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建设范文

法律制度建设篇1

新制度经济学是国际上侧重研究“产权”与“制度”的经济学分支，其理论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与应用，是当前建设农村法律制度工作中的重要理论参考。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产权”与“制度”理论，并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结合，并针对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给出适当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学;农村法律;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对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呼唤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放开土地流转以来，诸多实践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于产权制度不够明晰，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纠纷对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环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产权制度入手，分析进一步完善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途径与举措。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经济行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交易成本为正，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科斯认为，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变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设计，制度安排设计必须建立在符合实践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实践而忽视经济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社会福祉进步的，同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实践的趋势，否则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真正切合社会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尽可能降低，而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产权问题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体。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不变，允许有能力的家庭与个人适当突破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排，通过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即家庭单位的经营导致生产碎片化，制约了大型农机设备等的使用，对农业产值进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2007年物权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的同时，也为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放开了口子”，肯定了通过合法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合同法等的规定，完善了对于承包及所得的归属问题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实践的热情，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以及农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物权法关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条文精神并没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凸显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范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设计，用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换句话说，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属于人情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村民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生产生活，人们还是倾向于由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族长、长辈来进行“断案”，有时候甚至会逾越法律的边界，或者做出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决定。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员流动性差，当代法律意识与族规以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时很少会有村民选择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2016年初，广东潮汕地区某村对土地承包的利益归属分成产生歧义，由于当地宗族观念强，根据风俗惯例，族长决定将九成利益收归本村村民，对外地承包商仅分配一成，当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讨论，甚至要提起司法诉讼时，当地村民竟然对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终合作项目以烂尾告终，当地招商引资又一次失败，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不和谐的事件。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法律意识淡薄，片面依靠族规村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制度运行，摒弃旧俗陋习。

2、土地流转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明确产权边界，规范制度设计，用制度“说话”，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完善。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确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续一应事宜则缺乏必要的条文规定。例如当前城市用地已经确立了招拍挂、使用权转让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应侧的良好运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转导致的经济纠纷等问题，而农村则不同，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因此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吉林某村规定，土地流转要通过村、镇、县三级审批，而审批环节设置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由此滋生腐败;福建某村规定，土地流转只可以承包给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给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当使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十分不利，需要在未来加强解决。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

1、加强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必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让制度设计落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以山东寿光为例，当地农村基层组织自发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组，对农村地区进行专门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土地流转、承包利益分成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从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强民众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守法意识，能够识别经济行为中的法律风险，让广大村民群众对经济纠纷能够“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中小学开展学法教育，聘请外地专业教师，在国家教育大纲框架内，对法律常识“从小抓起”，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普法教育从2008年至今7年来，当地的经济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广大村民在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租约时能够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大局，对当地经济建设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内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运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已有的《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物权法》等，对农村法律制度建设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细化但也是仅仅就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粮食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产粮大国，然而却没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对于关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及粮食产业发展的法律。特别是近期从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的事件到农业部集中批准种转基因大豆进口而导致的争议，粮食相关重大事件扎堆更显现出凸显出粮食立法之必要。

四、总结

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法律制度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这一认识，并认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够起到“经济剂”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行为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产权明晰观点，对当前土地流转、承包利得分配等现实问题亦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未来，要通过加强立法、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杨子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佳佳．基于制度视角的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16

［3］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法律制度建设篇2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当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对自然无度、无序、无底线开发所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进一步转变人的理念，规范人的行为，界定人的责任。

1.用法律制度转变发展理念

向污染宣战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生态文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治理和保护，而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达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兼得。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生态文明摒弃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注重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注重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兼顾。体现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尽快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要求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社会福祉、社会公平的同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主动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资源可更替再生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循环发展从资源利用方式的角度，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线性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反馈循环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从而减少污染物，减少对自然的损害。低碳发展是从能源利用角度，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尽可能减少高碳的化石能源使用量，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品、低碳交通等，在保证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2.用法律制度约束开发行为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唯GDP导向，投资冲动较大，拆除古迹、毁掉良田、牺牲环境的现象屡有发生，造成自然资产的巨大浪费。部分投资者也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名义，超越法律法规边界使用环境容量和生态资源，造成了污染的扩散和环境破坏，致使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约束日渐趋紧。与传统的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加注重保护与发展的兼顾，更加注重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防控。

严格约束权力和节制资本，有效防范不当开发行为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发展前提。针对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并最终引致自然灾害的盲目开发，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以及切断自然生态和经济内在联系的无序开发，必须加以严格约束，特别强化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线、耕地保护红线、水资源总量控制等生态红线的硬约束作用，把各种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活动都关进包括环保法律法规在内的制度笼子里。

3.用法律制度强化保护责任

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责任者是人，而非自然；主要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此强调生产者的责任，以更加集约高效的方式实现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法律必须对生产者提出更多、更明确的要求，依靠法律制度促进生产者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主动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在执法过程中，也须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受罚的原则，加大对生产者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构成犯罪的生产者，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加快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

推进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需要从战略视角进行统筹考虑，根据“重点突破、全盘推进”的思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构建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立法体系

立法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生态化调整，优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对需要起草、修改的相关法律进行系统梳理，优先制定能源法、天然气法、应对气候变化法等相关法律。在适当时候，补充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规定，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与流域性特征，受到行政区界的影响，跨行政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是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快研究区域、流域环境保护立法的可行性，积极探索区域、流域综合管理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通过举办培训、开展咨询、组织专家制定地方立法模板等方式提高地方生态文明立法能力，重点是生态经济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公民环境权益保障机制、流域协调机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制度、地方环境标准制度等法律机制。

2.推进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司法创新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需要司法部门的积极参与，司法保障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符合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大局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司法创新，通过司法创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给予严惩，才能进一步维护法律的权威。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促进生态环境案件的受理和公正审判，保证人民群众的最普惠民生福祉。为了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确保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人民享受生态产品的权益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保障，法律的权威也需要依赖人民的主动参与才能得以有力维护。通过创新和规范生态环境案件的诉讼规则，特别是及时调整案件和受理、举证责任的分配、因果关系的证明、侵害后果的评估等环节的具体制度，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利用法律，积极、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有效地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

3.探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体制

严格执法是保障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手段。严格执法需要坚持“统一执法”方针，需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生态和环境监管体制，科学划定不同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边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责任，完善和落实问责制。设立区域督查派出机构统一行使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的生态环保执法权，妥善处理执法区划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

增强执法制度的可操作性，进一步落实执法部门对违法企业行使“停产整顿”、对出现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地方政府行使“停批停建项目”权的制度性安排。增加行政处罚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对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企业给予支持和鼓励，使其得到实惠，从而降低守法成本；对违法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企业承受不起相应的违法后果，从而促使其自觉调整行为。及时建立健全既罚单位也罚单位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双罚”制度，增强执法的权威性和威慑性。

