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政策范文

新的经济政策篇1

一、经济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新型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新常态的内涵就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思路。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种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对经济的新常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影响，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一种新的压力。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一个探讨经济领域复苏的论坛中，用来总结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复苏的过程。在2014年，在河南进行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又在APEC的开幕上阐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思维、新举措以及新动力等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管理理念、背景以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会出现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的积累造成的，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经济还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趋势

在2013年，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二万亿，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在2014年，根据以往公共财政收入的工作报告，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十三亿。可是2012年以前，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一直是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自2012年以后，从以上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走下行通道，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银行的财政收入是稳定在最低的增长速度上面，有的甚至都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标准。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渐变慢的过程中，2014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新常态，由原来高速的增长速度变为低速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看到财政积极的一面，不可以失去信心。国家需要制定适合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的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的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政策是一个从短期的需求管理下，推进经济结构体系发展的改革，我国财政政策的新趋势，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思想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思想，重新对财政政策进行定位。

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合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以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小我国财政收入的财政赤字，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姿态，调动更多的可用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还要树立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向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拓展和改革，采用新型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改革，也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财政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先导。为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要做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

三、结束语

新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创新驱动 政策边界 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根据激励相容理论的内容，激励相容环境的培育，需要满足两大条件，即政策激励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其中，激励的一致性是指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目标之间应该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策目标和企业创新目标要体现出一致性。激励的公平性是指创新政策的框架内，政策接受者从政策中获得的激励与其实现政策制定者要求所应该付出的努力是对等的。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创新政策所创造给个体企业的政策红利正好能够帮助企业在当前的状态下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

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能够准确地设定政策目标和内容，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行业创新发展的特征、不同企业创新的特征，对行业创新绩效目标、企业创新目标进行非强制性的部分指导。其次，在指导性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给与实现个体以额外的创新激励，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创造创新合作条件等。

参考文献：

[1] 陈清泰.在培育新兴产业中的政府作用[N].科技日报，2010.10

[2] 张世贤.阀值效应：技术创新的低产业化分析――以中国医药技术产业化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3] 张静.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政策的激励相容性分析[J].中国通信，2008（4）

[4] 张永安，李晨光.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

[5] Dodgson， M.， & Bessant， J. R. （1996）. Effective innov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6] Kim， L.， & Nelson， R. R. （2000）.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Patanakul， P.， & Pinto， J. K. （2014）. Examining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5（2）

[8] Wijen， F. （2014）. Means versus ends in opaque institutional fields： Trading off compliance and achie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standard ado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3）

（作者单位：李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张晓慧，清华大学经济所社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84）

（作者简介：李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2013级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张晓慧，清华大学经济所社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经济学博士。）

新的经济政策篇3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新的经济政策篇4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 “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所有这些,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的经济政策篇5

加入WTO以后,俄罗斯的行业竞争加剧。较强的科研水平和较为雄厚的生产基础,以创新科技占领全球市场;鼓励对创新领域进行投资,一方面特别要扶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俄政府拟借助税收、关税等政策杠杆,引导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创新;俄罗斯应具有完整的研发产业链,需要不断发展创新产业链;俄应加强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财政扶持力度。普京指出,俄罗斯必须在2020年前拥有数所世界级水平的高校;2018年前俄政府用于科技创新的投资将增加数倍;到2020年,高新技术行业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比目前提高50%。

二、“新经济”政策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资源型经济转型艰难。俄罗斯这十几年的能源原材料产品的大量出口,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基金、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及居民高档消费品提供了保障,对于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经济增长基本进入稳定阶段之后,俄罗斯应适时的将发展重点转入创新型经济领域,选择好创新经济的发展路径,使创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好资源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是对俄罗斯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二)创新型经济发展条件不成熟。对现有的创新经济发展思路,俄罗斯国内外观望和质疑者较多,其原因在于:该计划政府主导色彩过于浓厚,市场机制不足,转型缺乏原动力;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人才流失严重,国家创新体系受到削弱;产业结构升级缺乏梯次渐进性,没有现代制造业做支撑,高端技术难形成集聚效应;俄企业创新意识薄弱,开放意识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极易虎头蛇尾;实施现代化的资金由精英集团掌控,投资机制不透明,对私人投资的优惠政策不明确。按最乐观的估计,俄要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转型需要10～15年时间,其对经济发展的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

