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范文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1

由国际卫生组织灾难传染病学研究中心(CRED)和联合国国际减灾策略中心(ISDR)等共同的年度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自然灾害的数量以每年8.4％的速度递增，主要是洪水、风暴等和气候相关的灾害的增加。国际红十字会气候中心的首席气候专家Maarten van Aalst也报告了同样的观测结果：1987到1997十年间，全球每年发生的自然灾难大约200起，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已然翻倍。

气候灾害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气候灾害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往往是摧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计。亚洲一直是受自然灾害(特别是由气候原因造成的自然灾害)打击最大的地区，2007年37％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洲(主要和强季风影响有关)，经济损失占全球的46％，而受灾人口高达90％。亚洲的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更居受灾人口、灾难死亡人数的前三位。

中国面临气候灾害加剧的挑战

而最近五十多年问，特别是最近十年间，中国经历的气候灾害的强度和频率也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大部分陆地区域强降水发生频率升高；某些极端事件如热昼、热夜、热浪更为频繁；更大范围地区发生强度更强、持续更长的干旱；热带气旋(台风和飓风)强度增大。

仅在2007年一年，我国就发生了众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候灾害。2007年的夏天，我国淮河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山东、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则遭遇了罕见的暴雨，个别地区的降雨强度超过了百年一遇，甚至二百年一遇。2008年初，中国南方18省区遭受了大面积冰雪灾害，2008年夏天南方各省又都经历了洪水、台风等众多气候灾害，“XX年不遇”的字样屡见报端。

作为世界上受自然灾害特别是气候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候灾害每年带给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国务院2009年的《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中国70％以上的城市、7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2009年初，中国北方八个省份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近400万人吃水困难，河北、甘肃等十二省区出现三十年一遇的罕见干旱，特旱区达五十年一遇，1.43亿亩小麦受旱。

由于海陆温差形成的东亚季风偏弱，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引发了中国境内一系列大范围旱涝等重大气候灾害，包括1976年以后华北的持续干旱、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涝、2006年重庆百年不遇的酷暑干旱和2007年淮河流域的洪水。仅2008年1、2月份波及中国南方20个省区的严重雪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516.5亿元，相当于2008年一季度全国GDP(61490.6亿元)的2.47％(胡鞍钢《汶川地震灾害评估及灾区重建的报告》)。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认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拉尼娜现象(海表温度异常偏冷，是厄尔尼诺之后的矫枉过正现象)和大气环流异常联手，是造成2008年中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雪灾的主要原因。

进入2010年，中国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更是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干旱，值得我们警惕。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气候灾害中的参与状况

在气候灾害面前最脆弱的人，是那些居住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生计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气候、本身欠缺资源和应对能力的人。世界范围内，生活在沿海地区或低海拔岛国、河流三角洲、城市贫民窟和旱灾频发地区的人更易面对气候灾害的考验。在中国，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存在高度的关联性，两者在地理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2009年6月17日在北京共同《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作为人类脆弱性和气候变化影响交锋的最前沿，气候灾害正成为国内外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尤其是公民社会组织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之一。但遗憾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在气候灾害领域的工作实践，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由于政策和国情等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际上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民问组织的数量、规模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很多民间组织还处于接受外来“输血”的状态。而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论在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这让很多国内的民间组织常常感到无处下手，力不从心。

其次，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和民生问题，相对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关注的程度还比较轻，时间也比较短，很多民间组织还没有将其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即便是国内的环保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没有将气候变化列入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即使有的环保机构参与了气候变化工作，往往也专注于相对容易操作的倡导和宣传等方面，很少触及气候灾害这样具体的基层实践工作。

再次，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很难在一个区域内解决，而公民社会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在一个区域内采取行动并不能立刻产生显著的效果，这也使很多国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缺乏从事相关行动的动力和目标。

而且，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造成的后果相当复杂多样，而公民社会组织往往集中在某个领域开展工作(环保、扶贫等)，这也增加了公民社会组织介入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

最近几年，随着中外公民社会组织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包括国外民间组织在华的分支机构)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这个议题，开展了大量工作，也尝试了一些联合行动，但是在气候灾害救助方面的参与还是不足。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气候灾害救助的可行性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应对这些气候灾害的措施却往往属于传统“救灾”的范畴，而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救灾的主力，而相对而言，中国政府也确实在救灾方面做得比较迅速、有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组织就应该将气候灾害救助的工作完全交给政府，政府在救灾方面固然是主力，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常态化，而政府的救灾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在中国现行的救灾体制下，防灾与救灾还是相对脱离的，分别由民政部、农业部、商业部等多个部门分头管理，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从整体上将防灾、救灾、灾后重建进行整合。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未来气候灾害的发生将越来越频繁，我国当前的这种救灾防灾体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气候变化的本质就是它与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的问题上，中国的救灾体系也有必要尝试打破以前的领域划分，进行整体综合的规划。而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则应该发挥自己扎根本土的特点，在社区综合灾害管理方面进行先验性的探索，推动中国灾害管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实际上，国际上已经有相关的经验。如孟加拉的很多民间组织就从事了很多构建社区灾害管理体系的工作，进行社区灾害管理的分析研究，并参与政府灾害管理机构的工作。在这些基础上，孟加拉政府部门和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从国家到各村级都建立了有效、系统的紧急备灾机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最近的几次严重的飓风灾害中，伤亡和损失都比以往大大减少。在国内，也有一些民间组织开始始尝试社区层而的灾害管理工作，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本土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开展的流域管理，都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其次，在突发的灾害面前，政府的首要责任和工作往往是确保主要大城市安全、交通干线畅通，媒体的关注焦点也放在这些方面，而对于弱势群体和地区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在2008年雪灾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而这正是公民社会组织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而原来就在弱势群体和地区开展工作的民问组织也应该联系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给各自所在社区带来的影响，将社区发展和扶贫与气候变化状况相结合，做好气候适应和灾害救助工作。

虽然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对于气候灾害，人们往往依据以往的经验和制度惯性将之视为偶发事件，对其应对策略也往往纳入救灾的工作范畴，具有临时性和一次性的特点，缺乏可持续性和长期性，没有融人日常气候应对计划。实际上，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组织都不应该把气候灾害当作偶发事件或者额外的负担，而应将其作为更有效地减少贫困、促进发展、提升项目实力的机会，对于从事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将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产生的影响纳入日常的工作，而不是将气候灾害作为突发事件来应对。

再次，由于近年来气候灾害频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变暖引发的气候变化有关，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在应对这个议题时往往感到无从下手。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现实，而且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应该积极地在社区减缓和适应领域开展工作。环保组织在关注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等工作中应该将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的影响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不应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单独或独立存在的工作领域，而是将其作为影响其他所有工作领域的议题；对于在农村社区开展社会发展工作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给予足够重视，认识其对几乎所有社会发展工作(如减贫、农业发展和社区组织)的影响；对于在城市地区工作的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应该对所在地区已发生的气候灾害进行工作部署，在各自所在社区进行相应的调查，并对应对气候灾害进行必要的探索。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2

