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伦理学范文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1

【关键词】现代语境；伦理学；伦理学家 ；去道德化；知识危机；转型

0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主义和实利主义成为当前十分凸显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相互攀援相互制约的时代，人们的社会取向更加多元化，毫无疑问的是技术合理性和功利优先性成为当前价值取向的主导。经济发展和人文取向是并肩发展与时俱进的，然而现实情况确实人文逐渐被大家边缘化，伦理以及所关注的道德生活被轻视、被挤压，迫使伦理学职能在诸多困境中不断转型和发展，力求保存最后的伦理价值。因此，研究此问题对于提高我国的人文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去道德化”现代语境的根源

我们熟知的“道德当顶天立地”，如果用学术的语言进行表达就是：道德应定位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且公共化趋势日益强化的社会。在此条件下，承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治理的政治和法律理所当然地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和法学也就相应地成为现代学术的显学和显贵。可无论社会公共化的扩张如何强势，私人生活领域总不会全然消失；更重要的是，即令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政治与法律也很难料理一切，因为并非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政治的”或具有法律意味的，甚至于即便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那些具有哪怕是极为明显的政治或法律意味的人和事，也还有其超政治或者超法律的文化价值意义。

然而，道德毕竟只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元素，它以一种“隐性秩序”的方式寄生于社会的风 俗礼仪和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发挥着它特有的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秩序的软式约束和协调规范作用，旨在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

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问或知识，伦理学随着它所依着的道德一起承受着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全部后果。如果说，人文学是关于人类自身之生活目的与意义的最切近 、最深刻的学问，那么，伦理学当是人文学科群中的知识典范。然而，人文边缘和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公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若明乎于此，则政治法律之上或之外必须保有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合理正当的结论。在此，过度强调政治和法律对道德的忠诚的同时，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在清晰划分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应当关注它们之间无法割断的内在关联，即人类行为规范和秩序与其心灵寄托和精神秩序之间的内在价值关联。由此我们还必须明了，虽然道德伦理关乎人类的情感、意愿、精神和心灵，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人类确定并理解自身对人生之善和人类行为之善的道德追求，则必须同时发现和承认人类自身“实践理性”的局限：诚如我们无法指望政治和法律的规范约束包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切意义一样，也无法指望道德伦理能够指引并帮助我们达于“至善”和“圆满”，人生的有限无法作为意义无限的抵押，后者还不得不诉求于人类的自由信念和信仰。

2 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我们对伦理学的现代境遇形成了两种复杂的知识概念：一方面，强大的人和社会对政治和法律的认识造成了当前人们对当前伦理的认识日渐减少，因此就造成伦理学本身知识危机；另一方面，即使当代人对理性知识和生活能力有充分的认识，但是道理伦理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人们生活中的稀缺资源。

我们知道，伦理学的经典范式有很多，但是从根本上看无非就只有两种理路：一个是目的论，另一个是道义论。中西古典伦理学的传统都是来自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可是，到了近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方面，社会公共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急剧扩张，使伦理学不得不逐渐越出传统美德伦理的理论范畴而趋向于普遍（公共）规范伦理的理论进路，进而，现代伦理学自身的规范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政治学、法学，甚至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启蒙运动虽然被理想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猛烈冲击，但是其强大的物质成果却依然能够得到不断的强化和普及，有的甚至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偶像。这一巨大的物质技术文明的进步给伦理学直接带来了多重挑战和后果：首先，逐渐发展形成诸多崭新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和道德伦理等相关课题。其次，对原有伦理学理论范式的表达进行方法论的突破。尽管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教授十分严厉地批评并有力地裁断“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但毋庸讳言，启蒙运动所发起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谋划”不仅仍在继续和强化，而且已然并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思维方式。最后，最为深刻和复杂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之基本道德观念的不断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伦理学基本理念的根本性影响。

3 伦理学的转型

目前，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理论就有极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是在减轻或者是推卸当代伦理学家的学术和责任。然而，如果从20世纪伦理学的发展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伦理学们在学术和理论上做出的巨大成就，就我国近三十年的研究进程来看，其在经济伦理、生态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等方方面面都做出居多成就。但是，近几年，元理论学家和价值伦理学家们都陷入理想和反理想研究的固定思维模式之中，直到20世纪晚期的罗尔斯才开始认识到该问题，重新建构伦理理论，进而诸多伦理学家才开始反思这些问题，他们逐渐展示出某种超越单纯科学理性主义的理论迹象。

时至今日，伦理学家们站在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又一次历史性的理论决断：今天的伦理学家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十字抉择路口，面临着又一次的历史性理论决断：正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我们再也无法期待用某种完备的伦理学原理来解释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及其不断歧出发散的应用伦理问题。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层面甚至问题，给出不同却又合理有效的伦理学解释和解答。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正逐渐被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所不断压迫，导致传统的伦理学的知识、方法不断被冲击。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伦理学而言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伦理学在种种困境中不断实现转型和发展。笔者相信，随着世界各国的充分重视和伦理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一定会伦理学的发展创造更丰富的条件，笔者也相信，未来伦理学在学术界必将占据重要位置，指导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Peter Singer.A Companion to Ethics[M].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Ltd.， 1993.

[2]何怀宏.底线伦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2

一、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问题和意义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建设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反映和要求，又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只有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髙潮，提供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期待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现代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进人到了一个新时代，即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已经由单纯政治标准转向了兼顾或突出伦理道德标准。甚至还把对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扩展到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伦理审视。因为伦理标准是比别的标准更加人性化或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也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都为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用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引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引导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主体，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关注和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其成果既能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又能为尚待发展的应用伦理学分支——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也可以应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关怀的现象自古就存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文化伦理的价值倾向。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文化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性问题，而是指在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尚未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视角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在我国，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以“文化伦理”为关键词的论文却廖廖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着作更是尚未见到。当然，对“文化”概念能包含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少的，只是还缺乏从文化伦理学高度进行的必要整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文化现象、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不是“文化伦理”和“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不能成立？显然都不是。我认为主要是从伦理学或道德观视角观察和研究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高,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应用伦理学分支还不够发达，整个伦理学理论及规范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还不高的表现。伦理学以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问题。伦理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和观念，都源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基础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都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其中道德价值观对社会实践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是很全面、也很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和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无疑是很多伦理道德观念都要覆盖和关注的领域，更是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不可能忽略的领域。可是，目前文化伦理问题的关注度却很低，研究成果更是非常少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和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努力的方向。

3.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意义

(1)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是由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也是提髙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快提高W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和服务直接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而且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而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人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也是由文化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有人称为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理论）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中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划分应用伦理学分支的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就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分支都有，而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很多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还有以这些应用伦理学分支为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还没有明确树立起来，与此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研究。这与应用伦理学发展还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我认为，伦理、道德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用伦理学更要面向实践，其分支更应该以社会实践的领域为基础来划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至于有时提到“党的建设”，尽管也可以与“五大建设”相并列，但从理论的严密逻辑来说，应该归于“政治建设”的内涵。“五大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内容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为我们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如果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建设实践相对应，就可以看出，文化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文化伦理学的视角，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覆盖和关照就会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任务，就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文化伦理学的属性、对象和任务

1.文化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从学科属性上说，文化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

文化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其中的伦理意蕴，即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等的价值意义是“实有”的。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作为主体的理想追求是“应有”的。质而言之，“文化伦理”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反映文化“实有”与“应有”关系的概念。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伦理现象或问题的学科——文化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是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文化伦理现象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共同面对的一类问题，因此也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文化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文化信息伦理以及文化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等，都可以作为文化伦理学的问题来研究。文化伦理学应该以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化”概念的一般含义，涉及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与此领域相关的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在文化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任务

文化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也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因此，文化伦理学也要为此做出应有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出相关道德原则、规范、范畴,认识和调整文化关系，指导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评价、教育和修养。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中，有许许多多健康的催人向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腐朽、淫秽、丑恶、反动的文化垃圾。文化创造即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消极的效应。这就是人化与异化的并存，也是文化悖论的根源。有的价值创造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有的价值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前后相继，从眼前看是正价值，从长远看是负价值；有的价值创造活动，先产生正价值，后产生负价值；有的价值活动，先产生负价值，后产生正价值。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人类价值活动创造的正价值多于负价值，而且负价值往往是作为创造新的正价值的起点或中介而存在的。所以，价值和文化的悖论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消磨人的创造热情。

3.研究文化伦理学就是要充分、自觉的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

首先，文化伦理有认识功能。它可以使人们从伦理角度认识文化的价值底蕴和发展趋向。其次，文化伦理有调节功能。它可以通过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文明化。再次，文化伦理有导向功能。它可以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起到方向盘和指路灯的作用。最后，文化伦理有扬善抑恶的评价功能。它可以通过伦理评价，使优秀文化的发展受到鼓励，使落后、腐朽文化的发展受到贬抑。这些功能的综合运用，就使文化的继承、创新、教育、传播等活动有了一种伦理调控的机制，同时也使相关的伦理文化转换为文化伦理。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不但要发挥其规范调节功能，还要发挥其价值导向和激励创造的功能。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决定的。只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有益文化成果,有力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正确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不断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

三、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体系结构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

主要是指演绎法还是归纳法？这与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有关。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国内伦理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主张应用伦理学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实践问题的延伸；有的人认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现实问题的简单延伸，而应该是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伦理学的新范式，新就新在不是从已有的伦理学原理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我认为，这两种应用伦理学观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路、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即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自古就存在的，特别是在近代尤为突出，然而又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文化伦理学既要研究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又要研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既要研究与文化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活动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中的伦理问题，又要研究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相关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既要用观察的方法，有要用调查的方法；既要描述、归纳，又要分析、比较。还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比较的方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感受实践的脉动，吮吸生活的醇香，倾听群众的心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还必须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创造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唱响代表时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才能使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我初步考虑，这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规范问题和理论问题，分三部分来构建：

第一部分:研究与文化建设实践对应的伦理评价问题。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伦理问题；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生产中的伦理问题；文化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消费中的伦理问题；文化共享中的伦理问题等。

第二部分:与文化建设领域对应的伦理规范问题。包括发展科技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文学艺术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新闻、广电、出版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观、艺术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开发宗教文化资源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伦理规范问题等。

第三部分：与文化建设理论对应的伦理思想问题。包括文化建设今政治、经济、民生、生态建设的关系问题；文化建设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问题；文化建设中的伦理价值观问题；文化人的价值立场和道德人格问题；文化伦理研究中的古、今、中、西问题；文化伦理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创建文化伦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等。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3

关键词:工程师;工程伦理;伦理准则;伦理责任

abstract:engineers,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any engineering projects, will certainly face various ethic issues all the way in their practice engineering morality plays the role crucial to every engineer in regulating the ethical relations betwee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us affecting greatly the behavior of engineers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to normalize and guide them engineers are supposed to abide by their professional integrity, covering such principles as people first, love and care of life, safety/reliabi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equality/justice therefore, engineers' social obligations are deeply concerned with human future and fortune engineers are expected to be aware of their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relevant consequences as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engineering mor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erative task to which the related courses should be offered effectively

key words:engineer; engineering ethics; morality; ethic obligation

随着工程技术不断发展, 工程技术的负面效应也日渐突出。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与工程技术联系最为密切的工程伦理问题成为工程界、哲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工程师必须遵守工程伦理准则,在工程活动中具有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和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才能自觉担负起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伦理责任。

