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世界文化范文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1

[论文摘要]建设和谐世界离不开维护文明多样性。要承认、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合作和平等对话，才能建设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安定和平的和谐世界。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竞争、碰撞每天都在发生。文明的冲突成了世界的焦点。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自己的主张。在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做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呼吁人们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我们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和谐世界”应当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安定和平的的世界。

一、和谐世界应是多样性文明共存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对立、差异，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同一的东西，当然也不可能存在两种完全一样的文明。

一方面，文明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依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的多样性加上生物的多样性必然带来多样性的文明。

另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运动的过程。文明也不例外，它也是历史的、变化的过程。任何文明都不能脱离其历史的轨迹而存在。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并在这个文明本身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因而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历史的轨迹独特、多样而不可抹杀，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基督教《圣经》、文艺复兴塑造的欧洲文明同《诗经》、“大一统”帝国、儒释道塑造的中华文明注定是不同的。

总之，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必然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结果。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这种文明的多样性，以包容的胸怀对待文明间的差异。各种文明协调共存才能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二、和谐世界应是多样性文明互动发展的充满活力的世界

和谐世界应当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世界。而文明多样性正是这种活力的源泉。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大系统，内部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文明。人类社会这些共存着的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竞争，相互碰撞，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

一方面，各种文明的交流、借鉴和融合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积极成果，但每一种文明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文明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能够将这种局限性降低到最小，而将各种文明的智慧、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整合。鼓吹文化同质化的美国恰恰是文明多样性的最大受益者。美洲大陆的发现首先就得益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果没有中国传人欧洲的指南针，没有西方人的探索冒险精神，没有印度神秘而诱惑的吸引力，哥伦布可能还发现不了美洲这块“新大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来自欧洲的、亚洲的、非洲的等世界各地的移民同时带来的还有众多文明的积极成果。美国历来标榜的社会契约和民主思想来自法国的卢梭。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来源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美国的许多法律思想，比如救济穷人的立法方针也是从欧洲继承过来的(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移民还从欧洲带来了清教主义传统。就连美国风靡全球的摇滚乐，最初的源头也是非洲黑人的布鲁斯音乐。美国，这个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能够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巨人，就是因为它站在了众多文明的肩膀上，整合了众多文明的成果，吸纳了带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智慧和汗水。

另一方面，有时各种文明的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碰撞，也能推动人类的进步。19世纪中叶，美国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落后的日本大门，面对强势敌人的压力，日本人发动军事，了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幕府统治，并随后开始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封建落后状态，使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民族危机，还成为了亚洲强国。各种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一种文明受到另外一种文明的挑战与竞争时，往往能够激发出自身的潜力，成为推动这种文明发展的强劲动力。

正是由于多样性文明之间的互动推动人类世界不断向前发展。而进步发展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前提。

三、和谐世界应是多样性文明平等对话的安定和平的世界

如何化解文明间冲突，实现世界和平是建设一个和谐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文明是多样的，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但差异并不等同于冲突。引发文明间冲突的因素很多，其中更重要、更深层的往往是利益——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等。阿以冲突可以说是典型的文明间冲突。但其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伊斯兰文明与犹太文明间的差异，不如说是领土利益，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即使冲突的焦点是文化、宗教、价值观等文明的核心问题，也不能说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引发了冲突，只能说是由于差异造成的隔膜和误解引发了冲突。差异虽不可避免，隔膜和误解却是可以通过平等对话等方式来消除的。相反，文明之间一味求同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文明间的冲突。众所周知，“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之一，与其相关的许多理念、制度的确值得其他文明学习和借鉴。然而，各国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美国政府不尊重各国的国情和自己的选择，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推销其民主制度，实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从而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和其他文明对他的敌视。

文明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冲突，但不必然导致冲突。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在文明多样性上基础上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要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通过平等对话，不同文明才能加强对彼此的理解，消除误会和隔膜，增进双方的信任；通过平等对话，不同文明才能增进彼此间的合作，整合人类各种文明的积极成果。通过平等对话，不同文明才能理性地解决彼此间的纷争，防止战争，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2

一、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是多元文化贯穿发展的一百年，也是多元文化理论经过漫长的萌芽期之后，逶迤形成、巍然建立、迅猛发展的一百年。其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造成的劳动力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架构的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后殖民主义时期世界各国在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促进了各国国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引发不同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现象进行探讨和争论。到九十年代，由于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甚至把多元文化主义及相关的争论称为“多元文化战争”。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从1992年《美国研究》第3期沈宗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开始到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多元文化研究”，国内学术界也对多元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为了自1900年以后在中、美文化融合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衍生

音乐作为文化内涵描述的载体之一，其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从理论上形成世界认同是上世纪末的事。多元文化发展理论架构的建立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形成对艺术领域冲击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对世界范围内音乐文化多元性的认同。

1．欧洲音乐中心论覆灭和美国民族乐派兴起——多元文化理论的萌芽和形成

15世纪欧洲大陆的北欧和西欧的经济迅速崛起；新航线的开辟为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推行自身价值理念和欧系文化观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欧洲为中心”核心价值观确立并得以蔓延。殖民主义者在倾销欧洲文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不断攫取他族文化的精义为己用，这也是当代史学家所论及的该时期欧洲文化呈现多元性的重要原因，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的发展也进入了比较音乐学的新阶段。1885年，英国音乐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兼语言学家艾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该文在音乐领域第一次冲击了欧洲音乐中心论，他用物理的方法将研究对象（诸民族）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世界各民族的音阶、调式无先进和落后之别，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在民族的文化背景”的论断。

20世纪50年代，以斯通普夫为代表的德国柏林学派，以巴托克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族乐派，相继对“我族音乐”和“他族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FieldWork和DeskWork深入乡间，对民间流传的音乐材料进行了田野收集和案头整理，促进了世界各民族音乐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以弗克斯为代表的崭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派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根基。其中鲍亚斯提出“世界上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一律平等”，其主张的文化相对论彻底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念架构，促使世界音乐呈现多极化发展的外部形态。为多元音乐文化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必要的准备。19世纪中下半叶的后殖民状态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也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率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欧洲音乐中心论及其架构也随着后现代的反叛而崩塌，而多元音乐文化的理论架构经过五百多年的萌芽在与欧洲中心论的抗争中得以确立。

