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08 11:27:16
社区文化的概念篇1
校外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概念分析党的十报告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实施素质教育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期盼。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猛推进，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说到底是人的素质的差距。只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才能让青少年成为身心健康的人、人格健全的人、学有所长的人。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各个方面。只有各方形成合力，才能营造有利于素质教育落实的良好育人环境，共同担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学校教育之外的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概念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在概念的内涵、实施的主体和对象、内容等方面各有特点，但是人们常常感到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甚明晰，因而造成了一些实践中的问题不知划归何处。本文尝试对这三个概念进行分析，以期发现概念制定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完善相关概念，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
一、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在我国的起源
校外教育的概念最早起始于我国解放初期。1949年，解放初期，受前苏联的影响，借鉴其校外教育模式，我国建立了第一家以少年宫为主体的校外教育机构――辽宁省大连市儿童文化馆，这一事件被公认为是我国校外教育的开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这种延伸集中体现在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时间与空间、学校教育内容以及学校个性化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几个方面。基于上述认识，校外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
相对于社会教育和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在我国的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首先兴起了社区教育，1986年上海市普陀区“真如中学社会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社区教育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其目标在于社区支教，社区补充学生课堂外的其他需要，内容以青少年德育教育为核心，行为以学校为主导。该阶段的社区教育本质上是学校教育向社区的延伸，是原有教育体制的发展。1993年以后，社区教育在教育观、职能承担、内容等方面有了新发展，其实质是借助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统一来营造学习化社区，在服务社区的同时促进社区及成员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教育一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社会教育概念的使用，从官方来看，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社会教育始于1912年。当时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开始正式使用“社会教育”一词。也有学者认为近代社会教育一词，并非从1912年才开始使用，“社会教育”一词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近代社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受日本和德国社会教育双重影响的结果，在晚清后10年中，社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股教育思潮。自民国始，我国教育部始设社会教育司，专司社会教育一事，从此，社会教育可以说走上了正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主管社会教育工作，各地纷纷建立社会教育机构，完善社会教育设施，使社会教育活动蓬勃发展。
二、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的涵义
（一）校外教育的涵义
在我国，校外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充。它与正规教育中的学校拥有共同的教育对象，但二者在办学方式、招生方式，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及教育对象的稳定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对校外教育概念目前存在几种理解和认识。一种认识可以称之为是狭义的校外教育，把校外教育看作是由专门的成建制的校外教育机构进行的教育，如有的学者认为“校外教育是指少年宫、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等校外教育机构对学生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另外一种认识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校外教育，如有的学者认为“校外教育是指在学校以外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学生通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活动、科学技术活动、公益劳动、社会服务、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以及个人的课外阅读、栽培花草树木、自我服务等等所接受的教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校外教育是非正规教育的代名词。所谓的非正规教育，是指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不管教育形式如何，但学生需要通过报名注册方可上学的教育。非正规教育包括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各种校外教育，如文化馆、文化宫、少年宫、博物馆、展览馆和图书馆等，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成人的继续教育、青少年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等。
上述关于校外教育概念的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发现上述概念有以下共同点。首先，校外教育是在学校教学计划之外，在各类校外教育机构在课余时间开展的教育活动；其次，校外教育的对象普遍认为主要是青少年，兼顾成人教育；最后，校外教育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二）社区教育的涵义
社区是指一定地域空间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为开发社区生活，以其居民为对象实施的集体教育活动，因而被称之为社区教育。
在我国，对于社区教育这一概念，目前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通常从“社区”这一概念入手，详细阐明社区的重要性，以“社区性”为突破口，进而确立社区教育的必要性地位。教育部在2001年《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中对“社区教育”下了这样的定义：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是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特点的区域教育，与各类正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在对各类教育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当前侧重于对社区内各类教育进行延伸、补充。总体上说，虽然目前对社区教育内涵的诠释众说纷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社区教育的不同方面，但是对其区域性、强调其对象的全面性、突出其功能的社会性、体现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特征已达成共识。
另一种观点则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将“社区教育”的重心放于“教育”这一概念，“社区”只是这类教育的一个特征，更多关注于社区教育的目的、方式方法、作用等等。其代表性的观点为：“社区教育的内涵应是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把生活和教育结合成一体，发挥社区成员作用的、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并为了社区的共同发展和社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进行的一种全方位、全民的和终身的教育。”
根据社区的界定，则所谓“社区教育”，已不是以往教育学中社会教育的概念，也不仅是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它是一个大教育观的概念，既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包括学前教育、青少年教育、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所以，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集各种教育层次、类别，以及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其目的就在于利用社区的所有资源，教育社区的所有成员，提高他们的素质、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一种新颖教育。
（三）社会教育的涵义
对什么是社会教育，到目前为止对其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广义指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行的影响个人身心发展的社会教育活动；狭义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开展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
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的对象的角度加以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其有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内容的角度进行界定，提出“社会教育是以社会各界人士为教育对象，以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为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教育。”还有的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较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制系统以外的，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社会团体和私人推动为辅助，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对全体国民所实施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并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
三、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对象和内容
（一）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少年宫为主体的校外教育机构一直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投入运行经费，形成了一套管理和运行模式。从机构的行政管理来看，校外教育具有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和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中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可分为综合性与专门性两类。综合性的校外教育机构目前主要指政府主办的校外教育机构（如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活动站等），这些机构属于教育厅（教委或教育局）、共青团、妇联、文化局或者科技局管理，其中以前三者为主。专门性的校外教育机构是专门为开展某项活动而设立的。如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儿童影剧院、少年科技站、儿童铁路、少年农科站、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少年儿童广播站等。校外教育实施的主体也即上述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等校外教育机构。
校外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平时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在课余时间，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和活动，在校外教育机构接受各种培训和指导。
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校外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科学技术普及教育、体育运动、文化艺术教育、游戏娱乐、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
（二）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区教育实施的主体是领导主体，具有官方性，对象是社区全体成员。我国目前存在五种社区教育管理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二是“学校――社区互动型”模式；三是社区学院模式；四是自治型社区教育模式；五是媒介型社区教育模式。离退休干部、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学生家长都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
