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
时间：2023-12-05 06:45:41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1
2001年12月29日，患者赵某因发热在个体诊所输液，未见好转。次日17点左右，赵某因头痛、下腹痛加重，到县医院住院诊治。入院诊断为：发热待诊。入院后医生钱某给予治菌必妥以及其他对症治疗。患者于19：30分头痛加剧伴恶心、胸闷，给予甘露醇250ML.20：30分出现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考虑左心衰，给予对症处理。21：40分病情明显加重，给予抢救治疗。21：50分患者突然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心肌炎、心力衰竭。
赵某亲属认为诊疗过程中医生钱某“极端不负责任”、“滥用药物”，致使患者在输液过程中突然死亡，进行了不停止的上访、申诉。2002年1月 28日、2002年3月12日，县、市两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均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做出鉴定结论：不属于医疗事故。2004年1月15日，省医学会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鉴定结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赵某父亲遂于2004年4月20日持省医学会组织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到县公安局报案。2004年6月29日，钱某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04年10月17日，县人民检察院以医疗事故罪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22日赵某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医院赔偿100万元。
2004年12月6日，县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本案中，辩护人认为钱某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罪，遂从证据、事实、法律适用三个方面进行了无罪辩护。12月13日，经法庭准许，县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随后公安局解除了对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本案终结。
案件分析
本案中省医学会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故其做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属于非法证据之列，不应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何谓非法证据？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1条，首次医疗事故鉴定应当由地市级医学会组织，省医学会没有进行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力，因此本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尤其是被告人）实际上被剥夺了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再次鉴定的权利，因此，该鉴定结论属于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鉴定程序而取得的证据。
县、市两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证明，患者的死亡结果主要是患者自身疾病转归的结果。对这一事实，在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也予以了认定。在这里援引省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非承认其取得途径的合法性，仅为便于讨论而已。其次，本案中因患者方仅把患者当作一个“普通感冒”的孕妇，所以没有遵照医嘱及时到医院住院治疗，没有遵照医嘱及时服药，这一系列疏忽，致使延误有效的诊断治疗时机，对于心肌炎的发展、加重，患者方具有一定责任。在本案中，患者起病急，病情复杂，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被告人凭借临床经验，先行抗炎、对症治疗、先用药，再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符合临床常规。
本案中钱某显然不存在重大过失。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往往是指有推诿、不予理睬、不积极采取措施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本案钱某及医院没有上述行为，其对患者的诊疗态度积极，表现在及时收治病人，并给予了积极的救治措施。加之，医疗行为没有“造成”患者死亡，即患者死亡与医疗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疗行为存在的过失仅限于“轻微”责任，患者的死亡属于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没有“严重不负责任”并“造成”患者死亡，不属于刑法第335条规定的医疗事故罪的情形，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在本案的过程中，几乎所有案件参加人员包括公诉人、法官、辩护人都感觉到我国刑法中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过于抽象、原则，缺少指导司法机关办案的司法解释。回忆以往的几起涉嫌医疗事故罪案件，越发感觉有必要针对法律适用中容易产生异议的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关于医疗事故罪主体范围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具有执业资格，并经合法注册，且在合法卫生机构中从事医疗实践工作的医务人员。我国医务人员按其业务性质分为四类：医疗防疫人员、药剂人员、护理人员、其他技术人员。无论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个体诊所，只要实施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拥有合法注册的执业证书，也就具备了构成本罪的主体资格。这一点一般不会有异议。
在合法医疗机构中，异地“走穴”的医务人员，是否能成为构成本罪的主体呢？笔者认为，医务人员跨行政地域的“走穴”行为，因行医主体资格存在瑕疵，因此医务人员不具备构成本罪的主体资格。那么，如果“走穴”的医务人员，确因过失行为导致了患者人身的严重损害，既然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否可以以“非法行医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也是不妥的。因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其犯罪主体要求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往往“走穴”的医务人员是具有执业资格取异地执业的人，所以也不能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由于“走穴”的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患者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可以以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罪”或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走穴”的医务人员，不仅存在跨行政地域执业的情形，还存在跨注册类别执业的情形（例如骨科医生在异地从事神经外科的手术），笔者认为，此种行为造成患者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完全可以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医疗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能否构成医疗事故罪呢？许多人认为，根据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的精神，“因诊疗护理工作是群体性的活动，构成医疗事故的行为人，还应包括从事医疗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所以，医疗机构中除卫生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可以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医疗机构中从事与诊疗护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工程技术人员、工勤人员不能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卫生技术人员是医疗事故罪的当然主体；行政管理人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职责与诊疗护理工作无直接关系，如：财务人员、图书管理人员等，这些人不能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有的职责范围既包括与诊疗护理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又包括与诊疗护理工作无关系的内容，如：医院的业务副院长，对于这类人员能否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关键看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发生在行为人行使哪种职责时，如发生在履行与诊疗护理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职责中，则可以成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但是，如果医院业务副院长，长期疏于对医务人员的业务管理，造成医务人员普遍业务水平低下，医疗事故频繁发生，对该副院长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将党政、财会、后勤人员等纳入医疗事故的主体范畴中，确有轻纵减轻此类人员法律责任之嫌。因为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惩治力度，是充分考虑到这种犯罪的特殊性的。党政干部或后勤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病人的身体健康，行为人如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可构成玩忽职守罪，如系一般主体，可构成过失类犯罪的主体。
（二）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所谓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严重不负责任”，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医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曾经将医疗事故按事故发生的原因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而医疗事故罪就仅限定于责任事故的范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作为了构成医疗事故的要件之一，显然也就不再区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了。司法实践过程中，作为犯罪嫌疑人或其人，进行无罪辩护时，如果能够证实医疗行为并未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则当然不能构成医疗事故罪。也就是说，如果未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就不能构成医疗事故，不构成医疗事故，就当然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三） 关于“严重损害”的认定问题
