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财税政策范文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1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来说，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展，税制设置时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长产出扩张积极地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加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理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作用。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2

[关键词]供电企业；财税政策；筹划；争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6.000

[中图分类号]F426.61；F40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6-000-02

财税政策筹划对供电企业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供电企业方方面面，从合同签订开始一直到业务运作都存在，它也成为供电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然而，供电企业在开展财税政策筹划中还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展开研究，促进供电企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1 供电企业特点及财税政策筹划现状

1.1 供电企业特点

供电企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所有制多样化，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有直接关系，多样的所有制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提高供电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第二，经营方式多样。尤其是县级供电企业，这种特点较为突出，采用多样的经营方式，有利于提高供电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还可以带动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增长。第三，管理模式多样，这与我国国情相符，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供电企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供电企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多样管理模式在供电企业的应用，对现代电网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2 供电企业财税政策筹划现状

对于供电企业来说，其经营环节与阶段十分多，这也意味着供电企业财税政策筹划要存在于所有工作中，所以，就要采用多种财税政策筹划方法。在供电企业（特别是县级供电企业）初级发展阶段，并不存在财税政策筹划，企业工作的开展多依赖于上级管理部门。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财税政策筹划，供电企业的财税政策筹划工作应从经营阶段开始，主要是做好税收筹资与核算。但很多供电企业并没有做好这一点，很容易造成资金浪费，更不利于供电企业稳定发展。

2 供电企业财税政策筹划中遇到的问题

在良好的财税政策筹划影响下，供电企业能够节约大量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即便是相对完善的财税政策筹划也会让供电企业的发展陷入发展僵局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财税政策筹划容易给供电企业带来税务风险，这与企业内外管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有一定关系，一旦出现税务风险，企业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第二，财税政策筹划自身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会随着财税政策筹划的实施转移到供电企业运营中。第三，在供电企业发展中很容易发生财税政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进而导致无法全面解释财税政策，再加上相关操作细则并不清晰，也会引起供电企业相关部门出现理解偏差，同时，各个监管部门因受时间或地域影响，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家宏观政策，它也会影响到电力企业税收策划的执行。第四，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很多政策会发生变化，相关监管部门也要联系实际更新财税政策，然而，很多财税人员都无法及时了解新政策，加之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受编制影响，经常要兼任会计工作，工作量也会随之增长。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额外时间学习新政策，只能做做报税纳税等简单工作，财税政策筹划也就不复存在。

此外，尽管供电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财税政策筹划的重要性，但依然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尤其是无法正确理解新税收政策，且财税基础工作缺乏规范性，也会影响到财税政策筹划的开展，也就无法发挥其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作用。再加上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也会引发税务风险。这样一来，企业管理者就会采用较为保守的方式减少损失，也就没有将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筹划方案作为主要工作之一。这些都是供电企业在财税政策筹划中容易遇到的问题，所以应联系实际情况，做好财税政策筹划工作，推动电力企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3 供电企业做好财税政策筹划的必要性

供电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发展。供电企业发展状况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供电企业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因此，供电企业就要完全透彻理解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形成正确风险意识，认识到电力企业税务工作的重要性，做好财税政策筹划，供电企业更要避免涉税犯罪，正确理解相关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财税政策筹划，减少不必要损失。

4 供电企业做好财税政策筹划与争取工作的方法

4.1 建立税收风险防控机制

由于我国很多供电企业还不能完全正确认识财税政策筹划风险，还处于逐步探索阶段，所以，供电企业首先应建立税收风险防控机制，做好实践工作，实行精细化管理，联系供电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创新管理方式，尤其是在税务缴纳中，一定重视集约化税收资源的收集，加强与国家经济方向及税务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全面提高税收风险自查能力，尽量做好纳税完整，避免多纳税或少纳税情况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根据国家电网相关指示，各个供电企业应合法经营，加强成本控制，重视集约化管理，不断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所以，供电企业就要以此为基础，构建适用于电力企业的税收风险防控体系，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认识到企业在享受国家政策与奖励的同时，还要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只有这样才能降低风险成本，实现安全管理，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自身价值。

