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的途径范文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1

以2013年和2014年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两个年度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2014年度强化综合管理后，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就此，从医疗纠纷的预防、解决途径和处罚三个方面分析了2014年度与2013年度相比医疗纠纷“量价齐跌”的原因，并提出几点完善医疗纠纷预防措施和完善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建议，为打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

医疗纠纷；减少；预防；解决途径

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显示，近年来，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目前，我国仍处于医疗纠纷高发期[1]。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医患关系有三个层次：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和医院暴力。医患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医疗纠纷，医疗纠纷处理不好就会升级为医院暴力，所以，杜绝医院暴力贵在医疗纠纷的预防和疏导，疏导医疗纠纷的关键就是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1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现数量持续增多、性质日益恶化、方式非理非法、索赔数额巨大、影响越来越大等特点，医患矛盾也呈现常态化、血腥化、复杂化[2]。据统计，从2015年5月28日～6月7日，短短的10天时间内，我国连续发生了9起伤医事件，多名医护人员受到了伤害。“暴力伤医”也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热点词汇，近五年来，每年都有轰动全国的伤医案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仅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和形象，同时，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在以后的行医过程中大都会采用防御性医疗行为[3]，广大无辜的患者就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迫在眉睫，也是解决我们当前医患矛盾的关键所在。

2某医院2013年度与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与赔偿数额对比及分析。

2.1材料来源及说明材料来源为某三甲综合医院医疗安全办公室2013年度与2014年度统计数据。投诉数量为年度内综合接待来访数量（包括医德医风、医疗纠纷、后勤保障等方面），形成医疗纠纷案件为医方解释沟通后患方仍不理解并要求赔偿的投诉数量，图表中同比栏中“负号”表示下降，总赔付额度下降19.5%，见表1。院内协商率为通过院内协商途径解决例数除以年度内形成赔付纠纷总例数，其他两项类推。2014年度医调委调解率为61.9%，同比上升97.8%，见表2。

2.2对表1和表2的综合分析在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医患冲突的加剧严重的大背景下[4]，该医院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此“量价齐跌”的现象说明医院在2014年度医疗纠纷得到良好的控制，该院针对预防医疗纠纷所采取的新措施是有效的。该院接到的总的投诉数量也下降了27.7%，这与医院文化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有关系，主要表现有：无责投诉制度、100%患者出院满意度调查、医疗感动式服务等新措施。医院还专门针对预防医疗纠纷实施了新的措施（下文另述），由此可见，通过各方努力，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纠纷发生的数量，取得了短期较好的成效。在本市实践中，医疗纠纷处理一般有三种途径：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调解、法院诉讼方式调解或判决。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优点是简单快捷，缺点是医患双方意见需高度一致，限制条件是患方索赔额在1万元以下；医调委调解优点是具有准司法性、效率高，缺点是不具有强制性，医患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需进入鉴定程序或诉讼程序；法院诉讼方式解决优点是具有强制力，缺点是周期长，成本高。通过表2可以看出，该院2014年度院内协商解决率和法院诉讼解决率与2013年度同比分别下降28.2%和69.2%，而医调委调解率则上升97.8%。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从部分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国际经验分析来看，第三方调解已经成为发展趋势[5]。原国家卫生部在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县级以上全覆盖[6]。该院实践也证明：医调委调解途径能有效缓解医疗机构压力，患方也对医调委意见比较认可，调解成功率高，理赔计算也具有准司法性，医患双方对此途径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32014年度该院针对医疗纠纷采取的综合管理措施。

3.1医疗纠纷的预防

3.1.1举办《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系列讲座，聘请医疗纠纷专职律师及医院法律顾问对我院职工实行全员授课培训。

3.1.2将医疗纠纷工作前移，从处理解决为主转移到预防杜绝为主。医疗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临床科室宣传医疗安全相关知识，下发《医疗安全事件处置规定》。

3.1.3建立未结医疗纠纷分级预警机制。对未结医疗纠纷根据不稳定级别分为三级，对最高级给予重点关注，深入病房了解患方动向，节假日期间做好预案。定期排查纠纷隐患，将医疗纠纷扼杀在苗头阶段。

3.1.4进一步转变观念，引入医疗感动式服务理念。只有在充分重视并尊重患者及家属正当权益时，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谈判基础。

3.2医疗纠纷的处理

3.2.1建立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制度。科室内发现医疗纠纷苗头后，应及时上报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组织科内安全小组讨论，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3.2.2对事态可能扩大或后果较重的医疗纠纷首要引导患者医调委途径解决。

3.3医疗纠纷的处罚对医疗纠纷责任人由经济处罚向培训式处罚转变，成立“医疗安全培训班”。对医疗纠纷当事医生综合评价评分，考核项目有：医疗安全委员会委员评分、涉及纠纷次数、赔偿金额、鉴定级别、纠纷配合处理情况五项。综合评分得分最高者，脱产临床到医疗安全办公室、医务科、病案室三个部门参加培训，培训周期为半年，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理论学习通过书面考试考核，实践学习需满足参与解决纠纷各环节次数，考核合格后方可回本岗工作。

