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行业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9-20 09:56:45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1
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年2月25日了《建立和完善广东外贸出口信用风险防范机制》的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不久前，在广东“两会”上，广东省贸促会会长陈文杰也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基金，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广东省外贸风险预警机制，确保外贸出口健康、稳定发展。本刊记者获悉，该专题报告作为今年广东政协的提案，已经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针对广东外贸出口坏账现象，广东省贸促会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法规，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法规代替行政规章，明确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宗旨、经营原则、管理方式、各参与机构的权利和义务等，为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和运作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政府应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基金，借助国家惟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优势，采取更加积极优惠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购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投资保险、担保、商账追收、资信评估、保单融资等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广保理等风险防范工具。另外，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组建广东省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先行先试，并试点开发更多、更好、更优惠的避险产品。
――建立有效的出口信用保险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广东省出口信用保险的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吸收政府相关部门、金融外贸行业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建立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例会制度和重大事件的紧急处理制度，变多头监管为统一协调。
――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应当将相关政府部门、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银行等金融部门联合起来，对出口信用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建立完善配套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
――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广东省外贸风险预警机制。密切跟踪金融危机，加大监测出口风险力度，加大对欧美买家信用风险的监控力度，并随时向企业风险动态、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等信息；将出现信用风险异动状况的国外买家、金融机构列入“黑名单”，及时向投保企业发出预警；加大对企业海外应收账款的跟踪和定期排查力度，及时与企业沟通信息，帮助企业加大风险控制力度；探索引入国际先进的信用管理和评级机构、商账追索等服务企业，并借助遍布全球的资信调查渠道，及时为出口企业调查海外进口商的资信状况并提供专业的资信报告。
广东省贸促会还提出了其他应对措施，如：积极发挥银行、保险机构的作用，为外贸出口保驾护航；增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完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避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的风险，优化法律服务，强化应对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能力，为广东省外贸出口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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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2
《办法》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贸易秩序，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出口发票可分为监制出口发票和自制出口发票。监制出口发票是指由各地税务部门统一印制和监管的出口发票；自制出口发票是指对外贸易经营者自行打印的出口发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低开出口发票”是指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中，向进口商提供的自制出口发票的票面价值低于出口报关时所提供发票票面价值的行为。
第四条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商务部会同税务总局进行调查，海关总署予以配合：
1.国内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等关于涉嫌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举报；
2.进口国相关政府部门正式提出的关于涉嫌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通报；
3.通过海关互助合作，发现对外贸易经营者涉嫌存在低开出口发票的行为；
4.其他关于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举报。
第五条 商务部在接到调查请求之日起10日内，对调查请求情况进行初步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对于危害国家对外贸易秩序和对外贸易利益的，将有关材料移交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在接到商务部移交材料起50日内将对是否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进行核对,并将核对结果移交商务部。
商务部在接到海关总署核对结果之日起10日内，对初步认定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事实的，将有关材料移交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在接到商务部移交材料起50日内对对外贸易经营者是否从事该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移交商务部，但凡涉嫌偷逃骗税需移送稽查部门立案调查的，不受此限。对初步认定不存在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事实的，商务部应终止调查。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商务部在确认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时，自收到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之日起15日内依法对低开出口发票行为进行初步裁定，并将裁定结果在10日内书面送达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对确认不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商务部应终止调查。
第六条 在初步裁定送达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之日起7日内，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如有异议可向商务部提交书面申辩材料，并可提出听证申请。
第七条 商务部对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处罚进行听证的，应当遵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第八条 自初步裁定做出之日起50日内，由商务部对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涉嫌低开出口发票行为进行最终裁定。
第九条 对存在低开出口发票行为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商务部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初次违反的企业予以警告；对第一次警告后2年内再次违反的企业除予以警告外，可以并处3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以上违法行为，对外贸经营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可视其情节，给予违法企业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期限内从事有关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处罚。 对于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可视情节，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期限内担任外贸企业法定代表人。
以上处罚，将依据《对外贸易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自行政处罚做出之日起7日内送达相关对外贸易经营者。
第十条 当事人对第九条所列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的相关调查给予配合、协助。
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对调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商务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的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应该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十二条 在调查过程中，如发现对外贸易经营者涉嫌低开监制出口发票的行为，由税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罚。如发现有走私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由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 职业活动导向 商贸应用文 课程开发与实践
一、课题研究基本情况及指导思想
“职业活动导向”是指职业学校的课程建设应该以职业岗位现场工作过程及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使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体现职业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服务等职业活动的基本要求。
课题组以“服务企业、服务就业”为宗旨,结合我校以商科教育为主的专业建设特点,针对商贸类专业的应用文教学改革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从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和北美的CBE模式中获得可借鉴的能力本位的课程设计思想,对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商贸英语等专业的职业现场进行系统分析和岗位职责分析,从而确定人才培养的技术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根据技术岗位的职业行为和工作任务,确定应用文写作的教学内容,探索不同的学习模块和学习领域,从而构建职业活动导向的课程模式。
二、实践探索
1.调查分析
在职业活动导向课程模式建立前期,课题组主要运用调查研究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院现有的专业及其专业涉及的行业共3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研。
采用的调研形式主要有三种:问卷调查、工作任务分析和访谈。
调查问卷的问题主要有:
(1)商贸类专业的人才在企业中主要从事何种岗位?
(2)商务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3)在企业中,经常会用到的应用文有哪些?
(4)商贸类毕业生应掌握哪些应用文写作知识和能力以适应工作需要?
访谈的问题主要有:
(1)商贸专业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能力?
(2)企业对于商贸应用文教学改革的建议是什么?
通过到企业调研,与企业技术人员交谈,对职业的各个层面进行分析,了解到社会、企业对岗位的需求情况及职业能力要求。商贸应用文教学,教学不能脱离实际,只讲理论而忽视实训,除了基础知识的学习,还应培养学生策划、分析、调查、沟通、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
2.学习领域
通过调查分析,商贸专业的学生将在相关行业从事经济信息和财务资料的加工处理和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分析、调查、管理、协商、表达能力。
根据调研发现,商贸行业各个岗位对职业人的应用文写作水平都有要求,而且专业性强、实用性强。需要保留一些文种,如商务社交文书,商务决策分析文书,商务协约文书,商务员工个人文书,商务信息传播文书等。
根据职业岗位分析,重点开发一些文种,如商务业务书函: 商函(询价函、催款函、索赔函)一页纸报告;电子商务文书:如电子信函 、企业主页 、网络调查、电子公告板、网络广告、博客;商务策划文书:会议策划文案、广告策划文案、营销策划文书、公关策划文案。
适当增加一些常用公文,如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会议纪要。
三、课程开发策略
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商贸应用文课程开发注重根据商贸职业活动的任务、要求、程序和规范形成商贸应用文课程的主要内容。因此,该课程模式应以岗位能力培养才为目的。
1.探索建立商贸职业活动导向的课程模式
(1)行动引导型教学法。行动引导型教学法的实质是“启发式”、“协作参与式”、“活动式”的综合运用,建构在“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基础。所谓“协作参与式”是指进行理论教学而组织开展的研讨活动,要注意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使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都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所谓“活动式”,是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同时体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讲清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讲清它的实践情景以及它们在实际中有何作用和如何运用,尽可能穿插实验演练,让学生动手实践。
(2)案例分析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从职业调查收集的企业真实案例,并贯穿教学过程,由于案例有鲜明的岗位针对性,对学生完成项目任务就有很强的指导性。如车间、部门的简报、一页纸报告、事故通报、请示、会议策划文案等等。
(3)情景模拟:创设“职业活动导向”的写作环境,将写作与本专业的岗位工作环境紧密结合,每一个工作任务的设计均将他们放到与职业工作有关的情境中展开,让学生在“仿真+全真”的写作情景中,实现课堂与实训地点一体化。把学生带到情景模拟实训室、社会生活现场,利用进行角色扮演训练。
建设与利用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在工学结合的背景下,学校重视学生实践教学,积极为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搭建良好的平台。根据系部每学期安排1~2次学生到企业学习的计划,我院各系部已与50多个单位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我们课题组利用实习单位的素材开展调查报告、产品推荐书、企业规章制度等文种的写作训练;完成诸如商函(询价函、催款函、索赔函)、授权委托书、订货单等写作训练。
2.建立来源于实践的范文资源库
我们课题组对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以及商贸职业岗位所应用的许多文种案例进行收集和归类,还充实了一些学生在工学结合背景下的习作,建立了来源于第一线的范文资源库,突破范文从教材到教材的僵化状态,给与学生鲜活而又有岗位针对性的范文学习。目前已有20万字的电子信息资源库,可供师生共享。
3.强化各专业渗透,减少课程重复开发,使文化课更好地服务于专业课
基于职业活动导向的课程开发要了解相邻学科、相关专业及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具有团队合作的能力,必须与相关专业建立联系,关注其他专业领域的发展。如电子信函这一文种,原本经管系专业教材、商务外语系商贸英语教材都有这部分内容,我们吸收有实践经验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专业教师全程参加研究开发,减少了重复开课。
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教学项目训练,学生学习应用写作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调查的能力得以提升,真正将应用写作与技能岗位、专业学习、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另外,通过应用文写作职业活动导向课程模式的开发和教学实验,使课题组成员向教学研发型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影响其他基础课的课程开发,形成学校职业活动导向课程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德]费舍尔(M.Fischer)著.杨琳,赵志群编译.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工作过程知识[M].
[2]赵志群.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开发指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M].北京:科学出版社.