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究竟造成怎样的损害结果才算得上是“严重损害”呢？目前，在医疗事故罪损害后果的认定上，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确定的标准，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确定的标准。这两套标准包含的后果又分为若干等级。有的学者认为，“严重损害”应理解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四级以上医疗事故。有的学者认为，作这样的理解过于宽泛，应当限定在三级以上医疗事故。还有的学者认为，一般是指按人体伤害标准，经鉴定属于轻伤害以上结果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罪的损害结构至少要达到重伤。
笔者认为，如何理解医疗事故罪中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医疗事故罪中这样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二是我们对医疗事故罪应采取什么样的刑事政策。首先，我们回顾一下1997年刑法典颁布前的几个刑法修改草案中关于本罪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刑法草案最初曾规定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后果是造成病员重伤、死亡，只是到了修改后期才改为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这一变化本身并不重要，问题的焦点在于产生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重伤作为法律术语，是刑法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它是故意伤害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是过失造成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是其他一些可能给人体造成伤害的案件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或罪与非罪的界限，“重伤”，不仅在刑法上有明确的概念（1979年刑法典第85条、现行刑法第95条），而且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0年制定并颁布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可以说刑法中重伤的认定，在标准上相当明确，在实践中经验也相当丰富。那么现行刑法中的医疗事故罪为何最终抛弃了这个刑法中相当重要，且在实践中又有成熟经验的标准呢，答案显然要从医疗事故罪的来源中寻找。现行刑法的医疗事故罪直接来源于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事故的等级认定上采用的是卫生部门制定的标准，而根本未考虑刑法上的重伤问题，这与当时解决医疗事故案件以民事赔偿为原则，以刑事处罚为例外的指导思想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罪的打击面不宜过大，即医疗事故罪中的严重损害程度应等同于或至少近似于（但不低于）重伤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应当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与现行刑法第九十五条重伤的概念（本法所称重伤，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加以比较。显然，患者的残废、功能障碍都属于重伤范畴的。
（四）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罪责自负原则要求，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负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危害结果发生时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医疗事故的发生往往掺杂有许多偶合因素，例如原发疾病的参与。因此，在判断损害是否严重时，还必须考量在医疗事故中，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责任程度。笔者认为，医务人员对医疗事故的发生负完全责任或主要责任时，才能构成医疗事故罪。如果是次要责任，一般不宜追究医务人员的刑事责任。上述理解，只是笔者一家之见。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直接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应当由有关司法机关尽快作出司法解释为宜。
（五）国外关于医疗事故刑事责任的立法例
国外刑事立法因法律传统和医疗伦理的差异对医疗事故采取的方法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多对医疗事故犯罪进行刑事立法，作为犯罪处理；而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将其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中，寻求侵权行为法救济。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国家一般将其规定在过失致人死亡、伤害等条款中，如法国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也有将其规定业务过失致人死亡或伤害的条款中，如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一条，德国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联邦德国、瑞典刑法典均无相关的医事犯罪的特别规定，而是规定在过失致人死亡或杀人罪中，西班牙、巴西、加拿大也采取同样办法。
日本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了“业务上过失致死致伤”，是指懈怠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五年以下惩役、监禁或者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因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的，也同样处罚。
法国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因笨拙失误、轻率不慎、缺乏注意、怠慢疏忽，或者因未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致他人在超过3个月时间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蓄意不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所受的刑罚加至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蓄意不履行法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注意义务，致他人在3个月或3个月时间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
美国的医疗犯罪是在职业犯罪中加以探讨的，这种研究将医生在职业中借助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均包括在内，例如医生对人的侵犯和对财产的侵犯。对于医生借助检查身体之机对病人实施手淫等性侵犯和医生实施非必要治疗同样研究。在美国，医疗过失的情形通常包括：即使医生医疗技术高明或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但在特定场合的疏忽；因未跟上医疗领域的先进水平或未接受良好的教育导致事故。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2
关键词：医疗过失 前科消灭 风险社会 暂缓起诉。
医疗领域的过失犯罪并非普通的过失犯罪，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是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可见，医疗过失属于业务过失。一方面，尽管只可能构成过失犯罪，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并且是人们必须接受的治疗活动，所以，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具有高度救济性、高度风险性、高度专业性的特性，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务必考虑医疗人员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因此，如何平衡大众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在法治的、和谐的、风险的社会之中极富现实性和挑战性的课题。在世界范围内，业务过失犯罪在整个过失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立法层面，无论就我国刑法，抑或境外刑法而言，医疗过失犯罪是医事犯罪的核心组成部分。境外刑法多以业务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犯罪来认定医疗过失行为。我国内地刑法规定了医疗事故罪，但是却存在法益归属不准、刑罚设置单调的缺陷。在理论研究方面，德国、日本已经形成了规模，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在风险社会下、在新兴的生命科技的浪潮中，我国内地的研究尚需要深入，以期形成科学的、和谐的罪责刑体系，并能够化解诸多冲突，尽量避免出现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应该对罪刑的配置和刑事程序进行如下改良。
一、罪的改良。
（一）调整类罪的设置。
我们知道，在内地现行刑法典之中“，危害公共卫生罪”
是归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但是，笔者认为，该类罪涉及的所有罪名应该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分离出来，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原因如下：一则，从罪名上来看，上述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而非“社会管理秩序”，因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罪的法益多表现为国家正常的管理活动，故该法益无法有效地涵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二则，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之中，公共卫生领域的风险尤为突出，严重地危害和威胁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笔者认为，将上述犯罪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并不能清晰、明确地向公民宣告，哪些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试想，如果公民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犯罪行为所侵害，公民就可能不会去举报，进而无法得到刑法的救济。
原因就在于，在一般人的常识里面“，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似乎和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没有多大关联。
（二）扩充犯罪主体的范围。
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医患纠纷是因医疗事故引起的。而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仅对当值医务人员的行为有异议，而且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的处理行为也有质疑，因为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在医疗事故中时常扮演指挥者的角色，或者存在监督过失的行为。换句话说，即便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存在监督过失，医疗机构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即不会被处以罚金刑。原因就在于，根据我国内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明文规定。所以，医疗机构不仅不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也不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结果是否合理呢？很明显，医疗机构负责人的行为是代表医疗机构的，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只处罚负责人，实际上是等于将单位的责任转嫁给个人承担。如果增加医疗机构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将有利于医疗机构的自律，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三）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我国的刑事法律并未规定。在理论界，较为合适的界定是，前科消灭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消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1]。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3