关键词 气象灾害；特征；影响；对策；广东四会；1959—2010年

中图分类号 P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1-0275-02

气象灾害是各类自然灾害中影响最为频繁而又严重的灾害，对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1-5]。四会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地理纬度较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天气和气候系统复杂多变，干旱、暴雨、热带气旋、低温、雷电、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常有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大。现着重分析近52年（1959—2010年）来影响四会市主要气象灾害的变化特征，同时结合当前气象灾害防御现状提出一些应对举措。

1 主要气象灾害特征及影响

1.1 干旱

干旱尤其是季节性连旱会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四会市虽属亚热带，属广东省多雨地区之一，但因受季风气候和地理、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常出现季节性干旱现象。例如，2004年9—12月，四会市雨量持续偏少，总雨量33.9 mm，比历史同期偏少287.9 mm，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极旱现象，造成当地农作物受旱面积约4 284.9 hm2，直接经济损失203.98万元。按照广东省气象干旱标准划分，四会市干旱主要发生在秋、冬、春季节，历年中无透雨日数≥120 d的严重干旱过程有7次，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秋—冬—春连旱较为频繁，仅2000—2010年间严重干旱天气过程就发生4次，最长干旱天气持续日数为192 d，从2004年9月1日持续至2005年3月11日。平均而言，9月至翌年3月是四会市的旱季，平均雨量539.0 mm，占全年雨量的30.1%。

1.2 暴雨洪涝

1.3 热带气旋

1.4 低温阴雨

1.5 强对流天气

2 对策

在全球增暖的大背景下，大范围的气候灾害和突发性天气灾害有更为频发的可能趋势，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好必要的应对措施，将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5]。近年来，四会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气象防灾减灾工程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应对气象灾害能力逐渐提高，但社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防御重大气象灾害的能力仍显薄弱，比如有针对性的气象灾害监测能力不强、联动机制不完善、防灾体系不完备、防灾减灾工程标准不高等。因此，应加强气象灾害应急对策的研究，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的评估和预警系统，努力提高气象灾害的预报预测水平，进一步扩大信息传播能力和覆盖面；结合四会市地形地貌和气候特点、城乡分布和工农业生产布局等情况，制定出切合四会市现状的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完善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御应急机制，构建多部门联动的灾害应对机制；加强防汛抗旱、城市防洪、人工影响天气、防雷减灾、应急避险、通信保障和应急保障等工程性措施的建设，以切实增强各部门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重视对公众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大众防灾、避灾、躲灾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减轻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3 结语

四会市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暴雨洪涝、热带气旋、低温阴雨和强对流等，各类气象灾害季节性明显，其中干旱主要发生在秋、冬、春季节，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秋、冬、春连旱现象较为频繁；暴雨年均日数6.3 d，汛期出现几率最大，是当地常见的气象灾害之一；7—9月是热带气旋影响的盛期，占全年总数79.6%，其对本地造成的影响以降水为主；2—3月是低温阴雨天气多发时期，平均每年有1.7次，主要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强对流天气中以雷暴发生的频率最高，年均日数78.7 d，以5—8月活动最频繁。随着气候变暖，气象灾害的发生有增强之势，因而在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开展全社会的减灾行动，采取有效的手段和对策，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和损失[6-9]。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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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3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结果分析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论和讨论

3．1结论以国家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层减薄，最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我国15年来GDP的增长率与气候变化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GDP增长率逐渐下降，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逐渐上升。随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性措施的实施，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经济损失增长率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灾害直接损失没有统计毁坏设施的灾后重建和修复费用，还有一些没有从经济的角度量化到已有的直接影响。因此，对直接经济影响的评估值可能比其真实值要小得多，实际经济损失值增长可能会更快。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害评估方法的改进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灾害影响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前期的直接经济损失缩微化的程度可能比后期要大得多。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探索统一的灾情损失评估指标体系和完善的评估技术规程，以提高灾情损失结果的可信度和可比性，以便更准确反映灾害的实际损失状况。可是由于评估内容复杂而且繁琐，加上还需统计因灾毁坏设施的修复和重建费用，更增加了准确估算损失的难度，以致到目前为止仍是灾害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评估结果与实际损失越来越接近，但灾害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极其复杂，影响广泛，亟待构建更科学完善的评估系统来提高气候变化造成损失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4

[关键词]新时期；气候灾害；可持续发展；有效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3-0397-01

我国面积广阔，地处于东亚季风区，由于东亚季风年际变化非常的大，造成了我国气候灾害的种类非常的多，分布也非常广，发生的频率也及其频繁，这给人们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利，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都有大范围的旱涝等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极大阻碍了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的特大洪涝灾害，到1999―2002年的严重干旱，再到如今的雾霾灾害，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所以，防范恶劣气候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当前我们亟需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气候灾害的主要种类

气候气象灾害按照并发类型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生灾害，一种就是次生灾害。原生灾害就是指大气或者是气候反常直接作用于人类生产生活并且直接造成或间接造成经济或物质损害，比如台风、暴雨、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带来的各种损害。次生灾害就是指因气候气象因素引发的再生性的灾害，比如地震和暴雨引起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干旱引起的森林火灾等[1]。我国的气候气象灾害有着明显的特点，灾害的种类多，灾害的的范围广，灾害持续时间比较长，抗灾难度比较大，这都是我国气候灾害影响深远的原因。

1、干旱

干旱主要发生在我国西北与华北地区。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很少，一年四季都有干旱发展，属于干旱气候。华北地区虽然每年降水量不少，但是降水量季节变化很大，容易在春夏季发生干旱。我国大部分地区大约3年时间就会遭受一次干旱，但是华北与西南地区春季发生干旱的频率会达到3年两遇。

2、雨涝

雨涝发生的频率比干旱稍微低一点，大约为5年一次，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雨涝影响的范围很广，产生的强度也大，如1954、1980、1991和1998年，长江流域都发生了特大型的洪涝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3、夏季低温

夏季低温一般都发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影响非常大，近40年来，东北地区频繁的发生低温灾害，出现的频率大约为4年一遇。

4、台风

每年在我国登入的台风次都很多，但是受灾情况不仅要决定于登陆的次数，还与台风登录的时间与地点有关系。我国的东南沿海是台风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地区，尤其是夏季，平均每年都会发生5到10次，福建省是台风灾害高发中心。

此外，影响我国的气候气象灾害还有霜冻、雪灾和寒潮等。由上所述可知，我国气候灾害主要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旱涝主要发生在春、夏季；寒潮与雪灾主要发生在冬季；霜冻主要发生在春、秋季。而且，重大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有很大年际变化。

二、我国气候灾害形成的原因

1、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太平洋海表热力异常是大气环流异常的主要原因，也是东亚发生旱涝的主要原因。厄尔尼诺主要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增温。这两种现象是密切相关的，简称为ENSO现象。ENSO循环，特别是ENSO事件的发生与减弱是我国产生夏季旱涝的主要原因。

