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
时间：2023-10-07 16:36:16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1
［关键词］医疗过失 刑事审判
［中图分类号］DF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11－02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医疗刑事审判情况
（一）德国
尽管德国的医疗技术目前已相当发达，但医疗事故的数量仍然很多。据新华社柏林2002年9月23日电报道，德国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数量达到10万起，其中2.5万造成了病人死亡的结果。在德国，大多数的医疗纠纷以庭外调解或者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只有极少数的案件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且医生的无罪率很高。
在德国，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患者及其家属通常可以与医院协商解决纠纷，若协商不成，患者及其家属则可以将案件提交到“医疗事故调解处”寻求解决办法。“医疗事故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设立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该机构是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机构，其职责是通过调解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医疗事故，判断医疗事故中医生有无责任、责任大小以及赔偿数额。通过调解处的工作，可以省去因诉讼而产生的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并且有利促进医患关系和谐。但是调解处对事故的最后处理意见只能是建议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的任何一方不同意该处理意见，仍然可以诉诸法律。
根据德国的《刑法典》和《医生责任法》，对医疗事故负有责任的医生，按照情节轻重可以被判处10年以下不等的徒刑或者罚金。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处理的医疗事故刑事案件中只有0.3%的案件的医生被宣判有罪而受到刑事制裁。也就是说，在医疗事故刑事诉讼中，医生的无罪率非常之高，达99.7%。
（二）意大利
近年来，意大利医疗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地方医疗机构变成了公司，其表现的标准由收支平衡来衡量，医生和医院管理者之间分配利润所得。与此同时，处理医疗过失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999年，意大利民事诉讼体系回复到双轨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在大多数的医疗过失案件中，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会采取没有任何诉讼成本的刑事诉讼来医生或医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往往却是在法庭外解决。大多数案件都无视法律的价值，预防性告发率很高，同时也造成了诉讼成本的滥用。
在医疗活动中，发生了病人病情恶化、拖延或者不当的诊断和治疗、死亡等情况时，若患者或其家属宣称该医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失，刑事调查就以医生收到通知应诉作为开端。在意大利刑法中，医疗过失致人死亡属于公诉案件，其他则是自诉案件，非致命性伤害案件的诉讼程序可以依原告的要求而中止，所以此类纠纷通常在刑事审判之前就被解决了。在医疗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和法官都可以指定专家证人作证，当专家意见出现冲突时，由法官指定不属于控辩双方的专家证人。此外，病历记录也是医疗过失案件中重要的证据，检察官可以将病历封存，以此为基础撰写报告并呈交法庭。由于这种诉讼程序的可调性太大，意大利多数医疗过失案件最终都以保险公司赔偿大笔金钱、原告撤回案件作为了结。
（三）日本
在日本，医疗刑事案件以医疗疏失刑事案件为主，特征是无罪率高。医疗疏失刑事审判的困难性主要在于过失和因果关系的把握，很多案件都不是有着非常明确的重大过失表现，而且医疗行为可能触及的方面很广泛，包括诊断、观察等具有判断性的工作以及治疗方式的选择是否适当等。此外，有时病人的症状发生急变，又与预见可能性和回避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加大了把握因果关系的困难度。而且日本的医疗事故刑事诉讼程序可谓错综复杂，例如，的时空性扩大化，检察官变更争点，事故鉴定结论反复化以及不均衡的裁判长期化等等。
就同一案件而言，不同审级的法院在量刑基准的判断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分歧。在医疗疏失刑事案件中，有的案件一审被判处罚金，后又由控诉审改判为自由行缓期执行。量刑的变动，体现了有罪案件的可罚性评价标准在法院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医疗疏失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较高的无罪率反映出了在事实问题的法律评价方面，检察和裁判存在差异，即使是个案的裁判，也认为不能形成稳定的法律运用基准。
二、英美法系
（一）美国
美国是对医疗纠纷这一议题研究得最为深入和广泛的国家。在美国，与医疗民事损害诉讼案件相比，医疗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非常之低，但是1985年至1991年，仍有15起刑事案件涉及医师的渎职行为；1985年到2004年间，有15名医生受到了刑事指控，他们的损害行为导致了一名以上的患者死亡。其中，医生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了二级谋杀、疏忽杀人和非预谋杀人。
纽约州州政府委托了由哈佛大学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共同组成的团队，针对医疗纠纷这一问题进行了一项大型的实证研究，因此这项研究也叫“哈佛研究”。该研究对象为1984年纽约州近三万名住院病人的病历资料，由受过训练且具有医疗背景的研究人员对病历进行研读，以统计每年有多少人受过医疗行为损害。研究发现，每天在医院发生的医疗伤害案件并不比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意外事故少，但是，真正因医疗伤害提讼的只是凤毛麟角。“哈佛研究”最终提出了医疗损害赔偿草案，其基本精神如下：（1）对所有已经受到医疗伤害的病人而言，草案应尽量发挥填补损害的功能；（2）对所有尚未受到医疗伤害的病人而言，草案希望能够有效地发挥预防伤害发生的功能；（3）对所有一般公民而言，草案希望能以最节俭的成本实现上述两个功能。该草案最后没能在克林顿政府期间通过，最后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哈佛研究”从侵权法角度对医疗损害赔偿进行了探讨，但是，在医疗伤害中，民事侵权和刑事违法并非天壤之别，而通常只是一线之隔。美国在立法上保留了刑事追究的可能性，但真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极其少见。到底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还是刑事案件处理，一般取决于检察官刑事政策上的考虑，若采取赔偿方式即可达到国家追求至善的目的，则不必再动用刑罚手段。
（二）英国
在英国，医生的过失没有被归入任何特殊的类型，而是与其他职业人员相同。根据英国刑事法律，医生可能因为医疗过失而受到杀人罪的指控。有研究表明，英国医生受刑事追诉的数量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自1795年到2005年，英国总共有85名医生被指控成立杀人罪，其中有60名医生被判无罪，22名医生被判有罪，3名医生认罪，无罪率高达70.6%。20世纪90年代，英国有13宗医疗过失案件被提起刑事诉讼，共有17名医生卷入诉讼。2000年至2002年，就有6名医生受到了疏忽杀人罪的指控。英国有学者认为，有的医疗错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之进行刑事追诉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强调说，如果医生犯的错误是其他具有相同能力、理性的医生也会犯的错误的话，就不应当进行刑事追诉。大多数英国学者认为国家追诉越来越多地介入医疗实践，只能更加严重地阻碍医疗优越性的体现。
三、我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医疗事故纠纷的数量大幅增长，医患关系紧张。在我国的医疗事故诉讼中，以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比例相当低，约占医疗事故诉讼的3%，如果再加上以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医疗事故纠纷，医疗事故刑事案件的发生率会更低。尽管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医疗事故罪，但是以该罪名医务人员的案例很少，每年约为0至3起。可见，我国主要是通过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纠纷，刑事追诉的概率非常低。
根据我国学者杨丹的统计数据，1997年10月至2007年9月审理终结的医疗事故刑事案件中，医疗事故刑事案件共22起，涉案人员26人（医生21人，护士4人，麻醉师1人）。在案件的损害结果中，除一起案件为“致人重伤”外，其余21起案件均为“导致患者死亡”。从整体上，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医疗过失行为主要是医务人员显而易见的单纯失误造成的事故，如未经皮试导致药物过敏、纱布残留、手术装置欠缺等，但是很少发生因诊断和治疗选择错误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我国对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基本符合现今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模式，即绝大多数纠纷以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解决，同时，少数严重的医疗事故以刑事追诉的方式解决。但是，我国医疗事故刑事审判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在认定医疗事故罪时，主观方面和因果关系的判断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在法律和医学之间，面对纷繁复杂的医疗刑事案件，特别是在当前诸多医疗刑事法律规范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法官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大多数的法官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往往直接回避或者略作提及，缺乏缜密的论证，裁判文书未能充分地说明和论证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这些都跟法官自身的审判能力和素质有关。
（2）在以往和当前的医疗刑事案件的审理实践中，鉴定人往往无法出庭参加质证，这在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进行的集体鉴定中尤为明显。同时法官们往往对鉴定结论有着过分的依赖，甚至使其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鉴定结论作为专业性判断并非终极的判断，他们只能是以“专家证言”的证据形式存在，而对这种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其在整个证据链条中的位置，都应当经过法庭质证和法官自由心证来加以检验和确认。
（3）在医疗事故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存在罪名与法院判决罪名之间的偏离，两级法院之间在定罪量刑上的偏离。这些偏离反映出区分医疗事故罪和相关犯罪的难点所在，并且涉及缓刑的正确适用。
（4）我国要注意防止医疗事故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倾向，有的地区出现了对明显不构成犯罪的医疗事故纠纷直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这些案件中，侦查机关以“医疗事故”的罪名介入纠纷，以刑逼民，迫使医院妥协作出巨额经济赔偿的决定。这样会使更多的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和过度治疗措施，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参考文献】
[1]郑汉根.德国是这样处理医疗事故的.中国保险报,2002年.
[2]杨丹.医疗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40页,第40-45页,第49-50页.
[3]杨秀仪.医疗纠纷与医疗无过失制度――美国经验四十年来之探讨.政大法学评论,2001(12).
[4](英)安迪・卡恩(著),莱夫(译).英国法院审理医疗过失案件的某些新近的趋向.法学译丛,1987(2).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2
【关键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也不断增多。医疗事故案件越来越多的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合理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减少医患纠纷，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医学界和法律界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应当从立法着手，通过完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来推进医疗法制的改革。本文从医疗事故的概念着手，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举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几方面加以探讨。
一、 医疗事故的概念及与医疗纠纷的区别
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在实际解决医患问题时，常发生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问题的混淆，医疗纠纷通常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医患纠葛，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提出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的纠纷案件，统称为医疗纠纷。《侵权责任法》使用了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概念，摒弃了《条例》中医疗事故责任和医疗过错责任两个不同概念，但司法实践中仍有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举证
