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发展史范文

书法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河南省　县级图书馆史 民国时期

[分类号]G250.9

1　引言

晚清以降，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建设顺应时代、当地需求而相继而现，历经数次社会变革和战争洗礼，在蹒跚中学步、成长，从而促进了当地以及整个河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200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由陶善耕所著的《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五陋居札记)一书，便向人们展示了旧时以河南县级图书馆建设与社会变迁为主线的壮丽诗篇。该书以各县图书馆沿革为中心，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其纵向跨度之长，空间维度之阔，事件、人物之丰富，使得这部著作完整厚重，条理清晰。不仅再现了河南地方图书馆发展历程，而且也为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区域化及走向深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2　一部富有引领学术的厚重之作

2.1　应和学界向下趋向，推动我国区域图书馆史研究

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近年来，地方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即使如此，地方区域史的研究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研究学术传统依然“阴魂不散”，时刻影响着我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仅以图书馆史研究而言，全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县市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近年来，图书馆史的研究，尤其是各地方的图书馆史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可开拓空间。据初步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史的研究著作有李致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史1909-2009》，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等，全国30多个省市的图书馆史也只有《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09―1989)》、《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湖北省图书馆百年纪事》、《天津图书馆百年纪事》、《湖南图书馆百年志略》、《上海图书馆史》、《山东省图书馆志》、《浙江省图书馆志》等少数几个省市的馆史，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至于市县的图书馆史研究，除了南京、厦门、宁波、济南等比较发达的城市以外，更是一片空白。基于上述认识可知，《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作为一本最新的县级图书馆史，其出版发行，无论对于促进各县地方图书馆史的研究，还是促进我国地域史的研究，摆脱传统学术之局限，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根据各县级图书馆各异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力配置，分别从沿革、规模、馆舍配置、相关史事、战争和人物、重要的大事记等展开叙述。采取纵写沿革、横描规模、贯穿人物事件的方法，以可查、可信的创设图书馆的年代为序，逐个地罗列叙述，又基于旧时河南地理位置的限定给予了该书空间的基本框架，做到贯通古今，综合历史，保持了记述的逻辑性、系统性，从而理清了从晚清到民国社会各县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应和了学界向下突破的倾向，突出本书地方志、区域史的特点，以各县为点，以若干县的比较为线，以全书各县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视觉面的广阔性和全面系统性。寓全省的共性于地方的个性之中，如作者在文中所述：“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就是一个禹穴。”在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的禹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跌宕蜿蜒的穴道，这条穴道时而宽敞，时而狭窄，时而阻塞，从晚清到民国，断断续续的通向尽头。当然无论在哪个时段，这里都充满着生命的搏动。基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了解河南各县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就可概知总结出全省图书馆发展的脉络。

在图书馆建设的百花园中，有富贵娇艳姹紫嫣红的牡丹，亦有漫山遍野娇羞淡雅却点缀山间无比清秀的雏菊。以各县为单位，多管而窥尽详河南省县级图书馆之溯源及全貌，可谓是蔚为大观!溪流潺潺，细水绵绵，历经高山低谷的起伏跌宕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壮美江河，奔流人海，以澎湃多姿的热情融身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建设这幅员辽阔的海洋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并折射着自己的熠熠光辉!

在今天看来，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了解基层图书馆文化建设，促进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调，初步形成以市图书馆为中心，以县、区图书馆为纽带，以基层图书馆、室为棋子的图书馆网，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2.2　资料翔实，立论严谨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治史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掌握大量的史料必不可少，毕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掌握大批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如巧妇难作无米之炊。正如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占有材料，在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傅斯年有这样的言论。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具体到图书馆史而言，资料是基础，不占有大量、全面、实实在在的资料，就难于写出史实衔接、内容翔实、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倾力倾心之作，饱含着作者及很多工作者的奋斗和艰辛。为征集史料，陶善耕竭尽全力，访问咨询相关人员，其涉及范围之广，内容资料之翔实，可谓广征博采。至于资料类别，不仅有县志、报志、个人生平简谱、个人事迹，亦有议会记事、视察报告、图书馆述文、讲演集，同时还包括了行政计划进度表、机关统计表、碑文、对联、挽联等等。上述材料使得该书参考文献包罗繁复，其中最主要者有各地县志、《河南教育月刊》、《河声日报》、《河南文史资料》及各地文史资料等。

大量的占据史料，使得该书内容丰富，如在言及一些优秀人物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事迹时，涉及有封丘县掩护地下党工作的志士，也有拓城县不领薪水、义务服务大众的馆长等。此外，通观全书，一百零九县，繁多精简，并非套用单一的模式，统一的规格，让读者能够阅而不厌，每每观之各县都有新的内容闪现，之所以

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正是基于史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该书立论严谨，分析之客观，判断之科学，通书多有显现。如在提到通许县时，作者根据刘煜淮的视察报告说：通许县馆内“分图书，阅报，卫生，博物，理化，游艺，国耻纪念及学校成绩各室”，但其后的实施情况，则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难以叙述。又如一百零九县图书馆缘起的时间问题，究竟是始建?始设?创建?创设?开办?建立?设立?已有?作者依据史料多做出了精确的描述。

作者陶善耕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直书史事的优良传统，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从事多年的工作，坚持史为记事传言之书，必须善恶具书。以鄢陵县为例，书中提到县里图书馆的馆长和馆员“思想陈旧，对于馆务，仅能维持，毫无发展能力”，“地址偏僻，阅览不便”等等。如此书写，承袭了我国历史上客观记载历史、不存偏见、不虚美、不掩恶的史学传统，逼真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资料翔实和立足史实的结合在撰写历史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文献研究确实是有其事务性和技术性的，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亦应有相当的提升与凝练，以资鉴后人。该书作者便善于从一个总的大方向人手突破，不只是埋头于故纸堆里的言“然”，更为批判性地总结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阐明历史轨迹，砥砺同仁的敬业精神。每篇关于各县的记叙都将客观纪实性与专业学理分析融会贯通。

总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全面有序的收集历史资料，梳理和记述，脉络分明，发展进程主线清楚，立论严谨，总结科学，启迪后人。