法律制度建设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决议中指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实现政府审计法治化、规范化，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治理职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视我国政府审计现行法律制度，查找现行法治问题，有助于改善政府审计效能的发挥，推动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

一、政府审计法律制度现状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利用法律制度构建了社会运行模型，促进社会、国家各项事务正常有序的运行。淤目前我国审计法律关系中的关键当事人由政府机关依据《宪法》、《审计法》建立。我国政府审计法律制度主要由：《宪法》、《审计法》、行政法规、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五个层级组成。《宪法》是法律制度的最高层级，《审计法》是基本法，行政法规和部门行政规章是以《审计法》为依据，对政府审计进行细致规范的法律规范，处于最低层级，是依法审计的具体行为规范。各层级的法律在政府审计的各环节起到了相应的规范作用，使得我国政府审计工作今年来效果显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宪法》、《审计法》 1982 年《宪法》对于审计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经过30 多年的发展，以《宪法》为核心、以《审计法》为母法，以政府审计准则等操作规章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法制体系得以形成。《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都必须依据《宪法》实施。在现行《宪法》的条文对审计机关的设置、性质、地位和领导关系进行了确认;对审计监督的范围和内容、审计监督的基本原则、审计长地位和任免等进行了明确。《宪法》第91 条规定： “国务院设立审 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 监督权;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 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第109 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 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宪法》对政府审计的法律确 认，是政府审计职能发挥的根本性规定，是政府审计得以 依法运行、正规运行的根本。 依据《宪法》精神，我国制定了《审计法》，②对政府审计

所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1994 年8 月31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内容做了全面、详细的规定，是我国审计工作的基本法。《审计法》共分为：总则、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审计机关职责、审计机关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和附则等7 章，共51 条。《审计法》的颁布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空白，是对《宪法》审计精神的具体化。《审计法》将政府审计行为进一步纳入了法制轨道，为审计 机关和审计人员的审计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为准则， 明确了审计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推动了我国政府审 计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审计行为的监督作用发挥，提供了 有力保障。 ①社会法学派罗斯科・庞德在著作《法律史解释》中对法律的社会工具性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②广义上的《审计法》是指各种审计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国家审计法、内部审计法、社会审计法等，狭义上的审计法仅指国家审计法。由于我国审计机关由政府机关担任，所以这里的《审计法》指我国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宪法》第91 条对审计机关的设立和职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审计法》依据宪法精神对政府审计活动所涉内容进行了

高校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缺失和错位，继而提出完善创业课程体系、扩展创业培训项目、提供创业服务水平三方面针对性措施，以期能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也更好地验证并体现高校创业教育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关键词：高校;创业课程;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57-02

明确规定。为贯彻法律解决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国务院颁布大量行政法规以保证政府审计行为依法有序地进行。主要包括：《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等。这些行政法规对政府审计活动的各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追责程序。

审计署依据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对其所履行了审计职责的具体内容，出台了相应的行政规章制度。部门规章制度指，我国政府审计部门规章以《宪法》、《审计法》为依据，对《审计法》等法律、法规等内容予以具体化。如上文所述《审计法》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审计机关职责、审计机关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总体上的要求和规范，如何规范政府审计中各项事务活动，仅仅有《审计法》的整体规范是不够的，必须依据政府审计中的各项事务实际进行具体规范。行政部门法规恰恰弥补了上位法的不足，以实现《宪法》和《审计法》对政府审计活动的规制精神。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内容主要涉及：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等内容。①

行政部门法规是我国政府审计法律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审计法律制度的“骨干”是实现我国政府审计依法审计，实现政府效能最大化的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政府审计法律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政府审计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困难重重。政府审计效能发挥受到严重限制。政府审计是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政府效能最大化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政府审计在实践中发挥效能，必须依法审计，现行法律制度运行是否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必须对其效能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行政府审计职责法律制度的盲区

《审计法》颁布实施至今，各级审计机关都在认真履行审计职责，通过定期审计、行业审计、专项审计等手段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科学分析，反映了国家经济生活中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为国家宏观调控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和建议。不仅如此，政府审计职责已经成为推动政府廉政建设的有效方式，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审计一定程度上了打击了混杂在政府中的腐败分子。通过政府审计促进了政府部门权力的制约，推动了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近年来，通过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了党纪处分，一些问题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干部的优化，推动了政府效能的发挥。

我国是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使用国家财政资源和国有资源的，不仅仅有政府、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还有政党军队和各种社会团体，可谓“鱼目混杂”。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只将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国有金融机构作为政府审计的对象，导致了审计盲区的出现。在政党和社会团体使用国家财政资源上，我国政府审计范围鲜有涉及。我国的政府审计并没有实现国家财政资源都要审计的程度，没有实现审查和评价国家公共财源效能的责任。从我国现行政府审计法律制度明显能看到这些。例如：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政府审计的对象仅仅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国有金融机构，并将审计内容限定在部门的财政收支上。我国宪法规定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这就导致政府审计的资金来源受限，以导致我国政府审计资源的不足，目前我国中央机关的政府审计覆盖面只有10%，其他各地的审计覆盖面就可想而知。

（二）审计机关执法力度较弱

我国长期处于人情社会，法治意识相对较弱。在政府审计中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经费紧张的审计机关，往往因为需要协助经费，而出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不规范，对违规的单位或个人采取违规金额绝对值、攀人情搞关系等，来重收缴，轻规范。不仅如此，对法律法规适用上也出现了审计人员法律意识不够的情况。2011 年，新疆自治区审计厅曾经做了一个关于审计法律法规的适用性的调查。调查显示，在“不管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执法主体是谁，审计机关都可以依据该法律法规来处理处罚”的问题调查中，28%的人认为可以处罚，

54.5% 的人认为不可以处罚，17.5% 的人认为不确定。这也正是全国审计机关的问题缩影，它说明在现实审计中面对众多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审计机关有盲目扩大或减少审计权限的操作实践，审计执法难称严格[1] 。除此之外，执法手段较弱也是目前政府审计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一大表现。《审计法》赋予了审计机关的追责权限，但是在实务上看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是责令整改、通报批评、警告还是冻结、划转等措施，都必须依靠其他部门的配合或审计法院执行。在现实中往往出现拒不执行的情况，使得审计效率大大降低。

（三）审计人员法治素养参差不齐

目前审计法制队伍建设亟须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法制素质都亟须进一步提高。在我国审计系统中法律专业的人才较少，实践中法制培训往往流于形式，不够深入细致。现实中对审计机关没有设立严格意义上的审计法制人员，由于政府审计的项目繁多，很多审计项目都需要相应的法制人员和技术人员参与，由于人员的缺失，导致审计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裁判员兼职运动员的情况。一定程度使得政府审计质量低下。由于审计人员法治素养的缺

