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范文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1

[关键词] 价值取向，公平，效益，民商合一

对于民法和商法应以何种标准进行区分和界定，在理论界一直聚讼纷纭。按照理论学界流行的观点，调整对象的不同是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正是由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由此才决定了划分法律部门的必要。笔者认为调整对象的不同并不是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应当是区别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例如作为刑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正义、作为诉讼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程序公正，而作为行政法的最高价值取向则应当是秩序和效率。正是由于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性，才决定了民法和商法在市场经济中分别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民法和商法在调整手段和立法目的上有所不同。

一、立法价值取向的涵义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当法律所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价值取向主要涉及到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价值选择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应然的法律价值是否为立法者所接受和接纳，即价值本身的优化；二是当存在多重价值目标时的价值取舍和价值目标重要性的排序。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既涉及到价值界定也涉及到对价值判断。由于法律价值和价值取向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因此它应当属于主观的东西，是人对法律功效的一种主观看法。当然这种主观的感受要受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换言之，价值观念取向强调的是法律的应然状态，即所谓的良法。作为实然状态的现行立法由于立法技术或是认识方面的原因可能会与应然状态的法律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能作为我们否认各法律部门应具有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理由。正是对这种应然状态的不断法律追求，才决定了法律所具有的不断进步性。立法价值取向既反映了各国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是解释、执行和研究法律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价值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法律原则上。价值取向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以转化为或直接体现为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又会具体体现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规范之间是通过法律原则来进行连接的，在效力层次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法律原则又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它确定了立法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具体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避免了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内部体系的和谐，保证法律规范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具体法律规范不同，法律原则应当具有非规范性、不确定性、衡平性、强行性、强制补充性等特点。[1]法律原则虽然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但它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范，因此通常并不直接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但法律原则作为法律具体规定的来源和根据，对具体法律规定有指导作用。因此在具体规范缺乏、不清晰或自相矛盾时，法律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行为准则，不仅是法官解释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而且是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

民法和商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之所以能够为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所确认，其主要的原因不但在于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此之外，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向上具有显著不同以及在产生基础上具有较大差异性，也是区分民商法分属不同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因为调整对象的差异固然可以直接界定不同部门法的独立调整范围，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则会决定不同法律立法的最终追求目的，从而使性质各异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价值取向上的主要差异性表现在：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当公平原则与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发生冲突与矛盾时民法首先会选择公平，在处理公平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其他。当然公平作为所有法律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任何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但不同法律对公平的追求程度是一样的，即公平在不同法律部门中所具有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任何法律包括宪法在内都无一不打上市场经济的色彩，都体现了一定的效益要求，民法当然也不例外，现代民法也在不断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不断在调整自己的作用内容也会不断融入一些效益的规定，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动摇公平原则的统治地位，离开了公平就没有民法和民事法律制度。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则是效益，在处理效益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与其他。民法和商法在对待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与地位上所采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上的不同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时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和各自独特的存在价值。

二、民法公平优先的含义及其产生原因

（一）民法公平优先的含义、表现和意义

所谓公平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公正而不偏袒”[2]《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法律上所说的公平有人认为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3]这里的公平被作为法律的理想状态。有人认为“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4]有人认为公平就是分配正义。[5]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当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或分担。并强调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指南，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

与其他民法原则相比，公平原则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公平要借助于其他民法原则来体现，在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是比其他民法基本原则更为基础、更为原则的原则。同时公平原则又具有极大的模糊性，通常要要借助于其他具体民法原则来体现，即公平原则可以具体外化为平等、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等较为明晰的原则和要求。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民法非常强调私权神圣，其主要原因乃在于立法者认为对私有权的充分保护可以导致公平结果的出现。此后的德国民法典等又对绝对的私权神圣进行适当限制，同样是基于对公平的追求。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私权神圣必然会导致公平结果的出现，但至少可以说私权神圣是产生公平的必要条件。同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之所以要确认意思自治，乃是在于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经济形态下，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把握者。因此，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既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最大限度的增加，也会实现社会的公平。由此可见，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自由是公平原则赖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价值要求。公平原则还要受个人感受差异性的影响，即作为社会公众内心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公平原则要受制于不同主体所采取的具体判断标准和个体对公平的主观感受的制约。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行为都会因其判断人所采取的具体判断标准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公平要求和公平结果。 当然，我们既要强调公平原则的个体差异性和标准的模糊性，即主观的公平，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客观结果的可观察性，即客观的公平。我们不能因强调公平的这种主观感受性而忽略它的客观性。实际上个体的公平感受也是以这种客观的公平为基础的，因此很难设想有完全脱离于客观公平而存在的主观公平。

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区分法律上的公平与经济学上的公平。经济学上的公平主要关心的是社会成员的分配份额，但法律上的公平虽然也讲分配份额，但份额并非唯一因素，除份额外，法律上的公平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和经济在基本要求上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强调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应然状态，研究问题时通常要将某一社会制度放到比较纯净的经济状态中，比较典型的如亚当？斯密等人的完全竞争理论就是舍弃了一切可能影响竞争发生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在法律领域则要考虑法律的有效实施性，即法律主要体现的应是一种已然状态，法律的制定要考虑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各种利益和矛盾平衡和协调的结果。另外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除了要注重定性分析外，特别注重定量分析。法律的制定当然也有定量性的规定，但在很多情况下主要还是定性的规定，具体量的关系则主要委诸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从法律角度说根本无法对公平所内涵的份额要求作出非常准确界定，而只能依赖于当事人和社会的主观判断。

应当注意的是，公平原则作为隐含于社会公众内心的一种基本价值评判标准还具有历史性，其内容和要求会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古代的公平和现代的公平无论就其表现形式还是就其具体含义都有较大的差异性。例如在早期的古罗马法中只有作为家长的罗马市民才具有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而非罗马市民、家妻和家子等并不具有完全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认为这样规定是很公平的。现在看起来这种规定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正是由于公平内容的历史性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民法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处理个体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上，民法虽然也强调社会公平，但更加注重个体公平和相互之间的公平。从一般意义上说，个体公平的存在必须根治植社会公平的土壤，社会公平也应当表现为个体公平的集合。但个体公平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和社会公平绝对一致。无论是从立法技术上说，还是从立法目的上说，民法所关注和强调的都主要是个体公平和前提条件的公平。换言之，民法所倡导的公平理念仅局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在前提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民法虽然追求的也是社会公平和结果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假设是个体公平的确认会导致社会公平的产生，前提公平的保证也会导致出现结果公平。因此民法规范主要是对前提条件的公平进行确认，是对个体公平进行法律保障，即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予以规范，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规定的竞争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法对于追求的结果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问题，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即传统的民法难以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即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只能是民法的异化。解决社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重任不应由民法而应由作为社会法的经济来承担。

（二）公平优先的体现及意义

公平原则体现在民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贯彻于民法规定的始终。无论是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人格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合同自由”，还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体现了公平。人格平等原则强调的是要对市场主体的资格提供一视同仁的的标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则反映了民法对市场主体财产的公平保护和绝对保护；合同自由以尊重行为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是公平原则实现的方式之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则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相匹配性，既是公平原则的要求，也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追求。就制度层面而言，公平作为民法的最高价值取向，贯穿于民法的始终。不但在民法债权、所有权和民事主体中要讲公平，而且在民法的其他部分中同样也讲公平。民事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制度的实施目的则在于矫正受到威胁的公平。以表见制度、即时取得制度等为内容的保护善意第三人制度的出现也是出于实现公平的目的；继承关系中对遗产的平均分配同样体现了公平，而遗产分配中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则是对这种公平原则的必要补充；婚姻法非常注重自由，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公平的作用；不但婚姻自由本身就体现了公平，而且婚姻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夫妻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夫妻共同财产分配时的平均分配等无疑都属于公平的范畴；在侵权行为中，过错责任原则本身就是公平的最好体现，因为过错责任强调每个人应当对也只能对自己的过错致害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不能要求行为人负担自己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不利后果，法律不能惩罚无过错的行为。而民事赔偿中的公平责任无论就其表述，还是就其内容也体现了公平原则。另外，无过错责任虽然就其内容来说可能对加害人来说有失公平，但由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以及加害人所从事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处于社会公平的考虑，无过错责任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过错责任都应当是整个侵权行为责任的基础，没有过错责任就没有现代侵权行为法，无过错责任仅仅是对过错责任的必要补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平原则作为一项最基本原则不但在大陆法国家的民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或在英美法国家中也具有非常重要和非常独特的地位。比如在作为英美国家基本法律渊源的衡平法中，公平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是说，公平原则既是衡平法原则的基本价值追求，也衡平法矫正普通法法律适应偏差的一种主要判断依据。进一步说，在英美法国家，衡平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普通法适用中所出现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本身就是公平原则法律适用的结果。对此，因为衡平法本身就是“当法律因其太原则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6]而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又主要是适用于民事法律领域。由此可见，公平原则虽然不能说是仅仅适用于民法制度，但至少可以说是以民法作为其主要适用对象。可以说，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无论我们怎么进行评价都不会过分。

