蓬勃发展的经济伴随着一团糟的管理，可能吗?

(15)为什么要把“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向世界(包括英语世界)推出?

(16)“管理科学”为什么要翻译为guanliscience (gs)?为什么不采用司空见惯的、许多人习以为常的management science<ms)?

(17)“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为什么要翻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 modern guanli sci-ence (csmgs)?为什么不采用the chinese scho-of of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csmms)?

(18)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作为基本途径之一的“近为今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以它为重点?

(19)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大概要用多长时间?“10~20年奠定基础”，时间是否太长了?是否可以短一些?

以上问题，笔者均已作出了回答，可能不充分，可能有不足之处或者有谬误，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本文将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需要哪些人来做?需要多少人来做?

(2)“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与其他提法，例如“和谐管理”、“和合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学”、“中国管理学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等，是什么关系?

(3)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有代表人物吗?谁是代表人物?

(4)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我们准备做哪些工作?

为了便于开展本.文的讨论，写出前面提出的几个观点是必要的:

——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作业活动)提供服务(定义1）。

——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定义4）。

——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具有如下特点:它是中国的、现代的、先进的、世界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

——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军万马长期作战。

2、定义与建议

已经提出4条定义、3条建议，下面按其顺序提出定义5与建议4。

定义5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现代中国人研究管理科学所形成的学派。

使用这个定义的时候，希望联想到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6个特点。事实上，在本文之前，我们一直是用这些特点来描述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

推论5. 1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现代中国人对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之总和，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这个推论是根据定义4和定义5所做的直接演绎，是对定义5的补充。

推论5. 2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核心，是现代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管理所形成的学问，是现代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管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之总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事务是世界事务的一部分，中国的管理也是世界管理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的管理科学包括全世界的管理，其中核心部分当然是中国的管理，那么，推论5. 2就是很自然的了。

推论 5. 3　外国人研究中国管理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纳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中国人历来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并不排外。事实上，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是很感兴趣的，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对中国的事情进行研究，也不乏真知灼见，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建议4　“管理学”的英文名称建议为guan-liology。

建议4中已经提及，这里重提是为了加强论述。有人可能会问:建议4有没有必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因为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比没有名称要好，可以避免一些歧义和尴尬。例如，研讨会“管理学在中国”，其英文是manage-ment in china，似乎不够好。试问:如果有人不了解这个研讨会，尽管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由英文直接回译将会如何?恐怕会译为“管理在中国”—即不一定会在“管理”之后加一个“学”字，或者会译为“管理工作在中国”—那就差得更远了。同理，用chinese　management来翻译“中国管理学”和“中国管理学科”，其中的“学”或“学科”都是根据对内容的了解加上去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把英文回译成中文，可能是“中国的管理工作”或“中国式管理”、“中国人的管理”等。不是有些不方便，或者有些尴尬吗?笔者查过不少词典，management均没有解释为“管理学”和“管理学科”。把“管理”与“管理学”区别开来，也许是中国特色，这个特色是好的，是应该坚持的。那么，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我们造一个单词出来—哪怕是面对英语，我们也是理直气壮的。

如今有了新词guanli和guanliology，则“管理学在中国”可以翻译为guanliology in china ;“中国管理学”可以翻译为chinese guanliology,“中国管理学科”可以翻译为chinese disciplinesof guanli，或disciplines of chinese guanli，或chinese guanli’s disciplines。如果接受定义4，那么，“管理学在中国”也可以翻译为guanli sci-ence in china ,“中国管理学”也可以翻译为chi-nese guanli science，等等。在这里，管理科学(gs)相当于广义的管理学，或者说，广义的管理学相当于管理科学(gs )——两者可以视为等同(暂时不谋求谁代替谁)——是否妥当?仅供参考。

本文的议题与我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简称《学科目录》)及《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有关。现行版的《学科目录》是1997年6月颁布实施的，10多年了。它对于我国管理科学发展和管理科学人才培养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修订。事实上，《学科目录》目前正在修订之中。

笔者认为，无论在《学科目录》修订之前还是修订之后，我们都不应该墨守成规。学术界应该引导《学科目录》的修订、再修订，使之不断完善，而不是以某一个版本的《学科目录》作为定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约束学术探讨。尤其是现在，《学科目录》第12门类中暴露出很多问题，管理学与管理科学的矛盾明显存在，更不应该把它奉为圭桌。

3、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大平台、聚义厅、大家庭

研究中国的管理，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建树，建立一个体系或框架，并且为它起一个好的名称——国内许多学者都想到了，而且采取了行动。目前的名称是多种多样的，例如:①中国管理科学；②中国现代管理科学；③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⑥中国管理学；⑦东方管理学；⑧中国式管理；⑨中道管理；⑩和谐管理；和合管理； 合作管理；秩序管理等。

这些名称都是有道理的。本文笔者之一发表文章，曾经使用的名称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2005年8月，笔者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简称“管理学部”)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用的名称是“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觉得很好，就拿过来用了，同时加上了“现代”二字，即“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笔者认为，按照定义4，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先秦诸子及其后继者对于管理的论述、千百年来大量卓越的工程实践(例如都江堰、郑国渠，以及皇宫和园林等)中闪耀的管理思想，可以称之为古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而且包含有多种流派或分支;那么，现在所要研究和创建的就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了。几年来，笔者及其团队积极开展中国学派的研究，不但在《中国工程科学》、《管理学报》和《美中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积极参与“中国工程管理论坛”、“中国系统工程学术年会”、“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中国管理学年会”和“管理学在中国”等学术会议，还承担了以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研究为主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广东省科技厅项目。

我们是自发研究+响应号召。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我们认为是“到时候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应该挺身而出。

《管理学报》扉页印了“办刊宗旨”4句话，有1句话是“力助中国管理学派成长”。我们觉得“中国管理学派”与“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很相近的。

