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范文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1

[关键词]　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农业遗传资源立法

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法律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维持的基础。经历百年的发展之后，人们认识到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基本作用和价值，尤其是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粮食安全的贡献。并且意识到这些资源的丧失和侵蚀对粮食安全和农村社区可持续生计产生的威胁。保持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对农民、牧民和动植物育种人员来说，不但能够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变化所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挑战。还能增强对疾病和寄生虫的抗性，更好的适应消费者对动物产品的需求变化等。应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作物、牲畜品种对环境、遗传、社会、经济、医学、科学、教育、文化和精神的重要性，以及确保人类子孙后代能够获得遗传资源的道义责任。

我国生物物种资源初步可以分为动物遗传资源、植物遗传资源和微生物遗传资源三部分。其中人类遗传资源尽管具有动物遗传资源属性，但鉴于人类一贯的主体定位，因此将物种资源分为动物遗传资源、植物遗传资、源微生物遗传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四个部分较为合适。动物遗传资源和植物遗传资源绝大部分都具有农业用途，因此将具有农业用途的物种资源概括为农业遗传资源更能体现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且是整个生物物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关于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也主要体现在对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上。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在保护农业遗传资源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监管问题涉及诸多领域，其解决与处理也涉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影响巨大。考察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现行管体制在农业遗传资源保护方面所起到的效果不但可以对当前我国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监管体制有所了解，更能为今后农业遗传资源的立法提供参考。

一、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总体情况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生物遗传资源源丰富、种类繁多，是全球12个“巨大多样性国家”之一。我国有7000年以上的农业开垦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数千种，其中栽培植物约1200种，主要栽培的600多种，其中起源于我国的近300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农民开发利用和培育繁育了大量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其丰富程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不仅许多起源于我国，而且我国至今还保有它们的大量野生原型及近缘种。我国共有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1900多个。在我国境内已知的经济树种就有1000种以上。水稻的地方品种达50000个，大豆地方品种达20000个。我国的栽培和野生果树种类总数居世界第一位，其中许多主要起源于我国：我国有药用植物11000多种，牧草4200多种，原产我国的重要观赏花卉2200多种。各种有经济价值植物的野生原型和近缘种，大多尚无精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由于地形、地貌多种多样，气候复杂，动物物种多样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而且质量上也独具特色，有许多宝贵的基因。20世纪80年代初查明我国共有畜禽品种、类群596个，约占全世界总数的11％，已经列入《中国畜禽品种志》的287个。此外，又有一些新的品种和类群不断被发现。我国畜禽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有不少品种以其独特、优良的遗传性状和经济价值而著称于世。

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大量丧失或遭到严重破坏。一是由于作物新品种和栽培技术的提高，使大量老品种特别是农家品种遭到淘汰，虽然多数品种资源已得到收集保存，但仍有部分丢失；二是因为土地用途改变、大型水利与交通工程建设、城市扩展等，一些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种生境遭受破坏，面积缩小或消失，如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比20年前约分别减少了70％、50％和30％；三是在对外合作研究中，因保护意识不强和管理不力，造成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畜禽遗传资源方面，近年来有60余个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本地品种灭绝，处于濒危的境地的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也不断增加，在地区和县等育种指导机构被撤消之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并且目前畜禽遗传资源遭遇多样性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型动物传染病的出现等都使保护畜禽遗传资源的工作面临危机。

二、我国现行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

1.现行监管体制和保护机构的设置。总的来说，从我国现行的有关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规范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遗传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的法律框架。现行与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相关的监管体制是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本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下，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相关工作为主力，以其他依法取得授权的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为补充组成的纵向网状体系。就遗传资源的保护而言，我国现行的立法区分了不同类别的遗传资源而为其提供法律保护，将遗传资源的调查、鉴定、收集、整理和登记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就遗传资源的管理而言，现行的立法将遗传资源的采集、进出口、交易以及生产经营等活动纳入了管理范围。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已建设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苗圃、种质资源中心、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等，构成了我国现有资源保护体系的主体，承担着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的任务。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拨专款抢救、保护受到威胁和濒临灭绝的农作物、畜禽品种，在原产地建立地方原种保护场、划定保护区、制定改良计划等。

2.现行监管体制下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的不足。从当前我国对农业遗传资源给予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看，将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监管体制按资源普查和收集管理、品种保存与管理、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资源流向监管等四个阶段来看：(1)在普查和收集的管理阶段，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与畜禽品种资源在收集上存在差距。在植物遗传资源采集上，当前法律规范在人员素质、采集程序、数据描述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没能作出统一的规范，资源的整合、归档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畜禽品种资源采集上，不同畜禽品种资源的采集存在较大的差距、基因鉴定工作停留于表面、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研究力量薄弱。(2)在

品种保存与管理阶段，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品种保存和管理存在技术和执法上的问题。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区等管理机构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其所需的经费来源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给予的适当资金补助。不同保护和监管单位的资金来源中，国家财政支付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所占比例不均衡，由于种种原因，资金常常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许多地处贫困边远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处境更是困难。在技术上对当前大量收集保存的遗传资源缺乏深入研究，不能真正明确其利用价值，并且已有的优异种质开发利用较差限制了遗传多样性的广泛应用。(3)在资源开发和利用阶段，我国资源开发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研究力量薄弱且投入不足、设施与手段落后并且对种质创造者和育种者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调动新种质、新品种育成者的积极性。同时，在对外合作研究中，我国因为保护意识不强和管理不力，造成资源的大量流失，在相关的制度建设上也缺乏对事先知情同意机制、共同商定条件等明确而详细地规定。(4)在资源流通监管阶段，虽然各相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本部门政策、法规、行动计划和方案并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主要针对的是本国利用者，对外国的利用者的信息披露和追踪机制规定的不够详细。在制度规定上，由于各主体职能、权利义务分配有相互交叉和不合理之处，致使各管理主体相互之间难以统一、协调，容易产生权力重叠、责任推诿和指责遗漏的现象。

三、对我国现行监管体制的评价

尽管我国现有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缺少一套系统、协调的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规范和综合性农业遗传资源事务协调机构，但这种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国家林业部、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部(原为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本部门政策、法规、行动计划和方案，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同时表现出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要应对新的发展形势还存在许多问题。当前我国在保护遗传资源方面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立法上的差距和不足以及执法上的差距和不足。立法体系上明显不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立法体系，缺乏一部关于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其次，现有法律规范在内容上有许多缺失，农业遗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制度、保护基金制度等都很不完善。从执法和法的适用层面看，我国缺乏可操作的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至今尚未建立统一完整的农业执法体系和执法制度，并且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散乱，权力界限不清和权力滥用、交叉重复执法现象；农业执法制度、程序不统一、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经常性的执法监督机构等问题。法的适用层面缺乏加强和鼓励生物遗传资源科学研究，以及有关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遗传资源环境以及农业遗传资源生境宣传和教育的规定和实践。

四、现行监管体制对农业遗传资源立法的启示

(1)农业遗传资源立法需要协调各机构、各部门的关系。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监管问题涉及诸多领域，其解决与处理也涉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各部门间有失协调、各自为政，不仅会严重破坏政府的统一性，损坏政府的公信力，还会因为政出多门而降低行政效率。(2)农业遗传资源立法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级别较高的综合性事务协调机构。在农业遗传资源的监管上，资源在使用权属上的不明确或者不属于管理机构所有，给农业遗传资源保护造成很大的障碍。农业遗传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实践证明，建立一个高级别的综合性事务协调机构确有必要。(3)农业遗传资源立法需明确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权利主体。不但要明确其各所享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明确义务、责任的承担与权利义务在各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法律地位的正确定位是更好地保护、利用和发展农业遗传资源的根本出路，是决定遗传资源保护的效果和效率的重要指标。不能只规定权利而不明确义务；亦不能只责成义务而忽略权利。(4)农业遗传资源立法在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注意使权利义务相对等和平衡。保护农业遗传资源就是保护公共资源，加强与社会交流的手段和方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带来保护上的优势，帮助保护主体获得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费上的支持。可以把社区的管理和发展，与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促进公众对保护的参与也纳入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中。

