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范文

城市经济体制篇1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会议提出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从而使我国迈入了摆脱贫困的新征途，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首先，在农村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农产品数量的增加，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打开市场，同时还需要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形成，使农民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经过五年多的改革实践，人们认识到必须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巩固农村改革成果，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思路。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成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要求下的一项基本方针。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牵扯面广，涉及的领域多，况且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矛盾较多，还要触及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农村改革当然也有诸多阻力，但亿万农民不满贫困落后的现实，有着迫切的改革愿望，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系着亿万家庭的实际利益，广大农民是欢迎的，阻力在干部，阻力来自“左”的思想认识。一旦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任何阻力都会被冲破。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能够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起来。这也充分证明只要生产经营体制适合生产力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就能够发挥出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很快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更加深刻、更加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在探索中深化的阶段。

二

当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底，而且城市企业经济效益也很低，在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损失、浪费十分严重，居民可支配收入甚微，存在相当比例的贫困居民。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城市经济积累了巨大发展潜力，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最佳途径。

1.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推动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抑制了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所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已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搞活企业的关键是把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地位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必须确立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确立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正确关系。只有树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思想观点，才可能放权给企业经营者。这应该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20多年来在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经历了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放开搞活中小企业，企业改组联合，中外合资，合作经营，股份制改造，资本上市，与政府部门脱钩……通过多种形式的探索把企业推向市场，使其能够主动的满足需求，面向市场而不是满足计划经济指令，面向市长。

企业进入市场后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也面临着企业内部改革的艰巨任务。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如何增强经营集团活力，又如何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要能上能下。用工制度改革，工人要能进能出。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工资要能高能低……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机制，并非一帆风顺。必须打破“铁饭碗”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安排，涉及数千万职工的切实利益。在市场化条件下企业必然会有生有死，部分企业破产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救市也只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城市政府承受着压力，职工群众要承受待业的暂时困难。但我们终于走过来了。现在国有企业资产壮大，效益提高，职工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国民经济上了大台阶，由弱到强，举世瞩目。虽然企业改革还面临许多新问题，需要坚持改革，创新机制。只要加强监管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成果。

2.攻克阶段改革难点，逐步体现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首先必须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特别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长期实行的政府定价，并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已严重阻碍了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虽然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1988年的抢购风波就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针对当时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需关系的状况，各个城市根据不同时期商品供需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政府统一定价的范围，分步扩大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最终实现了除少数牵动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外的其它商品由市场定价，供需双方协商定价，政府只监督规范市场。从而保障城乡物资交流的畅通，充分反映价值规律的作用，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合理的价格体系逐步形成，经济杠杆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益成熟。

3.“开放也是改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然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能发挥重要作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很快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成熟经验，减少我们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少付学费。我们的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企业走上市场后经营管理者缺乏新的管理经验，也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特别是要加快经济发展，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更重要的要面向国际市场，走出去参与竞争，才能做强做大自己。旧中国之所以贫困就是吃了闭关自守的亏。历史的教训不能重演。

中央办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战略启开了国门。内陆城市也纷纷实行对内对外双重开放的发展思路。招商引资和实现海外战略走出去并举。20世纪90年代又先后在50多个城市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有力地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也快速发展，形成了经济建设、城市建设、环境建设三同步的良好趋势。城市化推动了工业化、信息化，也带动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30年来我国不仅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城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均有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地体验到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城市经济体制篇2

论文摘要：提高城市竞争力，要抓好体制创新，构建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体制创新的着力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行政本制和工作方式的创新，文章提出了实现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具体要明确政府服务弄的职能，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后三个转变，加快推进政企、政资分开的改革步伐，加快行政审批改革，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

城市发展环境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决定一个城市的实力和地位。随着城市之间在硬环境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决定城市竞争竞争力的主要是软环境。新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要再创体制新优势，重点应放在宏观层面，放在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上，其主体是政府自身，着力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也就是说，要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创新。高效率地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重要课题，也是提高政府效率，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树立服务观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虽然已经发生很大转变，但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要求。首先表现为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错位，政府尚未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中完全摆脱出来，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仍比较严重。而本应由政府行使的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秩序的监管执法职能，却投人力量不足，存在缺位现象。其次表现为政府行政效率低下，透明度差。在行政管理中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审批，使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成本过高。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使市场主体经营活动难度增大。行政管理缺乏透明度，还滋生着腐败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如不能及时转变职能，提高效率，为企业搞好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那么面对入世后新一轮的外资投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们将陷人被动，失去机遇。因此，推进体制创新的核心，应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职能定位，进行政府管理创新。要解决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市场监督、公共服务上来。要破除公务人员中存在的“当官”即“管人”、“管企业”、“指挥”、“命令”等居高临下的计划经济的行政意识，树立起市场经济下平等、服务的公仆意识。要把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上，通过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吸引外资资源的流人。要加快政府行政体制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使世贸规则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依法行政、行政公开、行政效率等基本原则深入人心，使政府行为明晰化、法制化、透明化，从而建立起高效、廉洁、公正和服务型的政府形象。