一、 工程伦理准则

工程伦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引起工程界和哲学界的关注的。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

工程伦理是关于“工程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包括工程设计和建设以及工程运转和维护中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研究”［1］。工程伦理是“从工程问题中推演出来的,把工程问题提到道德高度,既有助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又有助于保证工程质量,最大限度地避免工程风险”［1］。工程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有利于纠正当前在工程界存在的对工程伦理的片面性认识,而且有利于对工程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有利于对工程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进行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是调整工程与技术、工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在工程领域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原则。工程伦理的“道德规范是对从事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要求。其主要道德规范是:责任、公平、安全、风险。前两者是普遍伦理原则,后两者是工程伦理特有的原则”［1］。工程伦理研究工程师职业道德素质、行为规范及其伦理控制机制,在充分总结工程活动的道德要求和工程技术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工程师及其他工程技术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和伦理规范。

技术伦理是指通过对技术的行为进行伦理导向,使技术主体(包括技术设计者、技术生产者和销售者、技术消费者)在技术活动过程中,不仅考虑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要考虑其活动的目的、手段以及后果的正当性。通过对技术行为的伦理调节,协调技术发展与人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的伦理关系［2］。

现代工程越来越无法摆脱作为活动手段的技术,而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技术则需要更多地依托于工程来实现。技术与工程的区分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技术与工程的区分才有意义。技术伦理与工程伦理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技术伦理着重解决技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是研究以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在从事技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原则、规范与追求的道德价值目标;工程伦理着重解决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技术伦理与工程伦理适用的范围不同。

笔者认为工程伦理准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是工程伦理观的核心,是工程师处理工程活动中各种伦理关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它体现的是工程师对人类利益的关心, 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关爱和尊重之心。以人为本的工程伦理原则意味着工程建设要有利于人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第二,关爱生命原则。关爱生命原则要求工程师必须尊重人的生命权,意味着要始终将保护人的生命摆在重要位置,意味着不支持以毁灭人的生命为目标的项目的研制开发,不从事危害人的健康的工程的设计、开发。这是对工程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所有工程伦理的根本依据。尊重人的生命权而不是剥夺人的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第三,安全可靠原则。在工程设计和实施中以对待人的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产品的安全性能和劳动保护措施,要求工程师在进行工程技术活动时必须考虑安全可靠,对人类无害。

第四,关爱自然的原则。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活动中要坚持生态伦理原则,不从事和开发可能破坏生态环境或对生态环境有害的工程,工程师进行的工程活动要有利于自然界的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健全发展,提高环境质量。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在工程活动中要善待和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友好伙伴关系,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公平正义原则。正义与无私相关,包含着平等的含义。公平正义原则要求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行为要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尤其是面对利益冲突时要坚决按照道德原则行动。公平正义原则还要求工程师不把从事工程活动视为名誉、地位、声望的敲门砖,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在竞争中抬高自己。在工程活动中体现尊重并保障每个人合法的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隐私权等个人权益,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活动中应该时时处处树立维护公众权利的意识,不任意损害个人利益,对不能避免的或已经造成的利益损害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以上只是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在一些具体的工程技术领域,工程伦理准则更为具体。

二、 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工程师是工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工程师包括研发工程师、设计工程师、生产工程师等。一般把工程师定义为拥有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技巧,在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建造人工自然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过程中从事研发、设计与生产施工活动的主体。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院士认为,现代工程师“应该能综合运用科学的方法及观点和技术手段来分析与解决各种工程问题,承担工程科学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任务。他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知识、能力、品德三个方面”［3］。

美国工程师协会提出了工程师的五大基本准则。①工程师在达成其专业任务时,应将公众安全、健康、福祉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优先考虑,并作为执行任务时服膺的准绳。②应只限于在足以胜任的领域中从事工作。③应以客观诚实的态度发表口头或书面意见。④应在专业工作上,扮演雇主、业主的忠实经纪人、信托人。⑤避免以欺瞒的手段争取专业职务。我国台湾的“中国工程师协会”提出了四大“中国工程师信条”:一是工程师对社会的责任:守法奉献,尊重自然;二是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敬业守分,创新精进;三是工程师对雇主的责任:真诚服务,互信互利;四是工程师对同僚的责任:分工合作,承先启后。这些提法有一定道理。

工程师的伦理行为是工程师作为道德主体出于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动的改造特定对象的活动。其中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工程师伦理行为的核心和实质部分。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指工程师面临多种伦理可能时,在一定的伦理意识的支配下,根据一定的伦理价值标准,自觉自愿、自主自决地进行善恶取舍的行为活动。从工程实践看,工程师在工程决策、工程实施、工程后果等阶段都存在诸如“义”与“利”的抉择、“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两难抉择、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冲突矛盾、经济技术要求与人权保障矛盾冲突等［4］。

工程师在伦理行为选择中还存在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目的和手段都存在着善与恶的问题。只有善的目的和善的手段才能达成工程师的伦理行为;善的目的和恶的手段抑或恶的目的和善的手段都会把工程师的行为推向不道德的行为途径上去,从而产生消极影响,破坏社会伦理秩序［4］。

工程师作为工程活动的主体,在工作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伦理问题。责任通常与某个特定的职位或机构相联系,指分内应做的事或由于没有做好而应当承担的过失。伦理责任的含义是指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该行为是可以答复和解释说明的［5］。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伦理责任具有前瞻性,它是一种以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作为评判准则的社会责任［6］。从哲学角度讲,责任和因果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工程师能预见后果并可以按自由意志来行动。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往往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能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因此,讨论责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常常参与社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因此,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7］。

现代工程活动使工程师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角色,工程自身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联系性,必然要求工程师不仅精通技术业务,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有关技术难题,还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处理好与工程活动相联的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工程活动对社会和环境越来越大的影响要求工程师突破技术眼光的局限,对工程活动的全面社会意义和长远社会影响建立自觉的认识,承担起全部的社会责任。因此,现代工程要求工程师除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外,还要具备在利益冲突、道义与功利矛盾中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除对工程进行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判断外,还必须对工程进行伦理价值判断;除具备专业技术素养外,还应具备道德素养;除了对雇主负责外,还要对社会公众、环境以及人类未来负责。

工程师之所以要承担伦理责任,首先是因为工程师的社会职责事关人类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选择,其次是因为工程师行为选择决定的。选择和责任是分不开的,选择将工程师带进价值冲突之中,使他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取舍。传统观点认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是做好本职工作。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如前所述,当代工程技术的新发展赋予科技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他们的行为后果常常大到难以预测,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工程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还带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危害甚至灾难,或者给一些人带来利益而给另一些人带来危害。可见,在现代社会,工程师的伦理责任要远远超过做好本职工作。

三、 工科高校必须切实加强

工程伦理教育工科高校是高等工程教育的主阵地,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未来工程师的重任,现代工程师必须是高素质的,包括在政治思想上、业务技术上、体魄体能上,都要达到较高的标准。其中道德素质应该摆在重要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高等工程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背景下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是我们关注的课题。在当前教育改革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工科高校尤其要加强工程教育中的工程伦理教育,强调未来工程师的工程伦理意识,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工程伦理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环节,但又是易被忽视的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概念性强调的多,具体操作部分不详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科技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技道德失范现象。科技道德失范反映到工程领域,表现为工程伦理滑坡。如在工程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对在校工科学生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塑造未来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学校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8］。

(2) 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工程伦理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工程、克隆技术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工程伦理问题。人类要热爱和保护自然,努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改善和优化自然。同时,要尊重后代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能以浪费和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增加自己的财富,损害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可以说,在高等工程教育中,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培养21世纪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8］。

(3) 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与社会和自然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复杂的工程活动中,工程师既要对公众和自然负有伦理义务,又要对雇主、顾客和工程专业负有伦理义务。有时互相矛盾的伦理要求很容易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如利益冲突,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责任,贸易秘密和专利信息,承包商和其他人的送礼,研究和测试中的诚实,环境污染与防治等。唯一的对策是提高伦理道德修养,以便抉择［9］。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计划经济正在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原来的经济运行模式被取代,新的制度还不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不规范,存在种种漏洞和缺陷,人们的许多观念和习俗还适应不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欣欣向荣的工程活动极快地增强了我国的国力,使我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但是,毋庸讳言,这些工程活动中存在许多伦理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工程师的伦理教育［9］。

工科高校的伦理教育不等同于工程伦理教育。工科高校的伦理教育比工科高校的工程伦理教育宽泛,包含网络伦理教育、环境伦理教育、科学伦理教育、技术伦理教育、职业伦理教育等多方面的伦理教育,当然也包括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工科高校大学生工程伦理意识,使大学生明确工程伦理规范,明确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工科高校都没有开设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工科教师也普遍缺少工程伦理教育的知识,甚至缺乏工程伦理教育的意识。多数工科大学生对工程伦理就更是不知所云,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和认识。

当今我国许多工程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负面效应,在国家十分强调保护生态环境、重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工程伦理教育在工科高校中却还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没有占据任何位置。可以说目前工科教育存在着严重缺憾,不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经济建设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急切措施加以弥补的时候了。笔者认为工科高校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开设工程伦理课程。在国外,对工程伦理教育十分重视。美国许多院校都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我国高等工科院校中应该安排专任教师开设工程伦理教育课程,作为所有工科大学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工程伦理方面的教育。开设课程,包括正规化、常规化的工程伦理课程以及在专业基础课和人文素质方面的公共课中加入工程伦理内容。开展工程伦理学教学首先要领导重视,从体制上加以支持。工程伦理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传统的专业课和伦理学都不能涵盖它,没有体制上的支持,工程伦理教育是很难维持的。

第二,学校要有计划地对工科教师进行工程伦理知识的培训和教育,增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提高他们在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知识水平和教育能力,使他们在专业教学中注重培养大学生工程伦理意识,把课堂教学作为工程伦理教育最主要的途径。

第三,根据工科面向实际和应用性强的特点,在工科高校教学中,一方面,要大量引入真实案例或模拟案例,提出问题供师生共同探讨、研究;另一方面,在学生的毕业设计及毕业论文中要强调工程伦理意识和规范原则,并以此作为评定学生毕业设计及论文的一个重要标准, 以使学生们增强工程伦理的意识,提高面对复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进而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第四,开展产学合作,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工程伦理。我国许多高校正在实行产学合作试验,这项试验工作对工科院校尤其重要。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走出校门,投入工程实践,在与现场技术人员一道工作中,践行工程伦理原则,接受工程实践的锻炼。学校要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大学生进行生产实习,让他们有机会到工程活动的第一线去亲自实践,参与工程设计、管理、考核与评估等方面的工作,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亲自感受和认识到工程活动对人类生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领悟到工程活动中蕴含着的伦理价值。这种教育方法来自工作实践,更加具体、生动,对学生能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第五,要加强专业课教师和工程伦理学教师的交流与合作。要使工程伦理学教学切实有效,该课程应该和专业课相结合,密切联系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学校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和促进这种合作与交流。要加强对工程伦理问题的研究,培训工程伦理学方面的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9］。