民法不但以公平作为其最高价值取向，而且不断根据社会公平观念的变化而调整其内容，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平保障与矫正机制。典型的如在英美法国家，除签字蜡封的合同以外要求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必须以对价为条件，即“无对价即无合同”或“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很显然这一原则的立足点在于保证合同的公平性。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合同虽然没有对价，但宣布其无效却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如在无对价的赠与合同中，接受赠与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根据赠与方的承诺进行了某些准备工作，并花费了某些费用。如果以“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而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则对受赠方显失公平。因此在衡平法中就确立了“禁反言”或称“不得出尔反尔”的原则。其目的在于矫正法律适用中的不公平。

民法公平优先原则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平优先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和最高价值，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公平优先符合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人格平等的基本要求；公平原则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力。民法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的规范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的是权利主体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和私权神圣等诸项原则。这就可以使个人潜能的发挥获得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潜能的释放。因此一国民商法的发达与否不仅反映了一国立法上的价值取向，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发展的迅缓。

（三）公平优先的产生基础

民法之所以以公平作为其最高价值取向，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和思想观念基础。具体说来这些基础和原因主要包括：

1.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民法是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法律，就应当有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商品经济的存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从而使商品交换成为必要。“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7]二是由于财产分属于不同的人所有，使每个人都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而必须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并进行等价劳动相交换。与此适应，就产生了作为民法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合同不过是将每天重复着的产品交换活动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8] “这种经济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9] “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10]而商品经济又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只承认一个权威即竞争，它要求一切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经营者进行公平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经营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2.公平优先的理论基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民法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11]

3.公平优先的主体基础——适用主体上的广泛性。与商法等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命、财产、个人尊严和公平对待，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之后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或口号的提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社会大众对公平的需要。

4.公平优先的规范基础——强烈的伦理性。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法律条款无非包括伦理性条款和技术性条款两大类。与商法比较侧重于技术性规范不同，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果，一般较为稳定。换言之，民事活动本身就社会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社会趋同性，而伦理规则是很难用精确的法律语言加以描述的。正是由于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即凭社会主体的简单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而公平原则无疑是最具有伦理性的法律价值判断之一。正是基于民法规范的高度概括性和极强的伦理性，由此才决定法律的适用必须以公平性的伦理原则和能够为所普遍接受的民事习惯为指导，并依据各种事实关系与法律规定的?热葸M行对照，然后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对此，《瑞士民法典》第l条规定：如果法官于制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根据习惯法作出判?Q，而在?]有相应习惯时，“则根据如果他作为一个立法者应采取的规定”。 中国台湾民法典第1条也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不仅如此，《法国民法典》第4条还禁止法官以法无明文、含糊不清、不尽完善为借口拒?受理案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研究民法的精神对法律进行明智的和合理的适用。[12]

三、商法的效益优先及其产生原因

（一）效益与效益优先的含义

效益就其本质含义来说是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效益原则强调必须对个人利益进行尊重和保护，要求社会主体必须注重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在阶级社会，利益是联系各主体之间的主要纽带，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它们的利益有关。”[13]市场主体同时就是经济人，经济需要对于形成个人一定的要求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力量，“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14]效益原则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商法上的自由原则或意思自制原则不过是经济自由原则的法律体现。古典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基本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才能得以实现。作为古典经济学思想集大成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这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发挥和完善，将个人主义作为“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认为个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断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自主地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种一切听其自然的社会中，其规律性力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的。无论是自由放任原则还是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其最根本的责献在于确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严格分离：自由放任意味着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后者不应干涉前者，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和支配，是一种服从于自身规律运动和变化的独立经济体系。意即市民社会乃是由一个由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从而独立于政治和国家，市民社会有一种区别于政治、宗教和国家的经济生命。[15]这种强调经济规律不受国家干预进而认为社会拥有区别于政治国家的经济内容的观点，基于对国家权力疆界的限定和市民社会原则上不为政治权力渗透的理念，打破了国家权力无所不为的政治专制思想，为使经济社会和人类自身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提供了学理上的引导。法律上的效益也与经济学上的效益有所不同，经济学上的效益无疑比较强调投入产出，但法律上的效益除了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投入产出比例之外，还要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法律的主要作用也体现为为社会主体的逐利行为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对其逐利结果的合法性进行充分肯定。当然，商法中也有不少公平的体现，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商法是以民法为基础的，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包括公平原则当然会影响到商法的规定，可以说商法的公平直接来源于民法的公平要求。其二是说公平和效益并不是水火不容绝对排斥的，效益优先只是强调效益在商法中的特殊地位，但并不因此而否认公平原则的适用，只不过说，和公平原则相比，在商法中效益原则所占的地位更加重要。

（二）效益优先的体现

效益优先体现在商法原则和商法制度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将商事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即将主体范围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现不但使主体范围由单纯的自然人扩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维能力的社团组织、使主体资本的筹集超出了单个自然人的能力和财力的限制、使主体人格不再依附于自然人的寿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人。就行为来说，商事交易完全以营利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因为只有交易迅捷，从事商事交易之人才能通过多次反复交易而实现其营利目的。因此在商事法上为了实现商事交易之迅捷要求，采取了很多具体制度，包括：短期消灭时效主义；交易的定型化；权利证券化；行为的要式性和强调行为的外观效力等。

商法不但以效益作为其最高价值目标，而且为了实现效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牺牲公平，典型的如有限责任制度和票据无因性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鼓励社会财富的拥有者积极进行投资行为，通过对这种个人逐利行为合法性的肯定和保护，以实现个人财富增加基础上的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值。但这一制度却以出资人的有限责任来对抗债权人的无限求偿权，实际上是将出资人的部分生产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债权人。就债权人而言，在既不能参与出资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是不能监督其生产经营活动，自己又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承担别人的经营风险，显然有失公平。孙鹏博士认为公司中有限责任作为法律平衡债权人利益与债务人利益的结果，与其说是效益战胜了公平不如说是公平战胜了效益。有限责任是利益平衡的结果这个说法非常正确，但据此来否定有限责任的效益性恐怕有些牵强。通过分析有限责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设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资产所有人积极进行投资行为，将其手中的衡定财产转化成具有极强再生能力的活跃资本，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值。但这一制度实施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制度的实施及其投资人利益的保护是以牺牲债权人的财产请求权为代价的。因此这一制度虽然对投资人和社会来说不无公平成分，但对债权人而言毫无公平可言。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无论就其立法本旨还是就其实施后果来看，都主要考虑的是效益而非公平。票据无因性的出现其目的也是在于通过将票据关系与产生票据关系的基础关系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引起票据关系产生的民事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属于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的出现和成立虽然有赖于一定的基础关系的存在，但票据关系一旦产生其效力则主要取决于票据的记载本身，而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关系则被切断。这一立法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加速票据的流转，并充分发挥票据作为信用工具、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项作用。但由于票据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的当事人具有牵连性，票据义务的履行通常是作为基础关系的对价而存在的。因此在票据基础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消或没有履行的情况下，要求票据义务人单方面履行义务，对票据义务人显然有失公平。

