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1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潮。在这场学术盛宴中，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显露出自身独有的魅力，并受到诸多学者的普遍赞誉，逐渐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不仅表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逐渐增强，而且也反映出诸多学者试图冲破“紧跟西方”的研究藩篱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决心与信心。故而，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路，成为学者们格外关注的对象，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然而从总体上看，此研究理路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其主要表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的“前提性”倾向突出，即大多囿于研究路径的前提性和技术性问题（可能性、合理性、内在原理等）；二是研究成果的“模式化”倾向突显，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已有理论模型“硬套”中国现实，以致所得结论难以有效破解问题。因此，不断深化此学术路径，就成为当今学界应当关注的迫切问题。笔者认为，回归文本并彰显其固有魅力，是深化此研究理路的基础。

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关涉、本质澄明与科学破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无论是“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1]9、“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220等经典命题的提出，亦或是对时代脉搏、国家状况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把握，无不证明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思辨哲学的发展之路。然而，注重问题研究不等于忽略文本解读。只有深入解读经典文献，并从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宝贵财富，才能更有助于对问题的整体把握、系统分析和有效破解。通过解读文本，可以厘清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精华（理念澄明），为现实问题的分析提供基本思路；通过鉴赏文本，可以确立破解现实问题的分析框架（确立框架），分析问题的成因、实质和破解之道；通过品味文本，可以从经典作家的治学情怀中获得现实启示（重获启示）；通过挖掘文本，可以寻找到理论研究的适当切入点。

一、理念澄明：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基本维度

理念澄明，是指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使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清晰，使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呈现出来，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厘清基本原理和探究思想精华。

厘清基本原理，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和基本命题予以文本学澄明，进而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而且能够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逻辑线索和内在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概括，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所在。因此，回归文本，首先应当探寻这些“熟知”的基本概念的原初形态并加以深入解读。例如，《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自我辩护”为深入理解“生产方式”概念提供重要线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针对美国一家报社对自己观点的批评予以积极回应。这种批评认为：马克思所表明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观点，只适用于物质利益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以及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而马克思则回答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社会不能靠政治生活。”[3]100并且他认为，“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社会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重要作用。”[3]100这段话表明两个含义：一是马克思承认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或是主要作用；二是马克思认为时代的谋生方式是决定思想和政治发挥力量的根源。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谋生方式（物质生产方式）使得政治力量或思想力量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推动力量。此理解能够为分析中国改革的动力结构问题（市场、权力和思想之间的逻辑架构）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域。

探究思想精华，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为依据，深入探寻被长期遮蔽的思想精华，进而不仅能够扩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而且能够奠定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借助改革开放之风，一举挣脱苏联教科书的枷锁，对经典文本中业已存在但长期被忽视的理论（如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等）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推进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近些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马克思学”相关成果的渐进传入，以西方哲学体系（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解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路径逐渐兴盛起来，以致诸多学者的目光大都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反而较少关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而不仅使基础原理的研究遭受冷遇，而且也使经典文本中诸多思想闪光点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而对经典文献研究的相对缺失，也使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必要的文本基础以致进展缓慢。因而，深入文本，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华，应当成为当前学者的重要任务。

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遗珠”，不是要再次回到单纯文本阐释的窠臼，而是要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寻找扎实的理论基点。因此，对于破解当前中国现实问题有所启示的理论才是需要寻找的对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理论就应当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此命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奠基于唯物史观，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几个层面系统诠释了需求问题、劳动问题、利益问题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此理论能够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和实践提供哲学层面的必要支撑。

二、确立框架：为现实问题分析提供基本理路

回归文本，不仅要在理念层次上有所收获，而且要确立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即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概念性图式，以实现对其进行逻辑式分析与解读。丹尼尔?贝尔认为，概念性图式是“分析家根据实际规程提出的逻辑规程”[4]16，其功能在于“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他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4]12，进而能够把握现实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可以说，概念性图式（分析框架）是哲学理性关注现实的基本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存在着很多经典概念性图式被人们广泛运用，如生产力发展图式、人的“三重依赖”图式、“异化―复归”图式等等。这些经典图式能够为人们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演进脉络提供重要的思维理路。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剧加速和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有些学者突然发现原有的解释图式似乎在中国现实发展面前丧失了自己的特有功能。例如，运用人的“三重依赖”图式分析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时，必然得出中国人的存在境遇处于“物的依赖”阶段，即受到资本、货币和商品的束缚。但从实际状况看，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是处于“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的中间地带，“权力本位”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成为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权力=金钱”的荒诞逻辑更成为有些人的“生活追求”。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异质性，有些学者开始感到手足无措，进而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的有效性问题。

诚然，任何理论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诞生背景与适用范围，然而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当代中国大放异彩。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地内在品质，而且也是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化的内在进程，此关注点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境况能够紧密契合起来。因此，理论与现实之间错位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时”，反而启迪我们应当回归文本，在经典框架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时代化和地域化的发展。例如，人的“三重依赖”分析框架的原初形态是历时态的历史分析，而由于中国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历时发展的现实事件在共时情景下突显出来，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存境遇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结构性情景，即在“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与“个性依赖”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的情景下，人的生存境遇可能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上展现不同的态势，这就需要对中国现实的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改造和发展原有理论。

同时，我们还可以依据现实状况的发展，在借鉴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角，进而为分析当代问题提供启示。例如，以大卫?哈维等当代学者创立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本视域，探究潜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时空生产”理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转向”，为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空间失衡”问题、空间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时间压缩”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启示。

三、收获情怀：为现实问题分析提供特有启迪

回归文本，本质上是与作者相隔时空进行深入对话，除了可以获得思想内容和分析框架之外，还可以体会出作者的治学情怀，即问题意识、广阔视域和坚定信念，并从中获得现实启示。

