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前景范文

时间:2023-09-21 17:44:54

畜牧业前景

畜牧业前景篇1

关键词:青饲青贮玉米;畜牧养殖业;意义

1青饲青贮玉米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现如今以养殖业为主做的农业调整后,玉米已不仅仅是粮食概念这么简单,而将它更深层次的理解为主要饲料作物。青饲青贮玉米具有生物学产量高以及营养价值丰富等优点。大量研究数据发现:青饲青贮玉米秸秆的主要成分有糖分、胡萝卜素、维生素B1以及维生素B2等,营养价值高,适合做食草动物饲料。近年来,在欧美一些国家尤其是农牧业领头的国家早已种植大量的青饲玉米,其是玉米种植整体面积的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比如像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每年分别种植约2270万亩、1396万亩、487万亩的青饲玉米,而在美国的威斯康星洲,其养牛量是最多的,因此每天至少需要四分之一的青饲玉米作为养牛粮。然而中国的青饲青贮玉米正处于初创期,在1980年之前中国的青饲青贮玉米品种寥寥无几,大多数使用粮食品种来生产青饲,因此使得产量以及质量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这种情况在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及高产优质青饲青贮品种出现之后得到了改进,使得生产青饲青贮玉米发生极大的变化,在不断发展中占据玉米种植业的主导方向。青饲青贮玉米是养牛业中不可或缺的饲料。近几年来,中国的养牛业提供给国内外市场大量的牛肉,一些地方像安徽蒙城也因此成为有名的养牛大县。除此之外,牛奶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饲料转化率极高的营养物质是牛奶,其相比于粮食有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顺应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大力发展牛奶业以及推广青饲青贮玉米,具有深远的意义。

2青饲青贮玉米在畜牧养殖业中的经济效益

青饲青贮玉米在饲养中的优势显而易见,研究发现:在土地以及其他耕作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青饲青贮玉米相对于籽实玉米可产生较多的收入,多生产出可消化蛋白53kg,喂养青饲青贮玉米的奶牛比不喂养的日产奶增加3.64kg。发展青饲青贮玉米可以有效的解决玉米秸秆的问题,其可以作为饲料直接喂养一些动物,还可以晒成干草以备用,其贮存条件以及设施都比较简单,另外,其营业物质可以保存较长一段时间,节约了大量的建库资金。此外青饲青贮的连作危害较小,可以大量机械化栽培,因此,青饲青贮玉米对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3青饲青贮玉米在畜牧养殖业中的意义现如今,在中国市场上青饲青贮的饲料品种主要是农大108、农大86、中原单32以及高油115等。在这些青贮品种中的原单32比较符合预期计划,它是全国唯一通过审定粮饲兼用型玉米的品种,其品种中籽粒蛋白质含量以及秸秆蛋白质含量相比普通玉米高出大约百分之四,因此深受牧民区农民的喜爱,在目前是比较成功的玉米品种,逐渐成为未来种植业的较大发展方向。青饲玉米的生产周期短,种植比较密集,提高了土地使用率,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青饲青贮玉米具有较大的潜力,其收获时有较高的干物质产量,因此发酵比较稳定,其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因此缓冲容量低,其在很长一段收获时期内,营养价值保持相对稳定状态。青饲青贮玉米具有非常高的能量以及吸收率,唯一不足的是粗蛋白含量较低。青饲玉米中主要营养物质含量较高,各种能量比普通玉米高出约一半,然而青贮玉米比普通玉米产量高出4倍多,在相同土地里播出的青贮玉米,比普通玉米实际投入少,盈利却比普通玉米高。相关实验表明:玉米青贮饲料喂养的奶牛每头产奶量增加0.83t,高的可达到1.15t。除此之外,有利于增强奶牛免疫力,提高乳脂率,相应延长奶牛泌乳期。青贮饲料若用来喂养肉牛,可使肉牛每日多增重330g,用来喂羊可使受胎率提高,相应提高成活率,还可使每日增重提高70g。青饲青贮玉米的发展不仅使牛羊等食草动物大量增加,延长了产业链,还相应带动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积极性。

结语

总而言之,发展优质青饲青贮玉米,有利于将农业种业结构进行调整,为今后“两高一优”饲料生产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有利于中国畜牧养殖业生产,尤其是“节粮型”和“秸秆型”畜牧业的发展,使得玉米为中国畜牧业打下坚实基础,大力发展青饲青贮玉米,为我国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推动作用,为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龙兴,郭刚,原现军.添加剂对青饲玉米和青稞秸秆混合青贮发酵品质的影响[J].草地学报,2015,23(2):401-406.