失，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意志不坚定，大大减缓了依法审计的建设进程，使得人情大于法治，政府审计的应有效能大打折扣。

三、法制改革是政府审计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政府审计法律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目前仍存在独立性不够、监督制度不完善、追责无力等一系列的问题。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依法审计实现政府审计的效能，笔者认为进行依据现实国情的法制改革是政府审计法制建设的必经之路。

（一）法制建设应突出审计独立的制度建设

政府审计的职能要求，审计应当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政府审计客观上需要独立性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大趋势下，微观的审计内容将会被压缩，宏观的审计内容将成为常态，与微观的审计涉足的仅是被审计单位和其他为数不多的相关业务单位相比，宏观的审计内容将会更多地涉及发展改革、财政、国土、民政、统计、房管、公安、人社、建设、工商、环保等众多职能部门，这需要各部门的切实配合和支持，也将影响和触动更多单位的利益，客观上需要审计的独立性提高。应时代环境的要求政府审计覆盖的范围将会更为广泛，必须使审计机关的人事、经费等与地方政府脱钩，才能实现审计管理体制和审计职能的真正独立，方能不留死角，全方位覆盖。在法制建设上，要彻底打破现行政府审计体制，实现体制上垂直领导和审计对象的完全独立。修改和完善《审计法》，强化审计执法手段，才能真正实现总理对审计工作提出的全国范围内“审计全覆盖”。

（二）法制建设应以促进审计创新的制度建设为目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生活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目前我国的政府审计制度的建设明显滞后，如不用法制推动、促进审计创新必然会导致政府审计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创新审计内容刻不容缓。在法制建设中应当突出政府审计内容的创新。当前审计的发展已凸显创新不足，特别是绩效审计方面。在绩效审计成为常态审计之前，应当借鉴先进经验，运用先进的理念和分析模式进行绩效分析，通过政策目标设立绩效考核目标，设置效率参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不仅如此，还应当在法制建设中把组织创新作为重点。目前我国政府审计机关虽然受上级和人大的监督，但现实中这种监督往往成为“软监督”，自体监督成为政府审计活动的常态。为防止审计自体监督模式缺陷的出现，必须将交叉审计提上法律法规的议事日程，虽然已经小范围的交叉审计，但是在行政区内的小交叉并不能真正实现交叉审计的真实作用。在一些重大项目审计上，采取交叉审计能够有效避免审计人员因过分考虑个人、机关、本级政府的既得利益，在审计项目实施上搞人情审计、选择性审计的弊端。

法律制度建设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律风险；法律顾问制度

一、背景

随着普法工作的不断深入和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全社会对法制化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主体，理所当然要加强和推进法制化建设，把依法治校的理念与制度落实到院校发展与稳定中。教育部在1999年提出加强教育法制工作的要求，2003年7月又明确提出依法治校的要求。2012年11月22日，教育部以教政法〔2012〕9号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对高校在依法治校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其中要求要完善依法治校的工作机制，高等学校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综合推进依法治校，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作为法律顾问，协助学校处理法律事务。学校的法制工作机构或人员在学校的决策、管理过程中要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对学校出台的有关管理措施、对外签订的合同、实施改革方案等，要进行合法性评估、论证。近年来，陕西、吉林、湖北、广东、四川、山东、河北、辽宁等省的教育厅均发出通知，要求在高校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常设法律顾问，有效发挥法律顾问在维护学校法律地位、处理学校与部门或社会的各种法律关系、处理学校与学生或教师的关系、落实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要求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对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促进学校内部治理法治化，提高依法治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高职院校在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风险、矛盾和挑战不断增多，实行法律顾问制度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校的具体行动，也是防范办学风险、保护师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二、高职院校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学生管理中的法律风险

1.校园安全事故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由于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差，在校内外可能发生各类安全事故，包括：灾难事故如溺水伤亡、交通事故、群体踩踏、电器火灾等；社会安全事件如打架斗殴、盗窃、勒索抢劫、自杀自残、性侵犯等，有被动受侵害的情形，也有主动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情形，以及第三人侵入校园实施伤害的情形；公共卫生事件如各类中毒、传染病等；自身病患事件如个人体质问题在体育锻炼后发生猝死等。实际中，不管学校是否有过错，家长都会要求学校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责任。2.实习或外出打工纠纷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教学安排的一个重要环节，实习期间的纠纷已成为法律风险的盲点，如果学生在企业实习过程中受到伤害，按照法律规定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所以一旦学生出了工伤事故，家长要求学校来买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还有高校学生在假期或休息时间外出打工，参加社会实践，在打工单位发生伤害和其他劳资纠纷的，也会向学校提出索赔。3.学生维权问题大学生民主法制意识的逐渐增强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学生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处罚、退学、各类奖学金的发放等实体和程序问题存在瑕疵，学生认为存在不公正待遇的，都可能引起学生维权甚至诉讼行为。早在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田永因作弊被学校开除，他就对校方提出行政诉讼，这是我国第一起高校学生与母校发生的诉讼案件，之后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学生状告母校”的热潮，1999年北京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2001年武汉王长斌诉武汉理工大学案、2002年广州武某诉暨南大学案等。这些诉讼多集中于学校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的颁发上，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在校期间受过处分而被剥夺了获取证书的资格。在这阵诉讼热潮中，学生胜多败少，学校明显处于劣势。4.管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学校为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出于安全及规范的考虑，往往会出台一些管理制度要求学生遵守。据报道，贵州某学院出台了“十条禁令”，除了包括对酗酒、打架斗殴、考试违纪作弊、赌博等一般违法违纪行为的禁止外，同时还有禁止校外留宿、禁止未婚同居、禁止从事非法陪侍活动等规定。这些规定在获得部分学生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学生的质疑，还有学生把“十条禁令”内容贴在了网上，引发了学生和网友的热议。针对这些禁令，有人认为校方提出“严禁未婚同居”的规定似有违反上位法之嫌，因为在《婚姻法》中只是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并没有禁止大学生未婚同居。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学校在对待此类问题中要审慎，既要做到有效管理又要注重制度的合法性，把好这一关至关重要。

（二）教职员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

高职院校的所有员工中，教师理所当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因为教师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院校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水平，所以教师管理是院校管理的重要环节。人事管理制度及人事处理决定的合法性直接关系着教师的切身利益，在此领域也发生过多起教师维权的案例。如2003年华中科技大学教师王晓华和邹柳娟，都因其在职称评审中未通过，但其认为自己符合高一级别职称的任职资格，而学校在评审过程中存在严重偏见或相关问题，多次反映未果便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而后又提起了行政诉讼。2015年湖南大学杨建觉、黄礼攸因未完成合同约定，被学校做出不再续聘的决定，杨黄二位副教授对学校提出质疑，后以“违反法理规定，怠于行使职责”之名起诉教育部。这就要求高校在对待教师较为关心的人事处理、职称评审、工资保险待遇等问题的解决上提出了更高的法治化要求，制度建设要合法合理，程序要合法规范。除了教师这一主体外，为了满足教学及管理的需要，高职院校还聘用了一些教学管理人员、辅导员、外聘教师、实训教师、司机等，与其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各种劳资纠纷也会应运而生，各类人员可能会由于工资、保险、聘用与解聘等问题与作为用人单位的院校之间发生劳动争议，院校也可能会因此类问题被置于矛盾的漩涡之中。