4.2 重视防控机制的运用

在税务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运用该机制。这就需要供电企业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创新企业现有管理理念，形成正确管理意识，注重实用性的融入，运用科学管理机制，确保税收管理机制始终处于高效、可靠运作状态。同时，还要完善现有税收管理措施，要求企业相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该规定开展工作，一旦出现私自违背的情况就要严肃处理。

第二，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联系企业实际情况设定好权限标准，在内部控制机制中加入税收风险控制，明确责任，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具体人员身上，防止出现事故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保证各项工作都有具体人员负责。同时，还要重视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确定风险评价流程，划分好风险识别等级，提高风险甄别能力，能够按照风险等级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提升风险预测能力，在风险发生前就能了解由此带来的损失，尽一切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此外，还要拥有转移风险或分担风险的意识，风险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供电企业联系自身实际情况，将风险转移出去或将风险分散开。

第三，注重精细化管理的融入，认真解读国家政府推出的每一项与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正确理解这些法规，控制好税收风险，防止安全隐患的发生。为保证能够正确运用国家政策，避免触及新法规底线，供电企业应加强与专业部门的联系，如税务机关等，与税务工作者搞好关系，随时向其询问相关政策，遇到不懂或模棱两可的问题也要在第一时间咨询，确保企业财税政策筹划正确。

第四，重视均衡化管理体系的融入，保证供电企业始终属于良性运作状态中，这样也有利于税收收益的实现，进而将风险降到最低。为做好财税政策筹划工作，还要注意环境氛围的创设，供电企业管理者应认识到财税政策筹划的重要性，在会议上强调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让相关工作人员多与税务部门相互交流，做好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划分好工作责任，避免负责财税政策筹划工作的人兼任其他职务，减轻其工作压力，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新法规，这样一来也能够为纳税筹划与税收风险防控创设良好条件，开辟新型道路。

第五，为做好财税政策筹划工作，还要重视建立税收风险新型档案，以便为税收风险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意见。这其中还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加强这些档案的管理，对于纸质档案，应经常通风换气，防止档案受潮；对于电子档案要每隔一年或两年重新刻录一次光盘，防止长期使用光盘出现磨损等情况，影响后期使用。

4.3 发挥防控机制优势

要充分发挥防控机制优势，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做好对税收政策的研究，利用合适的宏观管理政策，根据国家要求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方向，应用适合本企业的税收政策，为财税政策筹划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同时加强税款节约，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控制好资金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其次，提升企业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建立完善的风险预控机制，将风险降到最低；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经常检查工作情况，一旦发现存在问题，就要做好整改工作，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全面部署好工作，根据当地政治环境与经济状况开展工作，提高对本企业的要求，做到精益求精，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此外，还要制定风险预控措施，提高抗风险能力。

再次，加强财税政策筹划环境的构建。供电企业的发展要做到依法经营，就需要构建财税政策筹划环境，让相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身责任，并联系企业自身情况，让专业人士提供指导意见，推动企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最后，供电企业还要积极借鉴其他企业在财税政策筹划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既包括国内企业，又包括国外企业，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这些成就与企业自身联系在一起，避免出现照搬某种方式的情况。同时，还要为企业争取各种对企业发展有利的财税政策，不放过任何能够发展企业的机会，只要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就要全面应用，并且还要规范好企业前端业务，做好工作规划，保证财税政策筹划工作的开展有理有据。此外，分析供电企业优势，采用可行性较高的措施，促进企业发展。

5 结 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财税政策筹划已经成为供电企业发展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财税政策筹划不仅可以减少供电企业的损失，还可以让企业实现长久稳定发展，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使其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然而，很多供电企业并没有做好财税政策筹划，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供电企业自身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联系实际提出了供电企业做好财税政策筹划与争取的方法，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俊薇，马涛.细化财税基础工作，提升财税管理水平[J].财经界：学术版，2014（26）.

[2]陈国明.简析供电企业税务筹划的管理及技巧[J].广东科技，2014（24）.

[3]陈琼璇.供电企业的财税管理及运营节税筹划[J].财经界：学术版，2015（19）.

[4]罗唯.供电企业税收策划[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2）.

[5]高辉凤.供电企业营改增下的税收筹划[J].中外企业家，2013（33）.