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的管理，创建一些理论与方法，有益于改进和提高中国的管理工作，并且为世界的管理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所以，大家不必在名称上争来争去，要紧的是把研究工作做起来。邓小平当年在“(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等问题上主张“不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实践证明，这是十分英明的，何况我们现在的问题并没有那样的“大是大非”呢。

我们建议:每个人都可以继续使用自己喜欢的名称，也可以改用别的名称;谁的工作做得好，卓有成效，说服力强，他就会不断加强话语权，大家就会采纳他的意见—我们相信这是学者的良心和良知。

从2006年以来，我们一直使用“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简称“中国学派”——这一名称。我们认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可以打比喻:中国学派是个大平台(大舞台)，是个聚义厅，是个大家庭。

“大平台”是说:任何中国人研究管理的学问，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来。中国学派这个平台足够大、充分大，要多大有多大，完全容纳得下前文列出的种种学术团队以及更多的其他学术团队到平台上来做学问;外国友人研究中国管理的学问，也可以到这个平台上来。“大舞台”的意思相类似:这个舞台足够大、充分大，要多大有多大，各种艺术团体和个人演员都可以到这个舞台上来尽情表演。

“聚义厅”—例如，水泊梁山108将的聚义厅—是说:中国学派可以聚集各路英雄好汉，共同做一番“替天行道”的事业，但是要警惕“投降主义”—满脑子想着接受洋大人的“招安”。

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军万马长期作战。以中国之大、学者之多，面对如此丰富的多样性的中国的管理实践，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人才济济、英雄辈出、前赴后继的，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是一定可以成功的，而且时间上也不会太长。

“大家庭”好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就更好了:有56个兄弟民族，有多种民族语言和文字;有多种风格的音乐、歌曲、舞蹈和戏剧等。在大家庭中，大家互相尊重，携手前进，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明天——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我们作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这个名称的始作俑者、作为“管理学部”的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者，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我国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者邹容写《革命军》一书所用的笔名)，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这一名称。“管理学部”前副主任陈晓田是“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积极倡导者，2009年4月份在“管理学部”部署“十二五”发展战略研究的会议上，他说:“中国学派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提法。如果以后有更好的提法，可以考虑采用更好的提法，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赞成继续采用中国学派的提法。”

中国学派可以有许多流派或分支，例如南方学派、北方学派，具有特征a.b.c的学派，具有特征d.e.f的学派，等等，如同先秦有诸子百家一样。

有人问:“中国学派有没有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谁?”我们说:已经有一批代表人物了—前面不完全列举的各种提法，都是有代表作的(有的是发表了文章，有的已经出版了专著)，它们的作者都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些学术团队之于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而言相当于多军种、多兵种之于中国人民一样。

“天下为公”，“振兴中华”。大平台是共用的、公有的，聚义厅也是共用的、公有的，不属于谁家私有私用。大家庭更是和谐的，其乐融融，齐心协力。在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进程中，对于创建工作会有一些不同意见，需要大家求同存异。在学术观点方面必然会有种种不同主张，这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管理科学研究领域，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管理问题不是只有唯一解，而是具有许多可行解、满意解，但是不见得有最优解;即便是同一个管理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处理同样一个管理问题，他所选择的解和得到的效果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学术领域，应该百花齐放，和而不同。

有人问:中国学派是不是可以细分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若干学派?例如，西安学派、上海学派、广州学派和某省某市学派等。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各地的情境有所不同。比如歌曲茉莉花、信天游、敖包相会和金珠玛米颂歌等，各具地方特色，都很优美，都是中国的。中国地方特色的总和，就是区别于外国的中国特色。正如出国旅游团到了欧洲，当地人不难辨认:“来了一群中国人!”就是说，这一群人自有他们的共性—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也是这样，可以有差异或大或小的若干支派，但是它们一定具有显著的共性—中国特色—因而它们都是中国学派。

有人说:美国的管理很先进，为什么没有美国学派?不，现在风行于全世界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实际上就是美国学派(加上一些“日本元素”)，这是独霸天下的学派，其他学派都比较弱势，所以美国学派不必冠以“美国”二字。如同美国的互联网的网站地址不必写美国的后缀一样。如果有了强大的中国学派和其他学派，那时候，美国学派大概就不得不要标注“美国”二字了。所谓“美国的管理很先进”也要加以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殃及了全世界，起码说明这个第一号的资本主义大国没有搞好金融管理吧。美国在其他方面的管理也是问题多多，这里不去细说。

中国人研究与创建中国学派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中国人的优势所在，责任所在。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是可以的，我们非常欢迎。

中国人研究外国学问也是可以的，应该的。研究学问必须放眼世界。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管理而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属于中国学派的一部分。

“中国学派”其实在许多领域都存在。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学派。又如，中国的运筹学比较严谨，与美国的运筹学有比较大的区别，以至于美国人把中国的运筹学称为“运筹数学”—也可以称为运筹学的中国学派。中医中药，就是医学和药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系统工程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

4、中国学派与中国模式

与中国学派相关的术语较多，例如，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以及中国元素等。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模式”现在出现频率很高，外国人很喜欢说“中国模式”一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经久不衰、势不可挡，不但使得西方预言家们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失效，而且使得传统的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都无法解释，于是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安定团结令一些西方人诧异，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中国模式”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新的理论，就会成为“中国学派”。换言之，“中国模式”的学术形式是“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实践形式是“中国模式”。实践先行，理论随后。有了实践形式，才能产生学术形式;有了“中国模式”，才能产生“中国学派”。这种产生不是自动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有一大批有心人、有志者执着地开展研究工作，包括调查、归纳、提炼、总结和验证等—这就是管理科学界的责任，尤其是中国管理科学界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等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的外国友人来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必须自己动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创建工作。