社区教育是满足社区成员教育需要的，提高他们的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新能力的全民教育，是一种“区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教育，每个社区成员既是社区教育的对象，又是社区教育的主体。
社区教育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有研究者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把我国社区教育内容的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成了3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3年，社区教育包括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社区）三结合教育，社区教育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并且是一种单向性教育；从1993年开始，社区教育的内容还包括职业教育、文化生活教育、科普教育、法律教育、卫生保健教育等，该阶段主要开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以“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理念的提出为标志，实现了社区教育研究范式与内容的转向。
（三）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很广泛，无论它的创办者是政府、团体或私人，只要它是对社会成员实施了影响的教育活动，就是社会教育的实施者。广义地理解，一切社会活动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狭义的实施主体是指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
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某个特殊群体。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施教于全体国民，这决定了只要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施以影响的各种活动的主体，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
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与广义教育无大异。
四、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间的关系
校外教育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从教育对象来看，校外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很明显，校外教育的对象包含在社会教育之中。从教育的内容和范围来看，校外教育的内容和范围都可以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从实施的主体看，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包含在社会教育所实施主体之内，可以理解为校外教育和社会教育使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社区是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结点，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是“三位一体”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日渐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成为学校教育的校外实践基地，校外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二者的边界也日渐模糊。校外教育的社区化是校外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社会单位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成为校外教育的主要力量。
社会教育不一定以某一区域为限，是全社会进行的，具有广泛的区域和对象。社区教育则侧重区域性。社区教育使社会教育在特定的地域和范围即人们所居住的社区所进行的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实际上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但不等于社会教育的全部。
五、问题与建议
通过对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的分析对比，发现目前这几个概念在使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校外教育概念有待拓展
一直以来，我国校外教育沿袭的是50年代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由国家包办一切，教育部门完全依靠国家投入来开办校外教育。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进行，这种单一结构、单一渠道的校外教育办学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校外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校外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校外教育界定的历史局限性，应该给校外教育下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当前校外教育的内涵没有说清校外教育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校外教育要做什么。
（二）社区教育概念有待细化
社区教育内涵界定及定位至今不够清晰，发挥作用受限。社区在地域上如何界定，社区和行政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应等许多问题都没有明确。
不管是校外教育、社区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存在管理上职能重复、责任不清等问题，因此，当前应当尽快完善上述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各自的权力和义务。
（三）社会教育概念不甚明确
目前，社会教育的概念众说不一，其内涵、外延不是很明确。要具体地对社会教育的起源、概念、作用、目的、功能、内容、原则、途径和方式等进行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建构起社会教育概念的范畴。研究社会教育的行政和法规，参考和借鉴国外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经验，结合国情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教育行政制度及方针政策，使社会教育的发展有基本的制度保证和政策依据。建议尽早颁布社会教育法，把社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确立起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改变现有的社会教育边缘化的状况。
综上所述，应该统整考虑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和校外教育，建立运行机制进行各种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与交融，实现“社会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会化”，真正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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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的概念篇2
论文关键词 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 。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 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荷兰学者布兰肯伯格与科特雷尔有着相类似的法律观点，布兰肯伯格在对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批判的过程中，强调得是公众对于法律的态度，以及同法律制度和相对行为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存在的重要性。在研究中他指出：文化就好像是制度的源头，法律文化的产生同样是法律制度的产物，其中可能存在公众对规范的认识和不同的期望，但是现存法律制度之外却没有法律文化。以可操作性为前提，布兰肯伯格提出了自己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观点，他将法律文化概括为四个部分：成文法规、将成文法规转换为人的行为的制度性机构、人在与法相关时采取的现实的行为样式、以及法律意识。
社区文化的概念篇3
社会学研究者们认为，“社区”概念进入学科领域，当从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发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 11 schaft)一书算起。德文Gemeinschaft一词可译作“共同体”，表示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滕尼斯提出“社区”与“社会”相比照，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理想类型，引用他的话就是：“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1]
对此，吴文藻的解释是：“‘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的区别，乃是了解杜尼斯（即滕尼斯——引者）社会学体系的锁匙……由这‘本质意志’而产生了他所谓的‘自然社会’……反之，‘作为意志’（林荣远译本作‘选择意志’——引者）形成了杜氏所谓之‘人为社会’……试将人为社会与自然社会来对比：自然社会是本质的，必需的，有机的；人为社会是偶然的，机械的，理性的。自然社会是感情的结合，以齐一心志为纽带；人为社会是利害的结合，以契约关系为纽带。”[2]
滕尼斯在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社区”(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时，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Gemeinschaft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他强调得更多的是一种研究的路径、一种“理想类型”。因此，在滕尼斯的视野中，Gemeinschaft的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地域共同体，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其精髓，所以Gemeinschaft译作“共同体”应该说更贴近滕尼斯的本意。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滕尼斯所提出的“社区”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把滕尼斯的社区(G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并很快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要概念。英文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tas，有“共同性”、“联合”或“社会生活”等意思。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把社区问题作为其研究重点，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地域社会及其变迁进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尽管从研究取向上看，美国芝加哥学派注重经验研究而与滕尼斯的纯粹（理论）社会学异趣，不过使用英文Community作为德文Gemeinschaft的译名，至少在符号能指（音响形象）上仍然是同一的，并没有以后进入汉语导致的分裂。或者说，不论是重地理还是重心理，使用的都是一个字眼，而不必在两个语词（社区／共同体）之间徘徊选择。一个简单而可以被接受的解释或许是英、德两种语言的谱系关系非常之近罢。
二、社区概念的发展（20世纪30～40年代）
从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概念的一百多年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区研究引起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普遍关注，“社区”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由于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区研究有着不同的实践，因此学者们对于社区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对于究竟何为社区，也就颇多歧见。
据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George Hillary)的统计，到20世纪50年代，各种不同的社区定义已达90余种。在这些定义中，有的从社会群体、过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区；有的从地理区划（自然的与人文的）去界定社区；还有人从归属感、认同感及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界定社区[3]。这些定义与滕尼斯提出的社区概念相比，不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区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功能的观点，认为社区是由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另一类是地域的观点，认为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当社区被界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之后，社区的内涵已经与滕尼斯所提出的作为亲密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的Gemeinschaft概念有了很大的偏离。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界把社区界定为地域社会，其中既有社区研究史上的渊源，也是社区建设在我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实践的结果。