【关键词】医疗事故罪；严重危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医疗事故罪属于典型的职业过失犯罪，而不是所有的医疗事故都达到犯罪的程度，因此，是否达到法定的危害结果是对医疗事故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界限的一个标准。但我国理论及司法实践上对“严重危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学术界，对此争议更大。下面就学界争议及作者观点论述如下：
一、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认定的分歧
1、医学论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判断“严重”的标准应当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具体来说就是指某一个级别以上的医疗事故才属于“严重”的范围之内。在这一标准中，根据对医疗事故级别的限制，又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直接按照《条例》第2、3条的规定。如张明楷教授“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认定，可以参照这一规定。”有的学者对这一标准稍加限制，如“将‘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一般理解为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二级、三级医疗事故比较合适，并应控制在残疾、重伤或一次致使多人轻伤为宜。”
第二指二级医疗事故及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如“医疗事故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应理解为二级甲等、乙等等医疗责任事故及三级甲等医疗责任事故。”
第三指二级医疗事故。如“‘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指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就诊人身体严重残疾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第四仅指二级甲等医疗事故。如“对于负有完全过失行为责任的一级医疗事故和二级甲等医疗事故，因其严重不负责任的主观恶性程度高，可以考虑判定为负有‘重大医疗责任’。
2、法学论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医疗事故罪是一类犯罪，是由刑法来规范的，理应用司法标准来确定，不应该以医疗事故的特殊性为由而采取其他非司法标准。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一般是指按人体伤害标准，经鉴定属于轻伤害以上结果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一般是指达到重伤程度的损害，轻伤程度的损害不在此列。”
3、折中论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试图在医疗事故的特殊性与法律的统一之间找出一条“第三条道路”。故这种观点提出，单纯以医学和司法标准来判断何为“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都是不可取的，而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
比如某几级的医疗事故并且符合司法部门制定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者。例如“凡属《条例》中所规定的三级以上医疗事故，同时又达到《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所确定的重伤程度的，且医疗过失参与度在75%以上的，可以认定为‘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要符合新颁布的《条例》规定的‘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或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同时符合以下两个原则：①符合刑法死亡和重伤规定原则；②符合医疗事故参与度70%～100%原则”等。
二、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不应单一采用医学论观点或法学论观点。
1、单一医学论观点的不当
首先，如采医学标准，医疗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构成医疗事故，就成为医疗事故罪中危害结果的前提。而现实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是由医学会来认定的，如果医学会认定行为人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司法机关就不能对其进行有罪追究。医学标准有行政侵入司法之嫌。
其次，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目前尚就医学会鉴定结论是否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先决条件以及鉴定结论证明力作出明确解释。但在民事诉讼中有一些规定，如最高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中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由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非法院审理医疗民事纠纷的依据，只是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同时，该《复函》还规定：“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说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非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民事纠纷必经程序。且新侵权责任法实施，实质上已取消了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2、单一法学论观点的不足
首先，单纯采用法学论观点不利体现医疗行为及医疗事故特殊性，可能会不适当扩大医疗事故刑事惩罚面。因为按照司法鉴定标准，一些轻微医疗事故，如眼睑损伤或一侧眼眶骨折塌陷、显著影响面容的，就属于重伤，即可认定为“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对之定罪处罚显然过严。
再次，有学者选择此观点时忽视了医疗行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侵害性。《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二条规定：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第九条规定毁人容貌是指毁损他人面容致使容貌显著变形、丑陋或者功能障碍。第十条第一款就眼部毁损造成重伤描述为“一侧眼球缺失或者萎缩”。笔者以为《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造成重伤的行为，是不被当事人所接受的，患者对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根本排除的。这与医疗行为本身固有的侵害性，以及患者对医疗行为在知情同意情况下产生的医疗危害后果，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3、应采用折中论观点-在综合医学论和法学论观点的基础上，考虑过失参与度
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标准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刑法上对医疗事故罪打击面的大小，因此这一标准应当宽严适中。折中论的观点既充分考虑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又兼顾刑法运用可行性。
3.1 将二级以上医疗事故作为基础，参考《人体重伤鉴定标准》
关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表述，在刑法条文中一共有3个罪名：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336条第一款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第五条：本解释所称“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参照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认定。由此解释可以看出最高院对严重结果认定上是综合了医学事故等级标准和重伤鉴定标准的，鉴于刑法法条解释的一致性，则这一标准也应同样适用于医疗事故罪中“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认定。
上文已阐述并非所有的医疗事故都应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罪，否则会扩大打击面，其结果既不利于准确划分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更不利于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探索性与风险性并存，尤其是对疑难杂症、危重病人的抢救治疗，其风险性就更大。如果降低医疗事故罪损害后果的起点，追究刑事责任过于严厉，势必会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故根据医疗事故罪立法精神和实践，应将“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内涵限定在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和二级医疗事故的范围内。
另刑法有其统一性，因《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多年，且在很多涉及人身健康损害的罪状中都出现过。在认定医疗事故罪时使用刑法“重伤”作参考标准，易于与其他条款相一致，保持了刑法的统一性。
3.2 医疗事故参与度-60%以上
事故参与度就是过失的原因力大小，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著名法医学家渡边富雄提出，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4个档次，即完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轻微责任。这实质上也是承认了“事故参与度”这一理论的。
在认定医疗事故罪时，应区分不同因素对危害结果的影响程度，合理判断事故参与度。故可做以下划分：
根据上表可知，当事故参与度达到60%时，医疗过失影响力已大于因他因素，即医疗过失是造成医疗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此时医疗过失同损害后果间有必然因果联系，则此时追究医务人员刑事责任就有力的证明力。
参考文献：
[1]黄京平.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
[3]刘杰.医疗事故罪若干问题研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6
[4]梁华仁.论医疗事故罪[J].法学前沿，第一辑
作者简介：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4
关键词：医疗过失 前科消灭 风险社会 暂缓起诉。