问题意识，是指以科学提出、分析和破解问题为主旨的观念。海德格尔指出，“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实现引导。”[5]正是在敏锐地感知时展脉搏、倾听时代呼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能切中时弊地提出现实问题，并予以科学的分析和破解。无论是马克思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91，还是列宁提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6]，都是对现实问题精准把握的佐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203因此，回归文本，体会文本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对于当今“中国问题意识”的形成与培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广阔视域，意指分析视角的多层次化和多领域化。视角多层次化，意味着分析问题的眼光既包括宏观抽象的概括，又包括中观表征的探究，还蕴含微观具体的透视。以现代化问题的分析为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问题的透视，既包括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化发展演进脉络的宏观概括，又存在着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西方国家与东方世界关系的日趋紧密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外在表征，还蕴含着对劳动异化、生产异化、需求异化等现代化问题的微观审视。视角多领域化，指分析问题视域的跨学科性，即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马克思的治学理路为例。当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不断撞击既有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时，马克思开始退回书斋，大量阅读西方历史文献，并对政治经济学展开系统研究，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变革，为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破解提供了“利器”。正是由于多学科知识的汇聚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世界分析的有效性才能得以保证。因此，扩展分析问题的视域与方法，形成哲学与各门具体学科的联盟，成为推进面向中国问题哲学研究之必然趋向。

坚定信念，指称对现实问题不断探寻的信心与决心。任何科学思想体系的构建，除了需要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思维外，更为重要的是对问题探寻的不懈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处处能够体会经典作家为了获得真知而不断探索的坚定信念。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7]这种坚定信念也会成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克服阻碍和困难的精神支撑。

四、寻求突破：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问题”

寻求恰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深化研究的迫切任务。在以既成理论模型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式遭遇尴尬之际，急需转换研究思路以求突破。而寻找马克思主义者直接论述“中国问题”的文本片段并加以概括提炼，使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问题”以方法论形式呈现出来，进而作为深化研究理路的适当切入点，不啻为一种现实可行性路径。以马克思和列宁眼中的“中国问题”为例，世界眼光、本质分析、现实解决，可以被概括为此方法论的重要基点。

世界眼光是敏锐提出问题的重要基础。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曾对中国天平天国运动展开评论，并运用世界眼光敏锐地提出这样一个关涉中国的疑问：“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3]609并且他还做出了回答，“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3]612。在20世纪初期，列宁同样运用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中国觉醒以及亚洲觉醒对欧洲的影响问题，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8]3，在这种形势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8]167虽然现实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在当代，随着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问题又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从世界近代化发展视域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并对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关联进行哲学反思，可以成为当代学者突破的方向之一。

本质分析是清晰透视问题的重要方法。在1958年，马克思以生产方式观点为根基对中国所受到的殖民侵略，作出本质性评论。他认为，一方面中国陈腐的生产方式已经注定其受到先进生产方式侵略必将失败的命运，换言之，“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的悲歌。”[3]632另一方面，中国在侵略中所受到的摧残客观上将会以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予以补偿，“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将会呈现出来。在1900年，列宁以利益观点为基础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即“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9]320，而这种“掠夺政策通常通常叫作殖民政策。”[9]320同时，列宁还以阶级观点为底蕴精准地指出隐藏在殖民侵略背后的阶级动因，即殖民政策“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9]321。这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分析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探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以发展平稳期、矛盾突显期和改革攻坚期为基本特征的新形势下，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趋向的关键基点在于，寻找到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及其破解之道。然而，当今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表象层面，而不能进入中国发展的深层问题和本质问题中去。这就需要学界尤其是哲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本质进行反思性探讨和概括，并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2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3]胡锦涛.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n].光明日报,2004-04-29.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3

摘要：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就是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期，人们为了摆脱人与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追求社会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新时代。马克思在哲学史上从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人本论基础、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基础、社会存在论基础、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哲学的使命和性质、哲学价值观、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十个方面实现了根本的变革。把握马克思这些思想的深刻蕴涵，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现代哲学凸显“以人为本”时代主题的历史根源和思想逻辑有所助益。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正义；人类学哲学；以人为本

一

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反对传统哲学仅仅停留于空谈或思辨性的方面，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上不公平正义的问题，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使自己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奠定了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指引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关注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18至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完成了由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革，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说，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和封建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且也要摆脱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不合理的依赖，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新时代。因为，从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产生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类社会又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代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造成新的阻碍，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深重灾难。这与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也由此走上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否定的理论研究道路。

19世纪前后，在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多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研究和创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譬如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精神超越宗教的统治而关注人类生命、人类尊严、人类自由、人类平等、人类价值、人类幸福、人类解放等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广义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潮。其最激进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正是这一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中最进步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开创和发展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在1842年就基于理性思考提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应该如何命名呢?马克思把它定义为“为人类而工作”的哲学，是要从理论上批判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哲学。马克思始终强调他的哲学是“因为人而为了人”的哲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用“人类学哲学”来命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种命名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物”和“人”、“人类世界”的整体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的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自己哲学世界观的革命，而且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这种哲学变革表现在十个基本方面：

1.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方面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同时，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又能够开辟时展的新领域。马克思正是在19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中，特别是面对广义人类学思潮，确立了自己“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新的哲学追求。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非常关心“人”和“人类”的问题。这种影响直接促使了马克思在哲学态度上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传统哲学高高在上、从来不关心现实问题和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哲学态度，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他的哲学要成为时代问题的反映。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这一“迫切问题”，引发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使马克思把一般人本思想转化和上升为“为人类的幸福”进行哲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要为解决时代问题指明方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人类学哲学理念。马克思秉持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理念坚定不移地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所以就能够较为科学和深入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把哲学目光锁定在具体的“人”和“人类”生存，发展着的“人”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发生了从“超世”到“人世”的根本性转变，它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世界哲学”。因为，任何时代的“迫切问题”，都不能不是“人”和“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开创了以“一切存在”或“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开创了“以人为根本”的人类学哲学方向。

