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范文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1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巩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成效，及时排查整治镇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排查内容

围绕污染排放、生态破坏、环境风险隐患等问题，重点排查以下11个方面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县域内的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排查全面检视。

(一)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是否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否按要求设置保护区标识标牌，并建设隔离设施;一、二级保护区内是否存在影响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否存在排污口等问题。

(二)自然保护区。

是否存在违规违法开发建设活动，是否存在违规违法的旅游和基础设施项目,是否存在产污排污企业等问题。

（三）非煤矿山、煤矿和尾矿库。

是否办理环评手续,是否通过环保验收;是否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并落实“三防”等污染防治措施;是否按要求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是否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域;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非煤矿山、煤矿是否存在不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非法开采、以探代采。尾矿库是否编制污染防治方案和风险评估报告;是否定期开展土壤及地下水监测等问题。

（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是否存在城市污水直排口;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站)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完成配套管网建设，是否存在“清水进清水出”“污水进污水出”“无水进无水出”现象;污水处理厂(站)污泥是否规范处置，并严格登记联单管理;各村（社区）生活垃圾是否有规范暂存设施,是否存在渗滤液污染;是否存在生活垃圾违规填埋(焚烧)处置;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设施是否规范运行，废水、废气是否达标排放，是否规范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在线监测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废液是否规范处置等问题。

(五)规模化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企业是否位于禁养区;是否办理环评手续;是否建设有畜禽粪污处置设施,并配套消纳土地;是否存在渗坑存放养殖废水;是否存在废水直排或养殖粪便随意倾倒等问题。

(六)医疗废物收集处置。

是否规范建设有相对独立医废暂存间，并规范设置标识标牌;医疗废物收集、储存、处置是否规范，产生、转移是否严格登记管理;涉疫定点医疗机构、隔离点是否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是否存在其他危险固体废物违.法收集、储存、转运和处置等问题。

（七）黑臭水体。

城镇建成区、聚居点是否存在黑臭水体。

（八）“散乱污”企业。

重点排查城乡结合部各村（社区）辖区内的化工、机动车维修、砖瓦窑、废塑料加工、砂石加工及转运、采石、石粉加工、石材(含墓碑)加工、榨油、棉麻加工、耐火材料、搅拌站、水泥制品、造纸小作坊、煤球加工、印刷、家具制造以及板材加工等企业是否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是否办理产能、环评、立项备案、用地、生产许可、林地征占用等手续;污染物是否规范处理，是否达标排放等问题。

(九)重点工程项目。

是否办理环评手续;是否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是否落实大气、水污染防治措施;是否存在超环评许可建设混凝土搅拌站;是否在指定地点倾倒土石方;是否非法占用林地;是否造成生态破坏、河道堵塞等问题。

(十)工业企业。

是否办理环评手续，并通过环保验收;是否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是否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并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废水、废气、固废等是否规范处置,并达标排放;是否属于国家落后产能项目等问题。

二、时间安排

(一)集中排查阶段(2021年1月18日至2月23日)

各村（社区）结合本领域实际情况，开展集中排查，1月27日上报第一批问题清单，2月23日前完成全面排查,并上报排查情况报告和全部问题清单。对日常巡查监管中新发现的问题，于每月底上报1次新增问题清单。

(二)方案编制阶段(2021年2月26日至3月8日)

各村（社区）对照问题清单，逐一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形成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责任清单及整改方案，于3月8日前报送至镇环保办备案。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1年3月10日至12月18日)

各村（社区）强化调度研判，落实要素保障,按照整改方案，推动各项问题按期完成整改。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村（社区）要坚持落实属地和辖区责任，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安排部署，全面深入排查，成立排查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该项工作。

(二)严格整治标准。

对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各村（社区）要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措施精准可行、能落地落实,时限设置合理、能按期完成。整治过程中，要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绝不打折扣、搞变通，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不得反弹。

(三)加强调度督办。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2

我国的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个特定区域和区域社会。这里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提高的要求日渐突出，政治文明和政治建设的意义也十分深远。只有突出政治文明建设，创新政治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实现有效管理，才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促进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然而，这里的政治文明建设所处的环境条件具有特殊性，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具有特殊性，只有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政治文明建设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体现出实际的意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建设

在边疆民族地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及贫困问题都很突出，这些问题又总是纠缠在一起。加速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能够为民族团结进一步打牢基础，能够为边防的巩固和边疆的稳定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够为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创造有利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对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比较贫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但是，现在边疆民族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了西部开发的主要区域，西部开发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国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又获得了极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将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有效缩小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在这样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触及并受到冲击，从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加速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社会规范、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逐步展开。

边疆民族地区在这样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过程中，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没有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全面进步不可能实现，这里的小康社会不可能真正建成。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缺乏性和不可替代性。首先，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边疆民族地区要全面提升文明程度和水平，政治文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边疆民族地区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政治文明或者没有达到相应的政治文明的标准，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文明就不完整，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就无法真正建成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需要一定的权威机构来宣布和确认，更需要社会成员在亲自体会的基础上来认可和确认。社会成员不仅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生活来体认和确认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要有经济标准，文化标准，还要有政治标准。其次，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必须是全面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社会的三大基本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开展全面建设。没有建设过程的全面性，就无法达到建设目标的完整性。不进行全面的建设，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就无法建成小康社会。离开了政治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全面建设，或者说，建设过程就不是全面的。只有三大领域全面建设，三大领域全面发展，三个文明同时并进，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政治文明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是连接二者的中间环节，既制约着物质文明建设又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通过调整来理顺社会的政治关系结构，构建合理的政治制度，形成有效的政治机制，创造有效的政治方式，推进政治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没有政治文明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和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一，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必要的制度条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既不断完善原有的制度，又进行制度创新，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不断满足社会的制度需求。日益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将政治运行全面纳入制度的轨道，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且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保持它们的动态平衡；保障社会成员的各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稳定的政治环境。边疆民族地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化持续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逐渐形成，社会成员由“法定公民”向“事实公民”的转变日渐明显，社会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通过政治机制的创新，构建新的能够有效容纳和协调新的政治因素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便能够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协调的政治关系。要使边疆民族地区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在建设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中央、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与富裕地区的关系，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同时还要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帮助。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创造新的政治协调方式。

第四，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进程中的全局性问题提供有效政治解决方式。边疆民族地区在开发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适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整个社会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政治方式的创新来有效地解决这类全局性的问题，保持社会平衡发展。

第五，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社会创建必要的秩序。健全、有效的秩序，是边疆民族社会得以形成和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变迁了的社会需要相应的新的秩序。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现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然而，秩序不是自然生成的，秩序需要构建和维持。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创新的政治机制来构建这样的秩序。

二、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条件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这里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毫无疑问，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是我国统一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这里的政治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并无二致，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同样的政治制度。但从具体的运行上看，这种政治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运行的，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区域政治。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只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普遍性要求同边疆民族地区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寻找到有效的政治建设途径，切实提升政治文明的水平。

政治文明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就必须研究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环境条件。从总体上看，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政治发展水平，二是现实的政治关系，三是政治建设的基础。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回顾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历史上这里的政治发展速度相当缓慢，政治发展程度很低。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缘一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处在崇山峻岭，丘陵峰峦，密林深箐，戈壁草滩，虽然山川壮丽，地理位置重要，但阻隔重重，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除极个别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外，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是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原始的农村公社经济。这样的条件必然影响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使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存在着多种政治形态，如藏族的政教合一政治、蒙古族的盟旗政治、彝族的诺合家支政治、傣族的土司政治、瑶族的石牌政治等。[1](P154-156)从总体上看，这里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比较低：一是社会的政治化程度较低。公共权力不完善，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十分有限，政治关系较为简单，社会的组织和管理相当粗放；二是政治体系的不完备。专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尚未完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自身的分化程度较低，缺乏完备的制度体系，政治机制不健全，政治管理方式落后，多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式并存，政治的一体化不高；三是政治文化的发育水平较低。政治文化状况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虽然云南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发展并不成熟，并未形成自己稳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概括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一直保持着一种低水平、低分化度、复杂性和适应较低的政治形态。

