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范文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1

八十年代初，有的同志提出：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有两种小生产。一种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曾构成漫长的封建经济的基础，特点是自给自足，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分析的法国小农等，即属此类。另一种是商品经济小生产，其历史虽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但在整个古代社会只处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获得典型的形式，《资本论》中论述的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直接前提而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小生产即属此类。只有商品经济的小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混淆两类小生产，否认小商品经济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是导致左倾经济理论的根源之一。[19] 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从小生产的地位和性质看，均无划分两种小生产的必有。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和《资本论》提到的小农并无本质区别。小商品生产从来没有也根本不会取得统治地位。它大量存在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但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又会不断分化。[55]不过，两种小生产区分还是被不少学者所接受，并作为分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一种工具。但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中，尤其是它的后期，何种小生产占居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小生产是否构成过独立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认识。

陈家泽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小生产得到了几乎是纯粹的自身形态的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则始终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但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又呈现出不完整不纯粹的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细胞，自给程度远逊于西欧中世纪庄园，故小商品生产很早就作为自然经济小生产的补充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这种不完整性和变通性导致商品经济的早熟及其对自然经济的依附和从属。他认为这种商品经济完全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是“非商品生产的商品经济”。[47]龙登高认为宋代随着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力趋于成熟和小农家庭独立经营能力的加强，小农与市场联系更密切，代替了前此与乡里宗族的联系而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并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16ab]薛虹赞成“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提法，但强调明清小农经济中小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明清以前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基本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商人资本尚未进入小农经济领域，可视为自然经济产物.自给性生产的补充；明清商业资本进入小农经济领域，控制小农生产，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已超出自然经济范畴，不能再视为自然经济的补充。他认为明清小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剥削苛重.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和人稠地少相互诱发促成的，是由于农业生产不足追求的补偿。其运营总趋向是下滑的倾势，是生产投入增长率递增而产品价值增长率递减的二律背反的生产。在这基础上中国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90]陈庆德不同意把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不同意把清代商品性手工业简单划归自给性典型的耕织结合，他认为油价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手工业商品生产向农村家庭化扩展，两个过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国的小农毫无例外地卷进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它的根本动力是日益深重的农业危机，即人口激增形成对土地的沉重压力下，为补充农业生产不足维系小农生存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与自然性农业结为一体的商品生产正是个体地域性经济中商品经济形式发展的历史特点。”陈铿则强调了封建社会中从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小商品经济形态的独立存在和历史进步性。[44]柯建中也论述过明清从自然经济到小商品经济的转化。[61]

在小农经济中，区分自然经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小生产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把这种区分绝对化，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未必妥当。一般而言，小农经济自始至终包含着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两者的比例各不相同罢了。根据这种比例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小农经济区分为不同类型。总的发展趋势是小农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的缩小和商品经济成分的增加，相应地是自然经济小生产类型的缩小和商品经济小生产类型的增加，但终封建之世，小农经济并没有完成从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资本论》论述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经济（自耕农），从其农产品大部分供自身消费，谷物价格不受平均利润率的支配看，也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性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但是否已构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独立的小商品经济的阶段，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论证。我们下面的介绍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在海外学者中，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研究是影响比较大的。他着重批评了认为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不相容和必然导致近代化的观点。他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为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在小农经济范围内发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他认为家庭式农场（按，黄氏所说“家庭式农场”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由于规模狭小和地租高利贷剥削的苛重，要依靠家庭手工业和佣工作支撑。但他不同意把中国家庭工业与小农耕作的结合视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他认为18世纪华北平原已高度商品化，小麦成为一种商品作物，棉花已广泛种植，手工业在许多方面已超出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阶段，而成为市场经济一部分。不是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作了顽强的抵抗。这种商业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商品化带来的不是家庭单位的削弱，而是它的更充会完善和强化。它把更多的妇女和其它家庭成员吸收到生产领域，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男耕女织”实际上反映了家庭生产在商品化推动下的这种完善和加强，明清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化为什么没有导致近代化？黄宗智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的商品化，不同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导致的过密型家庭生产，使用低报酬的劳动（低于市场上男劳力的工资）的家庭劳动力，形成一个依赖雇佣劳动无法与之竞争的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虽可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则是逐渐递减的。[93ab]

与上文提到的特定类型自然经济论相比照，黄宗智的观点可称为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论。除此之外，又有即区别于自然经济又区别于商品经济的交换经济论。

崔晓黎通过对1929—1949年无锡清苑农户家庭经济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剖析，提出传统农业是交换经济的观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材料和老农对解放前生活的回忆，当时粮.肉.油.棉等能自给自足或大部自给，灯油.煤炭.烟.酒等则需用货币购进或支出。生产资料投入（种子.农家肥等）基本自给，靠货币购买的为数极少。农户货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清苑为45.5%，无锡县为70%。他把一个或几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市场所覆盖的区域范围称为“市场社区”，反过来把这一区域内的市场称为“社区市场”。清苑县一个4000户左右的市场社区货币流通总量约为一百万元，在社区内和社区外流通部分各占64%和36%。在与社区外的货币流通中，30—35%为工业品。进入传统农村社区市场的三大工业品是棉布.煤油和煤炭。洋布受到农户中利用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生产的土布的顽强竞争，发展缓慢。煤油已基本代替农户的食用油照明，因它物美价廉，且可省点地种别的。清苑燃料短缺，故廉价的煤炭有相当发展。崔晓黎在分析了这三种工业品替代传统产品不同方式后指出：农民的生产.交易行为确实是处于一个大的广义市场环境约束之下。传统集市市场形成与人口发展同步，属“人口密集成因”。市场有明显历史沿袭性，长期不变，表明农民对市场的内在依赖很高，农户家庭经济的自身运行，是建立在时时刻刻的比较利益之上的。因此，传统农村社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它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于它是一非利润约束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制衡机制，交换的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等等。从原始社会的比较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交换经济，再到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比较效益的意识和行为。马克思说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这是与工业社会相比较，从农业内部低商品率.农民自给自足部分很大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而不是社会发展内在动务角度提出问题。所以自然济与交换经济提法并不矛盾。