[4]高卫红.高职生应用文写作现状及教学对策.丽水学院学报,2006.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范中和
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势”在本文是指趋势。“大势”者系大势所趋也。故也可作条件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王贵国：《理一分殊-刍论国际经济法》，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13卷第3－4期。）
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诸成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人将之称为全球化削弱了传统的国家，有的称之为权力的行使。（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的关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曾于2000年年会上热烈讨论。各方的观点详见《国际经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8页；王贵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制兴革的取向》，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焦津洪：《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5页。）
统而观之，前者强调的是事实、表象，后者注重的是产生相关事实、表象的原因。如果将前述两种观点综合考虑，或可说，国家政府通过行使对的行使进行限制。而其背景或条件便是经济全球化。（其实，对的描述可以是有所表显的也可以是无所表显的。这好似画家画月亮。有的用线条描绘出月亮的形态，有的用颜色涂成一月。但两种方法都是通过画月而画月。另一种画法是将要画月亮的地方留一原的空白，而在其周围画上云彩，即所谓“烘云托月”。强调全球化对的限制似乎是以“烘云托月”的方法说明，但并非否定。）
经济上的全球化使得一些国际组织的职能、权利和权力不断扩张，几乎涵盖了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从而旁及其他领域，如缔约方的法律制度等。（关于全球化对的影响，亦见Miguel de la Madrid H.，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 19 Hous. J. Int‘l L. 553， 1997； Jonathan Fried， “Dr. Charles F. Galway Lectur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 Some Thoughts for States and Citizens”， 23 Queen’s L. J. 259， 1993.）
在诸多国际组织中，世界贸易组织当是对各成员内国法影响最巨者。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保证其法律、条例和行政程序符合诸协定下的义务，且任何成员不得对任何协定作出保留，除非相关协定本身允许作出保留。（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和第5款。）基于前述规定，几乎没有人否定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内国法的影响。（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包括国家和不具国家资格的地区，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在论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将不加区分。）然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到底对相关成员的立法、执法有何影响呢？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所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促使列国法律渐次趋同的现象。因此，考察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影响，必须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即将之放在经济全球化这面镜子下观察。从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来的实践看，争端解决机构数次裁定一些成员的内国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从而责成这些成员修改国内法。（争端解决机构之所以能够责成违约成员修改国内法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准自动通过原则。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的架构及其运作，详见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章。）然而任何成员由于执行国内法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的义务之个案却并非多见。即使有的个案涉及某成员的政府机构在执法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协定，但也甚少发生完全相关机构决定的情况。阿根廷家禽案（阿根廷对来自于巴西的家禽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专家组报告（Argentina - Definitive Antidumping Duties on Poultry from Brazil， Report of the Panel）， 世界贸易组织文件第WT／DS241／R号，2003年4月22日（下简称“阿根廷家禽案”）。）
可以说是世界贸易组织史上少有的先例。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协定相同，反倾销协定也不允许任何成员对之作出保留，也要求诸成员的国内法符合其规定。（反倾销协定的全称是《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系关贸总协定的附件。后者又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附件。因此，反倾销协定也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反倾销协定第18条第2款规定未经其他成员同意，任何成员不得对之提出保留。）
所不同的是，反倾销协定所针对的主要是各成员发起、调查倾销行为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等事项。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这些事项纯属国内法管辖，国际条约无法置啄。在反倾销协定下，每个成员的反倾销法律、反倾销调查程序和上诉机制、执法原则和标准等都必须符合该协定以及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反倾销协定第18条第4款规定，每个成员均应采取一般或特殊步骤，使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符合反倾销协定的规定。）
例如，反倾销协定规定每个成员的反倾销机制都必须包括司法审查程序。（见反倾销协定第13条。）
任何成员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中缺乏司法审查程序，便必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纳入此规则。（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说明，各成员使其国内法的规定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时间是加入该组织时。基于此，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所通过的反倾销条例也含有司法审查程序。）
反倾销协定对成员内国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本文拟以阿根廷家禽案为基础，以反倾销协定为标准，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的法律制度、法律、执法原则以及法律价值标准的影响，进而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列国法律趋同化或曰法律全球化的作用。
一、阿根廷家禽案的基本案情
1997年9月2日，阿根廷家禽加工者中心要求外贸部（后改为工业、贸易与矿产部）副 部长对从巴西进口的家禽展开反倾销调查。同年9月23日，阿根廷国家外贸委员会发表关于申请人能否代表当地产业的意见。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遂于1997年11月21日正式接受反倾销调查申请。1998年1月7日，阿根廷非公平竞争理事会（Directorate of Unfair Competition）公布可行性研究报告，指有充分证据发起反倾销调查。同日，阿根廷国家外贸委员会确定，指控从巴西进口的家禽对当地产业造成损害的证据不足，故不应展开反倾销调查。后阿根廷家禽加工者中心向国家外贸委员会提交新证据，从而导致后者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认定有充分的证据对从巴西进口的家禽进行反倾销调查。1999年1月20日，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部长决定对来自于巴西的家禽展开反倾销调查。
1999年6月28日，阿根廷国家外贸委员会初步确定阿根廷当地产业遭受损害。1999年8月6日，非公平竞争理事会初步裁定倾销存在。1999年8月20日，工业、贸易与矿产部初步确定阿根廷当地产业遭受的损害与从巴西进口的倾销家禽有因果关系，但未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1999年12月23日，阿根廷国家外贸委员会作出损害存在的最后裁定。2000年6月23日，阿根廷非公平竞争理事会作出倾销存在的最后裁定。2000年7月17日，阿根廷工业、贸易与矿产部作出倾销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最后裁定。
基于国家外贸委员会、非公平竞争理事会和工业、贸易与矿产部的前述最终裁定，阿根廷经济部于2000年7月21日第574号决议，对来自于巴西的家禽征收为期三年的最终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的幅度为相关商品的离岸价（凭发票）与最低进口价（亦按离岸价计算）之差。
2000年8月30日，巴西根据南美共同市场解决争端的程序要求成立仲裁庭解决巴阿之间关于家禽反倾销税的分歧。该仲裁庭于2001年6月18日作出裁决。巴西不满意仲裁庭的裁决，（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庭审中，阿根廷曾指出，根据南美共同市场巴西利亚议定书（Protocol of Brasilia），共同市场成员间的争端一经提交共同市场程序解决便不得再次诉诸其他程序。专家组以审案时巴西利亚议定书尚未生效为理由，拒绝了阿根廷的请求。详见阿根廷家禽案，第7.35-7.38段。）
遂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于2003年5月19日通过阿根廷家禽案的专家组报告。（参阅世界贸易组织网页.com 2003年5月20日新闻。）
阿根廷家禽案的控方巴西就阿根廷在反倾销调查等方面的作法提出40余项指控，范围涉及反倾销协定、关贸总协定以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涵盖发起反倾销调查缺乏依据，错误适用法律（如确定倾销的标准），调查机关在认定证据方面违反了反倾销协定，倾销幅度认定不当，在认定当地产业遭受损失方面没有考虑反倾销协定规定的所有因素，以及反倾销税的征收不当等。这些指控都涉及对反倾销协定的解释。
二、国内法地位次之
世界贸易组织对反倾销调查的程序和条件有严格规定。其中反倾销协议第5条各款规定了发起反倾销调查所应满足的各项要求。通常情况下，调查机关只有在收到代表国内产业的申请之后才可依据证据判断倾销是否存在，国内产业是否遭受损害，以及倾销和国内产业遭受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发起反倾销调查便为合法。遇有特殊情况，即使未收到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主管机关也可决定发起调查，条件是其有充分证据证明倾销、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的因果关系之存在。除前述情况外，“确定任何被指控的倾销的存在、程度和影响的调查应在收到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书面申请后发起”。无论如何，主管机关一经确信不存在有关倾销或损害的足够证据以证明进行调查是正当的，则应立即拒绝相关申请或终止正在进行的调查。终止调查的其他情势包括：（一）倾销幅度属微量或倾销进口产品的实际或潜在的数量或损害可忽略不计（如倾销幅度按出口价格的百分比表示小于2%，则该幅度应被视为微量）；（二）来自一特定国家的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占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之进口比例不足3%.（反倾销协议第5条第8款。此类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通常应被视为可忽略不计，除非占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之进口比例不足3%的国家合计超过该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之进口比例达7%.）
在发起调查之前，进口国政府有义务通知被调查的出口商国家的政府。同时，调查机关应审议申请方提供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申请提供的证据应包括倾销、损害以及倾销进口产品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为了防止将申请人的简单断言视为满足前述要求的依据，反倾销协定规定了反倾销调查申请均应包括的内容。（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2款。）
调查机关的责任则包括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发起调查是正当的”。此外，主管机关还必须确定相关申请是否得到国内产业的支持。如果根据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对申请表示支持或反对的程度可以确定相关支持系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者，则发起调查便是合法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成员都可自行确定某一申请是否得到国内产业的支持。反倾销协定就此规定了法定标准。根据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4款，所有反倾销调查申请均必须至少得到相当于国内生产同类产品总量25％的生产者的支持。此外，任何申请均必须得到“总产量构成国内产业中表示支持或反对申请的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否则，相关支持便不应被视为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鉴于发起反倾销调查对进口产品会有不利影响，反倾销协定严禁任何成员在决定发起调查前公布已经接获了哪些反倾销调查申请。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5款。）