第六,由于工程伦理教育是一个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相互交叉、融合的学科,面对的问题往往来自不同的科技领域,同时需要哲学、伦理、历史、文化及环境等多方面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综合研究,所以,应该注重从不同的工程领域中搜集和提出问题,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找出可供共同遵循的规范和原则。 如此,也就需要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许多教师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工程伦理教育［9］。

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已越来越受重视,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要结合国情,结合学生的实际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探索和开创适合中国高校的工程伦理学教学之路。

参考文献:

［1］余谋昌 关于工程伦理的几个问题［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4(1):1－2

［2］李伟侠 技术伦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拉普技术伦理思想研究［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4):24

［3］朱高峰 面向21世纪的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07－03－26］ http:∥wwweducn/20010827/208519shtml

［4］陈万求,林慧岳 工程技术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影响［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19(6):32

［5］周礼文,龙则霖 论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2(2):27－29

［6］张长元 领导者应有生态伦理责任［j］ 生态经济, 2002(2):32－33

［7］曹南燕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 哲学研究, 2000(1):45－51

［8］董小燕 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现状［j］ 上海高教研究, 1996(3):74－76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4

关键词：伦理关系；道德文化建设；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12?06

一

反思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乏力与建设的不足，查找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与症结，厘清道德文化建设的伦理生活场景，是有效、系统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究道德文化建设的现代模式与出路。

（一）道德文化问题的“伦理关系”症结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受制于多重的二元逻辑，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是在道德文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抒发“伦理乡愁（Ethical Nostalgia）”，甚至是作为自我道德放纵行为的借口；而对于无奈的道德个体，却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基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①，首要的问题就是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如何认识、对待道德文化建设的问题。从外在的、制度化了的社会秩序、规章规范、法制条文可以窥见道德文化建设的客观形式；另外，这种建设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更是一种实现于社会秩序中，但仍然出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因而，从历史经验案例到学理逻辑结构，两方面都告诉我们，道德文化建设需要其自身结构的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道德文化建设说到底，是对“伦理关系”（ethical relation）的重建。

中国近现代生活中，“伦理关系”不仅包括古今中西外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道德文化内部的二元关系。相对于前者而言，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传承，更多的是传统习俗、日用伦常的质料方面，这是外在的、宏观的伦理关系；内在的、微观的伦理关系则是道德文化内在的逻辑关系，它是形式方面的，道德哲学层面的任务。对于伦理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必须深入到日常领域——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必须超出日常范围，进入绝对精神的王国，进入审美凝视、沉思和纯粹的思辨活动中。”[1]（11）这不仅是作为学科的伦理学的现代性样态，对于现代道德文化及其建设而言同样如此。一定意义上，现代伦理学作为学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相适合，或者说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在性要求正是现代伦理学发展、转变的外在条件。

在此，“伦理关系”作为对中国现阶段道德文化问题症结的认识，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相对于道德文化的内部系统而言，道德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存在形式，伦理关系本身规范和引导着对现代生活的认识与重建，从而为现代生活一体化构建提供了认识前提与形式条件；其二作为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伦理关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关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无法成为现实的生活方式。因而，以“伦理关系”的重构为线索的道德文化建设，注定要在个体与整体的辩证逻辑中蜿蜒前进。

（二）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

在道德文化的建设中，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道德文化的建设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忽视道德文化的内在性、独立性特征，道德文化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日益突出。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因而，重新强调和重视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首先就是重审、检视传统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

其一，道德文化建设不是历史性阐释基础上的适应性建设。因为，马克思曾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们“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30）据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下，道德建设被统筹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主流与强势逻辑下，道德文化成为服务于经济的文化环境。因而，一定程度上，正如赫费所说，道德就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代价”。

其二，道德文化建设也不是针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应用型建设。现阶段，在对道德文化建设的资源选择或问题取向上，我们不愿意再认真地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梳理与阐释，而是要直接立足现代、面对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一种所谓的从“主义”到“问题”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转向。但是，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道德文化正是在传承传统中而获得新生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历来都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宝库；并且，道德文化的建设也不能急功近利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取向，它是社会整体生活中的重要一维，是要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协调存在的伦理关系。最近公布的一项针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社会调查也显示，虽然受到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但是，公众仍认为孝、诚、和、廉是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而且“孝”“智”“和”践行较好[4]（140）。

同样，在进行道德文化建设时，我们也要注意片面夸大和突出道德文化在社会整体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道德文化的社会有机构成被忽视、否定而反弹，过犹不及。同时也要警惕那些认为单纯道德文化的建设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认识，这同样是不科学的。

（三）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

实际上，从伦理关系的现代形态来看，以某些或某一种生活形态、关系形态掩盖伦理生活及其关系，或者片面突显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文化、伦理关系进而强化其建设的做法，只会割裂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这无论对于道德文化本身还是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无益的。

因为，一种道德文化，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在日常习俗、日用伦常中得到保有和存续，那么这种文化就只能是文化考古的知识文本中；然而，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知识”而非“死文化”，是在民族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东西方传统的伦理生活无不是如此：古代中国，在一个可靠、稳定的伦理空间、伦理场域中共同分享“德-得”相通、德福统一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还是在日用伦常而不自知的百姓生活之中都是如此。对于希腊人而言，伦理概念的最初意义是“灵长类生物生长的持久生存地”，那些可以导致可靠性预期的行为被称为“伦理”，这种可靠空间即“伦理生 活”。[5]（155）因而，道德文化的发生源头及其存在是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及其建设仍应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只不过是在普遍形式与民族质料中得到统一。

从伦理生活的普遍性与整体观着手，伦理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言，这种关系是“在先”的，我们在确立自身与众不同的同时，就认可了这种关系性的存在，无论如何呈现，伦理生活意味着以彼此不同，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为生活底色。同时，在现代意义上的伦理生活，不同于希腊城邦伦理生活原型中城邦对个体行为的绝对权威，伦理生活是“经过个体反思（individual reflection）而获得深化、提升的道德观点”。因而，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哪怕是最初级的“自然伦理”阶段，个体“需求-满足”的伦理普遍性意义在于寻找到了其中“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将我们自身置入其中的伦理生活来说，离开了关系论伦理生活也将失去“现代性”的自身色彩。

二

如上所述，道德文化总是纠缠于多重的二元逻辑之中，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以及现实与逻辑等等，诸多的二元关系归纳在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中，这就是“伦理关系”，是作为道德文化整体性对象的存在形态。

（一）伦理关系形态的两个方面

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一方面，道德文化是一种本真的、真挚的生活，作为这个生活共同体的一份子就自然如此，伦理生活是自然而然的，这本身构成一种文化并具有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道德文化是在民族“整个个体”的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道德文化的建设或重建又构成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环节，道德文化的存在就是在不自觉与自觉的辩证发展之中。因而，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本身包含着伦理生活“应然”与“本真”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统一于伦理关系之中；无论是古代-现代的历史逻辑，还是应然-本然的理论逻辑。

道德文化是民族的全体生活的伦理关系。在伦理生活中发生、生长的伦理关系，具体而言是由诸种伦理元素、秩序、规范共同作用、建构而成的伦理关系，无论是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个体心理的发展阶段还是民族精神的成熟阶段，道德文化弥散期间，这是伦理关系本然的契合道德文化的一方面。伦理关系的发生是在伦理生活的“场域”之中，它所表征的是以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感性与理性、应然与本真、个体性与普遍性、自然与自由为形式的伦理关系的和谐统一，使其具有独特的理论生长点与现实解释力。现代道德文化建设，就是建基于民族伦理生活的现实伦理关系之上，对其内在需求与本真逻辑的梳理。这不仅能够为“晚飞的猫头鹰”伦理学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而且是有效反思道德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道德意识、观念基础，从而实现二者的相较促进。

另一方面，在道德文化的重构、重建的层面与含义来说，“伦理关系论”（Ethical Realation Theory）成为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一种可行的建设模式。现代性生活中，黑格尔认为：伦理生活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伦理秩序作为自然的、本然的生活解体了，自然、朴素的伦理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个体反思之后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伦理形式。这样，“黑格尔以一种道德潜能充实了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生活方式概念，这种道德潜能再也不是单纯来 自于人的本性，而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 系。”[6]（22）伦理关系，随着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形态的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公共规范、身份认同等等伦理生活元素也随之发生改变，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随之改变而变化。

（二）应然逻辑与“被规范”的伦理生活

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应然逻辑在于，成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成员应然行动的原初动机与辩护理由。因为，在现代伦理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存在及其功能的确证，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行动、实践。“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或者说很彻底的一次革命。这个世界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价值问题的表现形式跟过去也完全相反。”相对于古代自然德性的理论，世界中善的质料与形式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同一，相反，“价值必须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路径”[7]（3），善的问题就成为“人为的事务”[7]（6）道德文化成为“做的逻辑”而非“沉思”。

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伦理生活的主体性与普遍性、整体性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道德应然性逻辑下“被规范”的伦理生活。道德文化所维护的道德行动动机与理由辩护成为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存在，哪怕行动主体的行为仍然发生；但是，该行为的行动动机与理由并不是依据于道德文化中的规范，社会公共规范无法通过个体自律、自觉的道德行动得到确证，从而，相对于个体出自主体能动性的道德行动，自律的规范反而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道德文化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沦为“被规范”的工具。在此，可以得出，“被规范”的道德文化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于行动个体而言是一种无奈的规范行动，是没有主体主动精神的道德文化；其二它还是一种社会“规范”被动形态的道德文化，虽然是一种不成功的行动规范，不被行动者所认同的道德规范的证成方式，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着。于是，没有得到行动者认同的道德规范却现实的存在，成为调节伦理生活中道德行动的准则；如此一来，公共生活中以道德习惯、伦理风俗为形式的道德文化便陷入空壳化、自我僵化的境地。

道德文化的乏力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强大逻辑下，伦理道德沦为论证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工具，道德成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工具和帮凶。道德文化的“异化”，成为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文化土壤。道德文化，这种活生生的伦理关系，由于道德主体在伦理规范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同，而导致道德文化缺乏活力，并且道德文化资源不断亏空。

（三）本真逻辑与“被幸福”的伦理生活

伦理共同体中诸成员的最终目的就是“幸福”，这也成为“伦理生活”本身存在的自然目的性。在现代生活中，伦理共同体作为幸福生活的本真性存在，被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任务所替代。这体现在政治共同体一方面以人民的幸福、福祉为目标的政治合法性的自我塑造与完善，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又是以经济功利主义目标之上，当“功利”目标成为唯一原则的时候，规则的幸福就成为自反的结果，即“被幸福”。

