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时间:2023-09-30 16:22:36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制发生条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的时间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使统一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邓小平、和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王德孔.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及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03)

.[2]范从来.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与我国目前的信贷政策[J].当代经济研究,1999,(07)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2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831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因此,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再认识。

(一)预测失误

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在2008年9月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一直向好,中国“双紧”的宏观政策不用改变,中国有两道防火墙,不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只是到了2008年9月才惊呼: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要紧急应对。

2008年9月,英国伊丽沙白女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时,有一个“伊丽沙白女皇之问”:“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学院这样回答女皇: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经济学家失明了,失聪了,失察了,失误了,全球聪明人集体地失败了。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太复杂了。这场危机应该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失败,是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危机预测理论、预警模型的失败,应该集体地失语与反思,反思“整个构架在大机器工业革命前提下的整个经济理论开始过时”。

(二)解读失误

解释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是最简单便利的解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新特征的联系作出新的解释。

解释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但应看到一个事实:斯蒂格利茨任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的书在中国也畅销,他的主张在中国政经界也都受到追捧。他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指出市场会失误、失效、失败、失灵,政府适度干预经济很有必要。

解释三:由美国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引发。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国的两个老太婆在天堂两度相遇的对话”的故事表明,其实中国也正在效仿。

解释四:美国金融创新的后果。这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但仅局限于次级贷本身解释金融衍生品怎样规避了单个风险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未从整体的金融革命视角解释。

解释五:美国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监管,放纵了金融腐败、欺诈、内部交易等,如以麦道夫事件来解释。这对局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但难以解释世界性风险。

解释六:美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格林斯潘的自白)。有的就用货币战争来解释。

以上这些解释都只具有部分合理性,都是有缺陷、欠科学的,有的则是简单意识形态化的。

(三)教训的吸取失误

一是错误地认为国有化是浪潮。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放慢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

二是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计划调控是浪潮。出现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的干预模式,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金融创新应该抑制。实际上,不应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常态化,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固定化。金融创新是一切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环境,中国金融基本上不存在创新,对中国而言,应在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力倡导金融创新。

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一)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给定了三个必备的条件,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识的客体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一是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市场经济,就必然内涵着“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危机,再生产过程会中断。这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表现后果是“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二是单个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

马克思的解释是科学的。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解释进行再抽象,认为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收入差别极大;三是单个企业、单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因此,中国从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劳力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中国从制度性短缺走向了制度性过剩。

(二)经济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

对经济危机应有平常心态。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一是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

二是强制淘汰落后,使经济结构再升级。新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强制淘汰过剩和落后势必带来失业、贫困,因此,必须忍受社会、经济阵痛。

三是制度、体制机制“自疗”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计划调节、国家干预、国有成份、全民公平上都有量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阶级长期的维权争益的斗争中,在左派政党的竞争中,在社会主义制度若干优越性的外部压力下,也不断经历着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

应该将马克思解读危机的理论进行再抽象,将其理论应用于机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金融革命时代。时代不同,危机的内在机理、诱发原因、传导机制、演进路径、危机特征、危机后果和危机救治应是不同的。我们应循着金融化、金融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的思路,认识它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又如何将世界经济周期性地丢进风险之中。

三、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中国式的问题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而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选择了“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这一选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必然后果是“增加了过剩”,为“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剩产能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性、大规模地淘汰落后,腾出市场空间,让机会和要素的配置向新兴产业集中,使经济结构再一次的战略性升级和新一轮的全球性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而中国选择“几保”应对危机,政策的负面后果无疑会复制更多的落后,至少是延缓了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制度自疗”的革命性作用时,中国却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放慢资源价格改革的步伐,且在许多领域和方面还走了回头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3

一、经济危机转型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但危机从总的来说还是突出表现在生产领域,形成了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只是伴随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破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明显地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转型。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机的爆发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

传统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表现为大量商品积压,工厂减产停工,工人大批失业等,然后影响到信用和金融领域。因为生产衰退、工厂倒闭引起信用关系破坏,货币奇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行情猛跌,导致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例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创新出一套新的管理体制——福特制,即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这种技术在福特汽车公司采用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汽车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电气工业、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长达10年的“柯立芝繁荣”使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然而,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产生了与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的矛盾,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此同时,市场失灵下的生产过剩造成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导致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银行亏损,由此发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由此引发。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4

关键词:次级贷款;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着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2]赵静.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9,(5).

[3]李鹏程.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J].知识经济,2009,(9).

[4]许小年.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DB/OL].

[5]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6]孙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究[J].北方经济,2009,(5).

[7]王胜国.全球金融危机的缘由及其主要经济理论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9,(4).