[2]胡菊玲.青饲玉米助推现代养殖业[J].兽医导刊,2015(18):179.

畜牧业前景篇2

1.1畜牧业近年来发展快,但是畜牧业规模小、比较分散,大多数养殖场在农村,以散养为主,存在畜禽混合饲养,卫生环境条件差,畜禽舍简陋,管理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以小生活为主,很难形成大规模化养殖,不能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

1.2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和收入还是低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收入,农民还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的生产,畜牧业只是作为副业发展。以畜牧业养殖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比较少,没有大规模和技术水平高的畜牧企业,在畜牧业的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上没有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不能调动其他农户发展养殖的积极性。

1.3动物疫病威胁着养殖业的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流通的频繁,用药的不规范,使得动物疫病的种类增多,治疗也变得很困难。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给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有一些地区防疫做的不到位,技术人员缺乏,应急预案几乎没有,经费紧张。还有与外国接壤的地方,贸易频繁,也从外地带来了疫病,也对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4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全州比较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很少,有的地方虽然有,但是服务也跟不上,存在着的牲畜交易有场无市的现象。

2对策及前景规划

2.1加强领导工作,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做好对畜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全力发展畜牧业,加大宣传的力度,推进健康的绿色养殖。加强畜牧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步伐,使养殖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向生态化畜牧业养殖发展。

2.2推进养殖业的产业化发展增加对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吸引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畜牧业中,加大政策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引进高科技的龙头企业,建立养殖业产业基地,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发展壮大。通过发展“订单牧业”、“公司+农户”等经营模式,使企业和养殖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每年启动100多个新农村畜牧养殖示范村建设,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建成仔猪繁殖村、生猪肥育村、肉牛育肥村、肉牛养殖小区、茶花鸡养殖示范村、茶花鸡保种村等,促进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2.3做好畜禽品种改良和饲料基地的建设引进畜禽品种,来对地方品种进行改良,提高其生产性能,保留原来优良的特性,规范畜禽生产和经营。尤其是做好对版纳茶花鸡、版纳斗鸡、滇南小耳猪的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好保种区、保种场、基因库。建立婆罗门种牛繁育场,同时加强配种站建设,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良种的覆盖率。做好饲料基地建设工作,根据当地的养殖畜禽数量,确定饲料饲草的种植面积,种植优良品种,提高产量,做到饲草饲料和畜禽的供求平衡。

2.4完善服务体系,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州、县、乡、村的4级服务网络,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功能,尤其是做好市场信息分析和预测、品种改良、防疫和检疫、草地建设、科技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2.5提升品牌,加快发展步伐充分利用西双版纳州畜禽产品的地方特色,对养殖的畜禽品种进行深加工,提升畜产品的价值,并且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生产,打造优质的地方品牌,把我州的畜产品推向全国,打入国际市场,开拓发展空间,提高经济效益。

畜牧业前景篇3

【关键词】畜牧业与种植业收益对比;自然条件

一、经营模式、畜牧发展前景

团场畜牧业发展简述:

畜牧业是新疆的一大产业,也是我们兵团团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曾几何时,我们团畜牧业在团场经济中曾有相当份量的位置,产业值占约团场经济比重的近1/4,而近年来,团场的畜牧业发展步子缓慢了,比重降低了,有的团场甚至处于萎缩,不景气的状态,究竞是什么原因造成团场畜牧业经济发展滞后的呢?我现结合我所在单位的实际,对此作些简单的探讨。

八十八团畜牧公司位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境内,是一个拥有50余名职工和36余万亩天然草场的单位,经济上以畜牧养羊为主,同时也经营奶牛养殖,还种有一些饲料地。

历史上,该单位(公家)曾经拥有羊近3.8万只,牛几百头,另外还有若干马、驴等牲畜,但近几年来,该单位的牲畜存栏数锐降,到2011年来,公司(公家)牲畜存栏数羊8000余只,牛80余头。

为什么曾经很红火的单位变化的那么历害呢?为什么职工的养殖积极性大大下降呢?有很多人宁肯闲着,也不从事养殖业,也不喂牛、放羊,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现在就此状况作些简单的探讨。