（三）院校运行发展中的法律风险

高职院校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基本职能，而且还发挥着技术服务、对外培训、校企合作等其他社会服务的职能。高职院校作为民事主体，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院校在教学开展、物资采购、基础建设、后勤保障、社会服务等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单位发生合同行为及其他各种联系。一些院校管理人员对合同风险的认识意识不强，认为与对方已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双方都会严格履约，认为签合同只是走形式，合同的条款也不进行仔细推敲，致使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有的甚至产生数额较大的违约责任，给院校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或损失。以上提及的各种风险和问题都在高职院校发展中可能遇到，当出现类似情况、处理相关法律问题时于法有据、于情合理就显得格外重要。法律顾问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更有助于让这些问题进入到法律程序。实践证明，法律顾问制度在构建现代学校制度、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道路上，不可或缺。

三、构建高职院校法律顾问制度的设想

（一）机构设置

高职院校法律顾问制度下，应当设立专门的法律顾问机构，从学院办公室中独立出来。法律顾问可以由本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专业教师担任，也可以通过市场选聘具备条件的专职律师担任。最终选定的法律顾问要政治素质好、专业素养高、履职能力强、诚信品质优，不但要有高校法律顾问应有的法律知识与素养，而且还应具有高校教育管理的专业知识。

（二）工作机制

高职院校应当实行法律顾问聘任制，由符合条件的律师提供应聘资料和说明，经过院办公室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决定后，院校与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聘用合同，一般一年一聘。聘用合同中应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主要包括：聘用期限、工作职责、费用、工作时间、地点及工作方式等条款。法律顾问联系制度也需要在工作中逐步建立完善，应由院办公室委派专人负责与法律顾问的日常联络、工作安排、事务协调和管理，配合法律顾问做好日常法律事务与专项法律事务的处理工作。同时，高职院校应建立法律顾问考核制度，加强对法律顾问的考评和监督，对于不能按合同约定高效完成顾问职责、年度考评不称职的顾问，应按合同约定解聘。

（三）职责权限

学校法律顾问工作应通过各项法律服务的提供，重在对高职院校的法律风险进行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辅以事后法律补救，以此提高院校科学合法决策、合理运用法律处理事务的能力。具体工作如下：

1.解答法律咨询

这是院校法律顾问的常规工作，法律顾问应首先对院校运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向管理层提供必要的日常法律咨询，分析法律风险，协助提供解决思路或方案。

2.提供法律意见

即为院校重大决策行为、签约履约行为进行法律论证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院校重大事务、重要决定行为的风险评估，提供法律论证意见；协助院校开展依法办学、规范办学活动。当学校需要对外开展重大合作业务（比如校企合作、合作办学等）时，可以让法律顾问对合作方的主体资质、信用、债权债务等状况进行专门的法律调查，了解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同时，对学校参与的一些重大事项，校方可以让法律顾问进行法律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通过法律意见书，学校可以充分认识到各种潜在的法律风险以及需要关注的法律要点，并据此作出理性抉择。而且，校方也可以让法律顾问参与学生的违纪处理、教职员工的解聘、处分等工作，这些工作涉及到学校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统一，同时实施过程中也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实体或程序上存在瑕疵，都有可能侵犯教职员工、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导致学校陷于法律上的被动地位，法律顾问的参与可以确保程序正义、处理合法，维护学校及被处理对象的合法权益。

3.审查法律文件

即协助起草、审查院校重大事项合同、项目和重要法律文书；参与审查院校重要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院校的各类文件，大到重大合同、协议，小到规章制度，只要涉及到校方、学生或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都应事先由法律顾问审查、把关，避免留下法律漏洞。法律顾问应参与院校各类重大合同的谈判与签订，对合同的合法性、完备性、科学性进行审慎审查，跟踪监管合同履行情况，及时发现履约中的风险并妥善处理。同时，应当为学校的制度构建提供服务，协助学校制定章程化管理制度、协助学校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法律框架。

4.协调处理纠纷

即参与处理院校的民事、行政等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事务；代表院方参与谈判，调解涉及院校的重大纠纷；代理院校参加诉讼、仲裁等法律活动。如果当院校遭受外界的误解或毁谤而可能导致声誉受损或院校的其他合法权益受损时，法律顾问还可以代表学校对外发布律师声明或律师函，起到正视听的良好效果。当院校与外界发生纠纷后，校方着手处理纠纷之前应先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以便掌握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各方责任，必要时可以让法律顾问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参与谈判和协调，确保纠纷的依法处理。如果纠纷不可调和地走向了法律途径的解决，一旦院校涉诉，那么仲裁和诉讼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司法活动，法律顾问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对于维护校方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5.开展普法教育

即协助学校开展法律知识普及和培训活动。依法治教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依法执教和学生的遵纪守法、依法维权。教职工和学生在学习、生活及工作中都可能面对各类法律风险，都需要提高法律意识，接受普法教育，而法律顾问无疑是最适合的普法者，他们的日常业务范围涉及刑事、民事、商事、合同、劳动等各个方面，且与学校联系密切，又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和学校的要求随时对师生开展灵活多变的专题法制教育。

参考文献：

［1］杨运.高校合同管理与风险控制［J］.经济研究导刊，2013（23）.

［2］游倬锐,徐桐桐.解构与重构：论高校法律顾问制度的突围［J］.法制博览，2017（6）.

［3］操武斌.高校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模式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7（15）.

［4］刘霖.关于我国高校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6（1）.