上述优长之外，该书还有其他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就篇章结构而言，该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纲目清晰，自成体系。以条目体的形式，以篇目统类目，以类目统条目，清晰简明的呈现给读者。全书以说在前面的话为总概；以寻踪各县级图书馆的沿革为主体，翔实地方史，由下而上的视角分别看各县沿革及其对全省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促进；补缺则对尚未说及的诸县进行略记作以系统的补充和完善；附页则收录了省级部门的一些关系到地方各县的资料，逆而行之，又以由上而下的反视角，印证和展现县级图书馆的整体性发展历程。再就是语言表述方面，该书叙述语言准确、严密，论述精辟，毫无艰涩之感，语言感染力较强，事实铺述亦引人入胜，专业性和记实性都很强。总体而论，《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引领我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严谨、厚重之作。

3　缺失

3.1　史论结合及比较分析不足

所有的史家都主张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内在联系的更确定的表现，是规律历史发展成螺旋形，在螺旋曲线的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可以看到各种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从中发现历史规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所涉及的20世纪上半叶河南各县，作为河南省图书馆整体发展中的个体，均位于螺旋曲线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若能加以分析总结，则可获取共性、非共性的规律性认识。遗憾的是，该书尽管搜求到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记录，也有作者的一些论断、观点，而总体感觉是重史轻识，缺乏理论高度。

葛懋春指出：历史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评价，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有关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地区分，通过研究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使人们了解过去，洞悉现在和预见未来。而《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给人的感觉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也欠精当，恐欠取舍不严的斟酌。比如有的县缺乏文献记载，以至于作者在描述时非常简略，有限的资料择取起来余地很小，那么，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呢?是没有历史发展的印痕还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什么会在这几个县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作者应该着笔从政治、经济、战争、地理、文化等多方面来加以分析。期待作者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以一览众“县”小的气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一百单九县分门别类加以综合比较，是高山耸立?是蜿蜒连绵?是满山苍翠?还是尽显荒芜?这都是我们值得去分类探索，比较综合的内容，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一个开拓者，以启山林。

有史有论，有述有见解，有史才能有论的根据和依托，有论方能有实效有启迪，有了论才能让有血有肉的历史，更加鲜活。

此外，该书也缺乏各县之间的比较分析。

根据可比性的原则，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史学方法，克服历史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在比较的过程中要求同时运用比较和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做到横向纵向的比较，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的比较。而我们在该书中看到的只有综合缺乏比较，只有单个县的概况，缺乏横向各县具体情况的比较以及同一时段、不同时段内的综合比较，继而得出总结。这样，许多问题难有圆满答案，如为什么会出现伊川县图书馆的筹划未果，潢川县为什么会在1922年有独立建制的图书馆，等等。

通过科学深刻的分析比较，该书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问答：河南各县图书馆产生、发展的背景对当前图书馆现代化有何启示?在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县级图书馆的发展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道路、方向?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是什么?只有这样，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史的研究才能突破自身的研究局限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找到新的突破和自身的位置。

3.2　口述史料运用不够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却正在于此。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只是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近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中，伊川县、息县、临漳县、伊阳县、民权县……诸县极为简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存的文献使然，然而这并非没有弥补的手法。其中，口述资料的运用就是很好的路径。作为一部近现代史著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尚在人世，该书的作者没有或者很少注意到口述史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使该书像一般史书那样，是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由冷冰冰的事件、一大串的数字等材料僵硬地组成。忽略了历史在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除了身躯和骨干之外，也有奔腾的血液和能够传达人类情感的肌肉组织。使原本可以鲜活起来的历史场面再次变得呆板，错过了使该书成为一本“活”的、“鲜活”的历史著作的可能。

4　结语

书法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 春秋战国 史学发展 史书

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甲骨文出现，史学获得了从口述传统向成文纪事发展的可能。殷商时期可谓中国史学的萌芽阶段，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史学才得以初步形成和发展。

一、春秋时期的史学

1.春秋史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经济上，牛耕和铁制工具开始被广泛应于到生产和生活、农业和手工业等各个领域，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政治上，“各诸侯之间的兼并争霸战争，以及频繁的朝觐聘问互相交往，构成了春秋时期的历史特点”。①春秋前期，小的诸侯国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各国内部的卿大夫势力日益强大，动乱时有发生， 《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就多达43起。春秋中后期，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著名的“三家分晋”。随着诸侯的逐渐崛起和周王室的日益衰微，各诸侯国都设置了自己的史官，从事历史记载的工作，打破了原先周天子垄断修史的局面。

文化上，这一时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纷纷引用史事为自己立论提供依据。此外，对神意的崇拜在历史观念中虽仍占重要地位，但一些人开始怀疑上帝和鬼神，不再从神意出发，而是用历史上的人事来解释和说明，出现了重视人事的新思想。思想的活跃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春秋时期史学的发展概况

“春秋”的出现，以按年编纂为记载方式，以人事为记载的内容，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春秋”本为古代各国史官编写的编年体史书的通称。之所以称为“春秋”，在于其书以年为纲，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这一古老的名称在春秋时代以后仍为许多编年体的历史书籍沿用。但春秋时期所留下来的“百国春秋”，如晋之《乘》、楚之《杌》几乎都失传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完整的是由孔子修成的编年体史书――《春秋》。

《春秋》是我国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孔子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参考了他所能看到的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各种史料，并积累历代史官的一些写作经验，按照“据鲁、亲周、故殷”的原则，修成了流传至今的《春秋》。孔子继承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纂方法，以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情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整理，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夏商周三代的零碎孤立的记事（如《尚书》）已完全不同，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走向完备；但孔子又规定了“常事不书、详内略外”的办法记述历史，《春秋》叙事过于简约，一事甚至只有一字，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们说《春秋》还是编年史的雏形。

二、战国时期的史学

（一）战国史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由春秋列国纷争到战国各国变法，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两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原先一百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初年，形成了秦、楚、齐、燕、赵、魏、韩七雄并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存在于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及各发展不平衡的诸侯国之间。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既得的利益，大举变法。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取代了奴隶主贵族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士”阶层不断壮大，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常常利用史事来加以论述，各家各派学说不断丰富和发展。战国的史学就是在这个动荡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战国时期史学的发展概况

战国时期史学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史学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编年体史书的完备