[8]吴晓求.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9]成思危.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J].中国改革,2009,(1).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5.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5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美国经济模式已经跳出了经济危机的轮回,摆脱了马克思阐述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的支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巨大的代价宣告了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失败。痛定思痛之后,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备受冷落的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感受着“经济寒冬”的同时,却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资本论》的销量飙升,并在时隔40年之后重返德国大学课堂;从普通民众到知名学者、商界大亨、国家政要乃至罗马教皇都对马克思主义不吝赞美之词。这些现象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之问存在着必然的契合。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在理性分析中,清醒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从操作层面来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操作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是必要的,但是更要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层面上来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与实质。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探索应对此次危机的科学方法,这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辩证的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新的经济现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之后就周期性的出现。只不过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之后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资本主发达国家采取了~系列生产关系改革的措施,使得经济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程度有所缓和而已。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按照流通领域中的事件出现的问题来确定危机的开始。他们放弃对国际金融危机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原因的研究,而是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领域没有矛盾,是永恒的终极的社会形态。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生产领域中的事件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指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是危机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包含危机的内容,也没有包含危机内容丰富的起因。”因为周期性重复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消亡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周期性重复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爆发。战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待经济加强宏观调控使资本主义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特殊形式,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靠人为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受到抑制而不能充分展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虽然发生在金融领域,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实际支付能力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发证了变化,表现为不是生产出的住房卖不掉,而是购买了住房的穷人无法支付房款。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住房已经卖掉,但实际上还是生产领域的住房生产出现了过剩。由此看来,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不过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种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问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同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问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_r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同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人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在横向比较中,科学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周期性旧落并进入调整的阶段,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加大,使“保增长”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普遍受到较大冲击,但是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是最早开始恢复的国家,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之所以受到冲击较小,经验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二是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积极融入世界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从根本来看,中国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是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同时反对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的传播、发展和运用,须与这个国家的特征和面对的问题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还要与所处时代的时代性问题相结合。舍此,马克思主义就难以成为牵引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结晶,就是建国以来在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和基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初步结合,走出一条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政界和学界都不吝赞美之词,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国内不少人也是自我陶醉其中。但是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处于发展和完善中。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骤减,意识形态的挑战也不如以前突出。但是经济压力上升,人民币汇率改革、贸易保护和气候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压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所有制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社会保障、社会矛盾排解、环境保护、统筹兼顾发展等经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凸显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走向,必须对此有这科学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解决。 转贴于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面对着凸显的问题,首先,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以人为本,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努力。但是从目前来看,贯彻以人为本,还要付出巨大努力,探索具体的实现途径。在追求经济发展、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只有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要以人为本,不断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道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其次,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逐步找寻不同所有制之间合适的发展关系。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国有企业改革经过改革,其优越性也明显显现出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在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方面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机遇。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合适的发展关系,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积极引导、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充分涌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从纵向视野中,清晰的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先,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的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部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20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

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6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国家干预 规制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在贪婪与逐利中一度繁荣。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鲜有人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根治的百年弊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其核心就是强化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说,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危机时才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笔者要讨论的重点,新自由主义泛滥下的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选择才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1970年“滞涨危机”以来,未经时间检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波及全球,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松规制,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新自由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金融危机让全球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动摇了以新自由主义信念为基石的规制改革,资本主义世界在反思和修正规制的目标。过去,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资本纵横的世界,但也催生了大量的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这给中国正在转型期间的经济政策敲响了警钟,尤其在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的方向选择决定了经济建设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危害,以确立正确的干预和规制政策。

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病毒”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英文原译为New Liberalism,NEW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表现上是资本驱动的一种逐利行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当中提出了国家干预和计划是导致所有奴役行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主要基于两种思想:“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的两种政策。”①而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结合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出于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慌,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书中提出,必须依靠私有制才能够进行合理计算。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学者开始举行研讨会,具体讨论新自由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主要思想的孕育。新自由主义的形成正是为了挽救193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但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是凯恩斯主义,针对金融危机,凯恩斯认为,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②。凯恩斯主义的成功让新自由主义毫无用武之地,从此沉寂。

1970年代,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全球开始出现滞涨现象,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舞台,反对国家干预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被人们所认识,美国、日本和德国政府都调整干预和规制政策,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规制改革正逐渐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实施的金融股权国有化等救助措施,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③。

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带来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泛滥和全球化步调一致,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炮制,标志着垄断资本全球化政策的强力推行。“华盛顿共识”成为美国征服第三世界的重要工具,尤其对拉美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共识”存在三个致命问题,也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干预和规制思想下的三大矛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矛盾、短裙经济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膨胀和经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轰轰烈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地区成为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重灾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其重大表现就是金融危机接踵而至,1994年出现墨西哥危机,1999年出现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出现阿根廷债务危机。同样,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休克疗法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导致民怨沸腾,此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苏联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国有资产瓜分为权贵的个人资产,不但造成垄断,还导致效率下降和社会矛盾。在亚洲地区,这种现象同样严重,由于泰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缺乏金融市场的规制和监管,引发泰铢疯狂贬值,从而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可见,在历次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都是催化剂。