边疆民族地区现实的复杂政治关系也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诚然，各民族历史上多样性政治形态的影响是导致现实政治关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实状况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却更为直接和有效。从现实来看，这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仍有较大的差异，民族构成状况较为复杂，宗教信仰多样并对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富有民族特色的多样性的政治文化也对政治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发挥着虽然无形却十分有力的影响。另外，边疆民族地区有些民族与国外民族属同一民族，是跨境民族，因而很容易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政治关系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更为复杂，体现出突出的民族性和边疆性。这种复杂性的突出表现就是，这里除存在一般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关系：一是民族关系。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又有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区域内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与不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二是宗教关系。边疆各民族群众一般信仰宗教，甚至是全民信教。而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本土宗教又有外来宗教，既有成熟的宗教又有原始宗教，既有为多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又只有个别民族信仰的宗教。三是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相互纠缠。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往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从而成为民族的价值体系和信念系统，反过来，宗教又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载体，因此民族关系往往打上宗教的烙印。宗教关系往往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民族关系与宗教影响盘根错节。四是传统政治关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治中，与现代政治相区别的传统政治的影响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体制外的传统政治权威与体制内的现代政治权威同时并存，传统政治关系与现代政治关系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另外，这里的政治关系容易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国外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首先进入这里。由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这里的矛盾和冲突也更容易发生，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各种关系中的矛盾又相互扭结，新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和协调还会激活旧有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形成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甚至形成连锁反应，并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还会影响到边防的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及教训一再证明：“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

边疆民族地区的现实政治状况，是长期的政治建设的结果，也是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较之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基础明显的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边疆民族地区今天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政治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但是，这里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发展程度低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的基础并不厚实，而且祖国内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程度本来就比较高，近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政治建设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进，无论是政治关系的调整、政府能力的提升、治理方式的改变、政治机制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完善都走在了前列，从而使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客观地分析现实就不得不承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建设的发展。其次，大众的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获得政治属性，养成政治人格的基本途径。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程度，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社会成员的政治人格的复杂性、适应性以及政治能力等，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再次，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普遍地注意到了，但是，真正的制度化政治不仅需要建立制度，而且还要使制度成为环环相扣的严密体系，否则，制度就无法进入操作层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流于形式。但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运行来说，制度化的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要求。最后，地方政府的能力普遍不强。受人员素质（包括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敬业精神、管理水平等方面）、机构间的相互关系、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政府能力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些情况表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环境条件多样而复杂，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也十分地艰巨，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也更加突出。正视这样的现实，从面临的实际出发，发现和确认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发掘和利用各种有利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探索符合实际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之路，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

三、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除了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施依法治国等一般性的原则外，还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好面临的政治问题。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以下一些重大的问题：

1.民族区域自治建设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制度不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运作层面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限制了该项制度的功能的充分发挥。从制度层面来看，该项制度的具体规定比较细，但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尚不能为该制度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支持，限制了制度功能的发挥。最为突出的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在纵向上受到上级国家机关的很大的限制，在横向上受到其他机关的很多限制，实际存在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体制使得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无法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因此，自治权出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双向流失，少数民族在聚居区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运作层面来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对当地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并未充分体现出来。除了自治权流失外，自治机关的能力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无法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本身的制度功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更大的管理权，有条件突破传统体制的限制，采取切合实际和灵活多样的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实上边疆民族地区的自治地方在自主管理方面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候，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却还在原地踏步中怨天尤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此过程中渐渐拉大了。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制度，尤其是调整和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的其他制度，保证自治权的行使，二是发挥制度功能，尤其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

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中，还需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民族自治机关的选举权的限制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过程中，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较之于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权力分配方面有一定的超越，也要对自治权作必要的限制，不能突破单一制国家关于国家权力纵向分配中的基本规定，要防止过分自治导致的地方分治。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通过建立严格和周密的制度规范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2.民族关系的调整机制建设问题

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现行的民族关系是党和政府通过政策和其他政治手段不断调节和构建的结果，但这种关系也还会随着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生成“发展中和发展后”的民族问题。

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即民族问题，不仅会生成于少数民族处于落后状态从而与汉族的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存在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也会生成于少数民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或发展起来从而缩小乃至消除了与汉族的差距，甚至是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两种情况下的民族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为少数民族要求发展的问题。主要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方式解决，后者为少数民族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基础上要求在现行国家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多政治权力的问题。这类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前一类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后者在国外并不鲜见，这在我国尚未真正形成，但在某些情况下和个别的问题上已现端倪，需要未雨绸缪。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却缺乏关注和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形成相应的政策准备，建立对这类问题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的新机制，防止此类问题的生成和发展。

提出“发展中和发展后的问题”，并不是说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出现此类问题，只是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类问题生成的关键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民族的发展中迟早会觉醒，它能促使民族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的发展，使一个民族奋发有为，但如果民族意识过分旺盛，尤其是被不适当的利用，也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民族意识发展成为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话，后果就相当严重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2](P128)在多民族共居的边疆地区，必须关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状况，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相应的，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不能只站在同情和关心弱小民族的角度来帮助少数民族，而应该站在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的角度、站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它地区的整合。

3.地方政府能力提升问题

政府能力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政府能力，是指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运用权力、履行职能，应对环境挑战，解决面临问题的能力，既可以指广义政府也可以指狭义政府。一级地方政府能力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所有机关之能力之总和。从横向上看，政府能力是政府发挥自己的功能，在处理区域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包括规划发展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等，一级地方政府的整体能力就是由这些具体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状况同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需要通过政府来促进该地区发展的情况下，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不仅能够对县域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相应地也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社会的发展；如果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衰弱或能力缺失，它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缓慢的或滞后的。一级地方政府能力的状况，往往成为影响区域社会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较之于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普遍较弱，或者说能力缺失问题十分突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边疆民族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差距并没有今天这样大。但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普遍能力较强，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却在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普遍地体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等、靠、要”的现象较为突出。政府能力不足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发展上拉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要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能力，边疆民族地区要迅速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愿望就难以实现，甚至会坐失良机。

4.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塑造一种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获得各个民族的认同，直接关系着多民族国家是否具有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能否组织起各民族的稳定的联盟。如果各个民族认同于国家，或者在多个认同对象中对国家的认同置于最高地位，各个民族就会形成对国家的义务感、责任感和效忠，决定着各个民族对国家的情感和评价。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内的许多民族问题都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直接相关。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某个或某些民族要求从现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或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民族认为现行国家政治体系并不是它们所企盼的政治庇护所，不认同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系，或者将对本民族的认同置于对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之上。

我国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认同于国家的。这是国家统一的心理基础。但具体来说，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存在差别的，具体到一些民族的内部，其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也存在差别，而且这种状况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情况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着力在边疆各民族中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5.政治稳定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十分关注政治稳定问题。边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所难免。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3](P43)当然，生成和存在不稳定因素只是表明这里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只有当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达到一定的度，才会酿成现实的政治不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现实的政治不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触及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机制等，会打破这里原有的平衡状态，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状态转换的过渡阶段，制度化水平往往比较低，社会的平衡会出现这种转换过程特有的脆弱性。而与此同时，各民族群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卷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利益需求以及对现代化的期望值迅速增长，民族意识趋于旺盛。开发和发展的非均衡性会打破各民族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各民族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利益追求过程中的磨擦、矛盾和冲突会大大增加。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和挑战。概括起来，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的膨胀。人们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社会分配之枢纽的政府和相应的过程，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从而使政治参与迅速膨胀。而边疆民族地区现行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以及现行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参与能量的能力都十分有限，所以难免会形成制度外的无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二是民族矛盾增多。由于各民族的利益意识增强，更加关注民族利益，各民族间利益争夺趋于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民族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酿成政治不稳定。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认真地对待政治稳定问题，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根除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疏导政治不稳定因素，把这些因素纳入制度的轨道，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一方面，要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增强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吸纳能力，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新机制，增强对民族矛盾的政治协调能力，对民族矛盾进行有效的协调。

【参考文献】

[1]　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2]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管理；问题；对策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体制还不健全

建设和谐城市社区首先要解决社区管理体制的问题。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但由于受“政社不分”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足，社会组织很难正常发育。

（二）社区成员参与不足，自治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的社区自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二是社区成员缺乏自治意识，社区参与普遍不足，影响了社区自治工作的推进。这主要是针对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成员和社区中介组织而言的。他们所参与的往往是一些由政府设计的项目，所谓参与也多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由于参与渠道不畅，社区成员的力量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社区归属感较弱。

（三）社区服务主体单一，服务内容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服务主体单一。健全的社区服务体系，其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要有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基层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专业服务组织，还要有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但由于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资金、资源有限，整体实力不强，在参与社区服务时势单力薄，未能有效发挥服务主体的作用，导致城市社区服务主体单一。

（四）诸多因素制约社区文化建设

由于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在建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已成为阻碍社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城市社区文化发展面临困境，甚至影响和谐社区建设工作。另外，社区教育形式单一、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也是社区文化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人才资源匮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途径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克服当前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客观需要。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体制基础上，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实现社区多元治理

