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偿条例范文
时间：2023-11-06 03:49:49
征收偿条例篇1
关键词：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国有土地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174-02
近年来，在社会民生领域很少有一个话题像拆迁这样面临如此持续密集的关注和争论。拆迁不仅仅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的事，它还直接关系到房价、交通、城市环境、治安等民生问题。然而，无论是拆迁补偿的内容和程序，还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各方的意见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并由此引发了大量暴力冲突事件。从2003年的湖南嘉禾血腥拆迁事件到重庆“最牛钉子户”手持《物权法》拒绝拆迁事件；从深圳“最贵钉子户”到成都唐福珍以自焚对抗强拆事件，都凸显出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无法适应于当前的形势，与时俱进修改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非常必要。通过对40多个典型城市的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等情况的专项调查，东、中、西部的大、中、小城市政府和被拆迁人的多次座谈，经济、法律、规划、土地、评估等方面的专家论证，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正式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与此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由房屋拆迁到房屋征收的转变。为了准确把握城市房屋从“拆迁”到“征收”的历史性转变，必须明确拆迁和征收的含义。从本质上说，拆迁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事实行为。就拆迁的含义而言，包括“拆”和“迁”两个方面，“拆”是指拆除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迁”是指迁移他处（或者重新安置）。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拆迁人经申请并取得拆迁许可证后，可以与被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被拆迁人将私有房屋及土地转移给拆迁人，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在这种意义上，城市房屋拆迁应该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受民事法律调整。政府在其中只负责管理、监督以及服务职能 [1]。
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权利的行使而取得单位、集体或者个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征收是一种国家行为，即国家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公正补偿，依法强制性地改变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归属，单位、集体或者个人必须服从 [2]。在很多情况下，征收都会导致房屋的拆迁，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屋拆迁都是由征收引起的。如果将拆迁与征收混同，或以拆迁的名义实施征收，公共权力势必强行干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从拆迁到征收的转变，既可以体现城市房屋征收的本质，又可以规范公共权利在财产征收领域的运用，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公共利益的界定。房屋征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房屋的征收还是土地使用权的征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界定“公共利益”。
然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外延做出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极大的随意性，“公共利益”的范围被无限放大。为公共利益与为商业开发而实施的拆迁混淆不清，很多商业项目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申请拆迁许可。据16个省（区、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调查，在东部省会城市的项目用地中，真正用到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商业、房地产经营性用地 [3]。为公共利益的拆迁主体应为政府部门主导，侧重于改善民生；为商业利益的拆迁则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解决，政府不应该介入。要想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利益区分开来，必须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不完全一样 [4]。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以列举加概括的模式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因国防、外交需要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教科文卫体、资源环保、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需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需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实行房屋征收。这种以分类的形式对公共利益的外延进行列举十分必要，既明确了公共利益的范围，又明确了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使公共利益的征收和商业开发彻底分开，控制了国家征收权的滥用。