这一时期出现的《左传》，可谓我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

《左传》最初称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汉代经学家将其与《公羊传》、《谷梁传》看作是解释和传授《春秋》的三大系统之后，才称其为《左氏传》，简称《左传》。

无论是取材、历史编撰内容和技术，还是注意事物联系、反映社会变革等方面，《左传》都大大超过《春秋》。

从取材看，孔子删《鲁春秋》而成《春秋》。《左传》取材广泛，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成文记事及口诵材料，包括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杌》，周、卫、宋、郑等国的旧文简册等编撰而成。由于《左传》取材于各国的国史，而各国使用的历史不同，虽改之以周正，但并末能全改之，以致书中往往出现历法混用的情况。

从历史编撰内容上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如同大事记。而《左传》全书编年记事，“十二公”详略不等。《左传》或直述或间述，并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事物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灵活地运用“事具本末”和“专写人物”的笔法，展现了穿插了记事本末和人物传记的最初形式。

从编纂技术上看，《左传》还创立了多种史评的表达方式，或“君子曰”等直接发论，或“孔子曰”引用他人的言论，或依托某些应验的预言，等等。

《左传》是继《春秋》以后，在编年成就上的又一大进步。《左传》突破了各国地域的界限，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历史的前进性。第一次把众多国史汇成一书，展现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变动的整个局面。把编年体推向了成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形成。因此，梁启超评价它为“商周以来史界的革命”②。

2.史学领域的拓宽

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史学不断向前推进。这一时期史学转变在于，战国时期的发展不再把目光仅仅停于某一地方。战国时期的史著，除编年类外，还有谱牒类、语类、志类、史论等。

（1）编年类：《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为西晋时汲郡魏襄王墓被发掘而发现，时称《纪年》或《汲冢书》，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引用此书，并前加以“竹书”二字，从此人们习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百国春秋”中起始之年最早、编次时限最长的编年体史书，记述了“夏、商、周三朝的历史，记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就接记晋国史事，战国时三国分晋后，就只记魏国史事，一直写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③

《竹书纪年》古本起自夏，自宋代开始逐渐散失。到了元代以后又出现了《竹书纪年》2卷，起自黄帝，后称《今本竹书纪年》。“经清代学者考证，认清其为元明时人杂缀佚文而成”。④“其文简要如《春秋》，记事则多同于《左传》”。⑤《竹书纪年》与古代传说、古史记载有很多不同之处。至于所记战国部分，与《史记》也有颇多不同。尽管今仅存《竹书纪年》佚文，但它是后代学者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

（2）谱牒类：《世本》。

《世本》最早著录见于刘向《别录》。据《史记集解序》和《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共15篇，下限至春秋时。其书自春秋以后，不断层累叠加。《史通・古今正史》更将下限延至秦末。古本《世本》在唐代开始已有散佚，后清代学者多加辑佚、增补，但编目不尽相同，形成了今天多个版本的《世本》。

《世本》开创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历史编纂体例，以记“帝、王（侯）、大夫”世系为主，配以记“帝王与诸侯都邑"的居篇、记“各种器物”的作篇、记“各族氏姓及由来”的氏姓，以及记“谥号的含义”的谥法。从其体例上看，《世本》已初建了纪传体规模，与后代《史记》开创的“本纪、世家、传、表、书”体例对比，有一定关联性。但“《史记》中未曾有《世本》这一书名。《世本》之名是刘向所定，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才开始用司马迁‘采《世本》’的说法”。⑥

（3）语类：《国语》、《战国策》。

《国语》作者是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左丘失明，阙有《国语》。”但至今还不清楚。《国语》现史学界基本公认成书于战国时期。其打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界限。全书共21卷，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纂，“先王室后列国，先夏后夷”。《国语》与《左传》不同，它按国别编撰而成，是一部国别史，并以记言而主，是汇集各国国史中言论而成。此外，它在编写上还注重对一件事情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发表言论。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众横家游说各国诸侯王或互相辩论的言论辑录，并不是一人一时而成。原本编排很杂乱，名称也很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等。后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辑、校订成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至北宋后散佚，经曾巩校补而成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所记载的言论，包含了战国时期谋臣、游说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兼并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大多数谋臣策士的目的在于猎取个人的功名富贵，并无固定政治主张。特别是在“战国七雄”力量消长之时，有其深刻的反映。《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重要的史料。

（4）志类：《山海经》。

《山海经》从学术研究领域上看，可算一部地理书，其性质相当于地理志。它以神话形式来展现，所以又被认为是一部神话小说。此书不成于一人一时，最早一部分成于春秋中后期。经后人增削窜改，最后经汉代刘歆校订，编定为18篇。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两大部分组成，“《五藏山经》以山岳系为纲目，共记述四百四十八座山，每座山为一目，主要内容记述山川、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和神话，而叙及神话的仅有五座山。《海经》所记的是自人类诞生之初以至作者当时的漫长年代沉积起来的各种事物”。⑦《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一些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原始社会的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5）史论类：《天论》。

史论就是就史料阐述观点。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主张各不相同，常通过对他们所记载的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以评述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有的侧重于政治道德，有的侧重于对宇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有的则侧重于名辨。如荀子针对夏商灭亡在《天论》中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虽然他们并未完全成为史学家，但他们的思辨为史学更深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这一时期出现的论史形式，推动了后代史学的发展和新史学的产生。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本史著外，战国时期出现的史著还有很多，如《战国众横家书》、《仪礼》、《周礼》、《逸周书》、《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战国众横家书》属于语类，是战国时期游说辩士言论辑录；《仪礼》、《周礼》、《逸周书》都属于志类；而《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属于最早的史论著述，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加以评述。

三、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初步形成时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春秋》一书的出现，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诞生，对后世影响深远。战国时期是我国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发展了春秋时期存在的以记言体、记事体、国别体、编年体记载史事的方式。此外，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纪传体、语体、典志体及史论方面的著述，甚至出现了通史性质的历史著作，为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22.

［2］［3］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20，21.

［4］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125.

［5］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

［6］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127.