高盛公司提出了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我们认为它与中国模式、中国学派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必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否则难以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特色”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中国特色意味着优势和长处、独到之处。

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必定含有中国元素(不可能没有)，但是仅有少量的中国元素还不够。量变引起质变，中国元素多了而且很强势，才能形成中国特色。外国元素放在“中国底色”上，才是中国特色。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证明了“美国模式”并非尽善尽美、并不具有普世价值。我们要向西方、向美国学习一切优秀成果，但是绝不是“全盘西化”、“全盘美国化”。一句话:洋为中用。

笔者认为:现在应该重新审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把它作为一项原则、一种途径)。洋务运动中提出的这8个字，在当时只是反映了一批仁人志士想要进行改革的美好愿望，并未圆满实现。因为当时清王朝这个“体”太腐朽了，当时的主流文化这个“体”太保守了，所以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无法运用，“虚不受补”。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提倡和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为中用”，“洋”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比例为0，则为关门主义;比例为10000，则为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者，主也;中学与西学之比例，起码应该是开或七三开。总之，以中(中学)为主，而不是以洋(西学)为主。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

笔者在此申明:我们说的“洋为中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与缩写。

5、结语

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和朋友们进行学术交流与沟通，把我们的基本观点告诉大家，希望得到批评指正，建立共识，继续开展研究;其次，循着我们已有的思路，又向前做了一点探索。

本文在定义4的基础上提出了定义5，把它们合起来就是说: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是现代中国人研究管理科学所形成的学派。这样界定的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是个大平台(大舞台)，是个聚义厅，是个大家庭，可以容纳所有一切研究中国管理的人士开展研究，提出种种关于中国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本文在建议1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4，把它们合起来是说:把“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作为英译，替代与汉语口径不一的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等单词，把“管理学”英译为guanliology。这样，可以解决“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管理学”和“中国管理学科”此前在翻译上遭遇的尴尬。

本文还分析了中国学派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关系，认为:中国模式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新的理论，就会成为中国学派;中国模式的学术形式是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实践形式是中国模式。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2

关键词： 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 f. 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 世纪80 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 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 一） 系统学派的探索。

20 世纪60 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 世纪70 年代初趋于衰落。”

（ 二） 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 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 三） 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 世纪80 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 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 四） 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 年12 月，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 ）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 . 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 一） 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3

关键词：行为科学，理论，科技管理

 

管理活动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人类出现便有了这项活动。古今中外，哲人们都或多或少地从某个角度阐述了管理活动。

学术界对管理学的定义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认为，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1，2]。

随着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努力，管理学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流派叠出，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产生，人才辈出。哈罗德•孔茨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年）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年），对1980年前的管理学领域内精彩纷呈的理论、主张等作过一个精辟的归纳与分析。他认为到1980年为止，管理学至少已发展有十几个学派，主要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本文拟就行为科学学派的理论做出简易分析和探讨，并结合笔者实践（高校科技管理工作人员），对笔者工作中碰到的管理现象做出分析。

行为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基础上，他主张心理学应该屏弃意识、意象等太多主观的东西，只研究所观察到的并能客观地加以测量的刺激和反应。第二阶段为“新行为主义理论时期”。以托尔曼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修正了华生的极端观点。他们指出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是指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3]。

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管理学的研究者们运用此理论结合管理学的内容，拓展了管理学的范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有名的行为科学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梅奥（E．Mayo）、马斯洛（A．H．Maslow）、麦格雷戈（D．MeGregor）、卢因（K．Lewin）以及穆顿（J．S．Mouton）等。他们有的研究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关系，也有的探讨人的本性及相应管理的问题，还有的研究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问题以及双因素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等[4]。以珍妮-穆顿为例，她在管理学的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珍妮-穆顿和布雷克一起成立了名为管理方格（Managerial Grid）的组织。正是在这一时期，她们的共同努力，使得管理方格理论成为麦格雷戈“X理论一Y理论”的中间方法。珍妮-穆顿和布雷克的方法论主要还是集中于解决组织中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分析问题。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根据企业管理者对人的关心程度和对生产的关心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出五中不同的领导方式：贫乏型领导（对生产与人都缺乏关心）；乡村俱乐部型领导（对生产关心少/对人关心多）；生产或破坏型领导（对生产关心多/对人关心少）；中间路线型领导（对生产适度关心/对人适度关心）；团队型领导（对生产与人都高度关心）。从某种角度而言，管理方格也被称为领导力方格。

在科技管理工作中，要想充分运用好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就首先要对理论熟悉，要吃透。此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有名的‘刺激—反应’，在工作中合理把握好这个概念运用的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管理中需要给与一定的刺激，观察相应的反应，这是管理过程的最初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刺激的施与，必须是恰当的，程度和时机要把握好。其次就是要在运用过程中对这个过程要实施有力的操作。科技管理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管理门类，尤其在我国科技发展正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力适时地用好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是重点。科技管理涉及到科技研究，发展，成果转化等各个方面。不同的领导方式的运用都会有不同的效果。布雷克的方法论中，当然最理想的领导类型是团队型领导（对生产和人都高度关心）。在管理方格的系统中，这种管理类型是处于最高层的，也就是最有效率的。

20世纪以来，管理学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学科的各个方面日趋成熟。各个理论流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学派也在一段时间内有着自己的发展和成熟。珍妮-穆顿于1987年去世之后，管理方格理论也在不断接受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笔者作为一名科技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碰到不少管理学中的问题和现象，也实施和运用了管理学中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实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进一步运用好管理学知识，做好科技管理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宋晶，郭凤侠。管理学原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 崔凤岐。标准化管理教程[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3] 娄成武，魏淑艳。现代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龙建新，陈守明。管理学概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4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三）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法]H.法约尔著.周安华等译.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3.[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 1997