2．世界多元音乐的发展及特点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当今社会若按种群关系划分，其基本单位不外乎民族，由于各民族生成过程和所形成的文化背景的相异导致了其在文化之一支——民族音乐的多样呈现。早在1580年法国作家蒙田在《食人的蛮族部落》一书中介绍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土著民族的民歌；1650年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通过《世界音乐》一书向欧洲人展示了美洲土著的舞蹈和音乐形式。虽然书中充满了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强势文化姿态，但也算是关于世界音乐最早的记录了。历经比较音乐学思潮的洗礼进入民族音乐学发展阶段后，世界音乐借助日趋完善的多元文化理论和日益强大的大众媒介的强势传播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并逐步凝聚成焦点。1960年美国威斯礼安大学首开了世界音乐课程；1980年世界音乐样品出现在国际音乐展销会上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90年《BachToAfrica》将古典音乐与非洲民族音乐进行了融合性尝试，取得了成功；2000年后，相继由日本和中国等国的多位作曲家在世界音乐领域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如喜多郎和马友友合作的《NewSilkRoad》、谭盾的《Map》等。这些有益的探索不仅突现了世界音乐外延的多元发展的特性，而且也将世界音乐观念的多样性、功能的多样性、音乐组织结构的多样性、音乐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民族乐器的多样性等特点也逐一呈现。

3．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形成

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派别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论争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理论架构逐步形成，多元文化理论在艺术领域的渗入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的形成扫除了藩篱。世界音乐领域的多元理论也逐步建立起来。从世界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元文化理论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悄然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石，正是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佐证了世界音乐多样性的客观事实。三、中国汉族音乐中心论的完结——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个案我们可以把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作为讨论议题的个案之一进行研究。纵观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由于历代帝王中汉人居多，且胡人为帝亦离不开启用汉人为官来管理庞大的汉族种群，所以官修音乐历史实际上多为汉族音乐发展的历史，所载少数民族的音乐少且不详。导致近现代以修习前人古籍实现传承文化之目的的学者极易萌生的观念。这是历史上产生音乐文化一元论的始作俑。音乐文化一元论一方面刺激了汉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若隐若现的多元化积蓄力量。元、明、清三朝由于各民族进一步融合使音乐文化的多元化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音乐文化多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彻底完结了大汉族中心论，艺术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早在1938年，刘咸之就完成了《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一文；1942年，黄友棣写就了《连阳瑶人的音乐》，这两篇早期文献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萌芽，1980年，“南京会议”确立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地位，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实现了从创建向拓展的转型。1984年在贵阳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后以两年或三年为周期分别在北京、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辽宁、广西、贵州、新疆等地如期举行。每次研讨会均有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已经走出了汉族中心论的阴霾，踏上了多元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且使中华文化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旅。由56个民族共同谱就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在国内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既有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国民族音乐，也有俗乐性质的中国流行音乐，还有外来的欧美古典音乐。作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大家族的一员——中国多元音乐文化也跨过开放之门实现了于国门之外的世界他族音乐的融合。

结语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文化多样性

[作者]黄仲盈，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024－007

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并对当前的世界潮流和国际局势，提出了“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题。以“和谐世界”这一概念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系列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目标，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举措，十七大提出与全世界人民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等等，所有这些，说明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已经实现了由“家天下”到“共天下”的转变，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理论及民族工作一直遵循“和谐均衡”的发展观的原则，而且也道出了其放眼世界、共享和平的胆略和气魄。

一、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本质要求

之所以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之一，就在于其将带有西方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一国家”建制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可以说，“民族一国家”的思想是中国国家体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衔接点，之前是“家天下”的国家观念，之后是“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家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秩序论和世界观，所谓的“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就是集中的体现，至于“五服制”、“中华世界秩序论”等则是这种“家天下”的思想观念衍生出来的具体操作形式。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家天下”的模式虽然确定了帝王权威的至高无上，但在“五服制”、“中华世界秩序论”的具体操作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开明通达的民族政策，同时也体现中央王朝追求四海归一、力求保持各民族多元文化体系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正因为这样，统一才成为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主流。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也曾遵循过苏联“民族自决”、“联邦制”的建国模式，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慎重考虑，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这种转变：一是符合了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二是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多民族国家”，尽管两者的统治意识及其具体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追求一种多民族统一、和谐、共同发展的社会模式。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和谐均衡论”的思想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国家的建制模式上来。

作为一种实验与探索，“民族一国家”的模式则是中国由“家天下”到“多民族国家”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和衔接点。“民族一国家”的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模式。且不论这种完全单一的、同质的国家是否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少之又少)，就从其实质来说，要求其公民享有同一价值、历史、文化或者语言，不但不符合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也排斥了多民族和谐相处、多元共生的历史事实。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国门大开，不但西方的各种理论方法一涌而进，也将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天下”的国家模式融入到了世界国家体系的运营机制之中。近代中国，从封闭到开放，随着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强势的“民族主义”思潮面前，曾经充满优越感的“家天下”也备受质疑和抨击，而当时深受民族主义运动青睐和推崇的“民族一国家”就成为了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进行“强国救民”运动的首选。从梁启超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的“宗族主义”，无不是对“民族一国家”这一理想模式的追求。我们暂且不论这一模式移植到中国的诟病，仅以其与中国社会对接失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多元发展的中华民族来说，任何想突出一个民族优势，泯灭其他民族特征的方法与措施虽然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兴盛，但在中国的大地上都难以为继。实际上，无论“家天下”的模式怎样的“闭关自守”，怎样的“狂妄自大”，但恰恰在其封闭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既统一而又多元的政治体系。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其中所蕴含的封建伦理、教化思想、人文精神也使其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得以长期延续发展、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着先哲们历来提倡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具有西方资本主义血统的“民族一国家”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

