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范文

外贸篇1

一、外贸与传统的比较

《暂行规定》对外贸划分了几种类型：其第一条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其第二条规定，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需要进口或出口商品（包括货物和技术），须委托有该类商品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双方的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从以上两条规定来看，只要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不管被人是否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一律适用《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中的第二种，通常是在委托人没有某类商品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对于这些委托人来说，外贸在其对外活动中不是必然发生的。而第二条规定的情况，外贸在委托人对外活动中是必然发生的。外贸存在的弊端也主要是与后两种委托人所进行委托相联系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是指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民法通则》中，的名义、的法律责任等都是明确的。外贸制中的并非《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传统相比较，其不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名义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的。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人应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约。这就使外贸与传统有了根本的区别。名义在法律上体现了主体，名义不同意味着主体的不同，即权利义务承担者的不同。

第二，名义合同责任与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之间的关系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订立合同，但不一定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有时在外贸合同中指明或以其它合同载明委托人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从而使名义与实际责任相分离，是一种“责可旁贷”的形式。在传统中，被人只对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如果人不是以被人的名义或超越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除非得到被人的追认，一律应由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行为完成后人的地位不同。在外贸中，作为人的外贸企业完成其行为后，由于名义关系，不可能退出或完全退出关系。在传统中，人根据委托人授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行为完成，人就退出关系，余下的是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因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二、外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委托合同的效力。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经过国家审查批准，有关企业才能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才能够经营进出口业务。所谓对外贸易经营权就是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合法资格，凡是没有取得这种合法资格的，一律不得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也就没有签订涉外经济合同的权利能力，他们与外商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委托的前提是委托人的权利，换言之，委托人可以将自己享有的权利委托给人而不能将自己没有的权利“委托”给人。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委托也无从谈起。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必须授权，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当然无法进行授权。在外贸中，作为委托人的国内公司、企业多数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也就是说，没有对外签订经济贸易合同的权利能力。既然委托人连权利能力都没有，怎么有资格委托人签订对外经济贸易合同呢？由于国内委托单位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根据我国关于合同无效的现行法律规定，它对外贸企业的授权也是没有效力的，外贸企业根据这种无效授权而签订的外贸合同是形式上有效而实质上无效的合同。

但是，《暂行规定》却肯定了这种无效授权。除第二条规定外，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委托协议应包括的内容之一是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授权范围；接着，又规定了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以委托协议建立起来的权利义务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上肯定这种无效授权是很值得商榷的。反言之，法律上所作的这一规定就是在立法上鼓励规避法律的行为，其直接后果是使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限制名存实亡。一方面，国家对外贸经营权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又允许以这种无效授权对这一限制打开缺口。这在法律逻辑上自相矛盾。

（二）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和外贸的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外贸企业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性质的确定，反之亦然，外贸性质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到外贸企业地位的确定。在外贸关系中，一般有三方当事人，即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和外商。对于国内单位而言，外贸合同不是以它的名义签订的，所以它不享有主体资格，当外商违约时，它也没有直接对外商提起诉讼的权利，只能通过外贸企业对外商起诉。对于外贸企业而言，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合同的履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是国内委托单位，合同能否履行或能否正确履行完全取决于国内委托单位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外贸企业是无法保证合同履行的。对于外商而言，只能要求外贸企业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要求国内委托单位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国内委托单位与外商没有形成法律关系。

由此可见，在外贸关系中，外贸企业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它既不同于外贸企业自己作为独立买卖合同关系时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于传统关系中人的地位。因此，必须对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作出界定。但是，《暂行规定》并没有对外贸企业的地位作出界定，《暂行规定》第23条、第24条关于争议解决的规定就明显反映出外贸企业地位的不确定性，例如第23条规定，当外商提出索赔时，受托人应及时向委托人转交外商提供的索赔证件。委托人接到索赔证件后，应根据委托协议及时理赔，第24条规定，受委托人有义务按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外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委托人承担或享有。根据这些规定，在外贸的索赔关系中，外贸企业实际上处于中介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多少只能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来决定，反之亦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商或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对国内委托单位或外商负什么责任，《暂行规定》并不明确。所以，《暂行规定》施行的结果往往是将外贸等同于传统，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等同于传统人的地位。既然如此，《暂行规定》将以外贸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与以国内委托单位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区别开来而适用不同法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可以说《暂行规定》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不大。

三、完善我国外贸制的思考

（一）明确外贸企业的地位，确定外贸的性质，并据此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集中规定了制度的原则和基本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制度有了坚实的基础。但应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跨国界的民事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已成为人们实现其民事权利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以充分促进贸易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很明显，仅有《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是远远不足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发展了制度，其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但关于外贸存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外贸从其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来看，既不像大陆法系的间接，也不像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笔者认为，确定外贸的性质和人的地位宜重点研究大陆法系的间接和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的相关制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大陆法系中的间接具有以下特征：（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390页。）