4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的思考与见意

4.1医疗纠纷的预防

4.1.1加强临床医务人员医疗安全与法律知识培训。相关职能科室要制订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培训计划执行。医疗安全相关培训中，一是要加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的规范意识，特别是病历书写规范意识，医疗纠纷发生后，病历就成为了医患双方最重要的证据，是调解、诉讼以及鉴定中的最根本的依据。二是要加强个人业务技术水平，尤其是外科临床医生技术水平，科室主任做好带教作用，形成人才梯队。法律教育得分和风险意识得分呈正相关，与风险概率得分呈负相关[2]，说明医疗机构全员法律知识培训可以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风险意识，进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在法律知识培训中，要特别注重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自费药物知情同意书的告知，要向患方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等情况，并取得患方的书面同意。

4.1.2推行医疗感动式服务。在该院2013年度发生的63例医疗纠纷中，48例都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76.2%；2014年度发生的24例医疗纠纷中，有4例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16.7%。说明自该院2014年度开展医疗感动式服务活动以来，发生医疗纠纷不仅同比减少61.9%，而且在发生的医疗纠纷中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的比例也急剧下降。实践中，服务态度问题是医疗纠纷发生的导火索，容易引发其他原因的医疗纠纷。现阶段，各医疗机构往往重视护理工作的感动式服务而忽视医疗工作的感动式服务，造成医生在工作中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多医生都认为服务应该是护士的工作。其实，医生才应该是诊疗活动中的主角。医疗感动式服务是医生在诊疗活动中，通过沟通使患者对自身疾病充分认知，并达到对医生充分信任甚至患者感动的行为规范。它要求与患者平等对话，言语朴实，态度谦和，沟通过程中要注重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全方位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在门急诊、住院查房、术前谈话等重点环节的沟通，加大感情投入，照顾患者的负面情绪，做到待患者如亲人，站在患者的立场向患方分析病情。实践证明，既使医生医疗行为有些许瑕疵，患方也会因为医生的感动式服务谅解。

4.2医疗纠纷的疏导

4.2.1建立无责赔偿科室风险基金制度。目前，我国对无医疗过错导致患者医疗损害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此种情况下，患方为了得到赔偿，往往会与院方纠缠，甚至会激化医患矛盾，实践证明，构建无责赔偿机制[7]，是解决此类矛盾及时有效的方法。对于因科室管理发生的此类纠纷，患方索赔金额较小时，可通过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评估，认为可以赔偿的，通过科室风险基金给予赔偿或补偿，并报医务科备案。

4.2.2进一步完善医调委调解机制。第一，建立医调委调解员选聘制度，进一步充实调解员队伍。现阶段，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大多是由退休医务工作者或法律工作者组成，没有正规的招聘程序。应建立调解员选聘制度，在医疗机构或法律机构中招聘选拔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在职人员，来充实调解员队伍。第二，专家咨询意见鉴定化、法律化。医疗纠纷具有其特殊的专业性，所以实践中，医调委往往通过咨询相关专业专家意见来明确责任，在此责任程度基础上进行调解。但是，咨询意见与鉴定意见不同，没有医患双方共同到场鉴定环节，亦没有专家出庭质证环节，医患双方往往对此专家意见接纳度较低。对因此调解不成的医疗纠纷，往往还要进入诉讼程序和鉴定程序，浪费了医调委调解过程的时间和资源。医调委按照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程序来进行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人数可以灵活多变，必要时，专家可出具书面意见说明。第三，构建调解员监督考核制度。对调解员的考核项目应主要包括：受理案件数、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率、结案时间、疑难案件数等[5]。监督制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立案、调解、定责、理赔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关制度，制度越完善，调解就越规范，医患双方权利遭到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因调解员故意为他人或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应按照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进行追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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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泽洪，马洪君.基于调解过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5）：62-64.

[6]卫生部.关于做好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2012]53号）

[7]刘宇，王将军，孙学勤，等.医疗纠纷预防体系建设[J].中国医院，2015，19（2）：11-13.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2

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辖内发生了三起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事件。这就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医务人员的心上。如果说我所在的海珠区妇幼保健院是一所二级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受限，但其他两间都是三级甲等医院，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但为什么仍然会出现挂横额、烧香、摆灵堂的医闹行为，是不是今后医院就不能死人了，究竟老百姓是不是只有闹才能拿到“钱”。似乎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已成为老百姓心中默认的惯例。因此建立医患纠纷处理工作机制，缓解医患矛盾也是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目前的现状

1.1为什么医患纠纷有增多的趋势。

相信老百姓和医护人员双方都能感受到医患矛盾正在逐渐恶化，医闹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部分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患纠纷是社会矛盾在医院的反映。二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体制机制不顺畅，通过正规法律途径判决需要的时间较长。三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医院自身存在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医务人员超负荷运转，增加了医疗风险，加上医院和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措施，很容易引发医患纠纷。

看看东莞市的情况。据报道“东莞的医闹事件逐年递增，2007年东莞发生医闹35例;2008年东莞发生医闹42例;2009年东莞发生医闹50多例。2004年至2008年发生的医患纠纷共540宗，其中属于“医闹”事件123宗(占22.8%)，共计赔(补)偿金额2197.94万元，年均440万元。

1.2目前海珠区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模式

一是医疗事故鉴定及诉诸法院解决，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解决。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法律途径，诉诸法院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9%，通过医疗事故鉴定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15%。正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医患纠纷由医院与患者双方协调解决，所以患者认为直接找院方索赔是最快捷、最直接、最有效地方式。医患纠纷“大闹多赔”、“小闹少赔”等现象的存在，模糊了医疗事故赔付标准，扭曲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医闹”等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助长作用。而且大部分医院为了保住医院的声誉，尽早恢复正常诊疗秩序，也会忍气吞声，赔钱了事。当然目前海珠区对于严重的医患纠纷也逐步建立起街道、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介入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对于医患纠纷的尽早和解起到一定作用。