在医疗事故侵权责任中，因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专业知识，不可能知道其所受的人身损害与争议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更无法提出相应的证据，为保护受害患方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医疗事故引起的侵权诉讼案件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承担举证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的事实请求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范围
在处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关在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元不等，因此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到目前为止，各地法院处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律主要包括：2002年实施的《条例》、1986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2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笔者认为，现阶段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根据《条例》规定“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才能构成医疗事故，这说明医方过失导致患者人身损害未达到“明显”程度的，不构成医疗事故。可以看出，医疗差错并未完全纳入医疗事故范围，因此，从保护患者权益方面看，《条例》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因行为人的过错而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应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且造成了损害的事实，就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了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了医疗事故以外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于民法通则，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如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解决机制。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颁布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 因此医疗侵权造成人身损害，不管是属医疗事故还是属医疗过错，只要是造成人身损害了，其赔偿适用法律都是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由于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侵权责任法，可以参照适用。为正确指导医患双方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保障医患双方的利益，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应以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主，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为补充。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适用的统一，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相对一致，有利于充分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法律出版社， 2010年.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3
一、医疗事故的界定
1、界定医疗事故概念的意义
对概念的界定是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在明确概念的茂盛上，才有判断、推理乃至理论体系。对医疗事故的概念界定也是如此。除此以外，对医疗事故的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医疗事故概念关系到医疗事故立法中法律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概念不清，将来法律适用范围也不清，会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医疗事故的概念是构建医疗事故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只有明晰概念，才能明白医疗事故的范围，也才能进一步地进行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
2、医疗事故的立法概念
20__年4月15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概念做了这样的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亲颁布的《处理条例》较之以前实施的《处理办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将医疗事故的界定在范围上有所扩大，有利于保护更多受害者。
3、医疗事故与相关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医疗差错”的概念，是指没有造成医疗事故但确有损害后果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主张用“医疗过失”代替“医疗事故”的概念，并将“医疗过失”划分为“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十分可取的，理由如下：
使用过失概念与民法理论统一。根据我国民法的基本理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是以过失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而不是以“事故”为条件的。
引入“医疗差错”的概念有助于充分保障未产生医疗事故但确实存在损害后果的患者的合法权益。
一些发达国家均彩“医疗过失”概念，我国使用此概念有助于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律制度的接轨。
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我国目前医疗技术鉴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对此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时至今日，我个人认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鉴定的主体及鉴定的证据效力等方面。
1、关于鉴定的主体
《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新颁布的《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法定鉴定机构由以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修改为“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会”，二者虽称谓不同，但在裨实质上区分不大，仍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鉴定组织，并未改变以前鉴定组织存在的弊端，如：鉴定医学会的组成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指派，由医疗人员组成。这种人员结构明显违背法理，即纠纷应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判。医疗人员与卫生行政机构及医疗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鉴定中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偏袒医方，将某些本属医疗事故的事件鉴定为医疗事故；由于鉴定机构既非司法鉴定部门，又非行政机构，使鉴定结论的性质不清，鉴定结论做出后，患方无法依现行的法律制度提看书诉讼 。
解决现存鉴定主体的弊端，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鉴定体制。取消现存的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会，将医疗事故鉴定纳入现有的司法鉴定体制之下，即通过卫生部与司法部的考核赋予某些条件比较好的司法鉴定机构医疗事故鉴定资格。当医疗纠纷发生时，由法院或医患双方启动鉴定程序，由于司法鉴定处于居间地位，和医、患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有利于当事人根据有关程序法的规定提出回避的申请，确保鉴定的独立和公正，对医疗单位行使有效的监督，更好地保护患者一方的合法权益。
2、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证据分为书证、物证、鉴定结论等七种，且该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由此可见《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必须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且必须是“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而决定鉴定的。所以诉讼前当事人双方提请有关鉴定部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是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它不具有鉴定结论的效力，应属于一种“书证”；而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会对有关问题所作的鉴定结论，才具有鉴定的效力。
既然未经过人民法院委托而进行的医学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只是一种书证，那么它就不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而只是证据的一种。因雌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当事人提供的鉴定结论，应综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
处理案件，不能受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局限。 三、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
实践中，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是非常复杂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事故应当由患者方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国有关医疗卫生法规的规定 ，例如患方不提提取病历，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无法知道医疗行为的意义等，使患方承担的举证责任无法实现。所以在司法过程中，经常由法院或卫生行政机关到医疗单位惧或调查证据；但在调查或惧证据过程中，医方常常不予配合，经常出现有意玩意丢失或修改病历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诉讼或鉴定无法进行，患方无法得到鉴定结论或者损害赔偿，对患方显失公平。对此，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继续这种举证制度，二是改变现状，由医方就某些事实负举证责任。比较二者，我个人赞成后一观点，理由如下：
医方掌握患者的全部病历。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是医方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医方也非常了解这些医疗行为的医学意义，因此，由医方对医疗行为举证相对容易；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强。患者处于弱小的、无知的地位，他只知道自己受到伤害的事实，却委难证明这种伤害与医疗行为有确切的因果关系；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常处于无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拿出证据证明医方有违义务的行为，要求患方举证，无疑等于在案件未审理时就判决患方败诉。
四、医疗事故赔偿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尉金。
从该条例的规定可看出我国对损害赔偿采取的是较精确的计算方法，这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另外，该条例增加了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一次性寂偿的规定，是立法上的突破，但目前一次性补偿普遍存在数额偏低的情况，有待于司法解释对其重新进行调整，以增加医疗机构对受害患者的赔偿数额，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
目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成为赔偿制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法院在确定此精神损害赔偿时应结合有关法律规定数额、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法地现实生活水平加以综合判定。