1.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这是间接与直接最重要的区别，间接人虽然接受委托，但不必将其真实身份告知第三人，第三人也不需要知道这种关系。对第三人来说，他直接与人打交道，而与人的委托人没有任何关系。间接的这个特征，使得第三人在与人订立合同时，视人为合同当事人，人也将自己置于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而不是人。在这里，关系是隐藏在人与被人之间的一种内部关系。

2.行为的后果不是直接归于被人，而是间接归于被人。所谓间接，是指先由人自己对第三人承担一切后果，再由人将这些后果转移于被人。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行为的后果最终由被人承担，这一点表明了间接是属于关系这一本质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其次，后果的归属不像直接那样直接归于被人，而是经由人转给被人。

3.第三人与被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人不能直接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样，第三人也不能直接对被人主张权利。

普通法中根据人在交易中是否公开被人姓名和身份分为几种情况：（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7页。）

1.公开被人。又称显名。即人在交易中既公开被人的存在，也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签订本合同。

2.不公开被人的姓名。即人在交易中公开被人的存在，但不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人”的字样。

3.不公开被人的身份。即人在交易中不公开被人的存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

以上前两种情况类似于大陆法的直接，第三种情况则近于间接。第三种情况下的法律关系与前两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未公开被人身份的使人原则上与第三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两个实质有联系的合同基础上，即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和人与被人之间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约，但却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按照普通法，在不公开被人身份的中被人可以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即所谓行使介入权，假如不公开身份的被人行使了介入权就应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相应地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请求权，如有必要还可直接向第三人提起诉讼。由于被人的存在，第三人对根据其与人签订的合同享有的请求权，既可以向人提出，也可以向被人提出，由其在人与被人之间作选择。第三人一旦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方，就不得再向另一方行使请求权。（注：赵秀文：《国际商业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大陆法系中的间接或是普通法系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都有确定性，人的地位也是比较明确的，并依据这种定性和定位特别从第三人与谁订约的角度确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大陆法系的这种做法也为《统一法公约》和《合同统一法公约》所接受。（注：赵威：《国际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9页。）笔者认为，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做法值得借鉴，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普通法中的介入权的规定，可以考虑将介入权引入我国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使之更合乎法律应有的公正性。这对于理解和处理外贸中第三人与被人的关系并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普通法上的制度，不论采用哪一种形式，实质上都确认了被人与第三人之间可以在法律上发生联系，在人不公开被人的存在而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情况下，被人可以合法地行使其介入权，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而被人行使介入权后必须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第三人在主张权利时，如果存在被人，也可以在人与被人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从实际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第三人明知被人的存在，却同意与人进行交易，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人看中人的资金和信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被人与人订立的是一个合同，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是另外一个合同，这两个合同表面上是互不相干的，但从实质上看，人正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才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如果没有被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就不可能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

间接通常涉及三方当事人与两层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是：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外商；两层法律关系是：国内委托单位与外贸企业的委托关系，外贸企业与外商的买卖关系。笔者认为，关于外贸的立法或实务操作应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被人行使介入权对法律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被人没有行使介入权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前者涉及我国立法上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及其后果（限于篇幅，恕不赘述）。后者不涉及这些问题。在被人不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外贸的法律关系一般应按下列方法处理：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也应以委托合同为依据。具体而言，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的多少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而定，如果外商无理拒赔，外贸企业不对国内委托单位负赔偿责任。外商与外贸企业的买卖关系是以买卖合同为依据的，因此，外商的索赔亦以买卖合同为依据。外贸企业应对合同负完全的责任，尽管违约是由于国内委托单位的责任所引起，外贸单位也不得推卸责任，外商的索赔不宜视外贸企业对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情况而决定，如果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就合同的范围对外商理赔。外贸企业对外商理赔后，可以根据委托合同的规定对国内委托单位进行追索。

（二）逐步取消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我国的外贸制实质上是由于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所引起的，这与大陆法中的间接，普通法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的产生原因均不相同，总而言之，前者是由于国家干预外贸活动所引起，后者是基于商业原因所引起。原因不同，法律后果也不相同。如前所述，国家一方面限制对外贸易经营，一方面又允许通过而实质上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并且毫无必要地导致当事人合同的无效，这是一种法律效益的浪费；基于商业原因的间接，不公开人身份的不存在法律逻辑自相矛盾和法律效益的浪费问题。按照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当事人的能力，适用该当事人的属人法，即当事人国籍所属国或住所地国的法律。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许多企业都不具备订立国际合同的能力，即使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还有经营范围的限制，即限于某种或某几种货物的进出口。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如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或者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或原材料，必须委托外贸公司或其他企业签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许多公司和个人依其本国法，都具有对外贸易的权利能力。因此，对外贸易经营权限制的实际效果是作茧自缚，使我国当事人在涉外诉讼中多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我国法律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对无效合同除互相返还货物、货款外，还应根据引起合同无效的责任大小相应地承担损失。这么一来，违反对外贸易经营权限制而引起合同无效往往就是我国自己的企业。实践证明，在对外诉讼中这是一条难以摆脱的“辫子”，时常被对方抓住。

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限制实质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仍然难以一下取消，但毕竟不是发展的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愈来愈必须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如果国家还把国内企业捆绑得太死，这些企业就不可能与外国企业、境外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并终将被淘汰出局。