（三）效益优先的保障措施

商法不但以效益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而且还采取了许多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保障这种效益的实现。表现为以强制性规定为内容的大量公法化规定。传统民商法理论的认为，商法与民法一样，同属于私法范畴，偏重于商事个体间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强调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商事行为的营利性，因而商法规范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选择性。为尊重各类商事主体的自由意志，培养其在商事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自由竞争，国家对其活动通常不作干预，这些使得商法的私法性质十分显著。但与民法不同，为了防止私人的逐利行为危及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商法中的许多规范都具有相当的国家强制性，从而使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了限制，使商法自身具有了公法性的特征。如公司法中对公司注册与公告的规定、票据法中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刑事处罚条款、证券交易中对证券欺诈犯罪的规定等，均具有强烈的公法性。不仅如此，广义商法包括商事公法和商事私法。这就是说，本质属于私法的商法，其中却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相当多的公法内容的规定。例如，各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登记的规定，破产法、公司法及保险法中的罚则，海商法中对于船长的处罚规定，以及票据法中对违反票据法的制裁规定等，都属公法性质。但是，商法公法化并不意味着“商法已经属于公法化”，而是表明商法是一个渗透着公法因素的私法领域。商法仍然属于私法范畴，受私法原则和精神所支配，公法条款始终处于为私法交往服务的地位。

（四）效益优先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基础

商法的效益优先不但有其具体表现，而且还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具体说来这些原因主要包括：

1.效益优先的经济原因——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对此，列宁曾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16]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轧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必须有一定的构成要素，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行为要素几个方面。其中人的要素即市场主体是纯粹的经济人。市场中的物的要素是货币资本，货币资本不同于单纯的货币，它具有强烈的逐利性趋向。马克思曾引用登宁勋爵的话形象地形容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7]对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来说，“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8]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形态，强调的是产品的交换属性，要求生产者必须依赖于其他生产者而生存，任何生产者都只能通过交换而获得他人的产品。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就产生了最初的民法，产生了作为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因此可以说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民法。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即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主要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模式的层面上来进行定义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有重合的一面，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市场经济并不是随商品经济而同时产生，它必须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产生。两者在作用的的内容上也是不一样的。和商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具有现代性，而商法的产生和作用内容都与市场经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2.效益优先的法律规范原因——大量的技术性规范。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正是由于商法规范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营利性活动提供了具体的规则，而这些具体规则又是对市场经济活动及其实践方式的直接表现，因此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都和商法规范具有直接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即商法规范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这些技术性规范的设计大多是出于对主体营利的保护，并且对这些技术性规范并不能简单地凭伦理道德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商事法律的这种技术性规范特点，使其与民法中比较偏重于伦理性规范的特点迥然不同。商法的技术性既体现在其组织法上，也体现在其行为法中。商法规范中通常不仅有定性规定，更多的是定量规定，例如公司法中公司形式的设计，权利、利益的配置，资本的运动，股票市场的操作，责任的追究，票据法中关于票据之文义性、要式性、无因性规定，关于发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票据抗辩、追索权之行使等规范条款，均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另外，商法的技术性原则不仅体现于其规范的具体方面，也表现于整体上不同规则之间的协调，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间接调整作用，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3.效益优先的适用对象基础——特定的商人。从一般意义上说，商法是调整商人及其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商事主体，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但人同时又是经济动物即经济人。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无非是活动在政治领域内的经济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它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19]并且要求必须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人的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管子》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处焉。”人在行为中本性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墨子？大取篇》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人们在多重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具有排列和择优的倾向和能力。这种多中取优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亚当？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20]

四、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

由于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对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也必须依赖于众多的法律部门的综合作用。在任何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客观上都需要诸多的法律部门，这些法律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法律系统即法律体系。将法律按其作用内容不同而划分为不同法律部门并明确界定各个法律部门的作用领域是现代法制的标志之一，也是法律科学成熟化的重要体现。而划分法律部门的最基本标准又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方法的客观差异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立法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和法律所调整的某一类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广泛程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数量。一般而言，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能够达到一定的数量，本身也就表明该类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广泛程度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另外，法律部门的划分也不完全等同于立法体例的选择。因为法律部门的划分主要考虑的是理论的严整性，而立法体例的选择则是在尊重法律部门的基础上主要考虑的是现行法律的协调问题。同样道理，没有部门基本法也并不能作为否认法律部门独立性的依据，行政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认为虽然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取向上存在重大差异性，这是在进行民商立法时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但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并不足以构成民法和商法绝对分离的理由。无论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立法现状还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的需要，都决定了我国目前应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综观我国近年来的立法实践，很明显也是朝着民商统一的立法方向发展的，一些商事法通过立法者的行为己经或者正在完成它的民法化。典型的如新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就是将传统的“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融为一体，统一纳入民法调整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选择民商合一，并不是基于一时的理论冲动，而是基于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内容调整方法上存在大量的相同点。具体说来，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商法和民法在基本价值追求上具有重合性。作为私法，民法和商法有许多相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包括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平等价值、诚实信用价值、合法性价值等。这些相同价值取向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民法和商法具有相同的调整内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对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条件进行的法律确认。二者都是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都有赖以存在的相同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现方式，都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法；二者有相同的调整手段——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特征的任意性规范为主要内容；有相同的制度观念基础——市民社会制度观念，民商法都符合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都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在调整手段和调整方法上也有明显的相同之处。民法的公平与商法的效益在目的追求上有相互交融的一面，并且有较强的趋同性。现代社会公平的满足也应是建立在对效益的追求和效益实现的基础上的公平；而效益的实现也越来越有赖于公平原则的制约。也就是说当商法所追求的效益有违于公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公平原则就会主动站出来对效益原则进行干预和矫正。典型的如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就是公平干预效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2）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市场经济必须有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以承认和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条件。现代社会的商人和一般社会主体之间已没有实质性区别，已不存在严格的商人阶层，传统商法的调整内容事实上已适用于普通的社会主体。人的普遍商化，使传统商法上的商人及其阶层，已很难与民法上的法人及自然人相区别，作为自然人的商人和作为法人的商人也难与其他人相别。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逐步融合。随着经济社会化与专业化自发展，商业职能已从交换过程向生产领域深入，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趋势，导致了立法上民事法律行为与商事行为难以区分，民法关于商品经营的一般准则，完全可以适用于商事行为。（3）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发达为条件，商法是在高度发达的民法因其自身条件的限制无力对现行社会经济关系作出全面调整时而产生的一个法律部门。目前我国的情况是，民法无论就其法典化还是就其理论研究本身尚有待完善和深化，民法的一些基本观念如公平、诚实信用等也有待于进一步弘扬。在民法制度和理论本身尚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来实行严格的民商分离，不但不利于民法制度的完善和私权观念的确立，而且只会延缓我国民事立法的进程。（4）我国有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和深厚的群众思想意识基础。清朝末年，曾于光绪29年（1908年）颁布过一个所谓的《大清商律》，但其内容仅有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内容异常简单且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其后虽于宣统2年（1911年）拟就了内容教为完备的大清商律草案，但未经实行清朝即告覆亡。民国3年（1914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曾将大清商律草案略加修订后予以颁布，但由于其后长期的军阀混战使这一法律并未得到认真实行。民国18年（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法院在进行法律改制，特别是在编纂民法典时，曾在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上发生过争论，后法典起草者提出民商合一的提案，并论证了实行民商统一的立法理由。解放后我国立法主要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而前苏联在民商立法的关系上亦是采用的民商合一的模式。直至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也没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民商合一主义的合理性在我国不但经历了历史的检验，而且其实施也有较为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对于民商合一在立法上应采取何种模式，世界各国又红又专有不同做法：一是在民法典中直接包含商事法规，该模式属于传统模式；二是在民法典外另订商事单行法以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该模式属于现代模式。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坚决维护民法与商法在私法本质上的统一，反对以两法分立为特征的民商分立。但是，前者偏重要求将商法内容全部纳人民法典，既固守实质合一，又坚持形式合一，其缺点是会造成理论的僵化和封闭。而后者可以做到将民法典与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商事单行法有机结合，既坚持民商法的实质合一，又能适应商法变动性要求，具有开放性。这也是目前各国采取的主要模式之一，对我国具有较大借鉴意义。[21]坚持民两合一的精神实质，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无疑应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