自从Community概念被以“社区”为语言符号引进中国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便含有了地域性的因素。“社区”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转道由美国被引进中国的，其中吴文藻起过重要的作用。他在当年的讲演中曾解释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词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4]由此可以看到，中文的“社区”一词是辗转翻译而来的，它经历了从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社区”的语词的旅行。
旅美学者刘禾在她的话语研究中要求读者注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相对有限的时段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状态。在这一时段中，经由日语对欧洲词语的“汉字”翻译这样一种中介，很多汉语复合词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发掘出来，其中“文化”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高名凯和刘正tán＠①提醒读者应当谨慎从事[5]，不要把外来词简单地等同于它们在古汉语中的对应词。例如，“文化”(culture)的现代涵义源出于日语的“汉字”复合词bunka，汉语的文化与英语的culture（法语的culture；德语的die Kultur）之间的对等关系是通过借用的方式才确立起来的。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指的是与武力或军事征服相对的“文治与教化”，它完全没有今天通常与两个“汉字”组成的复合词相关的民族志内涵……我们无法绕过日语的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涵义，我们不能认为字形完全一样古汉语词汇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释其在现代汉语中对应词的涵义[6]。
这番论述对认识“社区”所经历的德（语）——英（语）——汉（语）的语词旅行和概念发展无疑是有启示作用的。想要真正理解“社区”，决不能简单地从“社”和“区”两个字义相加去寻找答案。
吴文藻认为，滕尼斯在使用社区概念时，虽然没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将社区概念降至社会之下，已具有地域性意义[7]。显然吴文藻对滕尼斯提出的社区与社会这对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社区与社会表达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方式，它们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关系。但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把社区理解为有边界的相对封闭的实体，是基于对中国的现实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这一需要出发的。吴文藻有选择地引进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理论，而该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斯基就认为，只有在一个边界明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研究整体文化中各个因素的功能。20世纪30年代，中国部分社会学家接受了马氏的影响，认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必须是具体的社区。费孝通曾经做过这样的小结：“（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8]也就是说，社会作为全体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抽象性和宏观性，很难着手对其进行研究，而研究社区则极富可操作性。
吴文藻等人面对的研究客体是“乡土中国”，而乡土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精神共同体往往是依附于地理共同体上的，因此，以“社区”对译Community，尽管以“区”字强化了地理共同体的含义，而对“精神共同体”这个题中应有之义传达不足，在当时环境中却不会导致学术上的困惑。不过既然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那么，从后来的发展史反观，可以认为“社区”一词被创造，其符号所指（基于地理区位的精神共同体）与社会事实（有人居住的地理区位）之间就已经存在错位。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打破了以往精神共同体常常与地域共同体合一的传统格局，汉语译名“社区”／“共同体”两者之间的裂隙日益扩大。
三、社区概念的发展（20世纪80～90年代）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被取消，社区研究也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加速，社区建设蓬勃发展，这才带动学术界重新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问题，“社区”也成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里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之一。
目前我国社会学界对社区的研究更多的是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社区建设的实践势必会影响到包括学者、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内的各界人士对社区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结合国外社区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面对中国的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建设概念。政府倡导社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如国有企业亏损、工人下岗、贫富分化、官员腐败、老龄化加剧、城市流动人口增多，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这些复杂的矛盾，因此动员民间力量，与基层社会结合，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建设就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另外，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单位制”的被打破，城市居民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推进社会发展的大量社会事务需要通过社区来落实。
社区建设问题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1999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天津考察工作时指出：“加强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服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也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方面，前景十分广阔，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和群众的力量，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居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9]中央领导的指示又进一步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目前的社区建设大多以“法定社区”作为操作单位。在当前的语境中，确定社区实体首选的标准是地域界限明显，至于成员归属感的强弱则是次要的。换言之，地域的基础是预先规定的，而社会心理的基础是要靠以后培育的。具体而言，社区在农村指的是行政村或自然村；在城市指的是街道办事处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以及目前一些城市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辖区。城市的基层社区建设之所以比农村的来得突出和迫切，一方面固然与城市人口的高度异质性有关，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单位制淡化后需要由社区担当原先由前者承担的社会功能，而这恰恰需要促成一种由地理性的小区向有足够的互动和认同感的社区的过渡。譬如，1996年，市委书记黄菊在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上就说：“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建设和管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许多社会职能将要更多地依托社区来承担。”[10]相比之下，农村社区的地域特征与成员归属感两者从历史传统上看就是结合自然的，不存在重新培育认同感、增强凝聚力的问题。
四、e时代回眸古典思想家
把社区理解为“地域社会”已与滕尼斯提出的Gemeinschaft概念相去很远，因为滕尼斯提出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强调它的地域特征，而是强调社区是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英文community早先也没有“地理区划”的涵义。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共同体”／“社区”）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本质意志，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是礼俗社区的精髓和实质。如果说目前涉及基层政权建设的对法定社区的界定是对滕尼斯意义上社区概念的偏离，那么，虚拟社区的出现算得是对滕尼斯描述的理想生活的一种回归。
“虚拟社区”译自英文"Virtual community"。其实除了“虚拟的”之外，"Virtual"还有“实际上起作用的、实质上的”之意。何谓虚拟社区？大家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尽管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但为避免望文生义，不妨把此语境中的"Virtual community"理解为“隐形的共同体”。国外学者指出，Virtual community的意义在于“为网络衍生出来的社会群聚现象，也就是一定规模的人们，以充沛的感情进行某种程度的公开讨论，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11]。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虚拟社区是由一批网友自动聚集并相对固定在一定的网际空间进行如信息发布、言论交流等活动的地方；也有些学者从行动结合体或社会群体的角度界定虚拟社区，认为它是人们在电子空间里通过精神交往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归属感的联合体。
尽管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虚拟社区，但对它的本质有着统一的认识，即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电子网络空间(cyberspace)，社区的居民为网民(netizen)，他们在一定的网际空间围绕共同的需要和兴趣进行交流等活动，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虚拟社区是与传统的实在社区(real community)相对应的，它也具有实在社区的基本要素——一定的活动区域、一定数量固定的人群（网民）、频繁的互动、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虚拟社区是信息技术发展之后形成的崭新的人类生存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接近滕尼斯所谓共同体的那种“天然的状态”[12]。虚拟社区与实在社区最大的差异是在地域空间的界定上。实在社区通常强调地域环境的影响，其社区形态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中。社区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内的人们形成的地域性共同体。虚拟社区则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地域边界，虚拟社区的非空间组织形态以及成员的身体缺场(body absence)，使其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即一个个体可以超越空间的障碍生活在好几个虚拟社区里。由此看来，虚拟社区无疑更强调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不关注其地域属性。
e时代虚拟社区的出现显然对工业时代理解的社区观念提出了挑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社区的涵义。虚拟社区使网络空间内的人际交往超越了地理界限的限制，因而可以说它是一个无物理边界的社区，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性。在虚拟社区里具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们经过频繁的互动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我们正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社区就是“隐形共同体”。虚拟社区的出现，解构了人们对社区是关于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的统一认识。昔日滕尼斯悲叹城市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结合，如今互联网为本质意志和礼俗社会的回归带来了新曙光。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翻译、界定“社区”概念的实践活动为我们揭示了民族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社区概念和社区实体与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区概念的界定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有助于社区工作和社区建设乃至地域社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生活实践又在不断拓宽人们认识社区的视野，致使学者和官员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述社区这个客体。考究语词“社区”的跨语境历程，既让公众看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同时也给了做学问的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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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菊.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A].徐永祥.社区发展论[C].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4