外贸篇2

「关 键 词合同法，，外贸制

「 正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已于今年的1月1日正式施行了。这部法律对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法中许多新的规定对于弥补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就《合同法》与以往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外贸制方面进行比较，从而认识新颁布的《合同法》对推行我国外贸制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 国外关于制度的法律规定

当今世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制度，即大陆法系的制度和英美法系的制度。

大陆法系将分为直接和行纪（亦称间接）。直接是指人在权限内，以人的名义同第三人签订合同，其效力直接涉及被人，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行纪是指行纪人即间接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行纪人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行纪人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权利。本人（委托人）不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他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除非行纪人将合同转让给本人（委托人），否则本人（委托人）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合同的权利，第三人也不能直接向本人（委托人）提出要求。

英美法系则将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显名，即人以被人的名义同第三人签订合同，在合同中公开被人的姓名，公开关系的存在，因而该合同的当事人是被人和第三人，并由他们承担该合同的法律后果。这种相当于大陆法系的直接；第二种是隐名，人在签订合同时，公开关系的存在，承认自己的人的地位，但并不向第三人公开被人的姓名，该合同视为被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并由其承担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三种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不公开关系以及人的存在，该合同视为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并由其承担合同的法律后果。在合同履行或诉讼过程中，被人可以追认合同，从而取得合同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第三人也因此有了选择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可向被人或人要求承担合同义务。

二 我国外贸制的沿革和发展

所谓外贸，就是由我国的外贸公司充当国内客户和供货部门的人，代其签订进出口合同，收取一定的佣金或手续费的做法。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外贸公司在出口方面一直是采取收购制，即由外贸公司用自有资金向国内供货部门收购出口商品，然后由外贸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自营出口，自负盈亏。推行外贸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即改为由外贸公司接受国内供货部门的委托，代其对外签订出口合同，代办出口手续，收取约定的佣金，至于出口的盈亏则由国内供货部门自负。这项改革的主要好处在于：它有利于国内供货部门了解国际市场对产品的要求，促使他们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其竞争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增强国内生产供货部门对履行出口合同的责任感，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减轻外贸公司在收购出口货源方面的财务负担，并使外贸公司的经营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对于工贸双方都十分有利。

我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把“推行外贸制”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了“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外贸制”的外贸改革方针。1996年李鹏总理在第80届广交会接见海外客商时指出：“对外贸必须进行改革，推行外贸制，促进市场多元化，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剧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的需要”。再次把制与外贸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然而十多年来，外贸制的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1990年全国出口比重为7.2％，此后逐年下降， 1994年仅为1.4％。造成外贸制有推无进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就在于新《合同法》实施前，我国有关外贸的法律法规存在着内容不统一，涵盖不全面，关系缺乏整体性等诸多问题，以致严重阻碍了我国外贸制的依法推行。

三 《合同法》实施前我国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制度的主要规定体现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该法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看起来《民法通则》对外贸作了规定，但却没有涵盖一部分实践。因为在我国外贸依据委托人是否具有外贸经营权可分为两种情况：（1 ）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为另一家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2）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 企业为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进出口业务。在第一种情况下，人可以用被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因为被人也有对外经营权，在采用此种做法时，人与被人及他们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人却不能用被人的名义签约，因为被人没有外贸经营权，依照我国法律不能签订涉外经济合同，所以第二种情况在《民法通则》中找不到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我国《民法通则》只承认直接却未规定间接。针对此种特殊情况，1991年8月29 日对外经济贸易部了《关于对外贸易制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依照该规定，对有别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另一类外贸要使关系合法成立就必须先有一书面的委托协议即由被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约，然后，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进出口合同。在合同履行中或履行完毕后，如果被人即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国内用户或供应商，在合同的履行中有任何过失或错误，导致外商据此索赔，那么外商的索赔对象只能是人而不能是被人。反过来，如果外商的履行与合同有任何不符，那么无论是进口合同中的真正买方还是出口合同中的真正卖方均无权直接向外商索赔，而只能委托他们各自的人对外索赔。这对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而言就出现了“对内收取1％的费，对外却承担100％的责任”的不公平现象，对无外贸经营权的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来说，一旦出现第三方违约且方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不合作态度，则会人为地增加解决争议的难度，提高外贸业务的实际成本。此种情况下，外贸中的双方当事人都缺乏安全感，对外贸望而生畏。加之《暂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法律效力不足只能作为参考。《暂行规定》的这种尴尬处境一直未解决。

到1994年7月1日，与《民法通则》具有同等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以下简称《外贸法》）出台了，人们以为该部法律可以为《暂行规定》提供一个立法依据，使有别于《民法通则》的另一类外贸有法可依。然而《外贸法》中规定外贸的只有第13条，该条规定：“没有对外贸易经营许可的组织或个人可以在国内委托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其经营范围内代为办理其对外贸易业务。接受委托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关的经营信息。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应当签订委托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这也就是说《外贸法》确认了外贸制的合法存在，但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加以推理：《外贸法》是一部特别法，当特别法没有详细规定的内容，则应遵守一般法即应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由此可见《外贸法》自身对外贸没有任何新规定，也并没有为《暂行规定》提供任何立法依据。有别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另一类外贸仍然无法可依。直到今年的10月1日， 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才打破了外贸制的尴尬处境。