1.3医患纠纷赔偿机制

据了解，不论赔偿金额大小，目前海珠区大部分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都是由医疗机构自己承担的，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机制。既然赔多少医院可以自己说了算，出现医患纠纷时，患者及患者家属当然只会围着医院转，大吵大闹，把医院名声搞臭，让医院无法正常开诊，迫使医院妥协，而不会考虑其他的索赔途径。其实医疗纠纷赔偿金也是国有资产，十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不通过法律途径和权威机构认定就可以赔付出去吗？如何监管？这难道不算腐败？

2其他省市的做法及利弊分析

发生医患纠纷绝不是海珠区仅有的，也并不像某些部门官员所指：“为什么你们医院老是出事！”。南平医闹事件、沈阳聘警察当副院长事件就像是催化剂一般，让越来越多各级政府意识到，建立医患纠纷处置工作机制显得多么重要。据了解，天津市、浙江省及宁波、苏州、洛阳等16个省56个城市已出台了解决医疗纠纷处置方面的政府规章，或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使医疗纠纷处置有章可循，收效明显。具体做法分析如下：

2.1成立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

比较成功的有福州市和天津市，该市设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并设立医调中心，医调中心在调解医疗纠纷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患者与医院发生争执，双方都可向医调中心咨询医疗纠纷调解相关问题。医调中心的职责还包括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医调中心将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等。医调中心隶属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医患纠纷发生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超过1万元的，必须向医调中心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员构成包括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医疗工作者。

2.2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目前国内部分医院试行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即按医生、护士分工、责任大小等因素缴纳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赔偿费用就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医疗机构或调解机构与患者协商调解达成的赔付金额有明确限制，患者索赔金额超出规定标准时，必须经过第三方调解或走司法程序，压缩了医闹的空间，同时防治国有资产随意赔付，有效遏制“大赔大闹、小赔小闹”和“花钱遮丑”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能保证患方及时得到赔付。

但此前，东莞也有五家公立医院买过该类医疗责任险，而买过一段时间后也全部停保。主要原因是现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仍习惯性地找医院索赔，不愿与保险公司交涉，医院仍然要付出大量人力和精力来应付医疗纠纷。另外，多数医院认为医疗事故发生几率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必要性不大，因此尚难全面推行医疗责任险。

3小结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医疗纠纷处置及人民调解工作，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为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就医环境和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3.1结合地区实际，尽早出台区域性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规定医院与患者自行调解的赔付金额上限（如天津市规定一万元），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第三方调解中心调解。使老百姓明确知道，赔多少不是医院自己能说了算的，因此达到有效减少医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

3.2试行购买医疗责任险。建议改变由医疗机构自行购买保险的形式，由区卫生行政部门或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等政府行政部门牵头与保险机构统一购买医疗责任险，经费共同分担。关键也是要明确规定调解金额赔付的上限（如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医疗事故鉴定或法院判决。

3.3坚决打击医闹。一旦建立并完善了医患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医闹行为要坚决打击，维护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逐步改变老百姓“闹就有钱”的思维模式，利用媒体、宣传引导群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医患纠纷。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3

近些年，医患关系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也就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出了诸多议案和提案。而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处理医疗纠纷大致共有3条途径，分别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和到人民法院提讼，但这3种途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遇到种种困难，无法彻底协调越来越严峻的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虽然程序简单方便，但往往因医院和患者双方缺乏信任，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反而容易将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人们通常存在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有附属关系的观念，患者也因质疑卫生行政调解的公正性而不愿去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医疗纠纷作为最正规的解决方法，但始终存在着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缺陷。

南京设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无疑为解决医患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探索了一条新的渠道。据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孙小忠透露，为了探索专业调解组织化解医患纠纷的新路子，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医患纠纷实际，在该市两区一县试点设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司法、卫生等部门分管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医学、法学等方面专业人士组成，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积极化解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从机构的人员构成来看，南京已经开始试点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属于“医患”两方之外的“第三方”， 这样的“第三方”，应该是独立于医院、患者甚至保险公司之外的调停机构，更是当地政府解决医疗纠纷的手段之一。这一机构如果能够正常运转起来，无疑将对协调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作为政府设立的机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否客观地对待医疗纠纷，公平、公正办事，在医患双方之间恪守中立地位，能否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将显得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现实：是否选择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完全由病人一方自主决定，政府无权强制要求。因为一少部分病人往往在遭遇医患纠纷时，会下意识地对政府的“中立角色”失去信任，所以，在广大患者的心目中树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形象，便成为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先要做好的第一门“功课”。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4

关键词法律视角；医疗纠纷；法治意识；安全管理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医疗体系逐渐完善和健全，人们对医疗卫生观念也在相应转变，对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医疗资源的总量与患者需求、区域配置之间的不平衡，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医患纠纷数量逐渐增大，医患关系也日趋紧张。剖析医患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作为突破口，完善法治化背景下医院安全管理方面的优化路径，从而建设好法治医院、平安医院。

一、当前医院医疗纠纷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从我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出，2013年至2018年间涉及医疗事故的裁判文书数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13年1991件呈现低谷，高峰期在2017年6342件，2018年略有下降为5464件。［1］裁判文书网上显示的数据仅是包含了已经到法院并且经过审理的案件，还有大部分的医疗案件和纠纷在医院、政府以及其他第三方调解机构得到了调解和处理。医患纠纷从最初的矛盾演化为医疗案件，会经历一段过程。深究近年来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一）医学专业性导致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

