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范文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1

然而，新闻报道透露的少量信息，还不足以使人们了解量子通信，并且质疑的惯性也使人们对这一技术的实际状态产生了怀疑。

量子是物理世界里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个体，因此可以说所有物质都是由量子组成的。量子具有非常奇妙的特性：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量子叠加原理使得量子的测量会被感知，是量子保密通信的基本逻辑。光量子通信主要基于量子纠缠理论，使用量子隐形传态的方式实现信息传递，这是实现量子高速通信的基本逻辑。

一个量子可以有多个可能状态的叠加态，只有在被观测或测量时，才会随机地呈现出某种确定的状态，但是对量子的测量又会改变被测量量子的状态。利用量子叠加原理，就可以实现量子密钥分发，一旦有人试图截获或测试量子密钥，就会改变量子状态，发送方可以销毁密钥重新分发。量子不可克隆和不可分割的特性也保证了量子密钥无法复制，实现了量子保密通信。

这种通信真的是无条件的绝对安全吗？目前还没有绝对安全的通信，不管多么保密的技术，最后都可能在人的身上功亏一篑，这是永远的安全悖论。

两个量子的相互作用，还可以产生一种纠缠态，处于纠缠态的一对量子，不管距离多么遥远，只要其中一个量子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量子也会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这就是量子纠缠。根据这个原理，只要观测到一个量子的状态，那么就能得到另一个远距离量子的状态。也就是说，由这种状态变化就能实现瞬间通信，这就是量子的隐形传态。

量子隐形传态将粒子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粒子本身，因此在量子通信的宣传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量子通信的速度可以超越光速。

量子理论中，光的速度是极限速度，无法突破。但是量子纠缠理论在实验室状态下是经过验证的，难道真的可以突破光速吗？这只有在更远的距离下才能验证。当距离和速度接近于光速的量级时，能够确保没有各种抑制作用的产生吗？别忘了经典力学中的速度叠加在高速时就已经不再成立，量子级别的状态我们还远没有探索完成。如果我们制作一个远距离的理想刚性框架，在其中一端转动时，另一端也会瞬间改变状态，理论上，这种信息传输速度也将超过光速。然而实际上，当扭矩过大时，状态的变化一定会滞后，这也可以类比到量子纠缠上。要将处于纠缠态的一对量子分置于非常遥远的距离并保持量子纠缠状态并非易事，隐形传态的实际速度会不会超越光速，也许会在墨子号实验卫星上得到一些数据。

此外，信息的传输速度和信息介质的传输速度似乎也要区别对待。信息不是物质，它的传输速度是否超越光速，都不会打破光速的极限理论。但是隐形传态却引出了另一个信息哲学问题：信息传输一定需要载体和介质吗？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2

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注重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放在各级卫生行政局部，卫生局部做了良多义务，调处了良多纠缠，化解了良多矛盾，但由于卫生行政局部是病院的主管局部，招致患者及家眷认为调处结果不公正、不信服。医疗纠缠出现后，家眷不愿意走司法路子处置，往往接收三种办法：一是闹，在病院烧纸、设灵堂，纷扰扰攘进犯正常的医疗次第；二是堵，封堵病院大门，甚至围堵市委、市政府办公区甚至上级党委政府机关；三是炒，在网上发帖，请新闻媒体记者采访，经由媒体炒作，给政府和病院的措置施加压力。面对预防和措置医疗纠缠的新形式和新要求，市委、市政府在细心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立异了义务机制。今年5月，市政府成立了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由市公安局何祥松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市局、市委外宣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市卫生局、市司法局的有关担任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并从市直有关局部抽调专人在市公安局集中办公，这种方式在全首都是开创。市委、市政府下这么大决计成立这个机构，抽调这么多人员，集中办公，专门从事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起点和落脚点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相关局部加大义务力度，详细做好医疗纠缠与措置义务，既包管医患双方的合理权益，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不变大局，非凡是为病院正常的医疗次第和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驾护航。从这段时间运转的情况来看，残局很好，但愿同志们细心总结阅历，改进缺乏，进一步做好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

刚才，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各位副主任连络本局部天性机能和义务理论，非凡是就病院若何预防医疗纠缠，和出现纠缠后若何措置谈了良多很好的定见，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市直病院和市管民办病院等医疗机构都有很强的指点意义，但愿人人细心进修领会，连络本病院理论情况组织全院干部职工细心贯彻落实。我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的新机制运转以来，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各位同志接连成功调解了几起医疗纠缠，非凡是在国庆期间，人人丢弃休憩，作了良多义务，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国庆期间全市的谐和不变作出了首要贡献，借此机遇，我代表市政府向同志们泄漏显示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市直病院抑制一切坚苦，不时改善医疗前提，扩展病院规划，病院就医软硬件设备、效力立场和效力质量都有清楚的提高，市第一人民病院自筹资金4500万元，床位数由260张添加到500张，估量今年年收入打破6000万元，并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义务提高长辈单位”名誉称号。职业技艺学院从属病院自筹资金1000万元，将病床数由170张添加到320张，年收入由2700万添加到6500万。市中心病院全体干部职工在以周沛兴院长为班长的指点班子坚强带领下，各项义务取得了长足进步，病院床位数从2002年的750张展开到当前的1500张，年收入由8000万元增进到3.8亿元，日均门诊量由2002年的1191人次增进到今年的2092人次，年出院病人由2002年的1.9万人次增进到3.6万人次，医护人员由625人添加到1319人，良大都字都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在医德医风树立和构建谐和医患关系方面，中心病院把加强医德医风树立与行风树立相连络，经常性地睁开医德医风教育和职业人品教育，制定和完满了有关原则，实行三级承诺制。疏浚投诉渠道，按期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看管员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对病院的定见和建议，及时措置患者在就医历程中的问题。市中心病院先后荣获“全国典范职工之家”、“河南省行风树立提高长辈单位”、“河南省庶民安芥蒂院”、“河南省卫生提高长辈单位”、“河南省卫生系统提高长辈集体”等名誉称号。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在座的各位并经由你们向全市卫生战线、市直病院、民营病院、非凡是市中心病院，全体干部职工泄漏显示激烈繁华的祝贺和真诚的问候！

在必然效果的还，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市直病院、民营病院、中心病院，在医疗效力、医德医风和构建谐和医患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良多薄弱环节和问题，与上级的要乞降群众的希冀还有必定差距。据不完全核算，2007年至2011年，全市四家市直病院共发生各类医患纠缠算计265起，个中，市中心病院医疗纠缠202起，占76%，中心病院的医疗纠缠中，经由司法、协商、等路子处置的173起，转化为医闹39起，算计赔偿金额488万元。医疗纠缠的出现，有社会方面的启事，有患者及家眷的启事，更有病院的启事。市中心病院医疗纠缠发生的次数多，既有共性的启事，也有特征的启事。一是市中心病院位于市城区的中心，地舆位置优胜，硬件设备完全，医护人员多、水平高、阅历丰厚，床位多，就诊的患者多，然后发生纠缠的可以就大。二是市中心病院是全市人民群众心目中最好的综合性病院，群众在市中心病院看病就医，希冀值高，一旦出现与希冀值反差过大的现象或结局，就有可以发生医疗纠缠。三是部分医护人员在医疗界“垂老”思想，执行原则不严，义务责任心不强，效力立场不好，招致患者或家眷不满意，随便发作纠缠。四是正由于中心病院是全市人民群众心目中最高的、希冀值最高的病院，招致良多危宿疾人搜罗一些已患绝症、当时医疗技艺无法拯救生命的患者入住中心病院，一旦患者沦亡，极易发生医疗纠缠。五是政府投入缺乏，欠账较多，病院理论配备的医护人员与入住的患者比例严肃失落衡，招致医护人员过度委靡义务，体力、精力都严肃透支，义务的委靡症招致神色委靡症，长工夫往后，就养成了神色僵硬和立场冷漠，这与效力行业要求的含笑效力、热情缜密效力组成剧烈反差和光鲜对比，对心急如焚的患者和家眷来讲，他们极随便发作无法信任和难以接受的心思，一旦出现意外，也招致发生医疗纠缠。

市中心病院近年来的展开，刚才我曾经总结过，同自己比，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然则同省内的一流病院比，与黄淮四市的其余三个市驻马店、周口、商丘比，我们确实还有必定的差距，市中心病院床位数1500张，驻马店市中心病院1700张，周口市中心病院1700张，商丘市第一人民病院1500张；中心病院年收入3.8亿元，驻马店市中心病院是4.6亿元，周口市中心病院是4.2亿元，商丘市第一人民病院是4.5亿元；中心病院医护人员1300多人，驻马店市中心病院和商丘市第一人民病院均为1500人，周口市中心病院2000人，而且，周口市中心病院曾经过省卫生厅评审，曾经是“三级甲等”病院，市中心病院仍为“三级病院”。

我市的医疗纠缠的预防与措置义务执行分级担任义务制，参加今天座谈会的，都是市直病院和市卫生局直管的民营病院指点班子成员，之所以把人人都请来，在中心病院召开调研座谈会，目的在于，经由与我市的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的担任同志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来一同钻研和评论若何进一步做好我市的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因此，借此机遇，针对医疗机构若何预防医疗纠缠，出现医疗纠缠后若何应对和措置，我再提几点要求：

一、要进一步增强大局看法

一要维护大局。每名医护人员都要树立大局看法，观点到做好医疗效力，尽可以增添医疗纠缠，是维护病院展开大局的需求，是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展开大局不变的需求。二要政令疏浚。要树立全院上下一盘棋的思想，政令疏浚，令行避免，确保上级的决策陈设和病院的义务要求取得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三要加强协作。要强化各个医疗环节之间的紧密协作，大力建议和发扬团结协作精神，营建一个优胜的谐和义务状况，组成科室间、职工间、管理者间义务相互支撑，协调义务的局面，各科室医护人员，只能相互补台，不能事不关己，不管问，更不能相互拆台。