五.商品率与剩余率

对我国小农经济的商品率也有不同的计算。兹略举数例：李文治最近估算明清各类地区各类农户商品率：一.买布而衣地区30—50%；二.产粮为主兼植棉纺织地区，黄河中下游自耕农，售麦售布者约35—40%，只售麦类或只售棉布者，20—30%，租佃农交实物租者略减，交货币租者30%以上；长江流域自耕农约30%或更多，租佃农约20%，交货币租者超过30%；三.植棉纺织专业区或专业户，低者60—70%，高者80%以上；四.棉蚕以外其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混合种植区，多为50—60%。他据此对该时期地主制经济是否仍用自然经济这一术语概括提出疑问。[35c]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调查，农家经济商品率常达50%以上。近年杜昌修整理发表1936年对定县.南京.肖县农村的调查材料，其农民经济商品率分别为64.4%，62.04%.66.96%。[48]曹幸穗对旧中国苏南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结果则是：粮食商品率约为收获量的25%，棉花商品率达90%以上，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各占50%左右。[81a]上述农家商品率，均系指农副产品中出售部分占总产量或总产值的比例。对于近世学者调查或估算的相当高的农家商品率，不少学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虚假成分。如卢锋指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应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剩余产品量的提高为前提。但近代中国往往是耕作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户，商品率水平反而比较高。这是因为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产细粮，换回粗粮充饥；为了完租还债，又往往在收获时贱价出售农产品，冬春青黄不接时又要买回农产品维持生活。这种同一生产者对同类产品卖出复买进的市场行为，虽然在统计上增大农产品交换比重，却不能真正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水平。[14]有人称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为“饥饿的商品生产”.“虚假的商品流通”。[1]或提出应将这类与剩余产品无涉的商品交换排除在商品率之外。吴承明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商品率的估算方法与此不同。以粮食为例，其商品量是非农业人口用粮，经济作物区人口用粮与商业用粮（酿酒.上浆等）的和，商品量除以总产量为商品率。这样算出来的粮食商品率，基本排除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以及为完租等被迫出卖.日后仍需反销的口粮，比较接近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按此法估算，鸦片战争前粮食.棉花.棉布和丝的商品率分别为10.5%.26.3%.52.8%.92.2%。在国内市场中商品值比重前三位分别为粮食.棉布和盐。吴承明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作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基本指标的粮食商品率仅有10.5%，经调整（排除引起产品单向流动的租赋等因素）后不到10%，商品粮中用于远距离运销的只占20%左右。棉布商品量虽大，但主要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农村中的粮布交易属农家间的品种调剂，是耕织结合的另一种形式，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总之，当时农村基本上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28]徐新吾也认为，近代农产品的商品化虽有发展，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自然经济始终占优势。据他的估算，农业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比例，1920年为38：62，1936年为44：56。旧中国农村已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说法难以成立。近代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受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以至下降趋势的严重制约，和出口贸易兴衰的支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贫困的商品经济”。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和饲养业的发展，粮食商品率反而下降，即其反证。[71b]

有些世界史研究者根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强调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 与精神力量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终极原因，倡导开展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也对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净余率和商品率作出估算。庞卓恒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以他们的能力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他据《管子·治国》“一夫为粟二百石”推算，西汉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2700公斤，高于12—13世纪英国全份地农奴的劳动生产率（2300公斤），以“中农挟四”算，一个全劳力剩余产品已达80%，也高于英国全份地农奴（77%）。但英国平均地租率为21%，净余率为26%，中国农民除唐代受田农民有10%的净余率外，大部分时期，剩余产品全被剥削掉了，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无力掀起促成自然经济解体.封建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历史变迁。[61b]侯建新根据他对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计算，得出商品率11%，扩大再生产部分及净余率为7%的结论。（以后又调整为商品率14%，储蓄率6.7%）它大大低于英国十三.四世纪的水平（商品率53%，后调整至45%）的水平，根本无法冲破封建自然经济结构。[65ab]这里的净余率为收支相抵的余额，商品率为进入市场部分。据侯建新计算，农户收获粮食除地租.口粮和生产性支出外无剩余，能进入市场者仅为部分棉布，故与李文治等人估算相去甚为悬殊。箫少秋和陈景彪也具体分析了15—17世纪苏松地区的农户生活状况，据他们计算，16世纪苏松农户净余率为4—30%，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17世纪米贵布贱，加上赋役地租率上升，各类农民均无剩余，农村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灭顶之灾。[78]

王家范.谢天佑对我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收支情况作过估算，其中农民占有剩余劳动余额一项与上述学者所言之净余率一致，亦可供参考。兹将其估算表列

五口之家 汉 代 唐 代 清 代

（二大三小）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收支 占总产%

面 积 50（汉大亩） 30（唐亩） 10亩

总 产 3×50=150 100 1.5×30=45 100 3×10=30 100

口 粮 90 60 28 62.2 20 67

农 本 10① 6.7 3.8③ 8.5 4.5 15

赋 租 19② 12.6 7④ 15.5 5 16

(衣着) （15） 10 （3.5） （7.8） （2.34） （7.8）

衣着不算 31 20.7 6.2 13.8 0.5 2

扣除衣着 16 10.7 2.7 6 （－1.84） （－5.8）

① 包括种子饲料等。

② 包括田租.口算赋.更赋.刍藁.未包括徭役

③ 包括种子.饲料.农具损耗等。

④ 包括田租.庸调.地税

上表表明，每一朝代自耕农的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与最低必要耕地限量几乎相同，在影响自耕农占有剩余劳动量多少的诸变量（亩积.亩产.口粮.农本.法定赋税）中，虽然单产有所增长，但由于亩积缩小.法定赋税量增大，综合的结果是农民占有的剩余劳动余额反趋下降。