书法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通史；写作范式

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在八十年代初才正式恢复起来，极目望去，当时的整个史学史研究领域尽是一片一片的荒地，学者们“欣喜若狂”。所以，许许多多的史学史工作者甚至非史学史工作者，都插足到史学史研究领域，开疆拓土。这极大地开拓了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时至今日，已有20多部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专著和教材，相关的著作更多，论文盖以千计”。纵观这些史学史通史著作，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主要是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划定板块然后按照板块来填充内容，主要以史官、史家、史籍为主，“这使得史学史著述具有较宽的空间”。这种类型的著作比较典型的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本书基本是按照梁启超所提出的史学史研究内容和任务而写作出来的。全书有导言，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其中涉及有“史为记事为职不过掌书起草”、“古代史官标表”、“古人未尝以史名书”等；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内容有“六经皆史释义”、“《尚书》、《春秋》俱为古史”、“《春秋》与《左传》”、“古史保存之法”等；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涉及内容有：“《史记》之得失”、“《汉书之得失》”“马班二氏史学之梗概”等；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第五章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但是，这种通史写作的模式史书目录解题的色彩比较浓重。

二

经过几代史学史研究者不懈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有一种从史学内部转向史学外部的趋势，涉及到史学思潮、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种史学史通史写作范式主要根据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特点来划分，以诸如起源、发展、成立、鼎盛、衰落等阶段性特点来分期。这种类型的著作，比如李炳泉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本书是由多所院校参编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参编的院校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宁波大学（原宁波师范学院）、安庆师范学院等，也是集合了一批在各自研究领域很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比如，本书的明代部分就是由钱茂伟先生主笔的。本书安排为，第一章，中国史学的产生—先秦时期；第二章，封建史学的形成—秦汉；第三章，封建史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第四章，封建史学的繁荣—隋唐五代；第五章—封建史学的顶峰—宋辽金元；第六章，封建史学的衰落—明清（至鸦片战争前）；第七章，近代社会的开端与学术风气的转变；第八章，封建史学延续与资产阶级史学的产生；第九章，资产阶级史学的形成；第十章，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第十二章，当代中国史学。另外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著作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不同的学者对史学发展的分期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谢贵安《中国史学史》，他就与以往的提法不同，认为明清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鼎盛时期。

三

以社会形态来划分史学的发展，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影响。比如，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这本书分为上下卷。上卷四编：奴隶社会的史学和封建社会的史学，这当中有分为上中下。下卷二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上下。在每一编之下，再分为小的章节进行叙述。这本书很大的特点在笔者看来，就是他以社会形态来划分史学发展的脉络。正如一开始的编者说明当中讲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这种类型的通史类著作应该是属于特定时代的产物，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来总结史学的发展历程，这其中是否有着那么明显的而正确的必然联系呢？站在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四

根据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叙述，较多展开关于史学与社会关系、史学思想等内容。这类著作比如乔治忠的《中国史学史》，这本书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谈了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以及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深层特征等；第二章为史学的起源与先秦时期史学的初步发展，讲了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甲骨文与金文的记事方法等；第三章为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分为七个小节来分析，有秦代史学意识的不绝如缕、西汉前期的文化政策与史学的复兴等；第四章为多方探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第五章为隋唐至两宋：传统史学发展的成熟；第六章为元明两代史学的调整与开新；第七章为清代对传统史学的清理和总结；第八章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第九章为近代史学发展的新局面。还有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应该也是这种把史学发展过程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进而涉及史学方方面面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这也是目前看来比较合理的一种写作方式，它便于整合学术界关于史学史研究方方面面的新成果。

五

但是，笔者觉得这种史学史通史的写作范式应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空间，不管怎样我认为不断探索多样化的写作范型，一定比按照一种已经成熟的范型一直写下去要有意义得多。现在的史学通史著作在写作体例上大致形成了以纵向线索来带动横向空间的一种写法。这种线性史学史的写法当然是符合史学发展线索的，但是时间一久难免给人一种陈陈相因、体例相袭的感觉，使人提不起精神。而且，我相信中国史学发展的线索肯定不止这一条，只是我们受视角所限，缺少一些发现而已。笔者构想，我们应该改变目前的线性史学史书写的状态，进而转向为一种立体化多维度的整体性史学史书写，探索符合史学发展规律的整体性整合机制。我们应该考察史学内部空间规律，把坍塌的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时空以一种以空间为主轴的历史时空的方式重新架构起来。很明显，在史学史研究已经深入到史学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时间来支撑整个史学史的历史研究时空可能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既然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时间秩序，那么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自身的应有空间结构么？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以研究历史学为对象的史学史也应该有其自身的内部逻辑空间才对。

这样一种以空间为主轴的史学史整体史书写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一本中国史学史的重写，当然不是简单改变一下模式就可以达到的，它还涉及到对整个中国史学的重新考察，“转换出史学史研究的新视角”，进而发现一种深层的逻辑空间和学术理路。笔者觉得，钱茂伟先生的《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一书，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探讨。这本书正是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三种主要的范型：叙事型、义理型、考据史学三个大的板块，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分层专题研究，这正是站在脱离时间的角度来考察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进而用这种深层的逻辑空间结构来带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的以时间为线条的叙述。唯一可惜的是，钱先生在这本书中，没有明显的以三大板块来重新构造中国史学史通史的意识，而只是就自己专长的领域进行了阐述，这是一点缺憾。张广智曾经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在历史观、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多个层面与中外史学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外史学交流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所以，笔者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可以从国外的历史著作中汲取一些营养来进一步拓宽我们史学史书写的思路和思想驰骋的空间。在与吾师钱茂伟先生的交流中，凑巧注意到了英国著名思想史家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这本书。“在这部气势恢宏的史学史巨著中，作者把史学放在文明和社会的框架里来叙述，以饶富文学趣味的精彩笔调详析史家及其作品，告诉我们史家如何选择、讲述、研究和评断历史”。以此为蓝本，笔者在想，或许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重新梳理中国史学史，也不失为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子。总之，不管我们从何种角度来重写中国史学通史，都需要我们对史学发展的深层理路进行重新审视。因为“重”字本身就意味着“回到起始点，回到按说是摆脱了任何偏见的开端，因为人们以为，偏见完全来源于判断的积累和传统，而这些判断以前没有经过重新考虑就被认为是正确的”。中国史学通史的书写从目录解题式的范型发展到在学术史中展开的史学史书写范型，再到以时间主轴来带动空间架构的范型，应该说中国史学通史的原有线性书写范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峰，处于一个关节点上，重新建立中国史学史通史书写范型，笔者看来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至少也是一种不坏的尝试。因为“范型”一词并不是意味研究的墨守成规，相反地，我们应该把“范型”视为“史学研究的一般方式，并由此来考察史学史的变更兴替，从而呈现出新的发展历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史做出新的观照。