医疗领域的过失犯罪并非普通的过失犯罪，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是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可见，医疗过失属于业务过失。一方面，尽管只可能构成过失犯罪，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并且是人们必须接受的治疗活动，所以，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具有高度救济性、高度风险性、高度专业性的特性，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务必考虑医疗人员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因此，如何平衡大众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在法治的、和谐的、风险的社会之中极富现实性和挑战性的课题。在世界范围内，业务过失犯罪在整个过失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立法层面，无论就我国刑法，抑或境外刑法而言，医疗过失犯罪是医事犯罪的核心组成部分。境外刑法多以业务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犯罪来认定医疗过失行为。我国内地刑法规定了医疗事故罪，但是却存在法益归属不准、刑罚设置单调的缺陷。在理论研究方面，德国、日本已经形成了规模，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在风险社会下、在新兴的生命科技的浪潮中，我国内地的研究尚需要深入，以期形成科学的、和谐的罪责刑体系，并能够化解诸多冲突，尽量避免出现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应该对罪刑的配置和刑事程序进行如下改良。
一、罪的改良。
（一）调整类罪的设置。
我们知道，在内地现行刑法典之中“，危害公共卫生罪”
是归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但是，笔者认为，该类罪涉及的所有罪名应该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分离出来，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原因如下：一则，从罪名上来看，上述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而非“社会管理秩序”，因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罪的法益多表现为国家正常的管理活动，故该法益无法有效地涵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二则，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之中，公共卫生领域的风险尤为突出，严重地危害和威胁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笔者认为，将上述犯罪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并不能清晰、明确地向公民宣告，哪些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试想，如果公民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犯罪行为所侵害，公民就可能不会去举报，进而无法得到刑法的救济。
原因就在于，在一般人的常识里面“，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似乎和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没有多大关联。
（二）扩充犯罪主体的范围。
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医患纠纷是因医疗事故引起的。而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仅对当值医务人员的行为有异议，而且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的处理行为也有质疑，因为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在医疗事故中时常扮演指挥者的角色，或者存在监督过失的行为。换句话说，即便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存在监督过失，医疗机构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即不会被处以罚金刑。原因就在于，根据我国内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明文规定。所以，医疗机构不仅不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也不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结果是否合理呢？很明显，医疗机构负责人的行为是代表医疗机构的，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只处罚负责人，实际上是等于将单位的责任转嫁给个人承担。如果增加医疗机构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将有利于医疗机构的自律，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三）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我国的刑事法律并未规定。在理论界，较为合适的界定是，前科消灭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消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1]。
笔者认为，对于医疗过失行为，一方面，需要保留犯罪和刑罚，即当严则严，毕竟医疗行为掌控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必须严密医疗过失犯罪的刑事法网，这是人权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给一部分满足消灭前科条件的医务人员寻找出口，避免给这部分医务人员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给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冲击。因此，建立医务人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必要
的，对符合一定条件且没有现实危险的医务人员，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便是当宽则宽的体现。当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还有如下的理由：
第一，我国刑法中实则存在前科消灭制度。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换句话说，这是内生于我国刑法典的，并不需要通过法律移植等途径从境外引进。既然，国内有土壤，为何不适度地进行开辟？
第二，医疗行为的特殊危险性。医疗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部分，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主张“：这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和各种不同的制度中内生的风险”[2]。众所周知，医疗行为面对的是未知的后果，即对于患者是否能够治愈、是否能够抢救成功等，医务人员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是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所致。应该说，正当的、合理的医疗风险是被允许的危险，如同交通风险一般。
第三，祛除标签效应，创造激励机制。我国内地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说明犯罪前科是必须如实汇报的。毋庸置疑，一旦医师被认定为犯罪，则对其职业生涯将是毁灭性的冲击。然而，医师的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也具有人身附属性，对于那些一贯表现良好的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形成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可以尝试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可以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也能激励其在工作中戴罪立功，给社会创造价值。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与其让医师在监狱中服刑，不如让他在病房中救死扶伤。可见，这种机制的创建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刑罚的改良。
（一）增设资格刑。
内地刑法典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刑罚为短期自由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此罪的刑罚只有主刑，没有附加刑。有学者指出，此罪法定刑幅度较低，不仅严重违背了业务过失重于普通过失的原则，而且比其他业务过失也偏低[3]。笔者以为，与其说立法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倒不如说立法者是有意为之，大概是综合权衡和考量了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和救治性之后设置的刑期。
由于过失犯罪的处罚普遍较轻，并且附加刑可以独立适用，故增设资格刑以解决医疗过失的问题，不失为一个良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应该有限定。比如，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造成过失的行为人，如果情节较轻的，以不适用资格刑为宜。对于有多次医疗过失的行为人，适用资格刑较为合适。第二，被剥夺资格是附有一定期限的，该期限视医疗过失行为的情节、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定。第三，建立起医务人员资格复效制度，即当犯罪人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减免其资格刑，这将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二）增设罚金刑。
可以说，增加罚金刑也是立法者较好的选择。试想，如果增设了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罚金刑，与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能更好地促进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三、刑事程序的改良。
（一）鼓励刑事和解。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行为方式的时候都会坚持付出少而回报高的原则。医疗过失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彰显刑法谦抑性的节约理念。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一举多得，实现“多赢”的局面。首先，对于被害人而言，可以通过和解协议的达成，获得相当的赔偿和补偿，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提供保障。其次，对于行为人而言，可以争取出罪或者罪轻的处理结果，对其自身和家属的损害可以降到最低，也有机会继续救死扶伤。最后，对于国家而言，可以节省司法成本，无疑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设立暂缓起诉制度。
所谓暂缓起诉，指的是检察机关综合犯罪人的情况及犯罪后的表现，认为以暂不提起公诉为宜的，可以暂缓提起公诉，并为被暂缓起诉人设定相应的义务，如果被暂缓起诉人在法定的考验期间内，没有违背法定义务，则考验期限届满，检察机关就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违背义务，检察机关则立即提起公诉[4]。我国内地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暂缓起诉制度，只是规定了起诉与不起诉制度。换言之，起诉与不起诉均是法定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武汉、山东、上海、长春、抚顺、南京等地已经纷纷尝试了暂缓起诉的制度[5]。这就意味着，司法实践已经对法定的起诉与不起诉制度有所突破，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滞后了。