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变革是历史性的，这是哲学对象上的革命性的新开拓。这一开拓实现了哲学对象由客观存在向人和人类世界的转向，它既超越了一切存在的本原以及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这种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也超越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谁是第一性”这种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创了哲学关注人类世界的新时代。由于人和人类世界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这一哲学的真正任务，就不能不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这一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类世界及其问题并通过人的生存活动来理解客观世界的新哲学。

2.马克思哲学在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

如何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是人类学哲学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既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唯心主义立场，也反对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类本性的非人道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更反对施蒂纳从“唯一者”的反社会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马克思强调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而人本身是转贴于 个体性与类本性的统一。他提出“社会人”这一范畴，强调要从“社会人”的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理解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即客观世界，从而确立了他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本体论的人本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谓“立脚点”，不外两种涵义：一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研究“社会化了的人类”，形成以人和人类世界为对象的新哲学，这是哲学对象的重大变革；二是站在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场上观察理解客观世界，这就进一步形成了这一哲学的^本世界观。

这一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创立了以“社会人”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人本论的人本哲学立场。这是人类学哲学的核心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就可以开展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

3.马克思哲学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

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接地、直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学哲学，或者以物质为本体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虽然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旧唯物主义”，是立场性、态度性和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即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这一科学态度使他发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所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一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了立场性、态度性、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机制，为从历史深度把握人和人类世界奠定了基础。

4.马克思哲学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

马克思在哲学对象和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决定了他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即他的辩证法既不是客观精神的辩证法，也不是物质世界的辩证法，更不是抽象的辩证法，他所强调的是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因而也创立了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世界，也不研究抽象的一切存在，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因而“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时，他正是把辩证法作为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来理解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是把辩证法作为辩证方法运用于人类世界。他的“唯物史观”，就是研究人类世界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过是把握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性的反映而已。

对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的这一变革，把黑格尔的在天上的辩证法拉回到了地上，拉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世界，从而确立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基础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5.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

对象性变革和唯物论变革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论理念：即它扬弃了关于一切存在、存在的存在、客观存在、人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人的精神存在的哲学，而把哲学目光聚集在他所提出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类学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生存借以实现的生产活动；由于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马克思的哲学目光也就进入了人类的社会世界，创立了从生产、从社会上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新哲学。

这种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实现的变革，确定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特有的对象和范围，即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般本性和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特性，其他都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

6.马克思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

对象性变革、存在论变革和人本立场变革，规定了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马克思既反对从人之外的客观立场看世界，也反对从主客对立的立场看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看待世界，从而，把自然“客观”本体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客观”的认识、真理的争论，转化成了人和人类社会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生存实践去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观察和把握世界的人类生存实践论的哲学立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超越了从直观的立场、单纯客观的立场观察理解世界的旧哲学，提出了要从人的主观方面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立场。重要的是，一旦从人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世界，自然界和客观世界就成了人的生存实践所理解的“图像”，从而确立人的世界观，这就彻底否定了直观地以客观存在作为哲学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合理性；把本体论问题转化成了人以自己的生存实践理解世界的世界观问题。而人的生存实践，当然既包括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又包括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还包括人的生存价值性要求。前者形成人们生存实践对世界所理解的图像。后者形成了这图像对人们的意义；而人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它对人们的意义，就形成人们的世界观。从而，这一立场变革，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人正是根据他的世界观确立他与世界、与自然界的关系的。

这一立场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建立在科学认识变革和生存实践变革基础上的人类学世界观，并由此确立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7.马克思哲学在哲学使命和性质上的变革

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定的立场解释客观世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哲学家们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不满意这种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他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出发，必然要扬弃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进而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出发创立“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最高使命。他的哲学构建，也是从改变世界出发的。何以要改变世界?前提就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正由于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使人不能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不能获得自由解放，这才有必要进行革命的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其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是针对人和人类世界在“世界历史”发展方面的不合理性的。其二，如果说，“解释世界”是一种理论性哲学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哲学在性质上则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其目的就在于诉诸实践，因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都要靠行动、靠实践。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在这种行动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成为一种实践性哲学。其三，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实践性哲学，它在性质上也由“求真”的认识性哲学，转化为“求善”的价值性哲学。如果说，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无须进行价值思考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就必须有价值性准则。因为任何行动和实践都必然以一定的价值要求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哲学或直接就是价值哲学。这表明，马克思是以实践价值论视野来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这两方面是马克思哲学在性质上的重大变革。

这一哲学的使命和性质的变革，既确立了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又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明确价值追求的价值哲学。

8.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上的变革

马克思不仅创立了求善的价值论哲学，还提出了一系列改变不合理世界的、适应全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的价值性原则。他把西方传统的个人理性价值观，上升成为个人与类群、“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发展的人类学价值观。其最高表现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人本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的哲学，同时是一种社会人本主义的价值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这就是他关心全人类命运的价值方向。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推翻现实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实现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和自由解放。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广义人类学哲学的核心价值目标。

这一价值观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即“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方向。

9.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所有这些哲学变革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即由客观心本思维方式、直观物本思维方式、机械抽象思维方式，转向以“社会人”为本的社会人本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就是人本性的、唯物性的、辩证性的、实践性的、历史性的、价值性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这一切的综合，也就是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创立了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新的适应于人类学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构建，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得以形成。

10.克思哲学对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变革，也是对哲学家的哲学态度和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传统的哲学家喜欢“孤寂冷漠”的哲学思考，以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自居。而马克思则是以自己的革命的人格理性精神作为其哲学家的精神的。这种人格理性精神，就是自己的正直无私人格在广义人类学思潮基础上形成的追求自由、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他以这种人类学精神，反对一切“反动的”、“敌视人的”、“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把人类世界变成“动物世界”的不合理的一切关系，力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他要求哲学家们要以这样的人格理性精神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即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思辨与合法性批判，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思辨性、批判性态度。这种人格理性精神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

这一人格理性精神变革，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成为人类社会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最高呼声，成为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追求和人类学哲学的最高要求。