四 新《合同法》为推行外贸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新《合同法》对制度的有关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制度，象《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 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合同法》第403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共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依据上述两法律条文的规定，允许受托人用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没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可以委托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其与外商签订外贸进出口合同。即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成为了可以用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订立合同的受托人。这即说明了《合同法》允许有别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另一类外贸的合法存在。同时依照《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在此种外贸的情况下， 第三人（外商）在索赔时一旦知道有被人（委托人）的存在则他的索赔对象可以直接是被人（委托人）。这有利于第三人（外商）有效行使其合法权利，保护了第三人（外商）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另一方面，《合同法》第403 条的规定无疑解决了《暂行规定》下出现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因为一方面当第三人（外商）违约，真正的买方（或卖方）将有权直接向外商索赔，而无须再依赖人。这将有利于纠纷的迅速有效地解决并有利于降低业务成本。另一方面，当因委托人的原因造成违约时，不论第三人选择谁为其相对人主张权利都不会再出现人“对内收1 ％的费，对外却承担100 ％的责任”的这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不公平现象。也就是说《合同法》有效地解决了《暂行规定》及《外贸法》在外贸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至此，我国外贸制中具体存在的两种的效力在我国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当出现前述第一种时，我们仍然可以准确地适用《民法通则》；而当出现第二种时，我们可以通过适用《合同法》来明确关系中各方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说《合同法》为我国外贸公司及国内企业实施进出口提供了更加全面均衡的保护，为推行外贸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必将有利于推动外贸体制改革，有利于我国外贸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晓红，我国外贸制研究［J］，国际商报，1997，16—19。

[2]外经贸部人事教育司编，对外经贸理论与实务（上）［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279—284。