城市基层政府要转变职能，解决“越位”、“缺位”的现象。就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而言，政府应通过转变职能，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理顺与社区的关系，使政府行政和社区民主自治有效结合、协调发展。要明确街道、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责，政府部门把该由自己管理的事情管好，不推给社区。城市基层政府组织要将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工作（如社区保障、环卫清扫、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群众文化等）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给社区去办。要淡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要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承担起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责任。要进一步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二）完善城市社区自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

要理顺政府部门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多指导、多协调、多服务，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的工作不要推给居委会，以减轻居委会工作负担。社区居委会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上，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完善社区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在文明社区创建中的主力军作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发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首先要培育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拓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渠道，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议、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等组织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社区中介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加强沟通，整合利益，促进居民参与。

（三）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创新社区服务机制

在当前的社区管理中，要完善社区服务首先要促进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通过制订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合法地位和法律支持。要为非政府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可以体现在资金、项目、场地、税收等方面，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政府也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服务方面的能力。要发挥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在社区服务中的骨干作用，这是完善城市社区服务的重要保证。社区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服务活动时应将重点放在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方面。

（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文化事业发展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4

一、主要工作成绩

近年来，区公安分局坚持以鲁苏边界平安区建设为着力点，以促进全区社会稳定和谐为目标，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治安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好地维护了全区社会治安稳定大局。

(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坚持打防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坚持警力下沉，警务前移，强化治安巡逻，重视技术防范，城镇电子监控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能力有了新提升。在农村推行了治安双保工作，积极探索农村治安防控的新路子。开展了重点部位治安专项整治工作，为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配备了专业保安和防护设备。认真落实人大代表建议，在校园门前增设了安全警示标志，安装了100余盏监视探头，有效保障了校园安全。加强了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积极服务发展大局。区公安分局作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在打击犯罪、保护一方平安的同时，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维护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台儿庄古城重建等重点工程中，区公安分局靠前参与，主动工作，强化安全保护，妥善处置紧急事件，保障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较好地完成了国庆节期间古城游客高峰期及各项重点活动的安保任务，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深入打击经济犯罪，今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案件26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加强警企共建，搞好服务指导，为全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四)重视加强基础和队伍建设。公安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今年利用网上预警系统抓获各类逃犯7人，信息网络对办案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完善了执法监督体系，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连续7年被市局评为执法质量优秀等次。开展了大走访活动，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重视干警素质提高，多次举办业务培训班，提高了民警的思想和业务水平。认真落实五条禁令和《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加强对干警队伍的监督管理，连续五年未出现违法、违纪行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情况看，全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成效明显，人民群众对我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是充分肯定。但由于多种原因，社会治安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对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当前，两抢一盗案件还处于高发期，特别是街头抢劫、抢夺财物，超市、医院等人员聚集区盗窃摩托车、电动车等行为还较为猖獗，居民小区入室盗窃现象时常发生，广大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少数痞霸、恶势力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的存在。

(二)社会治安管理控制还存在薄弱环节。对流动人员、出租屋、公共娱乐场所等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控制不够规范严格;交通事故的控制效果不够明显，少数交警执法理念有偏差，工作中存在重罚轻管、以罚代管的现象。

(三)治安防控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治安双保作为农村治安防范的一种新机制，在执行中出现了安保人员进村未得到有效落实、保险范围较窄、理赔难等问题，治安双保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警务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群防群治措施未得到全面落实。

(四)干警素质和工作效率还需提高。部分干警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有生、冷、硬、推的现象发生;一些案件接出警不够及时，案件处理周期长，效率还不够高，警民关系和谐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对评议调查中反映的问题，评议调查组及时向区公安分局进行了反馈。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通过召开警民恳谈会、开展大走访等形式听取群众意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一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调查组认为，有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多种原因造成，一时难以彻底整改到位;有些问题并非公安机关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为此，对下步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打防并举，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要继续加大治安防范力度，下沉警力到基层，对一些治安复杂地区、行业或某一方面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以增强治安防范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加大对治安管理案件的举报和查处力度，重点打击盗窃、抢劫、销赃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严厉打击**、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积极开展对公共娱乐场所、流动人员聚集场所、网吧、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的专项整治，努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进一步加强对事故多发地段的监管，加大对无牌无照、酒后驾驶等危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切实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严格消防监督管理，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突出重点，切实加大对两抢一盗和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两抢一盗是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研究措施，周密部署，加大综合整治力度。要坚持点、线、面相结合，确定打击的重点场所、重点地段、重点对象。要提升侦察破案水平，对一些有影响的恶性案件，要集中全力快速侦破，坚决遏制两抢一盗的高发势头，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寻衅滋事、强揽工程、强买强卖等城乡流氓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击，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完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指挥协调机制。充分发挥110警务指挥平台作用，抓好社会治安信息网络化建设，加强协调和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和了解社会治安信息。完善巡控机制。建立全方位的治安巡逻制度，把警力更多地投向街面，投向案件高发、防范薄弱的地段和时段，要坚持巡逻的经常性、连续性，及时制止、控制可防性案件。进一步加强监控系统建设，力争实现城区无缝覆盖，乡镇村居重点区域覆盖，不断强化对社会治安面的驾驭和控制能力。完善群防群治机制。公安机关要切实发挥治安防控体系的中坚作用，加强与各单位的配合，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努力构建社区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大格局。完善农村治安双保机制。要认真调查研究治安双保工作实施中的成绩和问题，倾听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不断改进工作，让群众满意。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城市化；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方案

【作 者】 陈纪，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生；高永久，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 71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17-008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Ethnic Area during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Chen ji，Gao Yongjiu

Abstract：It is inevitable demand of urbanization fleetly developing in

C hina to study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ethnic area. The article devises the r esearch projec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ethnic area during the course of u rbanization，including putting forward question，defining the basic conception ，investigative intention and significance，academic evidence and analytical f ramework.The project provides a sort of feasible study pathway for how to measu re and achiev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ethnic area during the course of urban izat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 in the ethnic area； political stabili ty； the research project

我国“十五”计划中明确指出城市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再次把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 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分区域看，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 .4%和35.7%①。这表明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②，城市化的快速 发展成为我们探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重要的社会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稳定提 供了基础。”③然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城 市化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保证了该地区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城市化必然会 对民族地区现行的政治体系、利益分配、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产生剧烈地冲击，因而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不成熟 之间的强烈反差可能会危及民族国家的振兴。”④

民族理论研究(一)城市化加速了民族政治体系的非适应性

民族政治体系包括民族政治制度、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文化等要素，它 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形态。但时，城市化快速推进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 系的连续及其运行过程的有序产生挑战，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政治因素。在民族地 区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政治体系构成要素的调整与完善，明显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城 市化更是加速了现行民族政治体系自身，以及其对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非适应性。 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所产生的非适应性问题。城市化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过 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该地区的发展，这点 从优惠政策给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二)城市化加重了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多数经验研究把政治不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因为政治不稳定减少了资金和劳动力 的供给⑤。因此，从长远角度看，城市化可能会缓解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 ，但就目前来说，民族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少、工业化程度不高、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生产 要素短缺、生存环境恶化等现实条件的客观存在，短期内城市化反而会加重国内地区之间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将会对现行民 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破坏，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经济因素 。民族地区城市化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城市化率。城市 化率不高无疑会制约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将会 造成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不断拉大。

(三)城市化加剧了社会文化内部的冲突性

城市化进程中由工业化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必然导致民族地区文化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 冲击，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文化因素。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把文化冲突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变量，并认为文化冲突为该研究注入了新的矢量⑥。伴随着城市 化 ，文化冲突同样也会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给该地区政治稳定带来威 胁。民族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群体的，在民族冲突中，产生暴力的行动来 自于文化歧视⑦。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内部冲突，会造成民族成员在价值观念、民 族 心理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嬗变，导致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失范和社会思想控制弱化，也会 导致民族地区某些社会成员价值信仰缺失，精神家园丧失，内心世界矛盾与冲突加剧，等等 。

(四)城市化加强了民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从积极意义上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了民族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有利于民族社 会结构实现转型和社会分工细化，有利于教育、卫生、科技、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的逐步 解决。从消极意义上看，城市化对民族社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既不是直线推进的过程，也不 是顺理成章的过程，而是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民族矛盾产生的过程。腐败、犯罪、流动人口、 失业和收入不均等，对社会秩序都带来了不稳定的作用⑧。因此，城市化对民族社会的影 响 无论是正功能还是负功能，都加强了民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民族地区伴随着城 市化而产生的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将会对现行民族政治 体系的连续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产生干扰，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

二、基本概念界定

我们坚持概念即方法的原则，通过对基本概念的界定，能促使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 政治稳定进行有效的衡量，能保证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建设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