[6]邓轶群.供电企业的财税管理及运营节税筹划[J].经贸实践，2016（4）.

[7]黄伟.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J].贵州电力技术，2013（12）.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3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财税改革，财税一体化

一、背景

站在“十二五”即将圆满收官、“十三五”就要隆隆开启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机制”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从整体上作出一个战略谋划。在五中全会上，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框架出发，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我们现阶段应考虑在京津冀地区构建一个实施稳定、协调有效的推进机制。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石作用，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因此，我们在积极探索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内需，完善区域协同发展利益共享理论的同时，建议将京津冀区域作为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出发，完整地探索出与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相适应的财税制度。

二、现状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在2015年05月05日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持依法治税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的意见》中提及：“认真落实服务国家战略的税收创新措施。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税收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项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并定期开展实施成效的跟踪评估等工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提升税收工作站位。”京津冀区域的税收一体化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工作。今年06月30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推动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京津冀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显著成效。

但是该办法仅局限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税地方分成部分，并没有形成京津冀区域统一的财税政策。基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对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税收成为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追求地方利益成为地方政府的内在职能，因此京津冀三地区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税收竞争关系。那何为税收竞争，国内学者通常定义为；“各地方政府通过竞争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优惠政策措施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政资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

三、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财政一体化建议

1、财税是历次国家转型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是隐藏在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自明之理 。在我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转型的双重转型之路上 ，财税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进一步指出：“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税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事务，其功能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 。财税法在顶层设计中被认为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四个全面”的的新阶段，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集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比以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有必要探索财政法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发挥财税法在推进经济发展新常态体制机制改革的作用。

完善财税政策的规则性

2、财税政策应具有严密性、包容性、可行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当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差异性的特点，当税收优惠达到最大化后，税收的规则性就成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作为一种公共财产法，财税政策的直接功能就是理好公共之财，既要“定纷止争”，又要“物尽其用”。 发挥财税政策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职能。财税政策的规则性应有预算制度、收入支出控制制度和问责制度构成。首先建立透明的预算制度，来构建约束财政行为框架，通过科学的预算制度来完善对政府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其次，财税政策要能够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法定控制。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又能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的程序性进行监督。最后，建立完善的财税问责机制。只有加强财税问责机制，才能约束财税行为的规则性，致使其不越位，不缺位。

3、突出财税政策的社会公平职能

当今社会生活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依存度紧密，社会福利已经从当初的恩惠变成民众的权利。财税法在该过程的演进中深刻地渗透了社会本位的思想观念，形成了调节社会公平的重要功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分配两极化凸显，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诱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财税一体化政策必须要突出财税政策的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职能。一方面要改变以经济发展作为财税政策的最高目标，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挥财税政策的政治和社会职能。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的支出，协调不同区域因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的差异。突出财税政策二次分配的职能，保障基本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构建能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4、完善财税政策的财税分析和风险管理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4

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标志，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但对于什么是高新技术产业至今还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理解不一。陈永忠定义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知识、技术、资金、信息密集的产业。陈程和刘和东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系列新技术群的统称，它是以最新科学成就和发现为基础，进行科研和创造，不断地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产业。王昌林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是一个以智力密集型工业为基础，在多学科技术集成下服务于基础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综合性产业群。任海玲等人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先导产业，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本文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有必要进一步谋划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然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政策之一，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

二、目前江苏省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财政拨款始终无法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政府财政应承担的职责尚未完成。2013年江苏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7798.47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其中用于支持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的经费为16.5亿元比2012年增长1.9%，这说明财政资金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的增长速度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这就会导致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和长期效应不符合财政职能的要求，最终偏离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2.税收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目前江苏省税收政策问题主要集中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优惠对象不科学、优惠方式单一、优惠效果欠佳、个人所得税矛盾突出和企业所得税负担较重的问题。增值税方面主要存在高新科技企业提前垫付税款加重企业负担和对部分企业征税政策界定不明等问题。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其销售周期较长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商品销售，所以企业就要提前垫付增值税税款，挤占了企业本来就不充足的资金，使企业不能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科技创新。