二、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

一要加强医德修养。德为医之魂。前人说：无恒德者，不成以为医。古往今来，凡成苍生大医者，无一不具有高尚的人品、高超的医术、高度的责任心。我市有名的心脑血管专家刘进主任曾说过：“医生提笔开处方，不能想着钱，要想着治病救人。”既然选择了做医生，就要善待患者、专心治病、稳重施治，大力弘扬“对义务极端担任、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艺精雕细镂”的白求恩精神，起劲塑造白衣天使优胜形象，不时优化效力质量，进一步推进义务作风和医德医风改动，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安康保驾护航。二要细心履职尽责。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就要勤奋敬业，尽职尽责，对义务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另一方面，病院要教育和管理好本院的医护人员，有责任、有义务执行好本职义务。关于各类医疗纠缠，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都要细心措置，区别对待，属于患者及家眷无理取闹的，公安机关要决断予以突击；各类医疗纠缠，病院都要全力一起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做好方方面面的义务。我们要细心对待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新机制树立后存在的新问题，畴昔没有专门成立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时，往往医闹一闹，病院有压力，就随便妥协，与患者家眷到达赔偿和谈，花钱买平安。当前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成立后，公安机关维护了病院正常的次第，病院似乎没有压力，似乎此起医疗纠缠与本院无关，任由事态展开，不一起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义务，这是绝对不成的，任何一同医疗纠缠都是与病院有关联的，倘若任务闹大，市委、市政府将派纪检监察局部启动问责机制。三要身体力行。义务的立场、责任心和敬业精神，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具体来说，各科的科主任、护士长要亲自干涉、亲自关心科里的每一位病人，经常深化病房，查询病人的情况，做到对每个病人的病情了如指掌，给科室全体医生护士做好表率。

三、要进一步增强民本看法

一要僵持以病待遇中心。“以病待遇中心”是以待遇本的科学展开观在医疗卫生范围的具体显示。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要从患者的益处起程，同心专心一意为患者效力，包管患者的身心安康。二要僵持以病人需求为导向。不时改善效力立场，完满效力办法，提高效力水平，为患者供给优质效力，知足患者不合层次的就医需求。三要僵持以病人满意为标准。大力建议医学人文精神，树立明礼诚信、友爱协作的效力理念，组成相互尊崇、相互调查、温馨谐和的医患关系，使患者满意度不时选拔。

四、要进一步增强防范看法

一是技防设备要完满。病院要在改善医疗前提，置办医疗、反省设备的还，经由安装监控设备等手段，既能看管医生的诊疗行为，又能在发生纠缠后留下证据。二是危机忧患看法要增强。由于市中心病院接纳的危宿疾人数量多，这就要求病院危宿疾人地址科室的医护人员更要有剧烈的危机看法和忧患看法，用有更强的责任心，更优质的效力，多与病人和家眷沟通、交流，做好更细心的义务。对危宿疾人的病情，要准确判别，确因医疗前提、医疗技艺所限无法救治的，建议病人家眷按照转诊挨次转往更好的病院治疗，以免耽误病情。三是存在风险峻奉告。医务人员在进行诊疗之前，要奉告患者及家眷医疗行为可以存在的风险，包管其知情权。在这方面，非凡需求加强的是民营病院，民营病院往往为了追求经济益处，不执行事前奉告义务，就对患者进行损伤性的反省或许手术，或许开出的药物有反效果，严肃的招致患者留下后遗症，病人及家眷往后得知知情权被侵犯，对多支出的费用和对身体构成的毁伤无法接受，进而激起纠缠。

五、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看法

首先，救治挨次要合理。要僵持依法执业，严峻执业医师准入原则，避免无证人员自力值班、自力接诊及自力开具处方。完满医疗奉告、医患沟通原则。执行首诊担任制。要严峻遵守《医疗机构病历书写规范》、《医疗文书规范与管理补充规矩》，提高病历书写质量，加强病案管理，确保病历的客观、真实、及时、无缺，出具各类医学诊断证明要准确、真实。执行临床路子管理，规范诊疗，科学施治。其次，措置挨次要合理。病院要健全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方案，要有专人担任，对出现医疗纠缠苗头的，提前介入，及时化解，做到早发现、早申报、早措置、早处置。还，立即向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申报。出现医疗纠缠后，要一起市医疗纠缠预防与措置义务指点小组办公室，做好处置义务。第三，加强教育和宣传指点。病院要睁开多种方法的公布道育活动，精确教育医务人员增强司法看法和法制观念，还，向患者及家眷讲清司司法例和政策，讲清违法犯罪的严肃后果，经由耐性细心的义务，指点患者家眷经由司法路子处置纠缠。每所病院都要清楚一位新闻说话人，对病院出现的医疗纠缠，一致对外信息，引见病院所做的义务和所接收的方法，一致回应新闻媒体的采访，精确指点谈吐，谨防新闻媒体炒作，影响医疗纠缠的措置。

六、要进一步增强效力看法

一要供给亲情化效力。视病人如亲人，把亲情和喜好心融入医疗效力的全历程，完成医患之间零距离效力。款待患者要文明礼貌，立场和蔼，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二要供给精细化效力。注重效力细节，落实《河南省便民惠民医疗效力40条》，把优质效力显示在病院义务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三要供给便捷化效力。优化效力流程，简化效力环节，缩短等候时间。

还，各级卫生行政局部要继续僵持把纠风义务作为一项首要义务，对医药购销和医疗效力中不正之风等群众反映剧烈的凸起问题，继续执行一把手担任制和纠风义务全行业管理，细心落实病院院长“一岗双责”要求，纠建并举，综合治理。各级各类病院要加强管理，健全原则，细化方法，练好内功，做好防范，下大力气谨防出现各类医疗纠缠。要抓典型，一方面，树立正面典型，弘扬正气；另一方面，要抓反面典型，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因义务失落误招致医疗纠缠，给病院构成严峻损失落和恶劣影响的，要一追究竟，依法依纪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峻措置；对那些不适宜从事医疗义务的，要决断清理出医疗队伍。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3

1、纠缠

1935年,Schrdinger首先给出了纠缠态的定义:由空间分离的两个子系统构成的纯态,如果系统波函数不能分解为两个子系统波函数的乘积,那么这样的波函数表示的态称作两个粒子的纠缠量子态。1935年,Einstein,Podolsky和Rosen首先讨论了一个具体的两粒子纠缠量子态。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两粒子的纠缠量子态为:|Ψ〉=∑a,bδ(a+b-c0)|a|b》其中a,b分别为粒子1和粒子2的位置或动量,C0为常数。这个纠缠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物理量的观测值(位置或动量)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其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物理量的观测值处于一个确定的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另外一个子系统的相应物理量观测值。

2、量子比特

量子比特有微观体系表征,如原子、核自旋或光子等。|1>和|0>可以由原子的两个能级来表示,也可以由核自旋或光子的不同极化方向来表征。与经典比特显著不同的是,量子比特|1>和|0>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态,即|1>和|0>的不同迭加态,例如12(|0>+|1>)表示一个两子比特同时存储着0和1。因此,对于位数相同的n个比特,量子比特可以存储2n倍的经典比特所能存储的信息。对于两个量子比特的体系,其完备基由四个布尔态|00>、|01>、|10>和|11>组成。考虑它们之间的迭加,我们可以发现,|10>+|11>=|1>(|0>+|1>),这是由两个量子比特构成的直积空间。而|11>+|00>或|01>+|10>则不能再写成直积形式。后面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提到的纠缠。对于一个处于纠缠状态的体系,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其中某一个量子比特是处于|1>还是|0>。更一般的纠缠态是处于2n个布尔态的n个经典比特组成的迭加态。|Ψ〉=∑11…1x=00…0Cx|x〉其中Cx可以是复数并且满足∑x|Cx|2=1。当Cx=12n时,称为等幅迭加态。这种等幅迭加态在以下要介绍的各量子算法中经常被用作初态。从上式也能看出,|Ψ>是一个2n维的Hilbert空间中的一个单位矢量。它所在空间的维数是随n呈指数型增长,这明显区别于经典体系中随n呈线性增长的态空间。在一个孤立的量子体系中,对态的操作应是幺正的、可逆的。因此,我们构造的量子逻辑门也应满足这个特征。

二、量子算法

1、Shor算法———大数质因子分解的量子算法

用经典计算机来进行大数质因子分解,随着N的增大,所需比特数(即内存)是呈指数倍的增长。按照组合数学理论,当计算规模随着问题的难度呈多项式型增长时,该问题为P(Polynomial)问题。对于P问题,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总能找到办法求得它的解。对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找到办法求得解的问题称之为NP(Non-Polynomial)问题。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也是最成功的加密方法-公开密钥RSA系统的核心思想就是利用大数在有限时间内不可有效质因子化这一结论。1995年,P.W.Shor提出一种量子算法,能将这一著名的NP问题化为P问题,矛头直指RSA方法,从而在全球掀起了量子计算的研究热浪。在Shor算法中,寻找一个大数的质因子问题被转化为寻找其余因子函数的周期。只要该周期被找到,并且为一个偶数,那么利用剩余定理,就能得到该大数的质因子。给定整数N,选取一个与N互质的数a(a不难看出,fa,N(x)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其变化周期为r=4。知道了这个周期,就可以利用孙子定理:设A=ar/2+1,B=ar/2-1,其中r必须为偶数,且ar/2mod(N)≠1。求出A、B之后,再分别求A、N和B、N的最大公约数(gcd)。设C=gcd(A,N),D=gcd(B,N)那么一定有C×D=N,即N被成功地质因子化。Shor算法的关键在于求出大数N的余因子函数的周期r。不过,由于余因子函数的周期r不能在量子计算中被有效测出,因此在Shor算法中需借助量子离散傅立叶变换,将余因子函数的周期换成另一个可测的周期。

2、Grover搜索:无序数据库的搜索

Grover提出了一种算法:利用量子态的纠缠特性和量子并行计算原理,可以用最多n步的搜索寻找到所需项。Grover算法的思想极为简单,可用一句话“振幅平均后翻转”来概括。具体说来是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①初态的制备。运用Hadamard门将处于态|0>和|1>的各量子比特转化为等幅迭加态。

②设数据库为T[1,2,,N]共,n项。设其中满足我们要求的那一项标记为A。于是在T中搜索A类似于求解一个单调函数的根。运用量子并行计算可以将A所在态的相位旋转180°,其余各态保持不变。即当T[i]=A时,增加一个相位eiπ。