伦理生活境况的本真性与目的性（德福）关系，二者的矛盾造成道德本真性逻辑下“被幸福”的伦理生活。被幸福的伦理生活，并不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幸福算计所造成的道德危害，而是现代共同体生活中总体性的、为了政治合法性而对幸福的谋求。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生活中的“不幸”首先就是生活共同体的“异化（alienation）”，即社会公共生活中我们应当遵守的“规范”，不被社会成员所认同（情感上），更没有认同行动（或者是被规范下的被行动），因而，“诸社会成员赖以界定其人类身份（identity as human being）所凭借的最重要基础”不复存在了。现代人的“共同体”世界坍塌了，哪怕是一个有形的社会共同生活仍然存在，但是其伦理精神的内涵消失了；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有的只是权力、利益的角逐，社会公共生活陷入以“利益”为主题辩护的道德喧闹之中，并且，各种利益主体的行动不时地发生着对公共生活造成严重“伦理伤害”的风险事件②。

被幸福的伦理生活中，幸福生活的主体与幸福状况的面临双重危害：一方面，追求幸福的生活主体存在要依据于幸福功利目标的实际后果，假如没有幸福，生活的主体就被瓦解了，不是为了“人”的幸福，而是人“为了幸福而在”；而且，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幸福被界定为一种俗世的具体目标，幸福生活沦为“物化”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在“幸福的人”的面孔被抹去，幸福本身的面目也就变得狰狞；于是，在现世不幸的生活境况中“幸福”不应是被追求的对象，而应是被“否定”“消除”的对象，这就是首先要对不幸的现世生活状况的改变。

三

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克服二元道德文化逻辑，就不仅仅是伦理生活系统内部的二元逻辑的超越，同时也是作为现代性的生活世界二元逻辑的超越。从一种更为远瞻的视角看，现代伦理生活对哲学要求就在于从生活本身出发而又不断超越自身的自在存在，从而拯救现代伦理生活内在的危机与不足。这种自我否定而又自我超越的发展路径在“伦理生活”这一概念是如何实现的呢？出路在于“伦理关系”，这包括道德主体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当然，在此诸种的伦理关系是一种重构、重建，不是对朴素的普遍性的恢复，而是重新的建构。

（一）主体间的伦理关系：承认维度

伦理关系，从其狭义层面来看就是指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包括主体内在的道德心理层面。面对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个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主体之间需要重建相互承认的伦理关系。而且，就承认关系的伦理意义而言，“承认理论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相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 向。”[6]（179）我们并不是对这种从主体间维度对现代伦理生活乃至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完全认可；但是，基于承认的个体一体化方案至少为我们解释以及重构道德文化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秩序确立的自然合法性不存在了；而且，社会生活既有的被宣称的伦理秩序合法性仍面临否定与承认危机。也就是说，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行动对规范的实践认同（practical identity）二者之间是交互确认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交互承认的内在张力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

公共规范的价值在于“既非主体性也非客体性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8]（276），因而，行动者之间行动理由的“相互承认”确证了公共规范；同时，在其“形式”意义上可以说，“承认”是伦理规范概念的主体间条件。另外，在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中我们认同自己的实践身份，道德实践行动的同一性、道德自我的完整性以及伦理生活谋划的整体性在这里交汇统一。公共空间中的行动者通过自己有理性的审思行动，将自己带入到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生活中具有行动规范的举动就超出一般的动物，而成为确证自己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的根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即是确证了道德行动发生的稳定空间——“居留地”，从而也重新塑造了伦理可能的“策源地”。

（二）传统与现代道德文化关系：生活方式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于传统的伦理资源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之中，同时也是作为伦理关系的微观与宏观的过渡阶段，因而，面对古今之争，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作为中介，在伦理生活中保持古今、中外、内在与外在之间的适当张力与平衡，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起有效的道德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的道德文化的构建，在中国社会尤为艰难与复杂，早在时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并伴随着整个现代过程。在当前被称作为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30年间，针对当下社会规范失效、精神家园失落的道德文化状况，道德滑坡论、道德爬坡论、道德真空论等等论断相继产生。这些论断的依据在于，旧有的社会规范失效了，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政治体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一样，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在改革发展得到改善；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带来伦理道德的发展，一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正吞噬整个社会诚信。

在此，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我们无所适从，一方面自我置身其中，另一方面各种矛盾的想法和做法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在现实生活层面，生活的碎片化与整体性（integrity）之间的分裂。现实世界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价值观，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严重，人们在其中得到的只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生活价值感受，生活于其中的人难以逃脱“被分裂”的命运。具体而又典型的表现是，人们一边倡导“低碳”的生活，另一边却在以豪华的轿车、精美的别墅作为生活的目标；一边对社会腐败现象愤世嫉俗，另一边却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一边对自我做人、做事的真诚确信不疑，另一边却以自身行为的“身不由己”而心安理得。

因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种分裂、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以“生活方式”为中介，协调各方面的张力从而达到平衡。在洞悉现代性生活中分裂症状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现代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理论，伦理生活成为道德个体与伦理普遍性辩证发展的生活空间。现代性问题就在于依赖于个体抽象的理性去观察、认识世界，伦理道德要重新放回它应当存在的场所——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之中去观察与认识。“伦理生活意指我们对于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一个现行社会所应担负起来的道德职责。这些职责是建立在现行规则和用法基础之上的”，同时，“伦理生活的重要特征是，它责成我们造就出本已存在的东西”。[9]（575）后者的根据在于，伦理生活“是活生生的伦理精神，当它实现于社会秩序中时，它仍然处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而决不会完全具体 化。”[1]（14?15）通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伦理理念，把伦理规范与社会习俗相结合，将特殊性统一于普遍性，将普遍性寓于特殊之中。

在一种“伦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能够协调、缓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冲突表现，另外，也为传统的伦理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方式[10]（112），在每一个个体成员的生活中输入道德血液，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三）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间的关系：改变世界

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生活、伦理关系既在其中，又要置身其外，成为与政治、经济关系一起构成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伦理生活与政治经济生活、伦理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生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的。所以，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关系要得到有效的构建，就必须在实践论的范畴中，在改变现有世界（关系）的路径下谋划伦理生活，构建道德文化。

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社会关系的关系中，构造宏观层面的伦理关系，这也是道德文化客观化的体现。这要表现在：其一，在伦理生活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应然性存在不再是希翼通过“彼岸世界”来实现，而是要在“现世世界”中确立其存在；这样，伦理学的应然性规律就从彼岸的、观念世界回归到此岸的、现世的现实生活之中。马克思把伦理学从形而上学体系中拯救出来，根本上把伦理学“因地而异的改变现在似乎是无关宏旨的”认识扭转过来。其二，社会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道德文化要“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2]

道德文化建设从“决定论”到“适应论”，这不仅是历史唯物论的彻底贯彻，将道德文化放置在社会关系中来认识；而且，道德文化这种伦理关系是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关联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因而，适应论就不是被动的、带有决定论残留的相适应，对于整体性的社会关系而言，是互补性的相适应，相互适应；因而，也有国内学者将此种道德文化的建构机制成为“生态论”，一种“伦理-生态”“文化-生态”的道德文化建构模式③。

在这种相互适应的社会关系氛围中，道德文化建设就呈现为现实具体的伦理生活元素：劳动-工作-服务。在人的感性的历史存在中，劳动的伦理本性④在于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在劳动中以及劳动产品的共享中连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劳动人的价值世界得以生成，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得以确认。正是通过从无意识的劳动到“主动性”的工作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伦理生活才具有了具体化的生活形态。通过劳动，个体不仅获得了个性与自由，而且也通过服务获得自我实现。在以具体劳动为存在形态的伦理生活中，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实践的伦理本性“褪色”。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到那个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 了。”[11]（51）从而得出，伦理是为了人的不断解放的生活形态，道德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道德的。在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伦理生活中，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成为现世伦理生活中作为行动者（无产者）的一种行动邀请，通过无产者的实践行动从而为伦理关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一种可能、可行的历史方案。

注释：

① 相对于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道德文化建设，文化的差异首先成为要关注的问题，所以相对于道德文化的词语构成，西方学界相关研究中大多将其分离，道德（morality）与文化（culture）并不是天然一体的。参见：Elliot Turiel， The Culture of Mor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动都可以进行无数、无限的道德辩护，明明是利益攸关却以“道德借口”为掩饰，伪善的社会风气下，“真小人”反倒站在了道德高地，比如“范跑跑”；另

外，各种社会组织主体（如企业、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所造成健康伤害固然严重，但是伦理伤害更为严重，比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家乐福价格欺诈、易思买、芭比娃娃旗舰店突然关闭、双汇火腿的“瘦肉精”事件等等。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樊浩教授著作《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以及学术论文《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生态文明”的道德哲学形态》等。

④ 关于劳动的伦理本性及其属性的论述，可参见：晏辉.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消解与重建[J].学术月刊，2010第3期。

参考文献：

[1] 张颐. 张颐论黑格尔[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2] . 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DB/OL]. 新华网， 2011?04?1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4] “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课题组. 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J]. 道德与文明， 2011， （3）： 133?141.

[5] 克劳斯·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6] 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 规范性的来源[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8] C.M.Korsgaard.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查尔斯·泰勒. 黑格尔[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0] 高兆明. 民族道德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J]. 哲学研究， 2010（4）： 109?116.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Ethical relation： problems of and solutions to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WANG Qiang， FANG Xiao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Graduate School，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Moral cultural is the nation life of al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the “ethical relations” reconstruction. Moral life of modern China， the ethical relation has two main features： First， subjectivity and universal， holistic relationship in ethical life， the two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logic of moral ought to “be norm” of ethical life； Second， ethical living conditions of authenticity and purpose （virtue and happiness）， the two conflicts are moral logic of authenticity “be happy” in ethical life. Thus， to overcome the paradox of mor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e more ambitiou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fe. It including three levels of the system： the ethical relations of moral inter-subject’s mutual recogniti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lifestyle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economic system.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reconstruct modern ethical life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life.