法律制度建设篇5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合作；法律制度；中阿贸易合作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2.061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国市场自由化与国际化空前提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为了适应市场统一化的客观需求，其法律体系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近年来我国追随国际的步伐，不断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中阿经贸合作自建交后维持了数十年，推动了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为了促进对外经贸更好地发展，我国必须做好制度完善工作，处理好法律的趋同化与国别化的关系。

2 做好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法律制度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内中国积极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以快速适应这一形势，对外中国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来增加进出口总额，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30年以前”和“30年以后”，30年以前我国的综合国力比较弱，经济的发展更是微不足道，30年以后我国依靠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通过国民共同努力，我国经济一跃成为了国际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30年以来，我国GDP从占世界的1%增长到5%，进出口总额从占世界的0.9%到8%，取得了经济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在这30年之中，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走向国际，2001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了我国新的经济贸易旅程。我国积极响应组织政策，实行贸易自由化，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我国在对外经贸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创造了一个对外经贸飞速发展的奇迹。仔细分析这六年来取得的成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三年”和“第二个三年”，在这两个阶段中所取得的成果如表1所示。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入世的第一个三年，虽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等问题，但是我国通过努力仍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据统计显示我国截止2004年年底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1500亿美元，截止2007年年底达到了21000亿美元，后来也因此有了“三个两千亿和三个三千亿”之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改革开放是其中原因之一，其二就是我国积极加入WTO，积极实行对外经贸政策。所以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要坚持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加强对外合作，这其中无一不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工作同时也是加入WTO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对外贸易秩序以及完备的进出口贸易体制是目前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重中之重。

3 以中阿对外经贸合作为例分析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法律建设

3.1 中阿对外经贸合作介绍

自1955年中阿建交，两国友好关系一直保持至今。1957年，双方签订易货贸易和支付协定，1972年4月，签订中阿贸易议定书，这些协议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中阿经贸合作的友好关系。虽然在阿乱期间，两国的经贸合作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随着阿临时政府的成立，两国关系逐渐恢复，经济往来与贸易合作逐渐频繁。两国主要在资金、资源、技术等方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据我国海关统计，2013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额达3.37亿美元，更加推动了中阿经贸合作的长远发展。

3.2 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法律建设建议

对外经贸事业发展呼唤着法制的完善，反过来法制的完善又进一步推动对外经贸的发展，发挥了保障、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大多数中国企业面对涉外贸易法律风险时候，缺乏足够认识和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因此，需要对外经贸合作中进一步完善法制，为中国企业保驾护航。接下来笔者将以中阿对外经贸合作为例，分别对其法律制度建设中的已取得的成绩及有待完善之处展开分析。

3.2.1 中阿对外经贸合作已取得的进展

第一，“中阿经贸合作论坛”于2010年成立，为中阿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广阔的新平台和有效的新机制。在中国与阿拉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指导下颁布了“合作宣言”以及“行动计划”，这两项基本构成了合作论坛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陆续制定了相关的基本规范，随着合作的逐步深入，两国不断颁布新的法律文件，更新了现有的法律体系，为两国在国际中的往来提供了一定相互保障的机制。

第二，在中阿经贸合作中，联盟各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区互惠互利，实现双方共赢。对外则推行互惠政策，包括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将规章尤其是关税税率一致化，从而不断完善中阿自由贸易区法律制度。由于两国的发展水平与制度背景不同，因此，一味的追求法律的完全相同就会造成两国践行中的困难性，合理的措施应该是从追求趋同逐步实现法律等效，“双管齐下”的策略实施也是中阿经贸合作中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三，在中阿商会交流合作中，法律服务雏形初现。

商事法律问题作为影响中阿交流合作的重要因素，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与沙特、埃及、巴林等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在上述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提供法律咨询、案件等服务，帮助外国企业解决与中国企业的经贸纠纷，妥善化解矛盾。

3.2.2 中阿对外经贸合作有待完善之处

第一，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立法，加强双边法律合作。以中阿经贸合作为例，在我国的对外经贸合作中，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那么难以长期保持和平友好往来关系。要想加强两国对外经贸合作，巩固两国友好关系，双方必须进一步积极完善国内立法，同时也要在法律法规上意见达成一致，借鉴国际条约，创新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今后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制定法律制度值得学习的地方。

第二，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性。在中阿经贸合作法律建设中，必须进一步保证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公开、明了，否则对外来说是不承认这些法律的存在，在我国存在好多有关外资企业与进出口贸易管理的内部文件，而且有些下达的政策也不为人掌握，要想提升我国在对外贸易合作中的地位，首先必须完善内部法律制度，提高法律透明性，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

第三，建立配套的法律合作机制。对于中阿经贸合作来说，没有广泛完善的法律合作机制，不仅会增加合作中的贸易摩擦，而且在合作中缺乏交流也不利于法律建设工作的继续完善。因此，在中阿经贸合作论坛成立的基础上再成立一个中阿经贸法律合作论坛，邀请中阿各国政府官员、法律工作者、学者等多方参加论坛，并就中阿合作法律层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旨在完善中阿合作法律体系，从而使得法律法规突破服务层面，真正发挥其对各国合作发展的约束作用。

4 结语

中东地区的特点是贸易壁垒少，购买力强，重点是与中国贸易能形成有效的互补，所以我国要高度重视中阿经贸论坛工作，积极努力适应阿国的经贸制度环境，及时规避外资风险，并以中阿合作作为对外经贸合作的一个新起点，为以后对外经贸合作的正常开展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林蔚文.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面临WTO挑战[J].澳门特区党校学报，2000，（3）：4648.

法律制度建设篇6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13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理论上一次大突破，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也是体制上一次根本性变化。它摒弃了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容易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萎缩甚至失败的旧模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正确的科学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集约化、国际化、大生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倡效率、竞争，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严格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运作的法治经济，绝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无法无天的经济、为所欲为的经济、坑蒙拐骗的经济、惟利是图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紧密相联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密切相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绝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防止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落后经济的可能性产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则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说历史上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荣、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一般规则、具体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可是，就其性质而言，二者则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前者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体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基础，后者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后者则归根到底保护少数富人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废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它们在由人民国家制定，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体制上则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制度。

1.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人；(2)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们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他们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条件下，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条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构成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制基础。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国家的适度干预。即使是历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付厥如的状况根本不同。

其二，要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条件。

为了防止市场经济自发和消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必须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这就是法学者所说的公正自由的竞争法律秩序。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就是法律"，"保障国家计划完成，就是维护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有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人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一方面是企业主管机关基于隶属关系加于企业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要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要达到这一点，应当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2)经济机会均等。市场对一切市场参加者开放，法律不限制某一类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一类主体实行优惠。它们在登记设立、取得场地使用权、领取证照、购买原材料、获得信贷资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税负公平。即一切市场主体均应依法纳税及缴纳各种课负，且法律关于税负应设立公平合理的标准，不应因企业类别、所有制不同而畸轻畸重。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以上这五个条件均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10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我国在旧体制下不承认合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承认当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过多限制和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预。

3.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的一般违法行为情形，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竞争行为。

5.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就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6.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7.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8.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着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