医学是一门复杂、高深的学科，医学生要经过长期系统化的理论培训、临床实践培训，且需通过专业化的执业考试后才能成为医务工作者。此外，医学界对人体生命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加上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多种因素决定了医疗本身存在着极高风险性。对于患者而言，对当前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疾病风险的未知性等方面认识不足，自然处于弱势地位。［2］与医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双方形成了严重信息不对等。

（二）优质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的不平衡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综合水平等与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还存有一定差距。我国虽然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但是分级诊疗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患者更倾向于到具有权威性的三甲医院看病治疗。三甲医院原本主要是针对疑难重症进行治疗，但不得不分配许多优质医疗资源到一般症状的解决和处理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医院的挂号难、看病难问题，“黄牛”和“号贩子”也就相继出现，上述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合理处理解决，便使得民众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3］

（三）医患双方沟通不足、解决机制不畅

患者数量的增多、医护人员数量有限、医生每日接待问诊数量也有限等原因导致医患双方沟通不足。门诊患者看病等待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就诊所花费的时间，医生也不能花过多精力去回答每一位患者、家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医护人员都会按照要求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患者对医疗风险往往不能理性对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又高于正常值，此种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患者的负面情绪，使之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导致伤医案件发生。关于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媒体对“医闹”的片面宣传、医患间信任的缺失、医疗保障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善等。［4］

二、法律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和医院安全管理的难点

（一）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

1．院方法治建设体系不完善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内部未建立统领全局的法治建设体系，由于组织架构不健全，法治认知薄弱，管理理念缺乏法治思维，没有纲举目张的工作抓手，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事务和经验路径处理医疗纠纷。［5］对待部分医闹患者，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往往采取不合理的做法“平息”事端。这有悖于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初衷。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仅停留于“治标”层面，更重要的是“治本”。2．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医疗纠纷发端于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部分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薄弱，未能将医院法律风险的防范关口前移。一般公立医院是由医务部门先行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并由外部聘请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医务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非同时具有医疗纠纷业务工作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仅依靠于外部法律顾问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往往降低了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3．法治培训形式大于内容在院方组织法律培训、法律实务知识讲解时，部分医护职工由于自身工作繁忙、法治意识不强，认为处理医疗纠纷和参加此类教育培训属于行政、后勤人员的本职工作，自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强烈；同时有些培训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走过场、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更加有意识地在接受医疗服务中运用法治思维和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若医护人员不重视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观念，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和医疗处理规程展开医疗服务，在医疗纠纷中将会陷于不利之地。

（二）医患纠纷处理过程中，部分患者法治意识缺位

近年来，在一些“医闹”事件中，部分患者对医院任意打、砸、闹，采取极端行为围堵医院、要挟医院和政府，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扰乱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患者采取极端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医疗纠纷，反而还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不仅没有维护到需要维护的合法权益，还会使自身受到法律的制裁。应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保护自身权益；我国《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医院安全管理方面，安全保卫力量还需优化

1．人员风险防控能力不足部分医院存在医护人员风险意识及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在医患纠纷发生的早期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控制和处理。安保人员到达现场后应突能力不足、缺乏快速反应的协作机制。医院虽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但并未定期开展有效的培训和演练，导致人员风险防控意识欠缺、能力不足。2．客观硬件配置不够优化医院属于开放的人员密集场所，空间大，人流量大。仅靠医院现有的普通安防系统以及安保人员日常巡逻，是难以第一时间赶到纠纷现场处理化解。根据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加强医院技防、物防、人防建设，推进医院智慧安防建设。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安检设备，完善一键报警及防控设施设备等硬件，强化安防系统建设。3．多部门协同力有待提高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临床科室之间、科室与医务、安保部门之间协同力不足，各为其政，在法律事务方面容易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而在发生医患纠纷事件时，医院安保人员只能采取协调和劝解的方式进行处理。虽然医院和公安合作在院内建立了警务室，派驻人员在医院内执勤巡逻。但由于警力有限、经费短缺等问题导致实际情况下公安对医院空间安全治理参与不足，驻院警务室并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6］

三、法治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医疗法律体系，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

进程医生和患者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平衡只能建立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因此应完善我国现有的医疗法律体系，重构医患之间的制度信任，保障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权益。［7］在最高检2021年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严惩任何一起伤医扰医犯罪。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的权益保障，不仅是要严惩任何一起恶性医闹事件，对存在风险和隐患的医疗纠纷也应做好预警和应对。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然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部分不足，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完善，［8］但对于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赔偿制度以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还需细化。因此完善医疗法律体系，要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进程，从而真正实现途径多元化解决医疗纠纷。

（二）加强医患沟通交流，及时化解医患纠纷

发生医患纠纷，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发展为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化解处理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倡导医患之间积极沟通交流，建立运行有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患者对自己病情不隐瞒，真正信任医生；医务人员对待患者要更有同理心，将医疗过程中的风险和应对方案告知患者，解决患者心中的担忧和不信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完善制度化管理。对待诊疗行为中出现的意外和摩擦提前应对处理，把握住医疗纠纷发展恶化的共通性，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理规程。