2、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海水热容量异常

热带西太平洋是全球海洋温度最高的海域，有大约90%的暖海水都集中在这里，对东亚的气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海水热容量高时，长江中下游的雨量在夏季有可能偏少，华南地区降水偏多[2]。当西太平洋暖池次表层海水热容量偏低时，江淮流域降水偏多，华北地区降水量就会减少。

3、青藏高原上空的热源异常

青藏高原上空的热源对东亚气候有着显著的影响，因为青藏高原的积雪面积覆盖非常大，深度比较深，不仅本身就是气候灾害之一，还明显影响着我国的旱涝气候灾害的发生。

4、大气环流异常

气候的异常不仅和海洋、陆地的热力异常有关，还和气流本身的异常也有关。如果同样发生ENSO事件，但是如果基本气流不相同，那么产生的气候异常也不会相同。前冬和春季的环流异常对夏季风的异常有着显著的影响[3]。当前冬在我国东北上空气压比较高时，在夏季我国江淮流域就会发生洪涝灾害；反之，就会发生干旱灾害。

三、气候灾害的防治对策

1、加强极端气象的风险评估和科学预测

随着21世纪气候的不断变化，极端气候灾害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我们要弄清楚气象变化带来的影响，搞清楚这种变化的物理机理，提高预测气候灾害所造成损失的能力，建立群防群控、科学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了群测群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气候灾害的损失。

2、重大灾害信息共享和应对灾害技术共享

我们要打破信息孤岛的局面，加大信息联网和互换机制的建设。在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难题上，打破信息的地区性边界，形成完全共享的信息交换系统，加大对应对灾害技术的共享，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这些灾害给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的破坏。

3、重大灾害的民间救助与政府参与同时并举

在发生重大气象灾害时，主要是借助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但是没有注意到民间资本的进入[4]。在我国，政府的力量当然是主要的，但是民间救助的行为也应该受到重视，在气候灾害发生时，民间救助也为减缓灾害和重建工作贡献了不少的力量，缓解了政府遇到的不少矛盾。

4、提高公民的重大气象灾害应对和防治知识水平

我国公民没有较强的中大气候灾害保险意识，所以，一旦发生重大灾害风险，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这种损失是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支持的，这也加重了重大气象灾害的危害程度。所以，政府要加大重大气象灾害应对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和行业的重大气象灾害保险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应对重大气象灾害提供高素质的民众基础。

结束语

当前，我国重大气候灾害仍然在频繁发生，这不仅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阻碍。所以，加大对气候灾害的预测预警水平，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大气科学进步发展的需要。在气候灾害发生之前进行准确的检测、预警和灾前防范，在气候灾害发生之中采取有效地补救措施，在气候灾害发生之后及时重建，这是气候灾害防止主要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降低气候灾害对人们的影响，才能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朝斋，梁旭，尚永生.宁夏气候资源、气候灾害及气候变化[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2，13（03）：10-11.

[2] 黄荣辉.东亚季风气候系统变异和我国重大气候灾害发生机理研究进展[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10（14）：12-13.

[3] 王绍武，龚道溢，陈振华.近百年来中国的严重气候灾害[J].应用气象学报.2012，23（15）：16-17.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5

在全球增暖条件下，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挑战。政府、经济社会部门、企业乃至普通百姓，都已开始关注这些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影响，因为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往往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本书主要讲述了近年来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潜在危害。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如何使社会更好地应对气候异常变化的具体措施。也就是说，本书科学而又通俗地回答了过去这些极端气候事件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将来又可能会怎样发展；我们要如何准备才能有助于社会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全书共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含第1～7章，主要讲述什么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以及如何进行监测，1，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定义、诊断及起因；2，全球日气温极值及日降水极值的空间变化特征；3，强对流风暴的空间分布及百年尺度的变化趋势；4，东北大西洋地区的区域风暴气候及相关海洋灾害；5，在当前及未来的可能气候条件下欧洲和北美大范围地区的高温和低温极值；6，超越平均气候变化：气候模式预测的未来气候极端值；7，地球流体动力实验室(GFDL)近期研究回顾：热带气旋和气候变化。第二部分含第8―16章，主要讲述天气气候极端事件的影响，8，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影响：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例子；9，极端天气气候极值对珊瑚生长的影响；10，预测美国因飓风导致的保险损失；11，飓风损失模式与气候模式的集成；12，对天气灾难损失的标准化统计的趋势研究；13，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影响的概述；14，编制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综合损失清单；15，灾难模式对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响应的模拟；16，风险预测计划：在分析自然灾害风险中科学与商业伙伴的成功结合。

本书描述了多种极端天气气候灾害，既有对实际观测数据的分析，也有利用气候数值模式对未来情景的模拟。通过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旨在呼吁社会共同努力，鼓励提高对气候极端事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关注，发展公共机构职能，降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全文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适合所有关心气候极端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的政府决策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及相关专业学者阅读参考。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6

（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摘要：对江汉平原两个村庄社区的个体农户进行了分类深入访谈。结果表明，农户采取了多样的气候灾害适应行为，分布在气候灾害发生的不同时间、农业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和农户生计系统的不同纬度，呈现出退却性适应、选择性适应和创新性适应三种类型；在农民的生活实践中，适应作为一种社会选择，不单纯受制于气候因素的影响，而更多置身于气候、农户自身发展、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系统综合体中，是农民与环境互动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 ：气候灾害；适应行为；生计系统；资源整合；江汉平原

中图分类号：S15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1－0250-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1.064

Analysis on Smallholder’s Adaptation to Climate Disasters in Jianghan Plain

CHEN Li

（College of Cooperativ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Shandong，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 in－depth interview at two rural communities in Jianghan plain， it is found that smallholders had adopted multiple climate adaptations in different times of climate disaste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system， and all the adapations can be characterized into three types in line with retreat adaptation， selective adaptation and innovative adaptation. In smallholder’s life practice， adaptation is a soci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smallholder’s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not simply subjected to climate factors， but more exposed to the integrated system of climate， household self－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rket．

Key words： climate disasters； adaptation； livelihood system； resource integration； Jianghan plain

收稿日期：2014－02－19

基金项目：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663-2007）；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661-3Y04）； 青岛市知识产权

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QDISSP-1312）

作者简介：陈 莉（1985－），女，湖北随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农民创新、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与适应行为等方面的研究，（电话）

18354278559（电子信箱）chenli＿1985＠163．com。

近年来，各种极端气候灾害在我国不同地区轮番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然风险，使得现阶段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已建立的相互适应关系受到显著影响和扰动，农作物质量和产量出现较大的波动，继而也不断冲击挑战着农民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和适应方式。在未来，我国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风险将持续增加［1，2］。农业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产业，直接关系到农民生计、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因此，理解、调动和促进农民适应气候灾害已是时代所需，更是重塑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建立现代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将农业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丰富、拥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的江汉平原社区作为研究地点，选取了仙桃市的两个自然村庄中的70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个体农户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农户面临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及发生机制进行了多纬度的探讨、分析和总结。