Key Words： ethical relation；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收稿日期：2012?08?03；修回日期：2012?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伪善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11CZX066）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5

[关键词]工程伦理 何以有善 善如何可能 善之必然 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121—05

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工程伦理的理解有两个进路：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工程，二是从职业和职业活动的角度看工程。第一个视角将工程作为技术的一个应用的部分，在这种视野下，工程伦理被消解为技术伦理；第二种视角很容易将工程伦理仅仅归结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从而忽略了工程活动的伦理维度。纵观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工程伦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工程伦理绝大多数是由被具体化到当前所接受的工程伦理章程的条款所构成，比如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NSPE）伦理准则、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伦理准则、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AIChE）伦理准则、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伦理准则、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政策伦理、软件工程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ACM/IEEE—CS“软件工程伦理与职业行为”联合工作组等，并逐步认可工程伦理“由那些从事工程的人们赞同的责任和权利以及在工程中值得期望的理想和个人承诺组成”。

从描述性意义来看，工程伦理具象为工程师的伦理，是工程师应当具有的独特的职业伦理；在其规范性的意义上，“工程伦理”指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嵌入工程的“德性”（Virtues）和“卓越”（Excellences）。但“德性”和“卓越”如何嵌入工程？工程伦理如何整合传统伦理学理论资源从实践中生成？这就需要道德哲学以经验世界作为关注支点，关怀工程伦理“何以有善”的贫弱，回应“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古老却常新的命题；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回应工程伦理“善如何可能”，给予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关切；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回归伦理学对人之实然存在的价值制约，对人之应然存在方式的价值关切和对人之必然存在的价值激励。

一、何以有善：“做得好”更要“活得好”

溯源西方传统伦理学，“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与“道德”互用。“伦理”一词起源于希腊语的ethi—los，它指的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精神气质和目标，这种对待生活的精神气质和目标可以被描述为“善”（good）；“道德”来自于拉丁语的moralis，尤其是在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评论中，它更多关注行为是对还是错，更多指的是规则或规范，用以为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的生活目标提供具体指导。因此，作为表达规范和规则构成的道德只是一个有限的伦理目标现实化，这成为工程伦理尤其是西方工程伦理的一个基本理路：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的道德困境，这被视为工程伦理的主要实践；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何以有善？人之为人的存在难以离开价值关怀，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与高新技术集聚的工程活动已经密不可分，人们为争取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而努力“做得好”，却依然需要一种价值关怀通过确认人是日的而赋予人“活得好”以实质内容。道德哲学是对道德的本质、道德要求我们做什么——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这样生活达到系统性理解的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直面现代工程的发展和实践带给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从而使人的“行为的影响与真正人类生活的长久相一致”。

区别于形而上学，伦理学首先思考和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和行动，关注人类的永恒福祉，关注人类的至善和幸福。善的追求总是内含着对幸福的向往，人是天生渴望生活幸福的。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几百年间，作为技术聚集化的物化负载的工程带来的曾经在一定意义上被定义为经济增长的发展，不仅使得近代以来的人类生活不断丰足和富裕，拉着人类以奔跑的速度进入现代社会，也使得置身风险之中成为当今人类生存的持久的可能性状态。无论技术多么进步、工程看起来多么复杂和完美，工程伦理规范让我们无论怎么“做得好”，却在技术进步乃至重大的技术突破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人类深深的担忧：我们怎么才能“活得好”？以善为价值表征的幸福，需要人类怎样作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千年疑问：幸福（eudaimonia）是指一种人类所过的善生活（“活得好”），还是好的理性活动（“做得好”）？在他看来，“做得好”一方面是幸福人类生活的生成成分，另一方面，幸福是“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这种活动自身就是幸福，“活得好”的幸福是以“做得好”的幸福为特征的。人类的工程实践，其原初的也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快乐幸福地生活；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幸福；以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复杂技术高度聚集的现代工程项目的运作为显现的发展样态，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被看作是人类幸福之学的传统道德哲学，一方面追寻幸福生活的目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探寻如何实现幸福目的的价值方式或手段，明确了目的高于并先于手段。但是，近代以降，人类理性踏上了片面的科学主义歧途，物质至上幸福论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目标，目的渐渐被手段遮蔽，由此形成的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构成了近代以来人类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的唯一目标。以“行为伦理准则”为具象的当代工程伦理，仍然主要龟缩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至上幸福论的模式里，“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始终如一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其理论阐发与构建也是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为主流方向，对工程活动的过程把握、对技术风险的评估大多是依据以往的经验所进行的假设性判断，伦理的目的只是尽可能避免这些“经验”再一次发生。“行为伦理准则”的愈加细化，导致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具体的工程环节中依据“手册”指导规避眼下的道德两难，却难以及时评估工程整体对环境、社会以及未来的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人类生活实践本能地漠视或排斥伦理理想和道德规范。现代的道德危机，是在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下思考道德可能性，道德和实践的两分、“做得好”与“活得好”的脱节，形成了当今工程伦理“何以有善”的贫弱，这不仅体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等，也体现在全球生态进一步恶化，更体现为我们的实际生活呈现出“向善”的真空。

工程伦理“何以有善”？我们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当下工程伦理思维的困境是过分依从规范，丧失伦理神性。道德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力量，唯有道德给人注入灵魂和神性精神，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世界性存在者，才能“活得好”。若只盲目追求财富增长、物质幸福，就必然只关注世俗生活，形成一种绝对的世俗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必然造就出注重效用、追求“做得好”的工程伦理原则。在如此原则的引导和规范下，参与工程活动的共同体或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寻求人类的永恒福祉，而是改造世界；并且即使以寻求人类永恒福祉的名义去认识世界，也仅仅是由原来的目的变成了手段，行动、征服、创造才是至关重要的。人在这样的世俗生活态度和行为原则支配的行动世界里，完全断绝了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间的原初关联和亲密联系，人最终成了由物质财富、感官欲望和享乐需求所装裱起来的空心化的“人”，丧失了人的神性、灵魂、精神，丧失了对更大范围之存在责任的承担，也丧失了对人自身“活得好”的伦理期望。伦理学是以实存的人为起点，去构建人的应存方向与道路，并努力探求人实现“活得好”的方法和智慧。工程伦理也当以此为努力的价值方向，追求至全至美的善的生活与人生。

二、“善”如何可能：形而下与形而上

工程伦理内在道德规范的基础，就是工程之“善”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对所倡导的工程伦理的终极性解释，因而成为工程伦理道德哲学分析的基本问题。主流的工程伦理研究观点认为，工程伦理不同于传统伦理，它明显带有某种外在的、工具的特征。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米切姆认为，工程伦理“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工程伦理学所关注的“好工作”和“好工程”就是对工程之“善”的倡导。“工程伦理并不必然追求它自身的善，作为职业伦理的一部分，工程伦理是在社会礼仪中维持工程师的正直、利益和社会责任”。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逐渐影响了近年西方工程伦理的研究进路，部分西方学者把工程之“善”区分为内在善和外在善，内在善“包括技术卓越性的标准和产生于个人教养的满意度”，外在善“包括工程制品和财富”。另有学者认为，“工程的特点决定了工程善是一种现实性、实践性或物质性的善，是一种走向实际地改变世界的善，一种被‘应用’的善”。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工程之“善”形而下的方面，是工程的工具之“善”。

从应用伦理的角度，工程之“善”的形而下的两面——工具之“善”与人格之“善”并非彼此分离，二者应更确切地看作是人追求至善幸福生活以及人的存在的相关之维。布伯在其著作《我和你》（《Iand Thou》）中用我-它（I—It）关系和我-你（I—Thou）关系描述了人类的存在方式，这为我们对工程的人格之“善”提供了一种理解视角。我-它（I—It）世界是经验世界，并且是以“人类生活的维持、救助和装备”为目的的有用的世界。工程师经常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开展职业行为，从事职业活动。我一你（I—Thou）世界以相遇（meeting）为特征，它是联结自然和人类的世界，通过联系而产生对自然、社会和他人关怀与责任的可能性，“我”有着多方面的规定，既是某一特定的工程师个体或某个具体的工程共同体，也是“类的本质的承担者”；既追求工程活动的产品与财富，更意欲在行为活动中获得自身存在价值的体现，追求“善”的生活。借用列维纳斯“脸”（face）的隐喻。工程伦理的人格之“善”更进一步表征我-你关系中“我”对他者的责任意识，包含着扬弃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我之间的分离性、扩展存在境遇的意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负有责任，自然与人共生共在，工程师不能因为暂时的利益向自然压榨性索取资源，必须抛却人类中心主义的狂热和工具理性至上的虚妄，无条件地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责任。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要求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必须时刻感知他人的需要，“运用同情心发展道德上可以负责任的技术”，时刻评估技术活动带来的对他人的不愉快影响；树立对公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的责任意识，“对风险保持敏感性”，时刻规避工程项目引发的风险乃至灾害性事故。在人我关系中，“我”以其自我本身多方面规定的完成为其指向，自我的责任更多地表现为工程人格之“善”的内在向度。

从形而上的角度，工程伦理规范、规则的与时俱进、自我超越，还不是“活的善”；工程之“善”必须立足于生活的本原，不断流动、自我更新，从认识走向实践、从“理性”生长为“精神”。伦理道德是一种“关于善的价值的意识和理性，以及关于善的价值体系的形上理念和形上理性”。工程伦理的规范、原则、意识不能仅仅追根究底于理论细节的完善，也不能只是工程师职业活动的伦理行为“手册”，它必须具有外化为现实的品质和能力，由意识上升为意志，由理性迈向行为。如何完成“理性”向“精神”、认识向实践的过渡？黑格尔或可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学术智慧。“当理性之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亦即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即，工程伦理的规范、规则、意识等“理性”必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相关，必须与人类创造文明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哲学逻辑相贯通，当与现实世界同一时，它就上升为精神。这内涵有二：其一，工程之“善”必须落足于生活的本原，“精神”必须是“理性”和现实世界同一；其二，“精神”是“行动着的理性”或“行动着的意识”，不仅是理性与行为的同一、意识与意志的同一，而且本质上是具体的、客观的、现实的、行动着的“理性”。当“理性”上升为“精神”，这些外在的规范、规则、意识就转化成工程之“善”潜在的和自在的“精神”。个别的、感性的伦理准则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作为“单一物”被经验地把握，透过“精神”的努力和“精神”的中介，扬弃自身的个体性与多样性，向作为共体与本质存在的“伦理现实”皈依，工程之“善”就达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工程伦理因而具有了自在又自为的精神气质。

三、“善”之必然：自由与幸福

在现代工程实践中，工程伦理以“行为伦理准则”的方式规范、引导、约束着我们当代工程活动的发展和目标，也要求工程师必须熟悉自身社会角色的伦理责任，促进负责任的工程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工程伦理可以被称为“预防性伦理”，通过预见尚未引起注意的不同种类的可能导致伦理危机的问题，要求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敏锐反省工程运作的具体环节，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定，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更多的严重问题。然而，工程在一次次征服自然的限定的疯狂成功中，一次次地膨胀了人的欲望，而且当我们浑然不知的时候，工程走向它的反面，伦理之于工程的“预防性”意义支离破碎。基于当代人类道德生活及其世界图景的日趋丰富与复杂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张力，我们必须正视工程实践带给伦理理论的日益复杂、具体乃至日趋技术理性化的挑战，回归伦理学对人之实然存在的价值制约，对人之应然存在方式的价值关切和对人之必然存在的价值激励。

伦理学的核心是人存在的意义与行为的合理性。从实然角度看，工程伦理要成为完美完整的“行为伦理准则”是不可能的，技术的不断创新，工程的不断革新，人类文明生活创造之于人类道德观念或伦理规范原则具有持续不断的挑战性和前沿性，伦理与工程实践这两个方面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下，若伦理学理论不能与时俱进，则必然日益显现出“何以有善”的贫弱。从应然的角度看，工程伦理的准则、原则一旦产生，就必须指导和规范人类的工程活动，并以其密切关注现实、不断自我超越的“理性”涵育现代工程伦理的“精神”。这其中蕴含的一个目的是：要将工程伦理对“善”之追求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使人能够过上“好的生活”，面向未来的自由而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工程伦理之“善之必然”。