[11] ［美］唐·泰普斯科特(Dan Tapscott).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成长[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McGraw-Hill出版公司，1999.
字库未存字注释：
社区文化的概念篇4
物业管理概念是我国房地产业较早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作为房地产开发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某一个项目物业管理水准的高低是影响业主作出购买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业主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方便、体贴周到的环境里。因此，我们常常见到稍大的楼盘和高档楼盘，往往打出“引入香港顶尖物业管理”之类的旗号。
为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我国物业管理机构应该建立自己的经营管理服务理念，探索先进的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和崭新的物管企业运营机制，充分发掘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着眼于打造物业管理品牌，才能在房地产营销中保持主动。
二、绿色生态概念
房地产业内绿色生态概念风行。绿色营销理论的核心是，企业营销活动应该是以人类的绿色消费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是实现公司赢利、消费者需求满足和社会长远利益三者动态平衡的新型营销。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的营销活动要保护环境，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污染，避免资源浪费，提供亲近自然的、无害化产品和消费。
这股绿色生态概念之风自然很快吹向房地产业。企业在房产营销中打出了环保、绿色、生态的口号，在营销全过程力图体现“绿色”关怀。例如，地段选择尽可能远离污染源，墙体和窗户采用新型保温隔热隔音材料，拒绝使用粘土红砖（减少土地资源消耗），装修装饰使用新型无污染、无刺激、无公害的材料，房屋建筑尽可能减少光污染、降低噪音、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等等。在生态营造方面，则普遍强调小区景观的配套和环境的绿化，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这些都成为楼盘中的USP，成为吸引顾客的“卖点”。
三、欧式概念
欧式概念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上最普遍、最常见的概念模式。从我国房地产业起步伊始的沿海和南方城市，到今天的内陆城市，欧式概念之风一直在热吹之中，成为竞相模仿和攀比的焦点之一。无论是建筑的外观造型，还是小区环境的布局，力图体现欧式建筑的古典美、现代美。在很多城市，稍有实力的开发商，稍大的楼盘，就要请海外设计师担纲设计。外观设计则往往是欧式圆形拱门，欧式窗户、罗马立柱，欧式门楼、檐口和墙面浮雕装饰；小区景观则城堡式建筑、欧式雕塑小品、欧式风景树、欧式花园草坪等；还有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甚至将整个小区“欧化”。
四、品位概念
追求品位，是现代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共同向往。
有一句几乎成为经典的广告语——“我选择的是家，不是房子”。这句话似于把房子和家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恰恰体现了房子之于家的重要性。房为家的载体，没有房，何以为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房子是家的代名词。对普通百姓而言，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大件商品”，它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基本条件。无房的人梦想有房，有了房的人则无不希望把“家”建设得温馨、高雅和舒适。因此，在善于制造概念的房地产营销人士头脑里，品位概念自然又是一个重要的“噱头”。
五、人文概念
现代都市人，每天奔波于繁华闹市，车水马龙，喧嚣尘扬，更希望能寻得幽雅高尚之所，置业安家，与高尚人士为邻，受文化环境熏陶，修身养性，让自己和家人在享受生活的安逸、温馨的同时，还能够浸润在一个文明、高尚的文化氛围里。对人文氛围的追求，是都市人在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上的更高要求。
于是，在房地产营销的概念演进中，人文概念的流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开发商和企划人都希望借助人文概念来提升楼盘的内涵和品质。什么“与高尚人士为邻”、“某某家园，墨香中的家”，什么“某某花园，书香门第”之类的广告，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亮。
六、旅游休闲概念
现代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希望获得休闲、旅游度假，调节心情，放松精神。休闲将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因此，那些在城郊结合部开发的项目，特别是别墅项目区，则着力营造旅游休闲概念。如泳池、沙滩、戏水池之外，辟有野趣烧烤乐园，随物业赠送小型花圃或农庄（可代为打理），还有的项目干脆建在远郊的旅游度假区。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发表一种观点——拥有两套住房才算小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所说的另一套房主要被用作周末和节假日度假之用。可见，学者分析的和身体力行者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旅游度假概念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的一种重要趋势，难怪开发商和企划人们开始热衷于营造这一概念。
七、会所概念
从字面意思上讲，会所就是项目业主或小区内居民聚会之所。顾客在接受房地产广告信息和作出购房选择时，面对的大多数是期房或半期房，所以尽管很多发展商在楼书和规划图中展示了漂亮的会所“效果图”，但更多的发展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销售卖点而已，至于会所何时能真正建成，提供哪些服务，由谁经营和如何经营等细节问题，并没有确定，所以顾客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美丽含混的承诺。
然而，深入考察一下，可以发现，会所概念在实际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一是会所的功能定位问题。一般大型社区或比较成熟的物业，均配备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那么，会所为入住的业主提供的服务如何同物业管理区别开来，避免重复或空白呢？这就需要对会所作功能定位。我认为，会所应该定位于人际沟通和社区文化交流，应该成为社区居民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场所、渠道。让小区居民从家庭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多作人际沟通，开展有特色的小区文化活动，如文化沙龙、小型图书馆、游艺活动、健身、聚会、社区教育等，面向社区大家庭，敞开心扉，亲善友好，至于洗衣送餐、孩童托管之类的家政服务，则应该由物业管理部门承担。
二是会所经营权和经营方式问题。即会所应该由谁经营，如何经营的问题。也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缘故，我们看到会所普遍由开发商经营。由于开发商的主业不在于此，如果开发商经营上出现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与业主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倡会所可以引入社会的专业机构来经营，以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准。在如何经营的问题，有开放式经营、封闭式经营和半开放式经营三种观点。因服务的对象范围大小不同，经营方式和对业主的影响也就有不同。更多的业主希望会所实行封闭式经营，以享受优越的服务，但这也会增加经营成本，提高会所消费代价。
八、亲水概念
水也是21世纪最珍贵的资源。而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缺水严重，水就更显珍贵。因此，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如果能选择亲水居住，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惬意人生。在这种追求下，亲水概念不知不觉风行房地产界。不少开发商把项目用地由原来首选地段因素转向临水因素。于是乎，那些临湖、临江、临河的项目开发一下子热了起来。只要看看如今楼盘项目的名称，便可以看到与水的关系：蓝湾俊园、金色港湾、银河湾、秀水公寓、海岸花园、恋湖公寓、玫瑰湖畔、碧水湾、锦绣香江、星河湾、山水庭苑、临溪居……。
九、智能E化概念
智能E化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近几年的房地产文章和大量的房地产广告中，“智能”、“E化”概念的热炒，似乎标志着入住的业主能一夜跨入智能社会、数字时代。然而，对大多数市民和购房者来说，“智能化”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少人认为，上网、宽带、可视对讲、红外线监控、远程抄表就是“智能E化”，也有些开发商出于“炒”概念的目的，不管够格不够格，故意朝这个概念上套，以时髦的词汇“蒙”人。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应该由下列体系构成：一是安全防范系统：包括防盗报警、周界报警、出入口管理、火灾和天然气报警、求助呼叫、访客对讲、指纹识别等；二是信息管理系统：这包括三表（电表、水表、气表）甚至多表远抄、设备监控、车辆管理、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有线电视和电话等；三是信息网络系统：要求宽带接入，建立起小区共享的现代信息网络系统，具体包括构建小区信息服务平台，小区电子商务系统（网上超市、商品报价系统、电子付款），和小区综合信息管理（安全管理、人口管理、车辆管理等）。
社区文化的概念篇5
[关键词]概念史；家族；宗族；关系
近年来概念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逐渐在国内兴起，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中概念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族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之一，虽然目前有关家族、宗族概念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关于家族与宗族的范围学者们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因此笔者认为家族与宗族有必要在概念史这一视野下进一步探讨。
一、概念史的研究
概念史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的德国，随着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及其弟子赖夏特（Rolf Reichard）的提倡，概念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所谓概念史，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通过对历史中的某些概念进行考察，并分析其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简单的说某些特殊历史概念必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思潮有关，因此某些概念变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似乎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及观念史相近，在这方面已有学者来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李宏图教授（以下敬语略）认为“这一研究方式则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实践性联系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1]由此表明针对一个概念变迁背后的历史进行考察则是概念史的特色。黄兴涛指出“概念史家不仅重视概念的历史性、变异性、实践性和政治性，也强调概念内涵的多歧性和竞争性。”[2]并认为对于中国近代这个转型时期的研究，概念史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围绕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研究而开展的。这对推动概念史的传播与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概念史的研究除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意义外，对社会史的研究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它不仅是史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法律、政治及文学等也都纷纷借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概念史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对学者的知识面要求的更广，学术功底要求更牢固。国内学界接触概念史的时间还不长，它的研究方法还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随着国内一系列重要刊物介绍及更多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概念史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