对庞侯等人的估算和比较，学术界有不少不同看法。如毕道村按宋代亩产309市斤.每户占地30亩计算，得出每个农户年产粮8343市斤，为十四世纪英国中等农户的1.8倍。佃耕30亩的客户，扣除50%的地租和口粮.种子后，有余粮1521斤，为其收入的36%，远远超过西欧中等农户。明清农民的境况恶化是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土地兼并等因素导致的。[25b]就我国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看，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往往不仅仅是他们生产生活消费后剩余的部分，而农民交纳的地租赋税，也会有部会转化为商品，因而，按农民“净余率”推算商品率会出现误差，但以劳动生产率和净余率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仍不失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有意义的视角。

六.价值规律与劳动消费均衡公式

为了正确判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性质，除了要对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作出量的估计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小农经济的有关运行机制，考察价值规律对小农经济作用的范围.程度和特点。

对于封建地主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胡如雷作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封建社会虽然 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始终存在简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但对商品生产的商品，而且对非商品生产的商品，即对整个商品经济领域起着制约作用。但商品价值通过价格的摆动而测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所发生的作用，又受到很多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如农民丰收时低价出售粮食，歉收或青黄不接时，不计成本低价出售手工业品以换取谷食，又如货币征税远远超出商品经济的实际水平时，纳税人被迫出售产品，造成供过于求和谷价病态下落，都会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干扰和破坏。价值规律能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分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当农民为出卖而生产一部份产品时，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价格而决定自己的生产安排，尽量选择价格对己有利的生产项目，并根据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动调节各项生产比例。但农民经济中占大头的自给性生产，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实际需要，不受价值规律的任何影响。[67]方行根据清代前期的史实，对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指出清代前期棉.丝.烟.蔗等商品性农产品和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家庭手工业商品生产有颇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比种粮有利，体现了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但封建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受到种种限制。如用作租赋的粮食生产，农户经济中的自给性生产都不受价值规律制约。农民不论从事自给性生产或商品性生产，均由家庭劳动力负担，就自给性生产而言，只要能养家糊口，即会耕种土地，是否有剩余产品，不表现为经营土地的界限。就商品性生产而言，家内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是可以不予考虑的固定开支，只要家庭手工业产品能收回原料费不略有盈余，这种生产就会继续下去。而其商品的市场价格根本不必提到与其相等的水平。因此，价值规律对农民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是十分迟钝的。气候.土壤和耕地面积等不优裕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限制的因素。方行认为“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整体看，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取决于农民对直接使用价值的需求结构与数量，而不是取决于价值规律。”但他又认为，全部农民的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是由价值规律来实现的。[10d]

一些主张秦汉是古典经济的学者认为汉代价值规律已能发挥其调节生产并维持社会分工的作用。如秦晖认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体现的，整个经济在动态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润率，并借以维持社会分工不致失常”。《史记·货殖列传》：“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就是汉代已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明确记载。[73]薛平栓不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汉代和后世都存在农民“弃本逐末”现象，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尚不建全，没形成平均利润率，致使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利润的缘故，“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88]

关于上述谚语，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价值规律发生了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作用。胡如雷对此亦有分析，认为经营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有利是各种因素造成的（如经营农业所需垫支较大，生产周期较长，税负重而难以逃避等），基本上与价值规律无关。[67]叶茂则指出：“由于商品经济既有发展又不够发展，由于流通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生产，没有能够形成发达商品经济社会那样的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农民经营既没有平均利润为最低界限，商人赢利亦不受平均利润的制约，商品价格遂在农副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端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对价值的偏离；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利益经常受损，商业利润却居高不下。农工商之间这种比较利益差距与其说反映了价值规律起作用，毋宁说反映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被扭曲，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15]

以上是主张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学者的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意见与自然经济主导论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张明清以后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或者径已进入商品经济阶段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价值规律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已起支配作用，他们把谋生而不是谋利作为小农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下面举两个例子：

陈春声.刘志伟认为，清代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农户的生计已同市场有较密切联系；十八世纪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法国相媲美。但即使是与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农户，其生产经营活动也仍是以生活上的满足和群体和谐为根本目的。市场上某种农产品较优裕的价格，或者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吸引力，使他们改种这一作物。但他们作出这一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不是这种作物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后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需要。农户收益要经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收益大小也取决于市场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拨付使用和劳动力的投入，却没有也不必要根据市场价格来核算。土地收益率的提高是以更多的物资和劳动力投入来获得，至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或利润（如果有的话）下降，则一般不会被考虑。这种现象，陈.刘称之为“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把它和所谓“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作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并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不能单从经济层面.而应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根源。[45]

如前所述，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已充分商品化，但他也强调小农经济是维持生计而不追求利润的经济。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氏提出区分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法，自称综合了以舒尔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农民学理论。认为革命前的中国小农具有三种面貌，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富农与经营式农场主较象前者，佃雇农更像后者，而自耕农则以中者相似。认为马克思只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种误解，经营式农场主也难以划入小农经济范畴，而自耕农和佃雇农在某种意义都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氏进一步指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尔兹的逻辑，而是按照蔡雅诺夫的逻辑推的。”[93ab]