第三，公平、合理的补偿。纵观近几年因房屋征收引发的矛盾，大多集中在对征收补偿的标准和补偿公平性的争议上。虽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房屋拆迁补偿做出一些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该条例明确规定要给予补偿，但却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原则和标准，政府和拆迁人可以随意制定。另外，该条例只针对房屋进行安置补偿，对土地使用权损失却没有考虑，补偿范围不够完整。此外，该条例规定了两种补偿方式，但在实践中，基本上以货币补偿为主 [5]。房屋的价格评估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市场评估价确定。拆迁补偿款由政府支出，补偿价格评估具体办法由政府制定，这样产生的补偿价格难以保证公平、合理，现实中很多被拆迁者拿到了补偿款，却买不到类似地段类似的房屋。
为了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使其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必须保证公平、合理的补偿。针对房屋征收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就补偿制度做出了重大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征收补偿的内容，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和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以及政府的补助和奖励。老《条例》对于经营性用房的补偿没有详细规定，而新《条例》的补偿内容列举了停产停业的损失，全面考虑了被征收人的利益损失。其次，被征收人具有选择权，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对于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政府应当提供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与调换房屋的价值差价；对于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最后，确定征收补偿原则，即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由于被征收人对土地并不拥有所有权，所以在过去的货币补偿中往往“只补房不补地”，不能完全体现房屋价值。而现在以市场价格作为补偿标准，意味着补偿当中包括对房屋价值和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补偿，保障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第四，由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房屋征收过程中的强制搬迁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此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是认为政府作为房屋征收主体，不应有行政强拆权，只能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拆迁，建议取消行政强拆制度。二是认为为了提高征收工作效率，有必要保留行政强拆权，但应当对行政强拆的条件和程序作出严格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该条例并没有对“相关部门”做出详细规定，在实践中，大多数是由公安、城管、国土、房管等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拆迁，有些甚至是委托拆迁公司代为拆迁。为了达到拆迁目的，暴力非法的拆迁手段经常被使用，例如停水停电停气停热等，甚至对被拆迁人进行恐吓、人身伤害等。这样的拆迁行为容易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导致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将房屋的强制拆迁权赋予了法院，由法院依照人民政府的申请实行强制搬迁，实现了由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体现了一种法治理念的回归，是法治的进步 [6]。同时还规定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迫使被征收人搬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样规定，有利于规范拆迁主体的行为，有利于加强对基层政府征收补偿活动的制约，有利于减少在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黄东斌.中国城市房屋征收拆迁中公共权力的异化与矫正[J].中国房地产，2010，（12）.
[2] 许明月，黄东斌.城市房屋从“拆迁”到“征收”的跨越与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
[3] 王才亮.房屋拆迁典型案例与点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6-67.
[4] 赵瑞，李红.房屋拆迁不能将任何一方的利益绝对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1）.
[5] 吴春岐，孙广青.房屋拆迁冲突的法律制度性成因分析兼谈相关立法完善[J].中国房地产，2010，（12）.
征收偿条例篇2
一、《条例》的法律考量
1、明确《条例》的法律取向。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目的是遏制资本强势，保护弱势群体；（2）在结果上同时关注程序正义和结果平衡；（3）隐含的价值追求是用公共参与和政务公开的方式制约公权力。
2、《条例》将房屋征收活动由原来的市场行为转变为政府行政行为。行政征收是带有法定强制性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定授权的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偿收取一定财物的行政行为。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说明征收本身并不具有补偿的内容，补偿更接近于法律意义上的衡平。《条例》采取了一种补充的表述方式：征收与补偿条例。那么这种征收，既具有行政征收的效力，又强调了征收后的补偿。
3、在内容设计方面同时体现了行政行为和市场方式两个特征。按行政行为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主体是政府；（2）目的是公益；（3）程序要公开；（4）决定可强制；（5）一二级分开。按照市场补偿方式设计的内容：（1）补偿要到位；（2）协议方生效；（3）价格靠评估；（4）先补后搬迁。
二、《条例》出台的社会效果
1、新制度预期达到的直接目的。一是降低地产开发的无限蔓延趋势，加大对房地产市场初端控制力度，配合政府稳定房价的各项举措，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二是减少商业开发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把已经在房屋征收领域中被逐渐“妖魔化”的开发商排斥到征收程序之外，力争通过政府运作实现规范市场的意图。