③相对各态的振幅的平均值作翻转。这一操作由幺正矩阵k1,k2…knD完成,其表达式为Dij=2/N,Dij=-1+2/N。

④以上②③两步可以反复进行,每进行一次,称为一次搜索。可以证明,最多只需搜索N次,便能以大于0.5的几率找到我们要找的数据项。Grover算法提出之后,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兴趣。Grover算法中的翻转方法不仅被证明是最优化的搜索方式,而且也是抗干扰能力极强的方法。

3、Hogg搜索:高度结构化搜索

前面介绍过的NP问题中有一类名为可满足性问题(SatisfiabilityProblem,简称SAT问题)。一个典型的SAT问题是包括有n个变量的一个逻辑公式,要求给予其中每个变量一个赋值使逻辑公式为真。数学上已证明,解决SAT问题的代价是随着变量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型增长。然而对于某些简单的情况,人们可以利用问题中具有的规则结构来迅速准确地搜索出问题的解。例如对于1-SAT问题,用经典试探法进行搜索,找出解的代价为最多需用n步。对于量子计算而言,由于能进行量子并行计算,因而可以仅以一步的代价找出1-SAT问题的解。下面以有m个逻辑子句的1-SAT问题为例。与Grover搜索相似,我们先在n个量子比特上制备一个等幅迭加态作为初始态,即|Ψ〉=2-n/2∑n-1s=0|S〉。另外,我们需设计好两种幺正操作R和U,其中R为对角矩阵,其归一化对角元为Rss=2cos[(2c-1)π/4]m=偶数icm=奇数。(3.3.1)式中的c(0(3.3.2)其中d称为Hamming距离,d=d(r,s)=|r|+|s|-2|r∧s|,其中|r|和|s|分别表示r字节串和s字节串中含有比特为1的个数。|r∧s|表示r和s中共同含有比特为1的个数。

对于以上1-SAT问题,显然有m个变量是约束的,而剩余的n-m个非约束的变量则对应于2n-m个解。对于1-SAT问题,用Hogg算法能决定性地一步找到解。如果通过一步逻辑操作未能明确地发现解,则意味着该问题无解。不难看出,Hogg搜索的效率远高于上节介绍的Grover搜索。这两种搜索的差别在于,Hogg搜索利用了数据库的结构信息,因而能将一个NP问题转化为P问题。而Grover算法解决不了NP问题,它相对于经典搜索只是提高了搜索效率。Hogg搜索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具有强的抗消相干能力。由于它的逻辑步数少,因而消相干效应对其影响非常小。

三、量子计算实验

与量子计算理论方面的飞速进展相比,量子计算的实验进展则要慢得多。本章主要介绍二种体系:核磁共振和腔与原子体系。

1、核磁共振(NMR)

核磁共振技术是目前在量子计算领域使用最为频繁的实验手段。运用这一技术手段,操作作用在1023数量级的分子系综的自旋态上,通过测量,得到这些分子的平均自旋态。虽然每个分子的自旋都可能不尽相同,但通过spin-e2cho技术可以按我们的意愿改变个别分子的自旋方向。由于核磁共振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宏观系综,因而外部环境对它的消相干的影响极小。且样品的核自旋处于近独立的状态,几乎不受电子和分子的热运动的干扰。但是,宏观系综原则上没有量子特性,只有纯粹的量子系综才具有量子纯态的特征。只有当它被制备到一个特殊状态—赝纯态时,才能完成量子计算的工作。下面举例介绍实现两量子比特的Grover搜索的实验。实验中所用样品为C-13同位素标记的氯仿HCCL3。实验中用碳和氢的核自旋来标记|1>和|0>,其中13C的中心共振频率约为125MHz,1H的中心共振频率约为500MHz。实验体系的哈氏量为H=2πnhJICZIHZ+PH,所以各步骤如Grover搜索所介绍的那样。比较实验和理论,可以发现实验中存在一些误差。这些误差主要来自磁场和射频场的不均匀、初始时间的校正和信号衰减等。

2、腔与原子体系

腔量子电动力学(C-QED)体系是另外一种可以进行量子计算的量子系统。腔量子电动力学体系之所以可以实现对两位量子信息进行处理量子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腔中的辐射场与原子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演化导致腔场和原子体系的本征态处于纠缠态。腔量子电动力学体系包含光腔和微波腔。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微波腔体系中应用Rydberg原子与微波腔相互作用实现的条件量子相移门(QPG)。条件量子相移门(QPG)需要对两量子位的如下变换:

|a,b〉exp(i<δa,1δb,1)|a,b〉其中|a>,|b>分别代表两量子位的基矢|0>或|1>,而δa,1,δb,1为通常的克隆尼克符号。条件量子相移门(QPG)在两个量子态都处在|1>时,产生一个<角相移,而在其他情况下均保持不变。由于其他任何操作可以应用条件量子相移门(QPG)和单个量子位的旋转来实现,因而,条件量子相移门(QPG)是一个通用量子逻辑门。我们这里介绍的条件量子相移门(QPG)是用包含0个光子或1个光子的腔场和单个Rydberg原子作为量子位来实现的。控制量子位是0个光子腔场|a>=|0>或1个光子的腔场|a>=|1>而,目标量子位是Rydberg原子的两个能级|i>(定义|b>=|0>)和|g>(定义为|b>=|1>)。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4

2016年8月16日凌晨，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量子通信研究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该卫星将配合多个地面站实施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星地量子纠缠分发和地星量子远程传态等量子通信领域的实验。

除了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它也是人类尝试通过地面站与地面光纤量子通信网络链接，为未来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积累技术基础。

此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建、2013年国家批准立项、我国量子通信领域另一重大工程――“京沪干线”，按计划也有望于2016年年底建成。该干线连接北京和上海，全长2000余公里，是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主干网，将大幅提高我国军事、政务、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量子通信的“特异功能”在于“一次一密”，一旦通信被窃听通信双方都能立刻发现。

“墨子号”和“京沪干线”两大工程的实施，不但扩大了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世界领先的优势，还将有力提速量子通信的产业化进程。按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的预测，也许在15年之后，每个人都可以用上无条件安全的量子手机。

可以说，量子通信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和机遇。

童话与现实

“我们想用名字提醒大家，中国人也可以做很好的科学。从前有，现在有，将来会有更多。”作为量子通信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如是介绍“墨子号”名称的由来。

8月16日“墨子号”成功发射后，潘建伟立即成了“网红”。他的身影出现在多个论坛或讲台，面向不同的群体讲解量子通信。9月1日，在北京中关村一小，潘建伟还受邀为小学生们上了普及量子常识的开学第一课。

在每个公开场合，潘建伟所有的演讲，总离不开两个问题：量子通信厉害在哪里？中国的量子通信又有多厉害？对这一缺乏日常感知的新技术，有人“不明觉厉”，也有人不觉生疑。

即使是“墨子号”上了天，对于量子通信的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的一些质疑也依然存在。一个说法是，相比传统通信，量子通信目前有许多技术上解决不了的缺陷，量子通信并非“正道”。

“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一直不自信。有这种声音是正常的。在量子通信这个高科技领域，中国领跑了世界，听起来像个童话，但这已经是现实。”一位多年研究量子通信的专家如是评价。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也说：“以前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总是处于追赶者位置，向世界去寻求答案，但这次，我们有机会给世界一个提问的机会。”

据潘建伟介绍，量子通信的“特异功能”在于“一次一密”：在量子密钥分发过程中，其每个信息都依靠单个光子传送。它不可分割，不可克隆，一旦通信被窃听，通信双方都能立刻发现。

“量子通信相比于经典通信的最大优势是安全性。”科大国盾量子总裁赵勇说，它不依赖于算法的复杂度，具有无条件安全性。不过，他也认为，在其他方面，量子通信与经典通信相比优势并不明显。

“可以用一个经典的比喻，量子通信好比火车，经典通信好比马车。火车刚出来的时候，在很多方面不如马车。例如火车只能在铁轨上跑，马车可以去任何地方。火车还经常出毛病。但即使有这些缺点，有远见的人还是能看明白，火车的发展空间远远大于马车，未来一定属于火车。”在《这些否定量子通信的说法，为什么是错的？》一文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袁岚峰这样写道。

“有没有量子通信，不是80分和90分的区别，而是0和1的区别，甚至生和死的区别。”袁岚峰表示，非理性否定量子通信的说法对社会的危害不小，需要认真对待。

“中国速度”

争议的产生，或许是因为量子通信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远超常人想象。

以“墨子号”通信卫星为例，该项目从2011年立项到2016年发射，只用了5年时间。而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量子通信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如同一列飞奔的火车，期间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2003年，首次实现纠缠态纯化以及量子中继器的成功实验，首次成功地实现了自由量子态隐形传输;

2008年，利用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建立了由300米光纤连接的两个冷原子系综之间的量子纠缠;

2014年11月，将可以抵御黑客攻击的远程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的安全距离扩展至200公里，并将成码率提高了3个数量级，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就在“墨子号”发射约一个月之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不经意”又“暴露”了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

在2012年建成、覆盖合肥主城区、拥有46个节点的合肥量子城域通信试验网上，潘建伟的科研团队与相关合作单位首次实现了预先纠缠分发的独立量子源之间的量子态隐形传输。

量子隐形传态是基于量子纠缠特性出现的一种新型通信方式。根据量子力学研究，一旦两个量子之间产生了“纠缠”关系，那么无论相隔多远，一个量子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瞬时相应变化。量子隐形传态相当于将甲地某一粒子的量子信息在乙地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被传输的物体就像是进行了一场“穿越”。

但是，要实现这场“穿越”，必须达到“纠缠态预分发”、“独立量子源干涉”和“前置反馈”三个要素，之前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量子隐形传态实验能同时满足要求。而在合肥量子城域通信网络的30公里光纤上，科研人员完成了满足上述三要素的量子隐形传态实验，这被视作我国未来构建可扩展的大规模量子网络奠定了基础。

潘建伟团队的科研人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未来的量子信息传输网络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建设这个网络，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通信方式就是量子态隐形传输。“它们实现的是城域网传输，城域网是实验床，未来会有很多新想法可以在这个网络里进行。”