以西奥多·舒尔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的小农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价格反应灵活，资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样行事。舒尔兹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反响，农经界自不必说，史学界也有尝试应用他的理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如樊树志即根据舒尔兹关于理性小农的论述，指出小农是在传统农业范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把小农和小农经济描写成一切陋俗恶俗的渊薮，未免有失偏颇。[88]不过，舒尔兹等的理性小农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的小农为模特的。我国传统小农是聪明的，有经营头脑的，但很难认为他们象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故有人根据韦伯理论提出“广义理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传统小农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利益和效用的追求为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具有创造性和在一定范围的整体中寻求均衡的倾向。[40]

蔡雅诺夫的农民理论是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为理论原型的。他认为劳动家庭经济单位类型是独立的经济关系类型，不适合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其特点是不使用雇佣工资劳动，完全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它包括完全自然经济的家庭单位和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前者固然以家庭需求的满足为经济活动的依据，后者更关心取得最大的劳动报酬，但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最后原则，而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所谓“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是指以家庭内部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程度的评价为决定家庭经济活动的准则。消费需求没获得满足，即两者未达到均衡。这时对劳动辛苦的评价低于满足消费的意义，劳动投入将继续，哪怕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或以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相反，一旦需求已基本满足，即达到均衡点，则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消费都是无意义的。家庭消费需求是家庭经济活动的第一原则。[72a.49.73b]蔡雅诺夫认为，代役租农奴经济接近于劳动家庭农场，基本上适用“劳动—消费”均衡的原则。蔡雅诺夫理论的出发点是既作为生产单位又作为消费单位的个体家庭，亦即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相结合的小农家庭。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结合决定的。其理论对自然经济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有普遍意义的。蔡雅诺夫注意到小农经济中经济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注意到由家庭人口自然发展所决定的家庭规模与构成及其对家庭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但他忽视小农庭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忽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难以全面准确地阐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揭示的小农家庭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对于自然经济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来说，恐怕是难以移易的准则。

李根蟠把“劳动一消费均衡公式”视为“自然经济决定的原则与机制”，并以此分析《管子·国蓄》中“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的话。“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多，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作用。”[34b]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上。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并非完全自给自足，他们与市场已有较多联系，小农经济中可以容纳商品经济的成份，在整个地主制经济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这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事实，但解释各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和它实际达到的水平之间有很大差距，相当部分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从总体看，当时的小农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或因其既包含商品经济成分，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或依托而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小农经济中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已使它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属于商品经济中的一种类型；但这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低下，小农经济贫困化基础上的特定类型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新的生产方式难以建立。——在这一点上两种意见又趋向接近，不过，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生产的发展，能否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则不但在两种意见间，而且在两种意见内部，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2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商品；期货市场；趋势

JEL分类号:GIO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072-03

近年来，大宗商品期货交易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发展速度更快，自2009年起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如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商品期货市场，为市场风险控制带来挑战。未来，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应当紧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脉搏，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一、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现状

(一)全球商品期货市场持续稳步增长

近年来全球商品期货市场保持稳步发展。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商品类衍生品交易量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较2008年增长了23.19％，与2009年金融类衍生品交易量有所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2010年全球商品衍生品市场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全年共成交合约29.85亿张，相比2009年又增长了29.04％。

(二)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保持稳健较快发展

2010年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在全球商品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也保持较快发展，从交易量来看，蝉联全球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2010年，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共成交商品期货合约15.21亿张，约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50.95％，比2009年增长了4.32个百分点。美国期货市场2010年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8.04亿张，约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26.94％，比2009年减少了2.61个百分点。

上海期货交易所2010年各品种合约成交达6.22亿张，同比增长43.01％，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20.83％。2010年上海期货交易所位列全球衍生品交易所交易量排名的第十一位，同时在全球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所中排在第二位。上海期货交易所各上市品种依然在各类别品种交易量排名方面取得领先地位。螺纹钢期货合约成交2.26亿张，在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合约中排名第二。天然橡胶合约共成交1.67亿张，排名第四。锌合约共成交1.47亿张，以354.49％的同比增长率排名第五位。铜、燃料油和线材三个品种合约成交同比分别减少了37.47％、76.65％和86.1l％，但仍然与螺纹钢、天然橡胶、锌等排名同品种全球第一。铝合约成交同比减少15.92％，排名全球同品种第二，黄金同比减少0.27％，排名全球同品种第八。

(三)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我国期货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在国际期货交易中占据了相当重的分量，也已经具有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地成长，作为生产和消费大国，大宗商品贸易量巨大；二是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在逐步提高，市场参与者参与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需求与日俱增:三是多年的规范发展和严格监管使期货市场运行秩序持续规范，市场参与者的信心稳定。

但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内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还需要下功夫；二是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国外的投资者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内市场，因而市场所反映的大宗商品供求信息主要来自直接参与交易的国内投资者:三是一些重要的大宗商品如原油还未能开展期货交易，期权、商品指数类产品还没有推出，风险管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二、宏观经济对商品期货市场的影响

(一)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市场风险控制带来挑战

1、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分化。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刚刚过去的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分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情况相对较好，经济的快速复苏带动了国内需求的强劲反弹，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国家复苏速度相对较慢，前期较大规模的货币财政支出并没有使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实体经济回到自我复苏的轨道上来，消费疲弱、收入下降、高失业率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欧盟各国财政相继恶化，欧洲债务危机更是阻碍了欧洲经济的整体复苏。

2、区域性经济问题和突发事件频现。

一系列突发事件和区域性经济问题使全球经济运行愈发复杂。不断扩大蔓延的中东、北非动荡局势已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随着利比亚冲突不断升级，美、英、法等国相继进入局部战争，局部石油供给失衡成为推升原油价格上涨的导火索。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油价每上升10美元／桶，美国GDP增长两年内将减少0.5个百分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如果油价一直维持在100美元/桶以上，将可能诱发和2008年时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油价上升对新兴市场物价的影响远大过发达国家。