[摘要]　农业遗传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关系着生物多样性的发展、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和环境的良性延续，更关系着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粮食”安全，是制约社会生态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遗传资源与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紧密，考察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相关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的主体制度，分析各保护和监管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能够为加快推进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立法进程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农业遗传资源立法

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法律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维持的基础。经历百年的发展之后，人们认识到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基本作用和价值，尤其是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粮食安全的贡献。并且意识到这些资源的丧失和侵蚀对粮食安全和农村社区可持续生计产生的威胁。保持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对农民、牧民和动植物育种人员来说，不但能够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变化所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挑战。还能增强对疾病和寄生虫的抗性，更好的适应消费者对动物产品的需求变化等。应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作物、牲畜品种对环境、遗传、社会、经济、医学、科学、教育、文化和精神的重要性，以及确保人类子孙后代能够获得遗传资源的道义责任。

我国生物物种资源初步可以分为动物遗传资源、植物遗传资源和微生物遗传资源三部分。其中人类遗传资源尽管具有动物遗传资源属性，但鉴于人类一贯的主体定位，因此将物种资源分为动物遗传资源、植物遗传资、源微生物遗传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四个部分较为合适。动物遗传资源和植物遗传资源绝大部分都具有农业用途，因此将具有农业用途的物种资源概括为农业遗传资源更能体现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且是整个生物物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关于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也主要体现在对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上。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在保护农业遗传资源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监管问题涉及诸多领域，其解决与处理也涉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影响巨大。考察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现行管体制在农业遗传资源保护方面所起到的效果不但可以对当前我国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监管体制有所了解，更能为今后农业遗传资源的立法提供参考。

一、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总体情况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生物遗传资源源丰富、种类繁多，是全球12个“巨大多样性国家”之一。我国有7000年以上的农业开垦历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数千种，其中栽培植物约1200种，主要栽培的600多种，其中起源于我国的近300种。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农民开发利用和培育繁育了大量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其丰富程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不仅许多起源于我国，而且我国至今还保有它们的大量野生原型及近缘种。我国共有家养动物品种和类群1900多个。在我国境内已知的经济树种就有1000种以上。水稻的地方品种达50000个，大豆地方品种达20000个。我国的栽培和野生果树种类总数居世界第一位，其中许多主要起源于我国：我国有药用植物11000多种，牧草4200多种，原产我国的重要观赏花卉2200多种。各种有经济价值植物的野生原型和近缘种，大多尚无精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由于地形、地貌多种多样，气候复杂，动物物种多样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而且质量上也独具特色，有许多宝贵的基因。20世纪80年代初查明我国共有畜禽品种、类群596个，约占全世界总数的11％，已经列入《中国畜禽品种志》的287个。此外，又有一些新的品种和类群不断被发现。我国畜禽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有不少品种以其独特、优良的遗传性状和经济价值而著称于世。

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大量丧失或遭到严重破坏。一是由于作物新品种和栽培技术的提高，使大量老品种特别是农家品种遭到淘汰，虽然多数品种资源已得到收集保存，但仍有部分丢失；二是因为土地用途改变、大型水利与交通工程建设、城市扩展等，一些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种生境遭受破坏，面积缩小或消失，如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比20年前约分别减少了70％、50％和30％；三是在对外合作研究中，因保护意识不强和管理不力，造成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畜禽遗传资源方面，近年来有60余个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本地品种灭绝，处于濒危的境地的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也不断增加，在地区和县等育种指导机构被撤消之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并且目前畜禽遗传资源遭遇多样性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型动物传染病的出现等都使保护畜禽遗传资源的工作面临危机。

二、我国现行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

1.现行监管体制和保护机构的设置。总的来说，从我国现行的有关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规范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遗传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的法律框架。现行与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相关的监管体制是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本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下，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相关工作为主力，以其他依法取得授权的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为补充组成的纵向网状体系。就遗传资源的保护而言，我国现行的立法区分了不同类别的遗传资源而为其提供法律保护，将遗传资源的调查、鉴定、收集、整理和登记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就遗传资源的管理而言，现行的立法将遗传资源的采集、进出口、交易以及生产经营等活动纳入了管理范围。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已建设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苗圃、种质资源中心、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等，构成了我国现有资源保护体系的主体，承担着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的任务。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拨专款抢救、保护受到威胁和濒临灭绝的农作物、畜禽品种，在原产地建立地方原种保护场、划定保护区、制定改良计划等。

2.现行监管体制下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的不足。从当前我国对农业遗传资源给予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看，将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监管体制按资源普查和收集管理、品种保存与管理、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资源流向监管等四个阶段来看：(1)在普查和收集的管理阶段，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与畜禽品种资源在收集上存在差距。在植物遗传资源采集上，当前法律规范在人员素质、采集程序、数据描述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没能作出统一的规范，资源的整合、归档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畜禽品种资源采集上，不同畜禽品种资源的采集存在较大的差距、基因鉴定工作停留于表面、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研究力量薄弱。(2)在

品种保存与管理阶段，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品种保存和管理存在技术和执法上的问题。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区等管理机构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其所需的经费来源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给予的适当资金补助。不同保护和监管单位的资金来源中，国家财政支付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所占比例不均衡，由于种种原因，资金常常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许多地处贫困边远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处境更是困难。在技术上对当前大量收集保存的遗传资源缺乏深入研究，不能真正明确其利用价值，并且已有的优异种质开发利用较差限制了遗传多样性的广泛应用。(3)在资源开发和利用阶段，我国资源开发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研究力量薄弱且投入不足、设施与手段落后并且对种质创造者和育种者缺少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调动新种质、新品种育成者的积极性。同时，在对外合作研究中，我国因为保护意识不强和管理不力，造成资源的大量流失，在相关的制度建设上也缺乏对事先知情同意机制、共同商定条件等明确而详细地规定。(4)在资源流通监管阶段，虽然各相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本部门政策、法规、行动计划和方案并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主要针对的是本国利用者，对外国的利用者的信息披露和追踪机制规定的不够详细。在制度规定上，由于各主体职能、权利义务分配有相互交叉和不合理之处，致使各管理主体相互之间难以统一、协调，容易产生权力重叠、责任推诿和指责遗漏的现象。

三、对我国现行监管体制的评价

尽管我国现有农业遗传资源监管体制缺少一套系统、协调的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规范和综合性农业遗传资源事务协调机构，但这种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国家林业部、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部(原为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大量的本部门政策、法规、行动计划和方案，为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同时表现出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要应对新的发展形势还存在许多问题。当前我国在保护遗传资源方面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立法上的差距和不足以及执法上的差距和不足。立法体系上明显不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立法体系，缺乏一部关于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其次，现有法律规范在内容上有许多缺失，农业遗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制度、保护基金制度等都很不完善。从执法和法的适用层面看，我国缺乏可操作的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至今尚未建立统一完整的农业执法体系和执法制度，并且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散乱，权力界限不清和权力滥用、交叉重复执法现象；农业执法制度、程序不统一、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经常性的执法监督机构等问题。法的适用层面缺乏加强和鼓励生物遗传资源科学研究，以及有关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遗传资源环境以及农业遗传资源生境宣传和教育的规定和实践。

四、现行监管体制对农业遗传资源立法的启示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2

【关键词】作物 种质资源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受浙江农林大学校级教学项目（KG14016）资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90-01

作物种质资源学是农学类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重点使学生了解作物种质资源在遗传育种工作中的应用价值。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作物品种分类及其近缘种在形态、生态和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多样性情况，并结合各国农业领域对种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情况，加强作物遗传育种与栽培理论知识，培养学生从事遗传育种与农业生产工作的能力。