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要实现“三个转变”

在加人WTO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的新形势下，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从计划经济的政府管理转变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世贸规则的管理上来，要求政府科学决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要进一步提高，并应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将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变到更加注重发展生产力上来。要着眼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切实加强战略性研究工作，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保证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要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重点，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城市功能，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有竞争力的率先发展。二是将宏观调控从行政计划管理为主转变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上来。让企业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政府则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制定执行政策法规，对社会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三是在经济管理方式上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要间接管理经济。要强化对市场的监管引导，做好对企业的支持服务，为市场机制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扩大就业，强化收人分配调节，从结构上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三、加快推进政企、政资分开的改革步伐

首先要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加快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营运新体系，通过政府—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参股、控股企业三层营运体系，有效隔离政府与企业的直接联系，使政府对国企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化为间接的产权管理。其次要加速国企的战略重组和布局调整，尽快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第三要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财政资金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同时必要的财政投资功能和项目要尽可能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承包等方式，发挥市场的作用来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要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变，实现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化配置。

四、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改革审批制度是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点和职能转变的核心，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绝不能“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把政府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把不该由政府机关审批的事项坚决减下来，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对必要的行政审批，要有法可依，不能随便设置;并且要建立科学、规范、严格的制约机制;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避免随意性。要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加快接轨性改革。对涉及多部门的审批事项，要实行“一站式”办公制，税外收费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票据，统一缴交。

五、实现“阳光工程”，使城市资源、国有资产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增值

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城市政府最大的一笔国有资产。经营好这笔国有资产，是增强城市财力，提升城市功能，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善用政府资产经营城市，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盘活资金，这是城市建设应做好的大文章。大量事实证明，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工程项目建设，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这几个方面，如果“暗箱”操作，极易滋生腐败行为，也是发生恶性腐败案件最多的领域。如何既要搞好经营城市，又能防止权力寻租行为，实施“阳光工程”是一条有效途径。实施“阳光工程”，就是各项交易要实现全程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操作，即经营性土地使用权要公开招标拍卖;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要实施公开招标采购;产权交易要进入市场公开竞价;公交路线、出租车牌照使用权公开拍卖等。有形建设市场必须与政府管理部门彻底脱钩，实现人员、职能分离。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与集中采购机构分开设立，形成制约机制。坚决制止和纠正招标、投标中弄虚作假、权钱交易等行为，实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规范化招投标办法。实施“阳光工程”，还可扩展到人事干部选拔、户外广告牌使用权拍卖、矿产资源开发、公房租赁等诸多领域。实施“阳光工程”不仅能使经营城市获得最大的效益，并且能从源头上堵住腐败，让人民群众放心满意，达到集财力聚民心的良好效果。

六、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

城市经济体制篇3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目标定位；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37－03

一、城市化模式的界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厘清

城市化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总体上可以分为外延式界定和内涵式界定两大类。外延式主要依据城市化不同的外部特征进行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根据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1］；根据地域和国家的不同可划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等［2］。内涵式是从城市化自身所具有的内部特性出发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的目标定位、发展道路出发将城市化模式界定为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发展模式等。二是从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着手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和外资带动模式等。我们将使用城市化模式的内涵式界定，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同城市化模式一样，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厘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出发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则包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拉动型和外贸拉动型模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密切，无论哪个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都会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文将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方面解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与现状分析