最后，以古奇在他的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以为自勉：我们继续在热烈而永不停止地探求真理，但是，斯芬克斯仍然对我们微笑，不肯吐露她的秘密。

参考文献

[1] 刘开军.史学史基本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兼评周文玖著[J].巢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 牛润珍.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J].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3]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4] 张耕华.后现代与史学史的新视角[J].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5] 李炳泉等主编.中国史学史纲[M].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6]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7]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9] 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10] 张广智.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J].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11]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12]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55页.

[13] 杨豫.西方史学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4] 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书法的发展史篇4

记录片与文化的关系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环境中，才会衍生出相应的纪录片题材。最终纪录片又将反作用于文化，对文化产生影响。任何一部自制人文纪录片，都是发源于本土文化的土壤，最终又对本土文化产生记录、传承、发扬的作用。下面就以吉林市电视台自制的三集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为例，浅析这种作用。

1 纪录片是本土文化环境的直观再现

“北国江城”吉林市兴建于清朝，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被清朝皇帝尊为“龙兴之地”。因为清朝帝王的重视，在清朝文化学习盛行的背景下，江城的书法历史拉开序幕，日益盛行。清朝先后有六位帝王为吉林市这块“龙兴之地”书写了16块御题匾额，奠定了吉林市在书法历史中的地位。

2012年5月26日，在吉林市艺术中心，中国书协理事、研究部主任张陆一宣读了中国书协关于命名吉林市为“中国书法城”的决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赵实，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段成桂共同向吉林市颁发“中国书法城”牌匾。

借助这样一个契机，吉林市电视台成立了《大江舒卷翰墨风》摄制组，用影像和声音展现吉林市的书法历史文脉。《大江舒卷翰墨风》这部三集文化纪录片的诞生，正是吉林市这座城市深厚的书法文化底蕴的直观反映。

2 纪录片对本土文化的保存记录作用

纪录片对文化的这一影响，也直接体现了它的历史资料价值。依靠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我们无法想象出那些曾经现实存在的过去，包括环境和环境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纪录片的应用是历史从书香弥漫的白纸黑字的束缚中一跃而出，依靠还原、再现等各种手段生动地还原，影像无法隐藏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

“每一个纪录片人应该利用摄像机为历史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记录下我们的思考，同时也记录下我们的热情。正如中国纪录片人宣言所说：为时代立传，为历史传承。传承文化，连接未来，生命不息，使命不止。”把现在的事实记录下来就是明天的历史资料。影视纪录片为已经流逝的岁月存储了巨量珍贵的影像文献，从传播人类文明的意义上说，纪录片功莫

大焉。

《大江舒卷翰墨风》取材于吉林市城市深厚的书法历史文化，这部片子对这种文化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以还原再现的方式，记录下吉林市书法文化的兴盛变迁。这部片子，以书法为连贯全篇的主线，从赋予了吉林市“江城”之称的《松花江放船歌》被不同墨韵书写而展开，通篇介绍这个城市的书法历史文脉，介绍书法名人背后的历史故事，也在通篇记录讲述这个城市的建城历史、城市发展变迁史。这些或精彩、或震撼的同期影像记录，必将成为日后珍贵的历史资料。

3 纪录片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发扬作用

不可否认，文化很容易因为时间的推移、历史环境的改变等因素而产生变迁，造成地域文化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移入。受全媒体传播的影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信息空间中广泛传播，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接受者所吸收、融合，这成了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倾销”、“文化侵略”。它的后果就是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传承，丧失了每一个地区所独具的文化魅力。

而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在纪录片本身传播的过程中，也将片子本身所记录的文化信息传扬出去。据央视统计，我国目前国产纪录片年约11000小时，其中纪录片栏目约3800小时，自制纪录片约5000小时，纪录片作品约1200小时。这些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在一次次的传播过程中得以

传承。

就如同《大江舒卷翰墨风》，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段盛景记忆，更有一条富赡深邃的历史文脉铺展开来。通过这部片子，我们知道了吉林市的建城历史；知道了“江城”名字的由来；知道了这座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何从尚武的渔猎文化转变成如今翰墨飘香的书法名城；知道了“白山书院”开天辟地的意义，也知道了“崇文书院”在历史上所承载的作用；更懂得了吉林市同时拥有成多禄、金意庵、刘廼中三座书法大家艺术馆，是多么难得的瑰宝。

没有传承就没有文化。吉林市优秀的文化土壤培养出许多书法艺术家，良好的传承教育氛围，使得书法在吉林市拥有越来越广泛地群众基础，结出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硕果。

看《大江舒卷翰墨风》，一幕幕的历史情境真实再现，一位位书法大家迎面走来，一幅幅珍贵墨宝精彩呈现，这种种文化印记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4 纪录片对地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推进作用

从《松花江放船歌》到“龙虎”二字的书写，从《白山书院》到《平安钟赋》……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从书法的角度，对吉林市以及周边最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匾额楹联做了地毯式的拍摄与记录，为吉林市的山水庙廊增添了生机与灵气，让沉静在市井喧嚣中人们的心灵一震，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感受这座城市悠久和现代交织的文化气质。

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的拍摄历时近一年时间，伴随着它在电视上的播出，吉林市掀起了学书法、展书法、研讨书法的新浪潮，东三省书法作品联展、名家书法笔会、农民书画展、中小学生书画作品展等活动相继开展，推动了吉林市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纪录片作为一种范围广阔、内容庞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几乎精神文化的每一个分支都曾影响过它，在历史长河中责无旁贷的担负起了记录历史、记录文化的责任。

对于地方文明来讲，一部纪录片让一个城市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也掀起了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新浪潮；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人文纪录片在“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生态平衡”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单万里.中国纪录片史.