新自由主义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资本空前泛滥,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都是世界上第一的制造业强国,但是在推行自由化改革后,美国开始以美元统治全球,其制造业强国的地位被日本和德国逐渐取代。美国以资本为根本力量,开始进行全球驱动,利用资本的贪婪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大量实体经济利润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从而催生巨大的泡沫。大量金融衍生品已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对此,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提出解释:“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④由于资本泛滥而导致的货币超发已极为严重,特别是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这对于全球经济是一个致命威胁。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全球都陷于美国式的资本王国之中,美国梦成为全球逐利者的固定思维。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金融化,在美国梦的驱动下,美国人争相购买住房,华尔街开发了大量的金融产品,次级贷款由此产生。长期以来,从富兰克林时代留下的美国清教徒的节制、自律和积累等美德不复存在,大量美国人开始进入以借贷为生的透支消费模式。

无处不在的资本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这些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并产生巨大的资本泡沫,最终由于次级贷款坏账问题而导致次贷危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社会,这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建立美国蓝图时就已开始,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借贷高度泛滥,次贷危机引发各行业的贷款危机:优质房贷、车贷、信用卡、同业拆息、个人信贷。随后,导致银行业深陷新自由主义泥潭,最终沉没。全面的金融危机由是爆发,新自由主义潜在的不利因素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随着泛滥的资本开始爆发。以借贷为支柱的美国经济随着金融危机而产生生产过剩,进而导致钢材等原材料暴跌,美国支柱产业随之陷入严重的困境,全面的经济危机开始迅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不但日本、欧盟和东欧地区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连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头。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体系缺乏规制

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危机特点。本次金融海啸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由资本泛滥而导致的,特别是透支消费和错综复杂的借贷关系产生了大量的虚假繁荣。同样不可忽略的是金融领域的严重过剩,毫无限制的金融产品逐步积累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环节中,信用无处不在,由于资本贪婪产生的泡沫导致金融的无限膨胀。同样,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金融危机也开始了全球扩张,从经济体系的核心向全球各国的各个经济领域扩张,呈现出以往并不具备的特点,体现出资本的强大的渗透性。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出现多次反复,经济周期变化更为隐蔽,人们无法预测,特别是后续反应极为强烈,比如希腊的债务危机和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等。

贪婪和膨胀的资本缺乏有效的规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资本的贪婪性被看做是理所当然,资本贪婪让资本家不仅敢于冒道德上的风险,更敢于挑战人类的各种极限,以推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行动导致人们越来越希望依靠投机致富。政府很少干预那些以逐利为目的的不道德行为,如网游市场和股票市场。一个又一个的庞氏骗局公然盛行于华尔街,以麦道夫为代表的典型金融骗局正是由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所导致的。尤其是监管部门赋予金融资本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金融资本开始陷入一个畸形的膨胀时期。此外,美国已沦为次等的制造业强权,IBM公司生产的笔记本全球第一,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卖给中国的联想公司,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制造业所能够获得的利润远低于金融市场的利润,而且生产、经营和售后等环节过于复杂,而资本市场是快速盈利、迅速实现资本最大化的捷径。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专业的危险巨大,就如同没有黄金储备的钞票。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遏制这种势头,反而是鼓励虚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扩大危机的错误引导。

资本贪婪使负债消费成为时尚。20多年来,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负债率不断提高,为了鼓励消费,美国监管部门不断放宽信贷,次贷危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爆发的。美国政府不规制民间信贷是有理由的,因为美国政府也是借贷成瘾,根据穆迪的数据,2013年美国国债超过17万亿美元,为了转嫁风险,美国还依靠美元贬值和逼迫其他币种升值等策略以逃避负债。

资本贪婪使金融衍生品泛滥,由于资本贪婪,监管部门不但缺乏有效规制,还放松了监管。美国政府从里根时期就开始制定大量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法案,如《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金融服务竞争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和《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尤其是极大放松了银行业进军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这无疑是一个自杀性扩张的举动。2013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已突破1000万亿美元,由此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将后患无穷。

以政府干预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面对汹涌而来的危机,倡导新自由主义的欧美国家也不得不强化政府干预,美国奥巴马政府采用调控手段进行“救市”,大幅度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税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英国政府则直接采用注资、贷款、担保、降息的方式进行救市。而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则在金融监管和规制等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遭遇困境,比如美国的债务问题是无法通过经济法规来解决的,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有化”的恐惧,各个阶级都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种种矛盾由是开始,新自由主义存在本质的缺陷和问题,尤其是其通过坚持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来维持垄断资本的利益,使政府干预往往苍白无力,深陷困境之中。