任何一种传承得以延续，其中必须有一种纽带使之前后衔接，这就是同传统、同文化、同性质。近代中国虽然由“家天下”转变为“共天下”，但“民族一国家”的世界体系似乎对“家天下”的观念有着一种天生的门第观念：要么“净身入门”，即要抛弃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多元共生的传统，融入到纯粹的、单一民族的国家体系中；要么“另起炉灶”，寻求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者。“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之所以与“家天下”的国家观念对接成功，关键在于两者都始终包含有一种倡导民族文化多元而又主张国家统一的原则和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准确地提炼出来，并付诸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其中成就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社会对境内各民族的治理采取的是一种“因俗设置”的政治模式，无论是郡县制、羁縻制，还是土司制，都包含有保持民族特点、满足少数民族政权要求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建立在“因俗设置”的基础之上的，既秉承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历史传统，适合中国各民族长期大分散、小聚居、共存共生的分布格局，又保证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所以，从“因俗设置”到“民族区域自治”，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不同程度上的传承和延续。

综上所述，“和谐均衡论”、“和而不同”、“大同世界”等思想观念始终贯穿了中国国家体系的发展史。从秦汉时期起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到近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间虽然有创建“民族一国家”模式的探索和实验等小插曲，但其中中国人民所秉承和坚持的，就是要致力建立一个既国家统一，各民族又共存共生的和谐社会。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如下：从历史依据上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及措施为我们提供了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从理论上看，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我们描述了中华民族共生共荣的生存空间和既统一又多元的政治理念；从概念及要求上看，中国共产党致力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含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为新世纪“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提供了方向和目标。这些既一脉相承，又各自带有时代的特征，有创新，有发展，有成效。

二、共建和谐世界：世界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理想蓝图

在探讨如何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时，有两种民族政策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苏联民族政策的“俄罗斯化”理念；二是美国民族政策中的“熔炉”理论。

无论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多复杂，其中严重的民族问题难辞其咎。大俄罗斯主义是苏联从沙皇俄国继承下来的遗产，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列宁自始至终地持批判的态度之外，其后的继任者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无一例外地都打出“高呼俄罗斯母亲”的旗号。在“俄罗斯母亲”的旗号之下，苏联左倾的民族融合论愈演愈烈，从强行推广俄罗斯语言，到民族差别磨灭论，再到新的历史共同体论，我们从中很难看得出有要保持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理念。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苏联恰恰是最应该保持各民族文化多元、提倡各民族“族性张扬”的国家，是世界上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国家民族事务体系中，片面追求“快餐面式”的民族融合论，这就严重地脱离了苏联的社会实际。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始终奉行的是一种同化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自20世纪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的“熔炉”理论，可以说，这是美国在强化美利坚民族认同的一种强制手段。移民文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性，因而鼓励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理当成为美国制定其民族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但实际上，从美国的意识主流及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历史看，无论是自英国向北美移民至20世纪初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化”阶段，还是20世纪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的“熔炉”阶段，美国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的核心始终是淡化各民族的族群认同，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至于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被视为美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破产的标志，是“熔炉”理论相对的策略，但是由于美国政界和社会普遍存在的“熔炉”理论，不仅政府没有公开声明实施，而且社会也没有普遍接受。

苏联实施大俄罗斯主义，所换来的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以至于使其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实行“熔炉”政策，不仅没有能够将国内面临的民族问题解决好，反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各类民族歧视、民族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标杆，我们暂且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从两者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具体操作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造成了殊途同归的后果，那就是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扼杀了民族个性的展示，压制了民族族性的张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国内、国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和发展。实际上，由于忽视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民族问题产生的多样性，从而影响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民族观、世界观不止苏联和美国独有，就世界范围来说，具体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冲突事件，如东欧剧变、波黑民族纷争、南非种族冲突、英国亚裔青年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事件、美国“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这些现实都是民族的内在因素演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突出表现。透过这些民族冲突和民族问题的实质，如果忽略其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消极现实和悲剧后果，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全世界各族人民为了营造一个文化多元、和谐共生的人类社会所做出的努力和苦苦地挣扎。但这种理想任重而道远，因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当前形势下，全球化的浪潮将各国的民族文化推向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抉择：同化亦或异化，还是多样化?而伴随其中的，诸如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等不和谐因素又使得这种抉择更为艰难。

正因为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促使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多元文化主义”曾是西方国家视为能够化解、消除其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等顽疾的济世方略。实际上，我们回顾西方国家建制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一些资本主义大国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之作。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最理想的政治理念是单一的“民族一国家”的模式，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洁，强化文化的同质，认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从而以强制的手段强迫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个体的身份融合到主体民族中去。虽然，就现在世界国家的发展趋势看来，单一的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民族一国家”模式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国度，但西方世界所固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却使得这一模式的核心内容在现实中备受青睐和推崇，以至于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只能作为一种陪衬的身份，在现实的操作中不但作为有限，而且越来越受质疑和抨击，如加拿大虽然作为最早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国家，但也只是将此理论限定在文化领域内；澳大利亚虽然将多元文化主义上升为基本国策，但由于近年来的种族骚乱事件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各种恐怖活动又使其逐渐削减用于“多元文化主义”活动的经费，并采取各种措施来淡化其影响；而美国，即使实施了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实行联邦双语计划、开展族裔识别工程等“多元文化主义”的举措，但政府却一直没有公开申明实行，致使其只是作为传统“同化”政策的一种补充。由此看来，西方国家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其实质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应对时势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针对移民文化而非主体文化。由于不能彻底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同化顽疾，民族冲突、民族战争等事件与矛盾在西方国家里还是层出不穷。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文化的多样性已然成为了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各民族要求共生共存、友好相处的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剔除

“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美一些国家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端，从总体内容和实施初衷上来说，正如一些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从另一方面上看是处于弱势群体的民族为了渴求和平共存、争取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进行的抗争一样，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更多的也是体现了世界各族人民追求民族多元文化平等共存、追求种族平等、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和目标。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作为一种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主张尊重民族差异、重视弱势群体、追求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思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有利于形成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营造坚持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界格局。这不仅能够缓解和解决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在当今民族问题纷争、民族战争频繁的时代，将给世界各族人民共建一个和谐世界提供有力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三、由“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全面拓展

从和谐的本质出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给当今世界动荡的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可借鉴，更可践行的实证范例。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繁衍发展，经过接触、交往与融合，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极具个性而又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其中有分裂、有消失、有融合，更多的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流下，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使命的感情和道义。而这种感情和道义，恰恰又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所缺乏而又急需的。