合肥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是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除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合肥外，2013年11月，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也投入使用，覆盖济南市主城区，包括三个集控站在内共56个节点，涵盖政务、金融、科研、教育等领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量子节点、用户数量、业务种类和“密钥”发放最多的、规模最大的量子试验网，每天为数以百计的用户单位提供语音电话、传真、文本通信和文件传输等量子通信业务。

我国量子通信的另一项重大工程――量子保密通信线路“京沪干线”，正是在合肥、济南这些城域网支点基础上建设，就此形成一条绵延2000多公里的广域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 按照潘建伟的设想，希望通过10到20年的努力，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最后构建基于量子安全保障的地面通信网络。

天上有卫星、地上有干线，在“中国速度”下，一张天地一体的量子通信大网已经初具雏形。

“量子星群”蓝图

不过，要真正实现量子通信的规模化应用，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

据科研人员介绍，要实现量子密钥传输，目前主要有可信中继站和星地量子通信两条路径。在可信中继站的探索上，通过中继器放大信号，保证密钥的传输与安全，这一途径依托的是在建的“京沪干线”。而星地量子通信方面，则是依托“墨子号”量子卫星，潘建伟团队通过实验，验证了微弱的量子态在穿越大气层后是可有效保持的，且每秒可传送1万个密钥。

不过，目前这两条路径都存在一些难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文玉说，目前国内应用的量子密钥分发技术存三个不足：一是传输的距离比较短;二是量子密钥生成的码率比较低;三是长距离的传输必须部署中继。即使是拥有了一批可信中继站，在中继节点密钥要进行交换，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入新的安全风险，降低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性。

而卫星传送方面，目前的传送能力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潘建伟介绍，一颗卫星从轨道上每天经过上海大概只有一轨，也就只有几百秒，每秒钟可以送1万个密钥，几百秒也只是传送几百万密钥的信息。因此，一颗卫星还远远不够。

无论是“京沪干线”还是“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承担的都是“中介”功能，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需要结合地面已有的光纤量子通信网络，初步构建一个广域的量子通信体系。

“我们希望通过10到20年的努力，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最后构建基于量子安全保障的地面通信网络。”潘建伟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按照他的设想，未来5年，需要至少两颗卫星上天，以此解决卫星与卫星之间通讯全天时的问题。再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星群”，与地面的台站结合，逐步构建起天地一体的量子通信广域传输网络。

“这意味着，未来5到10年内，我国有望建成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实现全球量子化通信。”科技部973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强说。

产业元年

“量子星群”蓝图也许10年之后才能绘就，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量子称霸”时代已经到来，2016年就是量子信息的产业化元年。

积极的信号首先来自于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

10月9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指出，要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攻坚战略，推动量子通信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事关国家信息和国防安全的前沿技术，量子通信再一次为中国最高决策层所强调。

今年4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察时，对量子通信研发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7月20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要求在量子通信等重点领域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据知情人士介绍，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支持量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部级专项基金有望设立。

伴随着国家战略、政策扶持和引导，资本聚集加速，量子通信产业正迎来爆发点。

量子通信产业主要包括元器件、设备、建设运维、运营应用四个环节。这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充满商机。

“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大大超过欧美国家，已处于产业化发展前期。”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尤其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量子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领域表现突出，全球主要的4家量子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中，有两家来自中国。“然而，在核心零组件环节还主要依赖进口，亟待突破。

中国的产学研用各界也正在努力突破这一瓶颈。9月12日，由清华大学和九州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筹建的量子网络联合实验室揭牌。

据九州量子总裁曹文钊介绍，从具体业务领域来看，联合实验室将重点攻克长程量子网络中关键量子器件的研究，促成量子网络技术在产业化中的应用，重点关注量子网络关键器件的研发及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方案的分析与优化，尤其在量子中继、量子密码和量子测量等当今量子信息界的重要难题方面，联合实验室的成立将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而早在去年年底，国科控股、科大国盾量子、阿里巴巴、中兴通讯等发起组建“中国量子通信产业联盟”，联盟将通过整合在技术研发、核心制造、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大数据、互联网以及科技金融等领域代表性核心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优势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与资本链的联动，做好产业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推动标准规范的建立健全，构筑可持续发展的量子通信产业生态系统，打造世界领先的量子通信产业。

根据中投顾问的预测，国内量子通信短期市场规模在100亿―130亿元左右，长期市场规模将超过千亿。随着量子通信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将持续受益。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5

5G信道编码技术

静止和移动场景、短包和长包场景的外场测试增益稳定性能优异，与高频毫米波频段上的组合测试实现了高达27Gbps的业务速率。5G要实现的10Gbps甚至20Gbps的峰值速率、千亿的连接、1毫秒的时延能力，必须以革命性的基础技术创新来提升网络性能。

高效信道编码技术以尽可能小的业务开销增加信息传输的可靠性，信道编码效率的提升将直接反映到频谱效率的改善。构造可达到信道容量或者可逼近信道容量（Shannon限）的信道编码方法，以及可实用的线牲复杂度的译码算法一直是信道编码技术研究的目标。

芯片光传输

频宽密度增加10至50倍研究

半导体技术的精进让芯片可执行更多运算，但却无法增加芯片间通讯的频宽。目前芯片传输所消耗的功率已超过芯片功耗预算的20%，这项新技术在低功耗的情况下改善一个数量级的芯片通信频宽，替目前面临瓶颈的电晶体技术立下新的里程碑。使用光学元件进行芯片到记忆体的传输将可降低功耗并增加时脉，未来还可能协助达到百万兆等级（Exascale）的运算。

光子神经形态芯片

利用光子解决了神经网络电路速度受限这一难题。神经网络电路已在计算领域掀起风暴，科学家希望制造出更强大的神经网络电路，其关键在于制造出能像神经元那样工作的电路或称神经形态芯片，但此类电路的主要问题是要提高速度。

光子计算是计算科学领域的“明日之星”，与电子相比，光子拥有更多带宽，能快速处理更多数据。但光子数据处理系统制造成本较高，因此一直未被广泛采用。

所以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光子计算产业，硅光子神经网络可能会成为更加庞大的、可以扩展信息处理的硅光子系统家族的“排头兵”。

利用城市现有光纤

实现远距离量子传输技术

这是首次在现有的城市光缆中实验量子传输。此前研究人员仅仅能够在实验室环境下实现这一距离的量子传送，通过量子传送的方式可以实现加密信息的绝对安全传输，其允许信息发送者将“无形信息”发送给接受者，而在量子网络上是无法实现信息拦截的。

在实验室外进行量子传输，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该实验克服了这些问题，是未来量子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光纤传输技术

可供全球48亿人通话

随着AR/VR、4K高清等技术不断涌现，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多个产业领域都依赖海量数据的高速传输，这就需要底层的信息高速公路越宽越好。多芯单模技术，就好比在一根光纤中开辟了多条并行道路，让总运力大为提升。

芯片到芯片通信技术

该项目引入硅光电技术和WDM作为提升容量、降低功耗的路由机制，将分别在光引擎级和板级实现1.6Tb/s和25.6Tb/s的吞吐量。在服务器机架设计中采用芯片到芯片通信是目前高端服务器产业发展的热点，可以有效增加数据吞吐能力，并减少物理空间、网络复杂度、开关及线缆的用量和能耗。

最高密度光纤传输技术

这一研发打破了光纤芯线的传输容量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起来。但若考虑实际可利用的光纤直径的上限和芯线弯曲度分布控制性等问题，不仅芯线数量增加，如果模块数量增加的话，1根光纤超越50个隧道相对比较困难。

NTT等公司将通过这项研究，随着今后数据通信量的增加，多贝脱比特处，其1000倍的检测点方面也可满足信赖性较高的光纤，实现道路的开通。此次研l的光纤，将于2020年推向实用化，在持续增加的数据通信需求方面，有望持续满足光纤传输基础。

光子集成多光子纠缠量子态以及片上光频梳研究

此次研究在Si3N4微环内成功实现了可见光光频梳，得到跨越S-C-L三个通信波段的频率间隔为200GHz的纠缠光子对。这在大规模集成的片上纠缠光子源已成为量子应用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

该研究开创了片上产生和控制复杂量子态的时代，并提供了一个可规模化集成的光量子信息处理平台。该工作是继片上并行预报（Heraled）单光子源和片上交叉偏振纠缠光子对之后在光子集成片上量子光学研究上的又一重要进展。

光纤传输速率突破1Tb/s

2016年10月，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德意志电信T-Lab实验室以 及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UniversityofMunich，TUM）在一次光纤通信现场试验中，通过一项新的调制技术，研究人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传输容量和光谱效率。当可调传输速率随着信道情况和通信量需求而进行动态适应的时候，光网络的灵活性和性能可以得到最大化。

作为安全保障的欧洲路由技术（SafeandSecureEuropeanRouting，SASER）项目的一部分，这个在德意志电信已经部署的光纤网络上进行的实验达到了1Tb/s的传输速率。PCS新调制方式的试验，在给定的信道上达到更高的传输容量，显著地改善了光通信的光谱效率。PCS聪明地以相比于小幅度的星座点更低的频率来使用那些具有大幅度的星座点来传输信号，这样平均来讲对于噪声和其他损伤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这使得能够对传输速率进行调整以完美地适应传输信道，从而得到30%的容量提升。德意志电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网络基础设施来评估和演示类似此类的高度创新的传输技术。将来它还将支持更高层级的测试场景和技术，并在已经铺设的光纤基础设施上增加容量、覆盖距离以及灵活性。

基于LED实现610Mbps单路实时传输

2016年1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持的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室内高速可见光通信系统收发器件与越区切换技术研发”宣布已按计划完成。

研究团队委托中国泰尔实验室对单路实时610Mbps的可见光通信进行了第三方测试，结果呈现良好，基于1瓦荧光型白光LED和PIN探测器在OOK调制下单路实时传输平均速率610Mbps，在传输距离为6.2米时，平均误码率为3.5e-5量级，远低于前向纠错的误码率上限要求3.8e-3。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6