4.谭功荣著.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西蒙著.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6.[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3

7.[美]徐中奇.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4）

8.[美]F.W.里格斯著.行政生态学[M]. 金耀基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9.蓝志勇，陈国权.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07（3）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5

关键词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研究流派

1、引言

“信息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和一门课程的名称，在20年前的中国图书情报界还是个新概念和新研究课题。20年过去了，随着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信息管理学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自1995年国家教委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确立信息管理学这门课程为核心课程以来，全国目前有600家大学开设了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信息管理学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信息管理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由于信息管理学专业在我国主要由5个专业合并而成，各个专业都有其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研究氛围中，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学进行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由于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体例和研究方法等的理解不同，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体例和流派。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2、信息管理学研究着作的出版概况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opac进行了粗略统计，中国上世纪80年代信息管理学著作仅有3种。最早出版的是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信息管理学》，作者为张醒初。其余两种分别是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陈德维和柳思维合著的《商业信息管理学》，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崇华的《实用信息管理学》。

近20年来，国内学者编撰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著作已经达到35种，其中绝大多数是1995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从出版时间来看，2000年以后出版的占绝对数量，说明中国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最近10年间取得的。收录了以信息管理学或者信息管理学概论、信息管理学基础等为书名的著作。收录了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对信息管理学著作的主题词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进而探讨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轮廓。

收录了24种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收录11种专门领域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可以看出，通论性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67.65％，以企业信息管理学为代表的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占信息管理学著作的32.35％。

3、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基本概念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在和列举的著作中可谓众说纷纭。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学基础》中指出：“信息管理学是以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通用方法和运用规律的科学。”他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信息管理学研究者和信息管理学著作。

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认为：信息管理学是研究科学地组织信息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应用方法的一门学科。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伴随着信息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学者们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信息管理学大厦的基石之一——学科的基本概念问题。这些著作都探讨了信息、信息资源、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活动、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环境、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等这些无法回避的概念。

4、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体例

所调查的著作都认为：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信息管理学是这两门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不同的是，这些著作对老三论和新三论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学理论、信息技术和方法的论述有所取舍和侧重，均探讨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进而构建自己的信息管理学体系。

这些著作对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方法、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探讨都占据了大量篇幅。对信息管理活动的外在环境，比如信息法规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很显然，信息管理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和通用方法是信息管理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信息管理学著作普遍论述的主要内容。

所列的著作，许多还从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特点和基础出发，分别论述了信息管理实践的发展阶段，借鉴了古今中外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管理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信息管理理论研究框架。较之于信息管理学的姐妹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学虽然起源于国外，但国人著作中翻译的痕迹却不多，很少生搬硬套国外信息管理学的理论。这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信息管理学研究的积极探索精神，同时也说明了信息管理学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属性。

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著作还有：李兴国、左春荣等主编的《信息管理学》在编辑体例中明确地将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分成两大板块：理论信息管理学和应用信息管理学。该书2003年出版，2007年再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主要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管理的五项职能出发展开核心研究内容。应用信息管理学则直接面向信息管理的主要实践领域展开。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国内学者对信息管理体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

此外，一些著作还就政府信息管理、电子政务、企业信息管理等进行了论述。这样，对上述内容的论述基本形成了中国信息管理类著作的主要研究体例。这个体例很明显，一般包括信息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信息管理的方法与过程(包括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环境与具体实践领域(比如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或者是信息管理理论篇和信息管理应用篇(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的信息管理)。

5、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

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上述著作从不同的信息管理的研究对象出发，对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做了不同的归纳和概述。

岳剑波在《信息管理基础》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以广义的信息资源和人类的信息活动为研究对象。人类的信息活动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信息管理的基础理论、信息系统管理、信息产品管理、信息产业(人类信息活动的体现)管理。而濮小金、刘文、师全民等在《信息管理学》一书中指出：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管理学理论研究、宏观信息管理学和微观信息管理学。微观信息管理主要是具体信息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涉及到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多个方面。宏观信息管理主要围绕宏观信息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展开。这两部著作对信息管理的研究内容和范畴的理解可以认为比较一致，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做的探讨比较深入和扎实，并且对信息管理活动的诸要素，比如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产品的加工、信息 人才的培养、信息政策与法规等问题也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王明明的《信息管理概论》、周贺来等的《信息管理基础》，主要围绕信息管理的理论问题、信息管理活动的关键要素诸如技术问题、包括体现先进管理理念的各个类型的信息系统、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要素进行研究。比较简洁明快直抒胸臆。类似这样的著作在列举的23种著作中占了很大比例，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6、关于信息管理学的研究流派

从列举的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来看，由于信息管理学在我国发展的特定背景和研究氛围，可以分成三大流派，列举的著作很多是信息管理学的综合性、概论性的著作，作者很多是国内知名大学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著作多以深厚而坚实的理论研究见长，对信息管理学的理论、信息活动的环境、信息管理的具体方法、过程等，包括信息法规、信息人才等都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人文积淀深厚，显示了学院派作者的学风和学术水准，可以称为学院派。

列举的是专门信息管理学的著作，所列举的著作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比喻为信息管理学的干流和支流的关系。从对这些专门的信息管理学著作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来分析，他们在信息管理的原理、方法上基本和学院派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更专注于信息管理本身，对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等核心关键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他们以用信息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解决具体的信息管理的实践问题见长。也会涉猎到信息技术和管理学相结合的理论和技术部分。他们的特色是更偏重技术和信息系统，可以称为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学派。

