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状况范文
时间：2023-12-15 17:05:54
世界经济状况篇1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 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十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永远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世界经济状况篇2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结论摘要：
世界经济状况篇3
关键词：全球经济；现状；走势
引 言：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逐渐恢复，但是存在的威胁还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仍不稳定，但应该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宽松。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大，外需也严重紧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一、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的态势，但是仍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
截至201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再度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复苏的后劲严重不足，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现象，欧元区经济严重受制于世界形势，连续出现负增长，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都放慢了增长的步伐。2010年世界经济在政策的支持和刺激下快速回升，但是自2012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是相较于以前，投资和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推动力不断增强，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作用减弱，经济复苏的根基较为稳固。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喜人，房地产市场打破市场泡沫，呈现回升态势，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国内就业形势趋于乐观，美联储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不断朝着好的态势发展。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但是由于国内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日元适度贬值，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砝码。欧元区经济复苏仍存在相当难度，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逐渐缓解，金融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加强，但是欧元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仍不稳定，失业率逐渐增加，负资产状况严重，经济发展瓶颈难以突破。新兴经济增长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外贸出口严重不足、国内市场疲软，这些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主要国家已经加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向，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内需，希望借此改变经济增长颓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1]
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较多，下行风险仍不容忽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小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约为1.4%，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幅将达5.5%。
二、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年初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回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形势明显好转。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刷新4年半高位纪录，欧洲股市亦温和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西班牙、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去年7月份高点大幅下跌，与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分别缩小2.9和2.2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塞浦路斯爆发银行业危机，但欧洲金融市场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金融形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国际汇市总体平稳，虽然近期日元贬值和美元汇率趋于走强，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有升有贬，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分别升值0.8%、3%和4%，韩元和俄罗斯卢布则贬值5%和1%。
同时，应当看到，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金融市场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欧元区重债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塞浦路斯危机的后续影响有待观察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再度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供求关系仍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复苏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原油、铜、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总体上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大宗商品价格将处于高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其原油进口需求增速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但总体看，今年原油等能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个别产品价格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世界银行预测，在不考虑地缘政治冲突、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原油价格指数将下降2.6%，金属类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3%，农产品价格指数则下降0.1%。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属性不断增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市场投机趋向，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出现大幅震荡。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可能出现波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东、东亚等热点地区局势依然不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难以排除。[2]
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总体仍将趋紧，货币政策可望继续宽松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仍在上升。欧盟最新统计，201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从86.8%和81.5%升至90%和85.1%。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07倍和2.36倍。为降低公共债务负担、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美欧仍将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日本虽然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但在中长期仍将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方式稳固财政。
在经济复苏总体乏力、财政政策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只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目前形势判断，美联储仍将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近期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欧央行在继续承诺无限量购债的同时，可能再度降息以支持经济增长。日央行也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努力摆脱通货紧缩的状况。
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和生产能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则迫切需要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面临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出路，因此相互间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同时为了保护贸易，也会出现相应的维护和引导的组织。[3]
1.各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强技术交流与创新，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外向型，小国依存度大；自主型，大国依存度小。
2.区域经济一体化