五、医疗事故的解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四十八条规定“已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可以进行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可以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调解时，应当遵循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并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经调解，双方汪事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制做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不成或者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现有的法定医疗事故的解决主要有调解、协商和诉讼三种方式，协商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俗称“私了”。目前，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发生医疗纠纷时，人们日益转向诉讼解决。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4
[关键词]证据分配原则 损害赔偿 枉法裁判追究
第一把钥匙是民事诉讼中医患双方的证据分配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那么，民事诉讼中如何把握医患双方这一证据分配的原则呢？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三个要点。
首先，要正确理解医患双方证据分配原则的基本内涵。患者应当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患者应当对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原告应当首先证明其与医疗机构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接受过被告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并因此受到损害。如果患者不能对上述问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请求权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另外举证责任是可以转移的。如果患者对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证明达到了表见真实的程度，证明责任就向医疗机构转移。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应当提供证据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即医疗机构应当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医疗机构提不出具有合理说明力、足以使人信赖的证据，医疗机构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
其次，要正确区分不同种类的医疗纠纷的证据分配规则。一是医疗事故纠纷案。无论是医疗责任事故，还是医疗技术事故，都需要医疗事故鉴定，来佐证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患双方通过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来证明医方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客观上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违规性；医疗损害结果是否发生；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如果患者在民事诉讼中，以医疗事故纠纷案案主张权利，不仅应当提供在医方诊疗的凭证和医疗损害结果的凭证，而且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还应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如果不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在法庭调查中，就很难认定，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如果医方要想证明其医疗行为与医疗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就必须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如果不申请或不配合医疗事故鉴定，法院按国务院令[2002]第351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要的材料，并积极配合调查。当事人任何一方不予配合，影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不予配合的一方承担责任。"和卫生部卫政法发[2005]28号《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中指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对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进行等级判定，按同级甲等定，责任程度按照完全责任判定。"进行认定
二是医疗损害赔偿案。患方应当首先证明其在医方接受过医疗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以及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其责任，并独立行使司法判断权。无论什么鉴定都不是认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程序，以及唯一证据。鉴定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依职权委托为例外。即鉴定由当事人申请，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确有必要时（经法庭调查对患方举证无法认定，医方的举证无法推定时）由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鉴定按最高人民法院法[2003]20号《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二条"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依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规定》组织鉴定。"办理。
三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无过错责任。原告只需证明和被告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未尽到医疗服务合同义务，或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不适当，被告在无相反证据下，则构成违约，而无需做任何鉴定。
医疗意外事件纠纷案。医疗意外事件纠纷案，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造成医疗损害结果，是医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不可能预料不可避免的实行公平责任，原告只需要证明医疗损害结果是医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就足够了，无需做任何鉴定。
再次，要端正对鉴定结论的正确认识，既要克服"无能论"又要克服"万能论"。部分基层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中，对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有很强的依赖性，机械的认为，客观事实（指鉴定结论）就等于法律事实。例如：（2006）鸡冠民初字第11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鸡西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结论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故原告鄂明广诉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的请求驳回。这种万能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涵》中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复函》从另一方面说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赔偿的依据，更不是赔偿诉讼成立的唯一证据。
众所周知，医疗事故鉴定书，是书证的一种，有没有证明力，要看其真实性（客观性），如果有充分的相反证据，则不能认证；相关性（关连性），所鉴定的意见是否与本案的案由相关，是否围绕着原告的请求，被告的抗辩所争议的焦点问题做出医学评价，无关则不能认证；合法性，鉴定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启封的规定，鉴定材料是否与原件比较，有无涂改、加工、隐匿等瑕疵现象，有无程序和实体违法，有无鉴定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有无存在某种隶属关系或利益驱动关系，如果有其一则不予认证。作为一种书证，要进行证明力大小的比较。在审判实践中，物证优于书证；上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要优于下级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司法鉴定要优于医学鉴定，因为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跟医疗机构存在某种隶属关系所致，因而可信程度不高，公信力较差。法官通过医患双方的举证、质证，对所举的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判断后进行认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认证；不能对鉴定单一认证，单一鉴定只能是孤证，不能做证据使用。
现代的司法理念是：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法律事实要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观事实。部分法官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中，无论患方在法庭调查中，提供多么全面、完整的，足以证明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医方存在医疗差错的客观证据都不采信，而把有没有医学会的鉴定？做没做司法鉴定？当作解门清的宝剑，有很强的唯一性。机械的认为，没有鉴定，就不能独立行使司法判断权。
例如：（2007）鸡冠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为医疗损害赔偿问题，必须经鉴定程序才能确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否给予赔偿，由于未经鉴定程序，故陈秀红诉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驳回。这种"万能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不符。
第二把钥匙是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当前，在处理医患纠纷的事务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懂医的人不懂法，而懂法的人不懂医。医事法律，就是用现行的法律来解决现存的医患纠纷。而解决医患纠纷的难点和热点正是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众所周知，法律事实不同，争议的焦点也不同，所确定的案由也不同，法律适用也不同。这是从事法律执业者共同认同的观点，也是法律常识。
首先，要分类适用。按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0]26号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的规定，受案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具体争议内容确定案由。通常可分为四种案由：
一是医疗事故纠纷案。医疗事故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纠纷。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医方承担过错责任。
二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患方认为，医方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出现医疗差错但不要求追究医疗事故的责任，只要求追究人身损害责任的纠纷。按《民法通则》规定赔偿，医方承担差错责任。
三是医疗意外纠纷案。医疗意外纠纷，是指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的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而发生的纠纷。医方不承担过失责任，但考虑救死扶伤，防病治病是医方的宗旨，本着保护生命权、健康权的原则，按《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医方应当承担公平责任。
四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是指医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患者要求继续履行或要求赔偿人身、财产损失而发生的纠纷。按《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处理，医方不承担过失责任，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其次，要分责任适用。一是刑事和行政责任。如：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335条的规定。又如：非法行医罪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336条的规定。不构成犯罪的，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二是民事责任。例如：医疗差错造成损害的救济原则是：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不构成或未做医疗事故鉴定，医疗差错被其它证据认定后，医疗损害赔偿主张的法律依据和范围。《民法通则》第134条第7项；第119条的规定。