2、新制度实施的关键途径。一是资金筹措方式。由于政府资金有限，目前来看有两种融资方式：（1）吸收社会资本。在委托征收单位上想办法，这个受委托的征收单位，因为受《条例》“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所限，如何进行融资须进一步研究；（2）政府借贷。这可能是下一步政府操盘的主要手段。先贷款拆迁，在通过土地市场进行融资还贷，这是当前土地开发的基本方式。不论最终采用哪种方式，民间资本能否进入，都值得认真思考和分析，对此将关注有关部门对法规条文的进一步解释；二是责任追究。《条例》要求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应对整个征收补偿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审计。这完全是政府运作的模式，在稳定、廉洁、决策科学等方面都设立了追究制，此着眼点在于科学决策和依法办事；三是群众参与和公开办事。进一步的公开透明，将是当前以及未来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趋势，就房屋征收活动而言，在具体实施中肯定还会遇到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但只有在困难和问题中逐步解决，才能推动制度建设向前发展。
3、新制度导致了新的博弈产生。中央政府的平抑、保障房价平稳的工作态度十分坚定，而各地方力保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而房地产恰好又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因此，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神的同时，如何采取新方式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新课题。而就《条例》本身而言，也存在博弈，焦点就在于多种社会资本能否参与旧城改造。
三、《条例》在具体内容上的变动
1、政府成为城市房屋征收主体
《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政府从管理者变为了征收方，不再是介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主管部门，而是成为房屋征收主体。政府作为相对于被征收人的另一方，要对其征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完全的权利和义务。在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从原先的裁判员变为了运动员。近期，市住建委一些同志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与住建部组织的条例培训。据称该处制度设计在于：（1）政府指定或设立征收部门；（2）另设或指定一个事业单位为具体运作者。但目前尚在研究与讨论阶段。
2、明确房屋征收活动应以公共利益为前提
《条例》第八条、第九条对公共利益的情形、征收活动需满足的必要条件进行了介绍。公共利益的存在，是房屋征收行为的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此次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的基石。第八条、第九条两条内容对此的界定十分清晰，明确了原来涉及“非公共利益”的房屋拆迁，现在只能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行为由买卖双方对房屋价格进行讨价还价，谈得拢才可继续，已不存在政府介入问题，再无强制的说法。
3、在征收过程中放弃了政府行政强迁
《条例》全文只在第28条介绍了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而没有涉及到行政强迁的内容。这就是将原拆迁活动中因政府权力过大的隐患降到最低，并在强迁判定过程中，由司法对当事双方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限制了公权力的无限扩大，从源头上尽可能的保护了公众利益。政府实际上主动放弃了行政决定先期生效执行的权力。近日，公安部发文明确要求警察不得参与征地拆迁强制执行。
4、房屋征收程序设置更加公开透明
《条例》用了一个章节来规定补偿的具体要求，另有九条规定涉及程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些规定突出体现了立法者尊重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增强了政府公信度。在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之间，构造了一个较好的沟通机制，易于营造良好和谐的拆迁氛围。
四、《条例》对具体工作的实际影响
1、各项目推进需确保新、老政策间的无缝衔接
已获拆迁许可，正在实施拆迁的项目受《条例》政策影响不大，仍可按照原政策实施搬迁，但不得行政强迁。例如若继续实施原有法规中的行政强迁，会遇到来自舆论、居民等方面的较大阻力。对想借助行政强迁来促进搬迁的项目影响较大。
正在前期论证，尚未办理手续的项目所受《条例》影响不大。可在项目的各项工作筹备过程中，同时等待我市相关精神，再确定下一步怎么走，需关注的方面包括：企业还能否担当实施主体，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分别会有什么样要求。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手续正在进行，并已经办理完成部分手续的项目如何做到无缝衔接。另外，今年2月11日，媒体公布了北京今年将投入1000亿元用于政府主导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以保障楼市调控的有效储备及有序供应。对此，密切关注国土部门的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及工作推进情况，对于解决新旧条例的延续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2、关于房屋征收部门的选定
《条例》明确了政府是房屋征收的主体，并由房屋实施部门具体实施。“房屋征收部门”的称谓首次提出，初步来看，房管局作征收，法制办代表政府作决定，是较为符合条例精神的。
3、关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选定
《条例》规定，“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按照这一要求，不仅是开发单位，拆迁公司也无法纳入到征收实施单位的范畴。对此，若由基层政府相关部门所辖事业单位来从事房屋征收的具体工作，较为符合上述规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如何让其承担这项工作职责，需进一步明确。
4、需明确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的具体操作办法
《条例》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而并未明确是由哪个部门、依照何种法律规定来予以确认。就现实来看，规划、房管部门承担此项工作的可能性较大。
5、住保政策与《条例》结合的考虑