外贸篇3

【论文摘要】 在国际贸易中，出口是普遍采用的贸易方式。随着我国外贸行业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外贸体制已经逐步成为现有外贸企业日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现行外贸出口的流程入手，分析了挂靠业务形成的原因，指出了该业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论文关键词】 外贸制 出口 挂靠出口业务 外贸出口业务可简单地划分为两大类：自营出口和出口。在国际贸易中，出口是普遍采用的贸易方式。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业务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外贸行业体制改革的现时外贸企业实践中，真正的出口业务并不多见，相反，却存在着大量特殊形式的出口，称为“挂靠出口业务”，这些业务，即不是严格意义上业务，也非传统自营出口业务，因此，文章对挂靠出口业务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形成原因加以探讨。 一、挂靠出口业务的主要流程和业务特点 1.挂靠出口业务流程。首先，由挂靠人找好国外客户，并与之谈妥出口业务的各项条件；然后又联系了生产厂家，确定了收购货源的各项条件；然后与外贸企业单独协议，对手续费或费等予以约定。第二，挂靠人让外贸企业分别与国内生产企业签订形式上的《出口商品供货合同》和与外商签订形式上的《外销出口合同》，国内生产企业直接向外贸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由外贸公司办理退税手续。第三，挂靠人根据需要，安排、指挥外贸公司支付国内生产厂家货款的时间和金额，以及出口业务中各种费用支付的时间和金额。第四，以某种事先的约定方式，将扣除费后的出口业务利润和退税款转到挂靠人名下。 2.挂靠出口业务特点。从上述“外贸”业务的过程不难看出，该类业务操作所反映出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挂靠人是出口业务幕后真正的控制人，外贸公司是名义上的操作人，的实质，自营的形式。 为什么一项非常明显的出口业务要做得如此复杂呢？关键问题在于出口退税。国家规定，出口应由委托方办理退税手续并享有退税的利益，方不能办理退税。而大多数的挂靠人根本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而他们又想获取退税的好处。于是，就让外贸企业与国内生产企业签订形式上的《出口商品供货合同》，国内生产企业直接向外贸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由外贸公司办理退税手续，再将退税款转到挂靠人名下。一项原本应为“”的业务，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外贸公司完全的“自营”方式。 二、特殊出口业务形成的原因 挂靠出口业务最早产生于从专业外贸公司游离出来的外贸个体户，当时一方面，由于外贸公司因体制僵化、经营呆板，包袱沉重，经营日趋艰难，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外销业务员觉得自己在国有企业干吃了大亏，“辛辛苦苦十几年，不如自己干半年”，纷纷将公司业务转成个人掌控，但当时因外贸经营门槛太高，一般无法取得进出口权，所以，有的名为公司职工，实际将业务在外挂靠，个人牟取利益；有的干脆辞职，将业务带走，挂靠某个公司单干，当时公司即使采取再优惠的政策，也不可能让业务员将一单业务利润的99％甚至更多拿走，而在外挂靠，只需交给外贸公司1％甚至千分之几的费，则可以轻松将其余利润全部拿走。 对外贸公司来说，业务员将业务纷纷带走，经营就更加如履薄冰，不得不靠进出口权这块无形资产来开拓业务，手续费降至千分之几，甚至有的不要费，有的还代垫货款或退税款，目的是上进出口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规模也是一种效益，如：有了一定规模才能评为重点出口企业，就能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这些会促使更多的人上门。所以，就有了甘心情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企业，也就有了“真假自营”的现象。 虽然2011年颁布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外贸经营权的获取由审批制全面转为登记制，外贸经营门槛大幅降低，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快速增长，但是挂靠业务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并且还十分活跃。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从登记制变为备案制，明确规定个人可以进行外贸进出口业务，但是，出口退税政策却没有大的改变，仍然要求个人只有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且必须是一般纳税人，在进行税务登记后才能办理出口退税，实际工作中操作较困难。（2）出口量较小的情况下，重置外贸功能所支出的成本可能比外贸企业的费还高，其经济效益不一定高于通过委托外贸企业出口的方式。海关、商检局、外管局、商务厅、技术 监督局、工商局、税务局、商会等各个管理部门的注册、年审、培训、稽查、软件、会费，一样也不能少，这方面的费用每年估计大约在5万元左右。如：加入任何一家商会（五大进出口商会）的注册费是8000元，以后每年的年会费根据上年的实际进出口额收费，最低收费是4000元。不加入商会，企业就无法参加广交会，就不能出口某些商品。再如：各部门年检时，又要求出具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审报告，而取得这样一份报告至少也要3000元。各部门不仅要求有经过专门培训、持证上岗的专业人员，如加工贸易申报员，核销员、退税员、办税员，还要购买各种申报软件等等，每项费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3）企业在国际沟通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熟悉外贸运作流程、国际贸易惯例和海外市场，这些优势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获得。而相当部分的拥有外贸经营权个体企业直接出口时才发现遇到的种种客观困难所耗费的精力与财力比预想的要大的多，而借助大型外贸公司的知名度和商业信用，以及熟练的业务技能，可得到优惠便利，节省办公费用，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开发客户和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挂靠者甚至在自己家中用一台电脑即可完成外贸交易。这种自由的SOHO（small-home office－home）方式颇受有经验的外贸人的欢迎。 三、特殊出口业务存在的问题 表面看来，挂靠出口对双方都有利，挂靠人利用外贸企业的信誉、经营资格谋求更多的利益；外贸企业从挂靠人的经营活动中取得一定利益。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其实双方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风险是不对等的。被挂靠外贸企业只享有收取相对较小数额收益的权利，但却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体现在： 1.以外贸企业名义对外签订收购及外销合同，工厂向外贸公司开具发票，外贸办理退税，在法律上证明外贸公司已经收到等额的货物，必须履行支付等额货款的义务。若发生外商不支付外汇、挂靠人员将资金境外转移、工厂货物有问题等无法履行等情况时，外贸企业就会陷入法律纠纷，打起官司来外贸公司必输无疑。无数例子已经证明而且一直在证明这点。 2.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风险。从上述挂靠业务的流程可以清晰的看出，挂靠人是真正的操盘手，外贸企业只能从发票上看到工厂名称、产品的名称，不知道工厂的情况，更不知道货物是不是该工厂生产的，若这期间有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购买假发票等行为，将给外贸企业带来巨大危害。 3.出口退税上的风险完全由企业承担。外贸公司只做外销单据，从不跟外商联系，典型的不见出口货物、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这种“三不见出口业务”，是国家长期以来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要严厉处罚。如果办理出口退税，单证出现问题，涉嫌骗税，那么企业就要全部承担因出口骗税引起的所有惩罚，情况严重，可能停止企业的出口退税资格，所有应退税资金成为呆账，而导致企业崩溃。 4.税收方面的风险。挂靠业务的利润和退税款除费外，全部归挂靠人，这些所得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实际工作中，挂靠人用寻找搜集来的各种发票（甚至是虚开的发票）、支付假佣金、支付劳务费等花样繁多的手段将利润拿走，个人所得以外贸公司各种费用的形式转化了，偷逃了大量的个人所得税，外贸公司既有协助他人偷漏所得税而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也有不按规定取得发票受到税务机关罚的风险，另外，外贸公司的费所得，因做成自营，账面已经显示不出来，也漏交了营业税、城建、水、教育费附加，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5.“挂靠”经营方式虽然不是企业自营业务，但为了拿到出口退税，必须在形式上符合国家的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要求，账面必须按自营业务来进行核算，违反了会计真实性原则，财务账面所反映的不是经济业务的实质，外贸企业只是一个票据流转中心，一台收汇机器、付款机器、退税机器，很多财务分析指标失去其真正意义的。 6.将挂靠业务利润拿走，挂靠人采取寻找、搜集来的各种发票（甚至是虚开的发票）、支付假佣金、支付劳务费等花样繁多的手段，造成外贸公司费用支出完全听从“挂靠”人员的决定，不相关的费用、支出随意入账，利润反映不真实，会计报表反映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的状况已经不代表企业的真实情况，报表项目虚增虚减现象越来越多，报表盈亏完全是人为结果(报表无法反映挂靠费的数额)。 “挂靠”这种经营模式已存在了近十年，有的甚至更长，目前已是部分外贸专业公司维持现状、求得生存的一种主要的形式。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外贸企业的暂时稳定，但是确实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挂靠 ”经营与国家大力提倡外贸“制”的初衷是有违的，我们应尽快在的法律规范、各项管理措施和手段、经营环境和秩序加以完善，才能消除我国外贸制度实践中存在的混乱状况，使外贸制朝着规范化和效益化的方向发展。