(一)城市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初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早期学者刘易斯1954年建立 的二元经济模型，为以后许多学者研究城市化，特别是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即人口城市 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城市化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 工业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产物⑨。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我国城市化应该走“大中小城市与 小 城镇协调发展”道路。由于城市化自身所表现出各种特征，具有共时性与共存性，以及中国 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因此，从多角度界定城市化是科学的。我们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聚集的过程；是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 不断增加的过程；是农村社会逐步实现城镇化的过程；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达到城 市发展水平的过程。

(二)政治稳定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概念的分析，并在结合城市化进程中 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对其界定为：政治稳定是指通过政治体系与社会 系统⑩的相互作用，来保证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政治过程有序性的一种动态过程。

这种界定表达了政治稳定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出了政治稳定的标志问题。政治体系的连 续性和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生活处于稳定状态的标志，这既是政治稳定本身的应有之义 ，也是为实现政治稳定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明确了政治稳定的实现机制问题。根据政治系 统理论，既考虑到政治体系对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的输出作用，又考虑到经济体 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反馈作用。三是强调了政治稳定的存在状态问 题。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并不是说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不能进行调整完善，而是在不断改革和 创新基础上实现的连续，当然，这种改革不能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 组织等根本性要素的转变。政治过程主要是指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即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 之间相互作用的政治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该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反 映，也是保持政治体系连续性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政治体系

民族政治体系是把政治体系纳入到民族社会框架中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概念，民族地区的特 殊性决定了民族政治体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突破口。民族政治体系可以界定为：它是指在民 族社会政治生活中，一定的政治角色为维护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结构，是与社 会系统相互作用的政治单元。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既和汉族生活在统一的国家政治 体系中，又生活在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正如有学者指出：“各民族人民既生活在统一国 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营之下，又同时程度不等地生活在他们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中。” B11因 此，从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的关系来看，它不仅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地方政治体系 ，而且也包括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治体系，以及民族村社政治体系。民族 政治体系的层级性说明了民族政治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大小不同的 民族社会范围中。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的环节看，就是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 治稳定的政治环境(支持性输入)是什么？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存在哪些干 扰因素(要求性输入)？研究如何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 的有序性(转换、输出和反馈)？即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进行调整与完 善？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化不当进行适度整合？民族政治体系如何针 对民族地区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以及如何实现文化内部的多元共存？民族政治体系如何 对民族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效调控？为了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 问题，必须要建构一套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努力实现政治稳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二)研究意义

城市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B12。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城 市化是关 系到其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它对 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现状决定了衡量和实现民族地区政 治稳定问题，必须在城市化这一社会背景中，考察民族政治体系中国家政治体系、地方政治 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政治体系以及民族村社政治体系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考察经济领域中区 域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工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现实情况；考察文化领域 中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考 察社会领域中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宗教问题等。为 此，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这些考量，以及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互动 关系的分析，来尝试建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从而可以为实现民族地区政 治稳定提供指导和帮助。

四、理论依据

戴维•伊斯顿在认为，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 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B13。环境对政治体系的影响主要集 中在两种 主要输入上，“这两种主要的输入就是要求和支持。环境中的大量行为正是由它们加以输送 、反映、集中并用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压力的。”B14通过输出的概念，“我们就能够 探究出政 治系统内部行为对其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反馈环有许多环节组成，“当局生产输出，社会 成员对于输出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信息获得与当局的沟通，最后，当局作出下一步的可能行 为。”因此，新一轮的输出、反应、信息反馈和由当局作出的再反应，是运动着的系列，是 永远不断的泉流之构成要素。在这个反馈环中发生的事情，对于系统对付压力的能力具有最 深刻的意义B15。

经过对政治系统理论的梳理，我们概括其主要内涵如下：一是政治系统包括三个必要的成分 ，它有一些清晰可辨的要素；要素之间有一系列的联系；有自己的边界范围。另外，大多政 治系统都有它的子系统。二是政治系统包括四个核心概念。输入，它是指社会系统对政治系 统的希望和要求，以及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前者意味着社会系统要求政治系统做出 某些决策的政治压力，后者是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决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当这 种支持性输入变得脆弱和无力时，同样也会对政治系统产生政治压力。转换，它是指政治系 统内部在不断地接受社会系统输入的过程中，其构成要素的适应性调整和完善，并根据输入 中的要求和支持进行相应的决策。输出，它是指在政治系统内部转换之后形成的各种政治产 品，如法律、法规、政策等。反馈，它是指政治系统在经历了由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社会 系统对政治系统输出结果的一种能动反应，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新一轮输入。根 据社会系统的反馈信息，能够促使政治系统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三是政治系统理论关注政 治系统中各要素的行动，关注政治系统中各要素的互相配合、互相合作，以及关注政治系统 与社会系统的政治互动。

五、分析框架

本研究力图从一个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根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 路来探讨这一重大课题，其目的就是要在如何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 题上，建构一个比较科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从理论框架的四维考量、基本设定、内在逻辑 等方面来予以详细阐述。

(一)四维考量

通过对政治稳定问题相关材料的研究，我们认为衡量和实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应建立一种多 维考量，即民族政治体系、经济利益、少数民族文化及相关社会问题等。

1．民族政治体系

我们按照上述的概念界定并结合研究需要，从民族政治体系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出发，将此 变量进一步细化。

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是民族政治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功能主义论的代表Mitrany认 为，国家追求政治权力的享有B16，政治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民族政治体系的政治 权力应具 体包括中央政权、地方政权，以及民族自治权和民族村社的公共权。民族村社公共权力成为 我们衡量民族地区微观层面政治稳定问题的基本变量，这缘于它可能会对国家层面和民族层 面的政治体系产生冲击和破坏。

政治角色是指一定的政治组织和个人政治角色，是组织机构和个人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政治组织作为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形成一定政治关系的运行机构，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地方 权力机关、民族自治权力机关以及村社层面上的家族、教会及与政治有关的诸多社会团体等 。个人政治角色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民族领袖、民族政治精英、长老、宗教领袖等。根据我 们的分析与判断，选取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民族政治精英作为政治角色层面的两个主要变量 。

政治关系是指在民族地区政治活动中，政治组织、个人政治角色、民族社会成员围绕着一定 的政治权力而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它具体表现为在不同层级政治生活中，制约和规 范政治组织、个人政治角色和民族社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与行为标准。它主要包 括国家与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民族工作及村社层级中 的社会习俗、社会规范、长老制等。根据我们的分析与判断，选取民族制度；民族政策；民 族工作作为政治关系层面的三个主要变量。

2．经济利益

高永久认为，城市化是民族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B17。对民族地区来说，从横向 看，城市 化的不断推进在短期内也给该地区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经济利益分化过度问题。我们 所研究问题的背景是城市化，它对民族地区的最直接影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据此，我们将 从民族地区的外部与内部进一步细化该地区存在的经济利益分化这一变量。从民族地区外部 看，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差距是衡量民族地区经济利益分化过度的外在变量。有研究者认 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低于东部地区B18。因此 ，城市化 率、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样是该地区经济利益分化的衡量变量。

3．少数民族文化

城市化必然会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习俗和方式，而不是法律结 构，决定着他们的政治特征B19。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的剧烈变化和冲突同样是导致 民族地区 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冲突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衡量：一是 城市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二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三是少数民族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四是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4．社会问题

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社会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涉及领域也非常广泛。通过 相关研究资料的分析，我们选取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借此来分析 和研究本文的主题。一是民族地区就业问题。二是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 ，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因此，城市化的普及化和城市管理必须小心谨慎B20。三是民 族地区社 会保障问题。四是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多数民族冲突根植于宗教纷争B21。宗教往往 是民族问 题在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心理上反映，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容易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导火索。

(二)基本设定

我们认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是政治稳定状态的基本标志。如 何实现政治稳定，不仅要依赖于民族政治体系面临城市化的挑战进行适应性改革，还要依赖 于民族政治体系在调整完善过程中，其与经济、文化、社会体系之间的政治互动，以此来缓 解城市化给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做如下四点基 本设定：

1．民族政治体系的调整完善，是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

结合我们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民族地区在面临城市化的挑战中，民族制度、民族政策、 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民族政治精英、民族村社政治体系等体系要素，在改革中不 断地调整完善是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现行的民族政 治体系只有通过适应性调整，才能从总体上缓解当前民族地区城市化给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政 治过程有序性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才能真正地维持民族社会的政治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 “政治改革毕竟是一种前进，尽管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步地前进。因此，政治上的改 革这种现象应当被肯定。”B22

2．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的适度整合，可以促使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能为民族政 治过程提供物质支持