9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应当视为合法行为，行为人应不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裁量权。因情事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适当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不同地区利益的原则。以上这些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过去所没有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是对过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补，而是法律体制上的一场深刻改革。它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在根据中央批准的立法规划加快进行宏大的立法工作，两年来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们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任务，就一定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纳入法治之轨道，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举国上下特别是在领导层中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治理市场经济，而不是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下命令。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法律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人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上明确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因为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好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稳定、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都必须维护这个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法律是在党领导下，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个人意志的。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职务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从普通的公民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违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这三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经济。人治或法治，在我国争论了几千年。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党和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接受了实行法治的主张。不过，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由于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行政经济体制，由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发生影响。在报告中讲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觉地搞人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毁掉我们党辛辛苦苦领导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二)关于大胆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从中国实际出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非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不可，仅靠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承继，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共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因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我们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沟通。我们应尽可能地使我国立法能够被外国的法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企业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与各国相通，则于国有利；反之则有害。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非认真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发展还很初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都还相当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此，制定市场经济法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挑选，择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有用、最有效的为我所用。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不能以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借口把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现实固定下来，使改革无法前进。但是，与一国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应该一概照搬。因为这样做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甚至自乱、自毁自己。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

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不同而不同其效果。关于区分公私法的标准，约有三种学说，

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法。

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律权力者与服从者的意思，为公法；规律对等者的意思，为私法。

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说为通说。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将我国一切法律均视为公法，而否认有私法之存在。这一理论正好符合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区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四)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国家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职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只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而在战后奉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承担了繁重的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奉行自由放任还是干预经济政策，国家作为公权者的身份与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国家在对市场进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及裁决市场参加者之间的争议时，是以公权者的国家身份出面，所依据的权力属于公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法律上称为"国库"。可以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如进行投资、商业活动等，这种情形的国家与其他市场参加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须同样遵守法律法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公权力者的国家之严格区分，是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前提条件。我国旧有法律理论受前苏联法律理论的影响，并不区分国家的两种身份，而是强调两种身份的合一。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权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结合。这种理论正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旧体制本质特征的法理依据。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庞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经济职能，国家以公权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直接管理经济。这种理论显然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要求对原来所谓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区分，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严加区分，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基于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身份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再属于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将财产所有权转化为股权，由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去行使。这样，将使国家从繁重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行使应有的对市场进行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实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再者国家是政治组织，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营利性经济组织。因此，恢复国家公权者的身份，使国家不再是一个超级经济组织，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

(五)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旧理论

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理所当然地要求坚决摒弃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法律理论。在应当坚决摒弃的旧的法律理论中，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传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企业只享有经营权。这一理论是本世纪40年代由前苏联民法学家维尼吉克托夫提出来的，其物质基础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这一法律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国有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旧体制下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管理经济提供了法理根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一法律理论就受到冲击和挑战并日益成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只有坚决抛弃国有企业经营权理论，承认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国有企业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但仍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虽然有进步但仍不妥。因为这一规定依然否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实际上承认国家对所有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法律上讲，我认为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巧的法律形式。

1国家作为股东通过股份所有权保持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者(股东)的权利。

2国库得以同国有企业财产严格分开，使国家(股东)只对国有企业真正负有限责任。

3国有企业真正获得独立人格和自主经营的物质基础，提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国有股份增值、企业及其职工依章程获得利益。

4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使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感到亏损的压力、破产的威胁。

5企业法人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形式，它并不决定企业的性质。决定企业性质的只能是股东(投资者)的性质。

(六)坚持市场经济法制的统一

法律制度建设篇7

关键词：期货市场 期货法 法律制度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早于1848年成立时，美国并没有相关的规范期货交易的法令，这些市场仅仅依靠交易所自定交易规则。由于长期缺乏监督管理，一度导致市场局面混乱，囤积现货、炒作期货价格、非法交易及欺诈等事件层出不穷，于是美国政府1916年通过《棉花期货法》试图改善市场环境，但该法仅就棉花等级加以规范，对期货交易行为未作规定。

1921年，第一个涉及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法》应运而i，但1922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确定该法案的个别条款因赋税问题而被宣布为违宪而失效，此法后重新修订并改名为《谷物期货法》，以管理当时境内九家期货交易所。《谷物期货法》于1922年9月21日正式颁布，这也是美国期货交易法正式存存的开始，该法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应在规范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所应公开更多的信息及限制市场垄断的数量。所以该法最终还是约束了交易所本身。

由于受到1929年股市崩盘及经济萧条等事件的影响，以及为与1933年、1934年证券法配套，于1936年，1922年的《谷物期货法》被修订为《商品期货交易法》，此后就存在的问题多次进行小规模修改。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会根据新的市场条件，对1936年《商品交易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将新法规定名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1983年被修改为《期货交易法》，1986年又被修改为《商品期货交易法》。1992年由于《商品期货交易法》在修改中较多的引入了一《期货交易实践法》的草案内容，所以又称为《期货交易实践法》。此外，鉴于当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规范烦琐、缺乏弹性，导致期货商及期货交易所丧失海外交易和柜台市场业务的竞争优势，美国于1998年开始修订《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该法案并于2000年12月ll目正式通过，其又被称为~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需要注意的是，该部法律名称定义仍为《期货交易法》。

(二)台湾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台湾期货业的发展，特别体现了台湾对待市场开放的态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期货市场的发展顺序相反，台湾先开放外国期货市场的交易，再设立本地的期货市场。l993年1月10日，”境外期货交易法”正式开始实施，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通道，台湾的期货交易进入了一个新局面，但岛内期货市场的立法和交易所的筹设却迟迟未能如期完成。

1997年1月9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推出”摩根·斯坦利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和”道·琼斯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在这种彤势下，台湾期货市场的建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93年台湾”境外期货交易法”通过生效后，规范岛内外期货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货交易法”， 1997年3月26日公布并丁-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了主要调整期货经纪商行为的”境外期货交易法”。1997年9月正式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随后开始进行境内期货交易。台湾”期货交易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预示着台湾期货交易法律制度初具规模，而且也有助于岛内期货交易制度的建立和规范运作，同时为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台湾这种独特的经验，对于大陆期货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有很大参考借鉴意义。为保障证券和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于2002年7月17曰公布了”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

(三)香港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香港政府一贯采取不十预的经济政策，基于这个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政府对证券及商品i场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管，而在1973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股灾，促使政府开始逐步推行系列监管市场和保护投资者的措施。1973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商品交易所条例》，禁止开设及经营新的商品交易所：l975年香港立法局原则上赞同在香港成立一个商品交易所的建议，其后当局制定《商品交易条例》，使交易所可以在香港依法成立。1982年香港政府对《商品交易条例》进行了适当修改，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管。《商品交易条例》作为政府管理期货市场的法规，对期货市场政府监管机构一商品交易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义务、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及管理、交易商的资格和管制以及期货交易的惯例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为期货市场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香港的证券及期货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进行监管。《证券及期货条例》整合及革新了10条规管证券及期货业的条例，其主要及附属条例均已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四)国外及其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演变的启示