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必须首先进行时间界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和上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改革开放前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计划向市场引导转变；二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性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进行审视，进而对本世纪初至今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计划指令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工业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1．目标定位模糊。由于过分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阶段受重视程度不够，目标定位模糊。应当指出，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这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都有所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提高到1957年的15．39％［3］。此后，为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后来的“备荒备战”和“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按照政府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经济完全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运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资源向重工业严重倾斜，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主体部分，而应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化的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2．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此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遭到扭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贡献不大。城市化与工业化应该具有同步性，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前提是农村人口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为了能够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便于政府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集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通过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同时，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期间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逐步强化，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1．目标定位得以明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城市化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198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4］此后，1984－1986年“撤社建乡”、1986年和1992年两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都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2．动力机制得到修复。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修复，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体现。首先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尝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被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恢复。1997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指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被瓦解，市场拉动型的城市化在农村就地展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计划指令逐渐退出农村经济领域，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强化，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一大批依托乡镇企业的小城镇逐渐兴起。此外，90年代中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大中城市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纷纷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难以为继，高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青睐。经济发展理念从只重视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共识，“节能减排”、“又好又快发展”等成为热点词汇。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中国城市化模式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城市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目标定位受到扬弃。现阶段城市化求“大”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挥经济资源的规模效应，通过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聚合规整形成规模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相对于小城镇，大中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合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做大做强大中城市甚至打造城市圈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发挥互补效益，实现集约式发展。2009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珠三角九市为基础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广佛同城化已经在积极推动中。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目标只是扬弃而非放弃，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2．多动力共同推进的动力机制。现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为辅。首先，以政府推动为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发展大中城市、打造城市圈在城市化目标定位中的地位。而求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推动，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城市化推进的基础要素――土地，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利益诉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互促关系，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也能促进工业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可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乡镇企业的衰落导致市场拉动型的小城镇化模式日益式微，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受到削弱。乡镇企业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自由无序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呈现出小、散、多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点，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抑制乡镇企业的后续发展，抑制的结果是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和市场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削弱。最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引进外资提出了质量要求，即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理念出发对外资项目提出可持续性的环境和资源要求，是否符合集约型的发展理念成为能否引进的重要标准，这种引资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进入的规模，进而削弱了外资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影响重大。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需要首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判，虽然这种研判比较困难，但是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依然能够判断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致特征：首先，在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具有可持续性和高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最终将完全取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未来城市化目标定位的展望

1．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看，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广大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所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2．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是最优选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过程，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存在差距，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会导致城市劳动收入的持续下降，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发生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压力下，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3．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要求的发展模式，应当在未来城市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群的打造可以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对资源的集约式利用，因此结合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未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展望

1．重视发挥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资源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构成了城市化的壮观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必将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也必然会增强。市场机制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土地流转立法，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有序流转。

2．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应该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转变。客观地讲，政府直接推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开发的产业园区项目空置率较高，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集约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乃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意识和盲动性，没有充分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结合，片面求快、求大，违背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应当在尊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以政府规划为引导、市场拉动为主体实现城市化的合理有序发展，注重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的转变。

3．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在外资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应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行存在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外资进入时会优先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使其成为未来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毛蒋兴，薛德升．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启示［J］．规划师，2006，（5）．

［2］史育龙．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发展模式［J］．贵州社会科学，2008，（10）．

［3］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J］．东南学术，2004，（4）．

城市经济体制篇4

【关键词】社会转型 城市经济 城市发展战略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正确理解社会转型的含义，对于全面把握和分析社会转型期的形势和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二、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近20年来，城市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城市成为消费的主要载体和流通中枢，从长期为其它产业“配套”的位置上升为经济发展的“主角”，成为推动和制约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城市已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另外，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进一步发展壮大。较具规模的有以北京、天津、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城市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城市配套设施齐全，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源。虽然如此，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城市总体水平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2）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形态、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缺乏分工协作精神，城市发展战略好高骛远。

（3）地区间城市发展不平衡，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我国东西部城市的差距将可能进一步拉大，东部城市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强，西部城市的集聚能力、扩张能力、增长能力、流通能力与东部城市差距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资本、企业、人才的密集度差距更大。

（4）城市发展多为外延式扩展方式，占用土地过多，城市土地利用粗放。

（5）城市发展缺乏全局性系统思维。由于没有统一、整体的规划，各个城市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既浪费土地，又不利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

（6）城市有限的资源浪费严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同时，城市管理制度创新不多，城市发展规划科学性不强又缺乏严肃性，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留下隐患。

三、转型时期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

（1）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的改革开放力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对内对外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城市只有处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促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城市的企业才能够建立复杂多样的分工协作关系。

（2）从主观上转变城市政府职能。城市政府应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将工作精力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管理企业”逐步转移到“经营管理城市”上来，要不断提高政府领导整体素质，建立科学的决策、管理、咨询系统，提高办事效率，政府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制度，建立城市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还应重视建立促进城市企业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和引导，逐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涉，同时要扩大对外宣传力度，建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3）建立促进竞争、保护产权的有效制度。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政府应积极的进行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在个人权益制度的完善方面多做努力，要建立、健全有效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产权制度。要建立规范政府，特别是规范政府与城市企业关系的制度，消除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加快建设刺激创业者创业动力的贡献与报酬相对称的经济刺激制度，同时要把目前大量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