尤其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主张民商合一并不是说要将商法完全融入民法之中。而是以承认民法和商法之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异性为条件的，即承认商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相对独立地位，民商合一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商事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商法作为调整商人及其商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平等的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和保险法等均属于传统商法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法律体系中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谓独立，就是说商法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有自己丰富的调整内容和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些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与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之间有质的区别。所谓其相对性，是指商法不能完全脱离民法而存在，商法内容必须受民法原则的制约。在法律体系中，商法与民法一道共同构成了民商法律的完整体系，即民商法律系统。在具体立法上应是在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之外通过另外制定若干商事单行法规的方式完成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和原则性，又能保证商事法规的相对灵活性和具体性，从而使民商立法体系达到稳定与灵活、原则与具体的统一。在法律的适用上，商法应以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商法适用是对民法原则一般适用的有效延伸。另一个方面，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依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凡有关商事的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的特别规定。只有在商法未予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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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引书馆1981.14.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2

 

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为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是指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量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民法这种既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民法本质上是反映商品经济一般条件的法律形式，它调整着商品经济中几乎全部财产所有，财产流转和人身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首要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彼此承认交换的对方是平等和独立的所有者。同时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承认每一个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私有者，允许他们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开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这种作用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他们在形式上完全平等。这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所要求的形式平等，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充分显露的社会里，国家为维护统治阶段和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需要用法的形式予以保障，这种形式就是民法。从民法的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来看，它们都是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首先，参加交涉的商品必须为交换人所有，即交换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交换物的所有者，而且，交换者参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方的商品归自己所有，这就要求在法律上确立所有权制度。其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由他们作为商品的监护人，相互平等地发生关系。因此，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民法，首要的是确立商品生产，经营者或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建立权利主体制度。在民法上，能够享受平等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与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的范围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商品生产须以不同的社会分为条件。只有不同的具体劳动所形成的不同使用价值，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并进行交换，商品交换的这一特征，反映到民法上，形成合同制度。第四，民法上的责任制度，即保护权利的方法，又表现为用平等方法来保障商品生产者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上可见，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无一不是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贯彻平等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民法在本质上是反映商品经济一般条件的法律形式，它调整着商品经济中几乎全部财产所有，财产流转和人身关系。

 

民法对商品关系以外的财产，人身关系的调整也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1)在奴隶制时代的罗马，只有家长是完全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主体，可以自由平等地参加商品流转关系。但是，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的，却不是家长，而是家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的家庭。因此，要维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还必须规定家庭成员和奴隶的地位，规定他们相互之间及其与家长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罗马私法上的婚姻家庭制度。其中的道理，正如资本主义民法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规定了作为商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公司的内部关系一样。罗马法上最初的继承制度，则是为了保障家长人格的继承，以后才发展为财产的继承，而与所有权相联系。近代资产阶级在继承罗马法上反映商品经济一般要求的私法制度时，仿效罗马法，从而将婚姻家庭法规范包括在了民法中。(2)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形成以后，就不仅限于保护作为商品交换的前提和结果的财产所有，而且还用于保护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在民法形成以前或民法不发达的社会，财产关系主要用刑法和道德规范调整的，而在民法发达的社会，这种关系则主要由民法调整。(3)民法是为着调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所体现在平等原则也正是商品关系所要求的。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平等原则不仅首先渗透到整个经济生活领域，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要表现为政治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里，赠与，使用和无偿消费借贷以及有关独立主体人格的关系，必然是一种平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往往具有价值因素。例如，赠与，使用和无偿消费借贷合同的标的，有时需要折合为金钱价值，以便接受国家的监督和作为偿还或赔偿时的参考;侵犯人格权，往往也可准予以金钱赔偿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使用和无偿借贷关系，则无须诉诸于法律来调整。

 

由此可见，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以外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是由社会的商品经济条件决定的。只有产生了商品经济关系，才会有民法，人们才会去研究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才会得到完善，立法机关才会制定出更完善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商品经济越发达，越复杂，对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就越发展，越完善，越重要，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对商品经济活动的立法推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商品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化，法律规定就会显得明显滞后，而立法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作支持，商品经济活动的这种发展趋势必然带动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总之，无论从各国立法的历史沿革，还是从各国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民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越是活跃，民法的作用越是突出，商品经济关系本身必然包括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人与物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等权利关系，以及商品经济行为中当事人彼此要各自承担的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的范围，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不能没有民法。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必须赖以存在的，民法对其调整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所以说，民法是调整商品交换的最一般的行为规范。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3

市场经济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比较杂乱，在它未确定之前有很多的代名词，而且市场经济一直不被人们接受，认为它是好的对立面。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它就叫做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的性质特征，这使得我们无法全面的构建民商法的理论体系，使其拥有活力，更无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原动力。

一、民商法的品格的多元性、平等性以及交换性

因为社会的分配、需求、发展水平、分工等不同使得社会的经营方式多样化、社会市场经济性质多样化。这也就必然使得民商法具有多元性。多元的行为和主体，多元的责任和权利。

多元主体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司、不同的生产开发商、不同的市场营销、不同的消费支出等。多元行为是指多元的主体所进行的实际行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形式。多元的权利是指市场经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更改和设立不同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条约，已经不再受限制于强行的法律法规。多元的责任是指通过对多种的民事纠纷运用不同的民事、行政、形式责任进行仲裁，而不是单一的依据刑事判定。也可以对纠纷予以私下调解、和解等。由此可以看出民商法规定下的法律准则是多种多样的、主体有不同的权利义务、不同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

民商法规定下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因为我们可以在市场上通过商品的交换来满足主体需求，交换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股票基金、知识专利、个人财产等等，只要和利益有关的都能进行交换，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交换的内容、范围也会无限的扩大，速度也会更加的快捷。

市场交换需要民商法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服务。商品交换需要的市场主体、前提条件和基础、交换的途经都要接受经济制度的服务。可以说，民商法就是专门为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交换提供法律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商法是有利于市场商品交换的，能使其顺利、安全的进行，换句话说，只要是有害于市场商品交换的都是不合法行为，法律可以对这些不利因素进行法律惩罚，这些因素都是民商法所不能具有的。当然，有的交换本身就是对民商法的破坏，我们完全有理由终止这类交换。所以我们应该对民商经济下的市场交换作出明确的限制，但是这不影响民商法所具有的交换性这一品格。

市场中的交换应该是平等的，当你进行交换的时候，不论你的社会地位怎样，经济条件怎样，交换的对象都是平等的、交换的物品都是平等的、交换的心态也是平等的，只有这样才能助长市场经济。这种平等性在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只不过当今的商品交换有了民商法的保障，这使商品交换的安全性得到了保证。

这种商品交换性质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平等性，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商品交换的平等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必然产物，商品交换的平等性具体表现在:进行商品交换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是平等的;商品交换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参与商品交换的机会是平等的;不遵守法律法规后的惩罚也是平等的。平等性是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特性之一，是民商法的价值意义所在，也是会永远存在的价值体系。

二、民商法的品格的信用与自主性

在商品交换的平等性下，才能保证市场的资源能够顺利、合理、公平的交换和调节。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参加者作为交换的主体，可以自主的对交换有一系列要求和安排，比如对交换的场所和交换的方式、约定的自由协调安排。