三、促进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

1.促进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1）增加科技经费的投入。目前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科技对促进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财政支持方面仍然不足。我们应该加大财政资金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不断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入，加强风险资本的投入机制。同时，要不断优化财政资金的投入结构，合理配置科技资源。（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江苏省的财政支出结构主要偏向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这种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较低，科研成果是否能直接创造出社会效益还需实践检验，由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改变这种财政科技投入模式，可以建立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评价体系，创新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促进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1）完善税种改革。增值税方面应适当扩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优惠的范围。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应区别对待不同的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大中型的、发展稳定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可以严格征收，但对于小型的、处于起步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提高广告费的扣除比例等。个人所得税应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不同岗位上的科技人员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2）对风险投资资金给予税收优惠。风险资本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风险投资活动给予税收优惠不仅可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样会有益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本文结合江苏省的具体情况和国内外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建议：①对风险投资者实施税收优惠政策。②对于风险投资的损失可以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③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一并享受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体系；构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建议》在阐述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实行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必然选择，抓住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契机，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构建原则

（一）效率和公平原则

财税政策的职能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分配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其实质则体现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社会产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分配以及社会产品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则是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化的保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体现了公众在享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公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的制定，应始终以效率和公平原则为指导，使效率和公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二）经济调控和灵活性原则

财税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以适应不同的经济形势。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等紧迫问题，财税政策应与国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汇率政策、信贷政策等宏观政策相匹配，形成互补力量，共同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不同区域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因此，要在一定限度内灵活运用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政策方面，主张采取与当前稳健的财税政策不太一致的积极的财税政策。

（三）奖优罚劣原则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采取财政支出和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活动；二是采取征税和收费等措施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经济或社会活动进行惩罚。通过以上措施和政策，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达到鼓励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推动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摆脱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怪圈，逐步走上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循环经济轨道。

（四）可行性原则

缺乏可行性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制订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认真分析各项政策将会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二是财税政策的制定还要同当前政策执行能力相协调，充分考虑政策执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执行效率；三是整体考虑我国当前的财政承受能力，避免财政收入的大幅波动。

（五）整体性原则

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大循环，因此，循环经济从开始起步时，就应树立整体意识。循环经济的各个环节都关系着循环经济的成败，应注重从循环经济的各个环节入手，分别给出相关财税政策，保证各环节的顺畅进行，即将财税政策嵌入循环经济的各个环节，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达到对循环经济的鼓励和支持，进而推动资源物质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循环。

二、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构想

（一）优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财税政策

1．完善资源税。我国税法规定，对矿产和盐等7种矿藏品征税，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不同税率，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等税种体现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但当前资源税很难起到保护资源的作用。建议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水、草原、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列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税税额，拉大各档税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计税依据为开采量；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有关税种合并到资源税中，统一进行管理，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取消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2．开征燃油税。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在能源供需方面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针对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建议动用价格杠杆，利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欧、美、日等国的经验表明，燃油税对节油有明显作用。开征燃油税，同时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其他收费，这一改革方向于1998年政府已经明确，并为此修订了《公路法》，但目前仍有一些相关问题有待于解决，如农业生产者使用的汽油、柴油如何免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等问题。

3．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是对现有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鼓励开发干净型能源、新能源和生物能源，降低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是促进循环经济的重要着眼点。对新能源的研发给予财政贴息或低息贷款，所用设施给予加速折旧，对新能源和再生资源项目的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所得税方面，税前全额扣除企业的新能源研发支出，对企业研发人员的工资也给予税前全额扣除，取代按计税工资扣除的政策。

（二）推动环境友好型产品生产的财税政策

1．鼓励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战略过程中需购置的大型节能设备，经申请可以给予财政支持。扩大税前扣除比例，企业技术改造引进的节能设备、测试仪器仪表等给予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的减免。发挥国债贴息政策在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中的作用，将节能项目列入技术改造内容，享受投资贷款贴息的优惠。鼓励企业投资节能项目，对能够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节能项目投资实行加速折旧。　2．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生产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降低环境友好型产品生产企业所得税税率，以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投资，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延长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期限。加快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进程，将内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期和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统一，自设立年度起开始享受减免税优惠，而不是自获利年度就开始减免优惠，因为后者将损害那些当年不能马上获利企业的利益。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6