《条例》规定，“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房保障”，这涉及到住房保障与房屋征收工作的衔接，其中有两部分内容需进一步明确：一是对享受了住保政策的居民，其原房屋是进行依法收回还是继续对房屋进行补偿应予明确；二是在审核居民是否符合住保资格时，因原房屋面临征收，房屋补偿价值是否纳入到审核范畴应予明确。另外，当前的拆迁补偿是在对房屋补偿的基础上考虑了人口因素进行的综合性补偿，因此在《条例》实施后，符合条件的居民如果能够先借助住房保障机制来解决以往拆迁补偿中的人口因素问题，再依照法规对房屋进行补偿，这样就能降低征收活动中的因人口因素带来的压力，促进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推进。
6、重点关注了旧城区改建的房屋征收活动
《条例》共在三处涉及到了旧城区改建的房屋征收工作，一是依照城乡规划法，二是可组织被征收人参加的听证会，三是提供改建地段或就近地段的房屋用于产权调换。体现了旧城区改建中规划先行的原则，明确了危改工作要确保文物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旧城改建工作的高度重视，确保了项目启动的公共利益。我们关注的是，现行的危改、一级开发等模式是否可以纳入旧城改造的范畴中具体运作，也即此处的旧城改造是否略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广义的危旧房屋改造。
7、评估公司服务的对象发生变化
征收偿条例篇3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关于该条的理解，笔者身边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房屋征收范围确定”为正式确定，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期限为征收工作期限，即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最长期限1年也是征收工作的最长期限；二是认为，“房屋征收范围确定”为暂定，等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房屋征收范围才正式确定，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最长期限1年指的是征收范围拟定且经调查公告公告后至房屋征收决定作出之间的期限限制，也即暂停期限与征收决定作出后的征收补偿工作的期限没有关系。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征收范围的法定生效，虽依附于征收决定，但其必需在征收决定作出前暂定。
㈠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要求征收范围预先暂定
1、《条例》第九条规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年度计划作为征收决定必须符合的依据之一显然在征收决定之前，纳入年度计划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必须有一个预先拟确定的范围。
2、《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要有一个有的放夭的范围；如果征收范围不预先拟定，则无法判断涉及被征收人数量的多少；征收范围不确定，征收对象不明确，对于征收补偿费用更是无从估计，更谈不上足额到位
3、《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征收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方案的拟定显然应在征收决定之前，征收补偿方案的内容当然应当包括房屋征收范围、实施时间、补偿方式、补偿金额、补助和奖励、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
二、征收决定前必要的准备工作，需要征收范围内拟被征收补偿对象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稳定的“暂停”状态。
征收决定作出前应当进行的调查登记、征收补偿方案拟定、风险评估等工作，必须要求拟征收补偿的对象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而便于统计、测算、评估，因而需要“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限制被征收人的相关权利行使。但是不排除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之后发现不适宜作出征收决定的情形，那么必然会对被征收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暂停办理的期限越长，则对拟被征收人的权益损害越大，所以需要加强对行政效率的监督约束，规定一个期限，即最长暂停期限。
三、征收决定作出后，已无需对被征收人“暂停”其权利行使，“暂停期限”自然终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征收决定作出且公告之日，国家即取得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被征收人再“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因其权利人身份的丧失，其主体显然已不适格，再无资格向相关部门提出上述申请，相关部门自然也无必要再“暂停办理”，“暂停期限”自然终止，国家（征收人）只要履行其对被征收人的公平补偿义务就可以了。
四、征收工作的时间应始于征收范围拟定且公告，终于征收补偿工作的全部终结，“暂停期限”只是其前期包含的部分。
房屋征收工作，包含自调查公告到商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直至分户补偿情况公布、审计后资料归档的所有程序，应始于调查公告，终于征收补偿工作的全部终结。以征收决定作为分水岭，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征收决定前的期限即为“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征收决定后的期限，如都能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且在征收范围内没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形，则这一段期限也是可以确定的，但事实往往很难有上述的理想状态，依据《条例》第二十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这一段时间的确定将最终取决于司法程序的进行。
五、范围预先暂定、暂停期限限制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法理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与之相比更为严格。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第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显然第十二条表述的“拆迁范围”也是个暂定概念，只有第九条表述的“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才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拆迁范围。同理拆迁许可之前也需要拟定拆迁范围的补偿对象有一个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在调查公告发出到拆迁许可的作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因而也需要“暂停”，为了保护拟被拆迁人的利益也需要对暂停规定一个最长期限，但其要求显然宽泛得多，甚至可以达2年之久！