在办公室，要顺风顺水，先要找个好座位，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好风水是“前有明堂，后有靠山”，就是说背后有山作依靠，来旺人，前面有水来环绕，来旺财。座位背后必须要有靠山才坐得稳，办公室里的所谓“靠山”就是指墙壁，座位要尽量靠着墙壁，墙壁与座位之间最好不要留太多的空间。小人最喜欢在你背后放暗箭，偷看你的成果，你背后有靠，他拿你没办法。 另外，座位不要正对大门，或直冲厕所门。如果正对大门，会被人来人往的气场冲到，容易分心。厕所内有秽气，冲厕所门久了，会吸入过多的秽气，容易造成脑中容氧量降低，思考能力也容易裂变，哪有不会做错事的道理。化解方法：放些招财挡煞的东西，如大叶圆状的植物。

忌背门而坐，忌坐靠走道的窗边或座后有窗。背门而坐，背后天天人来人往，杂气冲击，长期如此，处在一种潜意识的紧张状态之中，导致思绪杂乱，决策失误，不能安心做好每件事，总觉得浮燥，如果将办公桌设于行人窗道下，就等于将写字台置于一些形煞之下；所有东西都会一览无谓，自然会担心有一些闲杂之人窥视。那些小人更是虎视眈眈，总有一天会找你麻烦，在这种办公桌上工作哪会安下心来做事呢？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化解之法：调整办公桌的摆放位置，如果不行，就只好选择一张有靠背的椅子来坐了，对于办公台靠走道窗口那就要尽量离窗户远些，让在过道的人看不清楚办公桌上的文件。用窗帘遮住窗口，避免窗外来回晃动的人影影响工作者的思维。

有的朋友一抬头，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方有梁柱，横梁压身，肯定小人缠身。怎么办？建议你在梁柱正下方放一盏台灯，时常让灯亮着，可以减少上方来的不良气场。也可以在办公桌的桌面或抽屉里摆放一个文昌塔，效果也不错。

还要注意办公桌的布置，办公桌右手边尽量不要摆放电话和杂志之类易招惹是非的东西；有人认为在办公桌上摆放带刺的植物可防小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像仙人掌等就不宜摆放在办公桌上，如果放了，反而会有损人不利己之忧。

有人会问，那带刺的植物适合放在哪里呢？可以将仙人掌类植物放在自家卫生间门前摆放。通常我们不会在屋宅内摆放带刺的植物，但是如果最近你一直犯小人，口舌是非很多，或者有异性纠缠你，不妨在卫生间门前摆放仙人掌类植物，注意一盆即可，效果也会不错。

以上讲了一些防止小人的方法，当然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办公室几乎人人都招小人，连公司的最高领导也逃脱不了小人的纠缠。为何？很可能是这里的办公场所风水不好，或者是办公区域内有较多不适合的东西存在。比如，墙上的颜色和随意挂的图，办公室内充满了爬藤类的植物等都会造成大面积的小人缠身现象，这需要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7

一、当前的现状

1、访量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区群众的上访量不断增加，居高不下。因拆迁还建、企业改制、社会保障、物业管理、非法集资等引发的矛盾仍然比较集中，网上群众工作部受理投诉也呈上升趋势，信访问题多发频发的态势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2、人员配备有限。与群众信访量不断增加相比，我区的信访干部及工作人员配备还存在人数不够，业务不专的情况。许多基层信访部门人员本身配置不多，又“身兼多职”，造成信访事项处理慢、处理难，加上许多信访干部业务知识还不够熟悉，从而给基层信访工作带来了难度。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群众素质有待提高。近年来，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却未能与自身的法律素质同步，对法律法规了解不深、理解不透，基层“断章取义”为已所用，不能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更有甚者，把“上访”做为一种牟取利益的产生，通过缠访、闹访、越级访、非访等手段，给政府施压，为自己谋利，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社会秩序。

2、“信访不信法”情况突出。信访制度的初衷，是让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方式向政府机关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政府权利始终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不断推进法治民主进程。但现实中信访群众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力，混淆了信访与法律维权的界限，把信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群众不论事件性质、大小，稍有不满便想通过信访这一渠道达到目的，本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利已思维，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导致越级访、重复访等不理性行为。

3、个别单位重视不够。第一是矛盾纠纷排查力度不够。有些上访问题，街乡、单位事先一无所知，出了问题才知道，造成工作非常被动。这主要是由于个别单位和街乡对信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未引起高度重视，对于群众反映的一些并不复杂的小问题认为无关紧要，未及时予以解决，警觉性不强，热情不高，以至于演变成大问题。第二是工作上有畏难情绪。对于一些很难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碰到困难就往上推，不能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原本有可能在本地、本部门就地化解的问题一拖再拖，最终使问题复杂化，增加化解难度。第三是部门配合不够好。有些信访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协同配合，各部门、各单位存在踢皮球现象，使矛盾积压、恶化，从而导致越级上访。

三、工作的建议

1、要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领导。要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信访工作格局。要强化领导责任，坚持主要领导是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负直接责任，其他领导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体系。要强化部门责任，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强化信访事项责任主体的责任，督促有权处理的部门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要强化责任追究，严格实行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制度，把信访工作成效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的考核内容，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因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认真解决信访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2、要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秩序。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建议结合法制宣传日和下访、接访等工作，多向群众宣传《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知识，不定期面向社会开展法制讲座、典型事例剖析等活动，逐渐引导信访人员有序、依法信访，减少无理上访、缠访闹访事件发生。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信访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机制，注重从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政法干警、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发展人民调解员，及时调解多发性民间矛盾。要完善调解与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通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大力控制进京非法上访，减少信访总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的区别篇8