我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且生态环境多样性，拥有丰富的作物遗传资源[1]。作物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实际应用体现在作物的分类和遗传关系分析、比较遗传学研究以及作物核心种质构建，这些都为作物遗传育种提供丰富的优良基因，如抗病虫性、抗逆性、优良品质、细胞雄性不育及丰产性等[2， 3]。无论是常规育种还是分子育种，目前来说比较好的改良的性状仍是那些遗传上比较简单的性状，利用的基因多为单基因或寡基因。而对于产量、品质、抗逆性等复杂性状，育种改良的进展相对较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现代品种中针对目标性状的遗传基础狭窄，因此，进行作物种质资源的整理与鉴定对提高育种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作物种质资源学这门课程对于农学类相关专业学生认识种质资源在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学习作物的分类和遗传关系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往农学类培养计划中作物遗传育种课程对作物种质资源的内容和课时较少，不能完全体现作物种质资源在遗传育种中的重要性及研究现状，基于上述对该项研究内容的深入，迫切需要在农业科研院校农学类专业加强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现状的课程内容，让农学类学生充分了解作物种质资源在遗传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野生近缘种的了解和学习，掌握野生近缘种的研究与利用现状。本文对作物种质资源学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展一些探索并在实践教学中加以应用。

1.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作物种质资源学课程内容在农学类专业课程作物育种学总论中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强调了作物种质资源在现代育种工作中的重要贡献以及现阶段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情况[4，5]。对农学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作物种质资源学这门课程，需要补充和更新课程的教学内容。

1.1 教材建设：以董玉琛和郑殿升版主编的《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教材为基础，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质资源进行分类介绍，重点突出种质资源在作物育种工作中的收集整理与应用价值。同时，参考国外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和评价分析现状，对课程主题和内容进行优化和再选择，突出作物种质资源在作物遗传育种中的重要性及利用现状。

1.2 课程前沿信息获得：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的需要，参与中国植物学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和科普活动计划，交流植物多样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探讨植物多样性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学来我国植物多样性研究的最新成果，获得当前植物遗传多样性研究最前沿信息，丰富作物种质资源学教学内容。

1.3 课程辅助信息获得：通过考察学习，获取民族植物学与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情况；传统知识与社区遗传资源保护；民族植物学、种质资源与生态文明建设；遗传资源获取与分享等相关知识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广博性，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

2.探索合适的课堂教学方式

2.1 通过多媒体图片展示的方法，结合实例详细准确的讲解相关概念，使学生对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遗传多样性及其在作物遗传育种实际应用中有初步的认识。

2.2 设置自主学习和课程讨论环节，让学生积极参与重要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种质资源自学内容，并进行课程示范讲解，拓展学生的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选择具体某一种感兴趣的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现状为学习任务，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采取资料查阅收集、小组讨论和分组限时PPT试讲的形式，总结自学内容，强化学生对作物种质资源的认识及研究利用情况；课程讨论设置提问和解答环节，加强学生关于知识点的交流与互动，同时，提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2.3 尝试引入网络化教学手段，在BBC纪录片等网络媒体中搜集与课程内容直接相关的视频资料，经过筛选整理，在课堂上播放，使前沿的媒体资源融入课堂，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认识和了解作物种质资源的兴趣。

3.构建合理的课程成绩考核评价方式

3.1 加大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将自主学习和课堂讨论列入平时成绩评价体系，增加这部分的比重；从综合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自学内容的各个环节均有较高的积极性，特别是最后的PPT试讲环节与提问互动环节。通过合理分布平时成绩、出勤率和课程论文等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使学生均匀用力，避免期末考查的应试学习。

3.2 课程论文考察内容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课程论文作为最后课程考查的环节，将自主学习内容与课程论文结合起来。以自主学习内容为主线，加大开放性内容的设置，不断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和自主学习内容的认识和掌握程度。

4.结语

作物种质资源学课程通过一年的课程建设创新尝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达到较好的课堂学习和课下自主学习效果。结合课堂分组讨论和试讲形式，不仅加强学生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的理论知识，而且培养学生利用优良种质资源从事遗传育种与农业生产实际工作的能力。在今后的课程教学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探索更积极灵活的教学方式，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郑殿升， 杨庆文， 刘旭.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11， 12（4）： 496-500， 506.

[2]董玉琛， 郑殿升主编.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粮食作物卷. 2006.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3]方嘉禾， 常汝镇主编. 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经济作物卷. 2007.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4]丁广州， 王晓为. 作物种质资源的价值及其评估体系的初步构建.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8， 9（1）： 90-95.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3

2013年5月21日，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活动在北京举行。农业部公布了19个传统农业系统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湿地山地循环农业生产体系——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榜上有名。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农业部总经济师杨绍品出席了活动。福州市副市长严可仕出席活动并接牌，还作为农业部指定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唯一代表作大会发言。严可仕称，此次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打造生态福州、提升福州国际影响力，既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近年来，福州重视茉莉花种植和茶文化系统的保护发展，开展地理标志申报、保护，积极扶持培育良种基地，建立茉莉花茶生态加工园区，做好工艺传承，较好地实现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严可仕表示，福州市将再接再厉，继续做好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和利用，让福州茉莉四海飘香。

福州是全国唯一以茉莉花为市花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福州独特的山水灵气孕育出了清雅飘逸的茉莉花茶，成为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是包含茶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根文化、香文化等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系统。

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第一批的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农业产品、丰富的生物资源、完善的知识技术体系以及较高的美学和文化价值。高鸿宾指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能够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带动遗产地农民就业增收。

农业申遗实至名归

2013年7月10日，农业文化遗产系列学术活动在榕拉开帷幕，系列活动包括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会议、“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实地考察及“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咨询会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术沙龙也是其中的一项。

此次沙龙在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春伦生态茶园举行，研讨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部国际合作司指导，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市政府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工程院、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单位的40多名专家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中科院地理资源所李文华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彭镇华研究员为研讨会作了主题报告。在沙龙上，来自中国工程院、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单位的40多名专家学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乎过去的遗产，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实至名归。

沙龙探讨了传统农业的价值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学科基础，多学科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的若干前沿问题等4个议题。专家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打开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我认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下一步发展，可以增加文化内涵。”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闵庆文表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在产业发展、市场开发及产品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应该融入现代管理理念，增加文化内涵、文化元素。他认为，品茶不仅仅是喝茶问题，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可以通过发展茉莉花茶基地、加大茶文化的宣传和品牌建设力度、保护茶工艺、开发茉莉花茶优质产品等举措，把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做大做强。

从西汉开始，茉莉花因花香馥郁，清新不浊，落地福州，成为福州人的最爱，由于福州市“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足，勤劳智慧的福州发明了积沙成田，在沙地上种植茉莉花的方法，茉莉成为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产量和质量都居全国之首，同时，福州四面环山，700～1000米海拔的山区非常适合茶叶的种植，将茉莉花香与茶香结合在一起，这是福州人智慧的结晶，而这样的窨制传统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清朝咸丰年间，福州茉莉花茶成为贡茶。同时，福州作为全国三大茶市，茶叶出口占到了全国的35%。当时在京津的上层官员和外国人引发了福州茉莉花茶热，外国商人先后来福州开洋行，花茶畅销欧美和南洋。1872年，俄国人在福州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机械制茶的地区。

“闽边江口是奴家，君若闲时来吃茶，土墙木扇青瓦屋，门前一田茉莉花。”福州茉莉花茶的兴旺在这民谣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到2012年，福州辖区的茉莉花茶产量达到1.1万吨，产值17.85亿元。茉莉花茶及其形成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不但关系这平民的生计，更是福州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好像福州的榕树，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福州这个城市，都深深打上了茉莉花茶的烙印。这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的“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和文化”不谋而合。

全球申遗有序推进

今年5月福州茉莉花茶被列为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7月，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启动申报全球重要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强势复兴呼之欲出。

7月10日召开的学术沙龙上，专家学者们更论证了福州茉莉花茶全球申遗的可行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李文华表示，农业文化遗产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福州茉莉花茶和茶文化系统如果申报成果，将对福州生态系统和茉莉花茶文化系统的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福州市副市长严可仕表示，福州茉莉花茶入选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对打造生态福州、提升福州的国际影响力，及时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对于福州茉莉花茶如何申报“全球遗产”，李文华院士提出“政府主导、科技支撑、企业带动、社区参与、媒体宣传”的模式。他建议，要围绕“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将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农业遗产建设成茉莉花茶产业生态发展的示范基地、中国茶文化的展示窗口，以茉莉花茶产业的动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带动经济效益和文化自觉，进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带动遗产地农民就业增收，最终走出一条既符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要求，又符合生态福州特色的申报之路。