书法的发展史篇5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27]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书法的发展史篇6

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志书的框架结构确立以后，分类上横排竖写，内容上详今略古。重视志书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资料性是志书一切属性的基础；志书也是一种著述，它是经过编者对原始资料的取舍、加工、归纳、整理和提炼的过程。力求语言朴实精炼，确保志书的适用性。

[关键词]志书；指导思想；资料；语言

正在编纂的《中国铁路志》入志稿编写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志书共15卷，2006年启动，两百余名专职编纂队伍，涉及到的相关人员难以统计，可谓卷迭浩繁。截至目前，编写入志稿的工作也进行了两年多时间，作为志书的编辑，经过几年的编纂工作，感到还有相当一部分入志稿与《中国铁路志》编写要求尚有一些差距，特别在编写思路和内容写法方面还有探讨余地。为了进一步提高入志稿的质量，现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谈一些粗浅的认识，求教于同行，把行业志书写得更好。

一、自始至终贯彻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思路

2009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印发了《〈中国铁路志〉质量暂行标准》，在第四条中提出编纂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记述客观事物，正确反映铁路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从收集资料、形成资料长编到编写入志稿，始终存在着志书要写什么、怎样去写的问题，涉及到资料内容、体例体裁、框架结构、语言特色等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问题是编纂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编写思路的形成。

编纂指导思想决定着编者对历史全过程的基本认知，包括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志书作者在编纂过程中，虽然一直秉承“述而不论”的基本原则，但书写时还是会在资料的收集、选取和编排上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把自己的观点流露出来。因此，编者在资料取舍、安排内容详略、语调色彩运用上，都要牢记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在志书整个的编纂实践中应自始至终贯彻执行，不能背离或偏离。

编写思路是对指导思想最直接的贯彻落实，编写思路决定志书的文字走向。志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是具有权威性的资料文献；志书也不是一家之谈的一般史书，而是留存于世的典籍。因此，在选用资料时，要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确保入志资料的准确性；在编纂内容时，要坚持具体资料的存真求实，看总体内容是否符合唯物史观，努力形成一个正确的编写思路，以确保志书编纂的思想性和科学性。

铁路志属运输行业志，其主要内容是反映铁路运输生产力在各个时期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等等，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国家重要决策的施行等也都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每个篇、章、节、目的内容中，不能随意地堆砌一些历史资料，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料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精心选用材料，科学组织编排，用资料反映事物的发展脉络和兴衰起伏，彰明因果，体现规律。在进入入志稿的编写阶段，不能只用原有的资料或别人编写的史书、志书原文去拼凑，而应按照正确思路去独立记述，否则，抄袭原著或资料汇编，从其他著作中拿来或汇集现有的资料，就有可能背离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志书编者将无法承担书写历史的职责。

志书并不需要直接议论历史的“发展”，但编写内容处处都涉及“发展”。而如何看待“发展”的问题也关乎志书的指导思想。衡量运输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是看他能否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看其能否保证行业可持续发展。这些“发展的标志”不必在书中直接加以记述和论证，可以通过记述内容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所以，在编写入志稿时，编者要在每个篇章序言、竖写单元的资料选用过程中，要理清思路、实事求是地反映铁路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概貌。

《中国铁路志》是一部大型行业志书，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发展，要想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面目，就必须认真贯彻编纂指导思想，正确把握记述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出铁路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

二、志书的框架结构确立以后，分类上横排竖写，内容上详今略古

依据志书的体例和行业管理的分工，首先通过设计篇目确定了志书的基本框架结构，并以此为依据收集原始资料、汇集资料长编、编写入志稿。其实，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既有篇目是一个逐步完善的动态变化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编者按既有篇目编写时，会发现篇目已不能满足现有内容的需要，就会调整既定篇目。经过这些过程，原始设计的篇目肯定会发生变化。篇目是为内容服务的，为了避免志书内容出现较大的交叉和重复，调整篇目也是必要的。

志书是通过横排竖写来描述整个行业历史的。横排竖写是志书在体例上与史书的最显著差别，横排关系到分类是否合理，也关系到竖写内容是否充实。看到有一部分入志稿，由于受教科书的影响，篇目层次分类过细，竖写单元子目太细导致内容单薄无法支撑。铁路是个联动机，覆盖全国各地，地域广阔，铁路的发展变化也牵动着各行业发展变化情况，产业链长，影响面大，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志书内容有时相互交叉。所以，横排必须科学，层次不能过细，最小层次（竖写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有竖写空间，便于记述同一门类事物的整体面貌。比如写运输装备部分，一种型号的机车或车辆，一种设备的生产或运用，如果单独竖写，内容都显单薄。应该将一类设备放在一个竖写单元里，记述它的产生、运用和更新换代，这样竖写的内容就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此外，竖写的起点也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铁路史的起点是“吴淞铁路”，但不是每个篇、章、节、目的起点都写“吴淞铁路”，竖写起点应该是所写题目内容的实际起点，是什么时期产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就写什么，这样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过程。

新方志在内容上要求“详今略古”。一方面，它与“厚今薄古”不同，“厚今薄古”是对待历史和现实的观点、态度；“详今略古”是志书内容的详略安排。志书无需对内容进行评价，也就没有“厚、薄”，对于作者来说，收集到的新中国成立前或更早时期的历史材料是有限的，再经过鉴别筛选，具有确定性的反映真实历史过程的内容越来越少，事物发展规律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可以记入志书的内容一定是“今”比“古”多。所以“详今略古”不仅是一种要求，而且是一种客观必然。如果作者对本行业知之甚少，或对收集到的历史资料感到新奇，而对身边的现实视而不见，就不会写出真实客观的行业发展过程，或堕入“详古略今”的错误方向上。另一方面“详今略古”，决不是“有今无古”。一些入志稿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残缺，把“简略”变成了“省略”，历史的记述应该有始有终，省略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容，只能是残缺的志书。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前后相承、因果相连的，没有事物的发端就没有事物后期的变化和成因。只有全面地、历史地展示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才能更好地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充分做到“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才能提升入志稿的质量。