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所提41项指控中有10项针对反倾销协定第5条关于发起调查的规定。其中主要涉及发起调查的证据充分性问题。
首先，巴西指控阿根廷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发起反倾销调查，从而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3款关于发起反倾销调查要有充分证据的规定。这就派生出另一违约行为，即应拒绝反倾销调查申请而未予拒绝。此外，阿根廷调查机关确定正常价值所采用的数据系被调查时段其中一天的数据，非整个被调查期间的平均值；而出口价格的确定则依整个被调查时段的数据。巴西认为阿根廷前述作法违反了第5条第2款关于反倾销调查申请缺乏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以及第3款关于调查机关应审查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要求。巴西还指控阿根廷在确定出口价格时拒绝采用超过正常价值的价格，在调查倾销和损害时采用不同时段的数据，及应驳回反倾销调查申请而未驳回等。阿根廷对巴西的指控予以否认。
专家组在其报告中首先宣布，审查阿根廷的调查机关是否按照反倾销协定的规定发起调查的标准是，其所获得的事实和证据是否足以断定倾销、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存在，以及基于此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是否适当。专家组同时指出，在分析相关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时特别要考虑证据的足够性（Sufficiency），即任何陈述、声明、主张等都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阿根廷家禽案，第7.60段。）
这也是危地马拉波特兰水泥（II）案专家组采用的标准。（参阅危地马拉对来自于墨西哥的灰波特兰水泥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专家组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文件第WT／DS156／R号（下简称“危地马拉水泥（II）案”），第8.51-8.53.该专家组报告于2000年11月17日通过。）该案专家组认为，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2款要求所有反倾销调查申 请都必须包括准确和充分的证据，第3款则规定调查机关的义务是确定相关证据是否足以发起调查。据此，在考虑倾销和损害是否存在以及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时便必须借助反倾销协定第2条的定义。尽管反倾销调查是一个流程，任何指控的认定和否定都会在这个流程中逐渐形成，但一个非偏见的和客观的调查机关只有在获得第2条所定义的足够证据后方可展开调查。（危地马拉水泥（II）案，第8.35段。）阿根廷家禽案的专家组同时也承认决定发起反倾销调查所需要的证据之数量和质量均应该低于最终裁定所需要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协定的具创意解释。从字面上讲，英文的充分（adequacy）和足够（sufficiency）是同义词，只有当将该两个字放在一起时足够（sufficiency）一词才在程度上略有不同。显然，专家组认为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3款的后半句才是该款的核心。这就是说调查机关的职责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审查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然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判断相关证据是否足够发起反倾销调查。而足够与否的标准则是第2条第4款关于确定倾销的规定。意即没有倾销便不得发起调查。
阿根廷家禽案的核心问题是依物理特征不同而对在原产地销售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行调整是否适当。资料显示，如不进行调整，倾销便不存在，进而发起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以及征收反倾销税便均属违约。专家组根据第2条第4款关于调整正常价值的规定，认为阿根廷调查机关有权对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行调整。因而接下来的问题是阿根廷的调整是否符合反倾销协定的要求。
阿根廷在调整巴西家禽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将之照当地销售价上调了9.09%，基础是在巴西市场销售的连头带脚的家禽产品的出肉率（yield rate）为88%，而向阿根廷出口的无头无脚的家禽产品的出肉率是80%.阿根廷所依赖的资料是巴西一家农业咨询公司提供的报告（JOX报告）。专家组指出，巴西圣保罗（Sao Paulo）家禽市场是巴西最大的家禽市场，而JOX报告为圣保罗地区专门报导家禽市场情况的权威杂志。因此，阿根廷调查机关采用JOX报告提供的资料确定倾销的幅度是妥当的。（阿根廷家禽案，第7.67段。）
那么，阿根廷将正常价值的调整幅度定在9.09%是否妥当？巴西认为阿根廷的调整缺乏根据。阿根廷先是说JOX报告有相关内容，后又说申请人在申请中提出该调整幅度，而调查机关认为该调整幅度合理且没有任何因素要求调查机关不采用该调整幅度。（阿根廷的说法是在回答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的问题时提出，而非在反倾销最终裁定中提及。）
专家组认为阿根廷前述说法缺乏论据，指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采用前述正常价值的调整幅度说明调查机关并非无偏见和客观的。（阿根廷家禽案，第7.72-7.73段。）
关于阿根廷在衡量是否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将等于及高于正常价值的出易排除在计算倾销的数据之外问题，专家组完全接纳了上诉机构在欧盟床单案关于“调整归零”比较方法的裁定。（欧盟对从印度进口的棉床单征收反倾销税-上诉机构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文件第WT／DS141／AB／R号。该报告于2001年3月12日获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后双方就执行发生的争议再次提交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关于上诉机构对该案裁定的讨论，见前引⑦王贵国书，第10章。）
所谓“调整归零”比较方法是指调查机关将每个出易的价格与该产品的正常价值比较，若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则该交易的倾销幅度为“零”。欧盟床单案的上诉庭认为，根据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4款第2项，调查机关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应计算所有相关交易的加权平均值，并将之与“所有”可比较的出易的加权平均值进行比较；鉴于欧盟将所有不涉倾销的交易的倾销幅度视为零，便失之充分考虑“所有”出易，从而便扩大了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违反了第2条第4款第2项。（欧盟床单案上诉机构报告，第55段。）基于欧盟床单案上诉庭的前述裁定，阿根廷家禽案的专家组指出，如果“调整归零”的方法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4款，阿根廷完全不考虑等于或高于正常价值的出易的作法，使得出口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进一步降低（与“调整归零”方法比较），专家组裁定阿根廷的作法不符合反倾销协定对调查机关应无偏见及客观行事的要求，因为即使是在考虑发起调查与否的阶段，即对证据的质量和数量要求较低的阶段，调查机关也必须考虑第2条关于确定倾销的规定。据此，阿根廷被裁定违反了调查机关应依足够证据发起调查的规定。
与第5条第3款相关的另一问题是，阿根廷在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用的是被调查时段其中一天的数字，而出口价格所依据的是几个月的数据。阿根廷指出，一天的数据可说明价格的趋势，因此是可靠的。专家组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是先研究第2条第4款关于调查机关“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内进行的销售”的规定，认为尽管确定发起调查所需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可与用于初步和最终裁定的不同，但相关证据的种类（type）应该相同，即确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数据在时间上应有一定的重叠。考虑到市场上家禽每天都有多宗交易，阿根廷仅考虑一天的数据便不足够。专家组不同意阿根廷主张的一天的数据可表明价格趋势的观点，指出阿根廷仅提出该数据可作为活家禽的价格趋势，但并未能证明活家禽和屠宰后的家禽在价格上的必然联系。专家组认为阿根廷的作法不符合第2条第4款的要求，从而也就违反了第5条第3款。（阿根廷家禽案，第7.85段。）
阿根廷家禽案专家组的前述意见受到美国不锈钢案专家组报告（美国对从韩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实行反倾销措施-专家组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文件第WT／DS179／R号。该报告于2001年2月1日获争端解决机构通过。）
的影响。在美国不锈钢案中，在比较平均加权正常价值和平均加权出口价格方面，调查机关“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内进行的销售”的义务被解释为“作为一般原则，平均加权正常价值和平均加权出口价格的计算应基于相同的时段”。（同上，第6.121段。）但美国不锈钢案专家组报告所针对的是最后裁定，故阿根廷家禽案专家组在援引该原则时便必须做一定的修改。
既然阿根廷被裁定违反了第5条第3款，专家组便没有必要就阿根廷是否同时违反了第5条第2款继续审查。但该专家组还是指出，第5条第2款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尽的职责，而非加于申请人的义务。在发起调查前，相关成员必须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准确、是否足够，特别是当申请人提出对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行调整时更应如此。（阿根廷家禽案，第7.98段。）这对于反倾销协定的解释颇有助益。
阿根廷在考虑是否发起调查的过程中，国家外贸委员会最初确定进口未对当地产业造成损害。但阿根廷未及时终止调查。巴西指阿根廷的作法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8款。该款规定，“主管机关一经确信不存在有关倾销或损害的足够证据以证明继续进行该案是正当的，则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即应予以拒绝，且调查应迅速终止”。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阿根廷也是实行倾销调查和损害调查由两套人马进行的制度，前者由非公平竞争理事会负责，后者由国家外贸委员会统领；最后决定权在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部长。但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部长决定发起调查必须基于非公平竞争理事会和国家外贸委员会对倾销和损害的肯定性认定，缺一不可。根据阿根廷国内法，非公平竞争理事会和国家外贸委员会在收到新证据后都有义务对其所作决定修改一次。国家外贸委员会正是基于该规定在收到了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后否定了其没有造成损害的决定。（关于此点，详见前文关于阿根廷家禽案的事实部分。）在庭审中，阿根廷强调，如果调查机关不给予当事人提供新证据的机会，其便会违反阿根廷 行政法并需承担严重后果。
专家组指出，“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内法不是其拒绝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诸协定下义务的借口”。（阿根廷家禽案，第7.108段。）
其论点的基础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关于各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法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规定。该专家组指出，阿根廷理应在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部长收到国家外贸委员会关于损害并非存在的结论时立即终止调查。故工业、贸易与矿产部部长随后作出的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决定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5条第8款。（阿根廷家禽案，第7.107段。）
反倾销协定的适用涉及非常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解释。调查机关的任何一个行为、不行为或是不充分行为都可能导致违反该协定。而任何违反都可能导致整个案件败诉。例如，假如被诉成员被裁定发起调查时违反了第5条的规定，则其对倾销幅度、损害存在、反倾销税的征收等决定是否适当或符合条约规定便毫无意义。因为，争端解决机构在认定了发起调查违反了反倾销协定后，便不会再继续审理其他方面。这对于注重实体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成员的挑战就更为明显。
巴西与阿根廷前述争论主要涉及后者在发起反倾销调查阶段的行为和不行为。专家组的报告不仅涉及对反倾销协定的解释，也关乎世界贸易组织诸成员如何履行条约义务。具体言之，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法律从实体到程序都必须符合反倾销协定的规定，否则相关法律以及法律的执行便会被裁定违反国际条约。诸成员对国内法的解释亦必须符合反倾销协定的精神和原则。阿根廷国内法责成调查机关在获得新证据后修改其关于倾销和损害的决定。专家组之所以没有就该项规定是否违反反倾销协定作出裁定是因为巴西没有就之提出指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7条第1款，专家组的职权范围限于审查争议当事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的事项。）
但专家组还是明确指出，任何成员的国内法规定都不得作为抗辩理由。这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家组的职责并非作为各成员反倾销调查的上诉机制，但其审查各成员执行反倾销协定的标准则是国际社会公认者，至少是相关专家组认为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审查内容则包括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适当等。如果将前所裁定综合考虑，其结果便是：（一）各成员的国内法不得与反倾销协定不相一致，无论如何不得将国内法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的内容作为拒绝执行该协定的借口；（二）各成员在执行国内反倾销法律时是否履行了反倾销协定下的义务应依国际规范确定。易言之，就反倾销而言，各成员不仅务使其法律符合反倾销协定的要求，而且在执法时必须遵守通行的国际规范。这事实上将国内法的地位摆在国际条约和国际规范之下，使国内法处于次要的态势。