（4）从促进区域发展高度，培育城市产业集群。城市竞争力相对较强的城市，城市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对也较好，尤其东部的中小城市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正来源于产业集群的成长，从而告诉我们，产业集群是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比较好的捷径。

（5）建立基于循环经济模式的城市资源利用体系。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把经济活动重构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是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的循环利用模式。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相对于知识经济而言，我们对循环经济动态和趋势的关注和研究显得还不够。城市资源构成了城市发展的载体，也是经营城市的直接对象。城市资源主要由城市自然资源（如土地等）和城市社会资源（如基础设施、文化遗产、城市形象等）构成。政府对城市资源进行有效聚集、重组和市场化运营，可提高资源利用价值，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政府部门应作好城市资源利用的总体规划，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建立城市资源可持续利用体系，促使城市资源得到有效的、可持续的循环利用。

（6）重视城市政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城市不仅是各种产业要素集聚的平台，也是不同利益群体的组合体。目前在中国制定的城市发展战略中，我们比较注重城市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对城市政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重视不够。无论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看，还是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趋势看，以及从建立社会主义城市文明的本质要求看，我们都必须考虑城市政治文明发展这个因素。

城市经济体制篇5

摘 要 金融经济力是当前城市化经济发展过程中调节动力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经济更加和谐、顺利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城市化经济出现了短缺和过剩等问题，面对这种经济情况，必须尽快加强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促进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转变，这不仅能够保证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同时还能够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 金融经济力 调节作用

一、城市化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经济泛指城市化现象引起的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城市化经济描述了人口的集聚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因为城市化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组成比较复杂，这使得城市地区人们的交往活动和农村相比较为频繁和多样，这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我国要想将城市化经济发展起来，就必须制定出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机制。金融经济力是城市化经济顺利高效发展的动力，是城市化经济向良性化趋势发展的引导力。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在数量和质量与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并出现了城市化比不上工业化、城市化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模式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城市化经济运行现状及问题有：一是一些经济基础相对比较雄厚、发展空间较大的中小型城市，它们通过自己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大范围的吸引周边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另一类是，已经较为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人口和工业向城市周边转移的现象，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出现过剩型的城市病。这两种不良的现象都会导致资源浪费、城市化进程出现滞后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金融经济力发挥其调节作用，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二、金融经济力在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金融经济力起源于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市场资源，是协调和发展城市化中各种生产活动的动力，从金融的作用效果来说将其定义为金融经济力。它较为详细的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的调解作用进行了诠释。城市化经济运行要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均衡态，更好的利用城市资源来实现城市化经济的高效发展，必须要合理的调节城市化经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经济力能够解决这种问题，是城市化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机制。

金融经济力作为推进城市化经济均衡、包容性运行的综合力量，是能够作用于并切实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率的成长性金融活动，对经济运行产生正向作用或减溢效用；反之，无效率的金融性活动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负面作用称之为金融非经济力。其中有效率的金融经济活动包括金融市场的之间完善、金融企业的合理化、资本的逐利配置等，这些活动都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以及协调城市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能够促进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实现质的飞跃。

金融经济力能够促进城市化过程中资源与市场之间的合理配置，对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化经济向均衡态的转变。这一转变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调节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二是，内外变量打破城市化进程中供求关系的短期均衡现象，控制非均衡趋势的发展。要想将这两个阶段完成好，需要金融经济力发挥其调节与配置功能，引导城市化运行中各变量特别是资金的流动、房产价格等核心内容向与市场需求协调的方向发展。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的调节措施与发展趋势

城市化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元素，其运行状态对城市经济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短缺型和过渡性两种问题，影响了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鉴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包容性措施的经验，应该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金融经济力的引导优势，从而来实现城市化经济向均衡态的转变。

金融经济力由量性增长到质性发展到量、质协调成长终至包容性成长的过程，是金融经济力的调节潜力由弱变强，充分释放的过程。金融经济力调节城市化经济运行必须建立在金融发展且与城市从经济运行阶段和城市化进程相互适应的基础之上。因此，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必须培育金融主体包容成长的动力机制，建立健全普惠型金融制度和服务体系，实现金融体系的全面性和包容性。