    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颁布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这一概念。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为各个协议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上,8国元首就“节能减排”,经过商讨达成了一致目标:各国共同努力,争取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降低温室效应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理念,意指通过制度变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新能源创造与开发等多种手段,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降低温室效应为宗旨,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政策相一致的,符合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二、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1)财政政策体系不健全,财政投入力度不够。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主要税种基本都划归给中央政府管辖,仅留一部分小税种归地方政府管辖,形成了典型的财政分权体制。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限于一部分小税种,不仅税源零散,较难征收,而且税收缺乏稳定增长机制,最终必然引起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不匹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过度开采矿产资源、设立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及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现行的分税制是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投资额在GDP比重已达到1%~2%,其中德国投资占比为2.2%,美国为2.1%,日本介于2%与3%之间。从国家统计数据可看出,2003~2009年,我国的低碳投资绝对额呈现增加趋势,但是其在GDP中的占比是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出现缓慢增长情况,但总的来看,其占比始终在1.2%~1.4%之间徘徊,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投资力度显然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另一方面在于各级政府对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不够,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长远发展。

    (2)相关税收体系不完善,调控力度不足。我国当前缺乏一个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而且现有的税种调控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未针对节能减排设立专门税种。现行税收体系只存在于环保相关的税种。其次,现行相关税种优惠政策过于简化,规定不全面。例如增值税,针对“变风为电”产品实行即征即退50%的优惠政策,而对利用其他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产品,缺乏相关优惠措施,不利于调动企业进行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低碳产品应用的积极性。最后,税收优惠政策作用滞后,征收方式不合理。针对新能源技术研发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作用会出现滞后,效果不明显。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不太合理,对于企业未利用的资源不课征税收,导致了资源的囤积和浪费。

    (3)政府“绿色采购”机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的“绿色采购”机制发展还不健全,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措施还处在不断完善阶段,现有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对于“绿色采购”程序、范围、竞标方法和实施细则缺乏明确规定,政策导向作用不强;二是政府“绿色采购”只针对购买的最终产品,而忽略了产品的研发,制作和资源的循环利用过程,未对购买产品的相关生产过程制定一个绿色标准。三是政府“绿色采购”缺少评价体系和指标。政府只注重利用财政资金购买环保产品,但却缺少相关指标对采购过程进行评价。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考

    (1)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现有财政政策体系,就要在现行财政分权框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征税职责和范围,适当补充地方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前,我国增加财政投入,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财政直接投资、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等。一是增加财政直接投入。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需求单靠企业是难以满足的,因此,需要财政投入的大力支持。为了加快我国新能源技术进步,推广风能,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直接引进国外的节能技术和环保设备。二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一方面可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和企业增加低息或贴息贷款额度,支持节能项目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可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进行补贴,扩大政府补贴范围。三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中央的一般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低碳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环保投入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财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低碳产业的进展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因此,中央应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主要用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的节能减排,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2)适时开征碳税,完善税收体系。碳税作为一个新税种,最先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其实质是指通过政府对碳排放征税,来减少人们对高碳能源的使用,引导人们使用绿色能源和节能产品,从而达到降低温室效应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碳税的实施已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显着成效,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可考虑适时选择开征碳税。现阶段对于碳税的构想有以下几点:第一,纳税人:因消耗碳能源燃料而向大气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单位和个人。第二,课税对象:在生产、经营或消费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而向自然环境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第三,计税依据: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因实际排放量不易监测,所以也可选择二氧化碳的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第四,税率:从量定额征收。第五,纳税环节:可在生产环节征收。第六,纳税期限:以其他税种的纳税期限为参照,可暂定碳税的纳税计算期限为1个月,自期满起7日内申报纳税。除了开征专门环保税种——碳税外,还应对现有相关税种进行调整与完善。其一增值税方面,扩大其优惠政策范围,并根据能源性质实行差别税率,即对煤、石油等高碳能源征收高税率,而对风能,热能等可再生资源征收低税率。其二消费税方面,针对高污染、高排放产品提高征税标准,按资源稀缺程度调整单位税额,对稀缺、不可再生资源课以重税,以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使用。其三企业所得税方面,调整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新能源技术研发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企业,避免政策滞后作用,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四资源税方面,转变其征管方式,采用定量与定率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征收,提高资源利用率。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7