三、结语

普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安全与自己的政治生命密切相关,更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就如俄罗斯《专家》周刊3月12日的一期文章中说,“不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兑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强军,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因此,“新普京时代”必将成为俄罗斯变革与发展的时期。在未来的6年任期里,普京将会继续保持延续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并努力“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同时要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动政府主导下的“新经济”政策,以期实现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崛起的目标。但鉴于经济发展模式等顽疾短期内无法解决,普京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新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反垄断政策；新经济；经济全球化；进入壁垒

一、创新重要性的凸现要求反垄断政策立足于现实的市场结构——垄断竞争

新经济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经济，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呈现出全新特点的创新型经济。因此，将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归于创新是毋庸置疑的。创新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更适合于创新呢?现实情况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主要缘于：

1．创新的风险性创新需要大量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企业通过直接从政府、社会、创新板市场进行风险融资，对无形的创意或点子进行的投资，当期的投资只能通过后期利润来回报，这一点不同于当期的投资就可以从出售产品的利润中获得回报的常规投资。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激励创新，后者限制创新。由此看来，创新投资的风险性、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向投资者支付较高的报酬，企业前期的大量投资也只能通过后期增加创新产品的销售来收回，因而投资的固定成本极高，但现代电子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生产、销售技术的发达，却使创新投资的边际成本极低。新经济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创新的成果只有通过获取市场垄断力量，才能产生赢利否则，如果缺乏市场垄断力量，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将会极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将创新产品的价格压低至边际成本，从而无法弥补高昂的固定成本，其结果自然是无人愿意创新。这表明新经济发展依靠创新，创新需要垄断，新经济时代垄断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只是垄断势力不同，垄断程度有别而已，具有相当大垄断势力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企业依靠有限的垄断力量，通过创新，展开竞争。但这里的垄断并不全是产品差别化、进^壁垒、规模经济等引起的，更多的则是基于技术先行创新、品牌或文化习惯、市场先人等因素在一段时间里占有市场优势的情况，因而垄断并不排除竞争．相反，在竞争者的模仿、追赶、超越中，这种垄断很难保持。这里的竞争也不是以价格手段为主．而是以更高档次上的来自于潜在威胁的非价格竞争为主．正如克鲁格曼(P．Krugman)所言：“当你在通用汽车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从事电子或诸如此类的行业，那么，可能打败你的对手的名子你连听也段有听说过。这样，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可见．新经济时代，垄断只是相对的，竞争才是绝对的。竞争的结果要么是适者生存．要么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式的创造性毁灭。所谓创造性毁灭，是指竞争对手依靠更新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垄断局面，形成新的垄断。但垄断并不妨碍创新，而是促成创新．推动更新的创新，“它形成了使创新不断出现的最大基因竹。因此．反垄断政策在调节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实现经济效率，还是推动创新?为什么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肢解微软的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推动创新”作为自己的主要理由?这是否意味着新经济时代反垄断政策更应注重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保护?

2．创新的动力从创新的动力来看．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这类企业在技术创新后一段时间内可以持久地保持优势地位；二是竞争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这类企业在技术创新后．很快会遇到新的对手，优势难以持久，引起创新困难。假定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停止；假定只有后者而投有前者，就会出现模仿而无太的创新。显然．技术创新要求既保持一定的垄断性，又不失竞争活力的市场结构，只有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能推动技术创新。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四种具体形态：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均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现实性．现实的市场结构是以介于二者之间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为主，在产品差别化条件下．寡头垄断实质上也是垄断竞争。这一点早在产业组织理论形成之初，张伯仑(E．H．Chamberlin)等人就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也是为什么现有反垄断政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并不是一味地消除垄断，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对垄断的限制和对竞争的培植。新经济时代，创新的突出重要性，不仅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现实的市场结构的正视，对垄断的普遍性的认可，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反垄断政策的倾向性的重新思考：反垄断政策是更倾向于对垄断的培植而不是抑制，还是相反?