总之，从马克思实现的这十大哲学变革看，可以说一系列“对象『生变革”使马克思开创的哲学，已经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人”与“人类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人本论的变革”建立了以社会人为根据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人本哲学立场；“唯物论基础的变革”，使哲学扬弃了以抽象的物质或以具体的实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实体唯物主义，而以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为根基，把握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握人类世界的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辩证法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人和人类世界的现实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超越了一切存在、客观存在、存在的存在这些形上范畴，而以“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作为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哲学立场的变革”使马克思不再单纯地、直观地在人之外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观察理解世界，从而形成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哲学使命和哲学性质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解释世界的求真的认识论哲学，而把哲学当成了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创立了旨在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价值论哲学，使人类学哲学成为一种价值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个人理性价值观，创立了个人与类群相协调、“每个人”与“一切人”相统一的人类学价值观，把全人类的生存价值要求置于最高地位，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价值基础和价值方向，“思维方式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全新的人类学思维方式。而他作为哲学家的强烈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人格理性精神”，不仅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们树立了榜样，也使“追求公平正义”成为马克思之后时代哲学的主导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二版跋.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4

政治哲学因侧重于规范研究，因而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有的学者从所研究问题的角度对政治哲学做了界定。他们指出，政治哲学主要研究价值问题，所关心的独特问题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其中，价值理论是政治哲学的基础，国家理论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而乌托邦理论则表达了政治哲学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美学一样，是实践理性的典型形式，属于实践哲学。有的学者对政治哲学做了广义的与狭义的区分。在他们看来，广义的政治哲学将所有探究政治生活根底的理论解释包含其中；狭义的政治哲学则将专注于政治生活的理论尝试限定为自身的范围，它建立在现性主义的基础上，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相联结，致力于揭示政治生活秩序的理性本质。有的学者从第一哲学的高度理解政治哲学。他们强调，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内在本性的反思，是对人类生活应然价值的终极追问，通过这种反思和追问而深入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本性。因此，政治哲学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活动方式，即在一个特殊的场域内解决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哲学形式。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或分支，作为思考人类如何存在的智慧，其本身堪称第一哲学。有的学者则通过回溯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分析以往政治哲学家们所做研究的共同点来把握政治哲学。他们认为，从古希腊政治哲学到当代政治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罗尔斯，他们的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即人应该如何生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只不过现代政治哲学家在政治理想之外，更加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等问题。这一研究任务或使命是政治科学所无力承担的，只有政治哲学才能给出解释和回答。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政治哲学都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二、政治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政治哲学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世，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除了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表明自身的学科特性外，还需要阐明该学科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证明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关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一种政治哲学要对所重视的政治价值给予证明，就需要给这种政治价值提供某种道德基础，诉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据。也有学者指出，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将政治哲学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特定的类型，在奠定其理论基础时，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援引道德哲学作为自身的基础或最终根据，似乎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设定了背景和边界。实际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贯穿于从理论基础到实践领域的所有层面：在理论基础方面，可以表明和论证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观念和规范能够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赖道德观念和规范；在实践层面，正义能力并不依赖于道德能力，正义规范凭借普遍性、强制性、确定性、公平性、内在一致性等特征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和领域，而不必与道德规范的地盘和领域相混淆。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都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二者的区分是以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分野为基础的，是在所谓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现代学科区分的意义上，政治学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因果联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政治哲学则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着重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提供价值知识，需要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价标准，具有价值引导和社会批判的功能。

三、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

虽然长期以来政治哲学同政治学、道德哲学等沿袭着相似甚至相同的知识谱系，但它们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鉴于研究方法对于所有学科的知识积累、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很有必要。有的学者指出，使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区别开来的根本点是二者在讨论问题方法上的差异。与政治学研究侧重于经验性的描述不同，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而不是科学化的经验实证方法。因此，理性主义的逻辑阐明是政治哲学重要的方法论特色，诸如概念分析、高层次理论化和问题（悖谬）研究都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当然，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停留于规范层面的讨论，而应该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是论证，这种论证方法独具特点：首先，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的，它要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某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其次，政治哲学的论证是理性的，它在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应该始终诉诸公共的理性；第三，政治哲学的论证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它在证明中归根结底诉诸的是道德理由。有的学者则勾勒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同进路，把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概括为：以康德、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米特为代表的解释性政治哲学，以法兰克福学派、福柯、拉康为代表的批判性政治哲学，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保守性政治哲学。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反映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政治哲学在当今学术界成为当仁不让的显学，既是几千年的政治哲学脉络延伸至今的结果，更是社会生活变迁（公共化转型）在理论上激起的回响。与会学者一致表示，政治哲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规划政治哲学学科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哲学学科，推进政治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要求。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大潮随之到来。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牵动全局的重大的改革,如实施“211工程”、改革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实施素质教育等等。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和矛盾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贫困生资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入了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规范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研究范式、学科体例等诸多方面尚在探讨之中,时至今日尚没有见到突破性的理论成果的问世。高等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努力的目标。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实践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都期待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有创新性的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作了分析。该书自198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由该社发行第3版。这本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被奉为经典著作,甚至被指定为中国高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专著之一,正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理论基础的迫切需求。然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而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布鲁贝克在讨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时指出:“美国在形成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步伐是缓慢的。”[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自觉追求,其步伐也是相当缓慢的。从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诞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2004年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因此我们说,“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有自觉的高等教育研究以来所持的哲学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尽管在形成“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步伐是缓慢的。然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所持的主要哲学基础——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和知识理性的认识论哲学。