一方面，推出了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税费减免举措。另一方面，继续执行2008年已经实施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从而，拿出了涉及9个税费项目、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的“减税大单”。

将如此减税规模与我国的财政收支盘子联系起来并以2009年的预算数字为依据，可以发现，5500亿元的减税规模，大体占到全国财政收入（66230亿元，不含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的505亿元）的8.3%和全国财政支出（76235亿元）的7.2%。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是一个小数。透过如上的大致清单，我们所看到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已不再是停留于理论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一系列具体行动。

诸如此类的各项扩张性财政举措的陆续推出并逐步到位，无疑是促成当前我国经济呈现转折性积极变化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中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这一难得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那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上一句话：其中的主要政策力量，就来源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盘点以往实践经历的目的，当然是谋划未来。当我们大致把握了过去一年多来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轨迹之后，如下的问题便接踵而来：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之路该如何走？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如下的两条显然已在定论之列：

其一，鉴于当前全球经济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仍然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拉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本身的特点就是“逆风行事”，它是要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多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也就是说，在保持取向不变的前提下，2010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在力度、节奏、重点等诸方面作相应的调整。

“不变”之中有“变”，在“不变”的取向之下酝酿并实施“变”的内容，可以说是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2010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总图景。

从“不变”的角度看，进入“不变”之列的，当然首先是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既然要延续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在宏观经济大势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便仍然需要“增支”、“减税”两个工作同时并用、协同作战。即是说，两翼并举的“全方位”财政扩张格局，也应在“不变”之列。进一步看，既然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效应，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便仍然需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即是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攻手”角色，也应是“不变”的。

从“变”的角度看，进入“变”的序列的，应首先是政策的实施重点。迄今为止，就“增支”和“减税”的主要举措而言，其基本的着眼点，大都放在了直接增加公共投资或间接拉动民间投资方面。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已经由全力保增长转移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并且，也只有最终的消费需求被真正拉动起来并步入正常轨道，我国经济的回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故而，无论“增支”还是“减税”，当前最需要调整的，便是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并且，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已经日渐增大，致力于扩张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审时度势，适时地降低扩张力度，相应地放慢实施节奏。

无论是“不变”，还是“变”，对于我们来讲，如下的基本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政策的实施成本―――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因为，在反危机的年代，不仅经济不景气甚或经济增速的下调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且，基于财政扩张需要而实施的“增支+减税”的政策安排，更是以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前提的。

然而，面对此状，更需强调放眼全局而不计局部得失的道理。从历史的轨迹看，必要时宁肯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毕竟是我们在财政政策选择问题上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也不例外。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若能以财政收支困难的暂时加大换得一个经济尽快回暖和尽快回归平稳较快发展轨道的局面，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否则，倘若我们满足于尚不稳定的经济回升势头且顾虑财政收支困难的进一步加大而动摇继续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决心，或者，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深化和完善问题上裹足不前，那么，且不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的形势很可能进一步发展，即使单就财政本身的日子而言，由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收入下滑、支出上扬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扭转。换言之，以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所带来的，将不仅是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局面。而且，有了这个基础，财政本身的日子也才会逐步好过起来。

相关阅读

要布局好结构性减税棋子

在过去一年多的反金融危机实践中，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两大工作线索之一，结构性减税一词不胫而走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进入2010年，在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棋盘上，显然少不了与结构性减税有关的棋子的布局。

问题是，2010年的结构性减税，不仅要立足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形势这一新背景，而且，要同已经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减税举措相衔接，故而，它肯定要凸显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梳理一下过去一年多来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可能是必要的。这可以分别对2008年和2009年两个预算年度来说。

2008年推出的减税项目共有10个，涉及大约2800亿元的税收收入规模。这包括：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允许困难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等。

在此基础上，2009年推出的减税项目共有9个，涉及大约5000亿元的税收收入规模。其中包括，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完善新企业所得税法、继续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继续实施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继续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继续实施降低住房交易税收政策等。

