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4 11:20:51
何谓“生产性方式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这一理念，是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它是指在不违背传统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传统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技艺、部分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 绝不是产业式开发，我们应该将其与当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理念与模式相区别。文化创意产业是为取得经济效益而进行市场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强调创意和创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更加关注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环节――手工艺生产实践，对“生产过程”的关注让对传统技艺的创新和创造也要更为小心和慎重。所以在开展“生产性方式保护”工作中，坚持传承非遗项目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和工艺流程是开展此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底线。一旦冲破这一底线，制作工艺机械化，那将会断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从而也就丧失了它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生产性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和单位不同于一般生产企业，它必须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对于有一定产业规模的非遗保护企业、单位，鼓励其实施“工厂+博物馆+传习所+文化观光旅游线”人文生态整体保护模式，景泰蓝制作技艺保护即似于这一模式。
景泰蓝制作技艺
面临传承危机与商业潜力
景泰蓝，又称铜掐丝珐琅，它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焊在铜质胎形上，再填上彩色釉料，经烧制、磨光、镀金而成，其颜色丰富多彩，釉质优美沉稳、坚实浓郁。在历史上，景泰蓝曾经是比玉石珠宝都贵重的国宝级重器。如今，它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再加上工序繁多、工艺复杂，愿意学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景泰蓝制作技艺面临传承危机。
近年来，随着文物回流和人们对传统艺术品的关注，工艺精湛、存世量少、收藏价值高的明清景泰蓝备受藏家们的追捧，出现了“收藏若无景泰蓝，藏尽天下也枉然”的景象。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泰蓝的关注度逐日提高，当代大师们的优秀作品也被人们争相收藏。
早期的珐琅作品均是出自宫廷造办，用的是最好的技术、原材料，因只做一只或者一对，多为孤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同样大小和工艺的珐琅作品，清代的价格是现代作品的100倍以上。如今，当代大师们的经典力作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作品主题、设计还是工艺水平较古代都有了很大发展。因此，景泰蓝制品的潜在市场非常大，也为收藏者的藏品保留了很大的升值空间。
景泰蓝制作技艺的
“生产性方式保护”探索
当景泰蓝作品市场逐渐走好，如何处理好传统景泰蓝制作技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便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于1956年1月，2002年11月改制为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目前集景泰蓝设计研发、生产制作、工艺展示、精品收藏、参观购物、科普教育为一体，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景泰蓝研发、生产、销售、展览展示基地，在2011年被文化部评定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宝塔形”人才构架，培养后继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是以“人”为载体，以“传承”为基本特点。作为身怀这项非遗专门知识与高妙手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非遗保护工的关键。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以传承人为轴心的系统人才培养模式，利用传承人的技艺优势，通过传、帮、带，开展多层次的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活动。同时，建立大师工作室，以名师带高徒的方式，对景泰蓝制作技艺进行传承。目前企业建有四个大师工作室，每位大师门下拥有4至5名高级技师，10余名高级技师各带2位工人技师，形成“宝塔形”人才构架，为景泰蓝行业培养后继人才，使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有序，有效解决了非遗项目人才馈乏的问题。
2、利用传统技法，恢复传统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强调的是“保护方式”，关注重点在“生产过程”。手工技艺实践作为重要的“生产过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所在。
景泰蓝按照制作工艺技法可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即铜胎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錾胎珐琅和画珐琅。由于历史原因，錾胎珐琅和画珐琅自民国初期就已停产，工艺濒临失传。为了对錾胎珐琅和画珐琅进行了恢复性抢救，北京市珐琅厂集中两年高仿复制了60余种宫廷御用景泰蓝。在复制过程中，针对性地研制、采用明清传统釉料，按照明清时期珐琅器的制作工艺进行纯手工制作。 3、拓宽景泰蓝制作技艺应用领域，增强企业供持续发展力
珐琅厂的产品经历了从商品到工艺品、艺术品、再到收藏品的发展变化。1995年，北京珐琅厂开始从商品向工艺品方向发展；2002年，北京珐琅厂改制，700人走了300人，开始由工艺品向艺术品发展；2008年以后，景泰蓝由艺术品向收藏品方向发展，应用领域也扩大到室内外建筑装饰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和商务礼品、艺术收藏品、高档产品包装、生活实用品等，不仅始终坚持“厂中设店”的销售模式，还成功开发制作了80平方米的大型城市景观工程《花开富贵》、《生命的旋律》等三座景泰蓝室外喷水池，以及中南海、首都机场专机楼、北京会议中心及多家五星级酒店、别墅、高级会所室内景泰蓝工艺装饰工程等。景泰蓝艺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对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积极参加各种展览展示活动，自办展馆展示作品技艺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为积极扩大景泰蓝艺术的社会影响力，每年参加的景泰蓝技艺展览展示活动达20次以上。2012年6月建成了我国首座“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参观者可在博物馆内欣赏到不同时期的景泰蓝艺术经典作品，还可以现场观摩部级大师、高级技师、传承人的技艺演示。除此之外，博物馆聘请了国内十余位专家、工艺大师、学者担任顾问，不定期为来宾提供景泰蓝历史文化鉴别、收藏、保养等讲座。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作为“遗产”的属性，保护必为前提。我们要尊重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多样性，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在不盲目、随意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前提下适当拓展市场空间、创新营销模式，让它们在生产与经营流通等环节中得到有效、科学的传承与发展。
一、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非遗保护工作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2、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安阳作为我国古都之一，具有3000年的建城史，不仅保存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同时保存了很多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安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内黄县、汤阴县、安阳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汤阴县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命名为“千年古县”，安阳县淮调、内黄县落腔和汤阴县跑帷子等7个项目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易文化、滑县木版年画等34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公布三批共100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部级传承人6名，省级传承人37名，市级传承人88名。目前已获取上级项目扶持资金417万元和传承人扶持资金19.2万元，一批珍贵、濒危、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二、安阳的文物景区
1、什么是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2、安阳的文物景区。2013年河南省文物局公布了《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开放管理办法（试行）》以加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规范其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利用、对外开放使其成为了文物旅游景区，成为了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安阳市提出了“三阳开泰”的旅游发展思路，一些文物景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市内旅游品牌形象逐渐增多。目前，全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成为知名景区的有：殷墟、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袁林、红旗渠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仅使安阳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更增加了经济效益。
三、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景区互动的几点建议
1、寻求共性。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都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再者，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被归入文化管理和研究，被划入文化产业范围。第三，非遗保护工作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可见保护和抢救是两者的首要任务，合理利用将使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自1961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目前，许多文物单位已开放成为景区，实现了合理利用，并在新兴的文化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首次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我国于2004年批准《公约》。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合理利用方面与文物保护工作相比还有许多的经验要学。如何合理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景区的又一共同话题。
2、在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工作中互为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它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是活态的，并且需要有展示空间。文物保护单位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保护对象的，它的保护对象是不可移动的，是静态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业结合后，已成为一项新兴的文化产业，并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使得原来安静、单纯的文物“活”了起来。文物的价值在新时期被人们发掘，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业的结合是文物合理利用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能和旅游业成功结合在一起呢？我建议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基础上，选一些非遗项目与文物景区结合在一起，以文物景区为载体，用非遗中所包含的形式创意为新的文化产业项目。文物景区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方面将为非遗提供展示平台。例如，吃：我们可以将安阳非遗中的义兴张道口烧鸡、老庙牛肉等与文物景区结合，即宣传了自身品牌，又丰富了景区的特色小吃内容。购：我们可以将安阳非遗中的秦氏绢艺、北郭剪纸、姚家膏药等与文物景区结合，做出带有景区文化符号的系列产品，既展示了自身、又丰富了旅游产品的种类。娱：我们可以将传统的戏剧在景区的“黄金周”等游客旺季段演出，或改编一些与文物景区相关的戏目演出，既创新戏剧内容，又使得演出节目和景区结合自然；还可以将如吕村战鼓、跑帏子等民间舞蹈编入到景区演出栏目中。丰富景区演出项目内容，同时展示出当地文化特点。