二、畜牧业与种植业的职均收益比

畜牧业:我们单位牧业户基本上是1户牧工承包250只羊(以前细毛羊、粗毛羊都有,现在绝大多数为粗毛羊),公家的羊不给死亡,每年8月每群羊按35%给公家交羔,剩下的是自己的,我们现在算一下他们的收入(羊产羔的平均成活率为85%)。

产羔:250只×85%=213只

上交总羊:213只×35%=75只

自己剩:213只-75只=138只

每群羊正常情况下,每年约有7-8只自然死亡,这个死亡,公家是不给死亡数的,必须自己承担,则138-8只(自然死亡)=130只。

1年内牧业户自己食用大约15只,真正可以卖出现钱的约115只(其实其中有些羔以后是要留作生产母羊的,但因老羊要淘汰,所以也视同销售)。

2011年秋我们那羔羊平均市场收购价为650元/只,则牧民的现金收入为115只×650元=74720元,每年牧业户自己买草料、饲料约为10000元,羊群转场用车3000元,除去这些成本牧业户实际可以支配的现金收入:74750-10000-3000=61750元,放羊至少需要2个人,劳均则为61750元/2人=30875元,现在牧民家一般为四口人,人均则7718元。

请注意,这是一户牧业家庭户365天的收入,而同期我们团从事种植业的职工劳均收入为30000元,如是双职工,则60000元,而且种植业劳动者劳动量为半年。

三、畜牧业与种植业的生产条件

草场是从事牧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资源,是发展牛、羊业的载体,草场的大小,草场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

八十八团拥有天然草场约36万亩,分为冬草场和夏草场,曾为八十八团的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由于草场牲畜过载,长年过度放牧,再加上全球气候变化,草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现象,同时,由于与地方划界,部分以前我们曾经的草场划归地方,再加上生态环保的需要,根据国家退牧还草政策,草场也需要封闭,实行轮牧、禁牧,以前那种靠天吃饭的放牧局面逐渐就行不通了,牲畜养殖必须要由天然草场放牧走向到棚舍圈养。

圈养一般是在农区搞牲畜养殖,以前我们这的在农区搞养殖户一般是半圈养、半放牧,养殖户每天赶着牲畜在农田、地边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再赶回圈里添加些饲料,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不占用草场;二能节省草料,这种模式很适合农区小规模养殖户的发展,但近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却受到了限制,原因是:1、由于农田耕种面积的扩大,以前很多放牧牛羊的地方现在都已开成了耕地,牛羊几乎没有地方可去了;2、种植业与畜牧业脱节,以前农田收获后都要留出一定时间,让牛羊进地趟一阵,然后再秋耕,现在则根本就没这回事,前面收,后面耕,以前那种秋后牛羊满地的场景,是很难看到了;3、现在由于生活质量的改善,很多人都富足了,都往城镇集中,住的是楼房,穿的是西装,进取的意志也逐渐消沉,很少有人再喂养牲畜,更别说象以前那样,赶着一群牛羊,搭个帐蓬住在山沟里,白日里跟着牛羊屁股后转,夜里点个马灯在帐蓬里睡觉。

由于以上条件和原因,现在的牲畜养殖,1、从业人员大大减少,很多人改务农或打工。2、剩下仍从事牲畜养殖的,多为少数民族同志和个别老养殖户,基本上也都是小规模圈养(也就是棚舍养殖)。当然;圈养也有它的优劣:好处:人员定居,不占用草场,短处:所有草料都要买和拉运,既增加了牲畜喂养的成本,又增加人的劳动量。

种植业:我所在团场由于自然条件原因,种植业只能种植小麦、油葵、马铃薯等耐低温的低效益农作物,经济效益不太高,农田经过几十年的耕作,基本上都已成为熟地了,只要种植合理投入与产出比基本上都是恒定的,收益波动不会太大,而且从事这种劳动,劳动量只有半年,从我们这年终职工兑现的结果看,虽然职工总体上收入都不算高,但相对来说,种植业的收益还是大大高于牲畜养殖者的,这也是为什么牲畜养殖者日益减少的原因。

四、畜牧业发展前景展望

畜牧业的发展真的就没有发展前途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就我所在的地区而言,以前(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算起),牛羊肉的价格是10元,以后逐渐水涨船高,20元——30元——现在40元/公斤,牛奶也是由1元——2元——3元……现在的5元,这个数值说明两个问题:

畜牧业前景篇4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全面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是提高地方经济实力的迫切要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出路在于发展畜牧经济,因为畜牧业不仅生产周期短,易于形成规模,而且最适于产业化经营,一旦做大、做强,其辐射力和带动力都是十分巨大的。如正大集团的肉鸡生产、河南双汇火腿肠加工集团,不仅从走畜牧产业化的路子名扬天下,而且也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社会越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越高,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越大,其农业生产水平也就越高。发达国家的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畜牧业已经成为农业的主导产业。江西省2004年畜牧业产值虽然突破300亿大关,但只占到农业总产值比重的33%,差距还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抓住契机,把江西畜牧经济做强、做大,是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1把握发展畜牧经济的方向

1.1畜牧业作为“中轴产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畜牧经济必须发挥当地优势,顺应市场需求,围绕市场作文章。市场是畜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盘和指南针,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整畜牧经济发展结构,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生产什么。要努力加强市场引导,让农民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搞好畜产品结构调整,实现畜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畜牧业既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又是一个与其它产业关联度十分紧密的“中轴产业”,对种植业、加工业和其它产业有着承上启下的、强大的、特殊的拉动作用。在种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力发展产业关联度更高、比较效益更大的畜牧业,并以此促进农业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走过的成功之路。目前,欧美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都超过65%,荷兰、丹麦则高达80%,这些国家以畜牧业为支撑,牵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此,必须重新审视畜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地位,以这个“中轴产业”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1.2畜牧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明显因为农民每年种植粮食、蔬菜只有2季,况且产量也有限,那么农民的收入也有限,而发展畜牧产业就不同了。从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构成看,畜牧收入呈现增长趋势。江西省2004年传统的养猪业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农民补栏积极性高涨,如农民养1头猪获毛利200~300元。

1.3实现传统养殖方式向现代养殖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发展以生态畜牧小区为载体的规模养殖业,江西省2004年有46个县(市、区)的主导畜产品产值超过了当地粮食作物产值,显示全省优势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见成效。

2发展特色畜牧经济

2.1以绿色为根本抓畜牧“绿色壁垒”已成为制约畜牧产品出口的瓶颈。作为政府要强化绿色理念,以绿色为根本,积极推进绿色生产进程。一方面,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尽快选择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畜产品加工项目,抓紧调研论证、包装,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要坚持能引进则引进,能联合则联合,能“借船出海”就“借船出海”,能“借鸡生蛋”就“借鸡生蛋”,千方百计把国内外一些知名的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来,把一些大企业、大财团的资金引进来,利用现成的绿色生产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同时,在资金、土地、产品宣传及服务环境等方面予以优先扶持,尽可能地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基地提升畜产品内在素质,大力开展绿色饲养、绿色生产。

2.2以基地化为方向抓畜牧基地养殖是畜牧产业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绿色畜产品生产,提高畜牧业市场竞争力的基础。要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各行各业参与商品基地建设,鼓励具有资本实力的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兴建大规模、高水平、现代化的养殖企业和生产园区,加大畜产品优质品牌和畜牧示范基地的创建力度。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才能使畜牧业成为资本竞相流入的“盆地”,如上海元盛集团落户我省高安县,年屠宰肉牛能力20万头,2004年实现当年投产当年出口的目标。

畜牧业前景篇5

现在开会。

今天这次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畜牧工作,加快推进畜牧业发展步伐,早日实现农转牧的发展目标,把畜牧业建成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

今天这次会议设中心会场和分会场。在中心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县四大班子的全体成员;县人大主抓畜牧产业人员;各乡镇党政一把手,主管畜牧工作的副书记(副乡镇长),畜牧站长;县直部办委局一把手;中、省直驻兰单位主要领导;县畜牧局全体班子成员及各场、站、所长;远大禽业、丰达公司、红光肉牛交易大市场等企业的经营者。在各乡镇、村分会本资料权属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场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全体乡镇干部、村屯干部、养殖大户和部分农户。由于与会人员多,会场分散,请大家自觉遵守会议纪律,维护会场秩序,认真听会。

今天这次会议共有五项日程。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日程,请县委副书记李树春同志传达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日程,请副县长李学金同志宣读《兰西县加快东北产业开发实施意见》和《兰西县加快发展秸秆养牛实施意见》;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日程,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文波同志讲话;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日程,请乡镇党委书记代表作表态发言。首先,请临江镇党委书记孙海波同志发言;