据了解，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GIAHS）项目，是2002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目前全球共有25个保护试点。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解释，农业遗产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农业的申遗相当困难，它有一整套复杂的指标和系统，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全球仅有25处的原因所在。

以秘鲁的安第斯山高原农业系统、智力的智鲁岛屿农业系统、菲律宾的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为例，这一个个农业遗产，不仅仅是历史悠久，它们还都是植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共同进化的成果，对于当地人的生计、社会、文化、生态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典型性。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久远，有许多独树一帜的农业文化流产至今。目前包括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浙江绍兴古香榧群等8个项目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保护试点。

虽然福州茉莉花茶产业近年来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茉莉花茶的种植面积、产量对人民对茉莉花茶及其茶文化的需求还是不平衡，茉莉花茶产业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作为茉莉花茶的发源地、作为在茶叶历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福州，理应申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让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向着生态、可持续方向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福州市委市政府对于茉莉花茶的重振和保护可谓煞费苦心，不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恢复优质茉莉花生产基地、成立福州茉莉花茶产业联盟和海峡茶业交流协会、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等，同时在2011年国际茉莉花茶发源地会议上提出，福州要打造世界茉莉花茶之都，让全球茶人聚到一起，共同领略福州茉莉花茶的魅力。

2011年10月24日，福州茉莉花茶一条街正式开街。它位于福州仓山区南江滨番船浦，这个昔日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码头，意在重现番船浦昔日的辉煌。今年，福州市拟建立1600亩茉莉花茶产业园区，市区主干道及公园将遍植茉莉花，集采花、采茶、品茶为一体的“茉莉花茶文化之旅”也将与游客见面。

不久的将来，福州将是“满城尽是茉莉香”，福州的城门山还将被规划建设成茉莉花主题公园。在2013年～2022年这10年间，福州市相关部门规划将福州茉莉花茶种植与茶文化农业文化遗产建设成茉莉产业生态发展的示范基地、中国茶文化的展示窗口，带动经济效益和文化传承的全面发展。

当前，福州茉莉花茶及文化的知晓度不断提高，市场对福州茉莉花茶的接受力度也在不断加强。福州茉莉花茶由福州港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数量第一，而且单价最高。据一些福州茉莉花茶老牌生产企业介绍，正宗的福州茉莉花茶现在基本上供不应求，销售量都呈现逐年较大幅度的增长，涨幅在20%以上。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4

[关键词] 农具变迁；农业发展；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纵观人类发展史，农业的开始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具变迁是农业发展的外在表现，农业发展是农具变迁的内在动力。

1 中国古代农具概述

古代大多数的农具用于粮食的生产，如耕田的犁、耙，浇灌用的水车，收割用的镰刀、木推车等，这些农具不仅提高了农民的耕作效率，也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比如犁耙用于翻土与碎土，不仅便于农作物的种植，也为农作物提供一定的肥料（之前的杂草被翻埋后分解成为肥料）。

水车是我国最古老的农业灌溉工具，是先人创造出来的高超劳动技艺，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干旱的条件下将农田外的水通过人力排入农田，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

粮食储存的容器有陶仓、土瓮、缸等，通过对容器的收集及研究，发现各容器的优劣，以此作为粮仓建设的基础，保障粮食储存安全，以防粮食受潮腐烂。

陶仓模型出土时内盛鲜黄稻穗让我们为之惊叹，西汉的陶仓1975年出土，稻穗并未因此腐烂，可见，粮食文化遗产的发现对储粮事业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米缸则可以防止大米受潮，并有防鼠的功能，此功效用于粮仓设计，对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

2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2.1 保护的必要性

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代表着一个时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反映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技化发展水平。我国古代的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动力几乎全部源于自然，基本可以做到前期无投资经营。传统农业在满足古代农产品加工业、灌溉业的同时，不存在任何污染与能源耗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它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也不应简单地任由它被现代文明替代，我们应积极担负起保护它的任务。

2.2 保护的方式

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一般分以下几个层次：保护、研究和发展。

首先，保护为基本方式。通过兴办粮食或者农具博物馆，将传统农具保护起来。类似于这种专题博物馆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搜集容易的特点。粮食生产储存及加工过程所用的农具不一而足，有1 700余年的水车，有2 000余年的石磨，这些农具可谓是粮食文化遗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中国粮食博物馆的建立对粮食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建设中国粮食博物馆，能够更加合理地了解中国传统粮食的收获、储藏、运输、加工等用具的产生、发展、演变和完善过程以及对粮食作物驯化、种植的影响，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及农业文明。

其次，研究为内在动力。通过对古代农具的研究，从中深入挖掘出中国粮食生产管理、粮食仓储与储备制度、粮食的分配状况、粮食加工工艺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最后，发展是最终目的。粮食博物馆，能够把散落各地的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集中保护、研究和展示，更好地传承优秀的粮食文化，能够给后人更多的思想启迪。粮食博物馆的建设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次了解中国古代的粮食种植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文化，进而加深对中国粮食科学技术史的整体认识。

2.3 开发利用

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对其开发利用成为重中之重。曹幸穗研究员在题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报告中指出：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资源，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增进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和交流。

在开发时妥善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目前所倡导的“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在思想和方法上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村生态环境、彰显农业的多功能特征、传承民族文化、开展科学研究、保障食品安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合理的利用，那些保持着传统农业特征的地方，不仅能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样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3 保护模式的创新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和危机。其中农具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囊括了历史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积淀产物和可贵的文化遗产。身为农业大省，河南被历史赋予了重要责任，从传承与发展到现在，丝毫没有被动摇。

河南工业大学中国粮食博物馆的建立，对于河南农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契机，粮食文化与现代粮食加工紧密结合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路对巩固河南作为全国粮食大省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长足发展，是党的十提出的宏伟目标。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传统农业的价值，促进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里特.关于传统主食工业化问题的思考[J].农产品加工，2005（3）.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M].郑州：河南人民版社，1994（6）.

[3]闵庆文.博物馆建设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J].古今农业，2009（4）.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5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非遗产业化；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农村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更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非遗产业化正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产业化是指由政府主导、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引向市场参与竞争，借助市场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的保护。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产业化的前提，非遗产业化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升华。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产业化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农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的文化生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非遗以其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它是深厚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直接来源。农村文化的内容种类繁多，其中属于非遗的包括各类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本民族本地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历史渊源、生存环境等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非遗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只要通过合理挖掘其价值，使其成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就能实现它的商品价值，进而推动该地域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并使这一特色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当今社会创新性地使用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即由文化与经济融合催生，两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以经济为依托的新文化形态，或者说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式。非遗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的产业化可以促进文化体系的进步，形成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发展新平台，有利于文化内涵的提升，加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非遗产业化有助于非遗生产性保护

非遗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发展与传承。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市场已成为非遗最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要实现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①以生产促保护，将非遗融入日常生产生活，这有利于保持它们的生机与活力，为非遗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可能。要有效保护非遗的传承就必须使该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产业化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与非遗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规模前提是可以有机契合的，走产业化道路，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传承方式转变为按照市场运作的经济形式，并统一规范、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产生利润。只有这样，非遗才能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并找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道路。产业化也为一些政府资金所未涉及的非遗项目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

（三）非遗产业化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非遗产业化，使人们对它们的前景有了很好的展望，从而保持着高涨的传承积极性，这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为非遗的保护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促进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将非遗的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非遗产业化是符合非遗发展特定规律的。当然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并不是保护非遗一成不变，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在变换，要想非遗永葆青春，必须赋予其时代内涵。适当地使用现代技艺，融入时尚元素，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去满足当代的市场需求，才能为文化的传承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要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务必要明白：保护传统手工艺不等于盲目排斥机械化，否定创新。对非遗的保护关键是对传统核心技艺的保护，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机械化并不被排斥。