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在坚持以普惠性共享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前提下，有助于为弱势群体提供享受平等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服务的机会与权利，进而消除城市化经济运行中贫困现象及机会不均等的事实。同时，借助于提高金融发展的分配效率、推动金融深化这一作用力，助推实现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态，达到体现城市化本质的需求。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构建能够为金融经济力的发挥提供基本保障，成为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运行的有益路径。

发挥金融经济力的传导作用。金融经济力在对城市化运行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是以控制生产和消费作为手段的，在调节过程中能够缓解城市非包容的矛盾，在实现城市化均衡发展基础上成为金融经济力调节城市化运行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产生上，金融经济力主张城市主体对金融资源的使用平等性，通过人们对金融资源的生产和使用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从消费层面来看，金融经济力主张消费平等，消费者都平等的享有对金融产品消费的权利，从而来提高消费者的收益权利。具体的来说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企业结构等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面对当前城市化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和过剩两种不良现象，需要充分的发挥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经济运行中的动力机制和调节作用，以此来实现城市经济的和谐化运作，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宗益.金融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国软科学.2006.

[2]刘昕.金融经济力：城市化新模式的协调机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

[3]刘京锋.中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8.

城市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城市群；聚集与扩散；纵向分离

[中图分类号]FO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1－0056－0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多个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今天，以城市群推动城市化的空间发展模式，是提高国土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分析影响城市空间成长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深刻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一、对城市群概念体系的解析

城市空间结构通常经历了城市膨胀、市区蔓生和城市向心体系形成三个阶段后，最终产生城市连绵带。为了揭示城市空间组织由单体向群体结构的演变规律，我们将所有群体化城市形态统称为城市群，建立包括大都市区、都市圈、都市连绵区以及大都市带等在内的城市群概念体系，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范围的城市群体空间形态。

广义的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单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借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网络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联系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既包括作为骨架的区域城镇体系，又包含作为基质的城市群腹地。从地理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的紧密分布，突出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从经济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城市群内部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根据核心城市的规模、地位及其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可以将广义的城市群分为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地方性三个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地域空间系统(如表1)。

狭义的城市群是一个与都市圈同级的概念，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它是在以大城市聚集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目前被国内专家和学者普遍认可的城市群体形态大多处于这个阶段。

作为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又是实现区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手段。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聚集与扩散；在中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在宏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二、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聚集与扩散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企业的逐利行为推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扩散。聚集与扩散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在要素层面上表现为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与聚集，以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在企业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再选择过程。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人口和消费的聚集，决定了市场规模和结构，引导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方向；企业的聚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产业的聚集培育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中间性生产组织，优化了生产的外部环境；人才和技术的聚集，促进信息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激发了创新活动。

追求聚集经济是聚集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地理上的接近、生产专业化以及财富与技术的集中为特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外溢。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聚集不仅仅来源于外部经济，还来源于自身的“循环累积效应”，即聚集本身也会成为吸引经济活动聚集的动力，进一步强化聚集过程。城市一旦产生，城市发展的自循环效应(如图1)，就会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活动的聚集动力还来自于规模收益递增、交易成本的节约，它们与聚集经济共同构成了人口与产业空间聚集的向心力。但是，受到当地资源和空间限制，聚集过程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当阻塞出现时，高昂的地价、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将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空间转移的离心力。城市空间结构的成长正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倾向于在本地区聚集；当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从一点聚集向多点聚集，从单体扩展向群体演进趋势。可见，聚集与扩散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机制。

三、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分工与专业化

作为一种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经济联系决定的城镇体系的形成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从产业层面揭示了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动力。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劳动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进，产生了一种更为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组织方式――纵向分离。

纵向分离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割的专业化分工过程，生产环节的分离，不但增大了生产的迂回化和社会化程度，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转变，出现了多厂、多部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以及具有高度专业化特征的柔性产业集群。这些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在交易成本机制下作用于厂商的区位选择过程，产生了集聚和扩散两种空间布局形式，那些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厂商，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倾向于聚集到他们的经济重心，从而产生了空间聚集的拉力。而那些单位联系成本低的生产部门，则倾向于向地区扩散，以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产业组织和厂商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地引导了产业的空间转移和扩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成长，其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

纵向分离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企

业外部联系性，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如同科斯把纵向一体化看成是企业出现的原因，斯科特把纵向分离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看成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他把这种由交易关系网络联接的产业综合体，称之为“原始城市形态”。一旦这个产业综合体得以建立，便会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并围绕它形成城市。在福特制时代，这种产业综合体具有核心――结构特征，并由此促进了具有垂直等级结构特征的中心地城市体系的形成。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劳动分工日益外部化和零碎化，产生了由若干中小企业聚集而成的柔性产业聚集体，企业之间网络化经济联系的增强，将有利于网络化城市体系的建立。