外贸篇4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外贸篇5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2－0076－03

2007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实体经济也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经济刺激，2009年第2季度以来，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全球已经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进入“后危机时代”。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就中国而言，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极为复杂和严峻，这对国际贸易人才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因此，国际贸易教学需要适应这些变化和要求进行改革。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1.汇率风险增加。汇率是开放经济下的重要变量，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进出口商品定价和结算，进而影响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美元的钉住，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汇率风险，也便于外贸企业对出口收益、利润进行预测和控制。在后危机时代，一方面美国为转嫁危机给其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如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等)，同时也出于政治需要，发起了一场汇率战争，将美国经济失衡归罪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指责中国为“汇率操控国”，并拉拢盟友逼迫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另一方面美国推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美元的不断贬值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其他国家货币“被升值”。为遏制本币升值过快，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日本、韩国等国也竞相干预本国汇率。我国在2010年6月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日均波幅千分之五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增强，且升值幅度日益扩大。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增加，加剧了企业出口贸易所面l临的汇率风险，使得企业的经营利润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人民币的加速升值，也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贸易摩擦常态化、新型贸易壁垒频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相应地发生贸易争端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自1995年世贸组织(WTO)成立以来，我国就经受着来自各国的贸易摩擦案件的困扰。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挑战，外国对华贸易争端频频发生。此次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遭受重创，为了恢复本国经济，旨在打击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兴起，而中国成为重点攻击对象和最大受害国。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会立即减弱，尤其是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还会长期化、常态化。近年来，与中国相关的贸易摩擦已经覆盖整个贸易领域：从低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层面蔓延，贸易摩擦个案的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此外，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保护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除了“两反一保”(反补贴、反倾销、特别保障)等传统的贸易壁垒。337调查、技术贸易壁垒、电子垃圾处理法贸易壁垒、非市场经济地位壁垒、绿色贸易壁垒、SA8000标准等新型壁垒越来越多并被频繁地使用。我国外贸企业和行业遭受的国际贸易摩擦不仅数量急剧增加、涉及面更广，而且程度也日益加深、应对更加困难、不利影响更大。

3.履约风险增加。国际贸易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履约风险也更大。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环境极为不利：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萧条，国外进口方往往以削减成本等理由要求更换结算方式，如从信用证改为托收或汇付，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结算风险。即便是相对安全的信用证，如遇银行破产倒闭，出口企业同样面临结算风险。此外，国外进口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以各种理由拒收货物，增加了履约风险。另一方面，出口商品因人民币汇率升值逐渐丧失其价格优势，市场竞争力下降，这也使得我国在获取外部订单时谈判能力减弱，可能被迫接受不利的结算方式，最终使得履约风险增加。在国外市场需求下降的形势下，为拓展市场，我国企业可能会扩大与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但这些国家的信用制度建设落后，履约风险更大。

4.政策和政治影响增强。国际贸易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国内外各项经济政策和政治因素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后危机时代，各国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政党为增加各自的政治影响力，频频推出各项政策，涉及的范围更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如利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影响本币汇率，进而影响进出口贸易；利用产业调整政策和能源政策引导外贸产业的结构调整，间接影响本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利用出口退税政策扶持本国外贸企业；利用环保和关税政策抑制外国产品的进口。

二、“后危机时代”对国际贸易人才的新要求

1.较好的市场敏感度和良好的分析能力。面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国际贸易从业人员需具备较好的市场敏感度和良好的分析能力，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并能运用所掌握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分析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给国际贸易活动带来的贸易机会和威胁，为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拓展提供预测和参考。针对国外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形，要不断拓展国际贸易市场，这就需要国际贸易从业人员掌握经济地理知识和相应外语，了解拟进入市场的经济状况、信用和法制体系、社会文化等，从而制定合适的国际贸易战略。

2.较强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面对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汇率风险、履约风险、政策风险加大，国际贸易从业人员需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在拓展国外市场时，要充分掌握相关国家的政策，尽可能减少政策风险；同时要对外国客户进行详实的资信调查，尽可能选择信誉可靠的客户，减少交易风险。在与外商进行业务洽谈和签署合同时，要充分考虑汇率的变化，选择对我方有利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并且运用外汇市场的交易活动进行套期保值，尽可能规避汇率风险；争取选择对我方有利的贸易术语和结算方式达成交易，如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尽量减少结算风险。在具体的履约过程中，要做好船货衔接、报关报检等工作，同时办理相关保险，以防范贸易活动中的风险。

3.较强的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面对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壁垒频出、贸易摩擦常态化，国际贸易从业人员需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在贸易活动中尽可能按规则行事，减少外国对华发起贸易争端的机会。而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也能