二、当前我国农村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村非遗保护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的双重威胁。不少青年人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缺乏热情，民间文化后继乏人，非遗很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失传。目前，农村非遗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认识不到位，缺乏非遗生产性保护意识

当前，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很大，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宣传还有些不够。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在理解上一定程度存在“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的偏差。一些地方官员对农村非遗的保护重视不够，而且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其旅游开发价值上，忽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难以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片面追求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重开发利用，轻抢救保护。

（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法规、政策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与农村非遗保护的紧迫需求不一致。我国农村非遗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如何通过立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标准的确立都有一定的难度。没有明确确立农村非遗保护标准，不到位的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影响了农村非遗有效的生产性保护。

（三）管理力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非遗开发不足

当前，许多农村尚未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非遗保护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村落，村民委员会难以承担依法管理的职责。同时，非遗生产性保护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实际上现有的专业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一些口传身授的民间非遗未能传承。目前农村缺少创意设计人才也是非遗传承创新的一大瓶颈。非遗产业化因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许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四）注重非遗产业化的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

非遗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为一些厂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他们往往过分地追求眼前的商业利益而违背了产品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偷换了文化精髓，使之失去原生性。长此以往的发展，会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这就剥夺了后代一睹这种非遗原有风采的机会。始于经济角度的开发容易导致对非遗的误读。从产业化角度开发利用非遗资源，能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从具体实践来看，开发商往往对非遗生产性保护认识不深，热衷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非遗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目前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多以经济为导向，忽略了生态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文化旅游业难于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保持非遗的完整性，尊重历史，在发展的同时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肤浅地只注重眼前利益，自私地剥夺了后代领略非遗风采的机会。

（五）目光过多地停留在经济潜力较大的非遗项目

走规模化道路的产业化经济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民间技艺按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完成自我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开发商在利益的主导下，往往只对潜在经济价值高的非遗项目感兴趣，使得那些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项目失去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但是从非遗自身的角度来讲，它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这种忽视正在无形地将部分非遗推向消亡边缘。

三、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的宁波经验

我国农村非遗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生产性保护措施。非遗生产性保护就是在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不变前提下，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品，既传承又创新，推动非遗产业化，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保护。我国于2006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就是农民依据市场需求，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一种现代生产。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行业包括乡村旅游产业、手工文化产业、园艺产业、地方土特产业等。目前，我国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取得了卓越成绩，因为其具体的艺术产品形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已通过生产性方式进行保护，除了对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农民也在保护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介绍宁波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一）打造“三位一体”的非遗宁波传承模式，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

宁波创新非遗传承模式，200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三位一体”模式：做到非遗项目、项目传承人、传承（传播）基地三联合；创建非遗展示馆，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联建；加强生产性保护，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三联动。这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土壤，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非遗的生存空间，非常有利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生产性保护，对非遗传承创新具有探索性的意义。“近年来，宁波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创新实践，积累经验，探索规律，‘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推出3年多来，全市建立了市级以上传承性、传播性‘三位一体’项目208个，有21项非遗列入部级名录，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三位一体’建设，大大激发了传承人和学校、企业、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保护积极性，使一批濒临消逝的非遗项目重获新生，实现了大部分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三金一嵌’传统工艺全部与市场接轨，恢复传统生产；奉化布龙、宁海耍牙、宁波走书、甬剧、木偶摔跤、犴舞、北仑造趺、渔民号子、奉化吹打等众多非遗项目，或走出国门展示风采，或进入校园培育传人，或登上舞台成为精品……”[1]宁波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农村一些有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的非遗项目，采取传承核心技艺、创新非遗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方式进行生产性保护，增强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二）首创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宁波市全国首创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挂钩，这一做法在2009年出台的《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②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既可以给传承人搭建平台，解决传承对象难以物色、场地等问题，又可以使传承人在传承基地专心传授技艺，从而使非遗得以传承和弘扬。如宁波拥有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在那里，人们既能参观“静态”的藏品陈列，又能看到一条龙的生产过程，看到“活态”的传承。位于鄞州区横溪镇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就很好的使传承基地和传承人相结合。工人作为传承人在其中向游人展示朱金漆木雕的技艺，艺术馆又给工人提供一个展示其技艺的舞台，同时还可以使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朱金漆木雕的技艺，有益于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把厂房和艺术馆结合起来，既有静态的藏品陈列，又通过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转化为工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活态传承。这些传承基地还集聚、培养了一大批传统工艺技师和工人，使传统工艺薪火不息，活力永续。”[2]另外，宁波为了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将一些容易普及且趣味性强的非遗请进校园。如“金银彩绣”“宁波走书”“泥金彩漆”“鱼拓画”等技艺主要是把学校作为传承基地，请传承人到学校讲课，介绍这些技艺，学生将这些技艺作为选修课进行修读。这些非遗技艺传承者可以从学生中物色新的传承人，学生毕业后到基地从事非遗生产工作，使技艺不断延续下去。

（三）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创新发展

有人说生产性保护是非遗的“自我造血”，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不断产生新鲜血液，笔者认为这是对该类保护措施最贴切的解说。以宁波市鄞州区的非遗项目金银彩绣为代表，看看它是怎么实现自我造血的。当裘群珠得知从事金银彩绣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技术的传承面临着莫大的困境时，她主动出击，筹资成立了宁波金银彩绣公司，为金银彩绣文化设立了一个关键的传承基地，使金银彩绣不只是停留在展品的行列。在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发、生产家居软装饰品，宗教用品和艺术收藏品以及提供度身定制、纯手工制作高档服饰的服务，将中国元素融入精品当中，以文化引领时尚，打造高端非遗产品。尤其是家居软装饰品以及以钱包、服饰为代表的生活用品的推出，紧随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使文化根植于生活，深入到群众，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通过生产扩大了金银彩绣的影响力，展现其特有的魅力，金银彩绣生活品的推出，完成文化与生活的紧密结合，生活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活，是保持金银彩绣健康发展的基础，巧妙地完成了非遗的自我造血。金银彩绣公司还巧妙地结合目前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出了相关的服饰与汽车坐垫等产品，为非遗的创新推广再添一翼。

（四）开展文化旅游，促进非遗保护，提高非遗品牌知名度

文化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传承、发展和保护非遗的功能。文化旅游业是非遗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它的发展有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全面展现非遗风采，赋予非遗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给予它们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沃土，为其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实践证明，非遗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越大，旅游业和其他产业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宁海县把部级非遗“十里红妆”打造成博物馆，成为知名的旅游文化品牌。另外，根据笔者指导学生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收回的286份问卷中，有237位接受调查的对象对开发民俗旅游这项非遗的市场化措施颇感兴趣（表1），所以通过这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形式来发扬非遗是很明智的举措。以鄞州区的“梁祝传说”非遗为例，非遗对发展旅游经济有着积极作用。梁祝文化公园是全国唯一的爱情主题公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和开发深入挖掘了梁祝文化的内涵，巧妙运用梁祝文化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产业优势和国内外的影响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国际浪漫之都”。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设立，突破了文化观光的消费层面，将梁祝传说渗透到旅游活动中，挖掘旅游项目的历史内涵，提升其文化品位，不仅使旅游过程更加丰富多彩，也增添了梁祝传说这一非遗的魅力，更有利于梁祝文化的传播和非遗品牌的塑造。可见，将非遗渗透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在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品、策划旅游项目、宣传旅游形象时会更有说服力，也可以使旅游资源产生整合效应，塑造个性鲜明的旅游品牌，借助旅游业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对新农村建设中非遗的开发利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为指导，遵循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规律，非遗产业化开发要适度。对非遗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要保护传承，又要创新发展。通过总结和归纳宁波市农村非遗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农村非遗保护的现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几点对策。

（一）充分利用传媒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农村非遗宣传力度

现代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传媒，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87%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传媒方式来了解非遗的，所以充分利用媒体手段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需要实现文字、图像、视频、实地活动开展等多种样式的综合形式，建立起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在文化、传媒与大众三者之间编织牢固的网络，达到理想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重要基础。