征收偿条例篇4
一、征收补偿迟延形成的背景
本文所说的迟延征收，是指政府发出房屋土地征收公告后，征收部门未在被征收房屋转移变更手续“暂停办理期限”一年期间完成的征收项目。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迟延征收问题。其形成的背景是：
1.政府实施房屋征收的条件不具备
政府虽然了房屋征收公告，但不具备做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条件。如社会风险评估失误，发生不可控事件；征收补偿资金不到位，出现补偿资金短缺；被征收人不签协议，评估报告超过有限使用期限；未按规定程序送达等原因，导致一些征收项目拖延数年。一旦重新启动征收，评估价值时点就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无法实施征收补偿。
2.政府征收行为不规范
政府房屋征收部门或征收实施机构不积极作为，导致在被征收房屋转移变更手续 “暂停办理期限”一年期间，或因征收补偿方案制定不合理，或因征收实施机构不积极主动，或因未完成法定送达程序，或因超期使用评估报告，或因未及时作出规范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即未完成征收的法定程序，失去了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机会，无法及时完成征收补偿工作。
3.征收人对征收补偿公平的错误认识
某些征收工作人员认为，《办法》规定的价值时点是征收公告之日，政府无论什么时间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均应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补偿，否则将背离《合同法》的平等原则。若以法院判决之日或政府决定补偿之日的市场价格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那么对已经与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是不公平的，更为严重的是助长了被征收人当“钉子户”的勇气和贪婪。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征收工作人员怠于作为，直接影响了征收签约的进度和质量，为迟延征收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4.某些被征收人把政府征收当成致富良机，故意拖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某些被征收人曲解政府征收征用的动机，故意提高补偿要价，一旦满足不了他们的不合法诉求，就采取各种手段干扰房屋征收。如不配合现场查勘，不在实物登记表上签字；拒绝签收评估报告；拒绝参加沟通、咨询和听证会议；拒绝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被征收人群w上访等行为，造成了征收补偿项目迟延，困扰房屋征收工作。
5.维稳政策使征收部门畏首畏尾
按政府职能要求：征收部门既要贯彻落实《条例》的立法目的，完成征收征用的目标任务，接受并履行法院按非征收公告之日给被征收人补偿的判决，又要满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积极讲解政府征收的目的和意义，耐心接待群体上访的被征收人，想方设法解决上访人员的合理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房屋征收工作如履薄冰。
6.征收过程出现意外的不可抗力事件
由于上述问题，形成迟延征收，并出现意外的不可抗力的恶性事件，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影响了被征收人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征收补偿存在的制度缺陷
1. 《办法》未充分考虑征收补偿迟延情况
《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应当说，这一规定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符合房屋征收初始期实际。《办法》规定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被征收房屋价值，实质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在合理的征收期限内，征收补偿进程依照法定程序、不间断地推进。由于2011年我国房屋征收制度刚刚启动，评估规章、地方性法规也都是这一时期围绕《条例》制定的，没有经过征收实践检验，对房屋征收复杂性、艰巨性、困难性考虑不足。这一征收制度设计并没有考虑征收补偿间断、被拖延情形。然而，在实际征收工作中，征收进程拖延情况普遍存在，且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仅某个地方存在的问题。
2. 《办法》规定以征收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补偿，却没有规定迟延征收问题的解决办法
征收进程拖延情况发生后，就会连带出现如何平衡征收补偿利益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应当按照什么时间点的房屋价值进行补偿问题。从评估的角度看，即如何确定房屋征收评估的价值时点问题。如果坚持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为评估的价值时点，往往会引起被征收人的强烈质疑，认为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补偿，拒绝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如果改变评估价值时点，又与《办法》的规定相违背。征收人和评估机构在平衡征收补偿利益问题时，必须在坚持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还是改变价值时点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办法》却没有规定迟延征收问题的解决办法，把这一问题丢给了征收人和评估机构。
《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办法》选择征收公告之日作为评估价值时点，目的在于保障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同时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人用获得的补偿款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与被征收房屋区位、结构、面积等相接近的房屋，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因房屋征收而受到减损。但对迟延征收房屋补偿，若仍以征收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补偿，被征收人无法回溯过去时点购买类似房地产。