回顾前文所述，当今世界局势之所以动荡不安：一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给全世界人民提供相互接触、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同样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冲突、观念上的分歧、思想上的碰撞、意识形态上的争斗，等等，一旦以上危机愈演愈烈，缺乏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人类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人心相背的境地；二是移民文化的异地入侵。移民文化不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一个特有产物，但全球化却是移民文化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伴随着移民文化所带来的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问题，使得很多西方国家不得不突破以往“民族一国家”的思想模式，重新审查和定义自己的国家。而这种重新定义，又由于一些西方大国与生俱有的种族优劣论和民族同化论的频繁作祟，使其总是在“同化”亦或“多元”的纷争中徘徊；三是霸权主义的盛行。话语霸权始终是这个时代不可调节的纠葛。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区别就在于对世界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占有优劣，一些大国可以凭借其优势的社会资源和国际资源，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加指责，甚至强制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观念，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球一制”的世界。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大国的“大棒政策”之所以备受诸多诟病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全世界的政治局势有多复杂，民族文化如何多元，和平与发展永远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随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观念的日益加强，互利、合作、共赢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共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寻找一个共同维护世界文明、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支点，就成为了全世界各族人民一致努力的方向。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论”恰恰为此提供了契机和可借鉴的模式。

事实上，致力寻找一个相互依存、共生发展、消除分歧、协调合作、共享安全的“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入21世纪后，这种理念就显得更加强烈、深刻和具体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主张，强调了新世纪“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表达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呼吁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加强交流、增强合作、和谐相处、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全；2007年，“和谐世界”的理念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主张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和谐社会”到“和谐民族关系”，再到“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中的执政轨迹，充分体现出了其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表现出的最大诚意。

中国和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践给当今“多民族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和借鉴经验。多民族国家与多元化世界，这是当前人类社会的一个常态，要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阻碍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达到治标治本，需从“多民族”这一核心字眼人手。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针对“多民族”、“多元化”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但由于这些国家自身存在的弊端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行过程中处于一种半推半就的状态，因而解决不了固有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更不是缓解和解决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济世方略。相比之下，中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世界”等一系列的和谐均衡论，则秉承了中国几千年来“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既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步发展，又维系了中华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由此及彼，中国这种倡导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理念对于解决当前世界因“多民族”、“多元化”等带来的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则有很好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其一，全球化带来的是世界的多元化，成为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需要一个安定、协调、公平、合作、共赢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既可借鉴，也可践行的模式。世界多元化的局势必然要求各国认可民族差别、接受异质文化、消除意识形态分歧、尊重不同和价值观、强化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责任……等等，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必须寻找一种共依存、共发展、既和又争、既相互融合又不失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中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得以持续不断传承发展的纽带和灵魂。对于“和而不同”的内涵，费孝通曾经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承认不同，但要求“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才能出现“和”的局面。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伴随而来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多语言等现象与中国几千年来多民族多元发展的历史实际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彼此之间虽然有战争、有分裂，但更多的是统一。中华民族在长期秉承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理念的引导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而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因多元化所带来的国际性的矛盾和民族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由于西方国家在文化观、价值观、政治理念之间缺乏一种认同感，使得彼此之间的纠纷不是逐渐削减而是愈演愈烈。由此看来，是否倡导各民族和谐共生、协调

发展，对消除各国彼此之间的矛盾、促进世界多元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所提出的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消除西方世界“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分歧，可以抑制当前造成世界不和谐的诸多因素的蔓延乃至抑制其频繁发生，从而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多民族”世界的出现，使世界文化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文明和文化多样化的思想也更加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各国在传统文化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同样蕴含着深层次的危机。要使各族人民有一种拒同化、倡多元、共发展的认同感，就必须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主张也逐渐深入人心。随着世界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各族人民无国界的观念也愈加强烈。多民族国家和多元化世界的现实，使得各国对内既要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外也要谨慎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对待和处理民族关系上，一直讲究“以和为贵”，主张各民族和睦、和善、和谐、和平相处，从而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万代相承，并且愈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就将“以和为贵”的内容和核心发挥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从建国初期的反对“两个民族主义”到20世纪八十年代倡导的民族关系的“两个离不开”，再到九十年代奉行的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进入21世纪后，针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局势和民族实际，又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主张。这些措施和主张，对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开明通达的民族政策、不断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张信仰自由而又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宗教政策，其中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内容始终贯穿其中，这些应该能够为当前陷入民族问题、民族矛盾频发困境的世界各国解决国内国际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和方案。

其三，愈是多元化的世界，愈是需要一个和平相处、共生共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从而减少各种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的发生。中国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来内政外交所奉行的“以和为贵”、“讲信修睦”的传统理念出发的，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坚定执行者和最终集大成者。“和谐世界”的理念提出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为此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不懈的努力。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对“和谐世界”这一理念及其目标的追求上，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了不同程度上的分歧：中国致力于建设的“和谐世界”，是以尊重、理解、协商、合作、互利、共赢为前提，讲究的是创建一个“共同享有发展的世纪”；而西方国家所谓的“和谐世界”则是追求一种“普世性”和“同一性”，向全球输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力图使西方式的民主一统天下，从而实现“一球一制”的世界。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和谐”理念，我们就会发现，后者依然是其“同化”政策的延续，并不能真正揭示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源和和解决因民族纠纷所带来的社会现实，从而又使本来就复杂的世界民族问题重新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和混乱之中。随着世界冷战的结束，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影响下，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退居次位，但伴随而来的则是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念的高涨，文化的同质化、异质化亦或多元化成为了世界民族互动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必须看到“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已经严重危害世界各民族利益，阻碍了各民族的和谐发展。要顺应和维护国际社会多极化和民族文化多样化的格局，必须推行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正是忠诚地履行了这一职责，提出尊重各国价值观，坚持包容精神，尊重文化多样性，以达到创建和睦相处、兼容并蓄、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的目的。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4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空前密切，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的直接交往大增，每年出国的人数是改革开放前的1000倍（去年，中国人出国3400万人次，外国人入境2400万人次）。加之中国各种传媒更广泛地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中国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或叫“公众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要方式，在交往中表达了本国的文化、国情和政策。它对“政府外交”有相辅相成的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机构和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以及个人。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面对外国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国家，同时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国情以及对本国的反映。