下面,请兰河乡党委书记李晓河同志发言。

下面,请北安乡党委书记金星同志发言。

下面,请远大乡党委书记高明同志发言。

下面,进行会议第五项日程,请县委书记王景顺同志作重要讲话;

同志们:

今天这次会议经过一上午时间,现在就要结束了。会上,我们学习了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出台了《兰西县加快东北产业开发实施意见》和《兰西县加快发展秸秆养牛实施意见》两个文件;县委书记王景顺同志,县长杨文波同志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四个乡镇做了表态发言。总体上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王书记在讲话中运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通过形势分析、算账对比,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发展畜牧业的重大意义,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加快发展畜牧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进一步增强了信心。王书记在讲话中客观地分析了我县发展畜牧业所面临的政策、地缘、基础等优势,使我们对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潜能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三是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王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在坚持总的发展思路不变的前提下,农村经济要由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的思想,并指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四种途径;杨县长在讲话中从壮大基地、发育龙头、开发市场、争创品牌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工作内容,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工作的主攻方向。四是进一步强化了措施。两位领导在讲话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了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遵循,减少盲目性,增强针对性。

下一步全县的畜牧工作,要以县十二届三次、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为统领,用经营理念指导全县畜牧工作,用经营手段创新推进落实的工作举措,保质保量地完成好今年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实施农转牧发展策略打好基础。按照景顺同志的要求,××年,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由农村产业化经营向产业化经营与城镇经营并重转移,工作的侧重点要由基础性工作向基础建设与财源建设并重转移,农村经济要由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领导方式要由领导管理向经营服务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就是要主动融入这种战略思想,主动接受农转牧任务,按照景顺同志、文波同志讲的意见,抓好工作落实。

下面,就如何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我再讲几点意见。

⒈明确责任抓落实。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依据县里确定的畜牧业发展思路明确各自的具体目标,并将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实行目标责任制。乡镇要将责任落实到基层站所,落实到村屯,落实到每个乡村干部身上,使每个干部都明白干什么、怎样干、达到什么目标,自觉地组织和领带农民发展畜牧业。年末,县委、县政府将把这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工作实绩的主要内容。

⒉引导扶持抓落实。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广大群众参与的程度。因此,各乡镇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群众“买不起、不会养、卖不出去”的问题,在土地使用、资金投放、税收征缴、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引导农民自觉发展畜牧业。在这个方面乡村干部不仅要当指挥员,还要当战斗员,带头领办、创办各类畜牧养殖和加工的实体,成为农民的榜样,致富的高参,做引领农民养畜发家的明白人、领路人和带头人。

⒊典型带动抓落实。典型引路是推动工作的有效方法。我们既要及时总结现成的典型,又要根据工作需要,有目的地发现和培养尚未成形的典型。总结和培养典型要注意其代表性,周围的群众经过努力,跟着学就能做得到;也要注意层次性,县里要有全县的典型,乡镇要有乡镇的典型,村里要有村里的典型。对于成熟的典型,要适时地进行推广,让他们现身说法,发挥示范带动效应。这次会后,畜牧局和各乡镇要组织乡村干部和养殖户到县内和县外学习秸杆养牛、发展东北及精深加工的典型,业务部门要搞好协调,确保参观学习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⒋巧借外力抓落实。由于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建立具有一定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要走招商引资之路,发展外向型畜牧业。进一步修订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主动与域内外客商和科研院所联系,恳切洽谈,以我们的诚心打动他们,以我们的优惠政策吸引他们,使他们在资金、技术和项目投放上向兰西倾斜,为我所用,实现共同发展。

⒌检查指导抓落实。农委、畜牧局要切实担负起职能部门的职责,对各乡镇的畜牧工作进行经常性地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各地开展畜牧工作的经验,用以指导面上工作的开展,确保畜牧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各乡镇分会场会后要组织分组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及贯彻落实意见按归口划分,于月日前报到县委办和政府办。

同志们,这次会议即将结束了。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牢固树立经营理念,以凡事讲效益为落脚点,不断创新思维,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拼搏,使全县畜牧工作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上午的会就到这里,请与会的县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农业工作领导,各部、委、办、局和中省直单位一把手,下午:准时到这个会议室,参加全县抗洪抢险总结表彰会。

畜牧业前景篇6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很少,主 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 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 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 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 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 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 相当夏早期 草本蒿、藜花粉继 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 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  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 相当夏晚期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 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 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 相当商二里 木本以松、杉针叶 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 林为主,草本蒿、 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 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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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tety,

[4] Carl Sauer.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5]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8.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 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 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18~123.