总之，我们通过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物景区的共性、结合点，将两者能有机的结合、互为依托，必将使一些非遗项目找到新的展示平台；也将使文物景区更加“活”起来，彰显出新的市场影响力，产生出更大更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文明》[J]文明杂志社.2012特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Z].2002-10-28.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2003-10-17.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度百科[DB]
关键词：世界遗产；旅游；认识
世界遗产工程简介
世界遗产工程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旨在认定和保护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世界性合作项目。早在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成功发起保护因修建阿斯旺大坝面临被淹的尼罗河河谷文物古迹的“努比亚行动”，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1972年，各国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确立开展世界遗产工程，每年由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评审讨论世界遗产项目。后来世界遗产组织又将文化景观、线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文献和农业文化遗产、湿地遗产等延伸项目纳入世界遗产工程整体，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广义的世界遗产工程。
截至2013年6月的第37届世界遗产年会，世界遗产组织共确立世界遗产981项，其中文化遗产759项，自然遗产193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9项。190个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中的160国拥有自己的世界遗产。
我国的世界遗产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东亚文化的主要溯源地，我国广阔领土上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获得了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早在1987年，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为代表的首批国内重要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辟了我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的历史。自此之后，国家一直积极参与配合世界遗产组织的各项工作，并专门委派住建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和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分别自然和人文遗产申遗工作。单就2013年而言，6月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又有两项申请获批，新疆天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云南哈尼梯田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有45处世界遗产，数量上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其中有世界文化遗产31处，世界自然遗产10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36项，世界记忆工程9项。
世界遗产评判标准和申报
世界遗产组织及其相关文件要求各国提名的遗产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至少满足以下十项基准之一：
（1）表现人类创造力的经典之作。
（2）在某期间或某种文化圈里对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之发展有巨大影响，促进人类价值的交流。
（3）呈现有关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文明的独特或稀有之证据。
（4）关于呈现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或者建筑及技术的组合，或者景观上的卓越典范。
（5）代表某一个或数个文化的人类传统聚落或土地使用，提供出色的典范-特别是因为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处于消灭危机的场合。
（6）具有显著普遍价值的事件、活的传统、理念、信仰、艺术及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连结（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该基准应最好与其他基准共同使用）。
（7）包含出色的自然美景与美学重要性的自然现象或地区。
（8）代表生命进化的纪录、重要且持续的地质发展过程、具有意义的地形学或地文学特色等的地球历史主要发展阶段的显著例子。
（9）在陆上、淡水、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的演化与发展上，代表持续进行中的生态学及生物学过程的显著例子。
（10）拥有最重要及显著的多元性生物自然生态栖息地，包含从保育或科学的角度来看，符合普世价值的濒临绝种动物种。
从我国现有名录来看，大部分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都经过了相应的旅游开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走上了与旅游观光相结合的开发道路。世界遗产的头衔为景区的旅游开发带来了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大批游客，可以说是对景区含金量的权威认可，这样的“世界遗产效应”因而促成了燃遍我国大江南北的申遗热。根据国家文物局在2012年公布的最新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国现有45个项目启动了申遗程序，报送世遗组织审议。
申遗热之“冷”分析
申遗热一方面体现在国内许多景区地方都开始规模浩大的整治和资料准备，纷纷参与到申遗的持久战中；另一方面，世界遗产项目的旅游在开发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态势，在获得世界遗产的肯定后，个别景区忘记了当初作出的承诺，将世遗头衔仅仅用来提高知名度和门票价格，加大开发，景区日渐红火，真正获得肯定的原生态独特性却遭到忽视甚至破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区因地质奇观和珍贵的自然植被被认定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森林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
据此，冷静分析我国现存的申遗热，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原则，合理的开展申遗工作：
1、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应该以不损害遗产本身为前提。张家界武陵源景区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主要是因为景区内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数量众多秀美的溶洞溪涧、珍稀动植物生态环境、多样的气象景观和丰富的地质遗迹。然而1998年，景区因为将大量的娱乐场所、酒店宾馆修建在美丽但脆弱的自然环境中，破坏了景区自然原貌，因而受到世遗组织专家的黄牌警告。这与认可它为自然遗产的初衷背道而驰，是在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2、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应该以宣传和保护遗产项目为目的。我国的现状是由景区主导和引领申遗工作，多数世界遗产项目都有相应的旅游开发，但是要把握工作的重点，保证遗产得到足够的保护，为全人类所共享。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华山景区因为管理部门未对高峰期游客数量进行控制，造成了游客滞留山上，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相反的，美国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就采取了非常适宜的开发措施。黄石公园因其独特、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但是景区始终严格控制景区游客数量，为了保护景区使景区始终保持原始的自然状态，许多游客不得不提前数年排队预约。
3、世界遗产项目的旅游开发应该讲求科学性，保证合理开发和有效开发。遗产旅游开发中可以联系当地历史、环境和民俗等不同旅游文化元素，将遗产地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提高景区质量，提高游览环境质量。例如，五台山佛教景区的旅游开发由来已久，但是单纯佛教主题的资源吸引力有限；加上景区地势高、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一般，景区基础设施不能尽如人意。事实上，五台山地处的山西省忻州市拥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独特的晋西北民俗文化，景区的开发完全可以借助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整合当地的历史、民俗资源及周边县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创造一个舒心的休闲环境。
我国拥有丰富的世界遗产资源，但是如何有效开发和保护这些珍贵的人类共同财富，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归根结底，目前我们在申遗工作中体现出的许多事物，都基于对世界遗产内涵认识的不足，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覃业银.发展我国遗产旅游应解决的几个问题.湖南商学院学报[J].2007（04）
[2]徐嵩龄.中国遗产旅游业的经营制度选择兼评四权分离与制衡主张.旅游学刊[J].2003（04）
[3]程志勇.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学术交流[J].2008（11）
【关键词】遗产；旅游；遗产旅游；传统；现代
【作 者】彭兆荣，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人类学系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遗产保护与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向春，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33-007
Legacy and Tourism：Collocating and Deviating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Peng Zhaorong，Zheng Xiangchun
Abstract：Cultural legacy is the tradition which human beings create and continue，cont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beings’s exsisting and developing.But under the control of timesauthoritycommence and so on in these days，legacy becomes the tradition which is being saled，especially since twenty century a large scale of the masses tourism offers it tremendous consump groups. Taking legacy as trademark in cultural legacy tourism，on the one hand gives express to this collocating of tradition and modern；on the other hand，the tourist’s consuming legacy traditional culture enroots in doing harm to modernity.So the problem of how to consume the tradition becomes the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is concern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Key words：legacy；tourism；legacy tourism；tradition；modern
一、遗产：一种被出售的传统
1.遗产的本原：传统性