（三）提升安保能力，保障医院安全稳定运行

医院安保法治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应健全完善医院医疗纠纷处置规程、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安保力量建设，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纷。积极构建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系，织密安全管理网。其次，完善医院安防配置，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要求，切实完善医院内部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将消防、安防和监控等配置为有机联动的整体，提高隐患识别的精确度。同时，贯彻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人建立重点人群预警机制。最后，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巩固多部门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医院内部科室之间加强沟通协作；警医联动方面，完善医院与属地派出所的联动机制。为实现平安医院建设的预期目标，也需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政府、人大以及各社会团体监督与配合，以便从容应对各类医疗纠纷。

四、结语

处理好医患关系，需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医事法律制度规范的指引，医患双方构建法治思维，遇事找法，从而有效解决纠纷；院方还应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平安医院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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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霄，陶丽华，唐乾利，等．从法律视角探析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路径［J］．中国卫生法制，2021，29（2）：53-57．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5

[关键词]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 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 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 相关建议与讨论

2.1 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 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 《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 完善评鉴制度 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 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 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 增加医院自

2.2.1 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 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 《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 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 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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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的途径篇6

1.1医患双方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信任

医患双方在同病魔斗争中本来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要并肩作战通过共同努力战胜病魔，应该相互信任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最好效果，但近年来人们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感逐渐上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一个课题组，在2007年对北京市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730份有效问卷显示：仅36.58%患者对医生完全信任，9.32%患者对医生完全不信任，超过一半的患者对医生半信半疑。南京医科大学对30所医院医务人员调查结果医务人员认为医患双方互相信任的比例为15.9%，而且这种不信任正在演变成集体不信任。部分患者就诊前首先是找熟人、托关系。就诊时首先想的是：这个医生是不是为了奖金开了不必要的检查单；诊断是不是错误；治疗用药是不是为了回扣开了不必要的药物。医生接诊患者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患者会不会闹事；检查不全面会不会遗漏了疾病的诊断，会不会因此来找麻烦；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患者会不会来闹事；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安全。目前所发生的“八毛门”、“录音门”之类事件反映出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不信任。医患纠纷、医院恶性暴力事件的增多加剧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不信任，部分医务人员为了自我保护使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时有发生，这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的不信任。

1.2医患纠纷逐年增多，恶性暴力事件频发

近年来，由于患者维护权利的意识提高，患者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不信任因素的增加加剧了医疗纠纷数量的上升，同时医疗索赔数额也越来越高。据相关调查显示，近年医疗纠纷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据原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职业“医闹”。这些人往往是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是“黑帮老大”或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人。这些人可能是患者家属，也可能与患者及家属素不相识，平时就在医院游荡一旦发现有医患纠纷立即以患者或患者家属名义参与闹事，事后拿取高额报酬。这些医闹的介入使医患纠纷向恶性事件发展，甚至酿成暴力事件。

2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原因

2.1体制机制的因素

1992年9月23日，原卫生部的《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把医院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浮动定价、同行定价和自行定价。在持续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在这种医疗卫生体制下，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院的发展建设和运行主要靠医疗服务创收来解决，医院出现了逐利倾向。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的主题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明委员说：“医疗费用个人负担比例过高，据统计在2001年的时候，医疗费用负担个人支付全国平均要占到60%，农村的比例更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一文评估了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业绩，指出中国卫生投入业绩排名188位，倒数第四，是全球卫生负担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于是出现“看病贵”的现象。目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少数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经济落后地区医疗设备落后，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一些药品短缺，满足不了当地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这些地区患者往往千里迢迢赶往集中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少数医院，导致这些医院人满为患，出现了挂号难、排队难，往往历尽了许多艰苦到医生面前时医生因为接诊量大每个患者平均只能有几分钟的接诊时间，患者认为我付出这么多而你却草草了事，加剧患者的不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导致出现“看病难”现象，激化了医患的矛盾。

2.2医方因素

有效沟通不够，医患沟通不仅仅是沟通，更重要的是有效，因此在医疗纠纷产生后，我们会认为我该讲的都有讲了，该申明的都申明了，能说没有进行沟通呢？但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是否有效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你的沟通是加剧了医患误解还是消除了误解。医务人员的沟通是患方明白了医务人员的意思，消除了顾虑；还是认为医务人员在推卸责任，加深了误解。医务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目前市场经济下医院往往只重视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当地影响力、医院申报的课题多少项、医院的科技成果多少项、医院引进了多少项新技术新项目、医院的门诊量、出入院人次、医院的经济效益怎么样。没有确立医院的服务观念，依旧是患者是来求医的观念。不重视患者对医院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有的人可能认为医院从上到下，对提高服务质量，可谓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一遇到医疗纠纷，很多家属就会列举什么服务不到位，什么医生不在场等等一系列责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可能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把患者首先看成是患者，并非是首先是人，然后是有患者的人，而受到尊重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有些医疗纠纷的发生，是由于我们的医疗水平欠缺所造成的，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目前医学水平的限制，二是就治医生本身医疗水平的不精，造成诊治不清，抢救不及时所造成。而患者特别是家属，对结果的关注程度更为关注。医院的宣传往往只从医院技术水平、仪器设备角度考虑，即使一些医院所谓塑造形象也是向社会说我是什么层次的技术权威，而忽视整个医务人员的正面形象的宣传如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无私的奉献，甚至是牺牲生命（非典期间医务人员得到正面宣传形象曾经短暂得到改善），这方面宣传的欠缺导致社会对医务人员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是误解。医务人员形象不佳也是加剧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2.3患者及家属的因素