欧元区债务问题仍在进一步深化。2010年以来，国际评级机构接连下调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评级，导致欧债危机重燃。2011年4月26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度欧元区公共债务数据显示，希腊的公共债务由2009年占GDP的127.1％升至142.8％，葡萄牙的公共债务由2009年的83％升至93％，欧元区的公共债务由2009年的79.3％升至85.1％。随着欧洲逐渐进入债务偿还高峰期，巨额债务使得欧元区偿债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保证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已明确将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从7.5％降低至7％。近年来，中国因素一直是大宗商品市场热议的主要话题，但是随着中国投资需求放缓，大宗商品市场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中金融属性的增加可能导致价格因市场预期或心理的波动在短期内出现过度反应。任何重要突发事件的出现，都将可能使得市场波动幅度放大，成为引发市场风险的导火索。例如，3月份日本大地震导致日本三大汽车公司停产，对橡胶价格产生影响，进而造成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反应强烈；美国击毙本・拉登一事引发了2011年5月初以来大宗商品市场的震荡。

3、流动性过剩尚无明显变化。

从金融层面看，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这一特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未来全球货币政策或逐步偏紧。尽管美联储有可能在QE2结束后转入观望期，但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依然坚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就业回暖和经济复苏；与之相比，欧元区仍旧面临债务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但快速攀高的通胀压力令

欧洲央行不得不重新开启加息通道以抑制通胀，紧缩财政赤字、抑制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或将在未来一个阶段继续成为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通胀预期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已经开始进入货币政策趋紧的周期。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的影响下，反映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CRB指数持续上涨，2011年最高达到691.09(4月20日)，与2010年初相比增长40.62％。美、欧、日以及中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不同的货币政策取向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而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以及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这类突发性事件又为金融市场运行增加了更难判断的变数。因而，商品期货市场的运行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形势，控制市场风险的难度加大。

(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商品期货市场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未来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宗商品仍有较大需求，为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基础。

从对大宗商品需求来看，由于我国资源有限，很多大宗商品国内供给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长期来看仍然需要国外供给，对外依存度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持在一定水平。例如，2009年我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我国进口石油2.76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4.81％。而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今天，价格波动日趋剧烈，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需求为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发展提供了条件。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起步之年，转变发展方式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工作。需求升级、产业升级、贸易转型、区域规划等都将为进一步发展商品期货市场提供广阔空间.使商品期货市场发展面临着更新、更多的机遇，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将在助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低碳环保等多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全球商品期货市场发展展望

(一)规模稳步增长、市场风险加大

未来随着欧美经济的复苏、日本灾后重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多重因素的作用仍将使全球商品市场规模稳步增长。但是，多种不确定因素又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大。据计算.金融危机前三年(2005-2007年)和后三年(2008-2010年)国际油价年化波动率由30.4％上升至50.4％，国际金价年化波动率由18.2％上升至24.1％。所以，市场各方今后仍然要加强风险管理，注意风险防范。

(二)市场监管日趋加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宗商品市场监管逐步加强。特别是2011年以来，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3次提高原油期货保证金，5次提高白银期货保证金。国内期货市场也于2010年下半年大幅提高了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比例。未来，为防范全球系统性风险，国际间联合监管可能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三)计价多元化、重心发生转换

目前，印度、土耳其、中国等一些国家建立起了以美元以外货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随着区域贸易的日益活跃，以美元以外货币计价的大宗商品交易可能越来越频繁。

在当前大宗商品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区域性大宗商品市场争夺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从近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WTI原油期货和洲际交易所(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价差逆转的现象可以发现，国际间原油市场的重心正在发生转换。未来，类似的转换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大宗商品上。

四、未来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

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更加频繁剧烈。国内在加强价格监管、对物价总水平进行调控管理的背景下，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受到管理层和有关各方的关注，社会敏感度提高。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的中国期货市场.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下，在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创新，促进功能发挥。

期货市场要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需要不断地推出一些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利于进行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的品种。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品种体系来看，仍需不断推进石油、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等多类别期货品种的创新。对于成熟度不同的品种类别，发展的重点也不同。例如，燃料油期货的成功运行，为推出石油期货品种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黄金期货在保证平稳运行、风险可控的同时，仍需要适当扩大市场规模。有色金属期货品种运行相对成熟、市场功能发挥较好，将进一步开展有色金属期货指数及其衍生品的研究，推进期权研究工作。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4

一、对西部乡村资源状况的认识

(一)西部乡村资源,是一种在综合上落后的资源。资源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西部乡村之所以长期以来比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落后,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西部乡村资源条件脆弱,缺乏发达地区的种种优势。在薄弱的基础上难以建立巍峨的大厦,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地方,难以讨论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在西部大开潮中,发展西部乡村的商品经济,使更多的西部乡村人民迅速过上宽裕、小康的生活,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根本问题。而做好这件事的前提是,要做好西部乡村资源的研究和治理工作,把劣势的自然资源变为优势的资源。

我们说西部乡村资源条件落后,是指其综合情况落后,综合性评价得分比较低。至于一些个别性项目,往往不乏优质的东西,有的甚至在全省、全国来说还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得天独厚的、让人羡慕的。如果不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我们便很容易被这些个别事物所迷惑,一叶障目,使我们把握不到西部落后的本质原因。西部乡村资源与其他地区的资源一样,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然资源、区域资源和人文资源三个组成部分。自然资源是指山水田林气候条件等,这是资源条件中最为人们重视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非常之大,自然资源条件好的地方,都是可以称之富庶之地的地方。区域资源是指一个地方座落位置的优劣情况,主要是指它离城镇、港口、码头远近的情况,反映的是其受经济中心幅射的程度、交通便利的状况等。人文资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二点:一是一个地方对商品经济的意识程度,二是劳动力的素质情况。