1 江汉平原社区农户发展背景

从宏观环境背景上来讲，江汉平原作为长江流域四大平原之一，与黄河流域和西北干旱区及东北地区相比，较好的水热条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较强的气候波动抵抗能力使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低，但是该流域的季风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较大。在调研社区，作物种植是当地主要的农业生计途径，传统家庭养殖已经逐渐被农户所放弃，只有少部分农户从事渔业养殖，故本研究所阐释的气候灾害将全部集中于农业种植。改革开放至今，当地农民已经形成了水田水稻和小麦、旱地油菜和棉花轮作，一年两熟的作物种植制度，小规模有种植玉米、大麦、芝麻、黄豆等作物。具体来看，该地的极端气候灾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温度变化来看，长江流域147个气象站点资料显示，该流域气温呈明显的增加趋势， 仅20世纪90年代气温平均就增加了0．33 ℃，而2001~2005年急剧升温0．71 ℃。依据当地农民的经验，温度升高会导致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质量下降，作物产量减少等；同时会引发夏季作物病虫害的泛滥，如水稻和棉花等。村民表示，近年来水稻稻飞虱和棉花棉铃虫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频繁变化的气候使其发生的类型、时间和范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防范措施失利，农业生产就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风险。

其次，1961~2005年，长江流域整体降雨量表现出微弱增加的趋势，但季节变化明显，呈现夏季增加、秋季减少、冬季微弱增加、春季基本不变的趋势。在研究社区，尽管相对有较好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但是降雨的季节性变化，夏季作物和冬季作物对雨水的不同需求使当地农业生产环境同样面临干旱和雨水过多两种气候灾害。对于水稻来讲，较好的水利条件使其免于干旱，但是降雨量的增多以及由此造成的日照时间缩短都会对作物生长有影响，加上江汉平原较低的地下水位（平均距离地表0．5～1．0 m，部分地区不及0．5 m），部分农户反映水稻生长会面临“雨水偏多，产生积水，排不及时”的局面。对于其他作物来说，特别是冬季作物（如小麦和油菜等），其对气候变化和雨水的需求更加敏感，只能依靠自然雨水气候生长，不适于进行大田灌溉，一旦发生干旱，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小面积的补水或任其生灭，如发生暴雨，则完全无其他应对措施，严重减产或颗粒无收。

第三，温度在不同季节的变化使得作物在冬季易面临低温、霜冻、雪灾、冰雹等突发灾害的影响。如2009年底江汉平原入冬较早，低温和冰雹侵害导致油菜大面积死亡；在2008年，由于当年温度较高，部分农户不得不推迟油菜种植的时间，结果早到的寒气，以及急速的降温使得霜冻和雪灾发生在油菜起薹的时间，使得油菜遭受严重损失，农户当年几乎没有收入。

2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类型化

气候灾害往往对农业生产意味着作物产量的降低或颗粒无收，农民需要采取一定的适应行为来保证生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实地访谈中，农户的适应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特点，具体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灾害前的设施维护与主动的信息获取

在气候灾害发生之前，调研农户首先表现在灌溉排水设施的修建维护和获取尽可能多的气候风险信息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农户个人主要是修建管理好自己田地的排灌沟渠；在信息获取上，调研农户个人对农业生产气候资源的需求和主动关注频率增加，主要体现在对天气预报的关注、报纸信息的索求和与农资站的交流上。在面对病虫害时，农户较多的是根据农资站所提供的技术信息，提前打农药来进行预防，但在农药品种选择和用量上，不同农户基于对气候风险的预期和自己的承担能力而有不同的选择。

2．2 灾害时的精细管理与竭力补救

在遭遇气候灾害时，农户经常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密切关注作物的生长。当新的气候灾害发生时，他们将采取合适的措施来适应，如干旱导致作物出苗率偏低，他们就会花费一定的劳动力进行人工补栽，或进行人工浇水；雨水过多的时候会适当进行人工排水；病虫害过多时则会喷施更多的农药等。但是当面对极端的自然灾害时，这些适应措施就会显得无能为力。

2．3 灾害后的种植结构调整

灾害发生后，部分农户会对土地的种植结构进行调整，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减少土地种植面积，仅仅维系自给自足的口粮。一种是对土地类型进行调整，如在其中一个调研村，农田生产是采取各家自己抽水的灌溉系统，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生计的特点选择田地为水田还是旱地，气候比较适应于哪种田地的作物其就改成什么样的田地。第三种是改变现存的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放弃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冬季作物种植，变为一年一熟，比较明显的是在其中的一个村庄，由于较浅的地下水位，很多农田都被列入当地公认的低洼产田，村庄农户现已全部形成了水田只种一季的耕种方式，随着农业机会成本的增加，这种选择方式呈现出扩散的趋势。

2．4 作物品种的更换及种类的调整

在调研社区，村庄农户经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与周围农户的交流对种植作物的品种或种类进行更换调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新的抗风险品种的应用，如不少农户根据近些年的经验认为气候变化使作物早熟，品种质量和产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便开始逐渐尝试将早熟品种更换为晚熟品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更换作物种类，如一农户棉花生产在2008年因为温度的原因收获比往年晚，根据自己的经验如果冬季品种如往年一样选择小麦，则产量会降低，且会更多受到冬季气候的影响，于是其换种了生育期比小麦短，且抗气候风险能力更强的大麦。但在增加种植作物种类适应方面，研究村庄农户表现得不是太明显，主要是受限于既有的土地种植面积和可获得的农业劳动力。

2．5 对新技术和制度的诉求与采用

每当气候灾害发生后，实地访谈中的一些农民会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网络，与周围的农户交流经验，获取新的技术信息。在被访的70个农户中，只有1户农民会通过网络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面临针对气候风险而研发出来的新品种，部分农民也开始在一块小地中来进行新技术的实验等。同时，在与农民的探讨中，不少农民都表示了自己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担心，却缺乏办理保险的意识。可见，农业保险也成为农民欲采用的一项适应策略，但其更多的依赖外部有效制度的可获得性。

2．6 对市场波动规律及机制的把握和利用

相比于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农产品较大程度的商品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现代农业对气候灾害的依赖程度，农业常常通过对市场波动规律及机制的把握和利用来减轻气候灾害对家庭农业生计的影响，即商品化较高的作物面临产量降低的同时，较高的市场价格会弥补农户的部分损失。如在调研村庄，2009年棉花种植由于天灾，暴风雨严重，温度低导致棉花挂果少，产量由2007年的0．60 kg/km2降为0．38 kg/km2，种植成本增加，如果市场价格仍按照2008年每千克3．00元的价格，则农户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缓解，棉花市场价格在2009年重新回升至每千克 5．40元，大大缓解了气候灾害对棉花种植的影响程度。此外，针对同一年不同时期不同销售模式作物价格的差异，农户会选择不同的储存方式和销售模式来减轻气候灾害所带来的生计损失。