一方面，传统主流伦理学对自由的考察与追问都是立足于“人”本身并以“人”为绝对视阈，关于自由的道德哲学审查，代表性的思想有先天“意志”（康德）、“本原冲动”（费希特）或天赋“人性”、“人权”（洛克、卢梭）等，这些过于抽象、单一的思想在人类工程发展实践中，恰恰造就了人的自我孤立和在与宇宙自然的共生共在进程中的自我狂妄与自我蒙昧。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为人在与世界及其一切存在者自在与互存中为自己规定了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向善”的内在规范力量和引导作用。人在工程活动中不断推动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化生存下的自由蕴含着不断自我超越的创造机制，不仅张扬着一种积极、创新的力量，也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工程伦理所倡导的“善”正是面对传统规范伦理的衰微和伦理“手册”的低效，在这种更为严峻的工程发展现实的压力下，转变在社会生活实践和工程活动中对“规则”的依赖，正视责任之于人的自由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本质，启发人对真正“好的生活”的信仰与追求的动力。从而，“善之必然”所意指的自由，内含一种自我秩序的约束机制，一种自我稳定和人-自然-社会相互稳定的共生与互生的力量。“善之必然”彰显了人在工程实践中的自由意志，它融会贯通了人的主体意识、能动信念、实践要求和对人、社会、自然的责任，既把人之为人的完满存在之最高目的内化其中，又确立工程伦理所倡导的“善”从实然向应然状态的展开，并朝向必然的幸福生活的理想。

另一方面，从实质的意义上看，善的追求总是内含着对幸福的向往；略去或疏离了幸福，工程之“善”便不免流于抽象化和虚幻化。在实践的层面上关注工程的发展，便不能不涉及幸福的问题。以人过“好的生活”、以人的完满存在为指向，幸福意味着人通过工程活动使得自身潜能充分展开，达致人自身多方面的发展，即科技进步和工程实践应以提高人的幸福度为价值指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促进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发展和完善作为工程伦理的核心目标。当幸福仅仅流于感性的满足和物质的丰裕时，工程作为工具性的手段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忽视与贬损，工程之“善”被片面化；而以“好的生活”和人的完满存在为指向的“善之必然”，则显现了人之为人的理想的价值期待。工程之“善”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应然存在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因此，工程伦理对幸福的制约，并不仅仅表现为“行为伦理准则”的外在规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乃是通过对工程之“善”的“实然-应然-必然”的存在以影响、指引、激励幸福的发展趋向。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6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2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而高等院校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知识结构、道德品质都将影响到祖国的发展，他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将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实地调研报告里，却频频反映出现在的高等院校里，大学生的生态伦理现状不容乐观的事实，因而，加强高校大学生的生态伦理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校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1.生态伦理基础知识缺乏

许多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学生人文教育不足，缺乏自觉主动的生态伦理教育，很多学生所掌握的生态伦理基础知识缺乏，不知道世界环境日、环境保护法等基本常识，获得知识的途经有限，常常借助视频、杂志等媒体得到相关零碎知识，很少从书籍和课堂讲座中获得。在当今社会，加强环保意识，增强生态伦理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对环境伦理教育的认识却难如人意，许多高校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中，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也渗透了大学生生态伦理方面的相关知识，但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学好专业知识，考过四、六级更能让她们关注，在这种功利性的就业导向下，不少大学生对生态伦理普遍重视不够，意识比较淡薄，观念比较落后，对生态伦理基础知识的学习、认识也没能引起高度的重视，甚至导致缺少生态道德行为，造成校园的环境恶化、水电浪费、白色污染等等现象。

2.生态伦理教育活动参与性低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生态教育活动方面表现的热情度不高，积极性主动性不强。虽然不少大学生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识，但常常不论是对生态教育还是对环保宣传活动的参与上都缺乏主动性，会选择在不损害自己时间精力和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生态伦理的相关实践中来。还有的大学生对选修有关生态环保方面课程的教育不感兴趣，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有关环保实践活动方面的学生社团，没有主动的将生态伦理意识转化为自身的行动的自觉，缺乏了解生态环境、增加生态常识、参与生态环保活动的主动性。

3.生态伦理教育教学体系不健全

当前，我国高校生态伦理教育起步较晚，无论从教材的编写、教学规划、师资的配置等方面来看，都未形成完整的生态伦理教育体系。据统计，目前在非生物、非生态专业中，开设与生态有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1]。在高校的教学中，相关生态伦理教育的内容只是零散地穿插在某知识点中，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全国没有有出台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编写权威的专门教材，学校之间在课程设置上也是各行其是，从而缺乏系统的教育规划。对那些已经开设一些选修课的学校来说，由于受课程类别、课时的限制，教师也仅限于简单介绍一些生态伦理的基础知识，播放一些视频资料来强化学生的理解，授课方式单一，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从师资力量看，许多高校也没有从事生态伦理教育的专门队伍，往往都是教授自然科学方面的老师兼任，缺少了人文关怀的视角，难以找到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切入点，更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二、高校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原因分析

1.高校对生态伦理价值观教育的重视不够

当前有的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趋向于开展就业前景广泛，有明显利益效果的热门专业，普遍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教育的倾向。缺乏对生态伦理教育应有的重视，强调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道德教育，却往往忽视了教育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生态伦理要求人类在道德上不仅要关爱他人和社会，而且要对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生物承担道德责任，履行道德义务，不能任意践踏和破坏自然[2]。这种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片面性，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的重要原因。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地区差异、专业差异，但总的来说，与国外的高校相比较，大多数高校还是缺乏对生态伦理教育的重视，从而导致在组织管理、课程设置、实践活动的安排上出现滞后，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在生态伦理教育方面还存在意识比较淡薄、对开设环境保护课程重视不够等问题，导致不少大学生没有全面系统地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机会，因而，只有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教育部门进行统筹规划，学校高度重视，才能使生态伦理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大多数高校的生态伦理教育仅仅是渗透式的教育，并没有列入教学计划，在教学方式上很大程度上过度强调理论知识传授，多进行“美德袋式”的灌输教育，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教学方法单一，创设情景不足，大学生虽然会从中学到许多的理论知识，但不能及时有效的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外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

2.忽视生态伦理的行为养成

在生态伦理道德品质的形成中，生态伦理的行为养成无疑是最重要的目标。但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不少高校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忽视了生态伦理的行为养成，一些生态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活动多是运动性的，没有成为经常性的活动，没有内化为大学生践行生态伦理道德的行为习惯。“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品格，增加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而生态伦理起源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所以高校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应该特别重视学生在实践中的践行，通过开展广泛的实习实践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增强对于生态伦理的直观感受。但这种实践能力的养成，绝不是教师在课堂上理论灌输就可以实现的，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实践教育的课时安排、经费来源和评价方式等都限制了高校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3.缺少社会合力系统

毋庸置疑，大学生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过程和效果都会受到其周围所处环境的巨大影响。柯尔伯格认为：“道德行为通常发生在社会或团体背景之中，背景则深刻地影响个人的道德决策。”[4]因而，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深刻影响高校的生态伦理教育，但就目前看来，政府、大众传媒等对生态伦理道德的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得还不够充分，电视、网络、广播、移动终端等载体是现在大学生接受生态伦理教育的主要媒介，但其中涉及生态伦理宣传的社会舆论引导和监督也比较缺乏，没有形成社会的合力系统。同志曾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但现实中社会和家庭的生态伦理教育的良好氛围并没有形成，有的甚至阻碍了大学生正确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如有的家长经常出现浪费水电、随意吐痰、乱丢垃圾等不良的破坏生态的行为，这些家长自身不良生态伦理道德的反面示范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大学生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教育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三、高校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研究

1.增加生态实践环节，培养生态实践能力

生态伦理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层面，整个过程一定要坚持实践原则，使生态伦理教育回归生活，接轨现实，“在人类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之时，高校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使每一个觉醒的大学生将生态意识付诸行动，改变现成的生活方式，追随绿色时尚，建设绿色文明”[5]。因而，可以开展校外生态调研，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调研报告，同当地相关环保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回收废物等志愿者服务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绿色旅游，参观游览名胜古迹、风景区、生态保护区等，引导学生亲近自然、倾听自然、热爱自然；同时，还可以通过举行环保知识竞赛、开展相关讲座等活动，引导大学生增强生态伦理观念；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社区的环境卫生保护工作；支持学生参加野外实习等，使他们在参与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最后还应该将生态伦理规范纳入学生日常道德实践之中，在注重日常养成教育的同时，要将生态伦理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态伦理行为习惯。

2.加强师资力量，强化教师的引导作用

师资队伍的强弱是影响生态理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生态伦理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高校师资力量还相当薄弱，有的甚至缺乏生态伦理教育的专职教师，而专职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生态伦理知识的掌握。因而，首先要配备好高校生态伦理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队伍，对他们加强专业培训，可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安排专业教师访学、出国研修等，以不断更新、提升专业教师的理论水平。同时，还要对现有各学科教师开展生态伦理系统理论的培训，高校许多学科中都渗透着与生态相关的知识，如教授传统文化课的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讲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将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传递给大学生；教授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和学生探讨和谐观念，引导学生科学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各学科老师都能成为生态伦理教育的代言人，使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从全方位得到贯彻落实。

3.完善课堂教学

生态伦理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机结合的课程，因而，要形成系统的生态伦理教学体系，完善生态伦理课堂教学，高校应将生态伦理教育归入高校德育之中，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并将生态伦理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强化生态伦理教育有关的选修课，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必修课、选修课三管齐下、共同发力。在教学模式上，既将生态伦理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在各学科的教学中渗透生态伦理的教育理念，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注意把握学科之间生态教育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最终形成科学、系统的生态伦理观。在教学方式方法方面，不断探索适合大学生的教学方式。比如利用手机app、微博、微信、校园网等现代化网络媒体的优势进行生态伦理的教育，充分挖掘教材中的生态伦理教育要素，结合我国国情，在传授生态伦理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4.构建生态校园环境

优美的生态环境能使人精神愉悦、身心健康，而环境优美的校园正是生态道德观念形成的催化剂，学校的规模、环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要加大环保教育资金的投入，加大生态伦理观融入校园环境建设力度，做好校园环境保护和绿化覆盖，对校园教学设施进行节能改造，构建优美的生态校园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把专业理论教育与生态伦理教育结合起来并付诸实践。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校团、院团作用，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建立校园环保宣传社团、利用校园宣传栏、校园报刊等媒介、定期组织开展各类生态文化建设活动。学校领导和教师也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创建生态伦理氛围，引导学生尊重自然，遵守生态伦理规范，使学生主动去保护环境，在参与的过程中真正体会美好的生态环境带给我们的舒适，进而形成正确的生态伦理意识。

参考文献：

[1]李霞.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现状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3）：84.