再次，要分层次适用。一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如：患方申请司法鉴定，医方不同意，法院能否指定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法院指定鉴定部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又如：患方认为医方既有医疗服务违约行为、又有医疗侵权行为如何主张权利患方应当本着有力于自己主张的原则，则优选择。《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再如：医师执业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师执业义务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技术操作规范；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执业医师法》第14条和第22条的规定。
二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法规有明确规定则适用法规。如：急诊范围突发急性腹痛；突发高热；小儿腹泻；颜面青紫、呼吸困难者等医院均须进行急诊抢救。1982年4月7日卫生部颁部的《医院工作制度》第15条第7项的规定。病历书写制度病员入院后，必须于24小时内进行拟诊分析，提出诊疗措施，并记在病程记录内。第25条第5项的规定。科内或全院性会诊及疑难病症的讨论，应做详细记录。第25条第7项的规定。会诊制度凡遇疑难病例，应及时会诊，两天内完成。第29条的规定。转院，转科制度因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对不能诊治的病员转院或转科。第30条的规定。病例讨论制度每月1-2次，遇有疑难病例尽早明确诊断，提出治疗方案；死亡病例，待病理报告后进行，但不迟于二周。第31条的规定。护理制度体温在37.5℃以上及危重病员每隔四小时测一次，病情危重，需随时进行抢救。第33条的规定。又如：医疗规范强制性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格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国务院令[2002]第351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医方禁止性规定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如实告知义务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防止损害扩大义务发生或者发现医疗过失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医疗禁止性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医疗事故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条例》第55条的规定。违反医疗事故预防和处理规范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的；未按规定封存，保管和启封病历；是违规行为。《条例》第56条的规定。患方因医疗事故纠纷既向卫生行政机关提出处理申请，又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由谁受理适用于司法处理优先于卫生行政处理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医疗事故争议的，不需要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前提，也不以委托鉴定为前置程序。是否需要医疗事故医学或司法鉴定依当事人申请。第40条和第46条的规定。再如：医疗机构的职责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国务院令[1994]第149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条。医疗机构执业强制性规范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第25条 第27条 第28条 第31条的规定。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第35条的规定。医疗机构禁止性规定不得使用假劣药品，过期和失效药品以及违禁药品。卫生部卫医发[2006]432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9条的规定。医方的告知义务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细则第62条的规定。医疗违规行为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行证》擅自执业的；对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的；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的。细则第77条 第78条 第79条 第80条的规定。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细则第81条 第82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医方不提供不配合调查，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医方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程度按照完全责任判定。卫政法发[2005]28号《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第1条的规定。
三是既无法律又无法规明确规定适用司法解释。如：患方申请司法鉴定，医方不同意，法院能否指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6条的规定。医方举证不能应认定医疗差错客观存在，患方的医疗损害结果与其有因果关系。《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的规定。医疗常规属于无需举证证明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据规定》第9条第1项的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认证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论。《证据规定》第50条的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近亲属有权以原告资格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受害人死亡近亲属以赔偿权利人身份有权提讼，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7条的规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扶养费、死亡赔偿金。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患方根据法释[2003]20号《解释》第29条主张并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应等同于该《解释》第17条死亡补偿费的数额。第29条和第17条的规定。医疗损害赔偿的司法鉴定依当事人申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依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最高人民法院法[2003]20号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条、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1990]民他字第44号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而向法院提讼的，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函[1989]63号的规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指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不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以及不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没有医疗执业许可证的单位和没有执业资格的个人因非法行医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按一般人损害赔偿纠纷处理。一方当事人对对方保存或控制的病历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合理质疑的，由保存或控制病历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鉴定，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确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条 第4条 第11条 第13条 第26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告知患者或家属并取得其同意而未告知的，应认定医疗机构违反了告知义务；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致使患者一方未能行使选择权，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医疗机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第30条 第31条的规定。
第三把钥匙是枉法裁判医患纠纷案的犯罪认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枉法裁判罪]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规定呢，如何认定这种犯罪呢？
笔者认为，在医患纠纷的案件中，患方往往是弱示群体；而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司法环境不好的地方，患方就是雪上加霜。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主审法官有受贿之嫌，但也逃脱不了公平正义的审判。正在基于这种考虑，有必要谈一谈枉法裁判医患纠纷案的犯罪认定。
首先，要区分罪与非罪。所谓的医患纠纷案件枉法裁判罪，是指审判人员在医患纠纷案件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医疗损害事实（不按证据分配的规则指导医患双方举证和质证，该认定的医疗过失、医疗差错、医疗侵权、医疗违约、医疗意外事实不予认定或不该认定的却给予认定的司法行为）和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裁判适用法律错误或没法律依据）作枉法裁判（原裁判被撤销或被改判），情节严重的（当年被撤销两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当年被改判两件），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司法机关的威信；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民事审判活动中作出违背医疗损害事实和医疗、卫生法律的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违背医疗事实和医疗、卫生法律的判决、裁定"，是指不依据已有的证据查清、认定案件的医疗损害事实或者不依据已查清的案件医疗损害事实正确地适用医疗、卫生法律，作出颠倒、歪曲医疗损害事实的认定和颠倒是非、歪曲法律的判决、裁定；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审判职责的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案件的医疗损害事实或应当适用的医疗卫生法律，而故意违背医疗损害事实和医疗、卫生法律作出裁定或判决。
其次，要区分此罪与彼罪。区分民事枉法裁判罪与徇私枉法罪的界限。二者均有徇私的动机和枉法裁判的行为，具有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1）行为发生的场合不同。民事枉法裁判罪只能发生在民事的审判活动中，而徇私枉法罪则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中；（2）构成犯罪的条件不同。构成民事枉法判罪以情节严重为构成要件，而徇私枉法则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求。区分民事枉法裁判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界限。负有审判职责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民事枉法裁判过程中采取了毁灭、伪造证据的手段，应视为牵连犯，应当以民事枉法裁判罪定罪罚。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枉法裁判又收受贿赂，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和的，属于牵连犯的行为，按照其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5
原告：李俊志，男，1993年2月19日生。
法定人：李继强（原告之父）。
法定人：郑维珍（原告之母）。
被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中心医院（简称州医院）。
原告李俊志1993年2月19日，足月顺产，出生后3个月发育正常。同年5月22日，母亲郑维珍发现他咳嗽，即将他送至被告州医院门诊就诊。门诊医生初步诊断原告患有支气管炎，决定给予打针吃药治疗，并开具了处方签及打针条。郑维珍持该处方签去被告药房取药。由于该药房的司药员玩忽职守，在药袋上写服药剂量时，将处方签上注明的每次服654－2一片的十分之一剂量错写成了每次服一片剂量。回家后郑维珍按药袋上写明的剂量给李俊志服了654－2，不大一会儿，原告出现面赤、高热、心速、呼吸急促、皮肤潮红、频繁抽搐等症状。郑维珍见此情况又迅速将原告送至被告处检查。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原告服654－2中毒。接着，主治医生和儿科主任又诊断，认为原告因服654－2过量，全身中毒症状严重，生命危险。于是，被告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全力抢救和治疗，使原告的中毒症状逐渐消除。但此后不久，原告出现脑萎缩后遗症，精神发育迟滞。原告的监护人向州卫生局申请要求处理被告在给其子治疗中发生的医疗事故。被告内部设立的鉴定委员会于同年8月3日对原告的症状作了鉴定，鉴定结论为：（1）脑炎；（2）感染性中毒性脑病；（3）痉挛症（继发性中毒性脑病与654－2过量无关）；（4）司药员错写服药剂量为严重差错。原告监护人对此鉴定意见拒绝接受，再次向伊犁州卫生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子病症重新鉴定。但州卫生局没有接受此要求，而是于同年8月26日派员主持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补偿8000元（含已支付的医疗费）；原告监护人以后不能再要求处理。