(二)西部乡村中一些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源特征。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西部乡村资源落后,是一种综合上的落后。这种综合上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如下的一些方面:

1.商品资源缺乏,村民谋生主要还依赖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的品位又比较低

与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比较起来,西部是比较典型的传统农牧业区域,就整个区域来说,西部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欠发达,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密度远不如东南沿海地区。在乡村地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特别大,而这些自然资源呈相对的劣势:山高、水恶、地薄、温差悬殊、雨量多寡极不均匀等等,凡是大自然里数得出来的不良资源的特点,在西部乡村几乎都可以一一找到对应的参照物。由于过份依赖自然,老天爷又偏不作美,所以长期以来西部的村民都比较艰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都主要集中在这一带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根本性的东西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2.村民素质普遍偏低

首先是文化素质偏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每年也培养了不少高学历人才,但挡不住孔雀东南飞的冲击,短期内西部还很难扭转人才缺乏的局面。其次,西部乡村地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比较差,即使有些人有一点突出的技能,也都是些农耕牧操作方面的行家里手,其他专业的技能人才比较少,善于开展商品经营活动的人才当然更少。劳动力素质低下是西部乡村经济结构调整起关键作用的制约性因素。最后是人文观念滞后,由于大多数是传统农牧耕作区,人们重农轻商观念比较突出,在一些贫困山区更是如此。温饱即安,小富即足,怕担风险,偏重眼前利益等等,种种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陈旧保守观念,在西部乡村还是很有市场。

3.低水平的粗开发相当普遍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西部乡村群众跟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群众一样,意气风发,克勤克俭,创造种种人间奇迹,用有限的土地较好地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西部环境虽然恶劣,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但西部乡民开发利用资源却也同样火爆,不但有效地解决了本身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与全国各地农民一样,遭遇亦喜亦忧的卖粮难、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由于西部交通条件较差,农副产品和普通劳动力大量过剩,说明西部乡村对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已经达到了必须深入整治才有出路的地步。

(三)西部乡村资源是一种开发潜力很大的资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西部乡村资源属于相对贫困的资源、品位低、开发难度大,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乡村也拥有一些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所没有的资源优势,我们在讨论西部资源问题时,对这些也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一是西部乡村资源是尚未实行商品性开发的资源,可塑性比较强。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包袱,商品经济的负面污染甚少,一张白纸,可以写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转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后,稍加努力,便很容易见成效;二是自然资源数量巨大,无论是从区域面积、人口数量、物产品种还是从其他自然资源情况看,西部资源的集合数量都非常大,随便可以超越一般中等国家,即使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也远远超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数量也是一种力量,在巨大的数量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取得成功,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总量会形成巨大的势能,深刻地影响着全国其他地区;三是市场潜力巨大。西部乡村长期滞后,人们的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在发达地区被视为普遍的东西,在西部远远尚未普及。随着西部村民逐渐走上富裕、小康的生活之路,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便会呈现出来,影响整个国家的商品物流走向和市场容量。西部这个巨大市场,目前也已经牵动着发达地区的目光,吸引了种种开发热情,是其他地方没有的独特优势。

二、改造资源条件,为发展西部商品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说西部乡村的资源,仍然有其自己的各种优势,但是,这种潜在的优势,在开发上是颇费力气的,还等待我们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其中,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社会共同进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实行西部大开发,缩小东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从根本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则是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的一步棋。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主张用开发组合的办法,对西部乡村资源进行重排重组,去掉粗糙陈旧的东西,提高资源的总体品位,把他们改造成为成为更具优势的资源,使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好地造福于西部乡村的人民。但组合改造,仅是一个非常原则的口号,在具体上应该如何操作,还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地方都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此,笔者不揣冒味,也试提出如下一些意见:

(一)西部乡村资源的组合改造,必须是以发展特色商品经济为目标。首先是明确我们的整合改造,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自然经济,不是为了提高一般农林特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这个强调是很有必要的,西部乡村传统经济意识浓厚,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力宣传,便很容易走入歧途,一些地区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一说改造资源就拼命地围绕提高一般农副产品产量打主意。结果是产品上去了,都卖不出去,成不了商品,还浪费了资源。其次,我们发展的商品经济,必须突出有特色的商品经济的规划。现在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乡村资源在一个区域内又具有一定的雷同性,如果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模仿,就很容易发展为雷同经济。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雷同经济缺乏竞争能力,是很危险的。在乡村资源规划改造时就必须很意识地加以注意,尽量立足于本地的资源特色,实施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经营策略,确保产品具有市场竞争能力。#p#分页标题#e#

(二)西部乡村资源改造工作,要引进市场机制并把它作为组织推动改造的重要手段。改造资源发展商品经济在一个地方来说,是村民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国家的扶持帮助上。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很大,各个地区的底子都很薄,在短时期内要国家对自己加以特别的注意和投资,是很不现实的,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力量。同时,我们改造资源环境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因此,改造的组织工作便应引入市场机制,使改造过程中权利义务对等,谁投资谁受益,自负盈亏。最后,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做到依法行政、司法公正,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投资。西部目前尚是欠发达地区,资源力量相当匮乏,只有运用市场机制,才有可能吸纳更多的改造资金,才能达到顺利改造,开发西部乡村资源的目的。

(三)西部乡村资源改造组合,要注意提高改造成果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提倡依靠高科技手段对资源条件开展改造,首先就是因为高科技手段具有强大的威力,它可以使改造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提高工作效率,其次,从经济角度看,西部乡村资源改造的任务非常繁重,高科技方法正好派上用场。普遍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节约改造成本,提高本地资源条件的能力。此外,我们还应该借助改造之便,有意识地加以考察,对一些适合本地生长能为我所用的科学技术,及时吸纳进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项目,促进本地经济结构的优化。