三、认识掌握志书资料性和著述性的辩证统一

资料性是志书的首要属性。从志书编写工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开始，资料就是修志工作的中心。篇目的设计是为了合理科学地编排资料，广泛收集资料、精心选用资料、消化吸收资料、归纳提炼资料。换言之，编写志书的过程，始终是一个以资料为前提的工作过程。资料性是志书一切属性的基础，志书是资料性文献，其主体内容都是由客观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资料组成的。志书就是用真实资料让读者自己去看历史是什么样，而史书可以由作者根据历史资料加上主观叙述告诉读者历史。志书是以资料取胜，史书是以观点取胜。志书的资料性主要体现在资料真实、具体、完整，形成的脉络清晰，反映的内容全面；资料需经过查证、内容要经过审查，具有权威性、适用性。好的志书都可以成为编著史书和其他书刊的资料来源和参考依据，因此，资料性是衡量志书质量的首要标准。

志书也是一种著述。它不是原始资料的简单汇编，而是经过编者对原始资料的取舍、加工、归纳、整理和提炼，作为文献和典籍，志书有自身的体例规范，不能只将收集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而要进行重新编写，即著述，著述性是志书固有的属性。志书内容的著述，主要是在一个竖写单元中，将反映事物的内容独立零散、情节互不衔接、语言方式各异的原始资料进行改写，成为背景缘起明确、发展脉络清晰、因果联系紧密、历史过程完整的文献和典籍。资料性和著述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著述性寓于资料性之中。

文章的主题是文章生命线，竖写单元（节、目或者子目）的标题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文章内容就是主题概念所包含的事物的整个历史过程，记述这个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筛选资料。原始资料往往是繁杂琐细、孤立无序的，不能将所有与其相关的资料拿来就用，必须考虑资料内容的性质和归属。如介绍运输装备篇的机车、车辆，主要从管理、维修、运用的角度写，不应从制造的角度写，因为“工业篇”还要写制造。选用资料时也要关照其他篇章甚至全书，以避免内容大量的重复和交叉。另外，要辨明资料来源和史实的真伪，保证入志资料的准确性。如果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原始资料，可以视情况使用，看其是否符合主题要求；如果是对于二次、三次文献的资料，就应进一步分析其史实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可用。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出版的史书、志书中的资料，必须就要经过分析判定，是否与事实不符、是否使用判定式、评价式、议论式语言，需要进行筛选和修改。

2、改写资料。改写的原则是在不改变资料内容要素的情况下，对资料加以分析、归纳和提炼，从中梳理出事物发展的脉络。很多历史资料采用“编年体”式写法，由若干个以年代开头的段落组成，这并不符合志书体例，尽管其每个段落的内容都没有偏离主题，但它已割裂了全篇内容的联系；特别是选用史书中的资料，因为它是“竖排竖写”，一段资料可能包含多个角度的信息，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使用时需要鉴别和修改。以年代作为段落开头的“编年体”写法，还会使人不易看出主题发展的曲折过程，只能见到一些年代的孤立事件。最好将年代开头的段落改写成以“文章主语”开头的段落，并通过分阶段的纵向记述，连续地写清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脉络，让读者看清事物发展的完整过程。

3、突出主干资料。突出主语，反映事物兴衰起伏的资料就是主干资料，志书要用有限的文字记述对象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志书中竖写单元的写法与任何文章的写法一样，都要反映主题。比如“旅客列车服务”这个单元，在横向上应该包含旅客乘降全过程的服务内容，在纵向上从有中国铁路旅客列车开始到志书的下限止。如果用有限的文字把“旅客列车服务”记述清楚就必须突出主干资料，否则要写清所有细节，就要出一部专著，所以，要在横向上抓住几个主要项目，如检票、提示到站、餐饮、卫生、安全等；在纵向上抓住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变化过程，如建路初期、民国时期、新中国建国前后、前后、改革开放以后等发展变化的阶段，形成一条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写出乘务工作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让读者看到不同时期旅客列车服务状况，使读者很自然地看到中国铁路的发展过程。

总之，要增强志书的著述性，就必须通过创造性地劳动，改变资料的原始状态，使志书真正成为资料性著述，确保志书整体内容的均衡。

四、力求志书在语言上朴实精炼，确保志书的适用性

作为资料性文献和官修典籍，对志书语言的锤炼是不容忽视的，没有高质量的语言就没有高质量的志书。在编写入志稿时就要必须注意对语言的推敲。

1、准确严密、实事求是。准确就是要做到语言准确无误，严密精细，一丝不苟，经得起推敲，符合语法、修辞和逻辑。用词不文过、不溢美、注意分寸。

2、文约事丰、简明扼要。就是要做到一句话也不多，一句话也不少，该详的详，该略的略，没有套话、空话、废话。志书语言不要做过多的解释，生怕读者不懂，要用最少的文字、最大的信息量完成对历史的记述；

3、直书其事、述而不论，就是要做到记述事物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所编资料不作随机评论，不把叙事与议论夹杂在一起，而是把思想观点，通过实事求是地记述各项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反映历史和现状，所反映出的观点和成败兴衰规律都要通过大量的真实资料，寓于记述之中，不能妄加评论。

4、朴实雅重、通俗流畅。质朴是我国史志文风的优良传统，就是要做到不形容、不夸张、不渲染，用朴素的语言，真实、明晰、通畅地表达思想内容，也需要文辞典雅而有风采。

志书不同于公文，不需要那么刻板、那么严肃，但也要按照规范的体例和体裁进行编写；志书不同于总结报告，不是告诉读者我们要做什么或想怎么做，而是告诉读者历史上都做过了什么；志书不同于教科书，不需要定义概念，不需要解释“是什么”，而是要写出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也不需要解释原理，但要写清设备的功用和在历史上的作用；志书不同于论文，不需要旁征博引、恣肆，但也要突出重点、围绕主题，做到不蔓不枝，同时，还要注重语言的逻辑性、要前后照应和反映规律；志书不同于诗歌，不需要节奏韵律和分行排列，但也要语言凝练、字斟句酌；志书不同于小说，不需要辞藻华丽、笔下生花，但也要做到对资料熟烂于心，再娓娓道来、浑然一体。使读者能够看进去、看得懂、看得有兴致。这样，把握了以上语言文字方面的要求，就能实现资料性、著述性、权威性的辩证统一，也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和适用性。