运用相关的规则积极应对，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另外，也可以运用WTO的相关规则向外国提起贸易争端，合法保护本国外贸企业的发展。

总体而言，后危机时代复杂而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与国际贸易活动相关的多方面知识，并善于将这些知识加以整合，同时转化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职业能力。

三、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高校众多，毕业生的数量也不少，社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也很大。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国际贸易人才的供求矛盾：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许多外贸企业招聘不到满意的国际贸易人才。这种结构性失衡反映了我国国际贸易专业教学存在严重问题。

1.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不明晰。为区别于职业学校培养“岗位技能型”国际贸易人才的专业定位，普通高等院校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定位一般都是培养“国际贸易高级专门人才”。但这种定位还不够明晰，未能很好地反映社会对现代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在具体贯彻时又往往异化为培养“理论型人才”，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结果导致毕业生对国际贸易具体业务缺乏了解，也欠缺基本的职业能力。

2.课程设置不合理，实验教学缺乏。普通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如下问题：重理论类课程、轻实务类课程，重纯经济类课程、轻国贸类专业课程；国际贸易专业与其他经济类专业的课程趋同，如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等，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函电、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外贸单证、国际贸易模拟等重要的专业类实务类课程有些未纳入教学计划中，即便是有些学校开设了相关的专业课程，也没有很好地考虑课程之间的协调，课程安排不当，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偏课堂教学、轻实验教学的问题。一些学校受资金、场所、师资等方面的限制，实验室建设滞后，没有借助于相关的国际贸易实务模拟软件和资源平台进行实验教学。另外，许多学校未能重视实习场所和实习基地建设，学生缺少实践机会，业务能力难以提高。

3.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尤其缺乏。一方面，普通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大多是经济学硕士或博士，他们具备较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但缺乏外贸实践工作经验，对国际贸易实务也缺乏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讲授实务类课程时往往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业务来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实务类课程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授课教师在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缺乏动力，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较差。

四、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建议

为实现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零对接，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亟待改革。在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结合后危机时代对国际贸易人才的社会需求，明确国际贸易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对于广大的普通高校而言，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素养，系统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决策工作的应用型现代国际贸易人才。应用型现代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以能为本，实施厚基础、重实践、宽口径的培养模式。为此，应强调“以能为本”，重构教学计划和教学体系，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增设实务类课程。国际贸易专业不仅要开设常规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且要增设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务函电、WTO规则等重要的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为学生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2.更新和整合课程教学内容，拓宽知识领域。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设置要遵循教学规律，强化课程间的衔接，理顺课程学习顺序，协调各门课程内容，取消相对陈旧的课程，重新规划每门课程的内容，避免重复，形成有机衔接而不重复的系统课程教学体系。此外，还应通过课程的设计与安排，改变过去专业知识结构单一、僵化的局面，使学生获得更广博的知识基础和视野。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与时俱进，关注现实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政策，不断将最新的信息纳入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的知识动态化。

3.强化实验教学。在学生系统掌握国际贸易相关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验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一种方式是利用实验教学软件，开设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验课程。针对国际贸易交易中的具体环节和程序，采用模拟仿真的方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互联网络通信技术，构造一个全新的教学应用平台。借助于这一平台，学生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国际贸易活动的整个流程。学生被分配在不同的岗位角色，参与到模拟的业务流程中，完成各自的任务，能训练学生整合所学知识处理实际业务，提高其业务操作能力。如交易磋商的模拟，可使学生掌握相关商务函电的基本要求和交易磋商的技能；报价的模拟操作，可训练学生国际贸易成本核算的技巧，以及提出合适的报价或还价的能力；进出口贸易物流和结算的模拟，可让学生掌握各环节的基本规则和操作程序，熟悉并缮制相关单据。另一种方式是加强与实务部门的联系，创新实验教学形式。学校应与相关的外贸企业、银行系统、海关、物流公司、商检部门等建立广泛联系，并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如聘请实务部门的专家来学校与师生进行交流，选送专业教师到实务部门交流实习，定期安排学生到相关实务部门实习。通过这种双向的交流，教师和学生都能不断吸取最新的国际贸易实务方面的信息和动态，进而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另外，在实务部门的实习也给学生提供了更真实的实验教学环境，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军，侯瑞华，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形势及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10(7)：151－155

[2]王莹，谈国际贸易实务专业零距离对接人才培养模式[J].北方经贸，2010(5)：49－50

[3]陈继元，龙伟，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综合实训课开发与实践[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0(4)：60－62