2．7 “农业不作为”式及“逃离农业”式的适应选择

面临较为不寻常的气候风险，需要增加农业种植投入时，部分农户选择了“不应对”的策略，任其自然生长，因为他们觉得应对并不能保证作物最终的丰收和收入的增加，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投入资金的风险。同时，气候的不稳定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务农相对于非农生计来说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不少农户偏向寻求增加非农业种植收入来促进自身的适应。一方面表现在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举家外出务工，这对40岁以上的人群占据农业生产劳动力主体的现状来说，选择此种适应策略的只在为数不多的一两户。

2．8 创新非农生计途径的适应行为选择

面对农业遭遇的气候灾害损失，部分农户选择增加本地的非农收入，通过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分工或季节性务工来增强生计的韧性，如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来获得一些建筑、修路等临时性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此外，部分农户开始学习新的技能，自己开拓商机等。

综合上述八种具体的适应行为，可见对单个的农户来讲，其适应行为具有多元性，不可简单概之，同时农户对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贯穿在气候灾害发生的不同时间、农业生产产业链条的不同阶段和农户生计系统的不同纬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退却性适应、选择性适应和创新性适应三种类型，既因受制于自身发展的约束因素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却又因人创新的能动性而具有一定的无限性。

3 影响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因素

细看农业生产者气候适应行为的差异，实地深度访谈显示，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户、社区、市场、以及国家政策等不同层次，具体体现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农户个体性格的差异

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企业家精神常常影响着农户对农业的适应性，如面对气候风险时，存在小部分农户，其认为农业种植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是无法再通过农业本身的适应来获取农业收入的增加的，便放弃了农业，而对农业有强烈兴趣爱好的农户则常常能对农业保持较好的积极适应，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农业劳动者的潜力。

3．2 农户家庭可获生计资本的差异

农户所具有的生计资本常常决定着农户从气候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影响着其适应行为的选择。如在金融资本方面，部分农户迫于生计的压力，无法承担本地创新的时间和金钱支出，而常常被迫选择较为快速的外出务工方式来应对临时的气候风险损失。在农户人力资本质量方面，所调查农户农业劳动力近半数都有一定的疾病，在面临气候风险时，疾病的发生直接影响着农户的适应能力。在农户家庭成员中，去掉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年老年幼的成员外，65％的劳动力完全务农，8％是务农与非农工作兼业的劳动者，27％是完全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同时，9％的家庭需要一定的完全从事务农的劳动力来照看未成年后代。

3．3 农户家庭农业功能的差异

现代农户的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从农户家庭收入来看，在调查的收入有效值的66个农户有效样本中，农户户均农业种植收入为6 310元，非农业种植收入为7 159元。在样本中，9．09％（N＝6）的家庭农业种植现金收入小于“0”，即其粮食产品在自给外，整个种植是赔本的状态，且其中一半农户没有种植以外的其他收入。在深度访谈中，这部分农户种植规模都较小，且以前都有部分积蓄。从收入结构来看，46．97％的农户家庭非种植收入为“0”，剩下53．03％的农户平均非农业种植收入占到了其家庭总收入的70．52％。可见，农业种植在农户家庭生计中所扮演的功能正在日益发生变化，这种功能与农户多样生计途径的紧密相关性使得不同农户在应对农业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时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3．4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所造成的生计压力差异

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城乡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化市场使得当前从事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偏向老龄化，这部分家庭大多处在家庭生命历程的稳定期、收缩期和空巢期。对于收缩期的农户来说，很多在村庄务农的农户主体主要集中在祖孙辈，农业对其的意义是较低的生活成本，维持基本的生存是其从事农业的主要目的；而对于空巢期的家庭来说，农业则是老两口基本的养老保障。生活对于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因此，当面临农业气候风险时，基本的承担能力和投入产出比使其或选择保持原有的农业生产不变，或放弃部分农业生产。而对于处于家庭扩展期的农户来说，一定的生计压力使其选择了维系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寻找新的生计途径，进行适应性创新来缓解此压力。对于处于家庭稳定期的农户来说，孩子的成家立业是其生活面临的一大压力，这部分农户在应对气候风险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时，会更加倾向于积极主动的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农业生产经验来积极适应创新农业生产方式。

3．5 社区信息和技术的传播机制与合作制度

作物品种、农药和农业的日常管理技术是现阶段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农业技术。对于前两种技术，调查农户较多的依赖外部社会推广系统技术的可获得性，鲜有农户自己进行缓解气候风险的作物品种和农药化肥的新技术探索和实验。在日常管理技术上，农户较多依赖自己对农业的细心和耐心对农作物进行适时的观察和管理活动，更多是一个自我学习和乡土经验自动扩散的机制，是一个非正式的干中学的过程。

良好的灌溉条件是江汉平原农户有力的农业生产条件之一，对灌溉有所需求的作物来讲，两个调研村庄都相对有较好的灌溉设施和集体灌溉用水的管理制度。然而，在农田排水方面，两个村庄都没有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特别是农户田间的排水系统仍较多的依靠农户自身力量，在调查村实地勘查时能看到农户均采取田间打沟的方式来加强田间排水能力，但是其排水能力相对有限，特别是随着近两年春季雨水的增多，导致冬季作物较易受到涝渍的影响［3］。

3．6 作物属性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差异

农户遭遇气候灾害的作物产量损失要转化为生计损失，常常会受农户市场适应行为的影响。在销售模式上，几乎所有农户的农产品都是在本地直接销售，或卖给上门收购的贩子，或卖给临近有需求的农户等，村庄内没有从事农产品市场贸易的农民经纪人。农户在农产品价格上缺乏谈判能力，导致适应更多依赖于农户销售时间的选择。在研究村庄，棉花大多是当季直接销售，受制于棉花较大的储藏空间和发生鼠害及易引发火灾的风险。在所有作物中，水稻是比较易存储的作物，农户大多将其储存至新年到来之际销售，价格比当季销售每千克要高出0．40元；少数农户选择当季全部销售，或受制于有限的粮食储存空间，定期晒场较多的劳力和精力花费，或受到资金周转的制约等。

此外，市场保险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户适应行为的选择，然而现有的农业保险却面临较大的挑战，农户大多对保险制度持观望态度，如为进一步减少水稻灾害损失，其中一个调研村庄于2007年开始实施水稻保险制度，但仅有11．4％的农户对保险的交付金额和赔偿细则有所了解，且目前尚无任何农户接受过保险赔付。

3．7 政策环境制度的影响

在调研村庄，农业生产主体接受着常规的农业政策补贴，如粮食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强了农业的比较优势，然而在面临与日俱增的气候灾害时，与气候灾害相关的补贴制度却较少提及。在气候灾害信息接收方面，除了常规的天气信息预报外，当地村民接受的惟一外界科学技术信息支持的是市植保站针对水稻和棉花定期发放的病虫害防治宣传单，以或张贴或发放到固定科技示范户的形式，通过农户口口相传或村庄社区广播的形式来进行信息的宣传，村民对其反馈都非常好，惟一的缺憾是近一两年来发放信息的次数相对有所减少，持续性有待加强。在应对气候灾害的技术能力方面，针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推广在研究村庄并没有开始，村民主动获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渠道也仅限于农资站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阶段，对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基地的设置地点和形式基本不了解。