二、概念史视野下的家族与宗族
针对家族与宗族的区别，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宗族包括家族，家族包含宗族，还有学者认为家族即宗族。笔者试图分析以上观点，并结合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浅薄之见。
1. 学术界中的家族与宗族
宗族包括家族说：认为宗族是家族的外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家庭的主要成员是父己子，最广可以推广到祖父。前者称作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后者属于主干家庭（Stem Family）。持此观点的学者以杜正胜为代表，他认为“大功以外之缌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财，算作‘家族’；至于五服以外的同姓虽共远祖，疏远无服，只能称‘宗族’。”[3]7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根据《仪礼》五服丧制（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中亲疏远近以及财产关系来区分家庭、家族和宗族。同财共居的近亲团体成为家庭，其余五服内的团体称为家族，五服外的同域同姓团体成为宗族。这种观点有很强的逻辑性，可以使人清晰的将家族与宗族区分开，但现实中二者的区分往往并非如此。生活中家族不仅有以父系为主线的同宗之族，还包括以母系为准绳的姻亲之众。由此可知，母族、妻族均属家族的组成部分。所以宗族包括家族说与现实生活有情理上的不符。
家族包括宗族说：孙文本是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他指出家族的范围大概以古时的九族为准，即《白虎通德论》所载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亦今日所说亲属之意。[4]70在《尔雅・释亲》中有父之党为宗之文。所以他总结道“‘家庭’为最小的单位，限于同居共财的亲属。‘宗族’是由家庭扩充大的父族亲属，‘家族’则更是由‘宗族’扩充。”[5]71钱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以世系学来区分家族和宗族。他把家族阐述为具有亲属关系的若干家庭构成的聚集体，这种亲属关系包括血缘、世系及姻亲关系。而宗族形成的内部机制则源于同“宗”的父系世系。而以亲属为原则，通过整合较小的亲属族群而得到的高层次家族。[6]12笔者非常认同这种以世系学来区分家族与宗族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笼统的说家族包括宗族。家族中固然有母族与妻族的成员，但她们像父族一样由于血缘关系的疏远并非所有的母族、妻族均是家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的父族、母族与妻族才属于同一家族。
家族等于宗族说：早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就有关于家族的经典定义：（家族）是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社群。[7]37这种定义将女婿和已结婚的女儿都排除在家族之外。基于这样的定义很多学者将家族视同于宗族。他们主张二者的关系复杂对二者不做，也不必做严格的区分。冯尔康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唯宗法具体内容上颇多改变，宗法制有某些减弱，因此可以把宗族称为家族。”[8]17持此观点的还有徐扬杰，他曾指出“家族又称宗族、户族、房头，古书中又常常直接成为族、宗，称家族成员为族人、宗人。”[9]4这种模糊的不加区分的做法，在宏观性的研究中影响不大。但学者不应因此而忽略了二者的差别，从而给人们一种超越语境的误解，使人们认为无论任何情况下家族均等同于宗族。因此，在家族研究方面，对于家族与宗族的概念加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2.概念史方法对认知家族与宗族的价值
若在研究的概念上存有争议，就注定会有分歧。2009年滨岛敦俊以福建与江西的宗族为参照，提出“江南无宗族”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反驳，这方面以徐茂明为代表，他先阐述我国学者对宗族的定义，继而对滨岛的论据进行分析，最后有理有据的肯定了江南宗族的存在。同时，徐教授指出滨岛的观点“既有‘他者’对异域文化的独特观察视角，也有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文化隔膜，其中混杂着真知与误解。”[10]即滨岛所言的江南“宗族”与中国学者所言的“宗族”在概念上是有差别的。
从时间的纵向看，某个概念一直在被人们使用，但其含义却并非始终如一。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既然成为了历史的载体，那么对概念内含的考察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钱杭提出“前宗族”和“后宗族”的概念便是很好的例证。他认为无“宗”或“宗”系不明之“族”，为“前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传统的族聚已有巨大的改变。面对这样的情况钱教授又提出“后宗族”形态的概念，无“族”或“族”聚不明之“宗”，则为“后宗族”形态的特征。[11]270这是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主体在理解其周围世界、在解决其所面临问题时所不断进行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
从上述对宗族的界定看，宗族是以男系血缘为标准并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来界定的。然而，目前的现实很难找到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宗法制度的严格约束且有实质性族群活动的宗族。面对社会变迁的实际更多的学者开始提出家族应包括姻亲的观点。这一观点所体现的是社会长期变迁所积淀下来的新的社会事实。应注意的是，前述孙本文所使用的“家族”概念，在内涵上有与之相似的地方，但目前前者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姻亲的重视和真正把姻亲纳入家族的范围发展而来的。
三、现实中的家族与宗族
概念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对相近而不同的概念及同一概念不同时期的内涵进行分析，从而反映出概念形成背后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等。学者们针对家族与宗族关系的讨论也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宗法制减弱、族居形态弱化等情况。宗族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江南宗族中的血缘关系，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在江南，由推定性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族也是予以承认的。
五服丧葬制是以父系世系为准绳，具有严格等级的制度。其并不能反映妻族与母族，因此不能作为区分家族与宗族的标准。家族是由亲属原则划分，笔者认为以己开始上下五世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均是一个家族，其中包括妻族与母族。《礼记・丧服小记》指出：“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而宗族则是具有详细可靠的以父系世系为标准的血缘关系。由此看出家族与宗族并非包含、包含于及等于的简单划分，二者既有重合部分也有相异之处。
笔者认为概念既然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环境，这对目前所使用的概念就应以现实情况为背景，而不应完全以过去的定义来套现实中的“客观存在”。针对家族与宗族二者的概念也应如此。钱杭将宗族的概念分为名词性的与动词性的概念，宗族的名词内涵是由以父系先祖为敬奉对象的父系成员构成的聚居集团。其动词含义是宗族内各等级之间在祭祀等内部事务上的承认、尊敬、支配、管辖和服从。当今社会它的动词词意已有明显的减弱。故无论将家族作为包括宗族的高层次概念或包含于宗族的低层概念均有不妥。在生活中家族是以亲属关系维系的，应该包括姻亲，及五服内的宗亲。而宗族则是以父系世系为区别与其他族类的底线。由此可知，家族与宗族关系并不是两个同心而不同半径圆的关系，也不能将二者等同。二者的关系应是两个不同圆心，且有重叠部分，而范围无大小之分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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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的概念篇6
【关键词】虚拟社区；本体；知识组织模型
1.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加速了虚拟社区的发展，参与虚拟社区已经成为许多用户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并日益被其影响。虚拟社区的广泛用户来源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因此社区内的信息、知识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大量的信息必须经过深加工才能达到知识共享、重用和互操作的目的。多样的信息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或模型来表示，以减少概念或术语上的歧义，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更加便利，并保持语义上的一致性，从而达到知识共享。这统一框架或模型即本体，它可以有效地进行知识表达、知识查询，或不同领域知识的语义消解，规范得虚拟社区内的知识进行有序组织。然而存在于虚拟社区内的知识信息非常杂乱、无序，用户在应用和共享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因此需要在规范知识本体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知识组织模型，合理有序的组织社区内的信息，便于虚拟社区的知识管理，提高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程度、实际应用率和知识创新程度。本文提出运用本体对虚拟社区的海量信息进行语义归纳，并创新地结合虚拟社区成员参与层次进行知识组织模型构建，高效组织社区内知识的同时畅通成员之间知识流动过程，加快虚拟社区的知识创新。
2.虚拟社区
虚拟社区也称“网络社区”，是一个供具有相同兴趣或某种需求的人群聚集进行沟通、交流的地方，它跨越时空与地域的限制，任何用户在社区内都可以畅所欲言。虚拟社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BBS、E-MAIL、IM、BLOG、MSN等。虚拟社区种类的多样性决定了知识的分布性和异构性，增加了知识管理的难度，利用先进的语义网技术——本体可以进行知识的有效组织，积极响应用户的知识需求，实现虚拟社区的高效的知识共享和知识管理。
虚拟社区的特点有：
（1）虚拟性[1]：虚拟社区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虚拟的网络空间，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是通过电子交互实现的。在虚拟社区内，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它是人类工作与生活的“另类空间”，超越了现实生活。
（2）开放性[2]：完全开放的接收用户，任何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在任何时间加入或离开任意一个虚拟社区；只要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户就可以自由、开放的自己的言论；信息传播的网络也是将整个世界都网络其中。
（3）随机性：虚拟社区主题的产生通常源于某个特定的事件或热点议题，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同时社区成员背景多样、兴趣各异，思维存在很大不可预测性，因此在社区内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存在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有产生共鸣的，也有相互对立的。
3.本体
3.1 本体的基本概念
本体（Ontology）概念最初源于哲学领域，是“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系统地描述，即存在论”，它关注的是客观事物的抽象本质[3]。但是近年来本体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成熟，本体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领域，尤其在知识工程领域越来越重要，本体的提出大大方便了知识的共享和交互。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本体论概念进行了定义，基本都是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对客观世界中的现象进行概念的抽取，得到一个概念模型，并且这个模型是有代表性的，可以独立于环境存在的。
（2）明确（Explict）：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是被精确定义。
（3）形式化（Formal）：精确的数学描述，可以被计算机处理的。
（4）共享（Shared）：本体中反映的知识是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而不是少数人的认知[4]。
3.2 本体是知识组织的工具
随着信息和知识呈指数级态势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知识组织进行研究。知识组织的本质即是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对知识的各种要素加以组织，促进知识的传播、提供和应用。随着语义网的发展和本体的出现，知识组织呈现与时俱进的特点。
本体与传统知识组织工具的比较：
知识组织的目标是有序化知识，从而为用户提供契合度高的知识。知识组织的工具能够有序的管理海量知识，为用户信息、知识的使用提供便利，它是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表达和有组织的阐述的语义工具的统称。知识组织工具包括传统图书馆建立在文献单元基础上的分类法、标题表、叙词表以及更泛指的情报检索语言、标引语言，也包括网络时代的语义网和概念本体。主题法和分类法对知识的检索和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网络资源的几何级数的增长，传统的知识组织工具越来越难以对海量的信息进行有序化组织，因此本体被引入知识组织领域[5]。本体和主题法、分类法一样都是属于知识组织工具，但是他们组织信息的本质方法不同，分类法是居于范畴对信息和知识进行组织，而主题法和本体都是居于信息和知识的基础概念进行组织，它们在逻辑表达，组织结构、关系描述等方面都存在不同[6]。分类法和主题法中的类目描述语言都是规范的科学语言，而本体中的概念描述语言可以是自然语言或半自然语言；分类法和主题法组织的知识结构相对稳定，不能经常修改，但是本体组织的知识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底层知识库与概念集可以随着学科领域的更新和发展随时进行修正和更新、复用，而且构建完成的领域本体概念掏空后的框架还可以作为其他领域本体的框架继续复用。