[9] 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15]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4):437~470.

畜牧业前景篇7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3 结语

畜牧业前景篇8

我国是农业大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一个国家畜牧业的发展水平是其农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现今我国畜牧业的具体现状,分析国民经济中畜牧业的功能,总结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方法和具体对策。

关键词:

畜牧业;发展现状;对策

1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

1.1畜牧业发展迅速

至2010年,我国肉类产量连续21年居世界第一;禽蛋产量连续26年居世界第一;奶类产量居世界第三。目前,与世界人均肉类占有量相比较,我国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的禽蛋占有量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1.2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提供动物性食品:评价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即以摄入的蛋白中动物蛋白所占的比例衡量。为轻工业提供原料: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就是食品加工,而食品加工业的基础是畜牧业,随着畜牧业的进步,随之可以促进食品工业、皮革业、毛纺业、制药业和饲料工业的进步,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方便的条件和机会。促进粮食转化和农副产品的有效利用:促进种植业从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三元结构调整,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可知,种植牧草饲养家畜与种粮养畜相比,可或得高于3~5倍的经济效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对于涵养水土也同样有利,对于土壤微生物的平衡具有维持作用,利于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1.3畜牧业是农村经济的增长点

由于受地区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许多行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只有种植业和养殖业能够覆盖农村的千家万户,因此畜牧业便成为农村经济最有潜力的增长点。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产品的需求量将逐年增长,大力发展畜牧业具有广阔的前景。

2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2.1发展规模养殖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目前,我国的畜牧业产业化程度比较低,制约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畜产品加工企业不多。制定畜牧业工业化标准,着重引入、扶持并培育竞争力和发展前景比较客观的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相应的提高,将产加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模式形成规模化。

2.2健全动物防疫体系

创建动物防疫体系要时常维护,畜禽重大疫病的防治要落实到位。进一步实施放心肉工程,加快建设动物无规定疫病区项目,防疫基础设施也要加强建设。动物保健品市场要进一步整顿并强化监控和检测药物残留。严格将畜禽产品卫生质量法制化、标准化,保证我国畜禽产品卫生安全。

2.3建立饲料质量控制安全体系

加大饲料安全执法管理的力度,严格执行饲料安全法律法规,加强饲料质量和安全的监督检验,建立和健全饲料质检机构。建立饲料安全技术保障和预警体系,确定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最大残留量,确保动物或人类的安全。

2.4建立畜产品的检疫监测体系

畜禽的宰前和宰后检疫措施要严格管理,病死畜禽应该采取高温、深埋等方式进行处理。创建独立的化验室对畜产品进行分批次分期的质量检验,同时还要有肉类食品等级的鉴定站,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必须符合相关标准,一定不能超标,无害化处理不合格的肉品。

2.5完善优势区域布局

生猪生产工作中,首先要稳定数量,然后加快品种改良计划,适当提高优良三元杂交和配套系瘦肉型猪在市场上的比重,因为此品种比较适合市场需求。保证禽肉生产数量稳步增加的同时要重视其产品质量的加强。加强牛羊肉生产发展,对于肉牛和肉羊的品种改良发挥促进作用并且增加优质产品的数量。通过改良羊的品种生产品质佳并且产量高的羊毛。强调奶类生产的发展模式,逐步提高养殖数量的同时不能忽视品种改良工作。强化饲料工业布局,依照统筹规划、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推进地区间协作关系。

2.6加强草原草地保护和建设

促进草原保护与建设工作,逐步将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转变,执行以草定畜的原则,大力开展对南方草地资源的开发工作,培育后备生产力量。北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通过围栏封育、人工种草、草原改良、棚圈建设等配套措施,采取综合治理的模式对沙化草原进行调整,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态,保证草原的生产能力得到相应的提高。

2.7发展循环经济以减轻环境污染

将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逐步接近多级利用物质和能量的目标。努力朝种养区域平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目标。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并鼓励饲养者加强对畜禽有机肥的利用,不但能够降低畜禽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从而使土壤的肥力得到提高。对畜禽产品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减少排放并且降低治理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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