从价值取向上而言，暂缓起诉制度正好契合了现代刑事法治的根基———最后手段原则，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和轻刑化，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是恢复性司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既然如此，在刑事诉讼法之中，设置该项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以使其具备合法性，从而为医务人员的戴罪立功创造条件。
四、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和谐，却处处充满风险的社会，有的风险是人类理应容忍和承受的，如正当医疗行为伴随的风险；有的风险却是不被允许的风险，如由于重大的医疗过失导致的风险。虽然重大过失不被允许，但是鉴于医疗活动的矛盾性（风险性和救治性），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对一些初犯、偶犯和因受害人过错等造成过失的、且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来说，适当地给予宽容的待遇，是利大于弊的。试想，倘若刑法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过于苛刻的话，会促使医学生在就业时回避外科、妇产科等风险较高的科室，不仅造成人才的浪费，最终而言，也并非人民之福。倘若医疗过失的罪刑设置不完备的话，不仅被害人及其家属得不到及时的抚慰和赔偿，也会促使医务人员隐瞒医疗活动的真相，长此以往，必将制造更大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马长生，彭新林。关于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一点构想———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下的前科消灭制度［j］。法学，2007（2）：60.
［2］［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风险社会政治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2.
［3］李川，解永照。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研究［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13-19.
［4］万毅。刑事不起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2004（6）：99-108.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5
关键词： 医务人员 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罪 犯罪
近些年来，医疗纠纷明显趋多，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划清医疗事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对于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增强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感，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医疗事故罪与一般医疗事故的界限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1988年卫生部在对1987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说明中，明确规定认定医疗事故必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1、医疗事故的责任人必须是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认可，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卫生技术人员（亦包括从事医疗管理和后勤服务等人员）；2、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过失，包括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两种过失，且必须具有违法性和危害性；3、必须是发生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包括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4、给病员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符合“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否则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5、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它与一般医疗事故的质的界限主要在于医疗事故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严重性是否达到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程度。而对这一点的理解，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
《办法》第6条把医疗事故规定为三个等级：一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死亡的；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据此，有人将这三级医疗事故认定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对此，人们观点不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将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情形作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或作为定罪的标准。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刑法和《办法》对此规定的较为抽象。刑法总则只规定了重伤的大致范围，即：1、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2、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3、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刑法分则在规定医疗事故罪的罪状时也没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作例举式说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于1986年联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但这与《办法》、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对丧失听觉构成重伤的情形规定为“损伤后，一耳语音听力减退在91分贝以上”或者“损伤后，两耳语音听力减退在60分贝以上”，而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则将双耳语音听力明显减退（在60分贝以上）规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其中没有关于“一耳听力减退”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还有许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包括《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与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有交差重合的地方。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医学标准的三级医疗事故中，有的是法律标准的重伤，但有的则不是。对此，笔者以为，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对三级医疗事故要具体分析，对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规定一致的按重伤处理，这主要是三级甲等医疗事故；而对其他三级医疗事故（《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有具体规定的除外）一般可作为法学标准上的轻伤，这主要是指三级乙等医疗事故。由于我国刑法对过失致人轻伤的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所以在医疗事故行为中造成病人轻伤的不能认定为犯罪，这也与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不相低触。
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9月1日起将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条规定，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一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同时，该《条例》又将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的权限委托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在新的具体分级标准还没有出台前，能否将《条例》中规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理解为我国刑法第335条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呢？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根据《条例》，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是指：1、导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2、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3、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重大医疗过失行为中的前两种情形，从其严重的危害后果看，将之归结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应没有什么分歧，关键是第三种情形，即“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能否作相同理解，这要等新的规定出台后才能作断定。笔者认为，上述有关部门在制定“其他情形”这一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标准最好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不相低触，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构成医疗事故罪，患者人身损害的危害结果必须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诊疗护理有必然的联系，即两者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否则，即使医务人员有严重的违章行为，而没有上述的危害结果发生；或者，虽有危害结果，而医务人员没有严重的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但不严重，均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凡是由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过失造成重大医疗事故的危害结果的行为则构成医疗事故罪，否则只属于一般的医疗事故。
此外，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将医疗机构即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明文规定为可以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单位主体，因此，在处理医疗事故问题时，不能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来认定或处罚。如果医疗机构有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只能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行政、经济处罚。