4.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知识组织模型
4.1 虚拟社区的成员参与层次分析
对虚拟社区内的成员进行层次分析，梳理信息流的基本流向，更加便利的管理社区内的信息和知识，消除大量的信息泛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虚拟社区的成员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话题领导者。社区中为数较少的发文比较多的话题领导者，在社区中的知识贡献最大。这类成员的特点是非常乐于分享自己领域的专业知识及经验知识，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能够带动社区内的成员分享经验和知识。这个角色属于信息的提供者，对社区的知识库形成非常重要。
（2）浏览者。社区内数量最多的成员，这类成员一般不信息，随意的浏览一些信息就离开，又或者是需要查询一些信息而进入社区，他们属于沉默的围观者，是知识库的信息需求者[7]。
（3）潜伏者。这类成员在社区的时间会比浏览者长，并且在某个时刻还会对社区的话题提供建议或者是意见，在参与社区话题的过程中加速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知识的传播。
（4）共享者。在与社区成员的沟通交流中经常些知识，自己的心得与经验进行共享。专业知识、拥有信息多的成员都是个人看法来转播知识，而专业知识相对较少的成员则是通过转载，评论等来传播其他成员的文章。这类成员促进了社区内的知识转化和传播[8]。
4.2 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知识组织模型分析
4.2.1 模型的结构分析
对虚拟社区的成员进行层次划分之后，各个层次的成员作为知识传输的节点形成了一个微观的知识供应链，他们之间的知识传递以本体为基础单位，提出一个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的知识组织模型，概念化的、定性的分析虚拟社区内的知识流动，系统的管理虚拟社区内的知识，促进社区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9]。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1。
模型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基础数据层、网络服务层、本体语义层、知识服务层。
（1）基础数据层。虚拟社区内的所有成员在社区内、分享的资源以及他们之间进行的知识交流活动产生的信息都属于基础数据。社区内所有的基础资源都需要经过计算机的分析、处理才能转变成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2）网络服务层。网络服务层可以分为计算服务层、数据服务层、信息服务层。计算服务层：虚拟社区用户的海量信息形成的资源池，该层提供的服务包括资源发现和分配、资源监控、用户认证、任务调度或合作调度、容错处理等[10]。数据服务层：功能主要是通过分布式资源对共享的海量的数据进行集中的计算和分析。信息服务层：主要作用是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服务接口，使各种异构数据资源能够相互访问。
图1 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知识组织模型
（3）本体语义层。这层储存的是对虚拟社区内信息的知识本体，是模型的核心结构，它包含了社区内所有信息的概念化形式，只要用户在社区进行知识检索，服务器都会对检索文字的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限制条件等进行具象本体化，将不规范的检索词进行语义推理，由此实现对不规范检索词的识别和转化。
不同虚拟社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它们的知识表示可能存在着语义的不同，形成知识库的异构性，从而造成知识无法集成共享，无法为用户的知识应用提供便利。本文利用本体把虚拟社区内的基本概念、属性、处理方法和内在关系形式化地表述出来，从而可以共享和重用这些表述。相同类型的虚拟社区本体是可以复用的，不仅消除单个虚拟社区内知识的语义歧义，多个虚拟社区在本体的基础上也可以实现知识的全面共享。
（4）知识服务层。网络服务层和本体语义层已经对虚拟社区内的海量信息进行了概念化的规范表示，系统得对社区内的杂乱无章的信息进行了有序梳理。知识服务层是在此基础上结合社区的成员层次疏通知识流动过程，从而便于对海量信息进行知识发现，促进知识的创新。
4.2.2 模型构建目的是知识创新
（1）模型的特征
1）模型构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知识创新，通过研究虚拟社区不同成员之间的知识流动，结合一定的知识管理技术，全面实现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和创新。
2）模型体现了虚拟社区的宏观和微观的知识流动和转化过程。宏观上了解虚拟社区收集、管理用户信息的过程以及不同虚拟社区之间数据异构集成的过程；微观上，虚拟社区的成员进行了明细分类，从知识需求、知识产生、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关注知识的流动，规范了虚拟社区内的知识转化机制，规范得对虚拟社区进行知识管理，促进知识的创新。
（2）知识组织最终目的是知识创新
本文提出的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知识组织模型在消除各种资源歧义的基础上统一知识表示形式，实现用户对多样信息的全面共享，规范管理知识和信息，促进社区内用户的知识流动和传播，提高知识创新率，促进虚拟社区的发展。
知识组织的最终目的是知识的社会化应用，实现最大程度的知识共享，营造出一种良好的，人性化的知识管理方式。对虚拟社区内的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管理不仅关注知识控制更注重知识创新，在协调控制虚拟社区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最终提高虚拟社区的知识创新，为用户的知识应用提供更多的便利。面对虚拟社区内的信息资源，通过一序列的整理、加工、揭示、控制、导航等步骤进行知识组织，然后各个层次的社区用户交互进行知识发现，从大量现有的或历史知识集中发现并找出最初未知、但最终可理解的有用知识，并用简明的方式显示出来，从而进一步致力于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并将其体现在实际应用中，最终实现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因此，知识组织是知识创新的源泉，最终目的就是充分知识共享基础上的知识创新，并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
5.总结
虚拟社区成员的多样兴趣以及对更多知识的追求促使他们在社区内积极的交互产生了多样的异构信息，利用本体对社区内产生的信息进行统一表示，进行高效组织和管理促进了知识共享、加快了知识创新。总体来说，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本体的虚拟社区知识组织模型的目的是为了高效的对虚拟社区进行知识组织，加速用户的知识创新，实现更多的价值成果，最终促进虚拟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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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的概念篇7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区域软实力”是约瑟夫·奈“国家软实力”概念在区域竞争、发展层面上的应用与延伸，已成为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针对概念、构成要素、提升路径问题依次对区域软实力的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评析，并提出本文观点。文章指出提升我国区域软实力水平，应立足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整体环境，将企业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纳入区域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根据区域自身特点，统筹区域内外软实力建设，努力实现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软实力 区域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硬实力 国家软实力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在回应“美国衰落论”的挑战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力图通过分析文化、价值观等非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构建理解国际竞争和分析国家综合实力的新的理论框架。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它是与硬实力相对存在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硬实力”是强制他国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实力，它是有形的，来自于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是让他人自愿按自己意图做事的力量，它是无形的，来自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制度安排和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显然，奈所说的“软实力”是一个比较宽泛且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它是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显性实力而言的隐形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精神、思想、文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具体体现。奈关于软实力的理论使长期以来隐伏于无形之中的国际关系间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制度体制等的暗中较量公开化、明晰化、理论化，并由此开创了国际竞争的一个新领域——软实力。此后，“软实力”理论受到世界各国政要、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国内，较早研究国家软实力的学者主要有王沪宁等人。王沪宁在1993年提出，政治体系、民族士气、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发散性力量表现为一种软实力，并对软实力的特点和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软实力问题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间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博弈的日趋激烈，区域形象、文化感召、制度创新等“软力量”对区域经济的倍增效应开始凸显。为了阐释和预测区域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国内一些学者类比国家软实力，提出区域软实力的概念。应该说，区域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概念在区域竞争与发展层面上的应用与延伸，已成为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评述国内学者对区域软实力的研究，以期更好地推动区域软实力理论与战略研究，为我国区域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区域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一）研究概述
区域软实力这一概念虽然提出较早，但最初都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此概念较权威的界定来自于马庆国等在2007年出版的《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区域软实力被定义为“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制度和服务行为）、人力素质（居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这种‘软'的力量能够吸引区域外的生产与消费要素，协调本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提升本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品位，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2008）则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直接诉诸心灵—或者说精神—的方式，发展、动员和发挥区域内外的心智能力的作用来达到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能力。这样说来，区域软实力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区域征服、占领外部心灵的能力；其二便是区域内部的心智潜力。
周晓宏、王小毅（2007）认为区域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区域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如果把其中的物质力量称之为区域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硬实力
那么区域在生存和发展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精神力量、文化力量和对外影响力则称之为区域的软实力。吴光芸等（2009）认为：区域软实力是指在区域竞争中，通过文化、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的建设，不断增强区域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人才资源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经济运作系统的协调、扩张和倍增效应，从而全面提升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品味，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无形力量。胡建林（2007）将区域软实力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区域，依靠其特色文化、人文素质、精神风貌、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等产生的创新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2006）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区域创新力、凝聚力与影响力，也表现为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以及环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研究评价