由上述分析可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与民族地区内部城市化水平低 、工业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实情况，反映了该地区经济利益分化不当，它形成 了政治不稳定的外部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 ，这种主体间的不平等会给民族地区政治不稳定带来隐患。政治不稳定伴随着高恐惧的不 正常现象――“脑浆流干”，就是更多的技术工人转移到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之中了B 23。当 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均衡时，往往会通过社会动乱传递到政治领域，从而引起政治上的不 稳定B24。反过来，正如有学者所言：“经济相对平等可以促进政治稳定。”B25 因此，民族政 治体系对经济利益的适度整合，是防止经济利益分化不当的重要手段，能够在我国各族人民 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缓解和消除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的适度整合，可以促使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能为民族 政治过程提供物质支持。

3．民族政治体系对文化内部冲突的正确引导，可以促使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能为民族政 治过程提供心理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少数民族成员精神生活的结晶，对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具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能否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与其他少数民 族文化之间实现多元统一，能否在自身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融合与和谐共存，将直 接地影响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过程的心理认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 两个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文化冲突与融合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 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B26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文化冲突 只有民族 政治体系的正确引导下，才能在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文化融合，才能在不断地交流与沟 通中相互借鉴吸收，才能实现共同繁荣，才能真正地实现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 少数民族成员在心理上拥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从而在实践上认同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为民 族地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外部根基。

4．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调控，可以促使各民族社会共同进步，能为民族政 治过程提供社会合作

社会问题是民族地区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民族群体中的集中反映，是引发城市化进程中民族 问 题的重要根源。当前，民族政治体系中的各级政府应通过有效调控手段，来缓解民族地区在 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宗教等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促使各民族社会共 同进步的需要，也是为民族政治过程获得广泛社会合作的需要。比如有学者就曾指出，城市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而言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花大气力来处理的问题B27；宗教 具有促进 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宗教也能成为一种制造分裂的社会力量B28。我国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城 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有效运行。 如果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民族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解与控制，就有可能会影响民族关系 ，强化民族意识，激化民族冲突与矛盾，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

(三)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应该从少数民族对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城市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方面来 进行探讨B29。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始终认为，必须通过民族政治体系的调整完善来 适应城市化 快速推进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政治互动来维持民族政治体系的 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以此来把握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问题。

从总体上看，衡量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必须以民族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 这两个方面为着力点，必须在两者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中，在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的 政治互动中，深入地探讨该问题内在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民族政治体系是实现城市化进 程中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突破口，它的调整完善是实现民族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 有序性的根本原因。同时，民族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政治互动(实质上，这种政治互 动也要依赖于民族政治体系中某些构成要素的调整完善)也是缓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面 临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逐步地缓解城市化给民族地区带来的这些问题， 才能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才能真正保证政治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了四维考 量和四个基本设定，并在民族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利益、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问 题中又选定了若干次级变量，通过研究这些变量自身及其相互之间政治关系，来尝试对该问 题做出一种解释上的努力。

具体来说，依据政治系统理论，从社会系统对民族政治体系的输入角度看：城市化快速推进 给民族地区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过度，文化内部冲突，民族社会问题等，这些不仅是一种要 求性输入，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支持性输入，都会给现行的民族政治体系造成压力。 从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系统的输出角度看：民族政治体系面临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系统的压力 ，只有通过转换，即通过它的调整完善和它的政治决策，才能在根本上保证民族社会政治生 活处于稳定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中，在不断地改革中，能对民族地 区经济利益分化、文化冲突、社会问题进行政治作为，即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进行 适度整合；民族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民族政治体系对民族地区社会 问题进行有效调控等，这些都是民族政治体系对社会系统的有效输出，这种输出也促使民族 政治体系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有序性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民族政治体系输出后的反馈 看，民族政治体系对经济利益分化适度整合后的反馈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 政治过程的有序性提供物质支持；民族政治体系对少数民族文化冲突进行正确引导后的反馈 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序性获得普遍的心理认同；民族政治体 系对民族地区社会问题有效调控的反馈作用，为民族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民族政治过程的有 序性获得广泛的社会合作。这些反馈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社会系统对民族政治体系新一轮的 输入。正是在这种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链条中，我们建构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政 治稳定的有效机制。

注释：

①新华网：《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http：//省略/17/article/1646888.htm l，2007年10月8日。

②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年提出的城市化发展S型曲线，城市化发展大致经历 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只有当城市人口增长比重超过10% 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当城市人口增长比重超过30% ，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第三阶段，城 市化成熟阶段，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转引自谢文蕙、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清 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③Richard Baum.Political Stability in Post-Deng China： Problems and Pro spects，Asian Survey，Vol.32，No.6(Jun.，1992)，p.492.

④参见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ed. By P. Lassman and R. Speirs ，C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3

⑤Jakob de Haan，Clemens L. J. Siermann. Political Instability，Free dom，a nd Economic Growth： Some Further Evidenc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 ange，Vol. 44，No. 2，(Jan.，1996)，p.340.

⑥参见王缉思著：《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⑦Tambiah，S. J.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p.22-49.

⑧Feng Chen. 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 Neoconservative

Politic al Thought in Post-1989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151. (Sep.，1997) ，p.596.

⑨陈晓红、李城固：《我国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4年第2期。

⑩为行文方便，除特殊说明外，下面所提到的社会系统，均指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社会 体系这三个子系统。

B11周星著：《民族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B12高永久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前言，第1页。

B13［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1989年版，第19页。

B14［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1989年版，第30页。

B15［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1989年版，第31页。

B16Mitrany，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Chicago： Quadrangle，1966， p. 30

B17高永久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及社区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第12页。

B18高永久认为，城市化既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的前提，又是民族地区 城市空间扩 散与集聚效应作用产生的保证。如果城市化水平民族地区低于东部地区，将会继续拉大二者 的发展差距。参见高永久：《城市化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B19K. C. Anyanwu. The Base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Nigeri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 13，No. 1 (Sep.，1982)，pp.104-105.

B20Stephen Andor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China’s Dev elopment：Tow 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 ange，Vol. 26，No. 3，(Apr.，1978)，p.526.

B21Yahya Sadowski. Ethnic Conflict，Foreign Policy，No. 111，(Summer， 1998)，pp. 13

B22朱光磊著：《政治学概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B23Akin Adebayo. Brain Drain within the ECOWAS Region，Issue： A Journal o f Opinion，No. 14，1985，pp. 37-38

B24刘国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215页。

B25Richard A. Posner. Equality，Wealth，and Political Stability，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Organization，Vol. 13，No. 2 (Oct. 1997)，p. 346.

B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B27高永久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版，第163页。

B28［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下)，刘云德、王戈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 社1987年版，第385页。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6

一、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

首先，我们要明确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在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社区及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通常解释为“指在一定地理区域上活动的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其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要保持这一特殊群体的相对稳定性，社区安全防范工作是维持这一群体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工作。由此延伸出社区警务的概念，我本人的理解，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能动地互相作用，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所关注的治安问题，是警方工作将原有的反映型、被动型变为超前的预防型、主动型的思想模式和方法体系。其实质就是要求警察立足于社区，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动员和组织社区群众，实行警民合作，不断增强社区民众参与社区各项治安管理、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这种理论认为抑制犯罪的关键在社区，有效的抑制犯罪必须依靠社区，警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为社区服务，发现和了解社区的犯罪和社会问题，鼓励公众参加预防犯罪工作。主张以公众为打击犯罪的主体，以社会为根治犯罪的主战场，以宣传、教育公众为警务工作的中心。社区警务是存在于警方和社区之间的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通过警察工作与社区治安自治工作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控制和减少社区犯罪，搞好社区的安全防范。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派出所和民警自然成为社区安全防范的主导力量，是具体社区警务的实施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就是搞好安全防范，则安全防范是我们的主业。

二、社区警务与“博弈”理论的关系

很多社区民警虽然知道安全防范在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怎么去开展缺乏方法，致使社区防范措施不到位，可防性案件不断发生。社区防范其实与霍金的“博弈”理论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社区的防范工作。根据社区警务的工作性质，我们社区工作的“博弈”对手是“潜在之敌”，则是那些欲入侵我们所管理社区的一切违法犯罪分子，所以说，我们与违法犯罪分子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就如同与犯罪分子下一盘棋，这就是“博弈”。我们社区中各种群防群治力量及各种先进的物防、技防措施是我们的“棋子”，如果我们充分的调动、整合了社区的各种群防群治力量，部署、落实了各种物防、技防设施，那我们就不会缺“车”少“马”，我们就能充分掌握了我们的社区资源。而违法犯罪分子的“棋子”则是他们的各种作案手段、工具、选择作案的时间等等一切因素。之后双方角力，进行较量，而且是无时不刻都存在的较量。有充足的资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会运用或运用不当，也就是说“下棋”的方法不对，出现防范漏洞，那违法犯罪分子就抓住我们的漏洞而轻易的将我们击败，那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发生了可防性的案件，我们败给了对手。我们的失败是小事，但因我们的失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区群众蒙受了财产的损失，或受到了人身的伤害。我们作为一个“棋手”，必然要受倒查责任追究。我们如果连续发案，就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棋手”。但如果我们“棋高一着”，方法得当，料敌先机，那我们的社区就形成了张网以待之势，一旦有敌来犯，必敌来即擒；甚至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我们摆下难以破解的“棋局”，感到无法下手，对我们绕道行走，在“博弈”中我们就赢了。