在各国的公共外交中，传媒都是十分突出的重要角色。在中国，这不仅包括专门面对外国公众的各种传媒,中文传媒也在其中，它们每天把国外信息译转给中国受众；外国传媒每天也会把中文传媒的中国信息译转给外国受众。

任何交流，包括传媒担负的交流，都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以民族文化的第一载体―――语言为基础的交流。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即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跨文化的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人类只要存在，就与文化共存，每种文化都是经过历史的选择和各民族的意愿而形成，这如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是大自然的选择一样。当前，全世界有5000多个民族，虽然圣经有2300种文本，也未能包括全部民族的语言。

即使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文明的多样性仍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继续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方式。说“文化全球化”要小心，也许我们只能说“文化交流手段全球化”而已，这是卫视、互联网和大型客机普及的贡献。我认为，文化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标准或统一的模式，更不能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制定众多国家公认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文化并不能带来“文化全球化”。有人要推动“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欲以西方文化去全球化。

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流的障碍，可正是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才丰富多彩，才有交流的需求。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不是一目了然或“一听了然”的―――虽然它时时处处存在着，人们却往往不是一下就能看透或感觉到的。价值观、信仰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人的言行、对文化的载体（比如，文学、戏剧、报纸、电视……）的留心才能体会出来。

无论你喜欢与否，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都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却是能够正确选择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很不相同，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也很深刻。传媒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尤应保持着敏感的分辨力和正确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不外乎这样几种态度：

对待差异不以为然―――产生误会；

对外文化歧视―――造成冲突；

利用文化差异为政治服务―――引起分裂、屠杀、战争；

彼此尊重―――互补，提升本民族文化。

文化差异的一处重要所在是信神和不信神的差异。世界81%的人自称信教，中国约10%的人信教，美国约90%的人信教。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有时彼此会“另眼看待”。我们承认任何文明都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宽容、对幸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终极关切。比如基督教文明讲“博爱”，甚至“爱你的敌人”；伊斯兰教义中说：“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所有人都是痛苦”；中国佛教以“慈悲为怀”；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仁者爱人”。可见，各种文明在深层结构中存在着共同性，也因此各文明之间是能够充分沟通的。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人类和谐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的理念。汉语中的“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为贵”，“求同存异”，甚至包括对大自然的信仰“天人合一”。‘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观上的一个集中体现。

我们相信“和”也和其他民族文化有着共同之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谐世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提倡的“各种文明互相共存，互相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

传媒则应注意寻求和传递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点，留意文化差异，减少误解，促进和谐是传媒人的责任。

由于对文化差异漫不经心，引起彼此误解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不妨顺便举出由于语言附会（古称“格义”）引起较大误解的两个例子：

把京剧译为piking oprera已经许多年了，我接触过的许多外国人认为这是北京演出的《茶花女》或《胡桃夹子》那样的西洋歌剧。而日本人把歌舞伎译为kabuki，则保留了它是日本独特艺术的正名。解决此问题的办法相对简单，把京剧音译为“jingju”就是了。再有，龙和dragon本不是一个概念，两者不能互译，现在将他们等同了，让外国人把中国的象征符号“龙”当成像巨型蜥蜴那样的会喷火的凶暴怪兽，自然引起对中国不小的误读。那么，我们可以把dragon不再译成“龙”而译成“怪蜥”或“鬼蜴”之类，但是龙却不能简单地音译成long（英语中有此词），而要另外设计一词，比如译为“dalong”(大龙，口语中有时称龙为大龙)或其他什么词。

最后我和大家谈一个有点哲学趣味的话题。曾经有位中国学者问我，“和谐世界”是世界的基本属性（attribute）？是人类的理想？还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从当今的世界现实看，世界并不和谐，也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也存在着价值观的冲突、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但是也不能认为这些都属于“文明的冲突”。

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动物世界的属性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但是人类和动物不同，有文化和文明。他们当中很多人向往天堂，几乎人人都向往人间能实现和谐。所以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和谐世界”是人类的梦―――经过人类自我的克制、宽容和努力能够一步一步走向前进的梦。

中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那么，中国应当怎么做？首先，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均GDP排在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要努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国家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没有自身的社会和谐，就鲜有力量为国际社会多作贡献。中国会恪守联合国和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从一个不和谐的世界，进步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未来的道路也是十分曲折而漫长的。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顽强精神。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5