由于目前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贫富差距加大，有些群体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高，导致医疗费用支出超过自己承受能力。一些富裕群体不满足医院的医疗条件、服务水平，导致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不满。患者及家属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认为自己在医疗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是弱势群体，该做哪些检查心理没底、该用不该用药不放心、病情是否像医务人员说的重心里没底。对正确的医疗处理、疾病的自然转归和难以避免的并发症以及医疗中的意外事故不能够理解，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对出现的不良结局不能接受，认为有病到医院就一定能治好，治不好就是医院医生的过错；一旦病情变化就和医方发生冲突。部分患者如癌症、慢性病、长期不愈，产生绝望心理，出于经济承受力的问题、家庭关系问题有意把矛盾转嫁给医方，试图减免费用或发泄不满，如“同仁血案”、“哈医大杀医案”。极个别纠纷是由于患者或家属对疾病的绝望、社会的仇视转嫁给医方，从而酿成恶性事件。

2.4社会因素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信任缺失，而医患关系目前社会关注度很高，可以说医患关系目前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无形中被无限的放大。信任缺失导致医患之间互相防范，导致患者对合理的医疗行为猜测、怀疑，对治疗效果的不满意，对合理的医疗费用的愤怒，导致医生为了自我保护产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由于新闻强调可读性和共鸣性，再加上新闻工作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在面对相对来说是弱势人员的患者，他们往往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片面理解，新闻报道缺乏公正性。个别无良媒体人缺乏新闻道德，为了追求轰动的新闻效果或者一己之利歪曲事实，这对医疗纠纷起到推波助澜，给本来就处于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3.1建立能被社会各方接受的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常见的有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解决、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患方往往不愿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医患纠纷，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医疗事故鉴定的特殊性决定鉴定专家只能是医学方面技术权威，而社会普遍认为鉴定专家会袒护医方做出不利于患者的结论，另外诉讼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既耗时又耗精力也是原因之一。患方往往不愿意选择正当合理的途径解决问题。目前现状是事情闹的越大、影响越大尤其媒体介入后院方压力越大，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后患方获得利益越大，所以目前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患者往往选择将矛盾激化扩大影响造成社会关注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现在急需建立一种能被社会各方接受的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部分地区试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一个好的尝试。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也是一个途径，但现在医疗责任保险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赔偿金额过低、须经医疗事故鉴定医院有责任才赔。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将来合理的医患纠纷解决应该和交通事的解决相似。

3.2医院要加强法制教育

医务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执业医师法》、《消费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特别是《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疗事故定义的区别。《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所指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不论过错和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一点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疗事故不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损害后果和过错是有因果关系才构成医疗事故，要明白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3.3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一定要实施与当时诊疗水平相当的符合规范行为”，而目前医学知识更新很快，新的检查方法、新的药品不断诞生，很多诊疗指南、治疗方案每隔几年就有新的进展，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业务水平，使自己的诊疗方案符合目前最新水平。

3.4增强有效沟通技巧，提高服务水平

对全体医务人员包括医技和服务人员进行医患沟通技巧培训，建立规范化服务语言。通过院内的奖励、鼓励机制促进医务人员提高沟通与交流技巧。罗秀梅调查了5家医院医患沟通的情况发现，医德医风、医患沟通时间、医患信息不对称、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对医患沟通效果影响大；医疗条件、目前诊疗技术水平、患方对医院及医生的了解、医务人员的性格对医患沟通效果影响小。我们要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加大医患沟通力度，降低医患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让患者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病情，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参与治疗。在沟通时要把患者病情的转归尽早告知家属，提前和患者家属做好沟通工作，尤其是患者病情有可能向严重发展时，要提前向患者家属交待病情及风险，使其做好心理准备。加强健康教育让患方正确面对目前医疗水平的还有很大局限性的现实。注意提高自己的语言、礼貌修养，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对对方的影响，及时调整用词、语气。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3.5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情真相赢得社会信任

很多医院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尽量掩盖，迟迟不公开作出解释，这进一步加重社会误解，发生纠纷时可以在不影响公安机关办案的前提下，医院应当敦促公安机关尽快选取合适时机，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向外界披露事发真相。医院新闻发言人或宣传科负责人应具备危机处理素养，主动和媒体保持畅通的联系渠道，确保信息及时准确。消除社会误解赢得社会信任。

总之，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医方的责任，又有患方的责任，更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因素。要想改善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一方面医方的技术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医患沟通还要加强、服务质量还要改善；另一方面患方还要理智、冷静、信任，要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纠纷，另外要建设、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切实可行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7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纠纷 ；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783（2014）01-0209-01 卫生资源和服务内容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且现有的资信平台越来越多，不确切的报道影响群众的思维，使得医患关系出现越来越不和谐的局面，医疗纠纷等事件增多，医患矛盾不断激化并呈现暴力化倾向。此外，医患沟通、服务态度、诊疗结果、卫生体制，资信媒介等多种因素也与医患冲突息息相关。有报道，"医患纠纷数量每年以 20%到 30%的速度递增"[1]。

一.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

医患关系紧张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其成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患者方面

1.1 目前医疗服务逐渐走向市场化， 患者有权利选择医院和医生，由于患者对医院期望值过高， 患者对自身的健康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同时对医学常识缺乏，使得患者一旦诊疗护理结果达不到预期的希望， 医患沟通不及时常会引发医患纠纷。