和平等性一样，自主性也是民商法的另一个基本性质，也是民商法的突出价值所在。革命先驱马克思说过:商品交换，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会要求交换的对象拥有足够大的自主性，只有当双方都有平等的、自由的交易权利时才能价值最大化。自由贯穿了整个民商法，如行动自由、生活自由、学习自由、喜好自由、恋爱自由、工作自由，最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意识自由，这种自由的品格是整个民商法存在的灵魂、作用的内驱原动力、市场经济的根本，这也是最著名的民商法基本原则之一。基于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在当下蓬勃发展。不仅仅是在民商法中有自由精神，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自主性也是无处不在，所以在我们发展、完善民商法的同时应该把自主性发扬光大。

商品交换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的，即使是面对面的交换，如果一方不被人相信，那么交换也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当下的市场经济形式比较复杂，挂羊头卖狗肉的人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依赖于频繁的商品交换。信任是交换的基本前提，试想，如果不能立即支付商品的交易价值而试图想通过协商延长支付期限，这就必然需要对方的信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下的经济体制中，创业投资需要信任、买车买房办贷款需要信任、为人处事交朋友需要信任，总之，人存于社会中离不开信任。这是为人之根本、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信任这个概念的国家是古罗马，指出:诚实待人，不损人利己危害他人，能者多得按劳分配。此后，纵观各国民商法无不体现信任这一性质。

三、民商法的品格的利益性、知识性以及开放性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追求利益这是人之本性，如果在商品交换中双方无利可图，那么商品的生产又怎样维持，交换又怎样进行。商人本来就是追求利益的主体，他们的行为、意识都会受到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商人逐利，在对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使得市场经济生机勃勃，这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动力。

商品交换必然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又是通过货币的数量来体现的，衡量利益的大小就是看货币的多少，贫富差距也是以货币为准则。自然经济主导的社会评价一个人是否是有钱人是看有多少土地，现在的社会经济下观念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把地主这一概念变成资本家，一切交换还是以货币交换为前提条件。当货币膨胀后，股票、证券又替代了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的前提。很难想象，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又是以什么进行等价交换。

价值体现具有多样性，除了等价交换的商品外还有很多无形的。我们常听到精神损失费这个词，这是当人权受到侵犯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时，要求以一定的物质、金钱来赔偿损失。同时还体现于个人的知识，如当下所存在的名家书画，一字千金。随着市场经济主体所维护的对象增加、价值表现主体增加，使得民商法更具有利益性的品格。

商品交换获取利益，市场主体往往会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获得利益最大化。这就依赖于当今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商鞅变法、百日维新等等无不是为了通过变法促进科技的进步，从而提高市场经济水平。可见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知识、离不开创新。同时，我们还要依靠特定的社会主体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才能促进国家富裕、民族富强，先进科学技术的产生离不开先进的教育。可以认为，当下的市场经济就是技术经济、生产经济、教育经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知识越来越看重，应当说知识经济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地位。

与此相对应的民商法中也就形成了产权法。在最早出现民商法的罗马法典中虽然没有对此作出具体阐述，但是却已经有了可以区别的概念，对知识产权规定了相应的货币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商法中的产权法也已经发展成形并成为了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商品交换受利益的影响，所以会把交换的条件和范围扩大，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开放的重要品格。商品交换条件下，部分农村劳作者成为了最初的城市居民，进而部分转化为了最初的社会资产阶级，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资产阶级活动场所不断增加，市场不断被开拓，也出现更多的新兴产业，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经济。为了谋取利益，资产阶级四处游走，开辟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交换，这使得所有的交换都具有世界性。汽车、飞机、火车、船舶等等一系列新时代产物拉近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也同样席卷了更多的之前不为认知的区域，各国各领域精神文化交融，更快的推动了社会发展、商品交换、技术革新。

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必需要有适合于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这也就是民商法。它具有国际、文明的品格，适合于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交换。万民法作为古罗马最早的法典，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已知的产生最早的法典，其中的市民法我们认为就是当今市场经济下的民商法，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品格特征。就我国目前的民商法来看，其实它并不完整，因为它不能完全的表现市场经济开放性这一重要品格，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完善民商法。

四、民商法的品格之竞争性与法制性

有利益的地方肯定就会存在竞争，这种利益性也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有市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竞争是维持商业发展、经济活跃的基础。当下的市场主体都不是一家独大，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竞争的存在。在竞争的时候也会有利益矛盾的产生，要确保市场的稳定发展，我们需要一定的法律来解决矛盾、保障经济和平发展。于是，相应的法律也就应运而生了。具体的说是把每天的商品交换这一行为囊括进一种特定的规则之内，使得商品交换符合这个规则，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最后演变为法律。随着商品交换的范围增大、利益增大，我们需要更为严谨的规则来约束，从而保障交换的稳定、有序。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的这些名言指明了商品经济关系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相应的法权表现: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即所有者,这种法权要求就是确认权利主体制度;二是商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这种法权要求是确认所有权制度;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商品才能交换,这在法权上要求建立契约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上三个基本要求的法权表现逐步发展演变作为现代民法的三大制度———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市场经济是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不同的是,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交易的安全系数。为了适应市场的这些基本需要,民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主体制度方面,法人的出现和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公司应运而生。1897年《法国商法典》首次确认了这些经济实体的法律地位,赋予他们以法律上的人格。以后,法人制度为各国立法所确认。在物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条件下是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主张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享有的、绝对的、全面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财产资源,出现所有权与其他各项权能相分离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调整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关系的物权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在债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经济强调交易双方当事人意志自由,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障经济秩序和体现社会公平,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和维护社会公益的交易原则,使债权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在人类社会由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法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民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产生极为重要和广泛的影响,成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首先,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别劳动对社会劳动的从属,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从,表现为个人直接隶属于他人或从属于某种社会组织。社会的资源配置,只能表现为不同身份中的不同配置;人或组织对资源的享有,只能表现为对特定身份的拥有。社会调整的措施是确认人的不同身份并维护这种身份关系。在市场条件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涵义中不但包含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前提,而且意味着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和结果,人类社会“由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开始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基本上依靠权力的运作完成,而权力是掌握在有权人手中的,因此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人治。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它需要的是大经济观念而不是与手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长制”观念。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规范有序的制度而非小生产条件下的家长的个人权威,要求通过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为自身开辟发展的道路,反映经济关系的法原则必然体现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使整个经济秩序进入有序的法律状态。因此,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是凭统治者主观好恶所决定的。再次,市场经济带来人们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许多变化。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

府是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均由政府计划支配,一切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和调配。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义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关系是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求尊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所要建立的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民法作为这种变化的媒体或中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逐渐被其他法律所接受和吸收,使民法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民事权利不受侵犯,诚实信用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等。这些最初形成于古代罗马法中的民法原则,并未因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无论古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本质上都是用民法准则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8页）也就是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将市场共同准则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从而减少经济运行中所有权、经营权行使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环节,把随机变动,杂乱无章的市场活动秩序纳入规范模式。民法的作用在于以平等自由、等价有偿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为前提条件,以确认和界定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交换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保障民事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正是基于民法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是指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既不因所有制形式不同,也不因权力大小和财产多少的区别而形成不平等的地位,每个主体都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民法的这种平等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平等。而民法的平等原则,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调整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民法的公平原则主要是指等价和平等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夺和不平等交易,反对垄断。公平是一种主观评价,但判据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民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念,即形式上的公平。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的是劳动人民和多数人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公平原则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得以实施的物质条件。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法的公平原则不仅是民事关系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而且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民事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是指任何人的合法财产和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民法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权利主体本位的思想,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职能。因此,民法的这一原则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时要讲信用,只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化,要求每个人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利益、意志、情趣和生活方式等,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总之,民法原则的社会化趋势,其意义在于使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影响民法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的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使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部独立的民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王朝,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自1907年至1911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法典《大清民律草案》,但尚未公布,封建王朝即灭亡。民国建立后,于1931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而这个照搬大陆法系民法大典订立的新民法尤如立于沙滩上的大厦,终以倾覆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民事审判实践积累的经验,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进入新时期后,加快了民事立法步伐,一批单行民事法律陆续制定,特别是《民法通则》的制定,为解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公民和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中遇到的大量共性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大环境始终制约着民法的发展。从民法在我国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48页）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道德传统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使得民法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不少冲突,如果不解决好这些冲突和难点,就不可能在中国确立和发挥民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法发展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生产和分配全凭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层次受到极大限制,生产和经营的单位必须为国家的统一计划服务,如同一部大机器上的零件,不存在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为确保不同利益主体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主体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的是一种纵向的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处在一种纵向的条条关系之中。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横向经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的债权制度自然难以确立和充分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必须服从于制定计划的部门,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发生联系,自主经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它理所当然受到民法的调整与保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些弊端,决定了民法无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充分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其次是公法的侵位削弱了民法的基础地位。公法与私法的概念最早源于罗马法。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主要涉及国家的利益,调整国家与私人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法律手段,因此公法表现的是一种纵向法律关系。在公法中,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广义的公法包括刑法和各种行政法律法规,狭义的公法特指经济行政法。私法,顾名思义是指调整私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从罗马法至今,私法发展为调整一切平等主体之间经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民商法。私法的共同特点是:私权不可侵犯,私人自治和契约自由。综上,公法与私法虽都属于国家法律,但两种法律手段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调整的对象不同,公法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私法调整横向法律关系,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法律程序以及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由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都从未有过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的划分,因此,要评价二者的不同