（二）完善农村非遗产业化的法律保障与管理机制

法律保障是开展农村非遗保护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村非遗保护法律的缺失，对农村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因此，要尽快出台有关指导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使农村非遗产业化有据可依。在继续推动地方法规建设的同时，规范地方非遗保护工作。完善管理机制，不断督促基层工作。政府对非遗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认可程度，只有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设置相应机构，委任专人负责，建立权、责、利考核机制，严格监控非遗保护的每个环节。避免出现个别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非遗原有的精神内涵，必要时进行干预。

（三）完善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比如通过建设相关制度保护农村非遗项目以及传承人、建设农村非遗保护基地、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建设非遗展示馆与非遗博物馆等方式，更好地促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非遗博览会，也可以成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集中展示区，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如今，还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扩大农村非遗的影响，如把互联网打造成为农村非遗销售与传播的主渠道之一。

（四）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要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而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就是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我国广大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农村非遗保护的坚实力量。因此通过加大农村地区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健全农民的相关教育制度，可以提高农民群体对于农村非遗保护的整体素质。并且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使农民深刻认识到保护非遗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遗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主动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

（五）通过非遗教育，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非遗是植根于民族民间的活态文化，它依靠传承主体而存在。为了促使农村非遗传承人更多地投入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政府给予主要传承人一定资助，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培养非遗传承人方面，除了设立奖励制度外，还鼓励有志青年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祖传的技能不断延续下去。此外，通过积极搭建农村非遗的生产、交流平台，充分挖掘农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潜力，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非遗教育。针对目前国民对于保护非遗意识薄弱的情况，我们应当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认真做好非遗教育普及工作，与学校联手，进行宣传教育，免费传授相关非遗技艺。

（六）合理开发与活态传承相结合

农村非遗保护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合理开发使它能够活态传承下去。农村非遗只有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才具有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宁波市鄞州区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就是建设生态博物馆群。这种博物馆群的主要模式是使非遗在其所属的环境中完整地被保护起来并传承下去，同时结合非遗的产业开发，既解决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传承人和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

作者:鲍展斌 黄亚男 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①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

②宁波市政府《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2009年5月。

参考文献

［1］费伊.非遗保护的宁波模式:“三位一体”将非遗项目传承传播[N].中国文化报，2011-12-21.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6

关键词: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利用

植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上极为重要的财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作物遗传资源也称种质资源,是具有特定种质或基因,可用于栽培、育种和生物学研究的各种生物类型的总称。长期以来,人类对作物遗传资源的保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遗传资源流失加速,遗传多样性减少和一致性增强,其后果是导致作物遗传脆弱性和病虫害的暴发而造成农业损失,并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植物遗传资源保存的紧迫性

1.1人类活动的加剧,加速了植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口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多,特别是对资源不合理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加速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流失。N.Meuers(1988)估计在过去2亿年间,大约每27年有一种高等植物灭绝,而现在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E.O.Wilson 1988)。我国云南景洪原有野生稻分布点26个(1968年),现仅剩1处;江西东乡原有野生稻分布点7～8个(1978年),现仅有2处。这些种质的消失,是难以用任何现代生物技术重新创造的。

1.2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导致遗传脆弱性和病虫害的暴发造成农业损失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品种的大量推广,少数品种成为优质品种,品种遗传的多样性减少,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现代品种基因的等位性变异愈来愈少。建国初期,我国有1万个小麦品种(主要是农家品种)在种植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仅存1000个品种。我国育成的小麦品种数百个,其亲本大都离不开14个骨干亲本。贾继增等用分子检测方法证明现代选育品种遗传多样性最差,地方品种较好,野生种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用RFLP标记在14个普通小麦品种各条染色体的472个位点进行遗传多样性检测,发现283个位点有多态性,其中硬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后染色体加倍育成的Synthetic持有等位变异175个,10个品种间杂交育成的品种只有0～7个。美国在过去100年间,玉米品种丧失91%,西红柿品种丧失81%。作物品种单一化和遗传基础狭窄,增加了作物对病虫害抵抗能力的遗传脆弱性。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马铃薯晚疫病流行,造成200万人移居美国,50万人死亡。

1.3作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植物遗传资源在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洲际引种开创了高产作物引种,使农业总产量提高1倍;石油农业虽使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作物倒伏等问题的出现。1960年左右小麦、水稻等矮秆基因的开发和利用,标志着第三次农业发展“绿色革命”开始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明的“水稻野败型雄性不育株转育成不育系”,开创了我国“三系”配套杂交水稻生产的新局面。农业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广泛利用,用一种生产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食物安全型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方式代替传统的农业运作方式。

1.4遗传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

对植物遗传资源的科学分析和评价是推广利用的前提,特别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多样性。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品种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多,而任何一个品种和类型都不可能具有与社会发展需要完全相适应的性状(基因),必须通过育种途径来实现这一需要。育种工作就是要按人类的意图对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加工、改造、选择和培育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品种,遗传资源为人类提供食品、药品,并为人类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2.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方法

保存就是人类利用生物圈(即全部生物)的管理,使其能给人最大的持久利益,并保持其潜力以满足后代人的需要和愿望。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是以天然或人工创造的适宜环境保持样本一定数量和原有生活力及遗传性,使生物个体的遗传物质具有完整性,并能通过繁殖将其遗传物质传递下去,减少繁殖过程中的遗传漂变。保存可采用自然(原生境)和基因库(非原生境保存)相结合的方法。

2.1原生境保存

原生境保存是指在原有生态环境中,就地进行繁殖保存。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或天然公园等途径来保护野生及近缘植物物种。据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现有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共有1999处,面积为14398万km2,占国土总面积14%左右。建有3个部级珍稀野生植物保护区:广东高州和江西东乡的野生稻保护区,山东垦利野生大豆保护区,我国卧龙山、长白山和鼎湖山三处被列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2.2非原生境保存

非原生境保存是指将植物遗传资源迁出植物原有生态环境以外的地方进行保存的方式。

2.2.1植株保存。可采用种质圃、植物园等保存植物遗传资源的种子或无性繁殖器官的生活力。该保存方法为使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一定数量,必须隔一定年限(1～5年)种植繁殖一次。特别适合于产生顽拗型种子的植物(如槭树、七叶树等)。这种种子在干燥(种子水分低于12%),低温(10～15℃)的条件下迅速失去活力。

2.2.2种子保存。主要通过保存种子的种质库来完成。根据库温、保存年限、相对湿度可分为:(1)短期库:库温10～15℃,相对湿度60%,种子含水量为8%左右。主要是临时贮存应用材料,并分发供种子研究、鉴定、利用。种子存放于布袋或纸袋,可保存2～5年。(2)中期库:库温0～10℃,相对湿度<60%,种子含水量为7%左右。以中期贮存为目的。种子存放于玻璃瓶或纸袋,可保存15年以上。(3)长期库:库温为-18℃或-20℃,相对湿度<50%,种子含水量为5～7%。为种子长期贮存,为保证遗传完整性,一般不分发种子。种子存放于种子盒或小铝盒,可保存50年或更长。

2.2.3离体保存。主要是利用细胞具有全能性的特点,采用试管保存细胞培养物质或组织和超低温保存。陈振光于1985年将柑橘试管苗培养在20℃、12h光照条件下,不做转移继代培养保存长达13年。我国建立的马铃薯和甘薯试管苗种质库保存900份和1600份。

超低温保存是利用超低温冰箱(-80℃)、干冰(-79℃)、液态氮(-196℃)、气态氮(-140℃)保存细胞或组织。目前,豌豆和苹果茎尖在液态氮中贮藏时间最长,1～2年后仍有60%以上培养物分化植株。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7