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直接提及自身所持的哲学基础,但“大体上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以社会为逻辑起点的,以此作为一条主线来阐述高等教育学的许多基本论题”[3]。如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的研究中,“适应论”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学教科书、著作还是有关研究论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适应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本性就在它的适应性,其目的就是去适应,其任务就是培养会适应的人才,其方法亦围绕着适应去设计。”从客观现实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确不是在服务于政治中丢失了自我,就是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沦为经济的奴仆。这种现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的思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总结的两条基本规律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被当作高等教育的基本原理而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不能只是“适应”社会,还应导引社会,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于是才产生了“超越论”与“适应论”之争。上述“适应论”、“超越论”者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本位的表现。而关于高等教育本质的讨论,在张楚廷先生看来,也是社会本位的一种表现,因为“喜欢本质论者实质上是喜欢本位论,特别喜欢社会本位论,把一切归结于社会本质,而且这个本位成了最高本质”[4]。这种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尤其是政治)服务工具的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其社会根源上来看,是我国传统的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们身处其中,难免受其影响。

晚近一些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不断引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为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我国理论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是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逻辑起点的观点主要有:“知识起点”说、“高深学问”说、“学习高深专门知识”说等等[5]。这些观点显然深受认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政治论哲学思想长期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无疑是对已有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种突破,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努力。然而,这种认识论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受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的痕迹。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以“高深的学问”作为基点展开相互关联的八个方面的论述,就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贫乏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该书对研究者们的影响尤其深刻。

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6]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可能是偶然与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相遇,基本一致而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是否就只有这两种“有序化”的工作呢?张楚廷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也质疑:“把高等教育哲学植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事实上,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是把高等教育看扁了。……政治论有时是本,有时是末,因而它并非根本。”[7]的确,无论是认识论基础还是政治论基础,追根溯源,均未走出近性主义哲学的藩篱,只是坚持认识论者把理智看作治学生涯的目的,坚持政治论者把理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二者其实都远离甚至遗忘了人的存在。总之,高等教育研究需要高等教育哲学这个高层面的理论指导,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对高等教育哲学自觉追求的浓郁氛围,致使出现研究创新性成果有限以及对实践指导作用不足的现状。因此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三、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新契机

如果说上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下的产物,那么,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则多少包含了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自觉追求的结果。

生命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19世纪末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到20世纪则更加兴旺起来。它将哲学关注的主题由外(自然物质世界)转向内(人自身),核心是人的生命以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和人的历史文化。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对象是人,高等教育研究因此难免会与它相遇并受其影响。

张应强所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质的遮蔽和实践的偏狭提出质疑,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较早地指出其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忽视[8]。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涂又光先生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多年来为博士生讲授教育哲学课程,他的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刻的人本色彩。而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该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高举生命论哲学的大旗,是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王朝的更迭,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使得“政治本位”、“权力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本位”、“集体本位”成了“政治本位”、“权力本位”的延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加以强调,人本思想才逐渐得以光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社会进步。而以人为本的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则是这种思想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呼应。然而,总体而言,我国目前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还是理论研究领域对人本思想的反应都还不够敏锐。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公平问题、贫困生的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大学生文化素质问题等等,今天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里凸现的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忽视。“我们一直只会从人的外部世界去解释人(或看待人、或理解人……),去描述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而我们并不认识人,这恐怕是教育理论的最严重的症结之所在。”[9]这种担忧,至今仍然存在,并且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而显得愈发深重。而高等教育研究对人本思想的兴趣也远不是那样浓烈,政治论哲学思想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然是挤压人本思想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知识理性的认识论哲学方兴未艾地发展也在抢占生命哲学的地盘。张楚廷先生以我国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本为例:“人文素质教育本可以充分展现的人本理念,亦因其明显的不清澈性打了折扣。”[10]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6

[关键词]科学革命；哲学思维；常规科学；科学危机；范式转换

在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前，一切学问或学术可以说都在哲学这一母体内孕育和成长。那么，当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逐步从哲学这一母体分娩并走上自身发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能脱离哲学及其思维方式而独立发展吗？或者说各门科学与哲学之间那个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脐带”真的能被剪断或真的被剪断了吗？这是一个过去和当代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清的问题，否则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难以实现。本文力求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科学革命及其思维过程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一、科学革命及其实质

所谓“科学革命”，是指“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这既可以针对整个科学而言，也可以针对某一学科而言。至于某一学科内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科学观念的变化，我们一般不称其为科学革命，而把它视为科学观念的局部变革（也有人称之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这种变革虽然也是科学观念的部分质变，但并未引起整个科学观念的根本质变和整体质变”。这里所说的“科学革命”，“其最极端、最易于识别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爱因斯坦主义的出现作为例证——在这种事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放弃一种长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学的方式，转而支持另一种往往不相容的探索这个科学的进路”。例如，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所带来的化学革命，物理学中牛顿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的整个科学革命，等等。

最早明确提及科学革命的思想家也许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和革命的征兆，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李醒民把彭加勒关于科学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为：（1）由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2）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3）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科学革命是新的科学理论代替旧的科学理论，并且新理论与旧理论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论的根本变革，即科学理论发生根本的质变和飞跃；（2）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它是新实验与旧理论的尖锐冲突，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

继承并发挥了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中科学理论质变和飞跃思想的科学革命论者是波普尔。他把科学看做人类心灵的探险事业，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他把问题作为整个科学探索的起点，运用“证伪”或“否证”概念，把科学看做四阶段的发展：P，（问题1）TT（试探性理论）E（消除错误）P2（问题2）。科学探索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库恩不满意波普尔把理论看做科学变革实体的思想，认为波普尔“过分集中注意了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只是盯住科学发展中的非常规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应该更强调常规科学的作用，因为“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库恩也继承和发挥了彭加勒的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即旧理论处于危机之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彭加勒、波普尔和库恩是一致的，“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