纵观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立法道路，比较而言，期货市场立法的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1．”先有期货市场，后有国家立法，先产生期货市场规则，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性的法律”。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了期货市场，进而‘步步的产生了期货市场的运行规则，当规则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期货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后，国家才有了立法。2．”先有国家立法，再依法产生市场，国家法律与期货市场的规则同步产生。”这种模式的产生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本国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的，而这些国家与期货发达国家又处于不同的时区。

二、我国期货市场法律发展演变

在我国，1991年郑州第一个期货合约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开端，至今已经过10多年风雨历程。在期货市场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期货法律制度。但期货市场发展至今，这些”条例”、”办法”早已不能适应曰新月异的市场现状，期货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进的障碍。

(一)从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针对国内期货市场的盲目发展、一度失控，1999年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强调规范和整顿，对期货市场的有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数年以来，《暂行条例》在实现整顿目的的同时，也限制期货市场的发展。2007年初，国务院通过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颁布实施，取代《暂示条例》发挥作用，新《条例》分别对期货交易所的组织架构、期货公司的业务范围、期货交易规则、期货业协会的权利义务、期货监督管理的原则与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很多细则都是首次提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务实精神，为中国期货市场的积极稳妥发展奠定了实的制度基础。存《条例》出台之后，中国证监会将颁布包括《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公司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以及《期货公司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监管细则以配合《条例》的实施，推动我国期货法律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从最高人民法院1995《会议纪要到2003年规定》

199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法院审理期货案件座谈会，根据当时反映到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于1995年10月27目发布了《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虽然没有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是它的及时发布对于规范期货市场秩序、审判大量的期货交易纠纷、制裁期货市场巾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期货纠纷案件的过程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2003年6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丁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同年7月l日施行。较之《会议纪要》更全面具体，突出体现了严格按照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原则，更加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进一步确立n场各方都应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民事审判原则，更具公JF性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丁此司法解释没有主法(《期货交易法》)作依据，其存往的法律瑕疵也较为突ljj，主要表现为：承担法律责仟的主体表述失当；权利义务与应承担的责任缺乏必然联系；权利、责仟失调，有迎公平、公正原则；举证责任过于笼统、宽泛，为期货市场法律纠纷埋下了许多伏笔等。

三、我国期货市场未来法律展望

当前规范期货市场运转的只有国务院l999制定，并于2007年3月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此后证监会修订的四个《管理办法》。这些法规方面是效力层次较低、不够系统：另一方面是这些法规存期货交易制度构造上也有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内容多为基于行业行政管理的内容，关于期货交易的规定较少。完善我国期货交易法制、探索完善的期货交易制度，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我幽的国情及借鉴罔外经验，我国应当建设期货市场的同步建立完善的期货法律体系，刖法律和制度来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针对当前期货法律制度的不足，新的制度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l、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明确各交易主体的责任。由于现行法律体系的零散与混乱，期货交易行为缺乏统‘的管理规范，同类交易事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存司法实践中往往会有争议，从而增强了期货交易的不稳定性，弱化了司法的权威性。因此，期货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范期货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和后果，允分体现Jl{i管的处罚度。

2、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护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在期货交易的市场中，最重要的卡体式期货投资者，其关系若整个期货市场的命脉。南J规范期货交易的法律体系没有构成，期货交易行为没有统‘明确的规范，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例比比皆是，冈为能援引法律加以救济，投资者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将打消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丧失对整个期货市场的信心，这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必须允分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兼顾宏观的经济利益。期货市场体现的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其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一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地位和发展，所以，期货市场必须与同际接轨，与国际经济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期货品种推出机制却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国家的交易所出现的”中国指数”期货就危及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安全，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因此，从宏观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制定完善期货法律制度是势在必行的。

4、将规范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系统化。任何领域的法律如果长期不成体系没有层次，都是形同虚设的，期货市场也是如此。要想切实有效的规范期货市场，应当建立以《期货交易法》为核心，以期货交易法实施细则为辅助，再配合由中阳证监会制定具体的金融衍生品操作规章的法律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困期货市场立法层次低，易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弊端。

法律制度建设篇8

[论文摘要]公共危机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系统的失衡,现代社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种类越来越多,应对和处置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深入地探索和认识危机形成、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据此构建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有力的秩序控制来应对、调控和处置危机,是必然选择。

危机管理又称突发事件管理、紧急状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事件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需要实施应急法律规范并运用行政紧急权力,来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

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紧急措施来对抗危机,而法治行政的原则又要求政府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危机管理的各项权力,即政府危机管理的法治化。离开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危机管理可能会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可能导致、超越职权,损害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首先应该从法治原则的要求出发,将政府危机管理严格地限制在法治行政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

一、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重大自然灾害、疫病、恐怖主义或者重大社会冲突与骚乱等事件的发生将导致社会进入危机状态,公共管理机构必须行使非常权力并采取特别的应急措施以领导和组织社会与民众共渡危机,尽快结束危机状态。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权力与措施将会突破常态法制的框架,超越平时法治的要求,甚至可以暂停某些法律乃至某些宪法条款的执行或效力。但是非常时期和特别状态下不能成为背离法治的理由,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法制。危机状态法制或称非常法制的出发点,就是迎接各种社会危机对法治提出的挑战。在宪法中规定危机状态是为了通过宪法对危机状态制度的确立,明确政府在危机状态下所享有的行政紧急权力,防止政府在危机状态时期随意行使行政紧急权力,以免对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造成侵犯。实施危机状态制度是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状态以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

关于危机状态法,在现代法治原则的支配下, 各个国家十分注意制定法律来调整危机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防止危机状态的发生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因此,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在危机状态时期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就构成了危机状态法,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

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世界各国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政府危机管理遵循的法律原则有: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合宪性主要是指政府采取危机管理措施必须有宪法上的授权;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必须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政府危机管理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准。关于合宪性原则,《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共和国总统有命令临机应变之权,但这种应变命令不得违反宪法[1](P88)。关于合法性原则,如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时,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2](P158)。上述规定都是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不同角度强调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合法”原则。

2.合理性原则。所谓合理性原则,就是指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的时候,必须针对所发生的公共危机状态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政府不必要地实施危机管理,许多国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作了严格规定。如法国1955年《紧急状态法》规定:非经法律批准,实施紧急状态不得超过12天[2](P158)。此外,还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来处理的事务,也不应当通过实施应急管理的手段来进行。如1987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就规定:期间,不得停止实施宪法,不得取代民事法院和立法议会的职能,不得在民事法院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1](P89)。合理性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危机管理权力而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

3.保障公民权利原则。在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期间,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采取各种危机管理措施来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紧急状态,特别是可以通过适当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政府在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后,仍然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这种法律上的义务主要表现在,不应该对那些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加以不必要的限制。此外,对于因采取危机措施的需要,给公民的财产和权利造成损失的,也应当在事后给予必要的补偿。如1984年《马来西亚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生效期间,不得依据宪法的规定将议会权力扩大到涉及伊斯兰教法律和马来人习俗的任何事项,不得使与宪法关于宗教、公民资格及语言的规定相抵触的任何规定生效[1](P94)。