三、防范与入侵的“博弈”较量

因此，在社区“博弈”中涉及了上述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治安控防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及如何有效的进行防范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做到各种资源能为我所用。各种资源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社区中人防、物防、技防所有物质及技术的总和。现在我先谈谈资源的整合。一个成功的社区民警应该是善于整合各种社区资源，甚至是善于挖掘各种社区资源的人，从而使之形成合力。有的社区民警说我也在做这项工作呀，但是从纵深的角度来看，这些社区民警是做表面的功夫而已，如其组建的社区义务巡逻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他的门前治安三包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形同虚设；他的治安耳目一年到头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提供过，只是人有我也有而已；小区存在的防范漏洞入眼后麻木不仁，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不到位，根本不去想办法解决，只是发发整改通知书，至于物业单位落不落实漠不关心，致使社区形成发案居高不下、防不胜防的局面，犯罪分子来到他管理的社区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深得犯罪分子的“喜爱”，因而对他的社区频频光顾。此类民警在社区中不在少数。但也奇怪，考核时，这些民警所整理的资料洋洋大观，形式合格而且规范，还能受到表扬，所得分数也很高。可以说这些现象在我们社区工作中形成了一个怪圈，很值得我们基层领导认真并审慎的进行检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太在乎形式，对实质的社区工作虽然也想重视，但实际工作中缺乏相应的调研，因而形式脱离了实际工作。说到这里，我想谈谈西方警察的科学研究工作。西方警察部门一般不擅长作理论推导（而往往理论推导则是我国警察部门采取的主要方法），而是采取通过调查证明的方法，确认一个论点的成立，形成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这种方法比较机械，但是很科学。其理论源于实践，治学态度严谨，同时也比较务实。如果我们适当使用他人的科学方法，可能对实质的社区工作有所帮助。话说回来，有的社区民警确实有高度的责任心，想尽办法利用并挖掘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其所用，所以在社区控防与违法犯罪分子的“博弈”战中占尽了先机，能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轻而易举的击退来犯之敌，甚至违法犯罪分子来到社区，见到其严整的社区防范阵容后“弃局而逃”。

“手中有兵，粮草充足”，是社区防范工作的重要前提。缺少上述的条件，社区民警要做好社区防范工作，要与违法犯罪分子“博弈”过招，那是纸上谈兵。这就有社区防范资源“行兵布阵”的方法问题，很多民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方法。我见到不少这样的民警，他也经常到物业公司检查工作，周围走一圈以后，一个问题都发现不了，临走时说“你们给我搞掂”，之后扬长而去。说话轻松之极，他不会知道“搞掂”二字之中包含着多少内容，也不知在这两个字里他要负担多大的责任。在我们派出所每次召开的社区工作会议中，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工作的方法问题，我最不喜欢听的话是“要发案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作为一个社区民警，作为社区防范的第一责任人都“没有办法”了，那谁才有办法？办法不是天生就有，办法是由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想出来的。

由此我想说说逆位思考的问题，说得不好听也叫“贼位思考”。话虽不好听，但我认为非常实用。也就是说，我们社区民警要带着问题去检查物业小区，与物业小区共同探讨防范的措施。我们假定自己是欲入侵小区之“贼”，由此而找寻小区控防的薄弱环节，之后确定作案的方法及选择作案的时间及时机，从薄弱环节侵入小区，将之摆出来让小区进行防范。这样假设后我们由此不难发现小区的控防问题，有针对性的堵塞漏洞，同时还可以大大促进物业小区的控防能力。为了不断提高物业小区的防范水平，作为一个社区民警自然也要相应提高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从何而来？那就需要社区民警每天分析派出所和分局乃至全市的主发警情，从中归纳犯罪分子的规律性作案手段、方法及作案时间，以警情通报的形式，知会各物业小区，有针对性的加强防范工作，同时发宣传单张让社区群众做好自我防范措施。每月的物业小区控防工作会议就应由这些内容组成。我们有治安耳目广辟情报信息来源，敌动我知，未动先知，料敌先机；同时社区严密布防，构筑“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化、全民化的防范网络，一旦有违法犯罪分子进入控防网络之中，必被群众无数双雪亮的眼睛紧紧盯住。只要我们的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我们一定能在社区控防的“博弈”战中取胜。

四、社区警务与社区秩序的关系

构筑运作良好的点、线、面防范网络，其目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讲，那就是通过构筑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来实现良好的社区治安运作秩序。违法犯罪的产生与社区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社区环境的混乱和社区的无序状态是诱发、纵容、扩大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个社区民警在你管理的社区中不能向小偷小摸的轻微违法分子发出明确的信息：这里不适合你。那么扒手、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由此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这里我有机会！这些人就会蜂涌而至。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秩序混乱是滋生违法犯罪及诱发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打击犯罪是“治标”，社区民警维护一方秩序才是根治这方土壤的“治本”之策。好比人类与水患的斗争一样，水患形成以后，面临决堤危险时的“抢险补漏”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在于平时对堤坝的保养和守护；抢险的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这种成功并不能消除基础养护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能杜绝或减少今后发生类似问题的危险性。又比如，我们在处理“灭火”与“防火”的关系上一般都做得很好，很少会因为自己有能力扑灭大火而沾沾自喜；相反，一旦发生火灾人们都能恰当地把注意力放在查找事故的原因上。然而，在对待社会治安问题上，人们往往忽略了“治本”方面的工作。在面临罪案高发的困扰时，人们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浅层面上，热衷于打、打、打，似乎“发案＋破案＝解决问题”。破案成功带来的喜悦常常淡化了人们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忽视了对社会秩序的治理。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7

一、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

首先，我们要明确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在此我认为有必要说一说社区及社区警务的一些常识。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通常解释为“指在一定地理区域上活动的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其含义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的基础上结成的相互合作的群体。要保持这一特殊群体的相对稳定性，社区安全防范工作是维持这一群体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工作。由此延伸出社区警务的概念，我本人的理解，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能动地互相作用，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所关注的治安问题，是警方工作将原有的反映型、被动型变为超前的预防型、主动型的思想模式和方法体系。其实质就是要求警察立足于社区，积极开展各项宣传工作，动员和组织社区群众，实行警民合作，不断增强社区民众参与社区各项治安管理、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这种理论认为抑制犯罪的关键在社区，有效的抑制犯罪必须依靠社区，警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为社区服务，发现和了解社区的犯罪和社会问题，鼓励公众参加预防犯罪工作。主张以公众为打击犯罪的主体，以社会为根治犯罪的主战场，以宣传、教育公众为警务工作的中心。社区警务是存在于警方和社区之间的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通过警察工作与社区治安自治工作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控制和减少社区犯罪，搞好社区的安全防范。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派出所和民警自然成为社区安全防范的主导力量，是具体社区警务的实施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警务的中心工作就是搞好安全防范，则安全防范是我们的主业。

二、社区警务与“博弈”理论的关系

很多社区民警虽然知道安全防范在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怎么去开展缺乏方法，致使社区防范措施不到位，可防性案件不断发生。社区防范其实与霍金的“博弈”理论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社区的防范工作。根据社区警务的工作性质，我们社区工作的“博弈”对手是“潜在之敌”，则是那些欲入侵我们所管理社区的一切违法犯罪分子，所以说，我们与违法犯罪分子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就如同与犯罪分子下一盘棋，这就是“博弈”。我们社区中各种群防群治力量及各种先进的物防、技防措施是我们的“棋子”，如果我们充分的调动、整合了社区的各种群防群治力量，部署、落实了各种物防、技防设施，那我们就不会缺“车”少“马”，我们就能充分掌握了我们的社区资源。而违法犯罪分子的“棋子”则是他们的各种作案手段、工具、选择作案的时间等等一切因素。之后双方角力，进行较量，而且是无时不刻都存在的较量。有充足的资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会运用或运用不当，也就是说“下棋”的方法不对，出现防范漏洞，那违法犯罪分子就抓住我们的漏洞而轻易的将我们击败，那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发生了可防性的案件，我们败给了对手。我们的失败是小事，但因我们的失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区群众蒙受了财产的损失，或受到了人身的伤害。我们作为一个“棋手”，必然要受倒查责任追究。我们如果连续发案，就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棋手”。但如果我们“棋高一着”，方法得当，料敌先机，那我们的社区就形成了张网以待之势，一旦有敌来犯，必敌来即擒；甚至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我们摆下难以破解的“棋局”，感到无法下手，对我们绕道行走，在“博弈”中我们就赢了。