一般而言，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与外部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即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就越庞大、越稠密。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决定着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促进了城市群内聚力的形成。基于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企业交易网络，进一步密切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区域城市体系，城市群内部既有网络化经济联系，又有双向垂直经济联系，各种联系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但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升了城市群的整体竞争优势。

四、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宏观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是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体系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一系列结构转变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推动工业化纵深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次升级，以及产业的空间聚集与扩散，从而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以及职能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城市化质量。同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支持。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机制，它是聚集与扩散机制以及分工与专业化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综合体现。这种机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作用如图3所示。工业化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而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空间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支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促进了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合理构建，最终引起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沿着单中心、多中心、群体化、网络化方向演进。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两种不同的聚集形式，产业集群和城市群之间同样也存在互动关系。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经济支撑，城市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产业集群是具有纵向与横向联系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企业在一个区域的聚集，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技术、信息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高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方便的交通条件、灵活而快捷的信息、发达的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交易机构；及时方便地获取原材料、能源；充足的、具备各种专业素养与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这些条件需要在某种聚集体中才能满足。城市群是一种大规模的、高度城市化的空间组织，高度聚集的人口和财富，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广阔的市场网络，构成了对现代经济活动的强大吸引力，能够使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地配置，保证了产业集群能够在大范围内组织生产，从而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提供良好的空间依托。城市群还可以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提供充分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发达的市场条件，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城市经济体制篇7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运行机制、管理工作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完善，并且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在我国市场经济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模管理运行机制，已成为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城市规划管理运行机制分析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解放初期到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为第二阶段；从十七大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正确了解分析前两阶段城市规划工作的得失，有助于我们建立现阶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

（一）第一阶段城市规划管理运行机制

在第一阶段里，城市规划管理的组织、指挥和控制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科学管理的水平较低。那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呈高度集中的集权模式，经济体制呈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模式。各级政府或其主管部门控制了经济运行及社会活动所有环节。在城市建设领域，政府既是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又是城市建设开发的投资者 ,还是城市土地和城市建设产品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政府是城市建设整个复杂过程的唯一控制者和参与者。在50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增长，旨在满足城市发展需要，指导、促进城市建设的城市规划工作应运而生。它作为国家和城市政府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手段，得到各种行政措施的有力支持。按照这种规划模式，一大批重点城市随着重工业项目的建设迅速兴起，初步建立起城市框架，为今后的发展莫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城市内部，城市基础设施状况较解放前有了基本改善，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城市规划对于发展城市经济、方便居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回顾第一阶段城市规划工作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认为，在规划的组织、指挥和控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规划的科学性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首先，由于在城市发展采取有计划的平均主义，忽视各城市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导致城镇体系的布局不尽合理。其次，在规划的工作方法上，由于城市规划的制定主要反映政府和领导人的城市建设意图，而较少涉及城市运转的多种机制，更谈不上公众参与 ,因而这种规划工作难免失之偏颇。最后，在规划的实施手段上，规划的实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措施，而不是建立严密的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用经济与法律的手段来管理城市、实施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规划管理工作的整体协调。

（二）第二阶段城市规划管理运行机制

在第二阶段，规划的科学性有了较大的增强。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突破了旧有模式，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展开了全面的探索，城市规划工作科学性有所增强。然而 ,由于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有关的法制亦未健全，兼之对城市管理和规划工作科学性的认识有待于逐步提 高，因而，要将城市规划由设想变成现实，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城建规划方面，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

综上所述，应尽快抓好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

二、更新城市规划观念

党的十七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完善。这标志着城市规划已步入第三阶段。我们必须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建立科学有效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为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探索: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城市规划本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更新或建立以下观念:

第一，要树立城市规划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要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切实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拓宽城市规划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各项经济活动，如做好经济区域规划、土地分等定级定价以及房地产开发投入产出的测算等工作；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研究城市建设资金平衡问题。

第二，强化区域观念。市场经济下的区域经济，是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协作活动，因此要转变就“城市论城市”的狭隘观念，树立从一定区域范围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观念，搞好合理布局。

第三，强化开放意识，要考虑城市的发展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

第四，增强城市规划的整合观念。规划的内容不能仅限于建设和用地的规划，要逐步拓展到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