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法不分、互相配合的政法传统。这一传统下形成的信访制度对新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影响深远。缠讼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实务界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现象层面。这种简单的认识无法使我们将缠讼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时代、特定地方民间“好讼之风”(注：关于封建社会民间“好讼之风”问题，可参见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陈玉心：“清代健讼外证”，赵岚译，苏亦工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区别开来；将缠讼与当今社会中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注：关于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可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80以下。)区别开来；将缠讼与西方社会某个历史时期的“诉讼爆炸”(注：关于西方社会的“诉讼爆炸”，可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09以下。)区别开来。 缠讼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而不是古往今来的普遍法律实践，尽管它正在发生普遍的效应，尽管其中的行动者在心理层面受到了古老传统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缠讼，决定了我们把哪些要素和缠讼放在一起分析。把新中国政法传统中的无节制信访，而不是清代京控制度下的累讼(注：关于清朝“京控制度”下的累讼，可参见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与它放在一起分析。同时，这要求我们对这个特殊“历史事件”的分析不能采取化约主义，将它简单理解成一系列宏大要素的产物，不能把它理解成中国古老传统的产物，也不能把它简单理解成新中国政法传统的产物。毋宁说，它既是法律传统的产物，也是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事件”。因此，我们采取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注：关于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可参见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1辑。)将“事件”和围绕事件、构成事件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和行动策略结合起来，关注那些造成微不足道的背离，却导致了有价值事物之诞生的偶然事件，这种方法具备了福柯“权力谱系学”(注：关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方法，可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156以下。)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方法的考虑，本文将通过对实证调查获得的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分析，将缠讼放在新中国政法传统和当代法律转型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并与新中国政法传统下的信访制度联系起来理解，揭示缠讼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可能性。 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出于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和制度合法化的需要，因势利导，建立了信访制度。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内，通过种种方式塑造并最终驯服了这一制度。被驯服后的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成熟的权力技术装置，服务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然而，在这一权力技术装置内部，作为治理对象的社会个体也在积极行动，实施各种策略，攥取合法性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因此，信访制度为社会个体缠讼留下了制度空间。今天，当国家意欲实现法律制度转型时，转型的目标司法体制与信访制度发生了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悖论和巨大张力。在这种张力下，信访制度成了笼中之鸟，消除缠讼现象也任重道远。 一、缠讼问题概述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我们很少听到诉讼中败诉方当事人说他/她服从判决，倒是经常见到这样的例子：判决生效后，胜诉方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称法院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败诉方更是积极地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声称法院判决不公正，或法官徇私舞弊，埋怨法官素质太低等。他们都打着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旗号，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再审程序；去检察院要求抗诉支持；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等。我们把这种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要求否定生效判决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系列行为称为缠讼。缠讼的多是败诉方当事人，但也有不满足判决结果的胜诉方当事人。缠讼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相关国家机关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注：仅1998-2002年，湖北省法院系统共接待来信来访1652787件(次)，受理各类申诉32735件(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家友2003年1月29日在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检察系统1998-2002年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19295件，其中立案审查8044件，提出抗诉3308件(参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靳军2003年2月13日在湖北省第十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另外笔者从调查中得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每周接待来访三十至五十人，其中续访的占近一半；常年缠讼的有近二十人。)目前，实务界已开始探讨其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分析缠讼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一些公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及少数案件裁判不公”。(注：《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破解缠访缠讼问题》，新华网2002年11月4日。)有人认为“现行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在申请的主体、时间、审级、次数、及理由等五个方面存在着无限制性。”(注：“让确有冤情者及时申冤让无理缠讼者停止纠缠深圳法院将改革申诉和再审制度”，载《深圳特区报》2002年10月10日。)还有人将缠讼的原因具体归结为司法不公，案件承办人工作简单，当事人曲解条文，借缠讼规避执行等。(注：吴希凤、杨标：“当事人缠诉上访为哪般”，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10日。) 从社会调查所涉及的案件来看，实务界所归纳的原因有一定说服力。司法不公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实证结论。在缠讼上访中，当事人经常指责法官****、或者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等，这种指责在大多数案件中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注：笔者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案子：童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但没有被收监，有关部门的理由是童年纪较大，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受害人熊某因此反复到政法委、人大、法院、政府、监狱局等部门上访，共计140余次，后来有关部门对童进行法医鉴定后，将其收监。熊某认为已被判刑的罪犯迟迟不能投进监狱是司法****所致，继续上访，要求赔偿“上访损失费”。这一案件的确有司法不公的嫌疑，罪犯被判刑后，需要受害人上访140多次才能重新鉴定，进行收监，这怎么说都有些蹊跷，背后是否别有原因，实在可疑。而法医鉴定后“可以收监”的结论，又加强了这种猜疑的合理性。此后，受害人要求法院等部门赔偿其“上访损失费”，这是一个起因于司法机关，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又于法无据的要求，当事人日后进行更长时间的缠访缠讼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另外，即使当事人能从具体案件判决中感受到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等，但也无法证实政府领导以打电话、批条子等方式对审案的法官施加了压力。同一案件的几次审判中，不同法官对证据采信不一，裁判的结果也不一样，因而导致当事人缠讼或循环缠讼的现象也时常出现。(注：调查中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在两家有多年业务合作关系的公司间的一起经济纠纷中，法院根据基本相同的会计师鉴定，作出了两份大相径庭的判决。按照2002年9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试行)》第8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矛盾的，可以再审。因此败诉方现在到处申诉，希望启动再审程序；而胜诉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要以各种方式维护已执行的既定判决的效力。) 审判人员工作方法简单，对当事人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办案法官对当事人不热情的态度容易使当事人产生逆反心理，当法院作出的裁判对其有利时，当事人心理尚能平衡；一旦作出的裁判对其不利时，当事人就可能猜测办案法官有接受吃请或贿赂行为，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即使法院作出的裁决正确，也难以消除这个想法。(注：加上司法界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司法****的具体案件，这些都容易强化当事人的这种想法。)他们往往将这种猜测当作事实，纠缠法院进行改判，在目的达不到时，就层层上访缠讼。办案法官对当事人反映的意见未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加上我国法院判决书制作一般比较简单，判案理由写得并不详细，这些都容易导致当事人心中的“疙瘩”得不到解除，引起缠讼或上访。(注：调查中我们发现，某案件一审判决书的正本与副本居然不一样，正本判决依据是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合同法》，副本援引的却是《技术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而判决书上却赫然盖着“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的字样；而且判决书中连当事人的身份都没有写清楚，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成“代表人×××，负责人”。而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整个判决书中没有援引一条实体法。在此缠讼案中，这两份草率的判决书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日后缠讼的“主要动力”。 当然，中国的判决书质量不高，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具体可参见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当事人故意借缠讼规避执行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方当事人败诉后，通过缠讼或上访可以引起法院多次审查，拖延强制履行期限，利用这个时间差赚取额外利益；(注：这种情况在专利侵权中表现最为突出，侵权而缠讼者获利也巨大。参见“专利侵权者缘何有恃无恐”，http://news.2618.com/article/2003/2003-6-19/42787.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或者在拖延履行期限内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或者通过领导签字批条，给法院施加影响，使生效裁判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对缠讼及其原因的认识基础之上，全国各地的法院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机关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从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归纳起来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1.负责受理信访、控诉、申诉等工作的机构将工作做细，落实经办人的责任，(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7月11日向省级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在整个检察系统内实行首办责任制。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控告、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分送有关部门办理，要求首办责任部门指定首办责任人，负责办理案件。)要求经办人耐心做好疏导工作，积极与缠讼人沟通。(注：“崇文院检察长亲自解决‘两户’息诉问题”，http://www.bjjc.gov.cn/page-news/news-20030318-5.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甘振辉：“屏南检察院做好申诉人的息诉服判工作”，http://www.fujian-window.com/Fujian-w/news/mdrb/021202/1-16.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 2.实行领导接待制度。199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实行领导干部轮流接待上访群众的制度，并要求各级检察院普遍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注：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3月21日。)我们在调查中得知，湖北省某些法院也实行了类似制度。(注：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院长接待日制度》；天门市法院制定了《领导接待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见《天门市人民法院制度汇编》，2001年9月编印)。) 3.改变工作方式，对缠讼案件进行调解。(注：如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缠讼长达8年的案件，经复查，原判正确，但考虑到“如果简单地驳回申诉，可能使本案的矛盾更加激化，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下大气力展开调解，经耐心细致地思想疏导工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参见郭靖、王卫平：“院长亲自出马八载诉案‘拿下’”，http://www.lnfzb.com/tpzx/SEP/I24c3.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 4.决定再审之前，实行听证制度。(注：从2001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了以“变无限申诉为有限申诉”为核心的审监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2002年，海南省和湖北省高院制订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复查听证暂行规则》，要求在案件进入再审之前，法院组织听证，以决定是否应提请再审。) 5.对“上访老户”进行清查，多个部门综合治理解决。(注：“大港区委政法委关于上访缠诉案件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情况总结”，http://www.dglaw.gov.cn/doc/docshow.asp?id=362(2003年8月11日访问)。) 6.实行重大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和重大缠讼案件特别处理制度。(注：吴学婵：“本市检察机关服判息诉工作成效显着维护司法权威社会稳定”，载《天津日报》2002年12月2日。) 7.实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这一制度最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注：黄凯：“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举措”，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node18/node3646/node3656/userobject1 ai30070.html(2003年8月11日访问)。)不久，有其它法院推行，(注：卢军：“哈道里法院推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载《黑龙江日报》2002年12月4日。)武汉市两级法院最近也实行了这一制度。 8.从制度上对申诉、再审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10日通过的司法解释《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若干意见》，从具体案件的性质、申请再审时间、主体资格、再审法院等多个方面对再审进行了限制。2002年10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了《关于申诉和申请再审的若干规定(试行)》，对申诉和再审进行了诸多限制。(注：“让确有冤情者及时申冤让无理缠讼者停止纠缠深圳法院将改革申诉和再审制度”，载《深圳特区报》2002年10月10日。) 上述八种方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前面六种对上访缠讼采取尽力疏通的态度，后面两种方法采取从制度上堵截的态度。笔者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缠讼的压力，但无法达到彻底解决缠讼问题的目的。因为他们对缠讼的认识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对缠讼原因的探讨还没有深入到缠讼赖以产生的制度内部和法律传统，也缺乏对缠讼人的心理状况的分析。(注：在调查访问中，湖北省高院的一位法官分析缠讼的原因说：“由于我国正处在世纪之初，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的交织，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人民法院的立案信访工作和整个审判工作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到人民法院上访和缠讼的人数日益增多。……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当事人的文化程度、法律知识及目前的生活处境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这官样的话语具有很大代表性，它揭示了诸多原因，但惟独没有涉及制度和法律传统上的问题。) 当我们将缠讼放到新中国政法传统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就会发现它与信访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缠讼与其说渊源于现代法律中的上诉制度，不如说内生于新中国的信访制度。信访制度是共产党人的创造，但这个创造并非是毫无实践基础的玄想式创造，我们可以说它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如果不理解这种实践的残酷性，不理解信访制度背后的权力斗争以及其中的技术和策略，这样的说法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二、信访制度的出现与新中国法律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鼓励人民用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党表达各种意见。1921年，安源煤矿的两个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象关心农****动一样关心工人运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去煤矿了解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刘少奇去安源开展了工人运动。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来信都是中央领导人亲自批阅回信的，许多来访都是他们亲自接待的。1938年，毛泽东还亲自处理了一起伤员要到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 虽然共产党一向鼓励信访，但信访真正形成制度还是在建国之后。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注：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专职信访机构，参见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25。)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业务范围，确定由哪级组织、哪个部门处理。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这一时期，信访机构开展了若干重要的信访工作活动，创立了领导接待来访日、县市长定期接见人大代表、与调解委员会合作、对集体上访妥善处理等方法。(注：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85以下。只要作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当今司法机关遇到缠讼问题时还在运用这些方法。)很多地方信访部门还专门制定了工作规定。 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而这段时期，正常的信访急剧下降，到“文革”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信访机构也大多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信访工作难有作为。“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 作为一种制度，信访形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为什么信访制度会在这一时期形成？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仅仅因为这一时期信访量大？在信访制度出现之前不久，共产党新政权宣布了“废除******六法全书，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废除伪法统，建立人民民主新法制”。因此，可以断定，信访制度与******政权的法律制度没有任何血统关系，与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封建法律制度也没有血统关系。实际上，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访制度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只有被放入共产党人建立的新中国法律传统中才能被正确理解。 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络。这个网络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注：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01以下。)正是在这个技术组合的背景之下，建国前零星的群众来信、来访表达意见，才会在新政权建立不久时被制度化为“信访”。 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注：转引自刘絮、聂玉春主编：《信访工作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26。)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72以下。)《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注：如《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的“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1月23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11月2日发表的“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等。)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共产党“权力的组织网络”之中，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方法。下面这段代表国家在“路线正确时期”信访观的社论也表明了这一点： 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注：《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5日。) 信访制度是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出现的，它具有诸多功能，详言如下： 1.深化政权合法化。1949年，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在形式上取得了合法性，因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暴力革命成了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常规手段。(注：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48。)但建国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还需要论证，或者说，此时问题才浮现出来。如何确保国家政权对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的合法性，确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确立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是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群众来信来访，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反映了社会对新政权的认同状况。而信访作为一种常规制度的出现(Entstehung)，(注：我在福柯意义上使用“出现”一词，它指事物在诸多力量构成状态中兴起，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288。)则反映了共产党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能自证其合法性，同时还能以自身的合法性贯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同样的道理，文革中淹没在“砸烂一切”狂潮中的信访制度，在文革后能迅速恢复并被完善，也出于当时新一代领导人急于确立合法性的需要。“文革”刚结束时，群众大规模上访，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中央加大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很多遗留问题，加上农村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已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信访就成了农民解决冤屈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化装置，它证明着政权的连续性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合法性。 2.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官僚体制的****问题，并以各种方式监督官僚体制，防止其****堕落、脱离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开展运动，信访制度在控制官僚体制方面只处在边缘的辅助位置上。在“文革”结束，运动方式被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后，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控制功能突现出来了。新中国有特定的思想和政绩考评标准对官僚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会遇到很多障碍，比如官员之间的互相庇护，虚假的政绩工程等。这些障碍使得中央和上级官员无法准确了解下级官员的信仰坚定程度、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而信访制度可以作为中央和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一个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所涉及的重大案件，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会派人到基层调查，这种调查也是对基层涉案官员的调查和了解。它绕过了中间的官僚阶层，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官员的直接控制，这种控制是非常规的。 3.化解剧烈社会矛盾。新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科层制：一方面，科层组织取代了各种传统组织，高度集权；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规范程序又未能充分发育。(注：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68。)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而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因此，变通就成为了这种科层制十分普遍，在相当范围和程度内被认可的运行机制。当国家高层对信访不堪重负时，便鼓励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将矛盾消灭在基层”，地方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它所付出的代价是自行承担政策风险并处理实际问题。问题应当就地解决，这是上级的要求，随意将问题上交意味着要被上司指责无能。这样，变通处理就成了常规，“报喜不报忧”就成了各级机关之间的默契，大家都知道报告中有水分，但上级并无心追究。然而，这样中央和上级机关就无法从官僚体制内部获取足够信息，以认定当前社会的剧烈矛盾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信访制度就充当了一种非常规的信息获取渠道。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通过对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绕过官僚体制，获取信息，认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 4.贯彻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功能。信访中，社会下层群众与国家官僚体制上层会有直接接触，官僚上层会以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政策，还会动用相应的信访配套措施让信访群众明白国家的政策取向，同时实现社会动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文叙述的国家与信访群众的具体互动中看到。