二、医疗事故罪与医疗事故相近事故的界限
根据《条例》第33条的规定和有关刑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应将医疗事故罪与医疗事故相近事故区分开来。
（一）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技术事故的界限。医疗技术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工作者的技术过失，造成病员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的事故。在医疗技术事故中，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已尽其责，没有违反工作制度和技术规程，只是由于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设备或医务技术水平的限制发生了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由于行为人不具备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主客观要件，因而医疗技术事故不能作为有罪处理。
（二）医疗事故罪与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差错是指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情形。由于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罪的法定的危害结果，医疗差错不具备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而不构成犯罪。
（三）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意外的界限。医疗意外是指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在医疗意外中，由于医务人员没有主观罪过，故不属犯罪。这种情形刑法理论称“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
（四）医疗事故罪与迸发症的界限。迸发症一般指在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如某一种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另一种或几种疾病。如果因此出现病人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等情形，由于这些结果的产生不是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过失所致，因而不属医疗事故，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种情形也属刑法理论上的“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
（五）医疗事故罪与抢救行为的界限。抢救行为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医务人员为了挽救病员生命、治愈疾病，在采取其他措施不能达到目的时，不得不冒较小的风险，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损害病员较小利益的方法，以保护其生命健康免遭损害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如果造成病人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等后果，由于医务人员没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故不能认定为有罪。
此外，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以及因患者方面的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都不属于医疗事故，医务人员均因没有主观罪过而不构成犯罪。
三、医疗事故罪与其它相似罪的界限
（一）医疗事故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它与医疗事故罪中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结果相同。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而医疗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医疗管理秩序和就诊人的生命权利；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医疗事故罪则表现为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的行为；故意杀人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而医疗事故罪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过失。实践中，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医疗工作的机会，实施杀人的犯罪行为。如某镇卫生院一医生值夜班时，众人送来一采石中被砸伤的急重病人，该医生立即开始抢救，在处理伤者面部血迹创口时，该医生发现伤者是自己的仇人，便立即停止清创缝合直至伤者死亡。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伤害的程度分为轻伤、重伤和伤害致死三种。医疗事故罪与本罪的界限和上述医疗事故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基本相同。
（二）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它与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犯罪存在共同点，即两者在主观方面都存在过失，结果都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行为同时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和医疗事故罪，在这种情形下，应按刑法理论关于法条竞合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处理，即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一律按医疗事故罪论处。
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和上述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基本相同。
（三）医疗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它与医疗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在客观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二罪有明显的区别：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医务人员，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是工矿企业等单位的职工；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而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生产、作业活动中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医疗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医疗管理秩序，而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工矿企业等单位的生产安全；医疗事故罪侵害的对象是到医院就诊人员的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侵害的对象是工矿企业等单位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的安全。
（四）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的界限
非法行医罪，是指没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两罪都违反了相似的法律、行政法规，都侵害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秩序。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是：医疗事故罪的主体是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非法行医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非法行医的行为是明知的，但对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结果则是过失的，否则，就可能构成其它罪而不构成非法行医罪；医疗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或者消极的不作为，而非法行医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积极的作为。在司法实践中，凡领有国家许可执照的个体医生，在合法行医中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的应认定为医疗事故罪；无医疗许可执照的如江湖游医，在合法行医中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则不能定医疗事故罪，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定罪；具有医师身份的人，如不在正常医疗活动中发生医疗事故，如为他人偷取节育环、私自为他人堕胎等，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应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确定罪名。
（五）医疗事故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6
论文关键词 过度医疗 犯罪行为 刑事处罚 资格刑
在我国现阶段，过度医疗现象相当严重。过度医疗行为在微观层面加重患者负担引起医患纠纷，导致医源性疾病增加损害人体健康;在宏观层面导致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浪费社会医疗资源甚至会引发贫困、暴力冲突等问题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因而探讨现行法律规制的不足，完善刑事立法加以应对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
一、过度医疗行为的界定
由于我国现行的国有垄断医疗体制和医疗机构的逐利性，市场信息高度不对称，再加上患者处于弱者地位，在医疗行为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加剧了过度医疗行为的泛滥。从我国现行医疗市场来分析，过度医疗行为主要有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手术和过度保健四种情况 。笔者认为，要科学的界定过度医疗行为，必须把握其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过度医疗行为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具有明显的牟利性。过度医疗行为表现多样，但无论何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上都是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诱导患者实施的，并因此造成患者人身或财产权益损害的行为。
二是过度，即针对适度医疗行为而言，超越患者疾病本身需要或违反常规或超越的诊疗规程而实施的医疗行为。一般来说，对过度医疗判定的基本准则是：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具体而言要全面考评医生是否充分履行了法定的注意义务和是否遵守了规范性诊疗准则，超出此医疗准则可能就是过度医疗。必要时可以引进第三方—医疗服务鉴定机构作专门、权威的鉴定。
三是给患者造成一定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过度医疗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诊疗规范，超过了患者自身正常的生理需求和疾病治疗需要，必然会对患者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过度医疗行为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违反诊疗规范或超越疾病本身实际需要，故意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造成患者损害的行为。