三、渐次国际化的程序与证据规则
在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制度下，证据的认定和使用从来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东京回合反倾销协议（关于东京回合反倾销协议以及其与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的异同，详见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章。）
的基础上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在证据和程序规则方面相当具体，可操作性强。程序规则首重者是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反倾销调查、裁定的形成和反倾销税的征收等全过程。透明度原则的主要目的是给予当事方以申辩的机会以及使当事方了解调查机关所做决定的依据。反倾销协定第12条开宗明义规定，“当调查机关确信有充分证据证明按照第5条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是正当的时，则应通知其产品接受该调查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和调查机关已知与该调查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利害关系方，并应公告”。（反倾销协定中国的官方译文将英文的“when”译为“如”忽略了此规定的时间性。如下文所述，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说明，英文的“when”表明调查机关有义务“立即”通知和通告的义务。）这一规定的主旨是一旦调查机关确定反倾销调查是正当的，即决定展开调查，便应立即予以公告并通知涉案产品的原产地成员及其他利害关系方。
1.通知出口商
在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指控阿根廷没有及时通知其中的五个出口商，违反了前述规定。阿根廷辩称：（一）其开始时并不了解该五个出口商为有利害关系者；（二）其是从另一出口商对问卷的答复中获悉该五个出口商有利害关系；（三）其曾致函巴西政府要求协助提供潜在利害关系方的资料；（四）其在官方公告中作了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公布。
专家组指出，反倾销协定第12条第1款要求调查机关在决定发起反倾销调查时“立即”通知相关成员和利害关系方。不言而喻，履行立即通知义务的前提条件是知道哪些人是利害关系方。阿根廷家禽案的专家组也不否认这一观点，但其指出阿根廷的申请人在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中提到该五个出口商的名字，这便足以使得阿根廷调查机关晓得该五个出口商为利害关系方。专家组的这一论点的基础是，根据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1款，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和外国生产者均为利害关系方。（阿根廷家禽案，第7.131段。）
鉴于这些出口商为有利害关系者，阿根廷有义务查询其联络地址和方法并作出通知。就此而言，专家组认为阿根廷给巴西政府的信函不能被视为前者履行义务的证据，因为在该信函中阿根廷并未提及该五个公司的名字。（阿根廷家禽案，第7.132段。庭审时，巴西曾指出，第12条第1款是加于进行反倾销调查成员的义务，该义务不应由调查成员和被调查成员共同履行。但专家组并未就此作出评论。）
或可问，假如阿根廷在信中写明了该五个出口商的名字，其是否就不需要通过其他努力了解这些出口商的联络方法呢？巴西在接到相关信函后是否有义务提供这些出口商的联络方法呢？在将来的反倾销实践中，这些问题恐怕都会成为控辩双方争持的阵地。阿根廷家禽案的贡献在于其澄清了调查成员承担的义务包括直接通知和公告（反倾销协定第12条第1款第1项规定，“关于发起调查的公告应包括或通过单独报告提供有关下列内容的充足信息：（i）一个或多个出口国的名称和所涉及的产品名称；（ii）发起调查的日期；（iii）申请中有关被指控倾销的依据；（iv）关于损害的指控所依据因素的摘要；（v）利害关系人送交交涉的地址；（vi）允许利害关系方公布其意见的时限”。）（两者不可替代）及履行该义务的时限。（阿根廷曾辩称其通过向该五个出口商递送问卷而履行了通知的义务。专家组指出，阿根廷于决定发起反倾销调查八个月后才向这些出口商发送反倾销问卷，显然不符合“立即”通知的规定。）
2.答复期限
反倾销协定的程序规则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可谓相当严格。但这并非等于说毫无问题。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款第1项规定，“应给予收到反倾销调查中所使用问卷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至少30天时间作出答复。对于延长该30天期限的任何请求应给予适当考虑，且根据所陈述的原因，只要可行即应予以延期”；第2项规定，“在遵守保护机密信息要求的前提下，一利害关系方提出的书面证据应迅速向参与调查的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第3项规定，“调查一经发起，主管机关即应将根据第5条第1款收到的书面申请的全文向已知出口商和出口成员的主管机关提供，并应请求，使其他涉及的利害关系方可获得之”。
在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和阿根廷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七个巴西出口商未获30天的时间答复阿根廷政府的问卷。调查显示，阿根廷给予这些出口商20天的时间回答一些关于原产地市场、出口价格、成本等问题，其中一个出口商用阿根廷调查机关提供的问卷回答了前述问题。阿根廷辩称其当时只是要求各该出口商提供一些情况，而非问卷调查，故不需遵守30天的时间要求；此外，结果显示20天的时间足够各出口商答复相关问题。专家组的意见是，第6条第1款第1项的30天期限是最低标准，调查机关必须给予；至于30天的时间是否足够相关利害关系方回答问题并非考虑的因素；调查机关给予的延长期限也不应计算在内。（阿根廷家禽案，第7.140－142段。 ）
阿根廷家禽案专家组报告还暗示调查机关向出口商索取信息的任何行为都可能被解释为需遵守30天最低标准时限。
关于第6条第1款第2 项，巴西指控阿根廷没有向一些出口商提供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书面证据。阿根廷指相关出口商根本就没有提出参与调查，故无需向其提供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交的证据。专家组在解释第2项时特别强调其所针对的不仅是利害关系方而且是参与调查的利害关系方。（阿根廷家禽案，第7.153段。）
并且，“参与”的字面含义是相关当事方必须做出一些行为，而非仅表示有兴趣。
第6条第1款第3项也是巴阿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该问题的焦点是，作为调查成员，阿根廷是否有义务向已知的出口商提供反倾销申请书全文，以及何为提供。阿根廷声称其义务在于使被调查产品的原产地成员和已知出口商可获得反倾销申请书全文。专家组在其报告中指出，第6条第1款第3项规定了调查成员的两项义务：其一是向被调查产品的原产地成员和已知出口商提供（provide），其二是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可获得（making available）申请书全文；（中国的官方译文将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款第3项下的“provide”和“making available”均译成“提供”。根据阿根廷家禽案的解释，前述译文实值得商榷。）
前者涉及主动的行为，后者是被动的状态。（阿根廷家禽案，第7.169段。）两者所用词语不同正说明调查成员的义务不同。（阿根廷家禽案，第7.170段。）
鉴于阿根廷没有主动向所有已知的出口商提供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其被裁定违反了第6条第1款第3项。
其实，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款主要是保证相关利害关系方有机会和能力就对方的指控进行辩护及就案情进行陈述。鉴于阿根廷给予几个利害关系方回答文卷的时间不足法定的30天，巴西还指控阿根廷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2款，即调查机关在整个调查期间，没有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进行辩护的充分机会。作为原则，无论是当事成员还是专家组都对第6条第2款没有异议，但各方同时承认，调查成员到底应采取哪些措施或步骤方能满足第6条第2款的要求，反倾销协定并无具体规定。在此情况下，只有当相关成员同时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的其他具体要求时，这些违约行为才可作为审议第6条第2款是否被违反的事实基础。（阿根廷家禽案，第7.161段。）然而，专家组认为其已就其他指控作出了裁定，因此便不需要就阿根廷是否违反了第6条第2款单独作出裁定。事实上，第6条第2款是将普通法系的自然公正原则引入了反倾销协定。该款还规定，应请求，调查机关应向利害关系方提供会面的机会，以便相互陈述对立的观点和提出反驳的论据。但调查机关必须保证此类会面不会影响保护机密资料的义务。总的讲，当事方会面是各方的权利而非义务。因此，是否出席会议应完全由有关当事方自己决定。并且，调查机关不得因当事方不出席会议而对其不利。显然，这一规定与当事方答复反倾销问卷调查的规定不同。如下所述，根据关于问卷调查的规定，如果当事方不提供信息，则调查机关可依现有事实作出判断。正是因为调查机关有此权力，当事方便必须有进行辩护的权利。这种平衡应具体反映在反倾销调查的全过程。反倾销协定还对此有强制性的规定。例如，作为执行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前提，调查机关必须已经给予当事方提交信息和提出意见的充分机会。（反倾销协定第7条第1款。）
3.现有事实
证据规则中另一常引起争议的是第6条第8款。该款规定，“如任何利害关系方不允许使用或未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严重妨碍调查，则初步和最终裁定，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均可在可获得的事实基础上作出”。这一规定对迫使被调查当事方按照调查机关的要求提供信息至关重要。因为，任何出口商拒绝提供资料的结果可能是对其最为不利。实践中如何确保此规定不被滥用便相当重要。在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指控阿根廷没有采纳巴西出口商提供的关于在进出口两地销售的家禽没有实质上差别的资料，没有接受四个出口商提供的出口价格以及两个出口商提供的正常价值的资料。阿根廷辩称其有权只考虑按时及适当提交并经核实的资料；由于出口商提供的关于出口价格的资料缺乏佐证的文件，提供正常价值资料的出口商之一并非阿根廷政府的认可出口商，另一出口商提供的关于正常价值的资料过迟等原因，阿根廷没有考虑这些出口商提供的资料。
专家组指出，对第6条第8款的解释应受反倾销协定附件二的约束。附件二第5段规定，“即使提供的信息并非在各方面都理想，但是此点并不能使主管机关有理由忽略该信息，只要利害关系方已经尽其所能”；第7段规定，“如主管机关的调查结果，包括对正常价值的调查结果，只能依据第二来源的信息，包括在发起调查的申请中提供的信息，则应特别慎重。在此类情况下，如可行，主管机关应自行核对来自其他独立来源的信息，例如公布的价格表、官方进口统计、海关报表以及调查期间自其他利害关系方获得的信息。但是很显然，如一利害关系方不予合作，而使调查机关不能获得有关信息，则此情况可导致比该方进行合作时更为不利的结果。”就阿根廷提出的其拒绝考虑出口商关于出口价格的资料是因为相关出口商没有提供佐证的文件，专家组在庭审时请阿根廷提供具体证明。但阿根廷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据此，专家组认为阿根廷提出的理由是“事后辩解”（ex post rationalization），是于事无补的。（阿根廷家禽案，第7.187段。专家组的这一结论的基础也包括反倾销协定附件二第6段的下述规定：“如证据或信息未被接受，则应将有关理由通知提供方，并应提供在合 理时间内作出进一步说明的机会，同时适当考虑调查的时限。如主管机关认为相关说明不令人满意，则应在任何公布的裁定中列出拒绝该证据或信息的理由。”）
专家组的这一论点正中反倾销调查报告的要害。由于文化、传统等原因，有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仅注重调查的结论以及作出结论所依据的法律。反倾销协定所要求的是调查机关在撰写报告时就每一项结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的理由详加论述。仅有结论、缺少理由的结论很可能使调查成员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调查机关都必须考虑或接受利害关系方提供的资料。在阿根廷家禽案，阿根廷的法律规定，调查机关考虑出口商提供的关于正常价值的前提是相关出口商事先得到政府的认可。专家组认为反倾销协定并无禁止成员就利害关系方提供资料设定条件的规定；因此，阿根廷国内法可以规定出口商提供资料的条件；此类规定属于反倾销协定下“适当”资料的要求。（阿根廷家禽案，第7.191段。）
基于此，阿根廷调查机关有权拒绝按照阿根廷法律取得认可的出口商提供的资料。（阿根廷家禽案，第7.193段。）
此外，阿根廷还以过迟提供为理由，拒绝考虑另一出口商提供的资料。就该出口商而言，阿根廷曾先后两次催促其提交资料。但该出口商直到截至日期过后七个月才提交资料。专家组认为，尽管相关资料涉及过去几年交易的发票，但该出口商理应晓得不可能按时提交资料，故应事先通知阿根廷调查机关。事实上其他出口商都事先要求阿根廷调查机关延长提交资料的期限。在此情况下，专家组认为该出口商应为其行为导致的后果负责，从而判定阿根廷没有违反第6条第8款。（阿根廷家禽案，第7.197段。）庭审过程中，巴西曾以美国热轧钢案（美国对来自于日本的热轧钢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专家组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文件第WT／DS184／R.该专家组报告于上诉过程中经上诉机构修订，于2001年8月23日通过。）
专家组的报告作为指控的基础。根据该报告，就 ！第6条第8款而言，调查机关不应刻板地执行提交资料的最后期限。（美国热轧钢案专家组报告，第7.54段。该案的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肯定了专家组对第6条第8款的解释，同意调查机关在处理提交资料的截止日期方面应具一定的灵活性。）
阿根廷家禽案的专家组显然是接受了阿根廷的论点，即反倾销协定对反倾销调查规定了严格的时限，如果调查机关随意改变提交资料的截止日期，便不能保证调查可以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也可以说是在调查成员和出口商的利益间寻求平衡。
阿根廷家禽案的另一程序问题是调查机关是否一定要就每一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作成裁定。阿根廷调查机关没有单独确定其中两个出口商的倾销幅度，理由是该两个出口商没有提供充分的资料。相关问题由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0款规范。根据该款，“通常情况下，主管机关应为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专家组指出，第6条第10款是纯粹的程序规定，不涉及诸如第6条第8款的实体性规范。因此，任何出口商拒绝提供资料或是仅提供了不完整的资料的情况并不影响调查机关确定其倾销幅度；出口商不合作的情况应按第6条第8款予以处理。（阿根廷家禽案，第7.215-7.216段。）
4.裁定的事实依据的通知