三、信访制度的运作：斗争、策略与动力 信访制度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它如何实现作为一种权力技术装置的功能？当某个时期的遗留问题较多，“信访爆炸”，超过国家行政的承受能力，信访制度是如何应付问题，解决矛盾的呢？制度的初建与其后的实践之间往往有差距，这种差距在信访制度中也存在吗？若是存在，又是怎样弥合的呢？福柯曾指出：“人们往往在不间断的连续性中寻找出身(Herkunft)，所以也常把出现(Entstehung)当作最终时刻……谱系学寻找重新确立各种不同的征服体制：不是意义的预见力量，而是支配的偶然游戏。”(注：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李猛校，载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288—289。)因此，要回答以上诸问题，就必须从国家和信访者的具体互动来进行考察，考察其中围绕着具体事件所进行的具体斗争、交涉与互动。 (一)国家与信访者之间的斗争与互动 建国初期，信访量很大，来访反映的很多问题国家一时解决不了，因此很多来访人滞留北京，并采取了一些过激行动，如到中南海纠缠，拦首长、外宾的汽车等。(注：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63。)为了让来京上访者尽快离开，稳定首都的治安，(注：信访者给首都带来治安问题，这是新中国特有的，也许是因为现代的交通设施使得人们大规模涌向首都更加便利，成本更低了。)国家有关部门曾在一段时间对确有困难的人提供食宿，发给路费。但这种人道恩惠不仅没有使来京上访人数减少反而见增，有一部分人甚至骗取路费后长期滞留北京。国家既在经济上不堪重负，又疲于应对个别上访者所增添的社会骚乱乃至犯罪。后来，为消除首都的治安隐患，有关部门对那些赖着不走的上访者、那些自动脱离社会治理秩序的“盲流”采取强行驱逐出京的办法。然而实际的效果很差；一些上访人与国家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术：你前脚赶，我后脚又来；风声紧我回家，风声松我进京。 于是，国家开始考虑加强上访的配置工作。国家鼓励的是合理的上访，排斥的是无理缠访和无理取闹。然而，无理缠访和无理取闹常常就是从合理上访演变而来的。因此，要整顿上访秩序，就不得不将合理上访也纳入日常管理之中。经与北京市商定，国家先在德胜门外建立了农民服务所，专门解决上访者的食宿问题，分为免费和自费两种，免费由有关部门开介绍信，自费的标准比外面的旅馆、餐厅都便宜，这个农民服务所一直存在到1966年底。后来又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接济站，并一直延续至今。接济站的设立在上访制度的配置上是一大创举，它一方面提供了一个与首都的中心空间区隔开来的独立空间，将那些可能流窜在首都各处街头、桥下、河边、车站里的上访者集中起来管理，甚至把来京上访者的住宿地与各个上访接待单位都尽量压缩在一条公共汽车线上，从而大大化解了首都的治安隐患；另一方面又以免费或低价的食宿在合理上访者与缠访者、取闹者之间划出了界限，引导人们合理上访。 然而，如果将缠访者、取闹者或上访已经结束却声称没有路费的流浪者从接济站排斥出去，任其在首都“流窜”，那不是恰恰将危险的火种撒出去了吗？不用担心，国家已经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个空间，一个将禁闭和放逐结合在一起的空间，一个集消除游手好闲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这双重功能于一身的空间。1958年8月，内务部在芦沟桥建立了永定砂石厂，组织来访群众中有劳动能力而无路费还乡的人员参加劳动自挣路费，并在劳动中接受政策教育。它的创造性在于通过确立一种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的准司法权力来方便有效地解决了治安问题。这个办法既消除了不安定的因子、保证了首都治安，又为社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减轻了国家负担；既解决了上访者的路费问题，又有利于对这些“异常者”的规训。值得注意的是，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1961年内务部明确指出，主要组织来访人中的一部分无理取闹、骗取路费和不愿参加生产劳动，经常流向城市的人员。强制劳动的规定实际上是作为道德改造、塑造“新人”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的。永定砂石厂这个独特的创制一直坚持到1966年，我们不清楚它为什么在文革中消失了，也许是“砸烂公检法”的狂潮将它席卷而去。 然而，在政治局面开始恢复以后，首都对安定秩序需要更甚。1978年8月，一些上访者组织起来，喊着“反迫害、反饥饿、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在新华门前游行。为此，国家逮捕了为首者，并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来访人员中已经接待处理完毕、本人坚持不走、说服教育无效的，可以由信访部门出具公函，公安部门协助，送民政部门管理的收容遣送站收容送回。”(注：见1980年8月22日的《国务院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第三条。)此后，在各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规则中都可以见到类似的规定。(注：如国务院1980年8月22日的《国务院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几项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6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第十二条，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等。)但如何对付那些与政府打游击战却又够不上法办的人呢，那也自有办法。198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中央信访部门、政法部门都专门颁发了关于认真处理长期滞留北京的上访人员的文件，规定“对上访问题已经解决，本人在京流窜，不务正业，坚持过高要求和屡遣屡返教育无效又不够依法处理的人，可以建立一个劳动场所，把他们集中起来，加强管理，边劳动，边教育，直到他们不再到处流窜为止。”(注：转引自海帆：“国家对进京上访现象的治理”，http://www.guanzhong.gd.cn/subwebsite/yw-web/shouwany/yuedu/jiaoshicankao/sixiangqianyan/wenhuazhongguo/shangfang.htm(2003年8月11日访问)。) 从上面的规定来看，收容遣送或强制劳动(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缠访和无理取闹的问题。然而，首都对秩序的要求并不仅仅是由动荡骚乱、违法犯罪的治安形势所决定的，而常常是由对首都形象的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全国性的仪式活动主要在首都举行，所以，国家的形象也就首先体现在首都的形象上，而国家形象的建构和维护在新中国的制度安排中是国家进行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虽然信访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但每逢重大节日、重大会议和外国重要领导人来访，首都更需要的是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形象，信访的重要性就相对下降了。为此，警察、纠察、民兵甚至居委会的老太太都会被广泛动员来清理外来人口。这个时候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自然会被大大延伸。(注：在“孙志刚事件”的推动下，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了流乞收容遣送制度(信访收容并没有废除，最近有人对此进行质疑，参见“两公民质疑‘信访收容’”，载《南方周末》2003年10月9日)。这当然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但给在重要日期保证“首都形象”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困难。) 从国家和信访者的斗争与互动中，我们可以说，信访制度被“驯服”了。国家通过在实践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禁闭、收容遣送、强制劳动等配套措施驯服了它。信访制度仍然存在，国家可以通过它“密切联系群众”，群众也可以通过它“反映问题，要求解决问题”。但是信访行为，尤其是进京上访行为的合法性还是不可避免的模糊了。在这个过程中，信访制度结合从斗争实践发展起来的配套措施，变得复杂成熟，成功实现了它作为权力技术装置的功能。 (二)围绕着信访的策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信访者不“诚实”，在信访材料中将问题夸大，或加进一些道听途说无法证实的内容，如官员****等，(注：实际上，并非每个信访者所针对的官员都是罪恶的****者，或许由于他们在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官僚体制下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访反映的实际问题有的很重大，有的则很琐碎，但为了尽快使问题得到解决，夸大情况的紧迫和问题的严重性，成了一种必要的策略。在这种策略驱动下，信访者有时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以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对于中央和上级机关来说，这样的问题太多，每个来访者都强调自身问题的严重和紧迫，但哪些问题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呢？如何从中判断呢？依赖官僚体制本身注定无所作为，因为它缺乏对每个来访者核实的能力。这时拖延就成了国家的一种策略，几乎制度化了，成了一种信息过滤机制。同时，地方各级官员也许并不完全真心解决问题，他们把上访者当作官僚生涯的障碍；或者受地方财政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但是中央和上级又要求他们“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并以此来衡量其政绩。在这种问题无法解决但又不得不解决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也只有以拖延来应付。 国家机关的拖延，使得群众信访的成本大大增加，使人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上访中大大消耗，很多上访者经不起这种消耗，中途退却，放弃上访；而部分人坚持下来了。他们纠缠很长时间后，或以极端的上访行为引起了国家的注意，其问题被国家认定为严重，非解决不可。在信访实践中，国家机关形成了一套判断事件紧急与否的标准，即“来访比信访紧急，缠访比一般上访紧急，越级上访比一般上访紧急，进京上访比省内上访紧急，集体上访比个人上访紧急。”(注：转引自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71。)这个标准说明了上访所受的重视程度与上访者所付出的成本基本成正比。 这意味着，上访若想得到重视，就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筛选过滤过程，通过几次上访就将问题解决的情况即便有，也是很偶然的。要想问题得到重视，要么不停地缠下去，要么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如在国家机关门口静坐、下跪、哭闹，乃至自残、自杀，(注：据《京华日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安徽一农民9月15日因拆迁问题在******金水桥前自焚。)甚至攻击公务员，砸公务用车，揭机关的牌子等。(注：有人将这些极端的行为称为缺乏理智的变态行为(参见蔡燕着：《信访心理学》，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版，页48)，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意识到信访中的斗争以及围绕着斗争所存在的策略。在信访面对的特定官僚体制下，采取这些行为也许并非缺乏理智，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策略和“理智”。)但使用极端手段的风险和成本也是很大的，不说自残自杀的身体健康危险和砸公务用车等的犯罪风险，即便是一般的静坐哭闹，甚至去信访机关次数多了些，都可能被收容遣送、强制劳动。(注：收容遣送制度曾经是一种救助制度，但后来却演变成了一种惩罚措施。且不说大量收容遣送侵犯基本****的例子，从与因信访受过收容遣送的群众的交谈中我也坚定了这种看法。这些人很多在当地人眼中是“上访英雄”，但他们却耻于提起这段历史，偶有提及，痛苦亦溢于言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都是国家设置的功能障碍，尽管设置时是基于“首都形象”、“安定的大好局面”方面的考虑。这些设置显然使得国家在与上访者围绕着信访所展开的斗争中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障碍面前，上访不可能一访就灵，但它却给解决问题留下了一线希望和曙光。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让曙光落在自己身上，就成了决心上访到底的人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仅以语言强调问题严重或单纯花更多的时间是不够的，它需要一套策略。只有掌握策略的人才会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正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所谓的“信访精英”、“上访能人”。(注：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http://www.ccrs.org.cn(2003年8月13日访问)。)他们有见识，有魄力，尤其在集体上访中，能看到农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将这种分散的共同利益变成组织化的表达，因此很容易被推举为“上访代表”。“上访能人”懂得用策略与国家曲回斗争，这些斗争策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信访时掌握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精明的上访人会用一切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如以法律政策为后盾进行纠缠，不停地找官员反映或说理，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直到官员厌烦，无可奈何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决不会采取国家明确反对的非法手段。再比如“风声紧我回家，风声松我进京”的游击战术的运用。第二，尽力争夺话语上的合法性。如几乎所有的信访人都会在信访材料末尾写上“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党”，“希望你们按照******的‘三个代表’办事”之类的话语。这些看起来与信访内容毫不相干的话语，构成了信访者对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证明，信访者通过将个人事件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证明自己并非无理取闹，将信访事件纳入了一个宏伟叙事中。有些上访人甚至在采取非法行为时也要尽力建构话语合法性，如冲击国家机关的上访者可能会抬着毛泽东的画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方法是“弱者的武器”。 (三)信访的动力：在制度与意识之间 被驯服后的信访制度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其相关配套措施给信访者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和痛苦。但为什么这些威胁和痛苦只是促进了人们对策略的运用，而不足以平息缠讼的浪潮，不足以阻拦人们信访的决心呢？上述的信访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博弈空间是个重要因素。信访给人们留下了非程序性交涉的空间，以精明妥当的方式坚持到最后，总会引起高层对问题的重视，因此一切在上访途中的“遭罪”才会有最终的意义。希望不在于所有信访的问题都会被解决，而在于问题被解决的那线曙光上。正是这线曙光，使得围绕着信访进行的斗争，以及斗争中使用的策略，具有了意义。 另外一个坚定人们信访、缠讼决心的因素，也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层面。当然，只有当意识与制度构成互动后，意识才能构成信访和缠讼的动力。体现在信访中，一物两面“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不可忽视。在接受访问时，信访群众感叹最多是现在清官难找，他们常说“中央是好的，下面的把经念歪了，县里的官员要查起来十之八九非贪即贿”。应星在调查中将下层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归纳为：“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注：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405。应星调查地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里尽敌人”也极好地证实了这个归纳。)曹锦清在河南调查时得出了类似结论。(注：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70、页210、页645。)我们访问的很多缠讼当事人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某法院干部也说：“如今，缠讼的人总觉得上面才有青天，下面都在胡闹，因此就跑到省里、北京上访去了。” 在传统中国民众的眼中，清官是可亲的，但他们却总在遥远的地方，只有上访才能找到的地方，抽象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而身边更多的是贪官污吏，是具体的存在。这种“抽象的清官，具体的贪官”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在传统社会中的不同运用相对应。(注：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406。)“法定权利”体现的是帝王的利益，它用普遍法律的神圣光环加以装点，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而“习惯权利”体现的是官吏阶层的利益，它总是企图在帝制法定利益之外追求超额的剥削，而皇权的威严不足以遏止他们这种利益欲望，(注：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17—122。)这也是皇权依靠官僚体制维持统治所付出的代价。结果贪污就变成了官吏的生活方式，象海瑞那样的清官在帝制时代不过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38—166。)这样，普通民众建立在“法定权利”基础之上的正义观，就成了指责贪官污吏的话语基础。 普通民众用这种“清官/贪官”划分方法去看待新中国的国家权力时，图景与传统的“皇帝——清官——贪官”有很多神似之处：同样是为最高层的光环所笼罩，同样是贪官遍地、恶吏横生，也同样在百折不挠地寻找“青天”。正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新中国的信访制度与传统中国的京控制度没有任何血统关系，却在功能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和替代性。有所区别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使得下层民众可以利用各种策略，借助国家政策法令，借助权力之光的反射去寻觅光明正大的清官形象。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可资利用的国家政策资源，缠讼实质上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信访制度资源的利用。 在“青天意识”的另一面，中国下层民众存在一种“臣民意识”：既惧怕权力，又有亲近权力的欲望。(注：王海涛：“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页31。)这种“臣民意识”使得人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之中：因为惧怕权力而远离权力所以远离权力的工具法律；但同时又因为别人畏惧权力，只有用权力才能威慑别人，因而亲近权力以规避法律，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胜过别人的力量。信访就为这种亲近提供了一种制度化渠道。这样法律就处于尴尬境地，而信访制度却大行其道。