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只能借助西方国家的做法。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保障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而制定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即公法;另一部分是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而提供的基本规则,即民商法。法国制定许多经济行政法是基于市场经济需要,因为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的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干预是为了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法国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的身份;赋予参加者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需的基本权利;提供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把商品生产者与交换者的基本要求按照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为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破产等各项具体制度。民商法所提供的这些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中国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建设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法为核心的社会法律体系,但是鉴于民商法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法制传统的状况,正确调整好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发挥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政府行为调整本来属于民商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民商法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解决企业间债务关系以及调整企业破产关系等方面尤为突出。这种公法侵位现象如不改变,必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国家权力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行政干预介入民法领域使得行政单位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它是市场主体还是经济管理者的身份难以界定,客观上导致官民不分,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有可能加大经济活动中的人治倾向,使正在形成的法治经济趋势发生逆转。造成公法侵位现象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长期以来总是以无所不能的、控制一切经济生产活动的政治角色出现,加之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很容易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惯性不可能突然停止。二是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不完善,民商法没有在市场法律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民商立法速度慢,机制陈旧落后,调整的社会关系范畴较窄,层次不深。归根到底,要确立民法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机制,并通过这种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典。民商法是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民法所强调的权利本位思想,与封建专制社会中法律主要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镇压人民和维护自己专制统治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职责。因此,权利本位的思想,应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民商立法的地位不是一般的立法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市场经济主要需要什么法律,以及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要不要从部门经济行政法向民商立法转变的问题。确立民商立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体制所决定的。民法一开始就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进而又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民法在商品生产社会的基础始终没有变。民法所以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与民法机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紧密相关的。民商立法在规范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中不可离开,从体现地位平等、权利本位、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来看,它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关系复杂,而我国现行民法体系和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体系不够科学。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经济大发展,经济体制大变化,对外开放度大提高,推进了民商立法的发展。新时期初,民事法律主要以各种条例形式制定公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较窄,专业性和时间性较强,不具备普遍运用和稳定性的特征。1986年颁布了《民法通则》,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许多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后,《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担保法》、《合同法》等陆续制定,民事立法向成熟的过程转变。在改革进行到某一阶段,为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而制定大量民事法律法规,固然十分必要,但忽视了民法体系的科学性,使得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总体数量不少、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之间交叉、重复和矛盾的现象致使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不能普遍适用,破坏了民法体系的完整性,影响了民法调整社会商品经济关系的整体功能。二是法律的内容不够完善。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吸取了国外民事立法的经验,顺应了各国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规定了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尊重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无过失责任等,体现了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法律观念,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一个比较先进的法律。但是,毕竟那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反映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特点,一些适应市场经济的民法制度没有充分包括进来,民事法律规范在条文的设立和表述方面,过于原则、简单和笼统。作为现代民法典范的《法国民法典》有2281条,《德国民法典》2385条,而我国《民法通则》只有156条,一些重要的民法内容没有得到确认,民事立法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三是民法与经济行政法界定不清楚明确。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一方面过份依赖行政法对经济的调节,一方面民商法还没有在市场法律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经济行政法主要通过制定行政法律法规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调节经济关系,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由于民商立法速度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权力介入民商法领域,影响着市场经济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长此以往,契约关系得不到社会普遍尊重,又影响着通过市场完成对资源的配置。因此,正确界定民法与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确立民法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手段,以行政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辅助手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综上所述,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完善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由之路。首先,制定民法典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需要。制定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备,逻辑严密的民法典,既便于民事法律当事人寻找法律,又有利于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既便于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又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实现。一部统一而系统的民法典,可使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在法律的可接受上处于平等地位,民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涉及民事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制定民法典不仅有利于保证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而且有利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有利于当事人依法进行经济活动。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5

关键词：民商法；法制体系；法律制度；市场经济

可以说民商法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一个先驱条件，而民商法在我国市场经济主体间流转过程中势必要起到规范性的作用，规范交易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是经济市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法律条款逐步改善，不失过去条款中经典的部分，也要汲取国际上先进的思想，二者结合不断创新，从而来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发展和研究，也是提高我国法律建设的重要手段。

1 民商法学基本概念

1.1 什么是民商法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基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注重交易过程中存在保障性的安全，商法注重交易过程中的迭代效率。民法主要包括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商法，包括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在内的，主要涵盖公司法、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等范畴。

1.2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都属于私法范畴，二者密切关联，共同为调整商品经济而存在。在应用商法的一切准则中也保持着与民法相辅相成的关系。民法与商法差异性的比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首先，在社会经济下所服务的主体范畴不同，其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产生了商法规范，商法是必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为依附关系，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程度提高对商法的要求也在提高。民法是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演变出来的，关于与日常生活过程中社会个体间交易安全性，在生活过程中不断提升的需求逐步产生出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民法产生的必然因素，在商品经济的不断完善发展而适应。随着商业演变现代商法除了最初维护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外，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商I组织和商事活动法律规范，在未来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下，为把市场主体和保障交易安全，民商法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其次，在商品经济环境下的价值体现不同，也就是价值方向上的差异性。商法专注的价值目标更直接，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幅度倍数增加为方向，追求最大化，显著的功利性质，经济学领域更突显，商法更多的事服务于从事商业运营的商人主体，商人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以营利为导向的目的决心，商法保障的是安全性和执行效率，因此注定目标的专注。民法呢，侧重与精神层面，服务主体自身独立特性和受遵守程度更明显，相比商法来说道德性是他的特性，伦理色彩浓厚，民法更专注交易过程中的公平行为，以及个体财产在交易已转后的归属关系，强烈的人格独立性和个体权益更受关注，是以严肃性为本的私法。

再者，服务个体对象的差异性。商法关注的是个体间的商业关系，民法则关心民事关系。商事关注与利益最大化，因而以营业活动为根本出发点，在营业活动过程中的社会化关系，这些主体都具备经营性单位这样的抽象概念，呈现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等价有偿行为基本要求。商事同时又是对社会关系定的具体存在的生产经营的概括，它的具体特性和深层次特性非常明显，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本质。民事关注个体间的平等关系，社会关系的总体，在从事各项民事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范围，除了具备同商事的有偿社会关系之外，还包括了财产关系、人事关系、等价有偿等经济关系。不同国家的民法在社会关系中反应的法律基本属性是相同的，其中对财产关系的关注更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他与不同社会条件中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不会存在特有内容。