二、过度医疗行为的规制困境
在法律层面，对过度医疗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限于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规定：如《侵权行为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及医疗措施的一般说明义务，医疗人员未尽到说明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队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行为法》第54条规定，患者可以用要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法律规制方面，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6条规定，对于虚假诊断、证明或治疗等违法行为，由卫生行政部门对未告知患者病情的医疗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刑法中没有直接关于过度医疗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只是规定了医疗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可以转化为相应的犯罪行为。如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合同诈骗罪等。
综观我国对过度医疗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着如下问题：
1.就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多集中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处罚，处罚较轻，不足以遏制愈来愈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当事人因医生的过度医疗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时，要么采取隐忍的态度息事宁人，要么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提出民事或行政诉讼，而不愿提出“损人不利己”的刑事诉讼。
2.没有直接针对过度医疗犯罪行为的刑法罪名，且相关的刑法条文规定含混、模糊，无直接针对过度医疗犯罪行为的罪名。当成千上万的患者因为过度医疗犯罪行为而遭受肉体和精神及经济上的三重巨大损失时，却很少有医生和医疗机构为此而负刑事责任，无疑于放纵犯罪。
三、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之论证
关于过度医疗行为是否入罪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罗克辛教授认为，法益概念是可变的，是“向历史的变化和经验性知识的进步开放的”。 如前所述，在道德与民法、行政法不能很好发挥其应有作用之时，刑法在维护医疗秩序和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应当得到彰显。但在非犯罪化、轻刑化的全球背景下，将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需要进行严格的理论和实践的论证，才能彰显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过度医疗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容置疑，过度医疗行为愈演愈烈，动辄几百万的医疗费早已超出了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严重妨害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利，占用了原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第二，对部分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进行惩罚符合刑罚的目的。医生肩负着道德和法律双重责任。 在过度医疗行为过程中，医生的商业考虑取代了仁心仁术，经济利益战胜了职业操守，作为一个医生，为自己制造生意是最卑鄙不过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刑法规范的严厉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以给予过度医疗行为者以刑事惩罚，防止其再次犯罪，同时对潜在的犯罪者以强烈的心理震憾，避免其实施过度医疗行为。
第三，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不会导致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医学是唯一一种人们见到第一个自称医生的人就给予了信任的技艺。 然而部分医德沦丧的医生却践踏、利用了这种信任，因此对部分实施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的医生施以处罚，清除医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会促进医生及医院规范行为，强化医生履行注意义务，促使医生践行人文关怀，履行职业操守积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维护正常的社会医疗秩序。
第四，刑事诉讼本身是一项成本较高的司法活动。将部分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非但不会增加患者的负担，从长远来看，反而会使患者乃至社会减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使病人获得更加具有安全感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必然会促进医疗事业的全方位健康发展。
总之， 无论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目的、还是从刑事诉讼的功利角度来看，将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都是合理和必要的。
四、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路径
面对过度医疗犯罪行为数量日渐增多，危害日益严重的局面，除了提高患者的法律维权意识，完善民事、行政立法之外，采用严厉的刑事处罚手段已经势在必行。
（一）合理确定过度医疗犯罪的犯罪构成
要对过度医疗行为进行刑事规制，首先必须确定过度医疗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过度医疗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违背了医疗人员的职责，破坏了国家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管理活动秩序，同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既包括人身权利也包括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违反诊疗规范或超越疾病本身实际需要，故意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造成患者损害。主观方面是故意，即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从犯罪目的方面加以限制。只有过度医疗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时才考虑将其犯罪化。（2）从犯罪结果方面予以限制，只有在其过度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人身、财产损害时，才将其纳入犯罪圈予以刑罚处罚。（3）从行为的情节、行为的客观表现加以限制。对那些在临床上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取得患者同意来实施过度医疗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多次实施过度医疗行为的医生才有处罚的必要。（4）从因果关系来限定，只有患者的损害结果是因为过度医疗行为引起的，损害结果和过度医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有必要进行刑事规制。
（二）刑罚采用自由刑，外加罚金刑和剥夺从医资格两类附加刑
过度医疗犯罪行为是典型的贪利型犯罪。而在当今医疗体制下，医生从属于医院，如果一个医生发生了医疗纠纷后，其个人经济利益及其他方面几乎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因此增加违法犯罪成本，使该犯罪的违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收益，进而使得犯罪分子不能为和不敢为，就成为刑事处罚的必然选择。就刑种来说，我国刑法应当将自由刑作为过度医疗罪的基本刑，同时配置与自由刑并科的罚金刑，实现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增强自由刑的威慑功能。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7
2004年4月15日10时许，长丰县某乡农民李某因身体不适，到无证行医的沈某处就诊。会诊断为感冒，给予输液。15时，回到家的李某上厕所时突然摔倒，四肢瘫软。其家人再次邀沈某治疗。后李愈感不适，沈某决定停止输液，并注射1mg肾上腺素，李出现呕吐。当晚7～8时，沈某向该乡卫生院医生叶某家打电话请求援助。叶某为李某查体后，认为其缺钾，给予补钾。次日16时李某死亡。经长丰县法医鉴定，死因为小脑出血。
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称：沈某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刑法》336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非法行医罪。叶某身为执业助理医师，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35条之规定，构成医疗事故罪。
法院判决
法院审查认为：被告沈某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从事医疗活动，叶某虽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未经单位同意，私自出诊，并发生在非法行医场合。两被告人在对患者未经确诊的情况下用药，虽然药物与患者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客观上延误了病情，其非法行医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间存在一定联系，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6条第一款规定判处沈某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元。叶某犯非法行医罪，免于刑事处罚，并处罚金2000元。律师点评
非法行医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的罪名，属《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之一。《刑法》第336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lO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从事医疗活动即为非法，非法行医的行为只要达到情节严重这一标准即可构成犯罪，不以造成危害后果为构成犯罪要件。
本案中，沈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确凿无疑。其未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虽经过相应培训但仍不具备起码的医学知识，其对患者病情的诊断和预测是片面的，处理方法也是机械的。患者虽死于自身疾病，但沈某为其注射的肾上腺素可以明显升高血压，加快脑出血过程。正是因为其非法行医行为导致患者失去了正规治疗的机会。
叶某虽为乡卫生院的执业助理医师，但他为患者的诊疗行为未经单位批准，且发生在非法行医的场合。在为患者诊疗的过程中未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妄下判断，致患者丧失治疗机会。法院以非法行医对二人进行判决是正确的。