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是对彭加勒科学革命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深化。他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为动态、细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十……在库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规科学就是有确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导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题活动；危机是出现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决的实验和现象，是随着反常的增多而产生的对原有范式的怀疑和动摇；革命是新理论的产生并取代旧理论而成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转变——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其中，常规科学中出现的反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是科学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库恩对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反常、危机之间的辨证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库恩看来，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决疑难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难，恰恰是他相信在现有科学传统范围中既能表述、也能解决的”。“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受这种传统束缚的研究工作，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定会改变这个传统。几次三番地连续致力于阐述公认的现行传统，最终还是会在基本理论中、在问题领域以及在科学标准中出现一种变换，即我以前所说的科学革命。”可是，常规科学研究为什么“更能产生打破传统的新事物”？“这是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都不能这么容易通过注意力的长期集中而找到困难的所在和危机的原因，而基础科学最根本的进展正是依赖于对这种困难和危机的认识上”。库恩认识到，当“理论碰到了麻烦……科学家需要彻底依附于一种传统，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须与之决裂。部分是由于科学家常规研究的问题性质，要求这样的依附。我们已看到，这通常都是一些深奥的疑难，疑难的挑战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内容，而在于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难。人们只有确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由创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现有的理论才有可能保证这种信心。只有理论给大多数常规研究题目以意义。怀疑理论，往往也就是怀疑构成常规研究的复杂的专门疑难是否真有一个解”。因而，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现有范式，而非发明新范式。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成新理论的发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示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常规科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质，也标志着这种传统的追求为常规开展自身的变化彻底地铺设了道路”。

从常规科学到科学危机再到科学革命，其间有不可分离的张力和辨证推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常规科学研究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科学危机，而没有科学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库恩还用发散和收敛之间的相互补充及其张力来形象地描述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们确实要求思想灵活、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如果不是大量科学家具有高度思想灵活和思想开放的特性，就不会有科学革命，也很少有科学进步。”然而，“常规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规研究，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一致意见上，这种一致意见又在以后专业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强。可以肯定，在典型情况下，这种收敛式的或者说受一致意见制约的研究工作终将导致革命……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革命转换所必不可少的准备。”从库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敛式的常规科学研究是革命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准备，没有持久的常规科学研究，也就不可能发现和应对反常和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和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当代科学传统之中，才能打破旧传统，建立新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谈到一种隐含在科学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张力’。”

显然，库恩的核心问题是科学革命，但他着墨的重点却在常规科学上，强调常规科学研究的持久和坚定所导致的物极必反的效力——旧范式的突破而导致科学革命。因此，在库恩的思想中，不论是常规科学、反常、危机还是科学革命，都是围绕范式而展开的。常规科学是范式不变并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危机是范式的动摇；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

总之，科学革命是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从常规科学到出现反常再到危机并最终实现科学革命的持续发展的过程。

二、哲学思维贯穿科学革命始终

上述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科学革命是有与旧理论根本不同的新理论的产生，是有不同于旧范式的新范式的产生和确立。那么，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李醒民在总结诸多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论述基础上，认为“成熟的或高级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导出命题或科学定律、科学事实（感觉经验和观察资料的科学陈述）三大要素组成的严密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中，科学公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础，离开它们，科学理论就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依据，就根本无从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更新，是创建出比原有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更适合于自然对象、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过程。因此，要进行科学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创立，这是前提，也是最为关键之点。也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理论及其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就实现了科学革命。在李醒民看来，科学的概念基础和基本假设是科学理论赖以立足的本体论和逻辑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科学革命中，摧毁的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别的”；“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了旧的科学公理，比如用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类范畴，用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牛顿力学的公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转换”。对此，爱因斯坦也认为，在面临科学革命时，“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绝不会是最终的。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学的公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担当此任（改变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对科学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哲学思维、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工作的少数科学家。事实上，具体的科学理论都有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其基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找到新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其基础；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必须在比科学理论层次更高的、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它不再是科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上的问题了。

在哲学思维层面上，范式不仅包括科学理论的公设，而且也包括关于这些公设必须适合的世界的预设，关于它们应该如何适合那个世界的预设，关于试图使它们适合的恰当步骤和判断何时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标准的预设，这些都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相联系。这依赖于人的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导致与传统观点的巨大差异。所谓的整体论，我意指下述观点：组成部分融入这样的统一体，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质也受到那个统一体的影响。整体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库恩的整体论奠基于整体论的感知理论和整体论的（或融贯论的）意义理论。”对此，马根瑙（H，Margenau）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在顶端一级，我们遇到所谓的原始经验（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觉材料、观察，它们无凝聚力，本身没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领域没有直接给出的辅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来“说明”或理论化；说明包含着概念化的程序，处于原始经验之下的一级结构；在底部，每一门科学都显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题，它们被称为公理或公设；无论给定的科学在给定时刻的公理是什么，它们都通过演绎的形式分析导出高一级的即较少的普遍的命题，通常称它们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还可以推出比较特殊的推论；这些推论借助对应规则与经验资料联系，以决定其去留。

关于此，库恩有经典的阐述：“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通常并不需要当哲学家，也不想当哲学家。的确，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而且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规研究工作中能够利用范式作为模型进行时，就无须使规则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学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规则，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这不是说，寻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传统束缚、并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突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两者都以相同时代研究传统的基本哲学分析为先导和相伴随的。在这两个时期，所谓的思想实验在研究的进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库恩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与哲学保持距离，科学家不做哲学家的事，也不想当哲学家；（2）在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并且这种哲学分析是摆脱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有效工具和途径；（3）牛顿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科学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哲学层面上对问题的分析，也必须结合原有科学理论背后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来进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学理论与其背后的哲学世界观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库恩也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通常这种新奇事物太过于奥妙莫测，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学训练的人的注意。即使受过相当的训练……更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闯进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仅仅依赖于他接受新现象的能力以及对新的组织模式的灵活性，也将一事无成。倒不如说他会使他的学科退回到意见尚未一致或自然状态的历史阶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形成科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假说、评价标准、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哲学世界观的改变。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科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彻底重建。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抛弃已有的经验材料和经验知识，只是改变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识的方式和规则：“科学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学理论的旧框架，摧毁的只是科学的旧基础。”