事实上，国内外还有大量的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学专业的信息管理学著作，他们基本上视信息管理学为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系统对信息进行管理的一门科学，典型的如邮电通讯科学研究领域，他们研究的信息主要是指作为信息通道里传播的对象。这一类型的信息管理学流派，我们可以参照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把他们称为技术派。这一流派在国内外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类研究的著作也很多，限于信息科学本来就是以信息为对象的研究群，群内分支学科对信息的理解差异很大，信息的概念不下百种，因而信息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学科涵义取舍必然有大不相同，研究内容也因此相去甚远。在国外这样的学派也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就是被称之为信息管理的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是欧美信息管理理论的主流，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顿、马尔香、史密斯、梅德利、博蒙特、萨瑟兰等。他们认为信息管理就是对信息系统的管理。这些著作一般都是直接以信息管理系统命名。在他们眼里，信息管理等于信息系统管理。我把他们归纳为纯粹的信息管理系统(技术)派。他们一般不研究信息管理的纯理论部分，而是注重信息管理与管理学思想结合的系统的实现。他们的研究思路，大部分起源于某一个特定的管理信息系统，在特定的系统环境中，考虑信息管理实践的发生和信息管理理论的发展；源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管理领域所引发的新的综合。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6

关键词:企业战略 战略管理 理论观点 发展趋势

战略原是军事术语。在西方,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文“Strategos”,其含义是“将军”,意义是指挥军队的艺术和科学。在我国,战略起源于兵法,指将帅的智谋。因此,战略的本义是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企业战略将战略的思想和理论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是指企业为了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寻求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而制定的总体性和长远性的谋划。企业战略管理是指企业确定其使命,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企业内部的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控制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企业战略的思想是随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至今为止,企业战略管理仍然是管理学整体理论中一门比较新的学科。

早期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大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首次将战略的概念引入管理理论,认为在需要做出决策的任何情况下,企业都必须考虑战略因素,并提出组织与环境匹配的主张,成为现代竞争战略分析的基础。战略明确用于企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1962年,美国管理学家阿尔福来德•D•钱德勒出版《战略与结构》一书,他将战略定义为“确定企业的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选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所遵循的途径,并为实现这此目标而对企业重要资源进行的管理”。在该书中钱德勒首次分析了环境、战略、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企业的经营战略要适应环境(满足市场需要),企业的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并随企业战略的变化而改变,从而确立了“环境—战略—结构”这一以环境为基础的经典战略理论分析方法。

1965年美国学者安索夫发表了《公司战略》一书,把企业战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战略构造是一个有控制、有意识的、正式的计划过程,企业高层的任务是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从此,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被看作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并逐步普及。安索夫的研究开创了战略规划的先河,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理论研究的起点,标志着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明茨博格等人在其所著的《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一书中,沿着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将战略管理理论归结为十大流派,它们是: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知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这十大流派分别从各个角度或层次反映了战略形成的客观规律,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战略管理理论体系。

近期理论研究的重点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知识经济的迅速兴起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企业、环境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场社会经济变革和企业变革的大潮中,来自学术界、企业界和咨询界的各种管理思想纷纷出现,战略管理理论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观点主要有战略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学派。1995 年以来,科利斯与蒙哥马利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凭借资源展开竞争:90年代的公司战略》和《创造公司优势》等多篇论文,后又出版了《公司战略:企业的资源与范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基于资源的企业战略理论。

战略资源学派强调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认为企业不可模仿、难以复制、非完全转移的独特资源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其核心思想是:企业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企业独特资源以及在特定环境中配置资源方式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企业拥有异质性的且有价值的资源,那么这个企业在资源占有上就具备了一种类似于“垄断”的市场地位,由此而产生持久的竞争优势,获取长期的超额利润。按照科斯利和蒙哥马利的观点,企业资源包括三类: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组织能力。他们认为资源价值的评估要将其置于所面对的产业环境并通过与其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比较,从而定位其优势与劣势,并提出了资源价值评估的三项标准: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核心能力》一文是核心能力学派的代表作。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如何协调多种生产技能以及整合众多技术流的能力,把企业各项的业务紧密融合成为协调一致的整体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1992年斯多克、伊万斯和舒尔曼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基于能力的竞争—公司战略的新规则》,认为成功的企业极为注意行为方式,即生产能力的组织活动和业务流程,并把改善这些活动和流程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斯多克、伊万斯等人的研究对核心能力论的发展进行了有力补充。核心能力学派强调组织内部的技能和集体学习以及对组织的管理技能,认为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的能力,核心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学派主张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特有能力为出发点,来制定和实施企业竞争战略。其主要观点有:在对企业竞争本质的认识上,认为企业战略的核心不在于产品或市场结构而在于其行为反应能力,战略的目标在于识别和开发他人难以模仿的能力;在识别和培育企业核心能力上,认为核心能力来自于企业组织内的集体学习、经验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以及组织成员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参与;在制定和实施企业竞争战略的政策主张上,能力学派强调通过企业内部环境分析,了解企业自身的能力结构并制定竞争战略,通过实施战略建立并保持企业的核心能力,借此赢得竞争优势并获得突出业绩。

其它重要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集群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集群的概念后,在1998年又发表了《产业集群与竞争》,在该文中波特肯定了企业集群对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集中的、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可以使企业享受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而又可以保持自身行动的敏捷性。基于诚信基础上的企业集群可以减少交易费用,可以使经验、知识、技能在企业之间很快地传播,有利于企业创新机制的培育。集群将是产业组织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体现为集群之间的竞争。

(二)合作竞争战略

美国学者詹姆斯•莫尔在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竞争战略形态—企业生态系统观,将生态学的原理用于商业研究,提倡企业应该和谐共生于一个丰富而利益相关的动态系统中。这一新的理念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限制而力求“共同进化”。1996年纳尔巴夫和布兰登伯格在合著出版的《合作竞争》中提出了企业合作竞争的新思想。他们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仅有竞争,也应该有合作,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这种思想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有效克服了传统企业战略过分强调竞争的弊端,是对企业在网络经济时代创造价值和获取价值的新思维。