(四)坚持地方特色的原则。这里提出的地方特色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地方商品经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但强调的重点又不相同。后者强调的是发展经济的一个方向。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地方特色是在资源改造工作中,要注意保护和利用好自己的有特色的东西。由于区域条件的不可替代及人文历史上的区域独特性,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些唯一的特色的东西,包括特色的自然资源和特色的人文传统。对于这些带地方特色的东西,包括特色的自然资源和特色的人文传统。对于这些带地方特色的东西,我们在改造一个地方的资源环境时,应该着力加以保护和利用,使之与发展经济的主旋律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色经济。即使是由于技术或资金限制,一时利用不了的,也应妥加保护,为后代造福。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西部乡村乃至整个西部地区,之所以比发达地区落后,除了资金投入少的因素外,基础设施薄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制约条件。在西部乡村资源改造组合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牵住这个牛鼻子,动员一切力量,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区域形象,增强区域吸引力。同时,西部乡村劳动力大量过剩,西部建设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关键的关键来抓好。否则,即使将来物质资源条件改善了,商品经济可以长足发展了,但由于本土人员素质不高,还得长期仗仰从外地引进人才,望人兴叹,本土人士难以成为本土资源的主人。

(六)坚持重视环保的原则。建设与环保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已经走过了不少弯路,为了急于把经济搞上去,有些地方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借口的掩护下,曾提出过“先致富后治污”的口号,结果是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环保的欠帐也相当大,回过头来治理,要花费数倍的力量,西部乡村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特别注意整治环境条件,明确树立“环保也是生活质量”,“生态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等观念,做到对恶化环境的项目少做,努力保持生态平衡。环保问题除涉及到人们生活质量之外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问题。在污染严重的地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往往是一些弱势民众,而受益者不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从社会学角度看,污染问题不仅是单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会伤害人们的公平感觉,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环保与效率是一对难以完全协调的矛盾,从目前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实力看,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完全保持良好的环境,还很不现实,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放弃环保,要竭力提倡在发展经济中充分重视环保问题。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5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sp;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6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标志着当代国际贸易的产生。以后，随着商品的输出和贸易方式的多样化，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拟从国际贸易的作用谈起，进而探讨国际贸易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成了社会经济的细胞，商品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贸易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国际性、经常性和广泛性。同时，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发展，它也必然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基础，它的发展又必然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开拓，就冲破了过去那种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经济关系，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直接结合，贸易额成倍递增，商品结构不断变化，国际间贸易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

1、贸易国际化扩大了商品(包括劳务)的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商品能否及时卖出去，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能否顺利正常进行的关键。而开展对外贸易就能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商品的实现问题，同时又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等，从而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战后的情况看，国际化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国际化贸易的迅速扩大对现代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贸易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同在国内一样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谁的商品质量好、价格低，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反之，则难以占领市场。并且，商品交换的本身也是一个技术交流和提高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败对手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这样，商品生产经营者轮番改进技术，进行竞争，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国际贸易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劳动生产率获得迅速提高。

3、贸易国际化还可以提高利润率。马克思在谈到国际贸易时曾经指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提供较高的利润率。”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为，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和各种辅助材料，降低了企业用于不变资本的费用；同时，大量的进口廉价粮食和原料等，又可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随之降低，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是因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商品中的国际价值。只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它们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4、贸易国际化可以使参与贸易的国家利用国际分工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国际贸易是在商品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参与贸易的国家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扬长避短，使生产条件优越或相对优越的部门的产品迅速发展，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自己所短缺的原材料等产品，这无疑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生产的迅速发展。

因此，贸易国际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而且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家间的矛盾和竞争日益激烈，由此推动了世界经济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形成。国际贸易一体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成为各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最为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二、国际贸易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促进了集团内部贸易的增长。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对非成员国则实行统一的关税制度，建立了区域性的共同市场，并促进了集团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加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和合作，从而提高了集团的内部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成员国之间不仅在销售条件上变得更为有利，而且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分工稳定了销售渠道，这一方面减少了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打击了集团之外的竞争者，维护了集团内的共同市场。

2、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一体化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空前提高，生产社会化空前增长而出现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调节，不仅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而且要对国际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不仅各个国家分别对本国的对外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而且有必要由各国联合起来，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进行共同干预和调节。经济一体化虽然不能消除各垄断集团之间的分歧、争议和矛盾，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各国际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减少了世界市场上和整个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冲突、斗争和摩擦受到一定的约束。同时，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使得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减少或消除，资源可以获得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分配和利用，竞争和兼并加剧，也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并且经济一体化也决定了在集团内部经济联系加深的同时，必将依靠各成员国的共同合作而增强竞争力，加紧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进军，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3、改变了交易地位，优化了贸易条件。经济一体化是生产与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产物，是各国相互分工与依赖日益加深的需要。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各国越来越需要对彼此间的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进行协调，并互相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共同发展。当经济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单个主权国家已无法独自解决自身经济的发展，这就促使同一地域中的几个国家携手合作，以一定的国际分工为基础，逐步深化原已形成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或是形成新的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从而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新框架，导致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新格局。尽管各区域经济集团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矛盾、摩擦和对抗不利于关贸总协定自由贸易原则的实施，但由于各区域经济集团内部贸易、投资等各方面的障碍减少和消除，使得生产要素能够不同程度地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增强了成员国相互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也改善了彼此的贸易条件，使成员国能比较平等地共享建立区域集团或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4、国际贸易加速了同质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进程持续高涨，其重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均走向了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成为调节各国经济的基本机制。有人将市场经济机制的全球认同称为“同质经济”现象。市场的作用促使国际贸易不断融合，打破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体系，推动了市场型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5、国际贸易一体化浪潮的持续高涨从经济上彻底瓦解了两极政治格局，并使多极格局呈现为不稳定发展态势。国际贸易一体化，使其世界上许多地区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竞争的前沿，区域冲突比较频繁，区域内对立现象比较普遍，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激烈。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上的热点普遍降温，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成为主旋律。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开始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吸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加入，一些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形成。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格局还不稳定，国际竞争的威胁仍然存在。某些区域国家为了进一步争取本