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要求政府制定反垄断政策的视野更加开阔——关注国家战略利益

新的经济政策篇7

1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束缚

1.1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首先是产权保护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善，当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的提升，民营经济的资产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民营经济财产保护产权制度的建设还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比如说我国的民法通则当中虽然对不同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进行了规范，但是很多规定都不是非常的具体，此外在产权保护上也没有赋予民营经济充分的合法权，这样也局会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纠纷问题。其次是市场主体产权保护法律中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企业形式呈现出了非常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双轨制特征，这种特性使得市场经济在完善和管理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其甚至已经对新制定的法案推广构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这样一来也就影响到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1.2金融制度的束缚首先是直接融资制度的束缚。在直接融资制度的建设方面对债务的融资和股权的融资，民营经济所获得的渠道较少，空间也比较小。在国内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当中，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层次感的法律法规体系，证券市场更是如此，其在准入机制上完全就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要想获得融资就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方法。其次是间接融资制度的束缚。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国有化金融建设的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行业一直都在受国家的控制。在这方面金融制度的鉴定方面还是需要满足大型国有企业的需要，国有企业和国家所属的银行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刚性需求，所以民营经济在融资上会处于相对比较不利的位置。此外，我国的金融制度建设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就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采取紧缩的政策，所以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扶持力度减小，融资的要求也更加的严格。

1.3市场准入机制的约束当前所建立的市场准入机制在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是不够详细的，同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偏心的现象。虽然我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原则有了一定的放宽，但是其中一些条款的规定还是比较概括，可行性不足。此外，一些行业虽然已经采取了对民营经济开放的政策，但是看其在准入的要求上过于严苛，所以准入成了一纸空文，国家垄断还是比较明显，民营经济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1.4传统体制以及意识形态惯性的约束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是会受到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计划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还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经济政策的内容都成了为国有企业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样一来也就使得民营经济的市场份额增加遇到了比较明显的瓶颈。

2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

2.1促进产权制度完善对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进行不断完善立法过程中，尤其是要加强权责同义务的统一性在不改变经济主体法律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宪法中私有产权保护结构的完整性也就是说，需要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制度方面进行解决并且，还要有效地提高条款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从而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环境中各市场主体的法律和发展公平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诸如经济主体的“”等法律条款已经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释，甚至造成了阻碍，因此，要对这些条款进行有效“清除”，并添加符合时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以便于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2实现金融制度创新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利用金融服务自身对工作的创新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还要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使得整个资金的配置更加的合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可以更好的推动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金融行业运行过程中体制改革的质量也会不断的提高，此外还可以组建更有利于银行市场化的相关制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对我国的国有银行运行机制予以改进，突破传统的标准，将原来的审批困难，过程繁琐等问题合理化解决，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贷款服务。其次就是要合理的控制市场准入原则，应该给民营金融机构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样也就使得金融信贷行业能够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使得民营经济更加平稳的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提供更加坚定的资金支持。

2.3拓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权限首先，要对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准人机制进行合理废除，并制定出符合时展的配套政策，进而大幅度提高市场准人政策的公平性、规范性以及开放性有效地保障市场准人的统一原则相关的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民营经济的资本禁人范围社会公开化，从而使民营经济在投资过程中更为明确同时，政府部门还应该推行统一的市场准人标准，使得各类企业都遵循同等的进人标准，促进市场机制的健全。其次，降低市场主体准人标准，减少行政许可审批一是适当放宽企业的设立条件，降低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放宽企业的注册条件加快公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是降低企业设立门槛的根本解决办法二是下放行政审批权，向市场放权严格履行“取消一批”“、限制一批”的权力审批原则。并且，对审批程序进行规范、完善以及优化。

3结束语

我国宏观调控在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同时民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困境，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的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 流动性新规 货币政策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十年中，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重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全球经济和金融联动性增强使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冲击的传播，尤其是通过金融途径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金融全球化拓展了经济危机传播的渠道，加剧了风险的相互融合。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全球化使得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并增大了央行预测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复杂程度。

一、流动性新规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

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

净稳定融资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

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

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

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

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

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

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

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三）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

为了实现达到控制通胀和稳定产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尝试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构建一个加入汇率变量的泰勒规则模型，描述了央行如何在政策利率和名义汇率之间进行取舍，以达到稳定物价和产出的目的。模型测算的政策利率水平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智利、印度、马来西亚、秘鲁、泰国和土耳其的实际政策利率水平相当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