区域软实力理论为全面考察区域综合实力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为理解区域竞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软实力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既提供了在空间上理解的宽度和角度，也容易造成这一概念运用的泛化。因此，国内学者对区域软实力在概念上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上述概念的理解，既借鉴了约瑟夫·奈对国家软实力理论的阐释，又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把软实力理论拓展到区域发展层面，体现出国内学者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从概念界定的逻辑理路来看，马庆国和吴光芸对区域软实力概念的研究，采取了“列举+作用”的方式进行了描述，强调了区域软实力的非物质性，但在列举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上可能会存在抽象不足和列举不足的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概念的简洁性。周晓宏、胡建林和台州市发改委课题组主要是从外延的角度对区域软实力进行了界定，在研究方法上属于归纳逻辑的研究路径，不利于实现对概念的全面把握。从概念的实质内容来看，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的研究则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仅仅把区域软实力看成一种主体间性的柔性力量，而忽视了区域软实力本身的客观性，这种就某一特点出发的概念界定，也导致了难以把握区域软实力核心要义的问题。（三）本文观点
结合上述分析和借鉴国内外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区域软实力主要指在一个国家内，某一个区域在文化力、制度力和居民素质力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区域内外行为体的感召力、吸引力、创造力与整合力。其中，文化是观念前提，制度是支撑和保障，人力素质是关键和核心。具体而言，区域软实力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区域软实力的非政治性，即区域所指的范围是限于一国之内，它排除了国家软实力中的政治发展因素，而强调实现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目标。二是区域软实力的客观性，即区域软实力虽然不像硬实力可以直接进行量化分析，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力、制度力和素质力，同样客观存在并能够被直接感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区域软实力来源途径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从来源途径来看，它源于一个区域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公信力、人力素质等多种渠道。同时，区域软实力还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如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居民个人软实力。
区域软实力构成要素的探讨
在界定了区域软实力的概念后，有必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了解。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内外关于国家软实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对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广泛探讨，其观点也不尽相同。
（一）研究概述
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2008）认为，区域软实力的载体主要包括区域文化、公共管理、人口素质。周晓宏等（2007）的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区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素质是构成区域软实力的主要要素。他们都认为区域形象是考察一个区域软实力的主要要素，但鉴于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已得到了综合体现，故不再单列为独立的一个构成要素。但周晓宏等在构建区域软实力评价体系时又将其单列出来。吴光芸等人（2009）则在上述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了政府公信力这一要素。姜运仓（2010）则在列出政府管理和服务、区域文化、人力资源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单列出区域形象这一指标，并添加了生活环境这一要素。另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明确地将区域软实力构成
要素界定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马庆国等认为，区域软实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一是区域内的，即激发区域内民众的创造激情和提升、实现其创造潜力的能力，主要有区域政府的公信力、区域社会的凝聚力、区域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区域居民的创造力等；其二是区域间的，即以吸引、感化和道理说服的途径来争取区域外对象的能力，主要指对区域外的吸引力等，这些非物质因素即成为区域软实力构成的基本要素。
（二）研究评价
国内学者对区域软实力构成要素的理解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呈现出的特点是对构成区域软实力要素多元性的肯定。研究者对区域软实力的理解，已超出约瑟夫·奈最初对国家软实力构成要素的阐述。除核心要素──文化、价值观以外，增添了区域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新要素。这既是对奈国家软实力理论的超越，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和“区域化”。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许多研究仅罗列了区域软实力构成的要素集，缺乏对具体内容，特别是构成区域软实力诸要素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对核心要素缺乏必要的归纳与提炼，因而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过于笼统和宽泛，导致解释力不足。二是学者们未能将企业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纳入区域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导致研究的不完整性。
（三）本文观点
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借鉴黄金辉、丁忠毅（2010）在研究国家软实力构成要素时的观点，本文认为，区域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区域资源禀赋结构，二是区域运用和创造资源的能力。从资源禀赋的时间结构来看，可划分为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三类。历史性资源禀赋包括区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核心要素。现实性资源禀赋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区域文化、区域形象等诸多因素。未来性资源禀赋主要取决于历史性和现实性资源禀赋，其核心要素是区域创新能力，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从资源禀赋的空间结构来看，可划分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类。从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指国家制定的有利于促进该区域发展的特殊政策等。从地方层面来看，按照“管理无边界”的管理理念，指本区域可利用的其它相关区域的资源禀赋，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互补的倍增和扩张效应。在这些资源禀赋中，文化是内在基础，制度是文化的外化与固化，又是区域进一步发展和体现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两者共同决定了软实力的性质、潜能，及其转化为硬实力的可能性。因此，区域文化和制度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当然，一个区域的软实力不仅源于其资源禀赋条件，而且取决于该区域运用其资源禀赋的能力。这就与该区域的人力资源素质能力休戚相关，这种能力的关键在于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结合，并充分发挥二者合力的技巧、艺术和潜力，即约瑟夫·奈等人最近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
区域软实力提升路径的思考
对区域软实力概念的界定与其构成要素进行探讨，其目的在于不断提升区域软实力发展水平，增强区域竞争力，最终推进国家软实力整体水平的提升，提高综合国力。
（一）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对提升区域软实力的路径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吴光芸等认为，提升区域软实力应主要侧重于五个方面：第一，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第二，构建区域社会信用体系。第三，突出区域特色，培育创新、信用、合作、开放的区域文化，鼓励和引导诚信合作的人文环境。第四，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第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素质。胡玲敏（2010）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提升区域软实力：一是建立软实力提升的动力机制；二是完善软实力提升的协调机制；三是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打造人才高地；四是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五是加强区域精神文化建设，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特点各不相同，各个区域也都结合本区域情况和软实力建设的固有特征，指出了推进区域软实力建设的相关对策。孟东方（2008）认为提升软实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重庆市应实施八大工程推进软实力建设，即：实施核心价值培育工程，提升城市发展引领力；实施城市精神培育工程，增强城市发展内聚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工程，增强城市发展塑造力；实施科技创新推广工程，提升城市发展创造力；实施加强文化建设
程，提升城市发展依托力；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工程，提升城市发展支撑力；实施发展环境优化工程，增强城市发展吸引力；实施城市形象塑造工程，增强城市发展拓展力。魏佐国（2008）认为应从五个方面提升江西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塑造江西人新形象，深入挖掘江西优秀的文化资源，大力调整人才教育结构，积极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四川省社科院“新崛起”课题组则认为， 提升各级行政机构公共管理水平加强开放合作管理人才的扶持和培养营造积极活跃的开放合作文化氛围是提升四川省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二）研究评价及本文观点
综上，国内学者大多都结合了各区域具体的历史、社会、人文、生态条件的差异性，以及区域发展水平，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探讨了区域软实力的建设路径，对增强我国区域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增强区域内生发展能力和改善城市形象等方面，较少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整体高度出发，对区域软实力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进行全面审视，研究的视野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软实力水平，应立足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整体环境，将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企业软实力，甚至个人软实力建设纳入区域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客观分析区域特点和优劣势，深刻把握软实力和硬实力关系特征，加强对内对外软实力的协同互动，探讨实现区域软实力发展的有效路径。
首先，应将文化软实力与企业软实力、个人软实力纳入区域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进行全面思考。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区域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和关键，良好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一些学者将区域文化软实力直接等同于区域软实力，而忽视了区域软实力建设中非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利于区域软实力建设的均衡发展。区域软实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域是企业软实力和个人软实力建设。在区域发展日趋加快，区域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软实力的提升是区域综合实力增长的核动力。而人力素质能力是区域运用区域资源禀赋能力的关键，对提高政府效能、促进企业创新、建立诚信社会、改善区域形象、促进区域全方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仅从地区层次探讨区域软实力建设路径，容易导致研究目标层次过低和分析深度不足。因此，必须把区域软实力建设置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环境下，服从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整体要求，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个人软实力、企业软实力的发展，这既有利于避免研究的片面性，也有助于克服区域软实力建设中的“狭隘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思维导向。