随着年龄增长，原告李俊志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到近二岁时，其四肢软弱，头颈不能伸直，不能坐和站立，不会说话，无正常情感反映。原告的监护人认为州卫生局的调解处理不公平，被告赔偿损失数额太少，便于1994年10月7日向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事发后，被告虽然组织全力抢救，抢救了原告的生命，但致使原告留下严重后遗症。时至今日，原告已近二岁，目光呆滞，根本没有什么意识，不能站立、爬行、发音，哭闹不止，给原告及其父母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致残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损失费。
被告州医院答辩称：原告提起的诉讼缺乏证据，即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无法认定是否侵权。此事双方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写明是终结调解，还进行了公证。被告超越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数额，加倍对原告进行了补偿，总计数额8000余元。现原告要求增加赔偿数额，被告不予接受。
审 判
奎屯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要求原告的监护人申请奎屯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和身体现状进行鉴定。该鉴定委员会以原告与州医院间的医疗纠纷已作调解处理为理由，不予鉴定。该院为了查明原告的后遗症与超量服654－2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于1995年7月12日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医进行鉴定。经鉴定其结论是：李俊志因误服10倍量的624－2药片，产生中毒症状，几天的高烧、抽搐、呼吸停顿，损害了脑组织，加之肺部感染，引起因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更加剧大脑损害。虽经治疗，但遗有脑萎缩，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白痴。随后，奎屯市人民法院又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该鉴定结论进行复核。该技术处于同年10月9日复核确认：李俊志现遗留脑萎缩及精神发育迟滞（重度）与误服过量的654－2药片有关。
奎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州医院司药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错填用药剂量，致使原告误服过量的654－2，出现严重中毒症状，产生脑萎缩后遗症，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及其亲属身心及精神带来极度痛苦，对此被告应该承担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于1995年11月16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赔偿原告残疾生活补助费57621。4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24810。6元；
三、被告赔偿原告亲属护理补偿费3万元。
州医院不服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上诉，称：此案属医疗事故纠纷，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应以法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原审不依法定程序鉴定，而是以法医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判决，显属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取证。
李俊志的法定人答辩称：本案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故法医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效力。
二审法院受理案件后，采纳上诉人“重新取证”的意见，委托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及身体现状进行鉴定。但该鉴定委员会以种种理由不接受委托，拒绝作出鉴定。后在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预下，该鉴定委员会于1996年5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原告脑损伤系重症脑炎合并中毒性脑病或重症肺炎合并病毒性脑炎所致，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该鉴定委员会中有被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且介入该鉴定活动。原告的监护人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申请复议鉴定。该鉴定委员会强调客观困难，拖延近一年时间不作复议鉴定，且何时才能作出复议鉴定结论无明确的答复。申请人出于无奈，于1997年3月18日撤回要求复议鉴定的申请。
伊犁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州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错填用药剂量，致使被上诉人李俊志过量服药而严重中毒，造成其留下严重后遗症，上诉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原审人民法院委托两级法院的法医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具有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在对被上诉人李俊志的症状进行鉴定活动中，有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违反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鉴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的规定，故该鉴定结论应确认无效。上诉人州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3月2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本案处理遇到了以下两个棘手的问题：
一、医疗鉴定是否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下称《办法》）第十三条指明：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本案被告州医院正是根据此条规定，要求法院依据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处理本案，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治疗不存在医疗事故问题；审判人员中也有的认为处理本案只能以医疗鉴定为依据，而不能以法医鉴定结论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我们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但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其理由有三点：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虽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鉴定结论这种证据，但在对其有疑问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另行鉴定，即证据在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和依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根据《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医疗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但是，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和一些医务人员，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他们出于对行业利益或本单位利益的考虑，所作出的鉴定不符合实际、不科学、不公正的情况有可能发生。本案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鉴定，认为原告的后遗症“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就明显违背事实和医学科学。由此可见，医疗鉴定结论，对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只能起到一种重要参考作用，如果它客观、科学、公正，法院就采用它为证据，否则就不采用为证据。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不论它是否客观、科学、公正，都得采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民法院依法对证据予以审核的权利，也违背了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应该遵循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且，如果将医疗鉴定结论作为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一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种种借口不作鉴定，法院就会在案件处理中陷入困境，难以及时审结案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一、二审法院在处理此案中均遇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不作鉴定的问题，以致案件长达二年才审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按照《办法》规定的精神，它是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如果据此把医疗鉴定结论也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那就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和法院最终裁判原则相悖。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应受制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或结论，而应独立办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依法进行处理。只有人民法院的处理结论，才是有关纠纷解决的最终结果。所以，医疗鉴定结论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必须采纳的定案根据。只有经过举证、质证和辩论，确定医疗鉴定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证据。
二、确定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
按照《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该《办法》制定的《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为一级医疗事故的，3周岁以下婴幼的补偿费为2000元；确定为二级医疗事故的，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补偿费为1500元。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赔偿的范围包括受害人因医疗事故多支出的医疗费用、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显而易见，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其赔偿数额相差极为悬殊。根据《办法》的规定，被告错写服药剂量，造成原告残废，属二级医疗事故，按《细则》只能得到1500元补偿费。所以，本案被告以及有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均极力要求法院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认为被告通过调解支付给原告的8000元补偿费已超出了《办法》及其《细则》规定的标准。有的审判员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道理，也认为法院处理本案应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
根据《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弱病员或其家属依法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这样的规定，反映了《办法》制定时我国医疗事业的福利性质和以行政处理作为解决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途径的实际情况。这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可以行得通。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不少单位实行医疗费包干，在这种情况下，《办法》所规定的医疗事故受害人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根本不可能得到落实，尤其本案的受害人是幼儿，让单位给予他享受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更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认为，法院处理本案，应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参照《办法》、《细则》的有关规定（关于此点，《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7辑中第16例案例的评析，有充分的说明），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6
关键词:医疗事故 鉴定 档案管理 探索