1.3 民商法的功能与作用

民商法的本质是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它是以主体平等为本源的基础上，民商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物，关注于服务主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行为保护，应用法律工具对国家人民经济利益进行安全性的保障，进而规范性这些经济交易的过程，坚守以整体社会的经济利益为重要核心，同时协助行政法和民事法，解决他们无法涉及到的社会经济问题。是管理国家经济的法律，为使国家经济平稳运行、安全保障、主体公平的发展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2 民商法学的发展现状

2.1 民商法学的发展历程

在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势必需要一种规范化来权衡和保障运行，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个体间的交易量增加，急需一种制度来保护交易个体和交易本身的安全，民商法的不健全已经成为瓶颈效应，只有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发展才能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利益本身，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行为准则。我国民商法学不断发展人大法学院功不可没，在人大法学院的带领下不断进步和完善，是发展市场经济和稳定国民安居乐业至关重要的保障，只有在健全的民商法学的前提下才能稳步向前发展。先后创建了民法学专业，和商法学专业，为社会提供大量人才，为完善民商法这块的空缺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源输入。

2.2 民商法学之间的发展关系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6

[关键词]　WTO　民商法　改革

（一）WTO对我国民商法挑战

1.WTO基本精神对中国民商法理念的挑战。实行市场经济，是WTO成员国的基础性条件。WTO的宗旨在于通过制定国际多边规则，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行为，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用市场来配置各国资源，以达到运用世界资源的最优化，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自由化，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的WTO始终将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贯彻在其众多的规则、原则中[1]，如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国际大市场寻找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理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恰是与现代民商法理念相吻合的。现代民商法理念是对现代民法一种理性基础最根本和最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既是现代的，又是对传统的扬弃和发展，或者说是根植于传统民商法文化的民法理念在现代文明下的积淀与合理整合，具体说来，就是自由与正义、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但由于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的民商法理念缺乏适于生长的社会土壤，导致现代民商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严重缺失。如何培育、传播进步的民商法理念，对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WTO的基本精神保持同向性，已成为当代民商法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巨大问题。

2.WTO对中国民商法制度的挑战。WTO旨在努力促使资源跨越国家和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流动，建立起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销售和分配，从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因而WTO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WTO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为其成员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满足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加入WTO后，必将履行相应的承诺，整理、修改现行法律制度，采用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保持立法与WTO规则的和谐统一。民商法作为私法，是配置市场资源、调整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在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主体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民商法律制度。然而，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民商法规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民商法规范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民商法立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法律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空白点甚多；立法内容落后于社会实践；一些民法规范缺少其他部门法的配套支持而无法实施[2].因此，直面WTO对我国民商法的挑战，检视有关民商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游戏规则”，加强民商立法的数量与质量，是当前我国民商法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

尽管WTO与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但这种龃龉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是传统法制观念与现代法制文明相碰撞所导致的畸形变异。通过进一步研析，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WTO与民商法同样属于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产物，两者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WTO所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亦是民商法特别是现代民商法制度所追求的理念[3].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抓住“入世”带来的良好机遇，借助WTO的外力助推，实现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入世”后，从表面上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方面，其实，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的所有领域。在WTO诸多法律文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附件一”中的《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协定）及其附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大大拓宽了原GATT体制下的国际法律合作的广度。而更为重要的是，WTO法作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法律，充分发挥其在国际民商事务领域中的独有作用，有助于推动成员国国内民商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入世”后，我国应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协调国内民商法与WTO相关规则的不一致，切实履行我们的承诺，以确保并真正实现“入世”所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彻底修改国内民商法，保持与WTO法的完全一致；还是另辟蹊径，实行渐变的“改良”，整理并逐步修改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这是涉及到迎接WTO挑战、改革我国民商法指导思想的大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商法律法规，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系列单行法并存，诸多法规与司法解释互为补充的立法格局。但总体来说，我国民商法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先天不足，与WTO所确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众多不一致的情形，迫切需要适当的修改，以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首先，民商基本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原则化，“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使得许多财产关系无法可依，同时也造成了法律解释的

过度膨胀。其次，由于立法者特有的守成性格，不大重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甚至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致使相当部分的民商法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立法的标准和示范，加上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许多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程序混乱、技术粗糙，导致某些领域的法规、规章杂乱无章，互相重叠、互相冲突，造成法规、规章内容频繁变动，朝令夕改。这不仅给外商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便和干扰，而且也使国内企业无所适从。”[4]为此，我们应在认真研究WTO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更新立法观念，清理、整合现有民商法律体系，适时废、改、立，强化统一立法，保证立法的开放性及适度的前瞻性。 在将WTO基本规则内国化、加强国内民商法与WTO法趋同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强化防范意识，注意巧妙运用WTO法，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的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我国民商法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WTO规则体系，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其所推动的国际贸易体制很难顾及各方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牺牲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使得WTO现有规则体系很难达到实质公平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改革民商法律制度时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与国际规则保持高度一致，毕其功于一役；不应简单照搬WTO规则，而应以其原则为基本参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WTO进行创造性移植，同时充分利用WTO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待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我国民商法中没有规定而在WTO法中有规定且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应适时吸收并加以规制；对于国内民商法的某些规定于我国不利而WTO法的相关规定符合现代民商法立法趋势的，我们应尽快加以修改；而对于与我国民商法相冲突的且可能是不公正的WTO的原则、规则及制度，我们不必匆忙地加以修改，而是争取机会改变这类不合理的规范。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1.健全市场主体制度。“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化首先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待遇的平等化。这种平等化是WTO的非歧视性原则的要求。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突出地体现了对待不同市场主体所需要的平等精神”[5]，所以WTO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是：不分内国与外国、个人与企业，所有市场主体均享有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都实行一体化的保护。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调整、规范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内容，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是民商法最本质的特征。而我国现行市场主体制度还保留了部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成分，身份上不平等，内容上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不断健全市场主体制度。一方面，改变对内国与外国企业分别立法、区别对待的做法。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应给予内外资企业以同等待遇，废除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同时摈弃现行的对外资企业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破除对待市场主体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民商法制度中存在着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这种企业立法形式的，传统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我们应参照WTO规则和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按组织形式进行分类来分别立法，而不依出资人身份的不同即所有制形式、经济性质的不同而区别立法，以真正体现市场主体的平等，与国际接轨。

2.建立现代化的物权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商法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对物权法律规范的欠缺。过去我国一直怠于对产权归属及私权保护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这一做法势必影响中国市场主体在WTO规则体系下的国际竞争。“只有健全物权制度，中国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才能巩固与发展。”[6]在逐步完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和确立农村土地经营的合法地位。只有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赋予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并同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地解决国企困境。而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村的小康和现代化，必须通过物权法律制度来确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切实保障土地经营者的权益。“入世”后我国将逐步开放相应的农产品市场，以满足WTO相关协议的要求。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技术而言，物权制度对土地权益的保护的缺乏问题更显突出，它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农业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7]

3.完善债权法律制度。债法规范财产交易规则，保障交易安全，并提供财产和人身权益保护的救济措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合同法与侵权法。合同法律制度是规制交易关系的基本法，是与国际经贸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交易制度、规则，吸取了两大法系的合同立法的先进成果，是一部颇具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特质的合同法。我国“入世”后，应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进一步接轨。新合同法尽管处处表现出意思自治、平等自由、诚实信用，但仍有部分条款还带有计划的痕迹，主要反映在无效合同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对合同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上，这与WTO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我国已核准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合同自由原则是相悖的；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渐放开，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也是合同法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法中只承认直接和外贸中的间接；在委托合同的规定中，虽吸收借鉴了英美法上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但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对国际经济交往中大量涌现的旅游、医疗、咨询、出版、雇佣、演出等合同缺乏专门的合同类型的规范，而这些合同类型皆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