(三)边缘竞争战略

1998年布朗与艾森哈特合著的《边缘竞争》一书针对计算机行业的发展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新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基本思想是:企业应该不断变革管理来构建和调整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据一系列不相关的竞争力来彻底地改造企业优势,保持企业在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微妙平衡。边缘竞争战略把如何制定战略目标和如何实现战略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地寻找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这种战略充分显示出企业的关键动力就是应变能力。边缘竞争理论认为战略是公司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形式,与组织结构调整相适应采取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向是一种必然结果。

(四)价值创新战略

2005年由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合著的《蓝海战略》一书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蓝海战略要求企业把视线从市场的供给一方移向需求一方,从关注并比超竞争对手转向为买方提供价值的飞跃。通过跨越现有竞争边界看市场以及将不同市场的买方价值元素筛选与重新排序,企业就有可能重建市场和产业边界,开启巨大的潜在需求,从而摆脱“红海”(血腥的已知市场空间),开创“蓝海”(新的未知市场空间)。在研究1880年-2000年30多个产业150次战略行动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价值创新是蓝海战略的基石。价值创新挑战了基于竞争的传统教条即价值和成本的权衡取舍关系,让企业将创新与效用、价格与成本整合一体,不是比照现有产业最佳实践去赶超对手,而是改变产业远景框架重新设定游戏规则;不是瞄准现有市场高端或低端顾客,而是面向潜在需求的买方大众;不是一味细分市场满足顾客偏好,而是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需求。蓝海战略的颠覆性思想反映了在当今商业现实和竞争态势下,全球企业界对寻求新的手段以实现获利性增长的强烈渴望,为企业指出了一条未来发展的新道路。

当前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理论研究的内容趋于融合各学派的观点。战略管理的本质就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随着环境日益复杂,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从总体上加强长远的综合管理。外在的研究形势和内在的学科特征相结合,促使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要进一步打破各个理论学派从某个角度或方面分析问题的局限,逐步融合各种先进的理念和思想,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理论研究的范围趋于综合各学科的知识。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管理学的范畴,而是渗透到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之中,在更大的范围里体现了战略管理工作和战略管理学科的综合性。不同学科的相关理念和思想相互作用,促进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完善。

理论研究的思路趋于兼顾刚性和柔性的发展。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一方面继续重视产品和技术等硬性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于理念和宗旨等软性因素的分析。在研究如何扩大产品市场、创新生产技术以提高企业的刚性同时,也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培养先进的理念,建设优秀的文化以提高企业的柔性。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7

关键词： 韦勒克 比较文学 贡献 局限之处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韦勒克看作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他凭借自己的丰富学识，对文学研究涉猎广泛，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文论家所涉及的范围。一方面，他致力于对世界各国的文论家、文学批评术语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他明确倡导我们既需要文学史，又需要文学评论，只有比较文学才能达到的广阔视野。正是韦勒克的开阔的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升华。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比较文学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对比较文学学科名称进行了界定，把“文学性”作为本科的理论基石，同时他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方法也有自己的理解。总的来说，他不仅对该学科当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给予了精辟的阐释，而且对诸多学科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睿智的剖析。当然，他的研究也有局限之处。我在阅读了与韦勒克相关的研究后对他韦勒克的诸多贡献加以详述和肯定，同时对他的局限之处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在比较文学逐渐学科化的流变中，不少学者开始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学派的诸种观念进行反思，韦勒克也参与了此类学术活动。他意识到法国学派的主张尽管自成体系，却陷入了方法论的危机，不能适应世界发展形势与各科重构的需要。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刊发了伽列为基亚的《比较文学》所撰写的序言，实际上，这其中暗含着对于当时法国学派一些学者僵化的研究模式的挑战，韦勒克随后就在该年鉴上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学科研究中陈旧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法国学派仅仅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在韦勒克之前，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1899年，在伍德贝里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系，但由于始终受制于法国学派各种理论的牵制，美国学派并未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实力更不足以与法国学派相抗衡。而此后举办的教堂山会议实际上是法、美两国学者的首次交锋。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题所作的报告，对“法国学派”的狭隘与僵化的研究模式发出挑战，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学性，应当将文学文本本身置于其中心位置，而法国学派仅仅从外部范围机械地规定研究的范畴，如此不仅使文学文本研究沦为文学的外属，而且助长了文学研究之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等倾向的滋生。至此“美国学派”才以抗衡者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上所发出的倡导，实际上成为以后比较文学领域长期论战的导火索，而美国学者则从此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经过韦勒克及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研究方式冲破了法国学派僵化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模式，引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客观而言，韦勒克所进行的相关探讨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必须指出，他虽然对法国学派进行了驳斥，却并非一味排斥该学派所有的理论观念，而是肯定该派在学科发展中的历史功绩。无论是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还是《今日之比较文学》等论文，其中所否定的都只是陈旧的认知模式与方法论中的不恰当之处。但尽管韦勒克所针对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而并非一个国家，但仍被理解成为美国学派的宣言。实际上，韦勒克对于法国学派的挑战，其出发点是针对该派在其研究中所呈现的刻板化与极端化等弊端，而并非彻底反对该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同时，他也并未完全忽视法国学派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并在其论文中，对法国学派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予以历史性的清理与理论性的辨析。