[2]雷新兰.大学生生态伦理教育有效途径浅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4）：54-55.

[3]于海量.环境哲学与科学发展观[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柯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M].魏超贤，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167.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7

[关键词]信息社会；信息伦理；信息活动；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运用、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或日信息社会，信息的开发、传播、管理和利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人们是进行公务性的科学决策、科学研究、金融活动或者其他活动，还是进行私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无不与信息的开发、传播、管理和利用密切相关，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从事着一定的信息的开发、传播、管理和利用。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暂且将“信息的开发、传播、管理和利用”叫做信息处理活动(或者信息活动)。探讨“信息伦理何以可能”必须探讨以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信息伦理是什么”“当前信息伦理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建构信息伦理的目的及其价值是什么”“如何建构信息伦理”等。

一、信息伦理及其特征

信息伦理是指在信息处理活动即在信息的开发、传播、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及其伦理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调节信息活动主体(信息活动个体或者共同体)之间关系与行为的信息伦理准则、伦理要求和伦理规范之总和。信息伦理的内涵包括两个信息道德域和三种信息伦理形态。

两个信息道德域，即信息活动个体或者共同体信息道德心理域与信息社会道德域。信息活动个体或者共同体信息道德心理域包括：信息活动个体或者共同体在信息处理活动中形成的信息道德认知、信息道德情感、信息道德意志、信息道德信念和信息道德行为等，如对信息处理活动的伦理准则及规范价值认同，对非法窃取他人隐私或滥用他人信息成果的鄙视与批评等，反映了信息活动主体对信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自律与自觉；信息社会道德域则是指在信息处理活动过程中扬善抑恶的信息伦理准则与规范、信息处理活动中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伦理责任与伦理精神等。

所谓信息伦理的三种形态，即作为关系形态的信息伦理、作为观念形态的信息伦理和作为实践形态的信息伦理。作为关系形态的信息伦理是在信息处理活动中，通过履行一定的信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力的信息伦理关系，其中包括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组织(共同体)与组织(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如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互联网成员须遵循通过大家共同认同的互联网道德规范和准则，在获得共享互联网信息资源的道德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信息道德义务，进而才能维系信息伦理关系的伦理秩序。作为观念形态的信息伦理，体现了信息活动主体作为真实的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对信息道德准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道德认知，由此生成相应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以及对信息伦理意义的体悟而生成的信息伦理精神等。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信息伦理对信息处理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协调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组织(共同体)与组织(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引领和调控作用。作为实践形态的信息伦理，包括信息道德行为、信息道德评价、信息道德教育和信息道德修养等。其中包括信息道德的内化与外化两个过程。就信息道德的内化过程而言，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1)信息道德教育是信息道德的内化首要环节。《学记》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因此，只有按照一定社会或领域的信息道德理想、信息道德原则、规范及道德范畴对信息活动主体进行灌输与陶冶，才能使信息活动主体超越信息活动的盲目任性状态，成为有一定信息德性的信息活动主体。(2)信息道德评价是信息道德的内化强化环节。因为信息道德评价依据一定社会或领域的信息道德准则、规范对信息活动主体的处理信息行为进行善恶评价。它包括互联网管理系统的舆论和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善恶评价、个人与组织(共同体)之间相互善恶评价以及个人或者组织(共同体)对自身的善恶评价。通过这些善恶评价，一方面，可以引领信息活动主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另一方面，不仅能够使信息活动主体知善恶、辨美丑，识真伪，而且能够在信息处理活动中，有所为有所不为。(3)信息道德修养是信息道德的内化的关键环节。因为信息道德修养不是信息活动主体的一时冲动，而是需要其毕生倾注于其中“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第一》)。这样，信息活动主体才能把一定社会或领域的信息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息道德意识，自省与自律，达到道德行为选择的自觉。就信息道德的外化过程而言，就是信息活动主体在处理信息活动中，能够自觉地将其信息道德意识和内心信念转变为信息道德行为，进而促进一定信息社会或领域的信息伦理秩序与伦理关系的和谐。

二、信息社会与信息伦理学的生成

信息伦理学的生成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信息伦理问题密切相关。

所谓信息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指的是信息化社会，从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整个社会是以运用信息化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处理实践问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在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引发了社会经济结构、人们生存与生活方式发生了上述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令人困惑的信息伦理问题。比如信息(群)的真伪难辨、垃圾邮件充斥信箱、黑客的侵扰和计算机病毒防不胜防、信用卡的信用危机、电话诈骗、短信诈骗时有发生、令人恐怖的人肉搜索等。这样使个人的隐私权、生命安全、国家安全、知识产权、金融运作等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挑战——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引起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个人与集团、个人与国家、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这些信息伦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由控制信息与信息控制引发的一定信息处理活动主体(包括个体或共同 体)的信息拥有性与信息共享性之间利益的激烈冲突。控制信息一般被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被设想为可以充分地开发、传播、管理和利用；二是这样的信息技术足以(提供一个和平的社会秩序)保证个人或者组织获得正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然而，在当代，一旦人们意识到信息资源的有用性，就会努力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对信息进行控制，使信息成为服从于其某种特殊要求的手段。这样，当信息作为一种为控制而斗争的工具时，现代信息技术在人们的运用中已事先偏向了人们控制信息的目的，即偏向了一定社会的人们自身的某种局部需要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所说，这不过是人类偶然任性和主观的偏好，“它就在它的这些享受中破坏本身，破坏自己实体性的概念。从另一方面说，必然需要和偶然需要的得到满足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满足会无止境地引起新的欲望，而且它完全倚赖外在偶然性与任性”。这种无节制、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信息需求及其满足这些需求的信息活动，严重扰乱了信息社会的道德秩序，使信息活动处于无序的失范状态，原来人们有序的控制信息的活动，变为信息的控制——被无序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操控，如面对垃圾邮件、黑客的侵扰、计算机病毒、信用卡诈骗、各类信息诈骗等等，不仅使个人、集团或者国家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等受到损害，而且其精神利益(对于个人来说，其心理甚至生命)受到一定程度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损失或者伤害。因此，控制信息与信息控制的信息伦理问题症结的本质，就是通过有序信息与无序及有害信息之间的博弈所展现的善与恶的较量、社会正义与邪恶的搏杀。为了解决这些信息伦理的症结，建立一定的信息社会信息伦理秩序和信息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法律法规体系十分迫切，也非常必要。

同“网络伦理”相比，信息伦理包括网络伦理，但又不限于网络伦理。因为，以数字化信息为中介的伦理关系不仅存在于网络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许多非网络的信息领域。因此，信息伦理的要求、准则、规约，不仅要指导网络行为，而且要作用于网络以外的其他各种形式的信息行为。

实际上，人类在开启信息技术的新领域，憧憬信息社会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信息伦理的探索征程，信息伦理作为一种人类的意识，如同马克思所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与迅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信息社会，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信息伦理问题，由此便生成了一门新兴的应用伦理学——信息伦理学。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经历了三个时期：计算机伦理信息伦理(狭义)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伦理(广义)。就计算机伦理时期的信息伦理而言，主要关涉的是计算机编程及其运用计算机处理信息而产生的相关伦理问题。20世纪70年代w．曼纳首先提出并且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他认为，应该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到由于使用计算机技术而出现的伦理问题，从此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计算机伦理学。在他看来，所谓计算机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理论研究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技术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就信息伦理(狭义)时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准确性(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及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等信息伦理问题凸现，进而引起许多学者关注相关的信息伦理问题。这一时期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信息伦理学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1985年，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斐尔·卡普罗教授发表题为“信息科学的道德问题”的论文，这可以看做是最早的以信息科学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拉斐尔·卡普罗教授提出了“信息科学伦理学”(infortnationscienceethics)、“交流伦理学”(commanicative ethics)等概念，并基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电子形式下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和使用等信息伦理学的问题，同时还关涉信息研究、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就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伦理(广义)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人类开始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或日“网络社会”，由此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步入了新的发展期。首先表现为其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它不仅以与计算机相关的信息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而且将其更加明确地定位于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并直接使用了“信息伦理”这一术语。1991年，d．福勒和g．帕拉迪斯共同出版《信息系统中的伦理学》一书。1995年，斯皮内洛出版了《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1999年，拉斐尔·卡普罗教授发表了“数字图书馆的伦理学方面”一文，在文中，他对信息时代图书馆在信息处理方面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2000年，拉斐尔·卡普罗教授又在“数字时代的伦理与信息”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信息伦理学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1)信息领域的道德价值观的发展；(2)信息领域新的道德权利的建立；(3)信息神话；(4)信息理论和实践中隐藏的矛盾和意识；(5)信息领域道德冲突的发展。这些信息伦理学观点的变化，反映出信息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

信息伦理学的生成意味着信息处理活动主体发展和运用信息技术即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利用现代电子通信技术从事信息采集、存储、加工、管理和利用以及相关产品制造、技术开发、信息服务的过程中，要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不仅了解了“能做什么”，而且意识到“应做什么”，“它不但要考虑本身为善或为恶的东西(只有不受任何感性利益所影响的纯粹理性才能判断这一层)，而且还要把这种善恶评价从祸福考虑完全分离开，而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最高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能做”和“应做”的统一，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由此，作为信息处理活动主体不仅探讨和建构相应的伦理规范，还进一步将其中的底线规范制定为法律法规，进而达到了德法的统一；这些信息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不仅规约信息处理活动主体的信息活动行为，而且作为信息处理活动主体还须将其内化为信息处理活动的内心信念和相应的道德评价机制，进一步提高信息处理活动主体遵守这些信息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进而达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三、关于信息伦理与构建

和谐信息社会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带给人们 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巨大变化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信息伦理问题。构建信息伦理规范体系、加强信息伦理学研究，对于提高信息处理活动主体道德自律精神和法律意识，对于构建和谐信息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伦理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

首先，和谐信息社会的建构需要有信息伦理的调节与引领。因为在信息社会，人们的信息化存在方式与以往的信息形态在形式上有很大的殊异性，它是以声、光、电、磁、代码等形态存在。这种信息化存在方式的信息具有“易转移性”，即容易被(自己或者他人)修改、被(他人)窃取或非法传播和使用。信息伦理不仅从信息道德观念对信息活动主体进行引领，调节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通过信息伦理规范和信息活动主体的内心信念引导和约束其信息活动行为。黑格尔曾指出：“具有拘束力的义务，只是对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或抽象的自由、和对自然意志的冲动或道德意志(它任意规定没有规定性的善)的冲动，才是一种限制。但是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信息活动主体既可以摆脱对信息活动中产生的某种自然冲动的依附，在道德反思中，清醒地以“应做什么”统摄“能做什么”，进而摆脱由于自己的主观特殊性、狭隘性而陷入信息处理活动道德困境；另一方面，又可以摆脱不受道德义务规约的主观性，强化自己对信息活动伦理风险的道德责任。对于信息活动主体而言，只有在信息道德义务的引导与规约中，才能“得到解放”，获得信息处理活动自由。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非面对面的、非直接接触的以信息处理为特征的形式多样的交往。信息活动主体享有比以往更充分、更广泛的信息处理活动的自由，因而更需要信息伦理规范的调节和引领，这样，才更能促进信息活动主体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进而进一步推进和谐信息社会的建构。施韦泽指出：“敬畏生命的伦理促使任何人，关怀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给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活动主体以道德责任为依归的意志自由是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个人爱好和欲望与对人一信息社会的道德责任感的统一，同时也是信息活动主体内心的道德责任意识与道德责任能力的统一。