转贴于

身在国际竞争与多边谈判中的实力，开始或继续谋求区域经济合作，以提高在多极格局中的国际地位。

6、美国的一超地位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渐趋改变。长期以来，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因此，他特别强调经济秩序的统一化和制度化，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同时，多边贸易自由化对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来说，有利于其打开国际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多极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美国已经无力单靠多边主义来获得竞争优势，他也必须借助区域的力量与其他集团抗衡。因此，美国走上了一条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单边主义同时并进的道路。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公路项目；潜在经济效益

公路项目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运输的需求、交通量的需求，从而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公路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其建设的目的是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更好的运输条件。公路项目的修建，将会改善区域运输条件，而公路运输作为区域交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公路建设项目除了运输本身的直接经济效益之外，还有区域资源、沿线产业、城镇化建设等潜在的经济效益得到激发。

一，公路沿线产业带的发展与区域资源的开发

产业带是以公路为基本走向并向公路两侧延伸扩展，产业群体相对集中，经济发展高于周边地区和当地水平的带状区域。它一般会在高等级公路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形成。根据国外几十年高速公路发展的经验，各条高速公路建成3-5年后，其两端的大城市沿高速公路走向延伸发展，在各出入口附近形成一系列卫星城镇或经济开发区，并以高速公路为轴线形成“经济走廊”或“通道经济”直至形成经济、旅游产业带。在产业带形成过程中，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起了主要作用。

同时，公路项目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优先度具有重要影响。公路建设项目对区域内土地资源的开发效益是通过提高土地的经济区位作用体现出来的，公路项目改变了区域交通状况，提高了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了交通环境，从而改善了区域的投资需求，提高了区位土地的优位作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表现为“创造”了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产品的生产。由于运力的提高，使区域内矿产资源价值大大提高，从而使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益与自然资源开发效益相似，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可移动性，所以交通条件的优劣成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区域工农业生产与区域商品的流通

对农业生产来说，由于自然条件因素对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比较大，对先进、便利的交通运输系统要求比较高。现代农业中鲜活易腐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地区专业化分工通常使农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也不断增加，因此对运输质和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路项目的建设，将使农业区位优势容易得到发挥，使农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能够顺利实现。对工业生产来说，公路运输一方面通过增加人与物空间位移的规模和效率刺激生产、流通，并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公路建设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基础的消耗不断构成对工业生产的具体要求，强烈地刺激着工业生产的扩展。

商品交换要求发生空间的位置的移动，使商品到达消费者那里变成现实的消费品，它的运动才算最后完成。公路项目的修建，运输条件的改善既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又提高商品流通的速度。可以说，良好的运输条件可减少在途物资数量，减少物资储备，从而减少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数量，节省流动资金，提高经济效益。公路建设项目有效地降低了流通成本，使区域间价格差异缩小，这种价格趋近现象标志着社会产品流通顺畅。

三，区域市场建设与城镇化水平

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商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经济下，运输供给短缺，运输能力不足使商品在产销两地的价格相差很大，致使商品倾向于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长此以往，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规模经济难以实现，区域统一市场难以建立。公路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市场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公路建设项目通过提高城镇间人流、物流的运转速度和相互作用，能够加速区域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在推动小城镇快速发展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生产过程的差异，使其对土地位置和运输条件敏感的程度不同，因此在同一地方安置不同的产业会导致不同的产出率，形成不同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使得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地价相差悬殊。由于一、二产业产出率远远低于第三产业，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当外部运输条件有所改善时，将自动向小城镇转移。公路建设项目将极大提高小城镇间交通优位效益和资源优位效益，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此外，区域性经济的整体提高。区域经济发展会首先在某些地区形成经济增长极，然后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联合作用下获得整个区域的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形成增长极的地区往往具有某方面的交通优势，然后在交通运输的作用下增长极逐渐沿交通线展开，这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典型的“点一轴”开发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中公路运输往往比其他运输方式更具有优势，因为公路的可达性往往比较高，既可以直达城市又可以深入农村，这是其他运输方式很难做到的。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方面的差异，水运及航空在某些地区很难实现，特别是在某些内陆地区，水运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铁路虽然可以穿越某些城镇甚至是农村，但是比起公路运输的灵活性就要逊色很多。所以针对绝大多数地区来讲，公路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首先，公路项目通过提高区域的可达性，改善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性。由于可达性的提高，运输及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对外联系紧密，区域产业结构由于外界商品的介入和内部产品的外运而得到调整，而且区域的产业布局也会随着区域可达性的提高进行合理性的转变。其次，由于公路运输联系的广泛性会增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的有机联系，加强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流通，区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提高，相应的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公路项目的修建，良好的公路基础设施对区域的发展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势”，而这种“势”一旦通过运输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就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难怪有人在阐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时说过:“如果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么，这个因素既不是文化也不是制度与心理特征，而是交通系统和通讯系统。

以上通过公路项目建成后沿线运输的发展，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城镇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等几个方面，简要阐述了公路项目建成后的潜在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兰博，基于运输需求的公路项目建设序列遴选研究【D】，长安大学，2011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2、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M].商务印书馆,1999.

3、马克思.资本论选读[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