摘要：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白皮书高度概括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深度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申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理念，主旨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面对多元文化催生的多元价值观和人权观，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和隔阂”。中华文明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因生生不息而源远流长，二是因源源不断而兼收并蓄。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自洽共荣的文明，还是“以己推人”、“以人度人”的文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民为本、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执其中、顺其势、固其本、通其变……，是我们对话的气场和交流的平台。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各国文明间的差异性，源自各国文化的历史积淀，也在当下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呈现出时代张力。文化多元和文明多样性既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不仅是当前多样性文化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构筑全人类文化和睦共荣的根基。多样性文化来自文化独特性的多样，文化的自主选择与相互调适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当代中国；亚洲；文化繁荣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一、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白皮书高度概括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深度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申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的主议题，是亚洲的文化艺术多样性与和谐发展。这个主议题包含着文化艺术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一个良好愿望。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一方面来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也基于人类社会面向未来的诉求。也就是说，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已然的事实，而且也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向。于是，多样性的文化如何共存、共生以及共荣，就成为每一种文化都不得不正视和深思的时代课题，成为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时代背景中的文化抉择。当然，我们也可把“文化艺术多样性与和谐发展”这个主议题视为中国文化学者乃至中国政府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的要义不是强调“已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为“未来合理性的存在”寻求共识。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申说《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个白皮书回顾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陈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申说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对白皮书最关心的可能是“对外方针政策”与“世界意义”，而“世界意义”其实又是对“方针政策”的深度诠释。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以不争的事实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坚定地、持续地走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二、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理念，主旨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面对多元文化催生的多元价值观和人权观，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和隔阂”。白皮书在陈述“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开宗明义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的，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中国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文化上的主张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间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和隔阂。”我们注意到，这个文化主张的本质是“多样性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不是消除特性和差异，而是消除偏见和隔阂；不是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而是潜心向善、躬身睦邻。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政府一方面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一方面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亚洲文化论坛”的举办，便是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的重要举措。事实上，文化的地区合作不会不关涉政治、经济、安全、环保诸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邻国，因此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尊重邻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中国政府一再申说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也一再强调通过谈判对话和友好协商解决包括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内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我们的文化交往也会在这一理念中寻求互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实现共荣。三、中华文明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因生生不息而源远流长，二是因源源不断而兼收并蓄。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自洽共荣的文明，还是“以己推人”、“以人度人”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印度文明是亚洲历史文明两个最重要的策源地，它又和韩日文明构成当代亚洲文明重要的先遣队。由于中国在亚洲相对居中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华文明注定要成为一种注重交往、包容差异、讲究实际、强调传承的文明。历史上有佛陀西来，有鉴真东渡，有昭君出塞，有文成入藏；近现代更有仁人志士求真索理于俄罗斯、勤工俭学于法兰西、习法通变于东瀛国、借石攻玉于美利坚……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来自于它的开放，而正是这个开放中的包容才使得它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就文明的形态特征而言，中华文明有两个互为因果的特征：一方面，它的源远流长使它善于兼收并蓄；另一方面，又是它的兼收并蓄使它更加源远流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自洽共荣的文明，也是辩证取舍、系统整合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这一本体特征，使它由衷地主张和谐发展并认同多元发展，也使它通过“以己推人”的“本文化中心”理念实现着“以人度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四、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民为本、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执其中、顺其势、固其本、通其变……，是我们对话的气场和交流的平台。尽管我们包容差异、主张多元，但其实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在许多世界史的研究者看来，欧美因其工业革命率先发生，是较早具备现代性的文明；非洲、澳洲以及拉丁美洲，是部族文明遭遇殖民文化的混合物。亚洲文明的共同性在于，在遭遇西方列强之前，它有着独立发展、长久发展、和谐发展的古典文明。这种文明创造过人类历史的诸多辉煌：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伦理、从文学到戏剧、从建筑到音乐……无不如是！它不为发达的强势文明所屈服，也从不歧视相对弱势的发展中的文明。亚洲文明是尊重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益的文明。在亚洲各国文明的共同性中，其实都不乏民为本、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执其中、顺其势、固其本、通其变……之类的主张，而这些是我们对话的气场和交流和平台。文明是人类的创造物，确切地说，是人类适应生存、谋求发展的历史沉积物，是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生存必需和发展轨迹。我们说亚洲各国文明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差异性，正在于我们不仅曾经面对着相近的历史情境，而且当下也面临着类似的时代课题。对于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课题，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题思路，可能进入不同的解题阶段，但我们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我们的人民更幸福、生活更美好！这是举办“论坛”根本的意义所在。五、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各国文明间的差异性，源自各国文化的历史积淀，也在当下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呈现出时代张力。文化多元和文明多样性既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正视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各国文明间的差异性，是我们开展对话与交流的必要前提。但显而易见的是，对话与交流的目的在于对“独特性”的真正理解和对“差异性”的有效沟通。文化的多元是历史的产物，为既往相对封闭与隔绝的历史所陶塑。这种封闭与隔绝的历史导致了不同文明间的隔阂、误解甚至偏见。对于我们已身临其境的全球化时代，虽然看起来由经济生活所驱动，但科技力量正使它成为日常生活最真切的感受。人的“网络化生存”作为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使得“差异的文明”在计算机“统一的编程”中运演，正在降临的“云计算”更为这种“编程”的运演推波助澜。置身“统一编程”境遇中的“差异文明”，一方面为“差异比较”中出现的文明新质所诱引，一方面也为“原汁”文明出现的“比较差异”而纠结。中国古代哲人庄周曾讲述一个“混沌开窍”的寓言，“无窍”（无眼、耳、鼻、口等感觉器官）的“混沌”原本也自足自在且自娱自乐地生活着，但他的两位大神友人见“人皆有七窍”，为混沌的幸福考虑将其“日凿一窍”，结果是被“开窍”的混沌“七日而死”。其实，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强势文明“可以”或“应当”一统天下，在趋利避害的“经济一体化”背后，有着同样避害趋利的“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其实并非历史文明陶塑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是对借用“经济一体化”主宰、盘剥世界的某些强势文明的抵御与博弈。“文化多样化”作为“政治多极化”的一翼，必然在当下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呈现出时代张力，也必然构成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六、亚洲各国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不仅是当前多样性文化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构筑全人类文化和睦共荣的根基。多样性文化来自文化独特性的多样，文化的自主选择与相互调适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国已故学者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此后15年间这一理念一直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中心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对置身现代境遇的历史文明的一种建设理念，它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历史文明面对现代转型时的“文化自主”，也即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请注意，文化的“天下大同”是“美美与共”的“大同”，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共荣”。但是，“文化自主”不是“文化自守”，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各美其美”中扬长避短，在“美人之美”中取长补短。于是，“文化自觉”的文化建设理念还暗含着另一个重要主张，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提到过的“文化调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既然包含着形态的建构和道路的选择，就不可能没有“调适”。因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建构，在接踵而至历史进程中都比照出正面、负面与中性的价值差异，都体现出有继承、有扬弃、有革故鼎新、有推陈出新的“文化自觉”！事实上，“文化自觉”并不以文化本身特别是不以文化传统本身为“自足”，它关涉到一种文明在时代境遇中的生机与活力，关涉到由这种文明所维系的人民的幸福意愿与发展意向。最后，我想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即“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路径”。可以延伸的是，这三个基本认识、一个基本路径也将促进亚洲的文化共荣！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6

    论文摘要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和对话。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着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本土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对本土音乐的认同和归属感,彻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控制,探寻适合本土音乐教育环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并为世界音乐教育之林贡献力量,以达到“对话”的最高境界。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得到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和各种条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再创造的过,成功的本土化成果又可以作为“他者”推向世界。音乐教育必须有这样的视野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用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把自己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3、让音乐教育回归生活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7