遗产(heritage)，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总是与继嗣、继承(inheritage)联系在一起，它是从祖先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附着其上的是关于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tradition)其最早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文tradere，意指交出、递送，于14世纪出现在英文当中。虽然传统(tradition)在现代语境之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含义就是指“代代相传的事物”，这一含义也普遍出现在16世纪的英文中。传统融入了祖辈的各种智慧、技艺与知识体系，遗产承载了祖辈的这些传统，并以各种“物”的形式，通过继嗣制度、亲属关系世代传承。1983年第一届国家遗产会议(National Heritage conference)中对遗产的定义，体现了其传统性本质：“它是由祖辈保留下来并传给现代，并且希望能继续传承给后代的事物”。①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传统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两个概念，用于分析复杂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两种文化传统。大传统是指由政治精英、上层士绅、知识分子代表的所谓主流文化的社会价值，小传统是指在地方、村落中形成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的社会价值。遗产本身包含了大小传统相互依赖与作用的关系。小传统为遗产注入生命力和维他命，遗产正是在小传统这样的民间文化土壤中生成，并且不同地方的民间文化赋予了遗产各式各样的形态，小传统是遗产的本质所在；大传统为遗产注入现代性的价值，赋予遗产以活力，使遗产魅力得以彰显，让遗产从小地方走向大世界。
丹尼尔・贝尔强调，对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来说，传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记忆的连续性，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前辈在面临相同生存困境时，是如何应对的。②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传统具有三种功能：1、是使各个真实的或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以确立或象征化；2、是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3、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以灌输和社会化。③遗产本质属于传统，相应的，也就具备了这些功能，而这些功能隐含着特定群体对共同价值与制度的认同，这样便将地方性与特殊性赋予了传统，从而使遗产蕴含了对于特定群体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2.遗产传统性的原生形态与扩充形态
就在几年以前，“遗产”还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词汇，安于其所在、所属之处，并不张显其所扮演的角色、所指涉的特定内容。然而，就在短短几年间，人们似乎突然间发现了遗产的价值与用途：遗产能树立形象、遗产能带来金钱、遗产能换来声誉、遗产能招徕游客。于是，各种国际/国内组织，发达/欠发达国家，官方/民间机构，慈善/商业团体等纷纷加入到遗产的立法、管理、申报甚至炒作中来，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遗产造势运动。随之而来的是，遗产的概念在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操控中，发生了扩充和延伸。遗产原生的传统性被赋予了新的，更为多元的内容。Tunbridge和Ashworth将这种传统性的扩展归纳为五种类型：1、成为任何遗物和遗迹的同义词。例如，法国文化部就对遗产的概念进行扩张，可以包括乡村的洗衣房、小教堂、民间歌曲、话语方式、手工艺；2、任何建筑、区位和地方都能通过“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在今天被附着上关于过去的文化概念成为遗产；3、它已不单单指涉过去的物和工艺，而扩展到无论过去还是当前生产的、积淀了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产品。4、过去的，或是特别的、典型的“遗产地景”或“遗产动植物”能够作为国家、地方的标签或是象征。比如，英国哥伦比亚的“遗产树”或美国纽约的“遗产鱼”，它们都被认为比起其他的物种更为原生和历史更长，可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遗产代代相传。5、成为基于货品和服务买卖的商业运动，被称作“遗产工业”。④
3.遗产的出售：传统的生产与销售
遗产运动与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在当今时代的并置，使遗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作为生产和向外出售的文化产品。遗产能成为文化产品用于销售，从遗产自身的角度而言，在于这些作为“物”的遗产本身所负载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包括意义、价值、认知、记忆、神话、故事……它们赋予遗产以灵魂，给予遗产以养料，正是源于这些传统，才凸现了遗产的魅力与特色，使其能迎合消费者对遗产的想象，触动外界对于遗产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
对于遗产传统的生产与销售可拆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选取资源。由于遗产传统性形态的扩充，可作为遗产的资源多种多样：各种人文、自然景观，历史遗物、遗迹，仪式庆典、建筑样式和风格、音乐舞蹈、民间饮食、服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在其历史脉络中被偶然选作为遗产，而是被蓄意选择的。保留什么、替换什么、强调什么，背后都是由各种权力关系依据不同目的进行操控。2、解释传统。被选择的遗产资源是否能进一步转化为产品，关键在于对遗产的“解释”(interpretation)。解释赋予遗产以经济资本的价值。Walsh-Heron and Stevens将“解释”定义为“讲故事的技巧”。当解释用于为遗产讲故事(telling story)时，它不仅仅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而重要是谁在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讲故事给谁听?于是问题就变成“什么样的故事讲述给什么样的听众?”遗产工业中，“解释成为了被市场所制约的一部分。”⑤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了权威、商业组织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群。故事本身也随之演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在市场导向下，通过遗产解释，资源被进一步整合形成“遗产产品”(heritage product)。3、出售传统产品。这些遗产产品并不仅仅只是遗产的物质形式，还包括附着其中的各种传统文化因素，在经过遗产的解释与建构之后，一同用于出售。
二、旅游：消费传统
1.“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者人数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全球的旅游人数从1950年的2500万增长到2004年的7.6亿，每年都保持着平均7.1%的增长速度，如果这种稳定的增长势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 2020年，国际旅游者预计将达到16亿(WT0，2004)。这表明旅游在经历了18世纪的贵族神圣旅游(great tour)和19世纪的中产阶级旅游(middle-class tour)时代之后，迎来了大规模的“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⑥
群众旅游以现代工业社会为背景，而现代性是这一社会的核心，现代性的概念分为两个层面：精神层面和外在结构层面。现代性的精神层面，正如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它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风俗、习惯、期望和信念所禁锢。它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现代性成为了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造成了巨大而深邃的现代人的精神黑洞，现代人相信或是幻想只有到远离都市，避开现代社会到前现代社会中去找寻他们失落了的精神家园。⑦现代性的力量使旅游成为人们逃离现代生活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现代性外在结构中，便捷的交通系统、酒店设施、各种行业部门的链接配合，移动通信等，为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准备。
2.消费的口味
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人们从过去单纯对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化为对物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的消费，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对商品符号性质的消费，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J)看来，今天用于消费的商品，在现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使用价值消失了，而成为了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因此，消费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用用途的消费，而应看作是一种具有符号性质的消费⑧。这种符号性质的商品消费，与奇异、美、浪漫、奢侈、时尚等各种社会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将消费的性质从实用转向文化，以满足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不同需求。
同样，旅游者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也明显的体现这种消费的符号性质。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现代性的工业大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病：街头拥挤堵塞、污燥不堪、混乱无序，人际关系淡漠、日常生活单调重复、工作压力大……马康纳(MacCannell)指出，在这样的状况下，现代人产生了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感”，并且希望能逃避或摆脱这种“疏离感”，现代人相信或是幻想只有到远离都市，避开现代社会到前现代社会中才能寻回他们失落了的精神家园，他们渴望到逝去的岁月和异文化中寻找“真实”。所以经济生产越发展，人们就越会陷入到一种对于古老传统“怀旧”(nostalgia)的情结中。人们希望追溯这些古老的传统，放慢生命过程的“脚步”，寻求一种“最为可靠的、有据可循”的心理状态。⑨
三、遗产旅游
1.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共谋
一方面，遗产属于传统，遗产的本质属性也在于其传统性，而遗产的传统性又可以在当前情景之下，通过上述的程序运作，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另一方面，群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伴随的是人们对于传统的怀旧与迷恋。如果说19世纪的工业社会是对传统的破坏，那么从20世纪开始，人们则试图通过挖掘新的方式来寻求与传统的交流，旅游者也转向通过追溯传统价值来寻觅“真实” (authenticity)与“认同”(identity)(MacCannell 1976，1992；Urry 1990)。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遗产与旅游的联袂也似乎变得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于是遗产旅游――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类型，伴随着人们对于传统的生产与消费，登上了展演的舞台。
由传统的遗产与现代的旅游结合而成的遗产旅游品牌，投入到大众旅游的消费领域之后，便呈现出巨大的发展规模和迅猛的发展速度，据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UNESCO)统计，1998年，全世界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2002)遗产旅游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旅游形势和趋势。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拥有全美国最多的部级遗产的地区之一，遗产旅游占了该州旅游总类的20%，遗产旅游者在1997年为该州的经济贡献了近55亿美元。(旅游周刊 1999)⑩
2.体现：遗产景点的建构
“建构遗产”(built heritage)的含义，长期以来仅仅和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修护有关，这些纪念物和历史建筑因为蕴含显著而非凡的价值而受到各项法律的保护，比如，古纪念物法(Ancient Monument Acts)、国家遗产法 (National Heritage Acts)等，这些法律促进了人们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实践。
将“建构遗产”与旅游联系在一起，则是最近的事情。为了迎合旅游而进行的遗产建构，其结果是产生不同类型的遗产景点。这些遗产景点被归为自然与文化两种类型(Hall and McArthur 1993；Herbert1989；Yale 1992；Zeppel and Hall 1992)。在文化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s)和非物质形式(immaterial forms)；物质形式包含存放于博物馆用于展示的各种纪念物、历史或考古的遗存以及工艺品；非物质形势包括表现的观念、传统和艺术、历史上杰出的事件和人物、特别的生活方式、文学和民间传说等。在自然的范畴中，遗产景点包括花园、地景、国家公园、山川、河流、岛屿以及各种动植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化的或是自然的遗产景点，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新的、后天的“解释”(interpretation)，Tilden强调“解释”在这里是一种技巧，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说明”(instruction)，而是为了“促销”(promotion)。通过赋予它们象征性和标签性的属性，以增强他们作为遗产这一品牌的号召力和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普伦蒂斯(Prentise.R.C)于1994年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遗产景点的分类[11]：(见表1)