4.责任原则。要保障政府实行危机管理权力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与行使危机管理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制度,这是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法律制度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如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55条就规定,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宣布特别状况和时,非法使用或者是滥用有关组织法所赋予的权力将像践踏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一样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P348)。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政府危机管理的责任制度。

5.时效原则。政府危机管理一般会以限制公民权利为前提,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政府采取危机管理的措施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期限内,否则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延长。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利用实施应急管理的便利,滥用或者超越职权,给公民的权利保护造成一定的危害。各国实施政府危机管理的期限并不是统一的,有的规定不超过12天,有的规定不超过3个月。可以延长的次数有的是一次,有的允许两次以上。但少见无限期延长的。如《马耳他宪法》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令如未被总统提前撤销,应自宣布之日起届满14日停止生效,延长生效期不得超过3个月[1](P362)。

三、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一切行为的准则是守法、依法。政府在危机状态下享有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对国民的基本人权、社会的法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政府行为在危机状态下纳入法治的范围,使政府的紧急权力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从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制定专门的危机状态法,在各种有关的行政管理法中规定危机状态下行政权行使的特别条款。现代法律对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权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规范的:

1.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来明确政府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法律对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必须具有的权力,事前应明确规定。如制定和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条例、决定、命令的权力;作出对疫区实施封锁、对被污染水源实施封闭决定的权力;命令停止集市、集会、停工、停业、停课,征用房屋和交通工具;以及强制疏散、强制隔离、强制检疫和强制治疗的权力等。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严格确定政府应用紧急权力的边界。如政府不得限制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授权其限制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代法治不允许法律授予政府无边界、无限制的紧急权力。

2.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确定其处理危机事件的职责范围,是防止其应对紧急状态失职、不作为。如法律规定政府在突发危机事件出现后,应迅速制定应急预案,组织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和;采取救助遇难、遇险、致病、致伤、致残人员以及防止危害扩大等各种措施;组织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和调度;等等。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疏忽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法律应对之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3.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虽然享有比平时更多且更具强制性的权力,但法律授予政府这些权力是附有条件的。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在授予公安部门可协助防疫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权力时,也规定了具体条件:(1)隔离对象应是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源携带者或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2)隔离对象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3](P73)。如果政府和政府部门违反法定条件行使权力,即构成滥用权力,将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4.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行使紧急权力的严格程序。如意大利宪法规定,警察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临时预防措施,须于48小时内通知司法机关并申请其批准,如在48小时内未获司法机关批准,则视为该措施已被取消,警察机关应解除对相应人的人身自由限制[1](P343)。

5.通过各种相应法律规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目的。在法律授予政府权力时明确规定授权的目的,以便制约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定目的的范围内行使所授权力,防止其滥用紧急权力,在授予政府紧急权力时尤其如此。例如日本的《警察法》在授予警察处理紧急事态以及各种相应权力时,为保障这些权力和警察的其他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不被滥用,在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保障以民主观念为基础的警察管理工作和有效地完成其任务[2](P183)。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危机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即使是在危机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权等也不得被限制,更不得被剥夺。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而使公民失去不应当失去的权利。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不仅享有法律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还有一些权利,如公民的知情权,因为它不仅实现着危机管理的公开性,使民众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而且有利于公民“趋利避害”,减少危机产生的社会危害。政府必须通过履行公开义务和危机信息通报责任来予以切实回应。

四、启用危机管理法律机制的条件

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即便是依据合法,正确行使应急权力,这种非正常行使管理权力的方式也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对政府启动管理机制提出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以保证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合法性,更好地约束政府行使应急管理权力的行为。这些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危机事实的存在。所谓危机事实,即是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关系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了混乱,国家的正常管理机制失灵,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危机事实的存在是政府启动应急管理机制的客观要件,没有危机事实的存在,政府是不能启动法律所规定的危机管理机制的。二是危险要迫在眉睫。没有危险性的社会秩序,不能称之为危机状态。危机状态必须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对于危机状态,由于其迫在眉睫,不能通过正常的管理手段来加以控制,所以,必须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所谓迫在眉睫,主要是指危险已经发生,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危险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必须立即采取危机措施来加以防范和制止。三是有必要采取危机措施。在社会出现了公共危机状态之后,如果是政府可以采取一般性的管理措施就可以有效加以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行使危机管理权力。政府启动危机管理机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四是对需要采取政府危机管理措施的紧急状态应当通过合法程序加以确认,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序加以宣布。此外,对于危机管理机制生效的期限、宣布解除应急管理措施等,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五、立法机关在公共危机法制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国家,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否依法办事,是对一个政府的能力和法治水平的考验,是法治和的一个重要标志。

危机状态法作为宪法秩序下的一套非常制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立法,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它包括:第一,宣布进入危机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危机状态的及时解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战争状态和(全国和个别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而引起的危机状态,由政府来宣布。第二,给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授权。它主要包括:特别指挥机构的建立,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授权的范围和界限。危机状态时期的特别权力涉及到:危机立法权和特别立法程序;危机的财政权,主要是增加财政拨款和预算的变更,以及所需的特别程序;危机状态下的行政措施和特别行政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强制措施和对公民财产的限制与征用;警察的特别使用和军队的投入使用的条件和指挥;对危机状态下某些现行犯罪的处理和特别司法程序;授权程序和限制;等等。必须对授权的程序和范围有较明确的规定。第三,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保护。在危机状态下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但应该明确限制的条件和程序,特别要规定哪些是不可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危机状态立法的核心主要是要解决给政府特别授权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保护和救济的界限问题。给政府授权要充分、有效,但又要给出必要的界限和程序限制。

立法机关在危机状态下不是无所作为,放任政府,而是负有更重大的职责。为此,立法机关也要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力和程序,包括宣布危机状态、召开立法临时或紧急会议、按特别程序行使紧急立法权。立法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可以就特定问题或特别时间的问题制定特别问题的法或特别时间效力的法),如决定对政府的授权、决定紧急财政问题、决定设立临时应急指挥机构;监督紧急权力的行使、宣布或监督危机状态的及时结束;等等。

立法机关不仅在危机时刻需要研究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启动紧急程序,还要从法制的角度寻找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手段,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同时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危机过后在社会常态下,立法机关应该积极主动地研究有关公共危机的法律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制定防范和处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危机状态下有法可依。一些社会性的公共危机,如突发性发生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执法的不公或者司法的腐败造成的。对于这一类问题,公共危机管理机关在依法处理之后,还要认真研究有关立法、司法与行政问题,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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