1、医鉴档案管理法规、制度方面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是对档案管理宏观的法律规定。而对于医鉴档案,档案行政管理主管部门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中华医学会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具体规定和规范要求。只有卫生部2002年出台的《医疗事故技术暂行办法》第43条作了十分简单的规定:“医学会应当将专家鉴定组成员签名的鉴定结论、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文稿和复印件或者复制的有关病历资料等存档,保管期限20年。”因此,在医鉴档案的管理方面,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顺序方面我们都无法可依、无规定可依。山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以下称医鉴办）及各地市医学会医鉴办都是各自摸索着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
2、我省医鉴档案管理的现状
2.1 医鉴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知识缺乏,不能实现专人管理,且医鉴档案存储条件差
由于省、市医学会的医鉴办有的工作人员至今没有解决编制问题,且人员较少,从事医鉴工作的人员难以实现稳定化,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因此,医鉴档案的管理不能实现专人负责,基本上是由医鉴办的工作人员兼管。另外我们省、市医学会医鉴办的医鉴档案兼职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档案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和学习,所以很难做到规范整理和积极主动地归档。且有的地市医鉴办存放的医鉴档案的地方仅有一个橱柜,且零乱不堪,没有专门的存放医鉴档案的档案橱,更没有专门的档案室存放医鉴档案。
2.2 医鉴档案内容各异,顺序不一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医鉴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因此在省、市医学会医鉴办保存的医鉴档案中,不仅保存的档案内容存在严重差异,而且文档顺序不统一。如:有的地市医鉴办仅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暂行办法》第43条之规定保存了专家鉴定组签名的鉴定结论及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文稿和医患双方提交的住院病历或门诊病历复印件。其他的材料如:委托方的委托书、医鉴办的受理函、患方的陈述材料、医方的答辩材料、抽签材料、鉴定会笔录、影像资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当事医师的医师证、资格证复印件等都未予存档。由于保存的内容严重不统一,档案保存的顺序更无从谈起。
3、在医鉴档案管理方面的探索与尝试
国务院于2002年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八年多了,与医鉴档案管理相关的规定至今没有出台,山东省医学会医鉴办在档案管理方面吸取各地市医鉴办在档案管理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并积极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起草了在山东省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行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利于在全省范围内在医鉴档案管理方面有据可依,更好的管理好医鉴档案,也利于更好地进行档案的开发与利用。
山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档案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00）,卫生部、国家档案局《卫生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卫办发【2008】24号）、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山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及各地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以下简称医鉴办）。
第三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档案（以下简称医鉴档案）是指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学会医鉴办在开展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及责任程度鉴定工作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不同形式与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四条 做好医鉴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工作是医鉴办应尽的职责。医鉴办档案工作依法接受卫生行政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医鉴办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医鉴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医鉴档案的统一管理。
第六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具备档案管理专业知识。
第七条 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是:
（一）执行国家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
（二）指导、监督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立卷、整理工作;
（三）负责医鉴档案的接收、归档、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四）完成档案管理其他工作。
第八条 医鉴办档案保管期限为20年。
第二章 整理、排列、著录、编号、装订、排架、检索、销毁
第九条 医鉴办档案的立卷整理工作,实行责任到人的原则,谁组织案例鉴定谁立卷整理,由多人参加的鉴定,由医鉴办主任指定其中一人负责整理、归档。任何人不得将医鉴档案相关材料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组织鉴定负责人应在案例鉴定完结后30日内完成立卷归档工作。
第十条 医鉴档案整理应做到分类科学、排列有序、著录准确、编号合理、装订整齐、排架循序、编目有效,保持材料完整和准确,便于保管和利用。
医鉴档案按年度归档，一案例作为一档，鉴定归档材料较多的，可以一案例多档。受理后跨年度鉴定的案例，应在鉴定完结的年度整理归档。
第十一条 卷内文件排列采取结论性文件在前，过程或依据性文件材料在后的原则。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7
关键词：医疗事故；医疗鉴定；适当性
中图分类号：D92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259-02
1 医疗事故及其判案依据
所谓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有：（1）患者要有在医疗机构就诊的事实；（2）患者在诊治遭受了人身损害；（3）医疗机关的医务人员在为患者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存在过失；（4）医务人员的过失与患者的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才会被判定了医疗事故，而前述四项构成要件中，证明前两项比较容易，但证明医院的诊治过失行为及过失与患者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比较难。我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医疗纠纷发生后被医疗鉴定机构判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并不多，而在被判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中，事故的等级往往判定为三级医疗事故、四级医疗事故的多，而被判定为一级医疗事故、二级医疗事故的少。
当前，对于医疗纠纷的审理，按照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作为审理案件的一个参考来存在的，也就是一项考察医疗事故成立与否与医院过错责任轻重程度的证据，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疗鉴定在医疗纠纷案件当中的作用就不容忽视。而司法实践又一再地表明，在我们的医疗纠纷中，医疗鉴定往往最终会作为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具体而言，医疗鉴定中关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判断、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当中应承担责任的程度界定，以及医疗事故的具体等级确定等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最终会成为法官直接判案的依据。目前关于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的规定为：完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是指医疗行为过失在构成事故的损害后果中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用四种程度，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责任程度分为：完全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主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次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轻微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责任程度的具体比例的掌握为：完全责任的赔偿额度为100％；主要责任占其70％～80％；次要责任20％～40％，轻微责任不超过10％～15％。
2 医疗鉴定作为判案主要依据的不适当性
医疗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如此之重大，但是笔者却认为，它的公正性、可参考性尚有一些让人顾虑之处。
其一，医疗鉴定机构的公正性问题。目前，医疗事故的鉴定被区分为行政鉴定和司法鉴定。行政鉴定，是指卫生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组成专门的鉴定组织，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医疗事故的鉴定；司法鉴定，是指受理医疗纠纷的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涉案的医事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根据《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各地医学会负责。中华医学会章程规定： “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医学会是一个中立的学术性团体，具有中介组织的法律属性，对比以前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这一鉴定主体，行政干预的可能性要小了很多，应该说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医学会本身的组成依然是由本地区医学界的专家、医师、学者组成，他们本身就与医疗机构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从法律的公正角度讲，有着一定利益关系的人是应该回避的，那么医学会本身的这个身份就应该排除在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之外。
在普通法系国家，并不存在什么专门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而是由当事人自行聘请的“专家证人”为其提供专家意见。这种“专家证人”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各自的当事人服务。他们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具有证据的效力。在某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双方当事人在医疗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各自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如果庭审时，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鉴定结论相互矛盾时，法院可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此，在这些国家，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并不像我国这样突出。
其二，再次鉴定的条件规定欠妥。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行的是“两鉴终鉴制度”。即当事人对首次鉴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再次鉴定，再次鉴定的鉴定机构为原鉴定机构的上级组织，而中华医学会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有着特殊的权利。