三、防范与入侵的“博弈”较量

因此，在社区“博弈”中涉及了上述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治安控防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及如何有效的进行防范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做到各种资源能为我所用。各种资源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社区中人防、物防、技防所有物质及技术的总和。现在我先谈谈资源的整合。一个成功的社区民警应该是善于整合各种社区资源，甚至是善于挖掘各种社区资源的人，从而使之形成合力。有的社区民警说我也在做这项工作呀，但是从纵深的角度来看，这些社区民警是做表面的功夫而已，如其组建的社区义务巡逻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只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他的门前治安三包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形同虚设；他的治安耳目一年到头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提供过，只是人有我也有而已；小区存在的防范漏洞入眼后麻木不仁，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不到位，根本不去想办法解决，只是发发整改通知书，至于物业单位落不落实漠不关心，致使社区形成发案居高不下、防不胜防的局面，犯罪分子来到他管理的社区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深得犯罪分子的“喜爱”，因而对他的社区频频光顾。此类民警在社区中不在少数。但也奇怪，考核时，这些民警所整理的资料洋洋大观，形式合格而且规范，还能受到表扬，所得分数也很高。可以说这些现象在我们社区工作中形成了一个怪圈，很值得我们基层领导认真并审慎的进行检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太在乎形式，对实质的社区工作虽然也想重视，但实际工作中缺乏相应的调研，因而形式脱离了实际工作。说到这里，我想谈谈西方警察的科学研究工作。西方警察部门一般不擅长作理论推导（而往往理论推导则是我国警察部门采取的主要方法），而是采取通过调查证明的方法，确认一个论点的成立，形成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这种方法比较机械，但是很科学。其理论源于实践，治学态度严谨，同时也比较务实。如果我们适当使用他人的科学方法，可能对实质的社区工作有所帮助。话说回来，有的社区民警确实有高度的责任心，想尽办法利用并挖掘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其所用，所以在社区控防与违法犯罪分子的“博弈”战中占尽了先机，能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轻而易举的击退来犯之敌，甚至违法犯罪分子来到社区，见到其严整的社区防范阵容后“弃局而逃”。

“手中有兵，粮草充足”，是社区防范工作的重要前提。缺少上述的条件，社区民警要做好社区防范工作，要与违法犯罪分子“博弈”过招，那是纸上

谈兵。这就有社区防范资源“行兵布阵”的方法问题，很多民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方法。我见到不少这样的民警，他也经常到物业公司检查工作，周围走一圈以后，一个问题都发现不了，临走时说“你们给我搞掂”，之后扬长而去。说话轻松之极，他不会知道“搞掂”二字之中包含着多少内容，也不知在这两个字里他要负担多大的责任。在我们派出所每次召开的社区工作会议中，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工作的方法问题，我最不喜欢听的话是“要发案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作为一个社区民警，作为社区防范的第一责任人都“没有办法”了，那谁才有办法？办法不是天生就有，办法是由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想出来的。由此我想说说逆位思考的问题，说得不好听也叫“贼位思考”。话虽不好听，但我认为非常实用。也就是说，我们社区民警要带着问题去检查物业小区，与物业小区共同探讨防范的措施。我们假定自己是欲入侵小区之“贼”，由此而找寻小区控防的薄弱环节，之后确定作案的方法及选择作案的时间及时机，从薄弱环节侵入小区，将之摆出来让小区进行防范。这样假设后我们由此不难发现小区的控防问题，有针对性的堵塞漏洞，同时还可以大大促进物业小区的控防能力。为了不断提高物业小区的防范水平，作为一个社区民警自然也要相应提高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从何而来？那就需要社区民警每天分析派出所和分局乃至全市的主发警情，从中归纳犯罪分子的规律性作案手段、方法及作案时间，以警情通报的形式，知会各物业小区，有针对性的加强防范工作，同时发宣传单张让社区群众做好自我防范措施。每月的物业小区控防工作会议就应由这些内容组成。我们有治安耳目广辟情报信息来源，敌动我知，未动先知，料敌先机；同时社区严密布防，构筑“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化、全民化的防范网络，一旦有违法犯罪分子进入控防网络之中，必被群众无数双雪亮的眼睛紧紧盯住。只要我们的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我们一定能在社区控防的“博弈”战中取胜。

四、社区警务与社区秩序的关系

构筑运作良好的点、线、面防范网络，其目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讲，那就是通过构筑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来实现良好的社区治安运作秩序。违法犯罪的产生与社区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社区环境的混乱和社区的无序状态是诱发、纵容、扩大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个社区民警在你管理的社区中不能向小偷小摸的轻微违法分子发出明确的信息：这里不适合你。那么扒手、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由此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这里我有机会！这些人就会蜂涌而至。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社区秩序混乱是滋生违法犯罪及诱发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打击犯罪是“治标”，社区民警维护一方秩序才是根治这方土壤的“治本”之策。好比人类与水患的斗争一样，水患形成以后，面临决堤危险时的“抢险补漏”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在于平时对堤坝的保养和守护；抢险的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这种成功并不能消除基础养护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不能杜绝或减少今后发生类似问题的危险性。又比如，我们在处理“灭火”与“防火”的关系上一般都做得很好，很少会因为自己有能力扑灭大火而沾沾自喜；相反，一旦发生火灾人们都能恰当地把注意力放在查找事故的原因上。然而，在对待社会治安问题上，人们往往忽略了“治本”方面的工作。在面临罪案高发的困扰时，人们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浅层面上，热衷于打、打、打，似乎“发案＋破案＝解决问题”。破案成功带来的喜悦常常淡化了人们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忽视了对社会秩序的治理。

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篇8

XX街道办事处下辖XX社区、XX社区……。各社区居民约为X户、X人，常住人口X人，党员X人。社区工作人员有X人。

二、社区全面建设情况

近年来，XX街道办事处党工委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社区建设上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主要4个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效：

一是党建品牌示范效应强。去年以来，各社区均创新地开展党建特色工作。比较突出的是：XX社区建成邻里中心，以培训中心、积分驿站、党建阵地等功能，融合XX党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XX社区依托区域化党建，通过与辖区商户进行绿植园艺合作、引入社会组织开展为民服务等形式，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XX社区以“五微”工作法为抓手，打造“特色楼院党支部”“红色物业”等网格党支部特色亮点，引导干部主动对接服务群众，全面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

二是为民办事服务水平好。按照区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积极推进两级公共服务中心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X个社区共设立X个窗口接待岗，先后参加组织业务培训X次，引入各类特色商家X个，通过综合信息平台收了群众办理事项达X件，目前办事处、社区两级服务中心各项服务逐步实现网络化、信息化、规范化，及时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三是党风廉政建设抓得实。根据省委巡视反馈问题，认领X项整改事项，列出针对性整改措施，做到立说立改，立见成效。针对省纪委整治“帮圈文化”相关文件，签订承诺书X份，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有效确保各社区风清气正。在街道纪工委的组织下，采取互相查的方式，每月对社区进行一次明察暗访，记好检查情况台帐，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认真纠治。

四是意识形态工作抓得紧。年初以来，各社区依托党员活动中心，开展X余场理论宣讲，使X多名群众受益，唱响党的好声音；重视新闻舆论报道，共计发表新闻稿件X篇，网络稿件X篇，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X场，受益X多人次；以“系列讲话”为重点，精心制定了《党委理论学习计划》，定期组织述学交流；扎实组织政治学习制度，组织干部学理论、写心得，指导工作实践。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坚持党的领导方面。广大社区党员干部能够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有的社区在党的领导上还存在3个方面弱化的问题：一是部分社区干部缺乏对《党章》《准则》《条例》的系统学习，对中央决策部署思想认识不足，没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真正融入到日常言行和实际工作中，有时认为自己只要在思想行动上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就行了，忽略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以上率下、模范践行的责任意识。二是部分社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有所弱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有时工作虽然也考虑到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但思想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得罪人、怕被问责。三是个别社区直管党员的号召力、影响力、战斗力减弱，有的党员宣传带动群众不够，私下里发牢骚、讲怪话，“平时‘看’不出来，执行决议‘做’不出来，关键时刻‘站’不出来”，大大降低了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每周召开社区党建例会部署工作任务，每季度进行“逐社观摩”，每半年开展“五星支部”评选活动，每年组织社区党组织书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但是各社区在加强党的建设上还存在以下4个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个别社区党建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的现象；部分社区党组织书记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还较为根深蒂固，没有把党建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缺乏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和激情。二是党建工作内容不丰富，组织生活缺少创新意识和手段，存在流于形式的倾向，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部分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枯燥，方式方法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三是社区干部队伍能力亟待提升，主要表现为事业心责任感不强、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容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统揽全局的意识不强，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四是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有的不重视学习，党建业务不精通；有的原则性不强，存在被动应付工作的现象。