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的减税项目，大致可以分作两个层次：一是植根于既有税改方案而实施的减税，另一是着眼于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减税。前者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者如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前者早已写入了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属于制度安排性质。无论有无金融危机的发生，它们都要启动、实施。只不过，或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拨快了它们的启动、实施时间表，或是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它们的启动、实施具有了时间上的巧合；后者则属于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完全是因金融危机的发生、基于反金融危机的需要而推上了启动、实施的平台。

注意到两个层次减税项目的差异，可以认定，对于它们，在2010年，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区别对待”：植根于既有税制改革方案的减税项目，不仅要继续实施，而且要长期实行下去的。着眼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减税项目，则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施期限的结束而做“相机安排”。这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已经率先回升向好、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有所调整之时，单纯用于反金融危机目的的减税项目是可以也应当随之取消或做出新的安排。

其实，除了上述的两个层次之外，还可有第三个层次的减税项目：伴随于新形势、新变化的减税。2010年毕竟不同于2008年、2009年，后金融危机时期也毕竟不同于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中，因而，根据2010年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形势、新变化而对既有的税制改革方案做相应调整，或推出新的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减税项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照我看来，相对于前两个层次而言，起码在2010年，我们关于结构性减税的讨论重点或重心，应当放在第三个层次上。在这方面，我们可做的文章不少。

比如，基于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增值税的“扩围”行动：在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将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建筑安装和交通运输业领域，甚至扩大至所有服务业领域。从而，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收负担的大致均衡。

再如，基于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行动：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尽快增大综合计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实行综合计征的基础。以此为契机，实施“个性化”的所得费用扣除并将其调整制度化。从而，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还如，基于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需要，可以着手研究并谋划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开征环保税或“碳税”的行动：结合节能减排的目标并参照国际经验，加快实施新的资源税改革方案步伐，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环保税或碳税制度。从而，为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之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打下相应基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8

世界经济比年初预想差很多。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上限已到，何去何从直接影响美债信用。欧美债务危机几乎遍及国家。综合中外因素，下半年，中国还必须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以支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从2008年底开始延续了两年多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底已告一段落。积极财政政策表现形式当有所变化。改善民生、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保障性住房，都需要财政资金支持，理所当然都构成财政支出扩张的内容。从9月1日开始，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免征额）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这些都表明积极财政政策仍然是增支与减税并行的。

但是，已到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本、退出方式与时机的时候了。政策效力递减律决定了持续扩张最终归于无效，且会背上沉重债务负担。财政支出效率如何进一步提高，是积极财政政策需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需加快完善，政府对市场扭曲程度应尽可能减少。

积极财政政策是有成本的。地方债的飙升就是一项。最近，审计署公布的近11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尚未超过预期。但问题是，各地情况不同，不是所有地方政府应对债务负担都会游刃有余，已有少数地方面临违约风险。仅靠地方政府，显然难以为继。与其坐等地方政府不堪重负，最后撂下担子一了百了，不如加快中央与地方财权财力格局调整步伐，重新调整财政体制，合理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重点是如何避免地方的软预算约束，避免地方政府性债务继续无限度地增加。

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2%，远超GDP增长率。1994年，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背景下，税制改革可谓力挽狂澜，所建立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提供了财力支持。但是，现在已到考虑如此稳定增长机制的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财政收入增长不是制度调整的结果，而是现有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收入快增，客观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部分效果。收入快增，与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这样的税制，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产生税收。税收的高低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关联度不高。这样的税制已到了大规模调整的窗口期。

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较低。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税制选择必须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间接税负担较高的结果是大量消费流失，形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需。奢侈品税收问题就是一例。更重要的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正在吞噬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在逐步丧失，中国企业何去何从，都需要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支持。

不可否认，税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于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财税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应加快税制结构调整的步伐，逐步转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增值税扩围，同时下调基本税率；消费税税目调整，并下调税率，将起到促进消费的扩大，并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间接税减少的税收收入，有一部分是不需要靠直接税收入的增加来弥补的，其对冲的是高增长的税收收入。

改变税制结构，意味着直接税的地位会相应上升，但不应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税负为前提。中国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在国际上仍然较高，特别是工资薪金所得45%的最高边际税率，客观上也导致大量潜在税源的流失。中等收入者所适用的税率水平仍然较高，不利于有助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诸多国家能够用较低的所得税税率维持较高的所得税收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