外贸篇6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内容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涵盖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对外贸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贸易开放度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始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贸易作为最古老的对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贸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对外贸易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贸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对外关系。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对外贸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贸易报复”、“贸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贸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其他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的三大贸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峙，标志着国际贸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4自由贸易区已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贸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它不仅表明了贸易集团化和贸易一体化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贸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国际贸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贸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1.世界贸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贸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国际贸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是因为:国际贸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贸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协调和自由化发展;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贸易(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流行。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贸易”制度后，“管理贸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贸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贸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斜的趋势。保护主义势头尽管不减，但它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高潮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却依然阻碍着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由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贸易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5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了新的多边贸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贸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将进一步便利国际贸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贸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他机构有关贸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一港”运输逐渐让位于“门一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对外贸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贸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贸易融资方式、贸易信贷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政治神经的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6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部分和领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而且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一7旦各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间题便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面临着下列共同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二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地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上述两个方面的间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如前所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括了从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同时，上述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创新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紧密联系，而且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的创新也往往涉及许多更具体的方面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创新局面。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或一种表现，它自然应该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继起性。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一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8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又表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又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渗透和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何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许多特点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被进一步地突出出来，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密切关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便及时加以分析和概括。 

四、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推动着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带动了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调整、大转变。它表明国际经济前一竞争时代的结束和新的竞争时代的到来。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分解和组合，正在构建着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无格局”状态中，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成了各国积蓄和显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各国国际地位重新排定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利益与矛盾最终都会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利益与矛盾，甚至还会表现为极端形式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4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当时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并且在事实上划分了世界政治的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充分地展示被旧的国际政治格局所掩盖的国际间的各种深刻的经济贸易利益矛盾和斗争，并依此重新划分和集结国际政治力量，孕育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贸易自身发展的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辉煌时期只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其余大部分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的陈旧的际贸易念、国际贸易制度的缺乏或不健全，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烈的保护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上述诸因素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加上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可望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充分显示了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激励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并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大发展，它表明国际贸易这种最古老的国际经济形式仍然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它又使世界各国都更注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与利益的区域协调和全球协调将成为制约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核心间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所形成的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一经确立，将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益能够得到自动的协调，相反，在新格局、新制度下，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其四，当代国标贸易创新强化了国际贸易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更为激烈的经济贸易竞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各国注意力的转移，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立即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也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取和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贸易利益，不惜使用各种强硬手段，甚至以国家关系相威胁，逼其贸易伙伴就范，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五，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和推动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会呈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两个。(l)贸易集团化趋势的加强和大国地位的巩固，一方面会形成各大贸易集团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又可能在各大贸易集团内部形成以某个大国为中心、小型的紧密型的核心集团。这种核心集团不仅引导着各大松散型的贸易集团的发展方向，而且也主持着各大贸易集团之间的联合与斗争。核心集团是现阶段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10要.(2)多国联合干预一国经济贸易政策和行为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从理论上说，自愿的协调是国际贸易政策协调的第一步。一旦自愿协调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必然会走到多国联合干预一国经济贸易政策和行为的道路上来。

外贸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 竞争优势 外贸对策

当代国际贸易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张五花八门，尤其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这种现象表明，在今天甚至相当长的时期里，贸易自由化仅仅是趋势，并不是现实。在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要想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重视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实施创新的对外贸易战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

一、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进展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商品结构和地区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不断探索，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有以下几种：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 tradepolicy)产生于2o世纪7o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于2o世纪8o年代中期提出，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1）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2）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2.产业内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等人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不同于侧重论述产业间贸易的传

统贸易理论，它侧重研究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中既出口又进口同类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完全竞争产业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决定因素。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销售学家弗农于1966年首先提出，经威尔斯、赫希哲等人不断完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1)新生期；(2)成长期；(3)成熟期；(4)销售下降期；(5)让与期。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提出并完善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不同之处在于，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一个相互增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关键因素影响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这四个因素是：(1)生产要素；(2)国内需求；(3)相关产业；(4)企业战略、组织和竞争度。

二、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启示

1.积极转化国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则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根据生产要素禀赋，我国一直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要确立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外贸战略。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由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知：创新国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获益者。这是因为：在产品的新生期和成长期，创新国以其技术优势垄断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可以获得大量超额垄断利润；在产品的成熟期进入所谓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创新国可以获得巨额规模经济效益；在产品的销售下降期和让与期，创新国在国外投资建厂，输出其知识产权和品牌，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赚取利润。

3.发展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上档次提供信息，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

4.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市场保护。（1）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即使在出口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缓冲风险，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冲击。（2）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政府给予适度保护，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

三、面对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我国外贸对策研究

1.改变“加工制造”的单一功能，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进服务，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业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出口加工区，实现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缓解出口压力。坚持内需为主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在外需不太明确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应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通过扩大个人消费，民间住宅投资，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激活国内市场。

3.加强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产业升级的实质就是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目前我国要积极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较高层次上与发达国家合作，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加快工业化进程。

4.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我国应该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即要立足于周边国家市场，并大力向其腹地推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北美、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贸体的贸易关系； 尤其要以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为契机，努力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加强、一国四方(祖国大陆、港、澳、台)的贸易合作。

5.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们应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重视产品开发战略，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着力于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竞争力持续发展；重视科研研究和开发，为保持产业持续的竞争力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坚持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只有这些方面做好了，国家的竞争力才能提高。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2]lee．mcnight and joseph p．bailey. intemet economics[m]．london：the mti press，1997．

[3]陈传兴．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原因及对象[j]．国际贸易，2006，(4)：45．

外贸篇8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张理智，人文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