第五，确立动态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应变力、伸缩力，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的经济,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依据的。因此要改变过去搞得过死、不留余地的静态规划观念,建立适宜于调整和补充的滚动式动态规划，增强城市规划的弹性和应变能力 。

第六，增强竟争观念。逐步打破许多城市仅几家规划设计单位垄断的局面，允许国有、集体、中外合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的规划设计单位并存，开展平等竟争，逐步建立起富有活力具有竟争性的规划设计市场机制。

第七，加强超前意识。城市规划工作不超前，难以体现“龙头”的作用。凡是城市准备出让的土地等，都要超前编制好控制性的详细规划 。

第八，增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做法，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决不能在金钱面前和某些行政压力下，一味迁就某些单位或投资商的不合理要求。

第九，强化服务意识。与此相适应，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要树立规划管理与规划服务相一致的观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高效率、快节奏地完成各种建设项目的审批工作。

三、充实城市规划的内容和改进工作方法

一方面 ,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按国家的要求，做好城市总体、分区 、详细修建规划，要视情况增加一些内容，如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块的兼容性及城市景观要求等。另一方面，在程序和方法上，允许几种规划交叉进行。既要采取领导决策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由规划设计部门单独编制；也可采取管理部门与规划设计部门共同编制。既要遵循国家统一的技术规定编制规范化规划；也可按建设急需，因地制宜，灵活掌握，采用不同标准，编制粗线条规划。要运用、推广电脑和遥感等先进技术，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四、加强和完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宏观调控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尽快建立和健全城市规划法规，并严格执行。愈是发展市场经济，愈是要加强立法、执法工作，要尽快建立健全以《城市规划法》为主体的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基本法规与专项法规、行政立法与技术立法相配套的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的各项用地和建设，要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法》规定的“一书两证”(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加强执法检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城市各项建设按城市规划有序进行 。

第二，理顺规划管理体制，加强规划队伍建设。要理顺好市、区两级规划管理部门的关系。规划管理权和审批权应依法集中在市政府或市级主管部门手中，决不能层层下放。城市是一个利益整体，市辖区再大也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规划没有统一有效的管理作保 障，再好的规划也只能停留在纸上难以实现。因而区级规划部门应归市级规划部门直接领导管理，应是市级规划部门的派出机构。要理顺规划部门与国土部门的关系，成立规划土地局。对土地没有科学的规划，就谈不上合理使用，两者不能分离。要建立规划部门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如公安、工商、供水、供电等)的协调关系，在城市建设上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要加强规划队伍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第三，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城市规划部门要改革办事程序，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合并或精简不必要的程序。要提倡或坚持联合办公形式，进行会审。要主动深入基层、现场，上门服务，能当场拍板的，当场解决问题。要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提高规划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市场经济对城市规划工作赋予全新的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只要我们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我们就一定能抓住机遇，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嘉.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装饰(理论),2011,(05).

城市经济体制篇8

城市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作为一种能够提供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复合型自然资源，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要求不断增加，而有限的土地资源供应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主要研究土地资源与城市经济理论概述，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发挥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

城市土地；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发展对城市用地的需求也在激增。当前，“人—地”矛盾已经成为阻碍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城市经济发展用地和农业用地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正确处理土地资源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我国转型期城市经济的顺利转型。

1城市土地资源理论概述

1.1城市土地资源一般将人类已经利用或者在人类社会发展可预见的时期内能够被利用的土地称之为土地资源。其中土地资源不仅包含自然属性，也包含社会属性，土地资源是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的重要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土地资源除了要具有一般土地的自然性和经济性等明显特征之外，城市土地资源还具有其他土地资源所不具有的一些特征。首先，城市土地资源的区位性。在城市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划分在不同区域内的土地资源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其次，城市土地资源的集聚性。具体指的是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对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的集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后，城市土地的综合性。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基础，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关系到城市本身的经济效益，并会对国家经济发展构成重要的影响。城市土地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从广义上看，城市土地资源指的是城市行政区划内的陆地资源、水资源在内的所有地上以及地下空间的总称。从城市区域上看，可以将城市土地资源具体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市区的土地；二是城市规划区用地；三是城市行政区的土地资源。狭义的城市土地资源具体指的是城市土地，是指城市市区建设区内的土地，也就是指的城市建设用地。这些土地主要是用于非农业用途，人口的密度比较高，建筑物比较稠密，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