1.2 患者对医疗不信任 ， 态度过分偏激，患者不健康的就医心理状态，在就医过程中不遵医嘱，违反医院的管理规定甚至无理取闹。

1.3 患者出于经济动机制造各种"医闹"，他们名义上打着患者家属、朋友的幌子，以聚众闹事的手段达到从医院获得经济赔偿的目的，并从中抽取提成或拿到"报酬"，这种行为严重妨碍了医院正常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 医方因素

2.1 医疗服务存在缺陷，对患者的责任心缺乏，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医生的形象[2]个别医护人员责任心不强，不按操作规范办事，医疗水平有限。

2.2 医患沟通不够，从患者到医院就诊过程中，普遍缺乏沟通[3]加上医务人员不能很好地履行告知义务，与患方的意见不能达到统一，易导致纠纷的发生。

2.3 科室内部、科室之间的不团结，不协调，往往也是造成纠纷发生的原因。

2.4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有些医护人员不注意证据的保存，为了图省事而没有向病人履行告之义务，没有让病人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这些都为纠纷的发生带来了隐患。

2.5 医疗费用：患者认为医疗收费不合理，对有些项目收费标准不理解，怀疑护士多记或错记费用 。

3.社会因素

3.1 政府财政对医院补助严重不足，导致医院的消耗得不到及时和足够的补偿 。

3.2 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现行的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未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 ，群众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3.3 媒体不客观的偏向报道使得社会舆论对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评价有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医院的负面影响， 激化了医患矛盾， 间接地造成了不利的医患沟通。

二. 对策

1.普及医学常识，让患者对疾病有更多的了解.

1.1 医务社工要深入社区、医院广泛宣传医疗常识。让社区居民、医院患者多渠道获取医疗信息，普及常见的医疗常识，了解医院的医疗资源，包括专业特色，治疗项目等。此外，医务社工也要普及医疗鉴定等信息， 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提供投诉途径、医疗鉴定途径等，让患者通过正式的维权途径维护切身的利益，避免患者及家属采取非法途径和手段处理医患纠纷。

1.2 对相同病种的人群可以成立一个小组，定时集中起来交流，使医生更具体地体会到病人因病所产生的苦恼，同时亦能第一时间简答一些病人的困惑，同种病的患者可以相互照顾，相互交流，形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目前中山医院，肿瘤医院有很多这样的小组，而且都有不错的成效.

2.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及沟通水平，要注意医疗效果

2.1 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心 严格遵守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恪守职业道德 组织医护人员认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及道德教育，做到"把病人当家人医治"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事。

2.2 注重与患者的有效沟通 由于医务工作者工作量大，环境复杂，心里压力大，在诊疗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以疾病为中心"，使患者感受不到人文关怀。 冷冰冰的诊疗过程更加剧了患者的不良情绪， 更有甚者会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甚至选择自杀。因而医院必须紧抓"以病人为中心，以救治病人生命为己任"的医德医风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医德。

2.3 从法律的角度规范病历记录的书写和管理 医护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及时、真实、客观、完整、准确地记录病情，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避免遗漏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在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今天，病历已成为举证责任中的重要法律文书。规范病历的书写、保管、使用，充分认识病历是处理医疗纠纷、司法办案的重要法律依据，使病历资料更好地为处理医疗纠纷服务，同时做好现场实物和病历的封存。

3.加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降低个人医疗费用

医患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源在于医疗资源不足。广东省卫生厅廖厅长说过，如何将经济改革的成果惠及百姓，社会制度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医疗的投入，加快医保的发展，深入开展医疗价格改革，同时还得加强基层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有效地分流病患，使公立医院真正地公益化。

4. 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有统计机构曾对涉及医疗机构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在 47 篇涉及医院的报道中，45 篇是负面报道[4]。作为负社会责任的媒体，应该客观中立地报道社会事件，尤其是在对待类似医患关系等敏感问题时，道务必要做到准确、全面、客观，不去刻意夸大。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激化医患矛盾。媒体理应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压器，成为医患沟通的桥梁。

总之，要使医患关系得到缓和，除了政府的大力投入外，医务人员得要提责任心，有医者父母心的德行，更要规范医疗行为，注意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方法；患者既要相信医生亦要从个渠道正确了解医学常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冯雪梅.医患纠纷处置规定为何变形[EB/OL].新浪财经-产经观察，2005[2005-7-20].http：//.cn/roll/20050720/0144214491.shtml

[2] 必须把医患纠纷放在公道的天平上[N].眉山日报，2009-8-25（第 3 版）.

[3]彭贞香，从医患纠纷看医患沟通[5]，临床与实验杂志 2008，10（7）；16

医疗纠纷的途径篇8

【中图分类号】d922 16；d919．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1—0006—02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医疗纠纷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一

个热点社会问题。医疗纠纷的处理是否公正，直接影响着当地

医疗卫生秩序、社会的安定以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医疗纠纷能否正确处理，关键是其技术鉴定能否做到公正。由

于以往人们对卫生行政机关鉴定和处理医疗纠纷技术鉴定的情

况不满，从而要求法医参加医疗纠纷案件技术鉴定的呼声日高。

为此20__年国务院顺应民心，在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后简称《条例》)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相关规定中。加