何谓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阶段性，同时又是一种局限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的心理素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民族音乐(指音乐风格)是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独特性而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无法参与其中，至多对其只作一般观赏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赏理解它们并与它们全面沟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所谓民族音乐，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其情感生活的音乐。从具体形式上讲这个独特性包括乐器构成和曲调风格两个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乐器或者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民族民间曲调风格的音乐。民族音乐又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音乐两部分。

一、战国音乐的民族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我国音乐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国在严肃音乐领域里尽管有长足的发展，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均因我们太注重和过分强调民族性而使其远离了世界性，导致最终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三、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族音乐素材井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以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代表肖邦为例，他用非常典型的本民族音乐素材来创作，但他音乐的整体风格依然是浪漫主义的，是浪漫主义中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素材和特点只是他作品中的—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否则肖邦的玛祖卡与他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玛祖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即是在肖邦的玛祖卡中融入了其创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个性和天才的创造，因此如果说是玛祖卡这种民间舞曲赋予肖邦灵感的话，同样肖邦也赋予玛祖卡以不朽的光辉。肖邦的玛祖卡已经不是波兰民间一种简单的舞曲，而实已成为具有高度精神内涵的民族灵魂。以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另外还包括缺乏驾御大型音乐作品的技术能力不强)，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太过于注重民族风格的旋律音调，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幸的很，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特色，从而使得我们客观上远离了世界性。不难想象，德国的民族音乐原先也同我们一样并非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其适宜的人文环境以及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等—大批杰出大师们的不懈努力而迅速走向世界，使之早在两三百年前便具有了世界性，从而对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俄罗斯后来者居上，也跟着出现了—大批杰出的世界级大师，同样也为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就要解开思想观念上的层层束缚，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精神枷锁坚如磐石。尽管有一批仁人志士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和至今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但终因其异常顽固至今仍不能真正彻底被打破。时至今日我们仍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与悲哀。

近现代，正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国门，方使得我们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文明大吃一惊。事物总是辨证的，西方列强在向我们倾销鸦片掠夺财富，施加给我们民族屈辱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给予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我们所有的领域，这种影响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实实在在也是我们主动的明智的选择，它曾经产生了并将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无论谁都阻拦不了的历史潮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远远不平等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音乐上也是同样如此，决不例外。我们的民族器乐也恰恰是在五四以后与西方的接触中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民族乐队的编制就是仿照了西洋管弦乐队的模式组建的；调式和声也直接源于西方传统和声：我们曾经只有支声复调，而根本不知赋格和对位，更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我们近现代的音乐创作中使用的调式有相当部分是西方大小调式。

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交流对各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国的音乐成就在别国发生强大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侵略，是一种妨碍别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障碍。譬如巴罗克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和传播，对欧洲各国歌剧艺术的发展就起过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哪里有过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的民族歌剧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某些有关研究中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哪里有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就是被意大利歌剧称霸，哪里的作曲家为了创造自己的民族歌剧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意大利歌剧何曾阻碍了别国歌剧文化的发展?莫扎特就既写出了卓越的意大利歌剧又写出了精彩的德国歌剧，看不出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歌剧在莫扎特创作中有什么相互抵触的地方。事实上，意大利歌剧在其它国家传播，受益的不仅是其它国家从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成就得到启迪和借鉴，而且也给意大利歌剧提供了广泛的有益于别国有才华的作曲家对自身发展作出贡献的机遇。音乐史上针对意大利歌剧弊端进行改革的恰恰不是意大利作曲家，而是奥地利人格鲁克。由此可见交流对文化发展是多么重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本应是极正常的事情，它使交流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吸收到自身所缺乏的营养，得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然，政治压迫与民族侵略下的强行文化渗透则另当别论。因此如果认为意大利歌剧在别国传播就阻碍别国歌剧的发展，那么，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运用到诸如交响曲，协奏曲等全部欧洲近代音乐体裁上，必然的逻辑结果就只能是: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就必然阻碍中国音乐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新文化运动后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无从解释。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站得高，望得远”。此话一语中的，极有道理．我们之所以总是在—个老问题上纠缠不清，得不到根本解决，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看问题的角度有偏差。当我们走投无路，左右徘徊时，不妨变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对之重新加以审视，则很可能会收到意外的效果。这就是说，我们以往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和高度来看待我们民族音乐的，由于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有很强的地域性，随着社会发展最终它必然会自行消亡，因而它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局限。站在有局限性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就难免会看不清和看不全面。倘若我们换一个立场，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高度再来审视我们的民族音乐，我们便会收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同样音乐也只有面向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超级秘书网

从现阶段来看，从文化多元角度出发，我们占世界人口1／4的中华民族有必要有责任保留宣传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使它在世界音乐文化大舞台上能一枝独绣，充分放射出其独特璀璨的光芒。即使在未来国家民族消亡的时代，民族音乐仍应作为文化物种加以妥善保护。别的不说，单就文化物种是一项极好的旅游资源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其有存在的价值。

多样的世界文化篇8

论文摘要：站在世界的视角上，从中国出发来思考世界，由和谐中国、和谐亚洲到和谐世界，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世界启示”意义；从世界大势思考中国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国际关系的多极化给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和“时代机遇”。站在历史的视角上，和谐应该是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同时，和谐文明也是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代形式。

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正逐渐转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我们的政策都体现了这一新思想。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的和谐社会，它不仅具有中国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和谐中国是现阶段我国的必然选择，表明中国在现阶段要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已经影响到人的发展，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起社会各方面互相和谐、适应和互相促进的关系，以更好地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系统内部之间互相融洽、彼此协调、有机统一、和谐互动、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中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发展大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是一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改革，这场改革就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秩序，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伟大祖国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协调处理好利益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

今年的六月十七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国家主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所有亚洲国家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这是和谐中国新理念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它不仅是中国的发展理念，而且应该成为亚洲区域的发展理念。和谐亚洲就是为了实现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洲际乐土，尊重各国的权利，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构筑密切的伙伴关系，为实现亚洲各国发展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和谐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于其中，这是合乎亚洲实际的，因为亚洲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要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谐是最佳理念。

和谐世界是和谐中国新理念的又一次巨大的发展，是把和谐理念扩展到世界范围中。今年，主席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他指出：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以，和谐世界的特征是和平和发展，这也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发展不平衡并存在多种差异的世界，怎样来促进世界的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世界人民的选择!