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的区别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篇8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①行政责任,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公务人员或者所属人员所实施的惩戒措施,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以及开除等。“行政处罚”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尚不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实施的一种制裁行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业许可证书的处罚。②民事责任,它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是指缔约双方,如果其中一方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应依契约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侵权责任则是指相关行为人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③刑事责任,系因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相关社会关系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判刑,附加刑有处以罚金、剥夺权利、没收财产等。
1.1行政责任批评、警告、纪律处分《处方管理办法》第58条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处方药品,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并由所在医疗机构或者其上级单位给予纪律处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61条规定: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工作中违反该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53条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审核、调剂抗菌药物处方,给予警告处分。降级、撤职、开除处分《品和管理条例》第72条规定:药学人员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品和第一类、未依照规定保存品和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品和的进货、库存、使用数量、紧急借用品和第一类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品和等情形,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处方管理办法》第55条也规定:药学人员违反《品和管理条例》第72条的规定,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医院药事管理规定》第39条规定:药师在执业过程中,药事管理工作和药学专业技术工作混乱,造成医疗安全隐患和严重不良后果、未执行有关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和规章制度,导致药品质量问题或用药错误,造成医疗安全隐患和严重不良后果、将药品购销使用情况作为经济分配的依据以及在药品购销、使用中牟取不正当利益等的情形,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吊销其执业证书《品和管理条例》第73条规定: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对品和第一类处方进行核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处方管理办法》第56条规定:药师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品和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品和第一类以及未按照规定调剂品、处方的情形,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药学人员,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1.2民事责任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9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5条、第57条、第59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未尽到告知义务、未征得患者或近亲属同意所实施的医疗措施,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及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第142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即需承担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75条:销售劣药的,没收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91条: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收受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其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医务人员,由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5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53规定:药师未按照规定审核、调剂抗菌药物处方,情节严重的;私自增加抗菌药物品种或者品规的;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药师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
《处方管理办法》第35条规定:药师具有审核医师处方适宜性的权利,同时第36条、第40条规定:药师若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不规范处方或者不能判定其合法性的处方有拒绝调剂的权利。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药师在执业过程中依法承担管理药品、调剂药品、监督合理使用药品等职责,很少见到所赋予药师的权利,药师只有依法履行职责,只有执行权、建议权,没有决策权,药师职业责任与权利的不平衡,影响着临床合理用药,有碍于合理利用药物资源更好的为人类健康服务。
3问题探讨
3.1处方调剂药师在处方调剂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调剂错误所致不良事件;调剂交代不清造成的用药失当;情节严重的,应依《处方管理办法》第58条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如果引起患者损害,可以援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8条所确立的归责原则,第57条、第60条所规定的医疗水平判断,总则部分第16条所规定的赔偿项目等具体条文决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但当药剂人员疏忽,未能行使拒绝调配处方的权力,调剂了不规范处方、用药不适宜处方及超常处方、甚至是错误处方时,在此情形下,医师与药师之间怎样分担责任?现行法规中,没有涉及药师调剂了医师用药错误的处方应怎样承担责任的条款。有时出现医师处方用药不适宜、或是药师调剂出错的情形,但没有引起患者损害,也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只是患者抓住了药师的错误大做文章,提出过分的要求,此类问题应如何处置,药师该怎样承担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此类问题解决起来依据不足。
3.2参与临床临床药师在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工作中,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不够,尽管《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36条第三款规定了药师参与临床工作的职责,但在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没有细化药师参加查房、会诊、病例讨论和疑难、危重患者的医疗救治过程中的具体工作,在用药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仅限于协同医师做好药物使用遴选,对临床药物治疗提出意见或调整建议的权力,药师在治疗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晰,职责任务过于笼统而不具体。可以明确的是药师是一名参与者、协作者,不是决策者,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在此情形下,对于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药疗纠纷时,医师与药师应怎样分担责任?很难界定。《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36条第二款规定了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进行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开展药学查房,为患者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医师与药师看起来是协作关系,但如何开展工作?出现问题怎样承担责任?药师是否承担不合理用药的责任?目前还找不到比较适合的法律依据。
3.3用药指导药患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药患双方都是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民(自然人)或者法人,民事主体双方地位平等[1],患者用药,药师提供用药指导,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虽有一些相应规定,但因医师、药师和护理人员的过错,违反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原则,导致用药不当,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该怎样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对医师、药师、护理人员在用药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对于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的医疗纠纷中双方的责任认定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2],致使对药事纠纷的解决难以找到统一的解决方法。
4建议
4.1完善法律法规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药师在医院药事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还不太完善,患者在药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或因不合理用药而产生药疗纠纷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详尽明确,医师与药师之间、药师与患者之间的责任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总结国内学者对医患关系法律属性的探讨,大致可概括为4种学说:“公益学说”、“医疗消费学说”、“侵权行为学说”和“医疗合同学说”。药师与患者法律关系可从“公益说”、“合同说”、“侵权说”3种途径加以解说[3]。也有学者提出另3种学说: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请求权竞合说[4]。无论适用怎样的学说,可以明确的是医疗机构药师是药学服务最终的实施主体[5],应该有一部关于药师职业的法律法规,执业药师法或是药师法,规定药师在药学实践活动中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明确医药间、药患间的法律关系,明确彼此的责、权、利,使医师与药师间、药师与患者间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制定药学服务工作规范,药学服务标准操作条例,使药师在标准化、规范化的药学实践中执业,依法保护药师的合法权益、同时惩治药师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