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9款规定，“主管机关在作出最终裁定之前，应将考虑中的、构成是否实施最终措施决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通知所有利害关系方。此披露应使各方有充分的时间为其利益进行辩护。”在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指控阿根廷没有按照前述规定通知所有利害关系方，从而违反了第6条第9款。巴西的理据是阿根廷调查机关没有采用出口商提供的某些涉及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资料，但未就此通知所有利害关系方。专家组认为第6条第9款下义务的范围是（一）基本事实及（二）构成是否实施最终措施决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对涉及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资料属于基本事实这一点，专家组并无疑问。但其指出，既然阿根廷没有在考虑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时考虑相关资料，其便不能满足前述第二个条件，从而便不可能违反第6条第9款。（阿根廷家禽案，第7.224段。）
事实上，巴西的意思是阿根廷没有说明为何一些出口商所提供的资料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专家组认为这是指没有通知利害关系方不采用某些基本资料的理由，而不是基本资料本身；两者的界限应明确划分。按照专家组的前述解释，就第6条第9款而言，调查机关根本就没有义务通知利害关系方其没有采用的资料，何谈没有采用的理由？
机密资料的使用和在哪些情况下调查机关可以不考虑当事方提供的证据也时常引起争议。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5款规定，如果当事方提供的信息被披露便会给竞争者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或给信息提供者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相关信息便属于机密信息。对于此类机密信息，调查机关一方面有责任将之按机密资料处理，另一方面应要求提供机密信息的当事方提供足以了解相关信息的非机密摘要。同时，如调查机关认为关于保密的请求缺乏正当理由或当事方不愿授权以概括或摘要的形式披露相关信息，则其可忽略此类信息。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说明， 第6条第5款关于非机密概要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当事人提交机密资料的机密性，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确保调查程序具一定的透明度。但这并不是说在没有非机密概要的情况下调查机关可以不考虑相关机密资料。恰恰相反，调查机关在没有非机密概要时便应考虑当事人提交的机密资料。换句话讲，只要当事方不要求将其提交的资料作为机密信息处理，便没有义务提供非机密摘要。
在阿根廷家禽案中，巴西数度指控阿根廷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的透明度规定。专家组指出，当其他具体事实问题已经审议完毕并证明相关成员违约后，不需审议是否违反反倾销协定第12条第2款关于透明度原则的规定。（阿根廷家禽案，第7.293段。）
其他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裁定亦说明此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惯例。
程序和证据规则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直接相关。什么是“立即”通知，何为“适当”的资料，如何确定被调查出口商回答问卷的时限，如何撰写反倾销调查报告，如何确定被调查出口商陈述案情机会的标准等都是例证。传统上，这些事项均由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国际条约的作用仅在于规范各缔约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以及相互通知的义务等。至于每一缔约方的国内法如何具体规定调查程序、证据标准等国际条约则不具体调整。在世界贸易组织下，就反倾销而言，调查机关应在多长时间内通知已知出口商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决定，何为已知出口商，按何标准确定是否应接纳利害关系方提交的证据，是否应就每一个出口商确定倾销幅度，调查机关是否必须在调查报告中说明其作出决定时考虑的诸因素等都必须符合反倾销协定的要求。无论相关成员是直接还是间接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其法律，特别是法律的执行，必须与反倾销协定一致，否则便可能受到其他成员的制裁。面对可能的严重后果，列国的选择都会是修改本国法律以及改变执法标准与方法，使之符合国际标准。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也正是如此。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不足10年的时间，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阿根廷、泰国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法律均先后被裁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仅美国便有不少于10个法律被裁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这些国家都先后修改了被裁定违约的国内法。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囊括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至2003年5月30日止，世界贸易组织共有146个成员和30个观察员。一些尚未加入的国家如俄罗斯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并正加紧就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进行谈判。）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国贸专业 会计学 实证研究 教学改革
一、会计学课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读懂会计报表、根据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是对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就此，我国将会计学列为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非会计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对于国贸专业学生来说,其培养目标与会计专业学生是不同的。国贸专业的学生要求具有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的基本能力，会计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具有分析和解决会计理论与实务问题的基本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国贸专业学生将来的工作重点放在对外贸易业务上，因此对其开设会计学课程的目的应该是“懂会计”，运用会计信息为其专业服务,而非“做会计”。即会计学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教学要使学生能站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掌握会计学的基本理论，了解会计核算方法，了解会计信息的编报，能解读有关财务报表，建立会计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的理念，具备应用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和决策的能力。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课程教学常见的问题
（一）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本文借助于问卷调查，探讨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调查的对象为湘南学院经济管理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及教师。问卷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调查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兴趣及学习目的；二是调查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满意程度，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手段满意度。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69份，回收率84.5%。
（二）调查结果统计情况
1.对会计学课程的兴趣及学习目的的统计分析。
表1 对会计学课程的兴趣及学习目的调查统计情况
从表1的结果显示: 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之前是不了解会计学的，但并不影响大多数学生对会计学这门课程的兴趣,也认为很有必要开设该课程。结果还显示，很多学生不了解国贸专业与会计学的关系，因此，这就要求应课教师掌握国贸专业的一些学科知识，并在开始时，介绍一些国贸专业与会计学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知道会计学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不想成为会计从业人员，这与对国贸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一致。
2．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的调查统计情况。从表2的结果显示:对国贸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不够丰富，教学手段比较传统。但学生更多喜欢案例教学，喜欢老师与学生互动，喜欢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这可能也是影响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国贸专业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兴趣程度。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看，大部分学生对会计学课程是感兴趣的，仍然有高达17%的同学学习兴趣不高，他们认为：我学的是国贸专业，将来不做会计，“我为什么要学习会计?”、“学习会计这门课有什么好处?”、“学习会计可解决什么问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2．教学目的不明确，教学内容不合理。目前会计教师对国贸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的认识模糊，对会计知识与国贸专业的内在联系也认识不清，以至于教学内容安排也不合理，他们认为，只需要像教授会计专业学生那样，从会计的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复式记账，再到如何登记账簿，如何编制财务报告等。像这些抽象概念、复杂的帐户对应关系容易引起国贸专业学生的抵触情绪。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在了如何“做会计”上，而财务报告这一部分内容所用的时间有限，也没报表分析的内容。由于国贸专业学生是会计息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因此，这种教学模式是与国贸专业学生对会计知识的需求不相符合。
3．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方法失当。通过对会计老师的访问，大部分会计学教学现在仍然是“粉笔+黑板”，其优点可以对学生不懂或疑难的地方通过板书进行说明，缺点是难对会计核算图、账表、实物等内容做详细介绍。通过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有91%的同学认同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板书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会计本身是一门技术性比较强的学科，且具有高技巧的操作性。然而现大多学校针对国贸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一味“填鸭式”灌输会计理论知识，枯燥乏味，实际案例较少，且没有安排实践操作课时，使学生感到会计高深莫测，从而产生畏难情绪。
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学课程教学特性的改革措施
（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的高低是决定学生主动学习还是被迫学习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学习效果好坏的核心。因此，教师在学习这门课程之前，必须让学生明白国贸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为什么要开设《会计学》这门基础课,并让学生意识到在一个外贸企业里工作,看懂财务报告对自己将来的工作会有多大的帮助,使他们明白只有在掌握了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后,才能创造性地应用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才能成为实践能力较强、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国际商务高级专门人才。同时,教师在课堂上应把会计知识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和热点问题相联系,让学生感悟到会计问题在日常生活的存在和学习会计知识的实用性,唤起他们的学习热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要求学生在本次课结束后，出一些与下次课的内容相关联的题目，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等到下次课开始是要求学生回答。这样可激发学生的答疑兴趣，并产生对会计学课程的兴趣。
（二）明确教学目的，优化教学内容
会计的目标是为经营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是未来的企业管理者,应具备运用会计信息进行控制和决策的能力。所以说国贸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当是培养懂会计、能运用会计信息为其专业服务的人才。因此只有将国贸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育目标与会计学专业教育目标区分开来才能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有别于会计专业课程,满足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的需要。