1.2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具体指的是人类为了能够从土地资源中获得一定的利益，采用一种相对系统性的方式，对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进行合理控制，从整体上属于一种永久周期性的人类干预行为。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将土地资源利用这一概念更加直观地表述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根据土地资源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土地资源进行有目的开发、使用、整理和保护的活动。从城市建设规划的层面上看，对土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为城市功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文中多次提出的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将其理解为一种配置和使用城市土地资源，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活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过程。从城市土地资源的构成结构上看，城市土地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分别是：城市土地资源的类型、性质以及特点；不同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用地类型的相互联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城市用地类型的相互作用以及其间的发展变化的关系。

2土地资源利用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土地权力制度和体系不完善首先，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利”制度还很不完善，这导致了土地资源所有权主体虚化，并且使用权等级也存在很大弊端。在进行土地资源使用和管理的过程中“，利”和其他各项权利是相互区分的，其主要涉及城市土地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尽管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城市当中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可以由我国国务院代表国家形式。但是，城市土地资源在实际使用和管理的过程中“国家所有”往往被抽象为“全民所有”，从而使城市土地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土地资源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城市土地资源的实际所有权逐步落入到城市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根据我国国务院与地方建立的城市土地委托—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不需要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就能对国务院授权的土地资源行使土地所有权的部分职能。但是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我国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之间并没有就城市土地资源产权形成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2]。在城市土地资源长期管理的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关于城市土地资源所有权在事实上被异化为利益博弈的局面。其次，围绕着城市土地资源的其他各项权利不明确。在进行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土地资源管理职能混淆是当前存在的一大问题。城市土地的“他项权利”主要指的是与土地所有者或者和土地使用者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的法人或者自然相关的一种发展和变化的权利。一般城市土地资源的“他项权利”与城市土地资源的“利”客体都为统一土地“，他项权利”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城市土地资源的“利”，另一方面“他项权利”又构成了对土地资源“利”的限制。这种限制常常会影响城市土地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效能发挥。

2.2当前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存在着严重不足就当前我国土地资源的整体管理现状而言，主要采取了升级垂直管理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督查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其与传统的土地资源管理方式相比较主要突出了两个重大的优势：一是实现了对土地资源的上收，二是完善了土地资源的监督监管机制。但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该土地资源管理制度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进行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虽然通过这一制度能够强化对土地资源的有效管理，但是，该土地管理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城市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限制。并且在市场经济法律机制还不健全的今天，其执行的有效性也颇值得怀疑。其次，当前我国国家土地总督察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当前我国土地督察制度属于一种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在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前提下，往往导致监督的效果不佳。

3发挥土地资源在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对策分析

3.1创新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体制首先，必须要建立健全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土地资源委托—关系。虽然当前我国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了我国国务院是城市土地资源所有权的代表。但是，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城市土地资源只能够由城市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地方政府虽然不是城市土地资源所有权的代表，但实际上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是由城市的管理者实际掌控的。因此，为了提高城市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对城市土地资源的管理。在进行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要明确城市政府部门的土地资源产权边界，并为其与地方政府之间构建出一套符合“激励相容约束”的委托关系。其次，在对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城市土地管理分级授权管理体制。要在城市各级政府之间构建起城市土地产权分级委托制度。具体指的是，城市土地资源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之上，由我国国务院以及直属于国务院的国土资源部作为城市土地资源所有权的唯一合法代表，将城市土地所有权根据城市土地管理层级进行分级授权,委托各级地方政府依法管理城市土地。各级政府基于现有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改进与调整，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3]。

3.2创新城市土地资源产权管理制度首先，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所有权的职能。当前，我国城市土地资源实行的主要是以多级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限为特征的地方政府所有权代表制度。这一土地资源产权管理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从我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地方各级政府代表政府形式土地所有权职能也能够很好地反映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看，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着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实际事权和相关责任，根据责任对等的原则，地方政府也需要享受到土地所有权的部分权益。其次，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细化城市土地产权，完善城市土地资源使用的所有权制度设计。在我国进行城市建设的漫长的历程当中，我国城市土地资源利用长期处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界定不清的局面，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公有”和“私用”还没有在制度上做出明确的划分。这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土地资源使用的完整性和排他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土地资源的经营者以及土地资源的投资者产生了不稳定的预期，这对发挥土地资源在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在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城市土地资源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划分，可以考虑将城市土地资源产权进一步细化为开发权、发展权、收益权、转让权、租赁权等多项权利。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认真处理好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城市应该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采取合理的措施，在确保耕地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以及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曾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理论与实证[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3(05).

[2]王丰.浅析土地资源配置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影响[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2(09).

[3]崔雪竹,王东.代谢论视角下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机理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