出现了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一体化组织。在确保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在很多领域上相互合作和支援，成员国之间共同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3.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渠道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而今，由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跨国公司通过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将更能争取到国家市场地位。
4.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世界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一个新的行业――国际服务贸易迅速成长起来。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
5.电子商务应用广泛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电子商务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商机。
六、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增长仍将受到外需不足的制约；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将层出不穷，对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全球流动性充裕，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可能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向也可能出现反复，对我国跨境资本管理带来较大压力。[4]
在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既要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要努力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继续扩大我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当前，一是要继续稳定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努力改善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二是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走出去”步伐，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和扩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积极促进出口。三是要完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应对贸易摩擦机制，维护我国企业正当权益。四是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妥善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继续做好控制物价上涨工作。
参考文献：
[1]刘玉成，童光荣.世界经济失衡与资本失衡：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04）
[2]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2（06）
[3]巩文娟.世界经济困局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视角（下）.2012（03）
世界经济状况篇4
在日本，2012年上台的安倍政府一改此前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推出新的日版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有所缓解，但日本经济依旧跌跌撞撞，不见持续稳定增长势头。今年二季度，其经济再次出现衰退，引发市场猜测日本央行将加码量化宽松力度。
欧洲经济更是一波三折。欧洲经济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又遇欧债危机之劫，迫使欧洲央行骤然改变长期执行的控制通胀的政策基调，推出欧版QE。在此政策刺激下，欧洲经济终于有所复苏，但各个成员国经济复苏状况分化严重，而且整体复苏状况依旧脆弱。
由于中国经济因政府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而率先复苏，在此带动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得以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然而，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再加上欧债危机的打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急速恶化。世界经济复苏的一波三折，使得国际组织近期不断下调增速预期。
为什么世界经济不停跌跌撞撞？
对于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日发文称，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遭遇了一连串的坏运气。实际上，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储蓄过剩：当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投资机会时，就会出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
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不断膨胀的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非国内因素，而是“全球积蓄过剩”：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于投资出现巨额过剩，而这些储蓄流入美国以寻求回报。这些流入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商业投资领域，而是进入了房地产。他认为美国房地产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国经济疲软造成的。
那么，全球过剩储蓄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克鲁格曼认为，当然是回到美国。最近外国资金的涌入有可能再次使美国工业丧失竞争力。针对当前市场热捧的新技术，克鲁格曼认为尽管大家在炒作最新技术，但新技术似乎既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能显著扩大对商业投资的需求。而财政紧缩的观念使得政府支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疲软，令形势雪上加霜。世界各地的低通胀率（这意味着在经济繁荣情况下的低利率）缩小了在经济衰退时下调利率的空间。
世界经济状况篇5
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将持续放缓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发生在欧洲的金融动荡已扩散到了不久前尚未受到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高收入国家。这种高传染性推高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借贷成本，拉低了股市，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也出现急剧下跌。欧洲显然已经陷入衰退。与此同时，包括巴西、印度，甚至还包括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在内的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比复苏初期明显减慢。这也是2010年末和2011年初为抑制通胀压力上升而启动经济紧缩政策的结果。
尽管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活动正趋于活跃，但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增速急剧放缓。世界银行对2012年和201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去年6月份的3.6％调低至2012年增速2.5％，2013年增速3.1％。高收入国家2012年的经济增速为1.4％(欧元区国家为－0.3％，其他国家为2.1％)，2013年增速为2％，而之前的预测分别是2.7％和2.6％。对发展中国家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从6.2％和6.3％下调至5.4％和6％。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2011年的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为6.6％，2012年预计为4.7％，2013年增长至6.8％。而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至关重要的石油价格方面，2012年预测为98.2美元每桶，2013年97.1美元每桶。除了石油以外的其他资源类商品价格在报告中预测2012年下降9.3％，2012年下降3.3％。
世界经济发展带有不确定性
但是如此之差的结果能否实现也是十分不确定的，欧洲经济衰退和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相互影响，最后可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使恢复市场信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其他高收入国家的高额债务和缓慢增长趋势导致的中期问题尚未解决，有可能引发突如其来的危机。此外，增长预测还面临中东、北非政局紧张而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一个或几个重要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出现“硬着陆”风险。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无论2012年和2013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如何，有几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将放缓，因为他们要设法修复受创的金融行业和过度扩张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转向发展中世界寻找增长点，这个转型过程已经开始，但有可能带来自身的挑战。预测报告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部分中，指出，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的一个最积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除外)快速走出经济危机。2010年前53％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已经接近甚至超出其产出潜力。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对好于高收入国家，但是2012年发展中国家中有近44％的国家将出现政府财政平衡恶化，其程度可能达到或超过GDP的2％，约有27％的国家政府预算达到或超过GDP的5％。因此，发展中国家用于应对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财政资源非常有限，如果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成为现实，全球金融状况出现急剧恶化，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充足率将降低，贸易机会减少，对私营和公共经济部门活动的资金支持也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在本世纪头十年看似比较容易实现的发展前景和增长率在第二个十年可能会变得充满困难，在经济繁荣期不宜被发现的脆弱性很可能会暴露出来，应及早做好应急预案。