表1 遗产景点的类型
自然景点――自然保护区、自然小径、水族馆、野生动植物公园、动物园、山洞、峡谷、悬崖、瀑布等；
科技景点――科技博物馆、科技中心等；
第一产业景点――农场、奶牛场、农业博物馆、葡萄园、养鱼场、矿井等；
手工艺中心和作坊――水车、风车、雕塑、陶瓷、木雕、五金、玻璃工业、丝绸、饰物制作、手工艺村等；
制造中心――陶瓷与瓷器工厂、啤酒厂、果汁厂、酿酒厂、工业历史博物馆等；
交通景点――交通博物馆、铁路、运河、船运码头、民用航空、汽车等；
社会文化景点――史前遗址和历史遗址、历史博物馆、服装博物馆、家具博物馆、童年博物馆、玩具博物馆、古代遗址等；
与历史人物相关的景点――与著名作家、画家、政治家相关的地方和建筑等；
表演艺术景点――剧院、表演艺术、马戏团等；
娱乐花园――观赏植物花园、仿古花园、植物园、模型村等；
主题公园――换旧公园、历史探险公园、神话公园等；
美术馆――艺术和雕塑等；
节假日与庆典活动――古代集市、各类节假日、再现历史活动、乡村节日的等；
豪宅和故居――皇宫、古堡、乡间大宅、庄园宅第等；
宗教景点――大教堂、普通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神祠、庙宇、神泉等；
军事景点――战场遗址、军用机场、海军船坞、战俘营、军事博物馆等；
种族大屠杀纪念碑――与种族灭绝或其他大屠杀相关的遗址；
城镇风景――历史的市中心、建筑群、店铺、城镇景观等；
村庄――农村定居点、建筑、田园等；
乡村景观――国家公园、乡村风景等；
海滨度假胜地与海景――海滨城镇、海冰景观区、沿海地带等；
地方――被本地居民视为独特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资料来源于普伦蒂斯(Prentise.R.C)1994
3.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的背离
遗产旅游中传统与现代的共谋关系，推动了遗产旅游活动和规模的迅速扩展，遗产品牌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符号价值和独特的传统魅力，在吸引了大量旅游者的同时，也为遗产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与现代在遗产旅游中的共置，在遗产旅游的光鲜外表之下，伴随了种种冲突与矛盾：遗产的破坏、“商业化”(commnodification)、“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扭曲、“认同”(identity)危机等。
法语里的现代性(modernite)指现代性的体验。弗里斯比(Frisby.D)指出，现代性是指现代生活的质量，它是与传统的断裂，是一种对新奇事物的感觉。[12]人们对于现代性的体验体现在消费的方式与风格中。罗蒙・威廉斯指出，消费总是与“摧毁、用光、浪费、耗尽”联系在一起。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个人日益增长的商品欲望，使消费成为所有产品的目的。社会化商品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又使得个人的这种欲望得以实现，从而助长了社会的一种倾向，形成了特定的价值系统，消费文化遂以产生。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3]
在遗产旅游中，当旅游者负载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前往遗产目的地时，必然会与遗产中暗含着特定族群存续与发展的传统产生各种对峙与背离。一方面，旅游者前往遗产地进行遗产的文化消费，其身份仅仅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是一个没有介入到地方文化结构中的外来者(out of culture)。他身上并没有承载着对遗产传统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旅游道德水平和素质，那么在对遗产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很容易对遗产造成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为了迎合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活动，各种政府、商业组织机构介入到遗产旅游景点的创造与开发过程中，这种人为的、为了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和活动而进行的遗产生产，往往忽略了遗产真正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旅游者前来体验文化的过程，与文化被遗产旅游工业所操弄的方式，将会持续不断地出现矛盾”。[14]“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由于旅游者与当地不同的文化属性，更为重要是来源于遗产和传统生产与制造的合法性和对文化的商业消费”[15]。Rami Farouk Daher把来自遗产外的各种权力、商业的操控主体成为“权力庄家”(empowered stakeholder)，把遗产当地的文化群体成为“边缘庄家”(marginalised stakeholder)，用两者的对立关系来体现和分析遗产旅游中的矛盾。[16]权力庄家指资者、饭店开发商、国家、国外资助机构，他们掌控着权力和金钱，是遗产旅游文化的建构者；边缘庄家是遗产的真正创造者和拥有者，是传统的负载与传承者，可他们往往在强大的权力、经济实力面前处于“失语”的状态。
表2 遗产旅游中冲突的庄家双方
遗产旅游中这种传统与现代、权力与地方的矛盾冲突表现为：1、大多遗产旅游与保护项目所声称的以促进遗产地发展为目标的口号，实际只是对当地社区的一种催眠(dormant)和麻痹(drugged)，它往往只考虑到遗产地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其长期的发展；2、贪婪的投资者在对遗产地的开发项目上，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造成遗产的“商业化”(Commodifying)和“博物馆化”(museuming)，而从中所得的利润丝毫没有返回遗产所属地；3、盲目的依赖国外资助机构，而没有引起遗产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使得许多有益的项目没有实施，而仅仅堆放在政府机构的书架上；4、忽略遗产背后活态的文化主体，只是一味的强调过去与历史来迎合旅游者的怀旧情结，限制和禁锢了当地的发展；5、在遗产工业中几乎没有什么项目兼顾了遗产所属地这些“边缘庄家”的利益。
4.如何消费传统
当消费文化所伴随的是享乐、体验、感觉、自私等特点时，对于被消费的“文化”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灾难。消费文化与禁欲、勤奋、节减、远见等传统古训背道而驰，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与信仰的缺失，难怪丹尼尔・贝尔会指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17]信仰的缺失使人们只活在当下而不考虑未来与存续，并且用即时的享乐主义和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来弥补精神的空白。遗产旅游中，一方面遗产传承着地方得以存续的价值、记忆、认同等传统体系；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所以，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自然而然成为我们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格拉本教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用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篇名：“学会消费：什么是遗产与何时成力传统?”(1earning to consume：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al?)[18]。“消费”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观念性认知。现代人早已学会消费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遗物”，那么，学会消费传统、消费文化、消费遗产、是否也应成为现代人必修的课程?这值得我们反思。格拉本借引著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19]一书中以色列人对动物的分类为例，从人类对动物的分类入手进行分析：那些和人类很亲近，即与人同居同栖、朝夕相处的宠物绝对不能吃；而在农场里被驯养的动物和在牧场生活的野生动物和鸟类则可被任意宰杀。某些“陌生”的动物，野生的或是属于动物园，总之，不常见于人类熟悉的环境里的动物亦被认为不能食用。他的意见是，对遗产的消费也应该有禁忌。
罗切伯格―哈尔顿(Rochber-Halton)引用涂尔干《宗教生活基本形式》[20]一书中将事物和空间进行神圣/世俗二分的观点，将现代性的这种文化消费同神圣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既然神圣性的社会情感、集体表征具有深层次、持久性的特点，那么一旦正式的宗教衰落了，体现神圣性的象征符号也就进入到了世俗的过程中，正如涂尔干所说，一切都可以神圣化，那么当商品脱离物的具体形式，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时，对于商品的使用者来说，便也具有了神圣的性质。赋予文化消费对象以神圣性，将其转换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所有物。[21]促进大众对于文化商品的珍惜和重视，引导一种健康的针对传统文化的消费方式。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人类必须格外珍重；文化遗产是人类进行自我反思的镜像，必须特别珍视；文化遗产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财富，必须倍加珍惜。
注释：
①National Heritage Act 1983，HMSO，Londan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④Tunbridge，J&Ashworth，G.J：Dissonant Heritage：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Wiley，Chichester，1996，p.1-3
⑤Robert Hewsion：Heritage：An Interpretation，in David L.Uzzell：Heritage Interpretatlon，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London：Belhaven Press，1989，P15
⑥Malcolm Crick：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Sun，Sex，Sight，Savings，and Servility.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8(1989)，p.307-344
⑦[美]安东尼・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⑧Baudrillard.J：《记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自《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版，第124页。
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⑩戴伦・丁・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著，程尽能主译：《遗产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第11页。
[11]Prentisc.R.Cheritase：a key sector of the“new”tourism摘自《遗产旅游》，戴伦・丁・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著，程尽能主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2]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3]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4]Robinson，M：Culture Conflict in Tourism；Inevitability and lnequality，in Robinson，M and Boniface.P：Tourism and culture conflicts，CABI publishing，Oxon，UK p.1-33
[15]Robinson，M：Tourism Encounters：Inter and Intracultural Confliets and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y，Tradit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 Review，X(1)，P.31
[16]Dahcr，R.F.：Dismantling a community’s heritage.In Robinson，M.etc.(ed.)：Tourism and Heritage Relationships：Global，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Gateshead：Athenaeum Press，2000.P.109
[1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18]Graburn，N.H.：Learning to Consume：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In N.ALSayyad(ed.)：Consuming tradition，Manufacturing Heritage.New York：Routledge，2001.p.68-71.
[19]Douglas，M.：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66.