其次，努力实现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建设的协调发展。软实力和硬实力是构成区域综合实力的两个方面，具有同质性。硬实力主要源于有形的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则侧重于精神文化和制度因素，二者又具有差异性。但两者互为支撑、相互转换。硬实力是软实力建设的物质基础，软实力建设具有转换为硬实力的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硬实力发挥作用的路径。因此，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软实力水平，必须把握软实力和硬实力关系特征，促进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的优态互补发展。当前，在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发展快速推进、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应把软实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推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为实现区域软实力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再次，积极促进区域内外软实力建设的协同推进。区域对内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区域内民众对现有制度的认同和维护，从而激发区域内民众的创造激情和提升、实现其创造潜力的能力。区域对外软实力主要指区域间的，即以吸引、感化和道理说服的途径来争取区域对象的能力。一般而言，对内软实力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对外软实力；同时，对外软实力的提升，又可以促进对内软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呈正向变动关系。而在区域竞争中，更多关注的是对外软实力建设，未能充分重视对内软实力发展，从而不利于区域软实力的长远健康地发展。但仅关注于对内软实力的提高，而忽略对外软实力的发展，也是与区域经济日益竞争合作化的方向不相吻合的。置身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大环境下，区域在发展中要克服软实力建设中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方式，统筹区域对内对外软实力的协调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区域
软实力建设，从而最终实现我国软实力总体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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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的概念篇8
“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的。19世纪中叶，后西方生物学家把生态学定义为“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外部世界，亦即广义的生存条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到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环境、气候、资源、人口等急迫问题的现实挑战，科学界把生态学及生态的概念和范畴扩大到更为整体和广泛的大系统，进而认为：“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E.P.Odum，1971)。而后出于对一切生命系统的整体关照及类型化的叙事，又衍生出所谓“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及“社会生态”的相应概念，趋向于把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归于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形成了更为整体、包容乃至广义的生态学认知。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和公共艺术的实践中，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及社会生态平衡的思考与方法，必将成为其价值理论关注的重要内涵。
当代西方景观及公共艺术的实践与观念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关注或借鉴的内涵。例如法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艺术批评家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的有关言说即是其中一个方面，她认为当代景观及公共艺术实践的原则可归纳为诸如：“接待”“沟通”“嵌入”“共融”“多元”“过程”等6个主要方面。尽管她是以相应的语境和某些案例作为表述的背景，但却不失其理论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就当代公共艺术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及价值取向作出必要的关注与分析：
所谓“接待”，是重在艺术品的设置及其所在区域对于来访者们的接纳效能及其亲和力。而非仅仅为了突现艺术品本身的主体地位及其自我表现的价值。其间，强调便利公众临近和享受艺术的构想和方式、方法，使临近或接触艺术的公众作为艺术文化的主体，具有被接纳和关照的体验。这里更为强调的是艺术介入公共场域的形态、功能的服务性和亲和性。
所谓“沟通”，是强调艺术品与观赏者之间的心理对话及交流，意在通过艺术的手法诸如空间、结构、材质、肌理、光色及整体环境氛围的建构，或是通过艺术的公共参与方式而使得艺术品可以调动和激发观者们的情感经验和实地的内心体验，形成某种游心于物、物我相融的互动效应。
所谓“嵌入”，实质上是指艺术对于空间的介入不是简单或粗浅的硬性移植和照搬，而是应该生发和扎根于特定场所，特定语境及其原有生态系统之中，而非唐突、孤立的自我张扬。应该形成与当地自然和社会历史及其生态系统间的有机关系，乃至以“平民化”“生态化”及“微叙事”的寻常且精彩的方式融入自然和社会之中。
所谓“共融”，是指艺术品融入景观环境和社会公共生活空间时，须成为其原有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和谐、有益的部分，同时也是指艺术品或艺术事件的介入须与特定地区或场所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模式相关切和融通，使艺术表现与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间产生互利、共赢及相互印证的效应。
所谓“多元”，在于明确和兼顾由于当代社会和文化主体及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在景观和艺术文化上形成多元的形态。强调公共艺术须显现社会文化生态及审美经验的多样性、差异性及实验性，而非某种单一的、强势的、固定的外在形式和概念的一律化。
所谓“过程”，意在注重艺术介入空间及社会的程序、方式及时间过程，而非仅仅注意艺术本身的媒体效果及艺术圈内部的反映。其中，强调的是对于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社会过程，包括所引发的文化观念、制度、心理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从而把艺术的公共介入作为维护和提升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以及市民素养之潜移默化的途径。
综合以上原则性内涵的理解，我们注意到，它们较为集中地显现出一种当代公共艺术的特征和趋势，这就是使艺术的目的、意义和方式脱出传统的概念、边界和范式，也即跳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本体概念以及唯美的形式价值范畴，而把公共艺术作为服务于特定人群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文化方式及方法，把艺术作为社会成员分享个体经验以及自由体验自然生命和社会现实的心理过程与文化过程。其中强调的是更多地注重景观和公共艺术的介入和形成的过程、公众的体验过程和理解过程，同时，也是强调其注重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的目的和过程。显然其观念和主张，不是口号式的教化，不是远离普通人经验的宏大叙事，不是表现自上而下的某种权利的赐予，也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去遮蔽和剥夺自然及人文生态的本质需求，而强调的是当代公共艺术的文化原则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地尊重自然、尊重社会、尊重普通公民乃至尊重一切生命体的价值理念之上。
注重观众及个体对于公共艺术及景观内涵的肢体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恰是尊重观赏者的内在能动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强调艺术的体验并非仅仅是视觉的直觉印象。而是提供和调动介入者或参与者以细微的、非物质性的心理感受。公共艺术恰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公共参与方式和体验方式来显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从而引发公众对于各类问题的思考、质疑、议论和行动。因此当代公共艺术在方法和观念上必然应该具有其问题性和实验性，以免成为俗套的概念化、虚幻性概念的自我诠释以及停留在某些风格样式上的无休止的拷贝。
鉴于中国目前大量以公共艺术名目出现的艺术，绝大多数却与当代社会及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内涵相疏离，仅成为一种视觉景观的摆设和取悦感官的审美形式，从而削弱或抹杀了公共艺术的属性和真意。当代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反映和回馈公共社会的问题和精神需求。试如：关注公共艺术所在区域的城市移民及社区振兴、拯救森林与湿地、工业污染及生态恢复、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共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卫 生危机以及妇幼教育及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等社会现实问题。稍加具体地说，比如在针对城市环境、产业结构再造以及恢复废旧工业园区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公共艺术的理念和实施方法往往首先会运用科学的生态学方式，使该区域的土壤、水系的品质及生物、微生物系统得以改善和恢复，使该区域内独特而典型的人文历史内涵得以维护和显现，并对其生态和人文资源进行合乎当地自然和社会之长期利益的开发利用。艺术在其中显现了创意、融会、激励及媒介的角色和作用。又如一块城市用地的景观规划和公共艺术设计中，力图把本区域中积淀的地理特征、生态信息、城市记忆(包括原住民的习俗、社区脉络、建筑环境、行业形态等)予以有选择的保存和标示；同时，注重当今社区中不同年龄、性别及文化层次的人群的公共生活方式和行为需求，从而在景观样式和公共艺术的介入方式上依循和显现本区域的生态与文化特性及其精神内涵。显然，融入和反映特定地区的生态及文化，并具有个性意味及社会参与的公共艺术才可能被公众所关注、接受和铭记。
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家及艺术家习惯于概念性及宏观地诠释景观及公共艺术，而对于公共艺术与自然和社会的具体关系以及由于时间和人为因素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艺术问题却往往易于忽略。我们当今的许多冠以公共艺术名义的作品和景观设计恰恰是由于缺乏对于特定地域或社区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社群文化心理的研究――而流于某种概念化、程式化、雷同化的表现。此类现象正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派翠西亚・飞利普斯(Patr[ciaC.Philips)所言“一些公共艺术的弊病在于缺乏具体性，流于空泛和简单。……公众是千差万别、变化不定、活泼而挑剔的，它源自所有市民的私生活之中。公共艺术呈现在公众面前之后，最终也将成为他们的私人经验。视觉的感知结束后，心灵的感受将更持久的存在”。存在简单化、空泛化的公共艺术作品的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许多管理和决策者的“长官意志”以及想当然的肤浅作为；另一方面，还在于艺术家事先并没有对特定项目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场域特性的分析，缺乏具体问题和需求的针对性。亦即没有认真思考特定的公共艺术应该出现于何处，它的主要观众是哪些人，它需要诉求和涉及什么样的问题，它要表达什么样的意念或思想。我们早就注意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并不存在人们曾经臆想的统一的、普世的、永恒不变的“公共”概念或公众理想，而有的却是随着自然和社会因素急速变换下的不同社群的具体需求以及不同时期的价值需求。
当代公共艺术的实践和经验不断提示人们，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而且永恒不变的“公共”内涵，它落实到可以辨识和实行时则是属于特定地区的社群的、具体的和处于历史与现实的变动之中的。同样，无论一个场所的含义还是它的实际用途，均会随着时间和人群的变换而发生不同的。因此，简单地追求永久或趋同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历史情境的。犹如理查德・桑尼特(Richard Sennett)’等人所议论的那样：“私人生活是个人的状况，而公共生活却是由众人所创造的――而且每一代都会创造新的公共生活。回顾历史，大多数社会都具有可识别的‘公共生活’，但‘公共’的概念却经常改变而灵活。所谓‘公共’，在当代文化中可能是最难以实现的理想。……人人都得面对挑战，就是要确认其私人和公共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尝试接受这两者之间能够相互启发、却又充满矛盾的本质”。因此，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当代公共艺术需要更多的能够与不同地区、不同社群及不同的生态状况产生具体而深切关系的短期性展出的作品，因为当它并不一味地追求永恒或笼统的“宏大叙事”的时候，才更加可能实现与当代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经验产生密切的关系，也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实验性、当代性和批判性。从而成为广义生态学内涵中生动、鲜活的单元对象和组成部分；也才有益于人们把抽象化的公共理念与具体化的公共叙事加以有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