综合上述七种影响因素，可见农户适应行为的选择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引发适应行为的原因不仅仅起源于气候灾害，而是更多置身于气候、农户自身发展、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系统综合体中，是农民与环境互动选择的过程。

4 结论

日益频繁的气候灾害使得农业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激起引发了农户多元的适应行为，或积极主动，或被动消极，依据上述实地调研的结果，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效加强农户适应气候灾害的行为。

1）是总结农户多元有效的适应行为，并将其纳入到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注重对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推广和应用，同时充分调动利用乡土中的优势人才资源，注重培养其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促进其在农民适应气候灾害过程中的开创、示范和引导作用。

2）是促进村庄社区资源的整合与合作，增强社区应对气候灾害的信息、技术产生和传播能力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等；在增强对农村弱势人群基本生存能力保障的同时，促进其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

3）是促进乡村传统资源与现代科技资源的结合与创新：将众多本土的气候变化信息和外界科学信息进行合理的对接，营造一个良好的拥有公众权威基础的信息平台，并使其在社区层面得到及时畅通的传播和采用，极大的增强社区村民对气候风险感知和应对的适应能力；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能力应对上，促进村民乡土技术开发与现代科学技术研发之间的联系。

4）增强国家支持农民气候灾害适应的金融创新制度，促进市场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推进多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机制与伙伴关系的建立，构建利于农户创新性适应行为形成的有序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2）：气候融资与低碳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 徐 明，马超德．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可持续生计；脆弱性指标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10-07

一、引言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计影响的争论使得研究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关系和影响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众多，特别是在干旱区，气候变化不仅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变化，更是导致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地区农业过度生产、土地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畜禽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而过度依赖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粗放型牧业生产、缺乏相关的灌溉设施则使这些区域居民生计更为贫困（Fields，2005）。Easterling et.al（2007）和Canfalonieri et al.（2007）等通过分析非洲干旱地区居民生计模式发现，气候变化对生计影响的特殊之处在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生境，改变着某个地区环境禀赋、外部社会经济环境，进而改变地区发展偏向，最终表现为对居民生计模式的影响。IPCC第四次工作报告（2007）汇集了多位学者在21世纪初所做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对典型干旱区生计脆弱性成因、可能性影响、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以及解决气候贫民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环境保护等全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

国际上对全球气候风险格局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是气候风险的高风险区域（Dilley et al.，2005）[1]。而涉及到我国生态安全、资源保护、农牧业健康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干旱地区是我国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脆弱地区之一（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2000[2]），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二者在空间上有着明显的重叠特性（谭灵芝等，2012[3]）。控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居民脱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从深入推进干旱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还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及其适应性对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基于新疆和宁夏两省1 200户农户家庭调查，分析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社会人口变化、生计策略、医疗健康、水资源、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异等方面的影响，并借助IPCC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定义进行相应指标归并，深入理解干旱区居民气候变化与生计脆弱性之间的影响规律，进一步揭示推进干旱区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政策需求。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不同于以往生计分析是以划分五类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化资本、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对干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进行生计因子筛选与指标分类，把所有相关生计因子指标按照IPCC的气候变化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生计脆弱性指标（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LVI）因子归并（表1，4），评估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适应性对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数据收集，有助于避免二手数据带来的指标选择和分析误差，且从微观尺度进行全球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的影响探寻，可以此分析和验证全球气候变化的微观现象；另一个优势是可降低对气候变化模型的依赖性[4]。事实上，气候变化对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计模式的选择和实施等，并提出相应的适应性政策措施。但全球气候变化成因不同，还存在区域跨度大、气候背景复杂的情况。事实上，即使在一国内，也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显示出不同的影响结果。因此，基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基础上的生计分析及适应性政策，必须结合现有生计模式、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等进行判断。

本文数据来源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样本调查数据控制方法，置信区间在95%之间。运用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方法，在每个调查地区选择20个行政村，每个村选取同样比率的家庭数。每个地区共选择600户家庭进行调查。对从调查地点得到的信息经参照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者得到自己的认识，把这些认识返回到当地居民，请他们评述，并结合统计数据、过去研究的文献、相关政策文件的汇总与分析等最后确定LVI的主要指标和次级指标（表1）。

调查问卷共发放1 200份，收回1 100份。我们的样本不能代表调查地区的总体，但基本包含了生计水平在不同层次的家庭。因此，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结果至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LVI指标的测算：综合指数法

LVI共包括七个主要指标：社会人口状况，生计策略，社会网络，健康，食品，水，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每一个指标又由相应的次级指标构成（见表1，2）。

指标体系设计之后，进而要判断不同指标的权重。Hallie Eakin和Luis A. Bojórquez-Tapia（2008）认为，权重是对不同影响因子内在意义的判断，提出加权法作为一种更客观和符合复杂逻辑的方法，可使一些难以判断和模糊的内容清晰化[5]。因此LVI的测算可采取加权平均法，认为每一个次级指标对主要指标的贡献率都是一样的，即使每一个主要指标可能由不同数量的次级指标构成（Sullivanet al.，2002；UNDP，2007）。

为避免计算结果受变量量纲和数量级不同的影响，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进行计算之前，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indexsdij=Sd-Sjmin/Sjmax-Sjmin（1）

式中，indexsdiji样本j指标的标准化值，Sd是d区域次级指标值，Sjmax为j指标的最大值，Sjmin为j指标的最小值。

标准化后，再利用公式（2）计算每一个主要指标值。

Md=∑ni=1indexsdi/n（2）

其中，Md是表示d地区的七个主要指标值（社会人口状况，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DP；生计策略，Livelihood Strategies，LS；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SN；健康，Health （H）；食物，Food，F；水资源，Water，W；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Natural Disasters&Climate Variability，NDCV）。n是每一个主要指标中次级指标的个数。

一旦计算了每个地区七个主要指标的指标值，就可用公式（3）得出LVI值。

LVId=∑7i=1wMiMdi/■wMi（3）

亦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LVId=wSDPSDPd+wLSLSd+wSNSNAd+wHHd+FFwd+wWWd+wNDCNDCd/wSDP+wLS+wSN+wH+FF+wW+wNDC（4）

此处LVId表示d区的生计脆弱性指标值，是七个主要指标的平均值。每一个主要指标的权重wMi是由组成其的次级指标的个数决定，以期保证所有的次级组分对总的LVId贡献率一样（Sullivan et al.，2002）。在本文研究中，LVI的取值范围从0（脆弱性最弱）到0.5（脆弱性最强）。

（三）LVI指标值――基于IPCC的分析框架

指标选定之后，通过多指标分析，把所有的相关因子按照IPCC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与相应生计指标进行归并，比如评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影响家庭适应能力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健康状态、食品、水资源等特征值判定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表4）。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等。