各国应及时做好应对经济危机预案
报告中指出，在世界金融市场被“冻结”的情况下，各国须做好应急预案，优先落实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保障经济长期增长。对于外部融资需求超过GDP5％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会更突出。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应该预先筹备好资金，从而避免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开支突然大幅被削减。金融危机的再次到来可能会加快金融部门刚刚开始的减少外债的进程。依赖欧洲高收入国家银行的几个东欧中亚国家特别容易受批发融资和国内银行活动力减弱的影响。高收入国家银行的去杠杆化可能导致被迫出售国外分行，影响到外资规模较大的国家的外资和内资银行估值。而增长放缓和资产价格恶化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不良贷款快速增加。为了防范国内银行业危机，各国应对国内银行业进行压力测试。
世界经济状况篇6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此外，汇率情况也能说明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这既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条件，也会在动荡不已、危机迭起的世界经济领域，为欧洲货币地位的提高增加一个新的筹码。作为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欧元的问世，从长远态势看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欧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会进一步增强；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货币美元，从长远看也会构成挑战。但欧元诞生两年多，其表现特别是汇率表现，并不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好。1999年1月1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欧元只能兑换到0.823美元，欧元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诞生之初大约贬值了30%。
可见，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之外，人们预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第二个10年，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发展势头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极的国家。
世界经济状况篇7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度。
世界经济状况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7-006-01
随着我国2015年经济数据的公布，在结合2014年数据的基础上，社会各界对我国最近两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有了不少的认识，尤其是经济新常态下面临“三期叠加”的挑战。早在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这一阶段我国需要严格围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中心来开展工作，实现真实增长，放开对于 “开闸放水、大水漫灌”等方式的依赖。尤其是在当下面临经济的下行压力大时，需要稳固当前的货币政策，从力度、节奏以及中心三个方面来进行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调整，更好的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挑战。
一、关于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分析
所谓的“三期叠加”的状态便是对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消化期效果的总称。
1、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的超速增长势头，我国也因此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不断增长之后，国民经济总量基数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以往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成为阶段性现象，这是我国实体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这也是处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深化背景下的一个综合情况。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年和15年GDP增速分别为7.3%和6.9%，仍旧高于世界大多数的国家。
2、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2015年，我国的雾霾天气仍旧没有显著的改善，这使得人们越发资源环境与经济急速增长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也是我国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尽快完成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然而，细化到具体的举措就是对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问题进行解决，帮助企业渡过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是我国经济所必需经历的一个过程，企业在这一阶段的困境和挑战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应有的过程。
3、以往刺激政策副作用消化期。07-09年的环球金融危机自然也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然而，我国的经济在10年之后仍旧可以保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全世界来看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源于我国推出了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使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然而，随着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二、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挑战研讨
而“新常态”则是指发展新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我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必然有一些新的特征。其中，“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增长速度的放缓。第二是结构转变。第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变。这三个特点也基本上对应了我国“三期叠加”，由此综合来看，我国的在这一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源自于经济速度放缓的挑战。在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中，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放缓。在历史的经验上，世界上有36个国家在发展中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其中大多数（34个）在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速放缓。然而，其中各个国家的减速也存在不少的差异，类型上主要包括了台阶式减速和波浪式减速。就理论和数据分析而言，我国极有可能会遭遇波浪式减速，这个概率超过了90%，但仍旧不能完全否定台阶式减速的出现。
2、源自于以往经济动力放缓的挑战。这部分的挑战是因为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变化了或是弱化了，而全新的增长动力仍旧没有形成，这一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及其普遍的。而我国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红利，二是产业和技术的创新。从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分析来看，我国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来完成经济增长的。根据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然而，现阶段的问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剩的现象。因此，我国要在劳动密集之后依靠资本密集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存在比较大的难度，这也使得我国需要转变动力源，借助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与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差别，也表明了我国的经济应当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
3、源自于以往经济高速增长期所积累负面效应的挑战。国家在以往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采用了不少“开闸放水、大水漫灌”的方式，总体来说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然而在经济减速之后，这一部分激进的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区域性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个别地区债务率较高等。
4、源自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发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引发了其他领域成本和费用增加的连锁反应。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阶段所需要面临的挑战，因为这样一来，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就受到影响，部分产业甚至会转移的状况，最严重时也会走上某些国家的所谓产业空心化的老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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