一方面，再次鉴定的期限规定过短，不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条例》第22条又规定：“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在医疗事故中，由于案件的专业性比较强，医疗诊断的时间也有一定长的期限，案情相对一般来说要复杂一些，当事人对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的理解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在医疗事故发生之后，患者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患者的家人也会在经济上、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们未必有精力在短短的15天内对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再去质疑。另外，这一时限规定远远短于法定的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审限。在大部分的案件审理中，法庭质证、法庭辩论、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以及法庭准许等一系列诉讼活动不能也不可能在当事人首次医疗事故鉴定书后的15日内完成。从这点上讲，申请再次鉴定的期限过短，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行政审查再次鉴定申请具有不合理性。《条例》第22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的，须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只有在获得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才能向医学会申请鉴定。这就不能排除行政部门阻碍鉴定进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政部门可能利用这一“合法”权力干涉原本只是一起民事纠纷的诉讼案件，而产生“行政干涉民事” 的嫌疑。当事人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当然享有请求救助的权利，而且申请再次鉴定完全是一个民事行为，根本就没有行政审查的必要。医疗纠纷一方当事人――医疗机构与再次鉴定申请的受理人――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有着隶属关系，如果行政部门有意保护医疗机构，而拖延患者一方的再次申请鉴定的受理，或根本不予受理，或受理后不转交医学会进行鉴定，就必然导致患者一方的权益遭到貌似合法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当事人申请鉴定，即诉讼法中的取证行为，只要不违法，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自由决定是否取证、怎样取证，当事人的取证权不应当受到无端的干预与限制。对再次鉴定的申请进行行政审查这一前置程序，实质上是对当事人的权利行使设置了程序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这一程序的设置，也增加了行政管理的负担。
其三，无人承担鉴定过错责任。一般的司法鉴定作为一种证人证言，鉴定人需要在鉴定结论上签名，并且有出庭接受质询的义务。但是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上没有要求鉴定人签名，也不存在鉴定结论接受质证的程序，那么，一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出现错误，将会发生无人负责的局面。同时，也正是因为勿需负责这一法律漏洞，让有些不当的鉴定行为有了可乘之机。这显然十分不利于对医疗事故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医疗纠纷的公正审判。
3 对医疗事故鉴定制度的几点建议
其一，实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市场化，引进相互竞争的专业化队伍，作为医学会这一法院指定鉴定机构的替补。一般当事人提出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在市场上寻求相应的医疗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这一鉴定结论作为重要证据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医学会只在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鉴定结论有异议时才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
其二，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再鉴定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整。考虑到具体现实的需要及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延长再鉴定的时限至接到初次鉴定结论之日起30日，这样的时限充分考虑了医疗纠纷案件的复杂性与专业性，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调整情绪，理解初次鉴定结论，作出是否要申请再鉴定的决定。同时,这也与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的上诉期限相一致,体现了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件在期限上予以特殊考虑的初衷。鉴于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建议在医疗事故发生之后，患者去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这样有利于在诉时效之内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卫生机关行政部门的干预，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医疗纠纷诉诸法院，就已经由行政处理转向了司法救济，这样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干预将不利于司法公正。
其三，将医疗鉴定转化为司法鉴定，以证人证言的规范来要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一方面，要求鉴定人在鉴定结论上落款，实行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对于鉴定错误的鉴定人要严格地去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规定鉴定人有出庭接受质询的义务，以此来保障鉴定结论的可信性与公正性。另外，司法鉴定的专家队伍与医疗系统脱离了必然的联系，这本身也十分有利于鉴定结论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王朝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探究［J］.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篇8
近年来，医疗纠纷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对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也有不同的主张。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应当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确适用法律，确保执法标准的统一，始终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掌握的基本原则。而在这类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人员在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尤其在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上并不一致，相类似的案件却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本人就医疗纠纷的种类及其责任的性质、医疗侵权案件的认定以及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谈谈看法。
一、医疗纠纷的种类及责任性质根据2002年4月4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审理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可以将医疗纠纷分为两类：一是医疗事故纠纷；一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纠纷”。
所谓医疗事故，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纠纷就是指因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而发生的民事争议。其他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的诊疗护理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亦造成了患者损害，从而在医患双方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
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可以看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强调“过失”在构成医疗事故责任要件中的重要性，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精神。而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是确定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所构成的。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但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实行过错推定。亦称为过错推定原则。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才免除责任。过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所不同就在于举证责任。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加给致害人，致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规定了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关键就是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负有举证责任。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
二、医疗损害赔偿的认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其要件应为：1、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医疗损害的行为人应具有特殊的身份，即国外立法上所称的“专家责任”。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得患者对其产生了信赖。因此，医疗损害赔偿中的行为人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侵权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2、行为的违法性。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治疗护理规范和常规的确认。所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不同病类尽快制订相应的治疗护理规范及常规，以便于实践操作。
3、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较难，而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更强，故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更加困难。基于此，立法上设立了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往医疗事故鉴定的规定弊端较多，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鉴定成为必经程序，鉴定过程透明度不高。针对这一情况，《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出了新的规定，将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为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等。这些规定，使得医疗损害赔偿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更加公正、科学和准确。还规定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然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侵害了患者这些权利时，是否会导致医疗损害的结果发生？对此，我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主要审查侵害这些权利与患者人身损害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则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非医疗损害行为。
4、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过失性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专家的责任中，存在违反专家所负有的高度注意义务以及违背委托人所给予的信赖、信任的忠实义务。无论是违反了高度注意义务，还是违反了忠实义务，均为行为人的过失。至于过失行为的程度，仅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具有实际作用，而对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无影响。
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所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患者及其亲属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者差错，并因此造成患者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从而引发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民事权益争议。
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引起的民事赔偿。同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法律精神，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
再者，从有利于受害人进行选择的原则出发，也应选择侵权责任来确定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性质， 医疗损害侵害的是作为患者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问题，更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