再者，和谐信息社会的建构不仅需要有信息伦理的调节与引领，而且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信息法律法规体系。信息法律法规体系既是建构和谐信息社会的法律保障，也是信息伦理的保障机制。在信息社会，只要有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只要有信息的获取和，都存在信息伦理问题。如上所述，这些信息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等。要解决这些信息伦理问题，不仅要通过信息伦理规范的调节与引领，更需要通过由国家制定、认可、颁布并强制贯彻实施的相关的信息法律法规的制度对扰乱信息社会秩序的示范行为和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制约，实现法律规范和法律特有的他律手段的制约、控制、调节功能。这不仅能够保障信息社会的有序运作，制约信息活动主体的示范行为，也有助于强化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法馘观念，与此同时．还能进一步深化其对信息伦理规范的理解，提高其对于维护信息社会和谐、自觉遵守信息伦理规范的道德责任感。

我国著名学者齐爱民在其新著《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中阐述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法律原则：目的明确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目的限制原则；信息品质原则；安全原则；政策公开原则；禁止泄露原则；保存时限原则自由流通和合理限制原则等。这些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原则，不仅对信息社会个人的信息权益进行了保护，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同时对信息活动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作出了较为明晰的规定，这与信息道德原则、规范、意识、信念和行为习惯构成的特殊的信息道德调解规范体系形成了共建互补。

生活中的伦理学篇8

伦理学不为人创造出一种价值规范，即使其中部分有规范性的成份，但它由此岸的生命情感世界自然呈现出来，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象征。伦理学描述人的生命情感的逻辑图景，即爱的图景。当然，这种图景不能同人的生活与人性相对立。人的现实生活，主要是一种情感生活，离开情感而相互照面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少，陌生人的照面，是基于他们同为人的同根体验。所以，伦理学的原则是情感的、爱的原则而非理智的、思的原则。所以，伦理学拒绝寻问为什么爱的问题，由于人所爱的对象就构成他爱的原因。它使用的陈述句，是描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伦理学不执着于人的行为的应然性，在逻辑上没有支持或反对它的结论的证据。在此意义上，伦理学不是一种理论。这并不是指伦理不关怀普遍的道德问题，但不像罗素所说的那样伦理学会赋予我们个人的某些欲望以普遍性。

伦理学不认识道德上的善 伦理学展示爱的普遍逻辑图式。

如果从人的文化心理中的客体化本源的相关性方面来审视伦理学，那么，它所展示的个人的某些欲望，乃是共在者全体在此岸世界同根的欲望。伦理学不评价人的行为但同人的行为相关联。相反，人的行为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展示。个体生命选择什么样的行为，除了根据其理性外，还更多地以情感原则为原则。此岸的情感生活，主要表现为爱的行为。人只有从爱的行为过程中才会理解爱的本根；男女只有在爱的实践中才明白自己寻到什么样的爱。从爱的行为探究伦理学，就是从个体生命的情感活动展示伦理学。

同样，把伦理学的使命规定为“认识道德上的善”， 这是科学主义伦理学对其使命的无明，又是它的必然推论。

伦理学的对象与其说是善，不如说是人在此岸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感图景。善仅仅为伦理学附带的产物。伦理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教导人爱谁及如何爱。因为，爱隶属于个人的实践。而且，伦理学不能停留在认识爱的水平上，它要展示、呈现爱的逻辑图式。以此岸的生命情感为对象的伦理学，使人丧失了为之下定义的条件。伦理学家只能象征性地描述那些展示此岸世界的情感生命。相反，外在于人的意识生命的道德，也外在于共在活动中的精神生命体。这种道德，通过理性的论证演绎出来，认识善构成其内在的动机。它是法律而非道德。因为，真正道德的律令，不能由理性给出证据，它源于人的生命情感的需要，从人的生命情感在此岸世界中生长出来。若某人感受不到爱的需要，任何关于爱的道德律令对他将无效。

伦理学的社会性 社会伦理学以社会主体论为特点。这个主体，不是一个认识性的理智主体而是实践性的情感主体。伦理学关怀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或他们的情感共在。这为伦理学所独有的社会性。诚然，共在者全体的情感共在，超越于任何个别的共在者之上。任何个别的共在者，都不可能为共在者全体的情感共在承诺可能性。只有在差别于人的耶稣基督的上帝那里，共在者全体的共在才成为现实。换言之，是那承诺共在者全体的存在性的存在本身，构成普遍道德的内容。个别道德的共在从此才获得了终极依据。

普遍道德的普遍性，根植于普遍存在中。这种存在是普遍的，它内含永远超越个别存在者的力量，同时和个别存在者发生内在关联。只要个别存在者在共在活动中守护着自己和对方的存在性，这种根源于个别道德的存在者就分享了普遍道德。按照普遍道德的承诺，任何个别存在者的存在性的被剥夺都是不道德的。并且，那剥夺个别存在者的存在性的剥夺者，往往充当普遍道德的化身，否则，他就失去剥夺他人存在性的根据。在此关于普遍道德与个别道德的关系的探究，表明伦理学的社会性还有在上的存在本源。

伦理学对象的后验性 价值逻辑论用后验性限定社会伦理学。后验性，指在个体生命经验了经验之后产生的经验。如同科学的经验对象一样，社会伦理学的后验性，使它面对着现成性的经验对象，即使该对象必须在个体生命的经验之后。个体生命只要是完全的，他就会经验到生命情感在不同层面上的对象化对象。而且，社会伦理学的后验性，迫使个体生命和他所爱的对象发生关联。个体生命所爱的对象必须内化为他自己的感性经验，否则，情感共在就不可能发生于他身上。

伦理学对象的后验性，意味着它以此岸世界的生命情感——性爱、亲爱、情爱、友爱、圣爱——为对象。

生命情感的此岸性，指个体生命在存在活动中所经验的情感对象的现成性。爱的对象，就是那从虚无地平线上耸立的人，就是那和爱者一样具有动物性与神圣性向度的被爱者。个体生命通过和其他共在者相遇，丰富着自己的动物性与神圣性的情感内容。爱本身乃是对爱的方式的创造，其结果形成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这人格置身于动物性与神圣性之间。 转贴于

生命情感首先展示在伦理学家的此岸生活里。伦理学，并不是为了认识而是要求个体生命体验这种生活，体验生命同根的源泉。对生命情感在不同层面的对象化毫无体验的人，对伦理学就不会有差别性的言说。当然，这种体验，并不以艺术形式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是借助感受内化于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中。

伦理学的对象，唤起个体生命向共在者全体合一同根的欲望，它拒绝任何事实的判断，它不对任何同根体验的状况进行论断，因而不可能找到一种客观的证据来反驳伦理主体有无同根体验。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所含的陈述句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正误无关紧要。科学能够探讨生命情感的各种起因和实现方法，其中不含任何真正的伦理句。因为科学涉及何为正误的问题。“虽然科学确不能解决各种价值问题，但那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用理智来解决，它们不属于真伪的问题。任何可获得的知识，它必然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的；而科学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是不可能知道的。” 罗素在此言说出科学作为一种学问形态的有限性，但这并不会导致否认伦理学对象的可感受性。

伦理学语言的后验性 伦理学对人的行为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它要用感受性象征语言呈现伦理学家的生命情感体验。

价值逻辑论把语言的起源问题悬置起来，根据语言的功能把它分为符号性语言、象征性语言、指使性语言。符号性语言强调所指与能指的差别性，语音的差别导致语意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人的理性发挥作用的前提。语音与语意之间，是一种社会性的契约关系。语言起源的所谓约定俗成论，就是根据符号性语言的意义发生方式提出来的。

象征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处于一种相关性状态，语意的差别和语形相关，语形的不同带出语意的不同。语意出于语形的展示、流射。其中，能指与所指，既不是外在的强加关系，也不是解释者附加的产物，而是所指从能指中呈现、语意从语形中涌现。符号学利用符号性语言体系的经验，不可能在根本上阐明象征的功用，更不可能对象征性语言体系作出明晰的规定。在象征性语言中，语词的所指与能指的相关性决定了语意的多样性，尽管这种语意始终和语形相关联。

指使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完全处于同一的关系中。人在这样的语言活动中，即是他的存在本身的昭示。语词的所指就是能指所表示的东西，语音或语形的差别对于语意的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的绝对同一性，甚至是和人的生命存在的同一性。

生命情感的特点是它的流逝性，当其流在不同的存在者身上时形成不同的情爱图景。这种作为伦理学对象的情感，要求其呈现语言的象征性，而且是基于情感主体的感受而非形式化的感觉。伦理情感的呈现，是为了呈现者本身的生命存在。感受者在感受现实的情感图景中，感受到自己生命情感的留驻。所以，伦理学将展示此岸的生命情感图景当作自己的使命。由此表明，在伦理学中无所谓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它也不是为了传达知识。虽然我们关于生命情感的感受是在符号语言中不可言说的，但在象征语言中我们依然可言说自己的内在感受。情爱感受的存在依据，在感受者的个体生命里。在此意义上，伦理学是通过改变他人的生命情感来改变他人行为的。

伦理学使命的后验性 伦理学在对象、语言上的后验性，带出它在使命上的后验性。价值逻辑论在关于伦理学的定义中指出：它的目的，是在此岸社会为人类中的个体生命建立原初人格。对于个体生命言，它要形成其原初人格；对于人类生命言，它将彰显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并汇注为理想的人生形象。无论原初人格或理想人生形象的生成，都是个体生命在经验生命情感后的一种经验。这正是伦理学使命的后验性的涵义。

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根源于他对在上终极信仰的承受，即使他以某种伪终极信仰为终极信仰。个体生命以此为基点，对其所遭遇的一切展开价值判断。一般情况下，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具有时间性的规定性，他在一段时期内自认为是对自己最根本的人格观念，也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实质上，伦理的人生，就是探究原初人格的原初性的一生。一些普遍的观念，往往成为激励人生开掘原初人格的动力。例如，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经常发生质变，但他对艺术本身的信仰依然如故，而且，作为艺术家的原初人格的原初形式，通常伴随个别艺术家的人生。

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为一种有限人格。它不承诺其他个体生命的原初人格，但认同和其他原初人格主体的共在。社会有序性的基础，在于个别原初人格的共在。伦理学在此岸社会建立有序化的生活，不是为了某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共在者全体的共在。反之，若以个别原初人格为共在者全体的人格理想，这便抹去了该原初人格的有限性，本来应由社会共在建立起来的社会平权就会被社会暴力所代替，纵然这种暴力未必采取武力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