在教学内容上要结合国贸专业的专业特点，对会计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笔者认为，对国贸专业应设置两门会计必修课，即《会计基础》和《外贸会计》。《会计基础》课程应该是《会计学原理》和《初级会计学》的结合，从而形成《会计基础》课程。其内容具体应包括：第一章绪论：介绍会计的概念、特点，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会计等式，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等会计基本知识。第二章会计循环：介绍会计循环的基本程序、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凭证和账簿、试算平衡、结账进行介绍，使学生初步熟悉会计循环的基本程序。第三章结合专业特点的借贷记账法的应用：从国贸专业的特点出发，介绍用借贷记账法对各行业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中的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第四章财务报表及分析：介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使学生加深对各种会计报表的认识。着重运用专门的会计方法分析三大会计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使学生树立会计报表分析整体性、综合性的观念，在理解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上，看懂各大企业的会计报表。
（三）改进会计学课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1.由“黑板+粉笔”转变为“案例+多媒体+板书”。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加入生动形象的案例和图文并茂的集声音、画面、文字等一体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使学生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和理解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的编制程序和方法以及如何分析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具体的经营决策，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板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师演算时可以在黑板上即兴发挥，具有多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可以达到学生与老师互动的效果。也一定避免运用屏幕替代板书，并不代表真正的多媒体，这种方式在授课时无法与学生进行交流，难以掌握教学动态，仍不能根本改变灌输式教学。
2.财务报告导入式教学法+案例教学。首先，在会计学课程开始时首先以多媒体方式向学生展示某一外贸企业主要的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附注，简单介绍会计报表的及附注的内容，让学生明确会计的目标是提供经济信息，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决策提供依据，财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载体，让学习了解财务报告在会计学中的核心地位，理解会计与他们专业的关系。接下来介绍会计报表编制原则及理论依据，包括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等基本会计理论。
其次，概述各个报表项目（即会计科目）的含义、及确认与计量。并阐述各个报表项目与会计要素间的联系。让学生明确会计报表项目所表示的经济含义。
再次，给出一个企业某一期间的实际发生业务，并进行借贷复式记账后，教授学生登记账簿和编制会计报表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完成账簿的登记，主要会计报表的编制。老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评，让学习深入了解会计报表的形成过程，加强对报表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最后，是会计报表分析，重点介绍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也可以结合不同的专业特点，有重点地进行某些内容的分析，更好地满足其专业需要，提高运用会计信息进行企业管理的能力。
（四）优化会计学教学师资队伍
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着所培养的学生的能力。随着新的准则体系的出台,对会计教师的知识更新和知识跨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但要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更新,不断充实自己,而且还要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习了解相关学科的内容,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但同时，对于国贸专业的会计学课程的会计教师，还必须必须了解学生所学专业的相关知识，以便更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教学。针对这些情况，高校应制定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走出校门，用一定的经费支持教师进修学习。学校还可以派送教师到涉外的企事业单位直接参与企业会计核算,以提高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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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6
关键词：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2-0132-08
众所周知，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然而，肇端于清咸丰四年（1854）江海新关的建立，以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为标识的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却别具一格，成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与此相呼应，晚清海关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展开各种调研，留下数量可观的调研档案资料。本文意在耙梳晚清海关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开展的调研活动作一个初步探究。
一、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肇端：贸易报告
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开展的调研活动，最初是围绕口岸贸易展开的。清咸丰九年（1859），江海关和粤海关开始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其后，潮海关（咸丰十年，1860年）、津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年）、厦门关（同治元年，1862年）、东海关、九江关、镇江关、江汉关（同治二年，1863年）、牛庄关、打狗关（同治三年，1864年）等相继开始编制各自的年度贸易统计，就地印行。各关贸易统计大多以半年为一册，其内容甚为简单，且各关统计项目并不完全一致，缺乏规范。
同治三年（1864），随着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关政趋于统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后通令，要求统一编制年度贸易统计，并将各关贸易统计送至江海关税务司处，由江海关的印书房汇集出版。贸易统计的编制及其内容因此有了较大改观：各关贸易统计开始由半年一期改为一年一期，统计的项目、口径亦开始统一、规范。
同治四年（1865）起，各口开始按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在年度贸易统计之外，另外编制年度贸易报告，由各口海关税务司亲自负责编写。各通商口岸海关的年度贸易报告除记载所在口岸当年的贸易发展趋势、贸易环境、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和贸易物品的量值变化，以及进出口商品的集散流通路线等与该口岸贸易直接相关的信息外，还记录和评述各关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种信息，叙述颇为详细。其信息来源，或是各关税务司以及其他关员亲自前往调查目的地开展调研活动；或是通过向当地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函件咨询收集相关信息；或是通过当地报刊登载的各种相关报道收集信息。此是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研的肇端。光绪元年（1875）起，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开始负责撰写全国贸易报告，置于各关贸易报告之前。
晚清海关对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非常重视。光绪五年（1879），由于部分海关没能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甚至有两处海关没有提交光绪三年（1877）的贸易报告，海关总税务司专门通令，要求各关今后务必按时寄送年度贸易报告，如果延误，必须向总税务司呈递公文，说明缘由。
光绪八年（1882），贸易统计年报与年度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关为界别，分成二册。上册为“全国贸易报告及统计辑要”，下册为“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上下二册所载内容与上年各部相较，无多大改动。但因是年，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贸易报告应将重点放在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内容上，并将其篇幅限定为4页，因而，全国及各关之贸易报告篇幅大大减小。但这并非意味着晚清海关开始减弱其通商口岸的调研。相反的，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已酝酿着更大规模和范围的通商口岸调研。这便是数年后海关十年报告的出台。
光绪十六年（1890），总税务司通令明确要求各关撰写年度贸易报告的内容应依次叙述所在口岸的贸易情形概况、税收、对外贸易、埠际贸易、内地税则、船只、旅客、金银、药材（洋药、土药）和杂论等十项，同时重申其篇幅不能超过4页。由此形成了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内容。
晚清海关贸易报告涉及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记载的内容覆盖面较宽，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无疑为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尤其是19世纪60-80年代，海关十年报告尚未出台之前的贸易报告，更是研究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贵资料。
二、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扩展：专项调研
清同治中叶，随着晚清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晚清海关兼管或介入事务的增加，权势的扩展，依据独揽晚清海关行政管理大权的总税务司的指令，晚清海关在通商口岸城市的调研也逐渐扩展到各种专项调研。医务、港务和金融等方面的调研，就是其中引人瞩目的几项。
1 医务调研
同治九年（1870）12月31日，总税务司当年的第19号通令，要求各地海关自1971年起，每半年提交一份医务报告，由海关造册处汇集出版。日期定为每年的3月和9月。根据该通令，医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海关所在口岸中国人和外国人各种主要疾病发生情况的情报收集和对当地医疗条件、医生状况的调查。为此提出以下几项调查和收集情报的主要项目：
（1）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国人的死亡率及其死亡的原因；
（2）当地流行的主要疾病是什么；
（3）当地流行病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治疗的特殊办法；
（4）发病的季节，地方的风土，以及之间的因果关系；
（5）当地有否特别的疾病；
（6）当地有无瘟疫，产生的原因，治疗的办法，死亡率。
从同治十年（1871）至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总计刊发了80期的医务报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医务报告涉及牛庄、宁波、天津、福州、烟台、淡水、汉口、高雄、九江、厦门、镇江、汕头、广州和上海等口岸。其后则扩大到其它通商口岸。
显而易见，这些调查记录，为口岸城市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医务报告中对疾病原因的记载也为研究当地的人口变动、都市民俗、饮食状况，以及生活习性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 港务调研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中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通商各口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由领事官与地方官会同酌视建造。于是，始自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各口新式海关的陆续建立，各关税务司相继因地制宜地开展港务工作。同治七年（1868）四月，晚清海关正式设立船钞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负责海港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助航设施的建造和维护，指泊出入港口船只，测量船只吨位，验察损伤船只，调查失事缘由，验看引水执照等。由于该部门的经费完全来自于船钞专款收入，故名。
船钞部门的设立，是海关第一次大规模兼管海关本务外的业务，也是海关组织机构的第一次部门扩张，由此形成海关组织系统的第二个大部门。其在海关内部的重要性仅次于征税部门。
船钞部门内设三类机构：其一，营造处（Engineers），参与一切有关改善沿河沿海之航行，改善海港以及监督与此相关之所有公共工程。其二，理船厅（Harbours），委以监督船只锚泊与河道巡吏考试任用及引水之责。其三，灯塔处（Lights），总管灯标部门事宜。
同治十一年（1872）船钞部门开始遵照总税务司的指令，汇总各通商口岸上报的调查资料，编制中国沿海及沿江灯塔、灯船、浮标和信标目录，每年印行一期。光绪元年（1875），则进一步提交一份有关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灯塔、浮标、信标等引航设施建置以及航道情况的调查报告，同样每年印行一期。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1）用以标明沿海危险之处灯塔的建设与维护情况；