关键词 小麦；DH群体；抗旱性；QTL

中图分类号 Q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2-0024-02

1 小麦DH群体的构建

近年来，小麦遗传育种对分子标记技术的应用逐渐增多，但试验材料对其应用的限制影响了其应用效果，使人们对标记用的遗传群体的要求逐渐增加，构建周期长或不具有永久性的BC1、F2、RI等应用不断减少。为此，人们找到了单倍体加倍（DH）群体，该材料非常有用。与常规群体相比，DH群体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能够提高各种纯合基因型出现的频率，将试验规模缩小；DH群体可作为转基因受体；DH群体为永久性群体，在实践中能够多点多年种植，从而降低环境误差，保证试验的准确性；DH群体能够构建遗传连锁图，进行QTL分析，因为群体中各个体在遗传上都是纯合的，适于连续性资料积累。因此，科学工作者非常重视DH群体在遗传分析中的应用。大麦、水稻、玉米等都创建了DH群体，并广泛应用[1]。

与其他作物相比，获得小麦DH群体比较困难。但是近些年关于小麦DH群体的构建及其研究报道增多。其中，构建DH群体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花药培养法。

利用旱选10号×鲁麦14组合作为试验材料，景蕊莲等采用花药培养法创建小麦加倍单倍体群体，该群体具有150个株系，各株系间变异广泛[2]。该群体的亲本旱选10号、鲁麦14抗旱性遗传差异较大，母本旱选10号（晋麦5号）是1966年山西省农科院育成的旱地品种，具有耐瘠、抗旱、耐寒等特点，在山西省中部旱地麦区应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当前晋中、陕北的丘陵旱地仍有种植；父本鲁麦14是1986年由山东省烟台市农科所育成的水地高产品种，曾在晋南、山东、冀中南、苏北及皖北肥水条件较好的地块种植广泛。Vinesh et al利用Beaver×Soissons组合，构建了一个具有48个株系的DH群体[3]。康明辉等[1]在利用花药培养技术选育小麦品种的同时，构建了3个DH群体。群体1：郑州8761×川育35050，群体规模133个。在河南常规种植，其后代群体穗下节长、株高、穗粒数、单株穗数、千粒重等差异较大，呈现典型数量性状遗传特征；穗型、株型、叶型、籽粒等也有明显差异。群体2：花培3号×漯麦4号，群体规模210个。双亲在单株穗数、穗长、总小穗数、不育小穗数、千粒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群体3：0131H-66×R8320，群体规模138个。

2 利用DH群体研究小麦抗旱性

为节约水资源，提高作物的抗旱性非常必要。不同品种抗旱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与其生理生化特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关于干旱胁迫条件下作物生理代谢特点及抗旱性与作物生理性状的关系研究逐渐增多，一些生理生化指标被提出用于作物抗旱性的鉴定[4-6]，但每个指标常只能反映作物抗旱性的某个侧面[7]。由于作物抗旱性是复杂的数量性状，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作物抗旱性性状的研究，对于其遗传基础的阐述非常有利，从而为作物抗旱性的改良提供新的途径。

利用小麦DH群体（旱选10号×鲁麦14），高 宁等[8]在染色体2B、4A、5A、6B上分别发现1个种子在水分胁迫条件下相对发芽势的数量性状位点（QTL），在染色体1B、5A、6B上分别发现1个相对发芽率的QTL，其中染色体2B上的QTL可解释相对发芽势表型变异的25%。在染色体1B、3B、7B上分别发现1个幼苗反复干旱存活率的QTL，依次解释表型变异的15.8%、21.6%和18.2%；成株期抗旱相关QTL中有14个的贡献率大于25%，其中9个位点的贡献率大于30%。利用小麦DH群体（旱选10号×鲁麦14），周晓果等[9-10]对小麦幼苗根系性状进行QTL分析，共检测到15对上位性互作QTL、11个加性效应QTL，分布在除5A、4B、2D、6D和7D以外的所有染色体上；其中控制根数的为2对上位性效应QTL、3个加性效应QTL，控制最大根长的为3对上位性效应QTL、3个加性效应QTL，控制根鲜重的为2对上位性效应QTL、2个加性效应QTL，影响根干重的为3对上位性效应QTL、2个加性效应QTL，控制根茎鲜重比的是2对上位性效应QTL，根茎干重比与3对上位性效应QTL、1个加性效应QTL相关；同时还分别检测到3对上位性效应QTL、1个加性效应QTL与水分环境的互作效应。

武仙山等以小麦DH群体（旱选10号×鲁麦14）为材料，用株高旱胁迫系数分析小麦发育中的抗旱性动态，得出如下结论：抽穗期（UDS4|UWW4）的抗旱性是判断材料最终抗旱性的重要依据；而苗期（CDS1|CWW1）、抽穗到开花期（CDS5|CWW5）的植株发育状态是决定小麦最终株高的2个关键时段。小麦DH群体不同发育时期的抗旱性受环境影响多年点鉴定有利于发掘抗旱性稳定的基因型[11]。武仙山[12]在对小麦抗旱相关重要生理性状和农艺性状进行QTL定位和遗传剖析，揭示了以下规律：控制小麦抗旱相关重要生理性状和农艺性状的QTL表现加性效应和上位效应；控制小麦抗早相关重要性状的加性和上位效应QTL部分表现环境互作效应，另有一些QTL仅表现环境互作效应，并且对性状表型变异的贡献较大；多数抗旱相关重要性状受水分胁迫的显著影响。对小麦各性状DS|WW和DRI的QTL定位和遗传剖析，揭示了抗旱相关重要生理和农艺性状在干旱胁迫环境下特异表达及抗旱性表现的遗传基础；DH群体中，位于染色体6B（WMC269.3-P4232.1）和5A（Xgwm29l-Xgwm410）上的QTL控制干旱胁迫环境下的株高发育，属于干旱环境特异反应或者抗旱QTL，在抗旱分子育种和遗传基础的深入研究中应予以重视；控制小麦抗旱相关重要生理和农艺性状及其衍生性状的QTL在染色体上不均匀分布，在一些染色体区段上形成了QTL热点区域，例如：1B（WMCl56-P3446.1）、2D（WMCl8l-P3470.3）、2D（WMCl8-Xgwm30）/2D（WMC453.1-WMCl8）、3A（CWM48.1-WMC532）、4D（Xgwml65.2-Xgwml92）/5A（WMC410-WMC74）、6A（Xpsp307l-Xgwm570）。

3 利用DH群体进行小麦主要农艺性状的QTL分析

数量性状座位（QTL）控制了小麦大多数的重要农艺性状，随着分子标记的发展，使得数量性状的研究步入崭新的QTL时代，能够利用分子标记正确进行QTL定位及其效应的估计。高密度遗传图谱的构建、分子标记技术的发展使数量性状位点（QTL）定位变为现实，从而为小麦优良种质资源的发掘和优良品种的选育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艳秋以小麦品种京花1导与小白冬麦F1代花药培养获得的153个株系的DH群体为研究材料，共检测到9个与小穗数相关的QTL，最终将主效QTL定位在1B、2D、4A、7B染色体上，标记区间为Xwmc367-Barc80，Xgwm259-Xwmc367，Xgwm382-Xgdm87，Barc78-Xgwml60，Xwmc500-Cfa2040，贡献率分别为18.97%、18.99%、22.14%、23.37%、26.94%[13]。王 岩等[14]利用花培3号和豫麦57杂交F1通过花药培养，经染色体加倍获得168个双单倍体（doubled-haploid，DH）群体，用该DH群体的168个株系相互杂交，构建了IF2群体。在永久F2群体中定位了7个株高QTL，包括1个显性QTL、4个加性QTL、1对上位性QTL，共解释株高变异的20%，其中位于4D染色体的qPh4D，遗传效应最大，贡献率为7.5%；位于2D染色体显性效应位点qPh2D，可解释1.6%的表型变异；位于5B～6D染色体上位效应位点，可解释1.7%的表型变异。另外，显性效应、加性效应、上位效应在小麦株高遗传方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并且基因与环境具有互作效应。桑 云等[15]利用由小麦品种花培3号和豫麦57杂交获得168个DH株系，利用324个SSR标记构建遗传连锁图谱，并基于混合线性模型对控制穗下节间直径、茎壁厚及茎壁面积的QTL遗传效应和环境互作效应进行分析。共检测到10个加性效应位点和6对上位效应位点，其中3个加性位点参与环境互作效应。检测到位于染色体2D、3D和5D（2个）控制穗下节间直径的4个加性QTLs。与控制茎壁厚的3个加性位点相同或相邻，表现出一因多效或紧密连锁效应。2个位于染色体2D和5D控制茎壁厚和茎壁面积QTL有较大遗传贡献率，分别为11.37%和10.98%，适用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聚合育种。6对上位性效应遗传贡献率较小、无环境互作效应。梁燕[16]利用同样的DH群体，田小麦灌浆期叶片叶绿素含量共检测到5个加性QTLs、1对上位性QTLs，单个QTL可解释4.34%～28.49%的表型变异。叶绿素荧光参数共检测到9个加性QTLs、4对上位性QTLs。单个QTL可解释0.16%～11.08%的表型变异。发现了5个主效QTL-qChla5D（16.12%），qChlb2D（11.59%），qChlb5D（28.49%），qF02A（11.08%），qFolB/qF07B（12.1%）。比较小麦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参数QTLs定位结果，4个加性QTLs定位的区间相同，并且在这个区间存在着2个控制叶绿素含量的主效QTLs。相关QTLs定位在13条染色体上，说明控制小麦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QTLs大多是微效基因[16]。