[20]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
2018年，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领导下，在 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文化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推广、传承、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做了积极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我们深入学习精神，在深入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工作，开展非遗展览传习讲授活动，继续发掘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组织申报市级、省级项目，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优异成绩，结合文化遗产日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文化自愿者（非遗），对已经申报成功的项目名录进行数字化整理，取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阶段性成果。
一、开展非遗展演活动
将非遗展演结合“文化下乡”等文化惠民工程，结合元宵节、庙会、农村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开展非遗项目活态展演，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独辕四景车赛会、 转九曲、刮街、西社八音会、舞龙、踩高跷、旱船、闹花灯等民间艺术。举办了2018年独辕四景车赛会。鼓励乡镇举办各具特色的民俗节庆、传统庙会活动，以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为主旨，形成一批独具民俗特色的文化活动精品，通过民俗文化节、庙会等民俗活动，开展宣传展示，发放独辕四景车赛会宣传资料1200份，吸纳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60余人，随着非遗活态展演的成熟，逐步成为我县非遗保护传承的一部分，为宣传我县非遗项目、扩大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参与组织“独辕四景车赛会”活动，对四景车展演活动进行及早筹划，在4月16日成功举办了展演活动，来至xx乡各村的社火、故事参加展演，观众多达7万之众。
2、参与xx村举办的羲皇大典，在活动中记录拳家伙、院戏等项目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3、在元宵节活动中，举办八音会展演，将xx的八音会分设在县城6个点演奏，每个代表队要求演奏民间器乐曲不少于2小时，观众达2万人之多。
4、积极申报部级项目“独辕四景车赛会”保护资金，为开展保护和传承争取资金帮助，成功申请到45万元，并足额拨付xx村开展工作。在2018年，xx村组织人力开展四景车复制工作，根据原四景车的形制，重新复制一辆，聘请传承人参与整个复制过程，从2018年5月份开始到年底复制工作完成，这项工作为今后开展赛会活动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二、举办非遗展览和研讨活动
我们与xx大学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每年为xx手工艺传承人提供免费的培训20天，一般是3到5个人。9月26日我们和xx大学联合举办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山西古典家具艺术巡展”，开展古典木做家具交流研讨会，第一站在xx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奥治木雕”古典家具作为重点参展项目，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参观，并召开研讨会，对“奥治木雕”进行专题研究，这次共展出家具类120余件，利用展板、实物进行宣传，共展出20天，接待观众2700余人次。
三、开展传承讲习活动
10月27日至11月7日我们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编印戏曲校本教材500本，利用动漫图片、视频让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习地方戏曲知识，共讲授16课时，230名小学生参加学习。12月底，搞了xx非遗手工艺作品和乡村文化记忆物品展，主要有根雕、明式家具、布艺针织品、乡村文化记忆的生活生产性实物等，展览布置在县图书馆展览厅，展板采用图片文字和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吸引和动员年轻人参与传习，展出300余件作品和物品。
四、开展宣传活动
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组织展品参加市里在xx举办的展览活动，选送非遗项目2项，展板2块，展品50多件，在xx县文化艺术中心楼前举办了宣传活动，参加宣传活动的项目有八卦刀、根艺、xx泥塑和戏剧脸谱等项目，利用宣传资料、展板等形式为县城群众开展宣传，发放资料1000多份，展板12块，展出展品200余件。
利用乡镇文化员业余文化骨干培训班，开设非遗课程，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工作手册》，让文化员、“三区”人才文化工作者、文化志愿者、文化骨干参与到各乡镇的非遗申报工作和宣传保护工作中。
扩大媒体宣传非遗宣传平台，在县级报刊《 》和文化馆网上设立宣传专栏，对我县的非遗项目进行专题报道，扩大非遗宣传的受众面，宣传我县的各项非遗项目和非遗活动，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我县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并参与其中。
五、建设好非遗项目和传承保护基地申报
为 纺织传承基地、太行乡村记忆馆建设提供指导工作。建设好奥治木雕的非遗传承基地，申报成功第六批市级非遗项目有 “泥塑”、“水乡针线活”和“传统手织布技艺”，申报“奥治木雕”为非遗基地。申报xx纺织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
六、保护传承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为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发放传承人补助资金，极大地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我县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活动，鼓励年老的传承人继续努力工作，传达市非遗培训重要内容，激发高龄传承人的工作热情，为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夯实基础。精心组织开展传承人服务，完善传承人档案，召开代表性传承人座谈会、组织走访慰问传承人活动，并且针对每个传承人的情况，切实掌握了解各项传承动态，建立传承人身体素质库，缩小文化部门与传承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与传承人的紧密联系，切实保护好非物质文化“活的遗产”。同时，组织开展传承人培训活动，邀请县传承人进行经验交流，提高传承素质，提升传承能力。
关键词 工业遗产 景观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4.13 文献标识码：A
工业遗产指的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的建筑或具有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它包括建筑物、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所、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场所。中国工业遗产可分为狭义的工业遗产和广义的工业遗产。狭义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段的近代工业建筑。它们是工业遗产的主体。广义的工业遗产指的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化遗存。
至中国开埠以来的国外兴建的资本主义工业、洋务运动以及民间兴办的民族工业，还有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工业，都给中国大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工业遗产。它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多数城市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传统工业正在或已经迁离城市中心，或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留下许多工业遗址。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给工业遗址的景观改造设计带来了契机。如将一些工业遗址改造成城市开放空间、旅游度假区域或会展中心或艺术创意产业园。通过对旧址的利用，运用景观设计学展示工业美学特征，传承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因此，对矿区工业遗产的景观规划设计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如何在充分认识矿区工业发展过程和场地环境特征的基础上重新利用空间和矿冶文化元素。在保留原有历史文化的前提下注入新鲜的创意与艺术。
矿区工业遗产的景观改造应该基于资源的保护以及可循环利用为前提。应将废弃的厂址、采矿遗迹等各种元素结合现有资源有机整合、利用。使退化的迹地设施及景观重获生机。在矿区迹地的景观改造中应该尊重场地的发展过程，通过景观的规划强调基于现象学给予场所精神的理解。尊重矿区场地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地域的历史信息。应遵从利用与创新并重的原则，考虑记忆与创新、人工与生态、框架与细节并重，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段对废弃遗址用文化元素的保留，改造利用和再加工。创建具有特色的地域价值。
矿区景观规划的方法，首先是对矿区的生态恢复。矿区由于各种废石、尾矿堆积，造成土壤掩埋、积压。采矿活动导致地面、山体挖损，地形残缺，整体性遭到破坏。对地质环境的治理，应控制并恢复矿区的生态环境。预防和控制山体崩塌、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对已出现地质灾害的矿区，应该清理废矿石以及危岩，利用废石、废土进行回填，在其表面覆土，种植适合生长的灌木和草本植物。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治理矿区土壤污染问题，改善土壤环境，促进植被生长。通过土壤、水文、植被、生物等配置技术，恢复和完善矿区的生态环境。矿区景观是人为活动的产物，应完好地保留矿区发展过程的痕迹，体现历史文脉。在景观规划时，不仅要考虑场地的使用功能和性质，也应保留好矿区遗址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设计中平衡功能与文化内涵、时间与历史、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其恢复活力的同时，也保留和突出引以为傲的地域价值。保护场地的真实性，矿区的采矿作业面、岩石景观、操作场地应保留其真实的景观。矿区采矿迹地，粗糙陡峭，一泻数百尺，形成独具特色的矿区遗址景观。在景观构建中不应刻意掩盖矿石开采的遗留景观，应保留好开采遗迹的原真美。充分利用矿区现有的富足资源，作为景观设计的主要元素。减少外来材料的利用率比例。既突出了矿区景观的特点，也降低景观成本，更生态，更环保。如前所述，采矿废石不仅可作为地质亏空区域的填充物质，也可利用各种废弃荒料在景观设计中赋予新的功能。可利用预制金属框制成护坡堤或栏杆、花坛、围栏、景观中的座椅等。将较大石料作为金属框的内部填料。利用碎石料作为场地和道路的铺装材料，这样的铺装方式更生态环保也有利排水，地表水渗透到地下。利用石料垒砌台阶、坡道，花坛边界。利用石料制作景观中所需的门、廊道的基柱、桥墩、栏杆、各种指示牌的辅助基座、路灯基座、垃圾箱饰面材料等。通过石材的不同规格、不同颜色，产生丰富的肌理与质感，以及与矿区景观和谐的色调。利用废弃的工业机械、器械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作为景观基础设施、景观雕塑等的工业设计元素，强化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工业遗址景观的风格。这种与场地相适应的再利用，就地取材，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矿区景观原有的特质。
在矿区的景观设计中，不仅是对空间的营造与处理，更是对矿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基于生态恢复的前提下，保留矿区发展的历史遗迹，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保护好文化遗产，承载特定区域、特定时间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情感。将矿区遗址景观设计出能给人们产生场所认同感，创造出具有历史印记的景观文化。
参考文献
[1] 俞孔坚，方琬丽.中国馆工业遗产初探[J].建筑学报，2006（08）.