四、信访、缠讼与法律转型 在新中国的信访中，上访针对的是行政还是司法，当事人是上访还是缠讼，是无法区分的，这种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这取决于新中国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传统。在中国的帝制传统中，皇帝既是官僚行政的总头目，也是一切法律之源，各级地方官也是既掌管税收等行政事务，又掌管司法事务。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在体制上的区分沿袭下来了，但这种区分仅仅是功能性的。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至今，中国民众遭遇利益的争端、感受不公的侵袭时，很少会想到运用法律的武器，而实际中法律也往往威力孱弱；他们习惯诉诸的是为民做主的党政官员，而党政官员的批示和关注也往往有效。因此，到各级党政机关“找青天”、“讨说法”的上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实际上是一种反法律实践)形式，得到广泛的运用；而到法院或者检察院上访，反而只是附带的了。 信访制度出现于新中国法律传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合法化中的一个环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但其存在往往以抑制法律的自主性为代价。因为它敞开大门向民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它为党政、行政对司法活动的干预提供了制度化空间和正当渠道。而且，由于司法状况不如人意，国家、社会、下层百姓几乎一致认为对它进行体制性的“约束”是必要的，因此，信访制度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方面，通过比法律中“上诉”更广泛，更有“玄机”的制度性安排，法律正义的目标可以部分地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恰好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 近年来，司法独立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国家已经着手从很多方面进行改革，努力改善司法机关的地位，加强其独立地位，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当作法律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解决。民众也逐渐意识到，有些问题不再是行政机关和工作单位所能解决的了，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正如学者所说，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情况下，原有的许多纠纷处理机关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式，从而使法院不得不更多地承担处理纠纷解决问题的责任。(注：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2。)因此到法院和检察院上访要求解决问题的就多起来了。司法机关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是判决与执行判决，因此解决问题最有作为的办法就是提起诉讼或对已经判决的案件提起再审。(注：由于我国司法遵循“有错必纠”原则，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再审次数都不受限制。)但不可能所有的再审要求都很顺利得到满足，一旦群众不停地以信访的形式要求重新启动审判程序，这就是缠讼了。信访具有模糊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模糊的合法性使得缠讼人通过信访重新启动诉讼程序成为可能，也正是它给了缠讼者“缠”的动力和制度空间。 缠讼是当代政治和法律转型的新时期，生长于过去土壤的信访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背后的权力技术装置的产物。政治体制和法律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转型，但是下层民众的意识不可能快速转变，而过去的那种可以利用的信访制度依然没有被社会转型的目标法律体制所完全放弃。当拥有传统“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的人，按照惯性运用新中国以来一直有效今天依然有效的信访制度，试图向转型时期的法律体制寻求保护时，缠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外，当代法律转型中，审判风格的变化也加剧了缠讼的发生。高见泽磨研究认为，无论是传统中国的固有法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法律，其审判风格都是“说理—心服”型的；(注：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判决—执行”的审判模式。由于原来适合“说理—心服”型审判方式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要求建立“判决—执行”型审判模式的要求，我国司法改革也正循着这一要求进行。但是，社会变化在空间、时间和构成要素等多方面发展并不平衡，这导致了适合不同诉讼模式的条件同时并存，从而构成了审判模式必须同时面对种种互相矛盾要求的不安定局面，这给整个诉讼体制带来了紧张。当生活在前一时空下的当事人无法“心服”时，而司法机关按照转型后的目标司法体制进行“说理”，坚持要按照判决“执行”便困难重重，无休止的纠缠也在所难免。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诉讼环境，看来就只有两种办法缓解缠讼的压力了，一是积极对缠讼者做说服疏通工作，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二是在诉讼前进行风险告知，不给缠讼者留下口实。这也是当下各司法机关采取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既不能改变内生于新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制度与信访制度间的紧张，也无法一时消除信访制度给人们心理投下的阴影，更不能消除信访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博弈空间。 因此，要彻底消除缠讼现象，就必须放弃信访制度。然而，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注：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90。)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对信访制度给予“同情的理解”。在新中国历史上以至今天，信访制度确实为受冤屈和不公对待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为国家消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渠道。但是，同情未必能够同意。信访制度能够在政法不分、相互配合的新中国法律传统中运作并有其合理性，却无法在法律转型的今天有效运作。它与作为法律转型目标的现代法制所要求的政法分离、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等理念格格不入，导致了缠讼，导致了行政对司法的制度化干预。当然，我决非主张立即废除信访制度，在社会结构尚未转变的情况下，依照一个“先进”的理念和良好愿望，废除信访制度，势必带来更多的问题。或许可行的办法是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建立功能上可替代的制度，并以制度为依托，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作者简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所涉及的调查是在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田加刚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我的学友尤陈俊先生、袁中华先生、汪雄涛先生、胡聪先生曾阅读本文初稿，提出了诸多有益修改意见，特在此向他们致谢。当然，一切可能的责任均由本人独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