其次，审理民事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民事责任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和归责原则的正确确定。目前，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选择适用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内容。我认为，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并参照《解释》和《条例》；违约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同时也可参照《解释》和《条例》；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等和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发生的纠纷应适用《消法》。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在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参照执行；但毕竟是“参照执行”，而不是“必须执行”，所以，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并不仅限于《条例》的规定，而应当将《民法通则》作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主要适用法律规范，特别要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的适用。而《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制定出来的司法解释，主要是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的参照。
再次，医患关系法律性质和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决定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原则。《条例》更加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基本法律精神，但《条例》毕竟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仅只是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的行政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来调整。由于我国民法典尚在制定之中，现在暂无侵权行为法，现行《民法通则》仅有原则条款，而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内容，因此，应当参照行政法规执行，但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决定了不能将《条例》作为法院判决的 “引据法”。而且《条例》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赔偿问题进行了界定，仅仅只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另外《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因医疗事故造成死亡的，《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人的生命难道不比健康更为重要。这是《条例》的缺陷。所以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责任构成等必要前提角度出发，首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条例》的参照适用，因为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导致尚无侵权行为法来调整医患类纠纷，《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完全可以参照适用。从我国立法的宗旨和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来看，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更有益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终极目标。
最后，根据法律的高阶位优先适用原则，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先选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务院《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不能完全正确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指出： “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处理医患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条例》的规定。《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出来的关于解决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完全可以适用，也应当适用。
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规定》，坚持过错赔偿，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由于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可视《条例》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参照《条例》的规定执行。而《条例》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的应参照《解释》的规定，因为《解释》也是《民法通则》的细化，是专门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应选用，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统一适用，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赔偿内容的相对统一，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四、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从法学方法论角度看，《通知》的“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不完全法条” 中的“引用性法条”。而引用性法条则是指“在其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的规定中，引用其他的法条”的法条。其主要功能，从立法技术角度看，是为了避免重复规定或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从法律适用角度看，该种法条具有授权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为补充法律的功能。
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故意行为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即故意医疗纠纷），因其已超出医疗事故的“过失”范围，故而不属于医疗事故，对其民事责任按照“举轻明重” 的法学原理自不应低于因“过失”所致的医疗事故；况且，就国家政策而言，国家对医疗事故实行限额赔偿的初衷不外乎医疗事业的公益性，避免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而使医疗机构负担过重的民事责任，从而损害这种公益性。但是，该种限额赔偿决不是鼓励或放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故意”对患者造成损害。因此，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故意行为致患者损害的行为就不应得到这种限额赔偿的利益，而只能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使其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故意医疗纠纷中，人民法院应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排除《条例》的适用。
对于非人身损害赔偿医疗纠纷也应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因《条例》主要是对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进行规范的行政法规，虽因《通知》的发出而取得了部分民事法律规范的性质，但也只是对人身损害而言的，对于人身损害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不应也不能对其参照适用。那么，对于过失医疗纠纷是否也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排除《条例》的适用呢？
过失医疗纠纷作为其他医疗纠纷的一种，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应按《通知》所言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过失医疗纠纷如果也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不妥当。因为《民法通则》的赔偿范围要比《条例》的赔偿范围为广，赔偿标准也要比《条例》的赔偿标准为高。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不同，导致赔偿结果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过失医疗纠纷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予以赔偿的话，就会使得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可能高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例如，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只规定了在造成残疾或死亡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方可给予赔偿，对于未造成残疾或死亡而又确实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的医疗事故纠纷则不能获得赔偿；且即使在给予赔偿的情形，其赔偿的最高年限也分别不得超过三年和六年。与此相反，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也未有残疾或死亡的过失医疗纠纷案件，如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有可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并无最高赔偿年限的限制。 这种相似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仅是因是否进行过医疗事故鉴定，或对鉴定结论法院是否予以确认的差异而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从而导致不同的赔偿结果的情形严重违反了平等原则，也不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因此，对过失医疗纠纷不能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那么，对《通知》中的“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又作何解释呢？我认为，对于《通知》的该项规定，在适用过失医疗纠纷时应做“限缩解释”， 即将过失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解释为仅是在构成要件上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在法律效果上则并不适用。至于其法律效果，我认为应类推适用《条例》的有关规定。 类推适用《条例》的理由在于：其一，按上述解释，《通知》的规定对于过失医疗纠纷而言，仅是在构成要件上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在法律后果上却未作规定，因而出现法律漏洞；其二，依“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法律原则，过失医疗纠纷在事实构成上与医疗事故纠纷最为相近，所以应采漏洞填补方法中的类推适用方法予以填补。
这样解释，不仅符合《通知》的意旨，使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而且也消除了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在相似案件中获得的赔偿可能高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受害人的不公平现象，使得法律适用得以统一、“限额赔偿”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得以贯彻。
五、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了更好的解决医疗过程中的纠纷，应完善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如（一）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行为豁免制度、建立限额赔偿制度、开增医疗行业增值税建立医疗损害补偿制度等。
为了平等保护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利益，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应注意释明权利的行使。在立案阶段即向赔偿权利人说明以“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不同点，要求人明确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亦应通过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向赔偿权利人进行宣传，允许其变更诉讼请求，使赔偿权利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够尽可能多地得到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