（三）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个别社区党组织书记对“一岗双责”有关规定理解不深，在抓落实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存在“以文件落实责任”的问题，，通过强化问责来推动“两个责任”落实的作用发挥不好。二是压力传导不够到位，呈现“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强，具体行动和措施还不多，还停留在学习、领会和表态阶段，有的社区干部当老好人不想抓，有的光说不练、没有抓。三是责任追究不严，有的社区追究责任怕影响团结，搞盲目的内部“团结”；有的责任追究存在庸俗化、泛化情形；有的社区追究责任不痒不痛，追究手段常仅限于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和组织处理，较少给予党政纪处分。

（四）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方面。各社区能够积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依托党员活动中心开展理论宣讲，重视新闻舆论报道，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在抓理论学习上缺少方法，没有指导干部处理好工学矛盾，导致不少同志存在重业务工作、轻理论学习的现象，静不下心来、深不进去。二是对网络舆情队伍重使用、轻培养、缺督导，在主动开展网络舆情监测引导工作上，还有很大差距。三是社区在日常宣传活动中还停留在张贴版面横幅、发宣传单等形式上，不能按照形势需要进行主动宣传，还停留在“上级通知啥就宣传啥”的旧模式上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规定，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政治生活质量不高，喜欢用工作部署会代替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效果不够理想，讲成绩多，提问题少，缺少批评，自我批评不能一针见血，相互批评不能直击痛处，达不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目的。二是党员参加政治生活不够自觉，有的党员对参加政治生活持无所谓态度，以工作忙等理由推托；有的党员反映政治生活枯燥无味，不想参加。三是个别社区存在“一言堂”现象，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或者听不进不同意见，发扬民主不够充分，影响党员群众的向心力。

（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立场，认真落实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但是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执行规定的彻底性有待加强，在各类制度方面还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往往是上级强调了、重视了、督导了，就紧一紧、收一收，等风头一过又有所反弹。二是工作统筹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工作还存在拖、散、慢等行为，有些工作领导强调了才去抓、上级督导了才去搞、群众反映了才去干，影响了单位的整体形象。三是对标看齐的纯度不够，对于网络流传的一些灰色段子常常一笑了之，没有从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其严重危害性，没有很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旗帜鲜明地作坚决斗争、主动抵制和果断制止，存在麻痹思想。

（七）执行“六项纪律”方面。各社区党组织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但还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勤俭朴素的持久性有待加强，大部分党员干部能够保持生活勤俭的习惯，但有的同志片面觉得现在时展了、生活条件好了，物质待遇方面也应水涨船高，工作开展中能用工具替代的不用人力，导致日常办公经费不够节省。二是个别干部本位主义思想部分存在，只关心分管负责的工作，对分管以外的工作不关心，不研究，缺乏大局意识和全面意识，只关心自己负责的工作，对社区其他工作不了解，在面对一些来办事的群众时政策解释不清。三是部分社区干部在工作中天天与辖区群众打交道，很多时候接触的都是“老户”，有时耐心不够、宣传不够，究其根源在于自己群众意识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够牢固，对群众的诉求没有耐心分析根源，总认为是找麻烦，不能换位思考。

三、原因分析

深入剖析上述问题，根子还是党性意识、党性修养出了问题，在于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还有拧紧抓好，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一）学习意识有所弱化。社区党组织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系统，领会不够深刻，没有经常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许多时候浅尝辄止，与实际工作有所脱节。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不经常，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没有把学习、思想、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没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能力不强，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方面不够有力，处理复杂棘手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党性意识有所弱化。随着党龄增长，不少社区党员干部片面觉得党性意识、党性修养差不多了，对新时期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认识不深，没有深刻认识到党性修养不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自然增强，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组织生活中真刀真枪自我剖析也比较少，入党的初心淡忘了，私心杂念有所抬头，考虑个人的事多了、考虑集体的事少了，不能时时刻刻对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还存在以行政身份带入党内生活的情况，而以普通党员身份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也有不足；再如，涉及个人和集体得益冲突时，有瞻前顾后的情况。

（三）宗旨意识有所弱化。有的社区干部对群众的诉求、老百姓的困难若明若暗，提建议、抓落实没有对准需求，有点漂浮；有时在服务群众时，内心包含着迎合上级、赢取口碑的私心杂念，没有深刻认识到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而全党上下都要对人民负责，没有深刻认识到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自己的岗位是人民赋予的，说到底还是对“为了谁”的理解不够透彻。

（四）纪律意识有所弱化。各社区党员干部对党中央从严治党是坚决拥护的，对“打虎”“拍蝇”“猎狐”是拍手称快的，对违反纪律规定的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但大多是从个人感官、道德标准上来评判，没有从深层次、从多维度去理解纪律规定的作用意义，对相关条文法规学习不够、研究不深，对作风建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的长远意义认识不够；片面觉得作风问题通过一时强力整治可以解决，没有意识到“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存在“大错坚决不犯、小错无所谓”的错误心理，以致思想有了偏差、行为有了偏离。

（五）进取意识有所淡化。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时间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有时认为自己在政治、工作等方面已比较成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过去那种干事创业的锐气和奋力开拓的闯劲有所弱化，有时候追求稳妥，存在路径依赖思想。有的缺乏新理念、新招数，强调客观、安于现状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觉得自己在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对一些问题和现象有司空见惯、经验先于创新的懒惰思想，导致自己在工作创新上，发挥领导职能上做得不够，抓得不紧，影响工作落实的质量和效益。

四、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街道党工委将发挥好抓社区建设主体责任，将严格对照上级要求，结合自身实际，逐项认真抓好整改，确保社区建设全面发展、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抓学习、促提高，提高政治力，确保系列讲话入心入脑。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学习制度，自觉把加强学习作为一种责任来履行、一种习惯来培养、一种能力来提升。结合“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抓住“学深、弄懂、做实”三个关键词，真枪实弹地学、由表及里地钻，真正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加大正面教育灌输力度，理直气壮讲大道理、正道理，用政治话语统率班子和干部思想，形成“红旗”高扬的强大势场，解决好政治意识逐层递减问题。

二、抓基层、打基础，提高战斗力，确保组织凝聚团结统一。以基层党建工作“十件实事”为抓手，全力打造使用好三个邻里中心，两个党群服务综合体，持续在共建共治共享上下功夫，在破解服务群众难题上见成效。深入贯彻市委、区委党建工作有关要求，重点抓好先进基层党支部创建活动，建强抓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上上见真功。定期研究党建工作落实情况，研究推进措施；结合民主生活会，反思问题原因，制定整改台账；结合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及时纠偏正向，确保工作科学有效。。

三是抓根本、强思想，提高自制力，确保党风政风民风纯正。结合“家风”活动，每月组织1次廉政警示教育，读1本廉政书籍，使广大干部将党规党纪内化于心。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常态化、“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等活动，严格落实学习内容、学习制度，最大限度发挥身边典型案例的反面教材作用，筑牢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方面问题，继续加大正风执纪力度，杜绝违纪违规行为发生；及时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做到有信必核、有案必查、一案双查。

四是抓活动、促防范，提高免疫力，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稳固。依托党员活动中心，采用“三单式”“文艺式”“互动式”宣讲方法，为居民开展个性化课程教学，持续宣讲党的好政策，占领社区群众意识形态主阵地。开放社区图书馆，定期组织读书演讲，满足群众的学习需求；结合传统节日，组织文化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巩固党群关系。关注网络舆情，积极利用新闻报道宣传好的做法，利用“两微一端”及时发布工作动态，建立不良舆论防范机制，及时处置突发情况。

五是抓考评、促作风，提高创新力，确保干部勇于干事担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街道党工委将督促社区干部立足岗位求发展、着眼任务抓作为。“两委”干部结合年度工作述职，向街道报告工作开展情况。用好党员积分管理手段，每季度组织1次积分评定，对于落后党员开展诫勉谈话，限期进行整改，结合“逐社观摩”活动，每季度对社区全面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指导制定工作改进措施。落实好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发挥好群众监督作用，组织党员对社区干部工作实绩进行评议。街道纪工委加强对干部遵守党规党纪和制度规定情况的检查力度，确保社区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