[2] 骆高远.我国的工业遗产及其旅游价值[J].经济地理，2008（0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文化旅游元上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悠久历史的结晶和文化品格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遗产旅游是遗产概念和内涵不断社会化、商业化的产物。[1]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意识观念的增强，遗产旅游迎来了大面积、大规模的开发热潮。在遗产旅游地观赏价值、教育意义和知名度获得极大提升的同时，“被改名”、“被歪曲”、被破坏”等现象层出不穷，遗产旅游发展与原真性保护的矛盾日益激化。
以元上都遗址为例，笔者认为，当代非遗旅游的发展面临着市场价值开发不足和原真性保护不到位的双重问题。因此，在追求旅游体验差异化的同时，还应兼顾原真性保护的原则。将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打造文化创意体验园区，采用新型管理模式，\用智能化信息技术，进行精准化营销，将成为当代非遗旅游发展的方向。
一、何谓“原真性”
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有“原初的”、“权威的”含义，彼时用于指代宗教著述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原真性被正式引入遗产保护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4年的《威尼斯》奠定了原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2]从此，原真性原则实质上成为检验世界遗产的一个重要标准。1994年12月，在日本奈良通过的《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肯定了原真性是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要素。[3]《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中也有原真性的相关定义，即“必须有历史的真实性、并且要保留历史的现状”。
（一）“原真性”阐释的误区
中国作为千年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一直以来都是文化遗产的大国。中国长期遵循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法律原则即是与原真性概念一脉相承的体现。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原真性的阐释更偏重于追求完整“原状”的真实，而非在遵循客观历史延续、变迁之下的真实“原状”。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原真性的诠释与践行存在一些误区。
古迹遗址的复建符合原真性的原则。在一些国人的观念里，被毁坏的遗址是需要通过复建来还原其遗址与旅游价值的，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打着“保护文化遗产、振兴地方旅游业”的旗号肆意进行大规模的迁建与重建工程。不少开发商甚至以“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为噱头公然拆除、迁建历史建筑遗址。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曾为拯救北京城墙毁于拆迁之难而奔走呼号，而今“梁林故居”的拆除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事实上，这不但是劳民伤财的行为，部分地区的过度复建甚至违背了我国的相关法律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十五条：“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等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不得重新修建；因特殊需要，必须在另地复建或者在原址重建的，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原核定公布机关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文物局认为有必要由其审查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现在的诸多重建古迹，表现上传承遗产功绩显著，确实也吸引了一定的客源，但本质上是与保护文物古迹的原真性原则背道而驰的。[4]
现代“古镇”仿古建筑体现原真性。仿古建筑，顾名思义是指专门用于模仿与替代古代建筑、传统造景、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古村落群，还原历史风貌概况的建筑。在国内古镇旅游掀起一阵热潮之后，打着“传承历史文化，体验风土民俗”的招牌，许多地区仿古建筑修建浑然成风，仅在四川就有黄龙溪古镇、洛带古镇、平乐古镇、上里古镇、安仁古镇、柳江古镇六大知名古镇，其他即使毫无历史渊源的地区也能打造出商铺林立的古镇街道。笔者看来，纯粹的现代仿古建筑或许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与观赏价值，不失为好的旅游去处，但却是没有任何历史价值的，也就谈不上历史遗迹，更不需要用原真性的标准去衡量，因为其本身就已经不具有原真性了。
（二）原真性与遗产旅游的双向关系
首先看原真性对于遗产旅游的意义。一方面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出发，对于游客而言，原真性刺激了游客的文化旅游需求，是促使游客选择遗产旅游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文化遗产本身出发，原真性是使其成为遗产旅游物质载体的重要保障，从而促进遗产旅游行业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原真性保护到位，旅游开发就可能获得可持续的长期利益，如果原真性保护工作严重缺失，旅游开发就只能得到暂时性的蝇头小利。[5]
其次看遗产旅游对于原真性的反作用，可以分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两个方面。从积极意义来看，遗产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传承和延续原本客观存在，但随时代变迁而被人们淡化或遗忘的文物古迹，弘扬其文化内涵，彰显其社会价值。同时，遗产旅游还有助于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延伸，使其原真性得以不断升华。从消极意义上来看，在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那些只为追求眼前利益的过度开发，商业化，人工化现象数见不鲜，对原真性的破坏行为更是不胜枚举，无不形成了对原真性的破坏和摧残，颇具争议的张家界景区观光电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遗产旅游与遗产原真性的保护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原真性的保护程度决定着遗产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将为原真性的保护提供物质保障。[6]
（三）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矩阵模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矩阵模型。如图1所示，原真性保护―旅游开发矩阵以原真性保护的状况与旅游开发的程度为轴，将遗产旅游发展的状态分为四个象限，从第一象限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分别是Sustainable、Temporary、Worthless、Original，意味着“可持续的”、“暂时的”、“无价值的”、“原始的”。图1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矩阵模型Sustainable代表原真性保护到位，旅游开发程度高，即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二者兼顾，在这种情况下遗产旅游将实现可持续的长足发展。
Temporary代表忽视了原真性的保护，一味追求旅游开发，即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能实现短期的高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收益只是暂时的，遗产旅游的发展具有短视的特点。
Worthless代表原真性保护不到位且旅游开发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遗产本身的价值并未得到有效的体现，历史考古价值难以延续，社会经济价值无从发挥。
Original代表原真性得以维持，但旅游开发欠缺。在这种情况下遗产旅游具有粗放的、保守的特点，即停留在原始的观光阶段。尽管有利于促进遗址的保o，但不利于其市场价值的发掘，增大了遗产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
原真性保护―旅游开发矩阵阐明了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由此以元上都遗址为例，只有实现旅游开发与原真性保护的动态平衡，才能真正促进当代遗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元上都遗址概况
元上都遗址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以东20公里，是古代元朝国都城址，也是中华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元上都南临上都河，北依龙岗山，周围是广阔无垠、美不胜收的金莲川草原。元上都遗址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呈分层、放射状分布，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作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元上都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华游牧文明进程中一个辉煌壮美、绚丽璀璨的里程碑。
正蓝旗旅游局称，截止2015年8月元上都遗址接待游客总人数达8万人次，实现相关旅游收入220万元。然而国内著名景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每日游客量即可超过8万，即使限流措施推出后，也曾出现8万张门票售罄之盛况。结合原真性保护―旅游开发矩阵，与故宫博物院这样起步早、开发早，且已处于Sustainable阶段的景区相比，元上都遗址目前尽管系列保护开发措施均取得成功，但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元上都遗址景区保护现状
笔者从正蓝旗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收集到相关信息，早在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就已经全区上下通力协作，不断加大资金、项目投入力度，逐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使得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服务水平与档次得到了明显提升。
文物保护屏障――遗址保护围栏。元上都遗址核心保护区围栏总长度25.8公里，围封面积41平方公里。同时拆除了原有遗址简易围栏，围护一棵树墓葬群，围栏长度达11公里，该工程的实施得到了上级主管单位的高度重视与支持。[7]
电子安全卫士――“草原神灯”安全防范系统。“草原神灯”安全防范系统是由视频监控系统、声音采集系统、报警系统、广播系统、保护围栏防侵入系统、墓葬群视频监控和震动报警系统等一系列安防系统组成的综合体。[8]该工程的实施，对于提高元上都遗址及周边墓葬群技术防范水平，确保文物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元上都遗址开发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笔者对元上都遗址目前开发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元上都遗址目前仍处于初级开发阶段。