热点。另外，侵权责任理念和制度在国际上已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而我国国内法却很少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如“即发侵权接济制度”、“专家责任制度”等均是WTO所要求和确定的制度，这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4.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自1991年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来，知识产权已正式被纳入WTO规则调整的范围，而且其地位亦日渐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进一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重要问题。TRIPS从版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未经披露的（商业秘密）等7个方面规定了其成员保护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要求。我国虽已建立了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权法、软件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与WTO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比仍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显得过宽过泛，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著作权法第35、37、40条规定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使用他人已发作品的“自愿”法定许可制度，以及第43条规定的广播组织非营业性播放录音制品“法定免费使用”制度等已超出了TRIPS的范围，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在打击盗版方面亦存在极大的不足；与TRIPS相比我国商标法未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同时对商标权确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不符合TRIPS规定和国际惯例；在专利法中，我们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对有关商业秘密的规范也不够周全；对知识产权地滥用缺少必要的、完善的事前限制与事后接济措施，以至于更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知识产权法的实施，也就是如何确保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这是我国履行加入WTO相关承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3][5][7]陈小君。挑战与回应———WTO与中国民商法[J].法商研究，2002，（2）。

[2]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8-300。

[4]张文显。WTO与中国法律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6]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J].中国法学，2001，（1）。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7

    商法的本质，首先表现在他是“商”法，即它是规范营利性主体营利性行为的法律。“所谓营利性，即企业以追求经济收益的增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营利性的价值追求是商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是商法的基本精神所在。“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1商法的这一本质，我们可以从商法产生的必然性、调整对象、调整原则及调整方式中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从商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他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不同法系国家的表现形式于具体内容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它的相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一一各国的商法调整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即今天我们说的商事关系。商法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代商事法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应运而生。简单的商品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交易范围上看，原先与简单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民法已经不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了，尽管，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 “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而营利主体要营利，就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安全、公平的属性，而商法的产生也就成为了必然，于是，适应这样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一一商法便应运而生。

    其次，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营利性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了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 “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 “为卖而买”。商法集中体现了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一是我国商法指调整营利性的主体，在现代商法中，这样的主体包括商主体、商法人和商合伙。而对于非营利性的主体，如民事主体，商法不作调整，即使是对非营利性主体偶尔从事的营利性行为，商法也不作调整。二是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性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性行为由其他的法律，例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来调整。在市场经济主体参与下，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因此，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

    再次，既然是对于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进行规范，那么，就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必须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规范。商人从事商事交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追求营利的最大化。商法首先要保障营利的实现，从而才能创造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而经济效益的好坏、营利的多少取得与交易的简便和迅捷，所以，商事原则如公示主义、形式主义、短期时效主义、交易定型化等原则，也体现了简便和迅捷的要求。这反映在商事制度上，例如，在商事上，通过不署名的方式避免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简化了交易程序；在时效制度通过短期时效和交易形式的定型化；权利的证券化制度等等。

    最后，商法是靠营利调节机制进行规范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的。这也就是王宝树老师所说的：“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是表现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2商法作为关于营利性主体从事营利性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其内容或是与营利性主体的组织有关，或是与主体从事的各种经营行为有关，他都允许商人作为商主体自由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合同、票据、股票、债券、保险等手段达到营利的目的，从而体现所以，“商事法的营利调节机制并不是保证每个商事主体都获利，而只向所有依法经营的商事主体提供公平获利并将其合理的分派与投资者的一般性条件。”1

    二、商法的本质一一商法之所谓“法”

    商法视营利性为自己的宗旨，其法律效力侧重于经济效益。但是要营利就要遵循其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通过规范以现代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及其营利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要保障交易的平等、自由效率、安全与秩序，这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前提。这就体现了商法之所以为 “法”的存在价值，就是说，商法的本质还体现在 “法”这一点上，即商法是：为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

    “秩序，它意味着某种协调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他使得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而又不必认同他们各自追求的个别目的。它是守卫社会的卫士和社会动荡的减震器，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协调发展的基础。”2而作为秩序最经常表现形式的法律成为连接秩序和自由之间的桥梁，法律规制了人们的自由，同时也赋予了人们应有的自由。商品经济的开放性，商人追求营利的最大化，要求建构自由的经济秩序，一方面要求商人能够自由的选择交易对象、交易方式、交易内容、交易时间，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在商法的庇护之下，最大的限度地保障市场交易中自由自在。而另一方面，自由的追求利益也是被规制在有限的自由内的，事实上也是为创造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努力，即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的实现一一这两者的结合在商法里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对于商法保证商事主体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我已经在上述的商法之所谓“商”一节说明，不再赘言。在此，我重点讨论一下商法的秩序保护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有关商法的自由秩序的一些观念：其一，即为这种秩序不是人为建立的，社会的这种秩序是自发存在的，人们只是通过商法对生活中的营利性主体及其营利行为进行调整，从而建构符合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秩序；其二，这种秩序不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相反，就商法而言，他恰恰是为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服务，根植于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由商品经济的本身的开放自由属性所决定的，所以，它是一种自由的秩序。

    其次，我们来看商法是怎样来体现其为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这一本质的。

    第一，我们从商法的特点来看。商法是组织法与行为法相结合的法律。组织法如公司法的规定、证券法、海商法、保险法的部分规定，它主要是实行严格主义，其规定原则上是属于强行法规范。例如，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条件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予以变更。这些组织法正是通过对市场主体及其形式、种类做出选择，对市场主体的活动内容和程序加以设计，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对营利主体的营利行为的安全加以保证。

    第二，从商法的多种商事法律制度来看。商业的营利行为，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安全性，商人讲究交易的简便与迅捷，更加看重的是交易的安全，如果离开了交易的安全，利益的目的也无法实现。自由秩序的建构，正是为商事主体的交易提供安全保障。因此，保证交易的安全、顺利、可靠进行，商法规定了许多商事法律制度。 （1）交易的公示主义。体现在公司登记的公示，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的公布，船舶登记的公告等等。（2）交易的要式主义。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股票、债券应记载事项的规定，票据法关于汇票、本票和支票应记载事项的规定，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海商法关于提单、定期租赁合同、光船租赁合同、海上拖船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等等。（3）交易外观主义。如各国商法上规定的不实登记的责任，字号借用的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代表董事、自称股东和类似股东者的责任、拟似发起人、票据的文义性与要式性、背书连续的证明力等规定。（4）严格责任主义。如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发起人的严格责任规定，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造成他人损害的，与公司一起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等。以上的这些法律制度都减少和消除了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

    三、结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商法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商法以营利性主体营利性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靠其特有的营利调节机制规范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并且，采用组织法与行为法相结合的方式和多种商事法律制度，建构保证商事主体最大限度的追求利益的自由秩序。综上所述，商法的本质是规范营利性主体营利性行为，为其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

    参考文献：

    1.《中国商事法》王宝树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p.2。

    2.《中国商事法》王宝树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p.22。

    1.《中国商事法》王宝树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p.13，转引自《商事法论集》第2卷 商人精神与商法“p.35。

    2.《商法研究》第三辑，徐学鹿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29。

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篇8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Abstracts: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economicrelations"referstoalleconomicentitiestoachieveacertainobjectiveofeconomicproduction,exchange,distributionandconsumptionactivitiesintheformofmutualrelations.Usuallyreferstothelegalsystembyacountry’sclassificationofallexistinglegalnormsfordifferentcombinationsofthelegaldepartment(orlawdepartment)andlinksrelatedtotheformationofaunifiedwhole.Lawreferstotheadjustmentofthemaincommercialtransactionsintheconductofitsbusinessintheformoflegalrelationship,thatis,commercialrelationsbetweenthegeneraltermforthelegalnorms.Independentcommerciallaw,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bythe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ofthethreesectorsconstitutethe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isisnotastandardtermoflaw,soastothebasisandcarriedoutdeepintothelegaltheoryiswrongend."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econceptexistsandisusedmainlyduetotheeconomicneedsofLaw,inparticular,themarketeconomyoftheLawofLawandEconomics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conceptisonlytemporaryuseonly,forthepurposeofthestudyoflawinordertorevealthedifferenteconomicrelationsfortheadjustmentofthetargetsof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andotherlegaldepartmentsMutualrelations.

Keywords:economiclaws,legalsystems,commerciallaw,economiclaw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庇“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BR>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

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

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

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

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6范健：《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