二

韦勒克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在学科发展历程对诸种问题的先觉、全面深刻的洞察及其所作出的相关论断。可以说，他对于该学科的诸种概念与范畴的界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学科走向。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基础上，他还于1965年与1970年相继发表了《今日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其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客观而言，正是由于他就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所进行的发难，美国乃至法国的诸位学者才开始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等问题予以重审。此外，韦勒克在其学术实践之中，率先提出将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研究划入“外部研究”，而将对于文体、格律等问题的研究归入“内部研究”。他的这些论述在比较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些美国学派的学者对此竞相仿效，如雷马克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奥尔德里奇的《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等文章尽管褒贬兼有，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韦勒克对于学科发展趋势的预见与倡导。可以说，韦勒克不仅打破了学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发了以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以及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而且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从而逐渐提出并完善了相关的理论观念。

许多学者都将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视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美国学派的宣言书，与之相应，他的名字与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就韦勒克对于美国学派的继承与超越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首先，作为一位学者，他不管是对权威的质疑，还是对经典的诘问，都表现得很直接，且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他还特别关注学科前沿，为学科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契机。他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如《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属于与概念》等，力求把握文学现象、思潮与流派的演化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说，他所进行的研究，不拘于陈规，重视对于学科的理论观念与于学术范畴等自身机制的不断修正，体现了富于创建性的学术气魄。其次，韦勒克关注比较文学自身的历史演变，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探讨、论证。他早在1952年就定期参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编纂工作。可以说，他以其稳健扎实的治学学风，对于此前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著予以了客观评价。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界卓越的权威，他在继承前期诸种观念的基础上，又将其完善与发展，在丰富的研究实践中广泛涉及对于学科框架、概念范畴等很多层面问题的探讨。再次，在对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同时，他还追求学术观念的开放和多元模式的发展。韦勒克善于从现象自身出发，针对迥异的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取互补性与包容性的研究策略，因此，他的许多分析都充分展现了比较文学所独有的广泛性与开放性的学科特征，并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有效路径。最后，他对于学科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动向予以重视，并对学科自身所面临的挑战相当警觉且提出相应对策，他曾经针对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出现的研究空间过于狭窄或过于宽泛的倾向发出过警告，也曾对于译介中对诸种现象的剖析浅尝辄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

三

韦勒克既关注学科理论建设，又注重对于方法论及其存在模式等问题予以透视。他的学术活动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于学科名称的界定、“文学性”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规定性等问题，韦勒克作出了极大贡献。

第一，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名称问题，他首先追溯了“比较”一词的历史流变历程，其次，他还对“文学”一词的起源予以了较为详尽的溯源研究，就“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界定而言，法国学派的梵第根曾在《比较文学论》中对此加以论述，他的界定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的定义违背了该学科的开放性原则，鉴于此，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对法国学派学者的学科概念予以了较为详实的回顾、解读、修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学科定义。他明确指出：“比较文学是从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文学……依据此观念，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与政治界限的文学研究。……比较法也不能局限于只用以研究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他的界定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对文学外在关系的历史实证转向了对于文学内在结构的美学分析，为学科身份的界定提供了支撑。

第二，对于“文学性”问题，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阐释，依次驳斥了当时学界所存在的有关文学本体特征的诸种观念，然后明确表示了他所倡导的文学内部研究法是指以文学的本体为中心，进而对文本自身予以考察，他的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文本的存在方式。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他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学科视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且针对当时学界存在的拘泥于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囿于考察“外贸”等弊端，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就是凭借将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视为统一体的意识，从而以国际的视野去探究所有的文学。”就他而言，其主要的着眼点仍在于“文学性”问题。并且，韦勒克以“文学性”研究为本位的研究原则，始终贯穿于他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功能、范围与走向等一系列问题的阐释过程中。“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对于纠正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贸易交往”式的偏差，促使美国学派在研究上注重探求文学内在结构之间的审美意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作为杰出的文献理论家、文学批评大师及比较文学家，韦勒克对于美国学派的创建发展及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走向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的理论研究对于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然而，人无完人，韦勒克的学术视野和治学路径也不免存在一些缺憾之处。比如，韦勒克的学术实践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他有关的世界性的承诺，他所进行的研究多囿于西方文化圈之中的同一文化内部或相似的文化间的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缺乏对于真正具有跨文化意义的诸种问题的关注。而如何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维修研究在美国学派之后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对于法国学派的观点不当之处有所纠正，但有时又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如他对法国学派的形象研究的认识就有所偏颇。总的来说，尽管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完美之处，但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锐意的开拓精神，仍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和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Rene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2］Rene Wellek 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3］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Press，1949.

［4］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5］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科学管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篇8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1998)博士将美国的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

·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的政府。诚实、无党派、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是建立公共行政学最为重要的概念。政府的两大功能是“意志的表达与意志的执行”（古德诺Goodnow, 1900）。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不仅将行政与政治分离。而且开始了向私有部门学习最佳实践的努力。正如在当今的公共服务中倡导私有化与更多的市场机制一样，这种向私有部门借用经验的做法不局限于组织的内部过程，同样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相关。

·经典管理模式。当行政学正式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且行政被等同于企业管理，行政学的主流观念就开始追求象机器一样的效率：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重心从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个政治问题转移到微观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管理组织的问题。这种导向源于科学管理学派并在较为复杂的行政决策制定分析中达到顶峰。通过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得出一系列被认为在管理中广为适用的原理与原则，而运用这些原理与原则可以取得最佳的效率。将这些发现运用于公共部门组织的管理被认为是顺理成章。

·政治与政策制定。当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新兴的福利国家开始广泛发展福利项目时，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现实。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对社会事物的干预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此，公共机构为了获得不同选区居民的支持，便调整策略去影响选区并满足选民的需求。这样，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尽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学者主张行政官员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这种假设现在被认为是幼稚的。人们认识到价值观不仅从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如政策执行这样被号称为是“中立”的内部决策中，象其它政策参与者一样，政府官员应当参与政策制定。

·人类行为。经典管理学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尽管从私营部门中得出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的骨架，但事实证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立部门中的人类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因素或变化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与对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派思想。行为学派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即强调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的多层面、网络状、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