（2）驻于不能设置灯塔之岸边灯船的购置与维护情况；
（3）用以标明通向港口之航道及河流、港内应予避开之处浮标及灯桩的设置与维护情况；
（4）清除沉船、疏浚航道和加深航道等改善航道措施的实施情况。
从光绪元年（1875）到宣统三年（1911），晚清海关造册处共印行了33期的港务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清末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域助航设施分布以及航道状况变化的翔实信息。
3 金融调研
晚清海关对通商口岸城市金融的调研，起因于对海关银号的调研。考海关银号之设立，实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公行制度废除，行商代外商赴关纳税的制度随之不复存在。为寻求新的替代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对外商纳税办法作了如下规定：海关应择殷实铺户，设立银号数处，发给执照，注明准某号代纳英商税银字样，作为凭据，以便英商按期前往。次年的中美、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也均做了类似规定。依照这一规定，五口开放通商后，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海关银号，执掌海关税银的收纳，按期上缴。咸同年间，各口新关相继建立后，海关银号仍沿旧例，没有变更，大抵每埠俱设海关税收银号一所，但亦有设二所者。且海关银号向来开设新关之侧，以方便商人前往纳税。其时海关银号约分两类：一系经官府允准，由较为殷实知名的旧式钱庄、票号承办；一系海关监督或地方官员自办，委托其亲朋好友经营；然以前者为多。但无论何者，均归海关监督或海关道管辖，无容各口税务司插足之余地。
光绪三年（1877），总税务司向各口税务司发出一道通令，要求他们对本口岸海关银号的运作作一详细调查，呈报总税务司。调查内容包括：
（1）谁是本口岸海关银号经办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从事贸易活动的，海关银号所雇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
（2）海关银号的经费开支由谁提供；
（3）现行体制的运转是否令人满意，有什么抱怨；
（4）税务司本人有什么建议。
赫德在通令中要求各税务司务必详细调查，确保信息准确可靠和完整，并要求他们复制一些当地的有关资料。
遵照总税务司通令，牛庄、天津、直迫、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高雄、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十九处海关对所在通商口岸的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当地的货币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调研，并撰写了相关的报告，递交总税务司。光绪五年（1879）各口税务司的调研报告，由晚清海关造册处以“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制度与当地货币问题报告书”为题编制成册。
这些调研报告为我们保留了有关19世纪中叶主要通商口岸金融状况的及其珍贵的史料。
三、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深化：综合调研
光绪十六年（1890），鉴于自光绪八年（1882）以来，始于同治四年（1865）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被要求缩小篇幅至4页，与年度贸易统计合并印行，致使每十年将十年间的贸易统计与贸易报告综合成册出版成为必要，总税务司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下一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除撰写4页之贸易报告外，还应编制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七年（1991）的“十年报告”，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前完成，提供海关造册处汇编出版。
通令同时对十年报告的内容、篇幅和编写方式，方法均做了明确要求。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该文件应可读，引人入胜，并可扩展至三十页。除可以将当地见闻编入外，不应忽略下列诸项：
1 回顾1881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2 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3 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4 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5 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1）关平两各年兑换多少英镑，（2）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6 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司1889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7 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8 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进。
9 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10 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设置助航设备。
11 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12 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13 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
14 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15 各省可选考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16 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17 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18 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19 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20 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21 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近地方，是否出现过海陆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别事务。
22 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23 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及会员之特权与义务，等等。
24 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25 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26 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1891年末该地之状况与形式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
通令还告诫各关税务司：“上述虽非包罗一切，然多少对在税务司之调查方向有直接帮助，并示明期望编写何种文件。各关税务司接此通令后，应立即浏览前任编写之报告，保持1881年前后问题一致，并自行决定此类报告中何一部分可再利用，或何种观点应予以采纳，且详述、修改、质疑、或评论之。此外亦可考虑是否将各项中之某项题目分予属下人员，并指示华员及欧籍人员，按题目及指示方向，代各关税务司调查。过往十年间所编写之要事月报亦应指定一人加以查阅，对有助于编辑十年报告之处作出标注。”
通令最后要求：该十年报告之日期应署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1891年12月31日），并应在十八年三月初（1892年3月底）之前送交造册处税务司。十年以后，应再编写另一十年报告，其日期署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2月31日），以此类推。
光绪十九年（1893），首期十年报告正式出版，全称为“关于中国、朝鲜向外国开放口岸贸易航运工业以及口岸所在地省情的十年报告：1882年至1891年”。其内容系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逐一编写。各项内容的详略，取决于不同海关所在地省情的特殊性。另有部分海关或由于资料的缺乏，或由于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限制，部分项目空缺。报告中还附上有关该口岸十年间进出口贸易货值、税收，以及进出港船舶数量与吨位等统计表，可供比较该口岸十年间的变化。
依照总税务司通令的要求，十年报告每隔十年编制出版一期。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第2期十年报告问世。该期内容仍按照总税务司通令规定的26个项目编写。但由于各关叙述益加详细，篇幅有所扩大，以至本期十年报告分为二卷：第一卷包括华北以及长江流域各关，第二卷包括华南各关。
鉴于前两期十年报告已对各口岸省情作过综合性的描述，为避免重复，宣统二年（1910），新任总税务司安格联通令，要求各关税务司在编写第三期十年报告时，应主要关注各地物质和道德的进步方面，一切无关紧要的内容和表格应尽量减少。为此，通令对先前的26个项目加以整合，缩减为21项，即：（1）贸易与航运、（2）税收、（3）鸦片、（4）货币与金融、（5）人口、（6）港口设施、（7）灯塔航标、（8）邮政电报、（9）各省行政和省议会、（10）司法、（11）农业、（12）矿山与矿物、（13）制造业、（14）铁路公路、（15）教育、（16）卫生改善和博物馆、（17）移民、（18）物价与工资、（19）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20）陆海军、（21）当地报刊。
通令称：这些项目已足以描述各口岸十年内发展情况，如果还不够，针对各地特殊情况可以增加其他一些内容，但除非万不得已，每一段篇幅尽可能不超过30行（500字左右）。
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第三期十年报告（1902-1911）正式出版时，已是民国二年（1913）了。
晚清海关十年报告是在海关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一种海关文献。它以十年为期编制，故名。显而易见，十年报告对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部分扩大到所在省份――在晚清30年间（1882-1911）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情状的不间断记录，为我们的口岸城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四、晚清海关通商口岸城市调研的特点与价值
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帝国走向衰亡，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不断膨胀的特定历史时期，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研究表明，晚清海关在其演化历程中形成的若干特质，使得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调研成为可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特色和价值。
首先，自同治四年（1865）确立外籍税务司管理体制后，总税务司赫德就竭力将晚清海关打造成晚清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其时，晚清海关所统辖的海关总关已达14处。至光绪二十年（1894）则增加到25处，关员多达4293人，宣统二年（1910）更增至44处，关员已近2万人，达19169。众多的海关遍布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连同其管辖下为数更多的分关、分卡，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关网络。与此同时，这个规模庞大的独立王国内部实行垂直的统一管理。各口关政由海关总税务司以“总税务司通令”的形式来统一步调，以“总税务司训令”的形式来处理各口海关的特殊问题，各口海关税务司则定期向总税务司呈送函电，详细报告各种事务。这使得晚清海关内部，信息交流及时，渠道畅通，办事有令可依，有章可循，有效保持着高度的行政统一性。这为晚清海关通商口岸调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其次，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驻华领事馆译员出身的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近半个世纪。在其任职期间，他野心勃勃地致力于扩展海关势力，强化海关作用，扩大海关影响，提升海关地位。为此，晚清海关挟其优势，先后兼管常关和厘金，兼办大清邮政、海务、新式教育，以及筹办参展世博会事宜等；海关总税务司以及部分高级关员，甚至参与清政府的许多外交活动，插手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军的创办；由此在晚清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有计划、有操作规范地要求各地海关调查、收集当地的各种政治、经济、人文、军事和社会等等资料，定期汇报。尔后将这些调研资料汇编印行，提供给中外各种组织和个人。晚清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调研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7
《财经》实习记者 于海荣
金融危机压缩了全球贸易。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各国保护自身贸易产业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入夏以来面临的贸易摩擦渐趋白热化。英国《卫报》6月23日的报道,甚至惊呼“东西方贸易战临近”。
6月17日、19日和26日,美国商务部在十日内,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三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称,“立案频率之高,针对性之强,令中方震惊。”
6月23日,奥巴马政府将其任内第一诸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锁定在中国。此前的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中国轮胎产品造成美国国内产业的市场混乱,并于6月29日建议政府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加征三年的从价特别关税,三年的税率分别为55%、45%和35%。此案成为美国向中国发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特保调查。