“和谐”与“中庸”、“和合”和“天人合一”等同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一，从和谐中国、和谐亚洲到和谐世界，中国构建的和谐社会给了世界以启示，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世界意义，这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途径，更是人们期望的未来。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上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但一直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和平是主旋律。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经历了“二战”的痛苦之后，更加珍惜和平环境和和平的生活，这是世界和平的群众基础。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世界日益向着多极化发展，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在日益壮大，从而使和平有了力量的保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局部战争、跨国犯罪等问题，虽仍然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却更加坚定了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因此，和平是时代主题之一。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能在战火纷飞的国际环境中构建自己的和谐社会。和平也有它的辩证法，当代国际和平环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和平崛起又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的贡献。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叉一重要主题之一，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发展，两者目标一致。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更快、更好些当代世界发展面临着新问题，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贫富差别日益悬殊，贫困与饥饿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贫困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所说那样是“丰裕中的贫困”，一些国家丰裕，另一些国家极端贫困，丰裕和贫困并存，富裕与贫穷同在，穷与富对比鲜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越来越联系紧密，世界的共同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不发达国家的贫穷的国际环境中也不可能长久。所以．代世界的发展需要用一种新理念来指导，和偕发展。因此，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当前世界的发展主题是契合的，中国的主流与世界的主流“合二为一”，必然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当前，世界的国际关系特点使和谐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形成“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局面；但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还存在饥饿、贫困，并且经济发展程度上还存在贫与富的差别，因而世界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主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同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尽管世界还不安宁，局部战争曾有发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时表现的很突出，恐怖主义和贩毒、国际犯罪等还影响着国际社会，但是．国际形势比以前缓和的多了，那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大战”之势不存在了，取战争而代之以国际科技竞争；目前，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人才，科学与技术和民族凝集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比以前更有活力和平是另一个主题。在国际关系中，解决矛盾、冲突和摩擦等问题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是靠对话来解决，并且大量的国际组织(例如伙伴关系)为此提供了平台，国际关系中虽有对立和矛盾，但共同利益在日渐增多。当代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科学技术是一种统一性的“语言”，由于电子传媒的高度发达，几乎全世界都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听同样的歌星演唱、看同一场的球赛，各民族的青少年的文化品味渐渐趋同。而文化是多样性的，风俗、习惯、信仰、生活方式等也是多样性的。所以，国际社会的状态特别是利益关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为此也使和谐思想既有可能又有必要更显珍贵。和谐世界体现了“和而不同”及“同与不同”的辩证法，在当代有差别的世界中，和谐共存与共荣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互为条件。这些既有利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现代化是一股浪潮，已经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自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l临》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著作问世后．人们对现代化现象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此后，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理论成果也大大丰富了。

现代化是什么呢?塞缨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的理解如下：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1993年，A．R．德塞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把握、评估和量化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及其合理分界点的判断。这些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现代化，人类将进化到一个理性阶段的新水平，使其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和合理的基础之上。在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另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指追赶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或者现代世界的先进水平。尽管人们对现代化的定义不同。但都有共同点。

现代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民主化等等，特别是人的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前提，其他的现代化都是空谈。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实质，现代化的一切成果都是为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人是现代化实现的关键能动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是无主体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向更先进和更高级方向变化的过程。现代化表明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表明一种社会状态；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体系，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现代化具有人的取向性，依靠人也为了人。从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内容来考察，和谐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备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是由人发动的、从经济层面开始的，首先表现为由科学技术推动的工业化过程，资本是其内在的燃料和强大动力。由于资本的本性，使现代化在开始阶段具有一种残忍的性质，一方面，人们疯狂地向自然索取，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产量的膨胀；另一方面，同样由于资本的本性使竞争不断加剧，这造成了“人对人是狼”的局面，资本对工人的剥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的对立，社会矛盾丛生，冲突不断，现代化异化成了人的对立面。然而，自然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的持续紧张是危险的。因此，现代化一路风雨走到现在再也不应该是它最初的样子，和谐应该是当前和今后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后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现代化应该是人以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历史选择了现代化，现代化选择和谐，和谐是现代化的时代特征。

文明是人类的特有现象，因为有了文明，人类才告别了野蛮、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人类的文明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和谐文明、对抗文明、和谐文明和自由文明。人类文明的四次转型告诉我们：人类现阶段的和谐文明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人口，和谐文明是我们走向自由王国的准备，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必经阶段。

文明标志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的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的综合和总和。文明是人的主体性的实体化和对象化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它是物，也是人的本质力量。文明具有积累性，人类生生不息，一代代地创造，不断积累和扩大的文明成果。人类的活动只有在掌握了客观规律之后，才能有效地实践，又用改造客观世界。只有在认识规律之后，人才是自由的，文明程度与人的自由程度是一致的，所以，文明是人的自由的尺度。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原始的和谐文明是与人类的不发达的状态是相对应的。在人类诞生的初期，人类还没有还从自然中完全脱离出来，还没有把自己动物完全区别开来，这时，自然因素在人的活动中居优势和支配作用，人在自然界面前还无能为力，还受自然的奴役和支配，人类的活动还带着自然的性质而存在。人的活动显现出整体的原始性、自然性，人与客观对象浑然于自然的一体中，为了生存和面对自然，人只能相互依赖，“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

阶级产生之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对抗的状态之中，人类真正的文明时代开始了，出现了国家和阶级对立。这种国家共同体是在前一阶段的共同体中演变过来的，以服从和统治的对抗性关系为基础。人的发展和人类便进入对抗性的时代，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充满对抗性，在对抗中前进。这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的开始，尽管充满罪恶和残忍，但毕竟在前进。“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立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在此阶段，文明彰显出特有的辩证法，文明进步的对抗性和对抗的进步性是统一的。一方面，进步具有对抗性，进步是在撕级斗争的对抗性中进步的；另一方面，刘。抗具有进步性，因为在阶级的对抗中，文明在不断的积累，社会在不断发展，自由在不断的增加，人类在不断进步。尽管如此，这种社会是一种不和谐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