历史传习基地――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坐落于元上都遗址以南5公里乌兰台敖包山东侧半山腰处，与周围山体浑然一体。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达6991平方米，以“走近元上都”为主题思想，其展示区分为“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日的风采”、“领略科技文化的繁荣”和“今日的金莲川草原”4个主体部分，历史还原，情景再现，使游客身临其境，颇有时空穿越之感。
特色民俗活动――元上都文化旅游节。“中国元上都文化旅游节”自2008年开办以来，已发展为内蒙古地区享誉内外的重大节庆活动之一。活动内容包括金莲川赏花节、“上都之夜”文艺晚会、焰火晚会、群众性消夏晚会暨牧民专场文艺表演、正蓝旗察哈尔奶食节、元上都杯“贵由赤”长跑大赛、1024名搏克竞技比赛、元上都摄影大赛等九项文化体育活动，致力于打造元上都遗址大型特色文化品牌活动。[9]
三、元上都遗址保护开发的不足之处
结合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矩阵模型，目前元上都遗址基本处于Original向Sustainable过渡的阶段，尽管系列开发措施促进了元上都遗址旅游发展的转型，但仍保留有粗放的特点，存在景区规划管理不足、景点整合程度不高、缺乏大规模文化展示平台等弊端，其定位仅是我国AA级景区。
（一）景区内部规划管理不足，旅游体验欠佳。
出于保持遗址发掘现场本真原貌的需要，正蓝旗政府有关部门暂时没有对遗址原有宫城进行复建工作，所以进入景区之后，映入游客眼帘的就只有古城墙的断壁残垣，并且有些宫殿已经毫无痕迹可寻。由于缺乏独立的遗址复建场馆，游客很难仅凭介绍图片和想象去还原整个元上都夏宫的宏伟壮阔之景，大大减弱了游客对参观遗址群的兴趣，不利于口碑的传播，也不利于宣传工作的展开。当前遗址尽管备有数名讲解员，但多为非科班出身，讲解内容也几乎都由相关历史资料简单整理而成，并不能起到激发游客兴趣的作用，因此多数游客并不愿意选择付费请讲解员，造成大多数讲解员的闲置，这也成为现有诸多遗产旅游地所面临的困境。
（二）未形成成熟的旅游线路，周边景点整合程度不高。
笔者在互联网中搜索“内蒙古旅游”的词条时发现当前比较热门的旅行社提供的内蒙古旅游路线中很少涉及锡林郭勒盟，几乎没有包含元上都遗址的成熟线路，知名旅行社合作的缺乏也使得元上都遗址知名度一直以来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笔者注意到，元上都遗址周边可整合形成完整旅游线路的景点大多数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承包商也没有合理合规的制度管理以及盈利模式。除此之外由于草原地区地广人稀，景点也大多分散，客观上给旅游线路的整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缺乏大规模、稳定的文化展示平台。
经实地调研发现，目前正蓝旗境内虽然有一些私人经营的草原娱乐体验营性质的娱乐基地，但因为基础设施简陋，管理松散等原因，项目十分单调且娱乐性不高。大多数的模式为游人跟随工作人员骑马，在蒙古包内提供蒙餐和简单的歌舞表演等，吸引力较低且游客体验较差。尽管近年来“元上都文化旅游节”成为其一项品牌活动，但由于时令性、季节性等限制并不能吸引稳定的客流。景区内缺乏如风靡全国的“印象“系列大型实景表演的对外展示平台。
四、以元上都遗址为例，当下非遗旅游发展对策
从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矩阵模型出发，针对当代非遗旅游发展，以元上都为例，基于其目前保护开发不足之处，笔者分别从管理体制、经营理念、整合发展、精准营销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以促进其从Original阶段向Sustainable阶段顺利转型。
（一）采用政企分开的模式为景区经营管理注入市场活力
以元上都为例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最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数量庞大的股份有限制企业、民营企业，一边是资源项目亟待开发，另一边是产品市场疲软，急找市场出路。四川雅安的“碧峰峡”模式的成功给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样板。
“碧峰峡”模式首先将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开来，实质上打破了经营者与所有者二合一的传统模式。由政府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对景区进行统一规划管理，最重要的是，授权一家企业在一段时间内较长期地（一般30―50年）对旅游景区进行特色化、个性化的经营管理。“碧峰峡”模式能够吸引多元化的投资，企业可在旅游景区进行规模化的租赁开发或者垄断经营。在利润分配上，景区所有者和出资经营者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共同分享收益，相应的，损失风险也由双方共同承担。
“碧峰峡”模式对于当代遗产旅游地的经营管理极具借鉴意义。这是一种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政府出资源、企业出资金“双资齐下”的新兴模式。景区经营企业一方面拥有景区门票的专营权，另一方面有限的开发权也对其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约束。[10]企业资本的注入将市场机制引入旅游管理，成为景区发展的新鲜血液，促进了景区管理机制的高效运转，同时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实施为我国遗产旅游，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引入“文化创意”理念，打造文化旅游园区
梁思成先生最早提出了“整旧如旧、最有必要措施、历史环境保护”的历史文物建筑保护修复的三个原则。鉴于元上都地区地处温带草原与温带荒漠的交界地带，过度的开发易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加之如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和文化旅游概念的d起，笔者提出建设特色“大元上都文化创意体验园”，即建造以元上都特色文化为创意，集民族歌舞表演、民族饰品手工艺、利用科技现实还原等多个产业为一体的，体现民族化、多形式、多风格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该园区可采用以“元上都遗址园区+文化创意体验馆+大型步入式实景演出”深度融合的经营模式，在元上都遗址园区通过增强现实技术（AR）在在充分保护元上都遗址的同时给游客关于元上都历史建筑及物品的有直观性的感触。通过3D打印技术和DIY手工技术为游客提供具有元上都文化特色的民族饰品，在实现创收的同时提升游客旅游兴趣。同时使得科技的高附加值得以在主题园区中得到体现，在有效保护原址的基础上，加深旅游的体验层次。同时，在文创园区内规划设计融合当地文化特色的实景演出，充分使用高科技，在剧目的编排上兼顾传承和发展。将剧目元素也融入文创园区内，利用文化的高附加值，提升游客在园区内的旅游体验，有助于行程园区的核心竞争力。
“大元上都”文化创意体验园区能够有效克服了单一主题园区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缺乏创新和缺少变革的缺陷，确保元上都旅游业能够持续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为锡林郭勒盟的旅游业注入全新的文化旅游内容，同时以此为点有利于带动市域、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从而促进自治区旅游业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打造以文化为品牌的知名旅游点。
（三）整合周边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笔者选取神州国旅和深圳康辉国旅分别作为中国南、北方大型旅行社的代表，发现在神州国旅的网站中，从北京出发有多条内蒙古呼和浩特、海拉尔、呼伦贝尔、鄂尔多斯和赤峰等地的旅游路线推荐。唯一收录的一条锡林郭勒盟的线路集中在也多伦县附近，至今尚未收录任何元上都遗址旅游的相关线路；同样，在深圳康辉国旅，从深圳出发的线路中，在康辉国旅的网站搜索内蒙古自治区，只能显示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和鄂尔多斯，并没有任何其他选项。
品牌是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商业名称及其标志。[11]陕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福建武夷山的“印象大红袍”、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等，都通过打造特色品牌旅游而获得成功。对于元上都而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相较于其他草原旅游景区的独特定位，而草原文化又是其与其他非遗相区别的特殊标签。
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元上都遗址及其周边景点，可以设计“3Y”定制化特色旅游路线。“3Y”取自“蒙元”、“草原”和“沙原”中的“3YUAN”。意指该旅游线路充分整合蒙元历史文化区、草原风光区和沙原生态区三大景区各分散景点，达到“点”“线”的合理配置，给游客带来截然不同的旅游体验。在蒙元历史文化区，游客可以通过遗址参观，直观感受元朝历史的灿烂与沧桑；在草原风光区，游客可以尽情领略自然魅力，畅游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中；在沙原生态区，游客可以感受沙地明珠的奇妙，参与妙趣横生的沙地娱乐项目。
五、结语
元上都遗址作为游牧迁徙的草原文化与精耕细作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的杰出典范，彰显出了一个高度繁荣的草原国都之宏大气派。自201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元上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由于各项建设、投入的起步较晚，相比圆明园等开发建设早期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的旅游开发目前仍处于Original阶段。
以元上都遗址为例，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大多处于Original阶段向Sustainable阶段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要求在保护原真性的同时，借鉴经验，利用互联网和智能化信息技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以文化为核心，进行文化创意旅游开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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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分子标记技术之一，以PCR反应为基础，其特点是快速简便、易操作、成本较低，DNA需要量少、无需放射性分析，也不会污染等。该文简述了RAPD技术的原理及优缺点以及其在药用植物遗传多样性分析、药材鉴别和DNA指纹图谱的构建、亲缘关系及系统学研究、药材的道地性等方面的应用，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 随机扩增多态性DNA 遗传多样性 药材鉴别 道地性
分子标记（Molecular marker）是以个体间遗传物质内核苷酸序列变异为基础的遗传标记，是DNA水平遗传多态性的直接反映，以其快速、准确、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受环境影响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学评价、目的基因定位和遗传图谱的构建等领域。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分子标记技术之一，以PCR反应为基础，其特点是快速简便、易操作、成本较低、DNA需要量少、无需放射性分析也不会污染等［1］。
1 RAPD技术的原理