欧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在6月23日一天遭遇三起贸易救济措施(trade remedy measures,主要包括传统的关税、配额,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等)。这可能会成为贸易史上的一项纪录。
6月23日,欧盟与美国一起将中国告上WTO,还决定自今年8月起,对产自中国的金属盘条征收为期五年的反倾销税;印度政府则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轧制品征收14%的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征收30%的保护性关税。
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5月,中国遭遇“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调查46起,涉及出口额76.36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131%,而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为62亿美元。
缘由
近年来,中国遭受的贸易摩擦与日俱增,金融危机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增速是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3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0%。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升至60%,远超世界平均的41%;中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出口占全球总额的比重达8.86%,贸易顺差则超越德国,位列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矛盾也日益突出。WTO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在题为“中美贸易冲突与WTO的未来”的报告中称,即便在金融危机未爆发时,中美双边的摩擦便时有发生;面对经济衰退和持续恶化的失业率,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只会更加恶化。
WTO年初的一份报告认为,各国应对经济衰退的临时性措施,会最终演变成保护本国落后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告称,历史数据表明,贸易救济措施的增加,通常会在产业或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一年后出现。WTO7月1日发出警告,贸易保护主义正愈演愈烈。在过去三个月里,欧盟和24个国家共出台了83项贸易保护措施,是同期贸易自由化措施的两倍多。中国对外贸易目前的遭遇,或是各国加强推行贸易救济措施的体现。
为应对外需萎缩,中国政府提出外贸要“保市场、保份额”。在此目标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被不少国家认为颇有贸易保护主义之嫌,其中出口退税表现得最为明显。
2008年8月至今,中国政府先后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的商品税号超过8000个(次),其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中国政府解释称,出口退税是中性贸易政策,全额退税、让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是国际贸易的惯例。中国上调出口退税率,只是将属于企业的那部分还给企业。
但财税方面的专业人士提醒,由于中外税制存在差别,中国如果按17%进行退税,实际上不只是“全额退税”,而是“超额退税”,相当于给了企业补贴。
此外,政府的一些其他做法,也不免授人以柄。今年6月4日,九部委正式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应当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必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商务部、发改委强调,此举针对的是前阶段中国一些地方在招标采购中出现歧视本国产品的做法,但西方人对此很难理解,并很容易将其解读为“购买中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更易强化各国的这种看法。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出口总额下降24.1%,同期中国出口下降22.7%,表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降反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认为,其他国家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一方面想限制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拉动本国经济。
来自各国国内的工会的强大压力,也是一大原因。以美国为例。美国今年以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主要集中在钢铁相关产业。宋泓告诉《财经》记者,美国的钢铁行业竞争力很弱,但其工会活动能力很强。每当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发起一项新的调查,或是作出某项裁决,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都会在其网站上作出回应,为政府的行为叫好。该网站从4月底至今的推荐头条,一直都是“FIGHTING BACK”(反击),针对的是从中国进口的轮胎。
反击
对于美欧诉诸WTO的案件,按照WTO惯例,在美国、欧盟提出正式咨询要求后的60天内,中美欧三方将进行磋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将进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式过程。
此前,美国曾七次将中国告上WTO争端解决机制,其中大部分在咨询阶段即获得解决。有观点认为,这次可能也是如此。美国、欧盟诉诸WTO,更多的是为了缓解国内的压力。一旦进入正式过程,可能花费几年的时间,结果也不一定如其所愿。
据了解,目前中方已经收到美、欧的磋商请求。中方将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有关磋商请求。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更多地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案件中。截至2008年底,中国只提交了三起案件。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今年6月,中国接连向美国发起反击。6月1日,中国商务部对原产美国的进口取向电工钢(硅钢)发起“双反”调查,这也是中国政府发起的第一起“双反”调查案件。
在欧美诉诸WTO的同日,中国也通过常驻WTO代表团致函WTO争端解决机构主席,要求WTO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审查美国有关限制中国禽肉进口的措施。这一行为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大为解读为“以牙还牙的谈判招数”,认为这明显是针对美国发起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案。
查德・鲍恩认为,中国开始主动发起调查,可能有两个考虑,首先是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案件的反击,二是反映了中国出口商对国际贸易的系统性考虑。
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意见。比如澳大利亚,一方面在中国进口其矿产品或参股时,要么提高价格,要么限制参股;另一方面对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像金属制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宋泓认为,对一些在经济领域不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不应该一味表示遗憾,而是要有贸易报复措施,并且在经济领域的其他交往中,也可以进行一些限制。
中国政府官员的表态,也暗示中国的反击会逐渐增多。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日前在《经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对待国际贸易摩擦,一方面要通过多双边谈判,加强磋商和沟通,妥善化解摩擦,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要根据WTO规则加强交涉,最大程度争取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也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开展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情况,并保留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外贸行业调查报告篇8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是指国家对企业用于技术更新改造项目的中短期贷款（不含流动资金贷款）利息给予的适当资助。
第三条安排贴息资金的原则是：
（一）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强产品竞争力；
（二）有利于节能降耗，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三）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技术更新改造；
（四）有利于激发、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更新改造与产品研究开发的积极性。
第四条安排贴息资金的项目范围是：
（一）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项目；
（二）节能降耗，减少污染、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
（三）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增加品种规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项目；
（四）推动产品结构调整的项目。
第五条企业申请贴息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
（二）项目贷款经国家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批准同意，企业与承贷银行已签定贷款合同；
（三）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经项目立项审批部门或项目立项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四）项目在合理工期内竣工；
（五）项目投资决算不超过概算的20％；
（六）项目未列入其他贴息计划。
第六条企业申请贴息的项目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申请表》（见附表一）；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立项审批部门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或项目立项主管部门对项目的备案许可；
（三）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及项目立项审批部门或项目立项主管部门对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的批复文件；
（四）承贷银行出具的项目贷款合同及合同项下的借据和利息结算清单。
第七条贷款项目的贴息率最高不超过该项目当期的银行贷款利率，贴息期限最多不超过3年。对借款单位逾期不归还银行贷款产生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罚息，不予贴息。
第八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局）和财政厅（局）对地方管理企业申请贴息的项目进行联合审核汇总后申报；中央管理企业直接申报。
申报贴息的项目文件应于每年9月1日前提交外经贸部和财政部。包括：
（一）贴息资金申请报告；
（二）《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申请汇总表》（见附表二）；
（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有关材料。
第九条外经贸部和财政部应组织专家对申请贴息的项目进行审核后下达贴息资金。中央管理企业的贴息资金由财政部直接拨付；地方管理企业的贴息资金由财政部拨付地方财政部门并通过其转拔。每年12月31日前应将贴息资金下达到项目承担单位。企业收到贴息资金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
第十条外经贸部负责技术更新改造贷款项目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财政部负责贴息资金的审核、拨付、监督检查工作。
财政部和外经贸部共同负责技术更新改造贷款项目的追踪问效工作。
第十一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局）和财政厅（局）应定期对技术更新改造贷款项目的执行和贴息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贴息资金及时到位，并负责于每年3月1日以前向外经贸部和财政部联合报送上一年度贴息资金的年度使用报告。报告应包括贴息资金的拨付、使用、贷款项目预期效益与实际效益比较等情况的科学分析和评价。
第十二条申请或取得贴息资金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行为：
（一）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作他用；
（二）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贷款贴息资金；
（三）挪用或截留侵占贴息资金；
（四）拒绝有关部门依法监督、检查，或对有关部门依法监督、检查不予配合。
第十三条对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依法进行以下处理：
（一）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二）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O元以下的罚款；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0元以下罚款；
（三）收回已取得的贴息资金；
（四）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有关企业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五条外经贸部可依据本办法按照行业特点分别制定技术更新改造贷款项目贴息具体实施规则和流程。
第十六条本办法由外经贸部和财政部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