因此，从本质上看，如何实现科学革命——基本假设的革命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是在自然科学中它是由科学家来表述、刻画和解决的。纯粹的哲学家很难解决这些专业内的科学问题。但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还在原有范式指导下工作而不进行哲学创新思维，也是不能实现科学中的革命的（这并不是说，在科学危机时期，科学家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导而从事科学研究；而是说，如果科学家在该学科中不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禁锢，是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创新即科学革命的）。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就是在做哲学的工作。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提出某种本体论和方法论，但哲学家要对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展开和论证，而科学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即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具体化为新学科的理论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恰如查尔默斯所说，“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最恰当地说，是哲学而非科学所具有的特征”。而对基本原则进行持续的批判，只能是少数的具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工作。科学家“经常不能”完成新旧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学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如果科学不处于危机中，他们也不能进行或完成科学革命。因而，“替论的发明恰恰是科学家们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学发展的前范式阶段和在其后演变期间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一个学科内，如果像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样，不断地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那么该学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步。这是因为那些原则没有足够长的不受到挑战的时间使专门的工作得以完成。虽然爱因斯坦凭借他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勇气对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正是经过在牛顿范式框架内200年的逐一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电磁学理论内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爱因斯坦将会认识到并且用他的相对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取代旧的科学公理”。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科学理论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所取代，就是一组主张被另一组不同的主张代替；同样，库恩也认为，一场科学革命不仅涉及一般定律的变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还涉及在那些评价理论时所要持有的标准的变化。

总之，科学革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包含在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之中，没有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探索，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过程，必须打破原有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观念，并创立新的科学观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并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才能最终实现。而“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它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也许对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确的说明，因为很明显，他们很少在以前的实践中受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他们特别有可能看出，那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去设计出另一套规则代替它们。”

即使在有不同理论竞争对手的威胁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接受训练的方式以及他们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须接受的训练的方式，他们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确切性质，将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加以阐述；但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的威胁时，他们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它们免遭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库恩总结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当人们认为反常正在给某个范式提出严重问题时，一个“明显的无专业安全感”的时期便来临了。此时，常规科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争论，并且试图依据哲学论据为他们的创新辩护。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事实上，科学革命不但没有改变科学与哲学之间原有的生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这种生成关系。从这方面看，具体科学不但是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它独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学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学思维的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具体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科学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来完成的。

其实，理论思维，就是确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然后形成判断、推理的过程；没有这种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过程，就没有理论及其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逻辑展开，就是围绕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建构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确立并描述各种范畴如何围绕基本概念而展开并得出结论的。可以说，由基本概念构成的理论的逻辑基础决定着这个理论的本质以及它在认识对象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而哲学思维是科学革命的酵母，无论是在科学的创立之时还是在科学危机以及科学革命时期，哲学思维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方法，科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必须不断地与现实对象接触；从理论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个具体形态，都必须有中间环节作为对应原理，即科学理论的结构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经验具体和中间环节构成的演绎的逻辑体系。

于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一切科学的最基础部分、也是最深处，都是哲学问题，都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有人把哲学看做概念思维，是很准确的。哲学就是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而推理、演算和验证就成了具体科学的事了。因而，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永远保有切不断的“脐带”，科学借助这一“脐带”从哲学母体中不断获得新生的根基和养分；哲学通过这一“脐带”，从各门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不断获得重生的形式。按库恩的说法就是：“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一个领域一旦转变成为科学，只有在基础摇曳的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种批判性对话。只有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必须进行选择时，科学家的行动才像是哲学家。”

更一般地说，哲学是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而科学是回答怎么样（how）的问题。前者是讲道理、讲原理的学问，后者是讲机制、讲理论的学问；机制、理论来自于道理和原理，没有道理和原理就没有机制和理论。就像地基和大楼的关系一样，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样的大楼，大楼是由地基决定的；但从思考建什么样大楼的角度看，也可以说，要想建造什么样的大楼，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一个是大楼与地基的原理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造大楼的机制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但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一定包含着对其中为什么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理解，即隐含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原理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学革命中，科学家从怎么样的问题回到为什么的问题，即从建什么样的大楼回到要建什么样的地基的问题；而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体建造大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哲学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学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楼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旧大楼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楼时，问题首先还得回到建造合适的地基问题上，虽然这时的工作还得由科学家来做，但科学家必须在哲学家工作的意义上展开工作，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并且这样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数的、有哲学家头脑的科学家来完成。

当然，科学家也许不是自觉的哲学家，也无需关心专门的哲学问题；但科学家在思考那些对科学理论的创立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时，不得不在哲学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这时，科学问题成了哲学问题，科学家在思考科学问题即哲学问题的时候成了哲学家。问题的重合使得科学家成了哲学家，科学家在干哲学家的事，甚至是哲学家干不了的事。因为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借助科学家的科学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每一次的科学革命即新理论的创立，都为解决重大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哲学因每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而改变着自己的提问方式、表达方式和具体内容，哲学只能在科学的发展和革命中前进。但是没有哲学思维的帮助，科学也很难有所突破、实现革命和发展。哲学和科学彼此依赖，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当然，大部分的科学家只能做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的解题活动，并不涉及、也不关心哲学问题。只有很少的科学家，即那些在科学危机中实现突破，创立新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的人，才涉及和思考哲学问题；但他们也只是在科学问题成了哲学问题时，在科学内思考具有哲学性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了科学中的科学的哲学家。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7

孙正聿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真正的哲学问题一定是在哲学史中言说。不存在离开哲学史的纯粹“原创”。康德要接着休谟说、黑格尔要接着康德说、海德格尔要接着黑格尔说……而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要接着柏拉图说。可见,哲学史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对话。如果说《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原因并不只在于它批判了教科书哲学,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话。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这恰好构成了《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跨越的。因此,《通论》正是在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的尊重基础上的一次哲学史对话。这可能是《通论》的最浓重的力量所在。