4 展望

小麦的许多重要性状都是由多基因多位点共同决定的，小麦DH群体的获得有利于研究那些数量性状。DH群体作为永久性群体，其优点是系内基因型一致，系间基因型不同，系间除少数甚至一个染色体区段存在差异外，其余大部分染色体区段完全相同。因此，为提高QTL检测的准确性，可将种子分散到不同环境做重复试验。特别是DH群体的遗传结构直接反映F1配子中基因的分离和重组，且基因型是纯合的，有利于QTL的精细定位[17]。因此，DH群体是进行基因作图的理想群体，在小麦QTL研究中广泛应用。而利用小麦DH群体开展小麦抗旱相关性状的QTL定位、抗旱新基因发掘及分子育种，对小麦育种、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稳定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5 参考文献

[1] 康明辉，海燕.利用花药培养构建小麦DH群体[J].河南农业科学，2007（1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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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GUYEN H T，BABU R C，BLUMA A.Breeding for drought resistance in rice：physiology and molecular genetics considerations[J].Crop Science，1997（37）：1426-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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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桑云，赵亮，张坤普，等.小麦DH群体穗下节间直径、茎壁厚及茎壁面积的QTL定位[J].作物学报，2010，36（1）：6l-67.

[16] 梁燕.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DH群体光合作用及其相关性状的QTL定位与分析[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9.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篇8

关键词:新农村;古村落;保护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但在变迁的步伐中，如何保护抢救已经极其有限的古村落古民居以及周边的环境，也引起了社会上下的普遍关注。由于开发利用不够合理，有的部分遭到损坏，有的则年久失修;有的新旧相杂、不伦不类，有的因无人居住或产权归属等问题正呈颓败之势。古建筑的周边环境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急剧变迁，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多古建筑甚至处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境地。因此，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保护古村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1、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镇的普查

做好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心中有数，弄清农村的文化遗产分布、现状及保护重点。近十年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们重建设轻保护，拆掉了很多可以不拆或本不该拆的古建筑，各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本区域内除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建筑遗产的底数是不清的，或知之不全，甚至一无所知。即便进行过文物普查，也对农村文化遗产缺乏深入系统的普查，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有必要对农村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并公布保护名单，这样才能进行很好的保护。古村镇分布地区广，民族与地域条件各具特色，须分别对待，依据不同的情况、价值的大小、完整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通过文化遗产普查，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对重要濒危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2、加强法规建设

加强法规建设，尽快起草制订专门的保护法规。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全适合乡土建筑保护，为便于各项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必要考虑制定适用于乡土建筑保护的专门法规或政策，并鼓励村民自行订立文化遗产保护的乡规民约，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乡土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必须逐步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充实文化遗产保护执法力量，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使相关部门有法可依，以尽快制止不加甄别的随意拆除、改造有历史价值乡土建筑行为的蔓延，引导地方及时调整新农村建设中只重建设、改造，不重保护的政策，制止建设性破坏，引导新农村建设科学、有序进行。

3、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保护意识

现在的宣传大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反差:对外宣传得多，对建设、旅游等部门宣传得少;对专业人士宣传得多，对群众宣传得少。如此一来，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广大民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充分运用各种舆论手段和宣传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览、论坛、讲座等活动，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制定实施有关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4、完善技术规范，确定保护标准

国家文物局已经组织了国内有关专家和相关省份的文物管理工作者召开专门研讨会，探索和制定乡土建筑的保护标准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已初步制定了《新农村建设中应予以保护的建筑推荐标准(初稿)》。该推荐标准目前尚需进一步征求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在该保护标准正式出台后，各级政府可据此在自己辖区内进行全面、广泛的乡土建筑调查，按照标准甄别有价值的乡土建筑加以保护，以延续地方文化传统，保持新农村特色。5、探索土地置换、民居产权的新政策

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土地置换、民居产权转移的新政策，根据各地实际经验，要解决民居保护与改善居民生活的矛盾，建设新区、保护老村是较好的方法，通过将新申请宅基地的农民逐步安排到新村，将老村规划治理后，采取各种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运行机制，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改善了居民生活。相关部门应从政策上鼓励建新不拆旧，适当放松产权交易，允许集体或个人购买保护建筑，真正做到谁使用，谁维修。文化遗产是人的，因而应该让群众成为保护、管理的主体。我们的传统中本来就包含有一种热爱乡土的情感，应该充分发挥普通群众保护乡土文化的积极性。应该让村民自主保护、管理自己的村子，而政府有关部门则要支持、宣传、帮助，不是与民争利或是包办代替，更不要进行纯粹商业性开发。

6、明确职责，创新管理体制，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注意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更在保护和管理之列。国务院2005年12月22日向全国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从今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十几年来，对建筑遗产(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多方呼呈，开了不少会议，出了不少专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所回应和部署。但从全国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中建筑遗产屡遭摧残的状况看，这项事业并未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没有把它列上议事日程、明确目标和责任。即使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也长期处在城市规划管理的一个从属部分的位置上，而直接关乎建筑遗产存亡的市政建设、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部门却没有遗产保护的职责。城市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建设部门内部，也普遍存在这种职责不清、关系不顺的情况，致使建筑遗产保护工作长期停留在规划或规划文件中。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因为说的和干的不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人。由此可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是最值得自我反省的要害所在。

7、把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列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保护古村落并不意味着拒绝发展。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起统领作用。有效保护古村落需要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规划的支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扎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历史名城(街区、乡镇)保护规划纳入城乡规划”。按照上述精神，新农村建设应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纳入农民新村及村镇建设规划。我市农村众多的文化遗产有一些本身就是老百姓的住宅，有一些就位于农民群众集中居住的村镇之中。通过规划，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制止乱建乱盖和拆除周边的违法建筑，才能还原和保证这些文化遗产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

8、加大农村保护维修资金的投入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近几年来虽然农村的投资有所增加，但其增加幅度是远远不够的，它应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相应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困难更大，保护级别差距大、数量众多，维修任务重，资金的匮乏，使得许多珍贵文化遗产都已到了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的地步，因此要不断增加农村的资金投入，合理利用民间维修力量与维修传统工艺，以便于有技术力量的地方工匠从事维修保护工程，及时维护文物建筑(下转207页)

(上接206页)安全。

9、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总书记指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人类的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世界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每个古村落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从表面上看，每个村的建筑形式几乎一样，人们很难分辨出来，所以要真正了解古村落，将它展示给世人，就需要造就一支高素质、懂专业、会管理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队伍。政府要重视人才投资，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扶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让前人留给我们的珍宝充分地展示给世人。

10、注重民生

古村落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这就必须把当地人的利益纳入保护开发计划中，注意维护古村落居民的切身利益，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被动的制约对象。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才能真正起到保护古村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