滥发美元。从放弃金本位开始,美元就走上了一条滥发和贬值的道路,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到处流动的美元作为热钱各地投机,一方面对于各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使全球陷入通胀风险中。而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导致美元滥发。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的贪婪,如果经济行为完全私有化,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公共责任。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很多人主张国企私有化,其本质上是将国家财产变为少数利益集团的财产,这将会激起社会矛盾,因此是改革中必须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抬头,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潜在影响。收入分配导致贫富差距增大,资本市场缺乏规制而盲目推行IPO和各种产品,各种规制不断解除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持续恶化。

近年来,国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呼声不断提高,他们强调经济行为自由,大声疾呼要解决经济规制,要把经济法的约束降到最低,这恰是导致各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新自由主义以无边无际的资本为驱动,但资本的贪婪是无穷的,而稀缺性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原理,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

结论

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如何抉择经济的自由和政府的干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规制改革,这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决策面临的紧迫问题。我国必须完善经济法规范进行,制定正确的市场干预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规制目标。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干预和规制都存在问题,干预和规制框架松散,法出多门,缺乏顶层设计,没有能够长期领导的相关机构。比如电力监管委员会不具备定价权,定价权在发改委手中等,这对于规制的实行造成很大阻碍。同时,政企不分、程序繁琐等现象都是我国政府干预和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政府的市场干预的很多举措都是错误的,其实这都是由经济法立法不完善,采用新自由主义思维进行干预,规制行为缺乏系统保障所导致的。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摒弃新自由主义,科学正确地进行经济法立法,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改革过程中坚决杜绝新自由主义的“变术”,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为此,我国应构建一个和国情相符的国家干预和规制的体系,构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三方最大化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不是盲目和欧美接轨,为了迎合当前国际趋势而“热情地”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坚持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改革的最高价值,必须拒绝因短期利益而产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行为,在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危害的前提下,在改革中不断摸索前进。

(作者为鞍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

②[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13页。

③吕海霞:“论走向衰落的新自由主义”,《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l期,第3页。

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7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2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著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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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思危.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J].中国改革,2009,(1).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7.

摘要: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它不仅重创了各国金融业,还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在此背景下,及时梳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并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8

摘要:2009年3月开始,我国进出口总额实现连续8个月的环比增长,开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里及时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政策,将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课题。文章通过对今年我国外贸形势的分析,了解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出口贸易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出口贸易政策

一、引言

2007年3月13日,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而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这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了。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推波助澜,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亦深受影响,2008年出口额为14285亿美元,增长17.2%,但比2007年增速的25.7%要放缓很多,全年的顺差为2955亿美元,增长13.5%,相比2007年的47.7%下降很多。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这证明我国也正逐渐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出口政策不能停留在应对金融危机开始时期的短期策略,应该集中在中长期的调整上,应从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以及信贷政策方面做努力。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我国自21世纪以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便一直居高不下,年均38%以上,2008年更高达63%。对外贸易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同时,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也是尤为突出的。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78.2亿美元。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为2600.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6.7%;同期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118.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3.6%;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而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将持续萎缩。

第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压力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降低利率以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目前,欧盟、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利率都接近于零。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成为这些国家抑制金融危机的办法。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贸易主要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的政策,使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会吸引大量美元资本注入我国市场,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元的泛滥,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元资本向我国市场的持续流入,导致我国人民币币值更快的升值,仅2009年2月份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上升幅度就超过6%,这将大大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自由贸易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但每当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便会抬头,值此后金融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如2009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以我国油井管产品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该案涉及金额高达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对我国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这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更为严重,并将发展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形成全面性的制约。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贸易政策

第一,税收政策。我国应当有选择性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并分析该出口退税和其他有关政策调整的效果,进行适当评估和微调。同时,我国的海关机关应积极推行“提前申报”、“属地申报,口岸验收”等快捷通关措施,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近期出口退税率的不断上调从短期来看是必要的,也刺激部分产品的出口增长,特别是针对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部分产品的退税率过度下调所采取的纠偏措施更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把出口退税作为从整体上挽救外贸出口下降趋势的基本政策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从而全面或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所有出口商品或大多数商品实行普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二,信贷政策。贸易融资是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冯国经先生说,国外进口商对我国出口商品采购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该国居民的购买力,而是进口商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流动资金贷款来购货,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普遍遇到了流动性困难。根据WTO的报告,2008年年底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250亿美元。因此,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综合优势,运用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外汇担保等多种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企业出口。积极配合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重点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三,汇率政策。在新形势下为了保证外贸稳定增长,我们不妨将思路放在人民币汇率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持续性地动荡,汇率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这对我国外贸出口而言将是更为严峻的考验。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深化国际金融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出口贸易需要的避险工具与解决方案,以减轻汇率风险对我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这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出口稳定增长,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2、孙亦军.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战略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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