根据表（4）对应分类关系，依据以下公式进行IPCC指标的计算：

CFd=∑ni=1wMiMdi/∑ni=1wMi（5）

其中，CFd是d地区IPCC定义的三个因子（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一旦分别计算出这三个因子的指标值，即可用公式（6）综合三个因子的计算结果，形成LVI-IPCC的最终结果。

LVI-IPCCd=（ed-ad）*sd（6）

其中，LVI-IPCCd表示在IPCC分析框架下，d地区的LVI值，e是暴露程度得分，a是适应能力得分，s则是敏感性得分。我们定义LVI-IPCC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

CFn（A）适应能力= =5×0.609+3×0.648+3×0.249/5+3+3=0.521（其他指标计算类似）

LVI-IPCCn=（en-an）×sn=（0.312-0.521）×0.353= _0.074（结果见表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LVI：宁夏及新疆

从表1，2分析结果看，总体而言，新疆社会人口脆弱性指标高于宁夏（SDPNingxia0.175； SDPXinjiang0.411）。其中，抚养比宁夏（1.13）和新疆（0.94）都较高。在新疆，家中大多数男性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外打工或者放牧，因此妇女是户主比例较高，但只有极少部分户主上过学。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当家的妇女年龄为59.4±24.3岁，而新疆则为46.2±27.0岁。在新疆，超过22%的被调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53.3%的被调查家庭有两个孩子。而在宁夏，这个比例较低，分别为13%和32%。

在生计策略方面，新疆的生计脆弱性（0.297）较之宁夏（0.246）更为明显。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的高于新疆（对农业依赖指数，宁夏为0.312；新疆为0.121），在新疆，更多的人会在非农季节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包括农作物种植、家庭养殖、自然资源采卖等。尽管有两项生计脆弱性指标宁夏更高，但三个指标平均后，总的生计脆弱性指标新疆更高。

社会网络指标两个地区都较小。在新疆，超过95%的被调查家庭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从未到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宁夏为92%。在新疆，过去一个月里，被调查家庭从亲戚朋友处的借贷频率较宁夏更高，也更愿意接受或者给予家人或朋友于帮助（借贷比：宁夏为0.340，新疆为0.353；给予―接受比：宁夏为0.013，新疆为0.076）。总体而言，在社会网络指标方面，宁夏的被调查家庭接受帮助或者外来援助能力不如新疆（分别为0.480和0.457）。

在宁夏，被调查家庭距离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如社区医院、防疫站等）的平均时间为189.1±176.6，新疆则为1130.4±593.3分钟。新疆被调查家庭有传染病成员的比例（44.5%）高于宁夏（36%）。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被调查家庭，宁夏（60.3%）远高于新疆（14.5%）。而宁夏被调查家庭抵御受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更低（传染病防治指数宁夏和新疆分别为0.260、0.238）。综合所有的次级指标，宁夏（0.317）较之新疆（0.241）其健康或者医疗设施更为不足。

新疆被调查家庭平均每年要花8.8±3个月用于维持家庭日常食物的生产，宁夏为3.8±2.3个月。仅仅依靠农业生产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家庭比例，新疆（87%）小于宁夏（97.5%）。

新疆被调查家庭中种植的作物种类平均为4. 3±1.4种，而宁夏为3.2±1.4。较之宁夏，新疆被调查家庭储存粮食和种子的比例更高（未储存粮食指数：宁夏为0.265；新疆为0.035；未储存种子指数：宁夏为0.085，新疆为0.045）。总的食物脆弱性指数宁夏（0.364）高于新疆（0.361）。

新疆（0.099）被调查家庭水资源的脆弱性指标也小于宁夏（0.370）。在宁夏，37%被调查家庭使用的天然水源，而在新疆，90%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有可利用的社区公共供水设施。宁夏被调查家庭平均储水48.5±28.1L，而新疆为145.8±132.0L。因此，在新疆，94%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每天有持续的水源供给，每天花费在取水的时间为25.7±16.8分钟。这两组数据在宁夏则为64%和60.7±55.5分钟。在新疆，仅有37%的家庭听说过为争夺水源而发生冲突的事件，在宁夏，则为95%。

过去10年，旱灾、洪水、风灾等自然灾害的平均发生次数、未收到灾害发生预报信息的家庭数和由于灾害有死亡或受伤成员的家庭比例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灾害脆弱性指标值比较接近。但当把气候变化率指标和自然灾害指标综合之后，新疆（0.409）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0.312）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疆的LVI（0.326）高于宁夏（0.316），说明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脆弱性程度更高。主要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蜘蛛网图1。图中心表示原点（0点，脆弱性最低），每单元增幅为0.1，最为最高值0.5（脆弱性最强）。图1说明，新疆在社会人口、生计策略等方面更为脆弱，而宁夏在健康、水资源等方面脆弱性更为显著。

（二）LVI-IPCC：宁夏和新疆

总体而言，宁夏和新疆两地的LVI-IPCC结果差异并不显著（LVI-IPCC：宁夏：-0.074；新疆：0.005）（表7）。但考虑到食物和水安全等，宁夏（0.353）较之新疆（0.233）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而根据人口、生计、社会网络等的调查分析结果，宁夏显示出更高的适应能力。总的LVI-IPCC结果表明，新疆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程度更高。以家庭单位为特征说明了不同区域主要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个结果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明确防治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性对策与措施的应对方向。

四、结论与讨论

（一）LVI结果对新疆和宁夏的实际意义

干旱区农业生产是以水定地，特别是大旱年份，径流量的减少会直接造成农牧业大范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即水资源对干旱区农户生计影响最为显著。调查发现，近年来，新疆南部地区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建立集中供水点、提供清洁用水、增加灌溉设备、在上下游间建立水资源分配协商机制等，逐渐减轻干旱和风灾等极端气候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应对措施都可能降低了水资源指标的脆弱性分值。因此，在干旱区，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和清洁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干旱区居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在新疆，被调查家庭每年需多花5个月的时间为家庭增加食物供给，但更多的家庭习惯于储存种粮和其他一些加强粮食供给的应对措施，比如作物种类的多样化，选择更为高产和节水的品种等。因此，尽管宁夏的调查结果没有显示出其粮食供给的不安全性，但其相关指标脆弱性分值却更高。也说明，提倡储存粮食和种子、多元化种植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作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新疆，54%的被调查农户在农作物收割之后，主要是在冬季，会从事非农生产。在被调查样本里，因为缺少资金、农业生产的低收益、时间限制或者对从事农业生产报酬的低满意度，30%的家庭并没有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的行为。但尽管如此，其生计策略脆弱性指标仍然很高。根据调查，在新疆于田县，除了在绿洲―荒漠交错带，因为信息不畅或交通不便，鲜有人外出打工和从事兼业，其余被调查区域超过70%的青壮年男子都在外打工或从事兼业。但受限于贫穷、偏僻、民族文化的隔阂和语言交流的障碍，这些农户的就业渠道极为狭窄，多只能在城市从事简单且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对家庭收入的增长贡献有效。这些地区却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也降低了整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谭灵芝等，2012[3]）。因此，外出打工人数越多的地区，其脆弱性指标越高。