书法的发展史篇7

论文摘要：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化学教科书是化学知识的载体，化学史的渗透，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也有助于教师落实新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化学史在化学教科书中的地位和作用

化学史就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对大自然化学知识的历史论述，是化学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取得胜利的历史。化学史教育是指在化学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穿插化学史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1904年，法国著名的科学家郎之万（Langevin 1872—1946）首先提倡在科学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教育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培养科学的精神和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自尊心；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简而言之，化学史教育在中学化学教学中能起到知识教育、创造教育、德育、美育等素质教育功能。所以，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的渗透情况

我国20多年来人教版的初中化学教科书中都渗透了化学史教育的内容，而且化学史内容都占了一定的比例。人教版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化学史的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逐年增多。对比几种教科书，不难看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内容的章节所占比例逐年递增，1978年版的教科书中化学史才占5%，而2001年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中化学史则占到50%。90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化学教学要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强调加强素质教育，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科书中化学史内容渗透逐年增多，说明初中化学教科书正努力反映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要求，化学史在教科书中占到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说明化学课程在提供给学生最基本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同时，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发展，获得更多的真正有用的化学知识，这些知识也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以适应21世纪公民科学素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宽。1978年版的教科书只是略介绍化学的发展，随后几种版本的教科书，除化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发现和发明、重要的实验方法外，也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化学家及其对化学的重要贡献，化学史的渗透虽有了较大进步，但这些化学史料只是紧扣所学内容，没有进行扩展，这样学生的知识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而2001年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增加了化学与社会、技术、生活相联系的学习内容，既介绍了早期化学史实，又涉及到了19世纪的经典化学和20世纪的现代化学，化学史内容所涉及的面有化学家及科学实验、材料、能源、环境保护、生命科学、国情知识等诸多方面，化学史得到进一步的渗透。透过化学史实，学生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生的重大变化和飞速发展，同时能让学生知道化学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能够让教师在授课时，注意学科间知识的综合，从科学、技术、社会相联系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化学与材料、能源、健康、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逐步使学生形成综合的科学观，提高科学素养。 转贴于 　3.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对比几种教科书，90年代前的教科书，多是以文字叙述化学史，形式单一，90年代后的教科书中介绍化学史时，在原来基础了增加了一些插图，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有一定变化。而2001年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在文内增加了不少插图和实物照片，如彩陶、古画、雕像、透明金刚石薄膜等，图文并茂，通过真实的图片、鲜艳的色彩、具体的数据、重要的史实，再加上适当的文字说明或描述，把化学史知识融汇在各单元各课题中，画面色彩明丽，其真实、直观、亲切、深刻，比文字更具有说服力，使得化学史知识更直观、易懂，更接近于生活，能提高初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便于学生有效地学习、理解和掌握。

三、化学史教育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化学已发展成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正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粮食危机等，做出积极的贡献。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导从学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引入和穿插化学史教育，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初中化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启蒙阶段，趣味化和过程化是十分重要的，在初中化学教科书的编排时应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可通过渗透化学史来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让学生在了解化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化学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同时，更好地了解化学的本质和价值。教师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可以使化学教学不只局限于现成知识的静态结论，还可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不只局限于书本知识，还可揭示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随着化学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化学教科书会不断改变，不断进步，化学史的渗透也会不断增加，化学史教育也将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在化学教育中重视化学史教育将成为化学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1]鲍时安，张家宣.化学史教育与教学[J].化学教育，2000，（01）.

[2]郑勇，王宏梅.中学化学中的思想素质教育[J].化学教育，2001，（09）.

书法的发展史篇8

一、化学史在化学教科书中的地位和作用

化学史就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对大自然化学知识的历史论述，是化学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取得胜利的历史。化学史教育是指在化学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穿插化学史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1904年，法国著名的科学家郎之万（Langevin 1872—1946）首先提倡在科学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教育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培养科学的精神和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自尊心；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简而言之，化学史教育在中学化学教学中能起到知识教育、创造教育、德育、美育等素质教育功能。所以，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的渗透情况

我国20多年来人教版的初中化学教科书中都渗透了化学史教育的内容，而且化学史内容都占了一定的比例。人教版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化学史的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逐年增多。对比几种教科书，不难看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内容的章节所占比例逐年递增，1978年版的教科书中化学史才占5%，而2001年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中化学史则占到50%。90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化学教学要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强调加强素质教育，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科书中化学史内容渗透逐年增多，说明初中化学教科书正努力反映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要求，化学史在教科书中占到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说明化学课程在提供给学生最基本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同时，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发展，获得更多的真正有用的化学知识，这些知识也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以适应21世纪公民科学素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宽。1978年版的教科书只是略介绍化学的发展，随后几种版本的教科书，除化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发现和发明、重要的实验方法外，也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化学家及其对化学的重要贡献，化学史的渗透虽有了较大进步，但这些化学史料只是紧扣所学内容，没有进行扩展，这样学生的知识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而2001年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增加了化学与社会、技术、生活相联系的学习内容，既介绍了早期化学史实，又涉及到了19世纪的经典化学和20世纪的现代化学，化学史内容所涉及的面有化学家及科学实验、材料、能源、环境保护、生命科学、国情知识等诸多方面，化学史得到进一步的渗透。透过化学史实，学生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生的重大变化和飞速发展，同时能让学生知道化学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能够让教师在授课时，注意学科间知识的综合，从科学、技术、社会相联系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化学与材料、能源、健康、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逐步使学生形成综合的科学观，提高科学素养。转

3.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对比几种教科书，90年代前的教科书，多是以文字叙述化学史，形式单一，90年代后的教科书中介绍化学史时，在原来基础了增加了一些插图，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有一定变化。而2001年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在文内增加了不少插图和实物照片，如彩陶、古画、雕像、透明金刚石薄膜等，图文并茂，通过真实的图片、鲜艳的色彩、具体的数据、重要的史实，再加上适当的文字说明或描述，把化学史知识融汇在各单元各课题中，画面色彩明丽，其真实、直观、亲切、深刻，比文字更具有说服力，使得化学史知识更直观、易懂，更接近于生活，能提高初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便于学生有效地学习、理解和掌握。

三、化学史教育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将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