RAPD （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是 1990 年美国杜邦公司科学家 J. G. K. Williams 和加利福尼亚生物研究所 J. Welsh 领导的两个小组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分子标记技术。Williams 称之为 RAPD，Welsh 称之为 AP-PCR（arbitrary primer PCR）。 其建立在 PCR 技术基础上，是以任意序列的寡核苷酸单链 ( 通常为10个碱基，AP-PCR 则为20～30个碱基) 为引物，对所研究的基因组 DNA 进行随机扩增。RAPD 所用的一系列引物的 DNA 序列各不相同，但对于任一引物，它同基因组 DNA 序列有特定的结合位点。这些特定的结合位点在基因组某些区域内的分布如符合 PCR 扩增的反应条件，即在一定范围内模板 DNA 上有与引物互补的反相重复序列时，就可扩增出此范围的 DNA 片段。在不同物种基因组 DNA 中，这种反相重复序列的数目和间隔的长短不同，就可导致这些特定的结合位点分布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使 PCR 扩增产物增加、减少或发生分子量的变化。 通过对 PCR 产物的检测和比较，即可识别这些物种基因组 DNA 的多态片段。
2 RAPD技术的优缺点
2.1 RAPD技术的优点分子标记的种类很多，RAPD标记技术能够成为最广泛应用的分子标记技术之一，是因为与其它分子标记技术相比，有很多独特的优点［2］。
①不需DNA探针，设计引物也不需要知道序列信息；②用一个引物就可扩增出许多片段(一般一个引物可扩增6～12条片段，但对某些材料可能不能产生扩增产物)，总的来说RAPD在检测多态性时是一种相当快速的方法；③技术简单，RAPD分析不涉及Southern杂交、放射自显影或其它技术；④不象RFLP分析，RAPD分析只需少量DNA样品；⑤成本较低，因为随机引物可在公司买到，其价格不高；⑥无需专门设计 RAPD 扩增反应的引物，也无需预知被研究的生物基因组核苷酸顺序，引物是随机合成或是任意选定的［3］。⑦每个RAPD 反应中，仅加单个引物，通过引物和模板 DNA 链随机配对实现扩增，扩增没有特异性。⑧较之常规 PCR，RAPD 反应易于程序化。利用一套随机引物，得到大量 DNA 分子标记，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系统分析。
2.2 RAPD技术的缺点RAPD技术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点：①RAPD标记一般是显性遗传(极少数是共显性遗传的)，这样对扩增产物的记录就可记为“有/无”，但这也意味着不能鉴别杂合子和纯合子；②RAPD分析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重复性不太高，因为在PCR反应中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一些扩增产物的改变；但是，如果把条件标准化，还是可以获得重复结果的；③由于存在共迁移问题，在不同个体中出现相同分子量的带后，并不能保证这些个体拥有同一条(同源)的片段；同时，在胶上看见的一条带也有可能包含了不同的扩增产物，因为所用的凝胶电泳类型(一般是琼脂糖凝胶电泳)只能分开不同大小的片段，而不能分开有不同碱基序列但有相同大小的片段。
3 RAPD技术在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RAPD技术在药用植物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主要用于药用植物遗传多样性分析，药材鉴别和DNA指纹图谱的构建，亲缘关系和系统学研究，药材的道地性等各个领域。此外，Kitanaka还用RAPD技术对人参和西洋参的杂交一代进行了鉴定。
3.1 遗传多样性分析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其遗传多样性越丰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就越容易扩展其分布范围和开拓新的环境。所以，对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物种或居群的进化历史，也能为进一步分析其进化潜能和未来的命运提供重要的信息。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了解不同分类群间的亲缘演化关系，为生物的分类和进化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分类系统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吴卫（博士学位论文，2002）应用RAPD标记对92份鱼腥草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鱼腥草种质资源在分子水平上确实存在较大遗传差异，RAPD标记可作为构建鱼腥草DNA指纹图谱的有效工具，鱼腥草药材道地性与环境因素有关，但更大程度上由其遗传因素决定。邹佳宁等［4］对贵州省境内药用植物天麻的野生和栽培15个样品的基因组DNA遗传多态性进行RAPD分析，表明野生与栽培天麻之间的遗传变异较大，说明地理分布和生长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天麻形成丰富的遗传多态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张建清等［5］从DAN分子水平上分析甘肃党参主要栽培区的9个栽培居群和4个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关系，进而探讨纹党参的来源，RAPD分析结果揭示了甘肃栽培的党参和素花党参在居群水平上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彭锐等［6］利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分析了15种石斛属药用植物，分析结果表明，RAPD方法能有效鉴别所试石斛属植物，其多态位点百分率为84.85％，表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Pan等［7］对广藿香的研究表明，应用RAPD随机引物对广藿香遗传多样性的分析及不同居群的鉴定是可行的。RAPD技术为广藿香遗传种质资源的鉴定和分类提供了新的途径。Rout GR［8］运用RAPD技术对心叶青牛胆进行研究，证明RAPD技术具有检测药用植物遗传变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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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药材鉴别和指纹图谱的构建长期以来，局限于粗放经营的种植方式，药材存在种质不清、品种混杂和种质退化严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药材的出口，现在我国的中药在国际市场上仅占4％的份额，这与我们中药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严重不符，运用RAPD技术可以在分子水平上解决我国药材严重混杂的现状。
王润玲等［9］采用RAPD技术进行了玉竹及其掺伪品热河黄精、黄精等药用植物的鉴别，证明RAPD技术可用作区分玉竹及其掺伪品的依据。胡挺松等［10］用RAPD技术对红景天属的大花红景天、长鞭红景天、狭叶红景天和高山红景天4种药用植物进行分子水平鉴定，证明了RAPD法能有效地鉴别红景天类药材，把大花红景天、长鞭红景天、狭叶红景天和高山红景天区分开。周晔等［11］采用原植物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RAPD手段，对中药黄精及主要掺伪品长梗黄精进行鉴别，表明RAPD技术为黄精与长梗黄精的区分提供了分子鉴别依据。黄芸等［12］用RAPD技术对射干类药材射干及混淆品鸢尾、野鸢尾、蝴蝶花、德国鸢尾等5种药用植物进行分子水平的鉴定，研究结果表明RAPD法能有效的鉴别射干类药材，把射干和鸢尾、野鸢尾、蝴蝶花、德国鸢尾等药用植物区分开。曾明等［13］采用RAPD技术对葛属6种植物进行分析，利用RAPD及PHYLIP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发现，峨嵋葛与野葛的遗传距离小，应归为野葛、野葛与粉葛、山葛间的遗传距离大，粉葛、山葛应独立成种。指纹图谱可用于葛属植物间的鉴别。沙明等［14］采用RAPD技术对地榆属的4个品种及其混淆品进行分析， RAPD可提供清晰RAPD指纹谱，表明RAPD技术可以做为4种地榆品种及其混淆品的质量评价方法。Guo WL等［15］对车前的研究表明，RAPD技术能够很好的鉴别不同地域车前之间的差别。在生药鉴定方面，该方法在人参及其伪品、甘草、黄连、冬虫夏草及其伪品、贝母等药材的鉴定中都有应用。
3.3 亲缘关系和系统学研究植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类群之间存在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亲缘相近的种类其遗传上的联系也必然相近，运用RAPD技术分析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可以进一步了解药用植物的遗传关系，为优良品种的选育和药材的分类和鉴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娟等［16］用RAPD分子标记技术鉴别8种卷柏属药用植物并进行亲缘关系分析，并建立了8种卷柏属植物类群亲缘关系的树系结构图，该方法显示了8种卷柏属植物之间明显的种间差异，能为这些植物种以及种下的分类鉴定提供遗传学依据。丁鸽等［17］采用RAPD分子标记技术，对铁皮石斛8个野生居群的遗传多样性、亲缘关系以及分子鉴别等进行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居群间遗传差异明显，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RAPD可以作为铁皮石斛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居群亲缘关系和分子鉴别研究的有效手段。虞泓等［18］对云南常见的3种6个居群59个红景天样品进行了遗传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APD分子标记可很好地用于红景天物种的分子鉴定和遗传背景研究。傅大煦等［19］从DNA分子水平上分析新疆药用桑树资源9个栽培群体的遗传关系，发现RAPD分析结果与新疆药用桑树资源植物的遗传关系的传统划分是基本一致的。Warude等［20］用RAPD技术对余甘子的遗传特性进行研究，证明RAPD技术可以很好的鉴别余甘子的亲缘关系。
3.4 药材的道地性古人云：“诸药所生，皆有其界”，可见生态地理因素对中药材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地道药材”是同种异地，是生物学上的“居群”，是一个具有共同基因库的由交配和亲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同一物种的个体群，它的形成是由基因型与环境饰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中药资源的生态地理不仅将揭示我国中药资源的分布规律，为中药种植区划研究打下基础，而且从生态地理的高度研究地道药材形成的环境原因，并与遗传基因的研究一起为解释药材地道性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打造出我国的“地道药材”商品基地，使中药资源中得到持续利用。
顾华等［21］运用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方法研究了来自山西黎城、长治、平顺、壶关、吞留及安泽6个地区11个连翘地方栽培品系的亲缘关系，结果显示运用RAPD分析手段进行药材道地性研究具有可行性。雷高鹏等［22］对来自四川、湖北、浙江、上海的麦冬的13个居群和两个沿阶草种的RAPD分析，也证明RAPD是一个能有效区分麦冬与其他同属物种以及麦冬道地性分析的方法。李颖等［23］利用RAPD技术、琼脂糖电泳等技术研究了广藿香的道地性，显示了不同产地广藿香基因组的多态性，为广藿香的道地鉴别和引种栽培的质量控制提供一种新方法。
4 展望
随着生物技术手段的发展，分子标记技术必然会得到广泛的应用，RAPD技术出现虽然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在其应用过程中显示了广泛的前景，特别是在药用植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笔者认为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药用植物分子遗传特征研究的不断深入，RAPD技术将在药用植物研究领域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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