大了法医参与医疗纠纷以及医疗事故争议技术鉴定的力度，但

是相关鉴定程序上的固有缺陷，限制了法医应有作用的发挥，鉴

定与处理中不能正确维护患方合法权益的情况没有能得到根本

的改变。

《条例》较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明显不同点之一，是

为医疗事故以及医疗事故争议的解决指出了双方自行协商、卫

生行政部门处理和向人民法院提讼3种途径，由当事人自

行选择。改变了过去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限制，使

当事人(主要是患方)有了选择司法程序民事救济这一最终手段

的机会和权利。尤其是那些并不刻意追求医疗事故责任、主要

要求医疗过失赔偿，或者对医学技术鉴定结论不满的患方，常愿

意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解决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由于法医既懂医又知法和超脱于医疗纠纷之外的特殊地位

和身份，使医疗纠纷和医疗过失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医技术鉴定

逐渐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和当事人的欢迎。不少人民法院也不

再把卫生行政机关主持下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为受理的

先决条件和审判裁决的惟一依据。各地实践证明，法医技术鉴

定已经开始发挥出其维护医疗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为医疗

过失赔偿纠纷案件的公正审理提供科学、公正的法律证据的重

要作用。

法医技术鉴定作为医疗纠纷和医疗过失赔偿纠纷案件司法

鉴定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卫生行政部门或医学会主持下的医疗

事故和医疗事故争议的医学技术鉴定比较，在公正、科学、效率、

接受监督和为司法审判服务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和明显的

优越性。那种认为“法医不是临床医生，水平低，缺乏诊疗疾病

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不能从事医疗纠纷技术鉴定”的错误观点，

是对法医的偏见和歧视。《条例》颁布施行前后，不少地方不少

法医成功的鉴定实践就是最好的回答。尽管各地法医技术力量

发展不够平衡，鉴定程序和鉴定的具体实行中还有需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之处，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医疗纠纷法医鉴定的理由：

因为医学会组织的鉴定也同样存在这些不能回避的问题。医疗

纠纷与医疗事故的鉴定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法医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几十年来。法医学的发展、技术鉴定手段的进步和技术力

量的增强，使得许多法医鉴定人员已经能够或者经过一定时间

的锻炼后，不要说医疗纠纷、医疗过失赔偿纠纷，甚至医疗事故

案件的技术鉴定工作也完全能够胜任。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有

能力按照《条例》的规定，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参加好医学会组

织的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争议的鉴定工作。解决法医司法技术

鉴定中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应对相应的鉴定程序、鉴定人

资格认定和鉴定权授予、鉴定的规范和管理、鉴定质量的监督和

考核等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因噎废食、舍本求末的做法有害无

益。

最高人民法院20__年1月的关于参照《条例》审理医疗

纠纷案件的通知，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

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使得几乎在各级法院的具体实行中，

凡是涉及医疗纠纷或医疗伤害赔偿的民事诉讼案件，不论当事

人是否要求追究医方的医疗事故责任，或者仅要求医疗过失伤

害赔偿，以及不论当事人是否坚持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一概交由

医学会组织技术鉴定。使按照《条例》规定原本仅适用于医疗事

故或医疗事故争议的医学会组织的医学技术鉴定形式，事实上

变成了一种也适用于司法诉讼的“司法技术鉴定”。使《条例》中

新提出的解决医疗纠纷的3条途径，事实上又回复到从前，实际

在相当大程度上阻断了司法程序民事救济这一解决医疗纠纷的

最终途径。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尽管医学会组织的专家组技术

鉴定，较之以往的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技术鉴定有了进步，但是

技术鉴定的组织者从人事和行政隶属关系上并不能真正做到与

当地卫生行政机关分离，专家组不能完全摆脱行业保护，真正中

立地进行技术性的鉴定，不能完全落实《条例》以及随后配套出

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的有关操作规定，其出具

的鉴定书不能完全符合司法证据的要求，给最后的司法裁决带

来困难。一句话，这样的鉴定不能体现司法鉴定应该具有的特

性和应该追求的公正性。

其 实，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通知同时还规定了“因医疗事故

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

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按照作

者的理解，凡当事人不要求追究医疗事故责任，只单纯要求医疗

过失伤害赔偿的医疗纠纷，就应该属于这类“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按照该通知的规定，它们应当适

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应该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

规定》组织鉴定，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不能一概当作医疗事故引起的纠

纷来参照《条例》规定办理，不能一概交由医学会组织技术鉴定，

更不能对其鉴定结论不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未经质证就自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加以采信，并

据此加以裁决。

在这种形势下，法医技术鉴定队伍内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

某些混乱，具体表现在有的人放弃法医坚持实事求是、维护司法

公正、追求科学真理的职业责任，或对医疗纠纷弱势群体受到的

不公正对待视而不见；或对他们由此产生的怨言和怨恨情绪充

耳不闻；或畏于权势，计较得失，害怕困难，不愿承担责任和风

险；或自卑自弃，不思进取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医疗

· 7 ·

纠纷法医鉴定错误观点的扩散。说到底，医疗纠纷法医技术鉴

定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医技术鉴定队伍自己。

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司法鉴定

程序的不公，由此必然产生司法裁判的不公。这样，就不能在司

法诉讼民事救济的最后途径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不能

体现司法权威，就不能维护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司法公正的

崇高形象。公正执法和为民行政是我们党和政府司法改革的核

心，是“三个代表”的精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和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长期维持的根本基础。作者深信，随着我国司

法改革的不断进步与完善，医疗纠纷或医疗过失赔偿纠纷案件

司法技术鉴定程序认识上和实施上存在的混乱，必然会得到正

确的纠正，法医在医疗纠纷司法技术鉴定中的重要作用的发挥

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