1.《通论》的“入手”巧妙使用了黑格尔的引导方法

《通论》连续使用了黑格尔的7个比喻来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究竟什么是哲学”。7个比喻可以被归结到统一的认识论原理,即黑格尔所概括的“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给哲学作“导论”的时候为什么从对常识的表象思维分析入手?黑格尔为什么总是使用比喻?《通论》为什么要品味黑格尔的比喻?《通论》为什么在哲学观原理的开端,用了很大篇幅反思常识的本质?这些问题表明:哲学不过是我们对作为无知的“熟知”的真知过程。哲学就从常识开始,虽然常识不是哲学,但是,进入哲学却恰好要从常识开始。黑格尔特别注意了引导人进入哲学思维的这一巧妙的原理,从而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导论”。

《通论》继承了黑格尔所开创的这一导论的巧妙原理,从黑格尔的比喻出发,抓住了哲学心灵自在的“爱智”的能力,并用比喻“激活”了这一自在的心灵,从而使人在“惊异”中发现:原来哲学和自己如此亲近。比喻显然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熟知的对象,哲学所思考的却与常识所思考的完全不一样了呢?而这一完全不一样的思考为什么又能够被多数人所“激动”呢?哲学离人并不遥远。“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

2.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建立在康德的“意识界”和“本体界”的划分原理之上

“前提批判”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前者是以反思的方式去考察使常识和科学所以可能的“前提”,后者则直接回到“哲学基本问题”。思维的“前提”在常识和科学那里是不被作为“问题”而自在存在的。比如,人们总是默认“人能够认识经验世界”。

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常识的反思开始进入哲学,也是黑格尔喜爱的方法。以对常识的反思来进入哲学,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哲学就在于对常识的超越。对常识的反思本身就构成了以常识为对象的哲学。这样,在内容上,常识为人熟知,但在理论上,哲学对常识的反思则构成了对常识的“前提批判”。因此,对常识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基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前提批判活动主要是反思常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前提,并形成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这些原理最终被概括为:在“概念框架”中形成了常识、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其中,“概念框架”显然是一切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力。

有怎样的“概念框架”,就会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这里虽然不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入手,却仍然符合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则。使常识和科学成为可能,必然要有由“概念框架”来综合统一“世界图景”。这里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常识的“概念框架”(它提示出常识不仅仅是表象的认识,同时也是概念的认识,即经验性的概念。这一点超出了黑格尔对常识的理解)。常识同样是一种概念活动。在常识中,表象的直观被上升到了经验性概念,因此,常识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观,二是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尚不是康德说的知性范畴,而仅仅是依附于经验的经验性概念。这一点决定了常识不是科学。只不过,概念在常识中是作为经验直观的表象所抽象出来的经验概念,因而对经验具有“依附性”。而在科学中,概念则离开经验进入到了知性的普遍性(这相当于康德从判断中抽取的十二范畴,它们不具有经验性,因此需要“先验图型”来综合表象)。至于到了哲学中,概念则成为了反思活动,是思想自己运动的活动。这就上升到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原理。但无论如何,认识总是在“意识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近代哲学明确地区分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地区分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从而清楚地提出了‘对象与表象’或‘对象与映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142

可见,所有这些对意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原理的考察,最终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原理上的。比如,“世界图景”是康德的“现象”的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海德格尔也曾使用“世界成为图形”来概括这一认识论结构。

3.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符合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

《通论》确立了“前提批判”的哲学观原理。“前提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直接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理论理性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前提批判”。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为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康德回到了认识的“前提”,即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所能够抵达的界限。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还不取决于对形而上学本身提出来的问题(心灵、宇宙、上帝)的回答,这构成了理性的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在康德这里,还仅仅是为形而上学确立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为认识找到一种“试金石”。因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一次宏伟的“前提批判”。康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先验哲学”,他本人只完成了一个前提性的环节,因为他尚未积极地建立起全部理性的“先验知识”,而只是在知识批判的意义上确立了先验知识的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是完备的先验――哲学的理念,但还不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在分析中只进行到对先天综合知识的完备评判所要求的那个地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1

《通论》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通论》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尊重了恩格斯的概括:“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19恩格斯是在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中提出这一著名论断的。也就是说,当恩格斯如此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只有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表明:真正的反思意义上的哲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

可以说,此前的哲学并没有回到这一“理论思维的无条件的前提”,而仅仅是一种独断论或怀疑论的不加反思的直接断言。自康德开始,哲学开始回到了理论思维的前提。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思维只能把握到物的“现象”,而不能把握到“物本身”。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意识界”,物仅仅是像我如何显现它的那样向我显现。黑格尔则批评了康德的这一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并没有对思维进行“思维着的考察”,也就是说,康德没有进入“思辨的思维”,而仅仅是站在思维之外来考察思维,这无异于“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思维和存在在自觉的意义上的统一,只能通过思辨哲学来实现。

对物本身的认识显然超出了知性的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仍然应该被归结到“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系列当中,原因就是康德没有进入思辨逻辑。这就决定了,康德仅仅把超验的领域排除在知识之外。正是在理论理性的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进入到实践理性中),黑格尔找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新的道路,这就是思辨逻辑的道路。自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后,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才第一次得到自觉。当我们说主观的思维和客观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时候,这在常识中是被“默认”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就是这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自觉的常识的解决。康德则第一次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尽管康德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即他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却第一次使哲学基本问题得到了确立。正是在康德的结论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的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上述德国古典哲学中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构成了《通论》中前提批判哲学观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通论》进一步提出了“构成思想”的维度和“反思思想”的维度的划分,并在后者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当“反思思想”的时候,思想才从对象中抽离出来,并把思想与“思想对象”区分开来,于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立即显现了。总之,《通论》确立的前提批判的哲学观,严格尊重并继承了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其中蕴涵的德国古典哲学情结,可能是我们理解《通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前提。评

哲学的基础问题篇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毛泽东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毛泽东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毛泽东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毛泽东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