·项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职能的增加，政府项目增多。同时，公共财政资源逐渐萎缩。如此，公共机构生产力的有效性成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这不仅适宜于实用工具与技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学学科的理论构思。公共行政学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门综合学科，通常是有价值观念冲突且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学科，而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适应与改善之中以追求优异的业绩。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尤格斯与凯勒(Uveges & Keller,1998)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政府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政府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的。通过分析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基督教神学所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政府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倘若没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宪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政府官员就不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政府的各个角落，该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联邦主义者》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政府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派系冲突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公共政府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独立决定政策。另一方面，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宪法并让一些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有自主权，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誉。追求荣誉的政府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派系规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在位政府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应该设立政府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政治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政治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政治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Brownell and Stickle 1973;Haber 1964; Hofstadter 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美国内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革与地方政府。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期，公共利益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运作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1.美国行政学的创始初期(1887-189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业人口拥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然而，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市政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城市的扩张不仅来源于美国农村，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型的工业公司及其国际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催化作用(Chandler 1984;Degler 1959)。这样，日益膨胀的城市期盼着市政管理知识与管理理论。另一方面，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的通过即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期待着相应的行政学知识。

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Callow 1976; Riordon 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腐败的土壤。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政府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政府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Hoogenboom 1961; van riper 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Shafritz. J. M. & Hyde.A. C. 1997;Uveges & Keller, 1998）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行政与宪法的关系、政策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政府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金钱或能量）去做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仍然是公共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定义。

2.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

历史迈入二十世纪初叶后，管理科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行政改革的延续时期，以及尤格斯及凯勒(Uveges & Keller, 1998)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实践的公共利益模型的成熟期。

1900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德克萨斯州的盖尔维斯敦(Galveston,Texas)，夺走了六千人生命。城市的恢复由一种新的市政府形式所推进，即委员会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更为注重公共管理实践的策略。公共政策由七个委员讨论，而这些委员由州政府任命。每一个委员都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主管。后来的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就有数百个城市采纳了类似的委员会制度。里查德·蔡尔德(Rchard Child)形式的委员会——经理型市政府发展很快(Stillman, 1974)。这种委员会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立法机构，被赋予制定政策的权力。市政府经理由委员会任命，经理拥有全部行政权力。这样，行政－政治二分法得以贯彻。这种市政府经理的产生是基于行政能力，因而大大减少了政治(Childs, 1952; East, 1965)。所有这些变革皆符合社区范围的公共利益。早期的城市经理几乎全由工程师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广泛公共工程。城市经理制同样的注入了公共利益模型中的其它元素，如科学的效验、以普遍的非党派选举替代党派政治。人们认为，专家管理城市将对社区的需要更负责任(Boyer, 1983; White,1927)。

在这一管理科学效率时期(1900-1929)，公共行政的科研与教学机构陆续成立。如1916年成立政府研究所（1927年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1914年，密执安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市政管理的硕士项目；1924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成立了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众事物管理学院(Maxwell School)，开办社会学及公共行政学，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开始；1929年，南加州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公共行政职业学院。以麦克斯韦尔学院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教育普及和推动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在理论建树上，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于1990年发表了《政治与行政》。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1903年）会长。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定义了行政与政治的不同作用，阐明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同时，他也关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职能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威尔逊呼吁科学管理的同时，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在费城(Philadelphia)的钢铁厂里忙于科学实验。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拓了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泰勒的方法最初在私有企业中更多地被接受。泰勒也重视管理者与雇员的关系，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合作。基于“有一种最佳方法”去完成任何任务的假设，科学管理寻求通过发现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式去增加产量。经典组织理论从这一概念出发，试图找到社会组织中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途径”。泰勒先后发表了《车间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则》(1911)与《科学管理》(1923)。

同一时期的著名行政学者还有威诺碧(William F. Willoughby,1867-1960)。他是塔夫特经济与效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 the Taft Commission)的成员，并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届主任。1918年，威诺碧发表《联邦州预算改革运动》。威诺碧将预算看作政府的中心环节，具有控制作用。重点是效率、负责任、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平衡，以及建立一个行政部门去监督预算决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于1918年推荐的预算程序至今仍被许多市政府与州政府采用。费莱特(Mary P. Follett, 1868-1933)在《命令的发布》(1926)一文中谈到组织的结构，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正如科学管理，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1926年，怀特(White LD, 1891-1958)发表了公共行政第一部教科书《公共行政学研究导论》。

3.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1959)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行政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美国传统管理科学运动的末尾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按照霍哲教授与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的五大理论，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行政学研究对政治的回归，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不再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公共行政开始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然而，这一时期的实践却表明：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独立于政治学，同时伴随着行政国的兴起。

政府的膨胀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新政计划，政府迅速膨胀。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即布郎诺(Brownlow)委员会于1937年报告“总统需要帮助”，呼吁行政部门机构重组。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机构重组法：新成立总统行政厅，将原财政部下属的预算局纳入总统行政厅。布郎诺委员会报告的实质是增加总统的权力。然而，即使在当时，有识之士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梅雷牧(Lewis Meriam, 1883-1972)在《国家政府的重组：它包括什么》(1939)一书中分析了重组政府存在的问题。到了尼克松(Nixon)的水门事件，大多数人才真正意识到总统权力膨胀的危害。不过，新政与二战导致政府的增长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届胡佛委员会(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 1947-1949)成立的初衷是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然而，该委员会却提出大幅度增加总统行政办公厅的管理能力。该委员会72%的建议被采纳，包括1949年重组法及1953年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建议，尤其是布郎诺委员会主张，采纳了派系规则模型。同时的实践对公共利益模型提出了质疑(Uveges & Keller, 1998)。

科学原则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