尽管新疆被调查家庭到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时间更长，且传染病传染频率更高，但在宁夏，更多的被调查者患乙肝的时间更长，也并没有更多的治疗和防御措施。由于新疆很多被调查家庭中男性很多都在外打工，所以在过去两周，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家庭，宁夏比例更高。疾病可以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宁夏，通过提高婴儿乙肝疫苗注射率，宣传乙肝对身体的危害，加强防治，可以降低因为疾病导致的收入降低，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降低脆弱性指标。

利用借贷必和援助比（接受援助与给予援助）衡量某个家庭在需要资金支持以及实物援助时对朋友和家人的依赖程度[6]。在新疆的调查发现，女性当家的家庭其借贷比和援助比更高。主要源于近年来，于田县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农村多剩下妇孺和老人，妇女除需照顾家庭之外，也肩负农业生产的责任。因此，更多的女性需彼此协作，以应对频繁发生的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维护整个家庭和社区的正常运转。

此外，调查者发现，在新疆地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比较多，即使分家，彼此也距离不远。而宁夏则以小家庭为主。这种家庭结构可能也是影响家庭成员如何判断各种援助的原因之一，只是我们没有对其直接衡量。社区网络、家庭之间的高度信任对于降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影响非常重要（Thomas et al.，2005）。在干旱区，由于村落较为疏离，现代化传播工具普及率低。加之与外界隔离的生活环境，农户间较城市和其他地区交往更为频密，对一些可能造成地区经济社会损失的信息也愿意彼此交流，并容易互相影响，形成某种共识。一些应对措施通常会在一个大家庭开始使用，如果有效，就会在亲戚朋友和邻居间传播开来，进而可能成为整个社区共同实施的方法或遵守的规范。因此，社会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气候变化适应性的选择行为。只是，这种社会特征难以像粮食安全、健康等指标一样进行量化（用指标衡量）。社会网络在LVI指标的计算中贡献率不高，也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指标并未完全反应当地的民族习惯、地方特点有关。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能需要综合更多的文献和社会调查对社会网络与干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尽管宁夏被调查家庭反映，在过去10年，自然灾害发生的绝对数更高，但在新疆南部最高气温月平均数和最低气温月平均数变化幅度最大，月平均降水量也高于宁夏，导致新疆NDCV得分很高。早期预警系统和社区防灾计划有助于社区应对极端灾害事件。重视季节性气象事件的预报工作，比如春天易出现风灾、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通过当地的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社组织帮助农民合理安排耕种时间、耕作计划，加强水资源分配管理，避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为简便起见，我们对自然灾害进行分组。选择十年之内的灾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主要是考虑人们对灾害的记忆时长（Fowler，2002）。这个问题也非常容易产生记忆偏倚，如果家庭成员难以忍受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非常容易夸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如果能获得区域层面的自然灾害数据，那么对自然灾害暴露评价结果就更为精确。连续性的时间数据和自然灾害的强度数据都对NDCV的计算结果有影响。本研究的一个局限在于，我们仅对2001-2010年的降雨量和温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较短，而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如果能采用更长跨度的数据可能更为准确。

（二）LVI-IPCC对宁夏和新疆的意义

新疆被调查家庭的适应能力分数较低，反映出该地区社会人口不均衡：高离婚率、高生育率。但是该地区一些好的适应性措施，如粮食储备方式、饮用水的集中供给等，降低了总的LVI-IPCC值。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宁夏被调查家庭没有采取同样的适应性措施，但其人口压力较之新疆偏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较高，没有过多的人口竞争压力，以及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模式，宁夏在将来可能更容易采取灵活的适应性措施。

（三）本研究方法的优势及局限性

LVI-IPCC以家庭为单位收集数据，进行次级指标选择和计算。此方法不易受研究尺度和空间范围的影响。此外，LVI-IPCC可以被用来评估某个项目或者政策，利用替代性指标值，希望能够重新计算整体的脆弱性指数。例如，如果水资源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干预措施减少到社区主要水源取水的时间，那么目标取水时间就应该包含进去，并重新计算新LVI-IPCC值，而通过比较新旧LVI-IPCC值，可评估适应性政策效果。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

而LVI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其所设定的各种指标和指数可能使复杂的现实过于简单化，因为次级指标通过均值化计算得到上一级指标值，就掩盖了研究群体间的差异。此外，次级指标的选择及其赋值的范围多是基于规范化的判断，而非实证研究结果。例如，对一些指标的争论，如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的变化是否真的会影响社区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能力。本研究选取的次级指标，是在充分考虑我们所调查社区的数据可得性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否适合其他人群和地区仍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Dilley M，Chen RS，Deichmann U，et al.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R]. Washington DC： Hazard Management Unit，World Bank， 2005.

[2]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干旱区环境演变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23-27.

[3]谭灵芝，王国友.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2，（2）：67-78.

[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M]. 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 2007：234.

[5]Hallie Eakin&Luis A. Bojórquez-Tapia Insights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household vulner ability from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J].2008，（18）：112-127.

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篇8

听了十届政府五年工作报告，我最大的体会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讲成绩，有事实，有依据，令人振奋；讲困难，有分析，有措施，催人奋进”。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气象局学术委员会主任徐一鸣带来了一份提案——《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建议》。图为休会间隙，同来自上海的政协委员张鳌讨论。

面对自然灾害，报告提出了“加强应急体系和机制建设，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加强对现代条件下自然灾害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措施极有针对性，也非常有力。

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有许多新措施。

环保方面，从“环境治理”到“节能减排”、“生态文明”。

优先发展教育方面，提出了“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

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方面，“再连续三年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在推动文化大发展方面，提出了“公益性博物馆、纪念馆今明两年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

全国政协委员徐一鸣认为，极端天气还会更加频繁地发生，政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攻关目标。

个人的一点思考：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必须把防御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置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非常重要位置。

一是必须切实把增强防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和优先位置。加大投入，开展研究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次、强度和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加强极端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和影响评估技术研究，增强防灾减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科学规划和决策中。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严格实施气象灾害风险论证制度，未雨绸缪，加强规划，科学设计，使人居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远离灾害多发区、易发区和自然环境脆弱区。依据研究成果，采取更广泛和更有效地措施开展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防御工作，降低气候变化的灾害风险。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应高度重视局地气候变化与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四是气象灾害防御的部门合作、信息共

; 站内范文搜索 享需要加强，特别是加强预警信息后的社会联动。五是在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提高全社会的气候变化意识中，应把宣传气候变暖背景下如何防御极端天气灾害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新闻媒体、中小学教材等各种形式宣传和引导广大群众，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向广大民众灌输风险意识、危机意识，普及救灾和自救知识，增强抗灾救灾意识，做到听从指挥、临危不乱。要在观念上变灾害的抢救为灾害的预防，建立全国性的危机管理教育、训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