3.实施征收补偿完全按照《办法》规定，有违《条例》规定的公平补偿原则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办法》选择征收公告之日作为评估价值时点，目的在于保障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同时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人用获得的补偿款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与被征收房屋区位、结构、面积等相接近的房屋，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因房屋征收而受到减损。
但是对迟延征收房屋补偿，若仍以征收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补偿，却因为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较大的原因（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一直走高），被征收人无法回溯过去时点购买类似房地产，或无法以征收决定公告日的补偿价格，购买市场价格已经发生变化的房地产。这与《民法总则》《条例》规定的公平补偿原则相悖。
《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法规与规章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时，规章应当服从法规。”《民法总则》是法律，《条例》是法规，《办法》是规章。所以《办法》的规定，一旦与《民法总则》《条例》相抵触，规章应当服从法律法规规定。
三、迟延征收补偿现行做法及存在问题
1.征收补偿依据法院判决办理
即依据法院的判决结果调整征收补偿行为，包括调整评估价值时点。实事上，在房屋征收补偿被拖延情况下，征收评估价值时点如何确定，在司法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甚至出现相反判决。一方面，有的司法审判坚持征收评估时点不可变原则，凡是不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为评估时点的，均认定违法。甚至有的审判，对于评估时点距征收决定公告日差两天，也认定评估报告无效。政府依据评估报告作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也随之被判定不予维持。另一方面，也有司法审判在房屋征收补偿被拖延情况下，对征收评估价值时点的确定问题，则体现出了灵活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7号）认定：“如果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时间与征收补偿时间相隔时间过长，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以公告之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不能确保被征收人获得足额补偿时，则应以补偿时的房屋市场价格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再80号）认定：“对被征收不动产价值评估的时点，一般应当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或者征收决定送达被征收人之日。因征收人原因造成征收补偿问题不合理迟延的，且被征收不动产价格明显上涨的，被征收人有权主张以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基准。”《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吉01行终157号）则认定：“某某公司于2014年7月重新出具的房屋拆迁分户评估报告仍以七年前即2007年9月30日为估价时点，不能准确反映案涉被拆迁房屋现今房地产价值，存在显失公平的可能，违反了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不能作为确定被拆迁房屋价值的依据，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为保证被拆迁人生活水平不降低，拆迁期限多次延长，时间跨度较长，房地产价值发生明显变化的，应以裁决作出时的拆迁许可证延期日为评估时点。”
可见，上述法院判决并没有坚持《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而是依照公平补偿的立法本意，处理评估价值时点问题。换言之，给被征收人补偿的市场价格，不是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市场价格，而是政府给被征收人做出赔偿决定时的市场价格。法院的判决依据《条例》，从根本上否定了《办法》关于价值时点的规定。
按照行政权效力低于司法权效力的原则，征收部门和评估机构在有司法审判的征收案件中，不再执行《办法》的规定，而是执行法院判决。甚至主动申请并接受法院的败诉判决，目的是把法院的判决当作解决迟延征收问题的尚方宝剑。
由于司法界对迟延征收补偿的看法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判决，这让征收补偿的公平原则面临挑战。可能出现同一征收项目，但征收补偿的价值时点不同，亦即会出现类似房屋的补偿标准不一致问题。同时，评估机构以法院判决之日，或判决政府作出征收补偿Q定之日为价值时点进行评估，需要重新勘查被征收房屋、调查交易案例、制定评估技术路线、测算调整参数等。被征收人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申请报告复核、专家鉴定。若被征收人仍拒签协议，政府还要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再次申请法院执行。以法院判决评估补偿形成的再循环，既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又损害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形象。
2.以再次接受委托确定的时间为评估价值时点实施征收补偿
征收部门为确保征收工作继续进行，对迟延征收项目往往通过会议纪要，或委托评估协议方式，调整迟延征收房屋评估行为，要求评估机构按再次实施征收日（非征收公告之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价值。
征收部门委托评估机构改变价值时点的评估，虽然符合《条例》的立法目的，但征收部门和评估机构也一同违背了《办法》以征收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评估补偿的规定，这将导致征收工作人员和房地产评估机构在违规违法的边缘工作。
实际工作中，评估机构通常是先要请示征收部门。而征收部门往往也不敢擅做主张，还要请示政府。即便是政府，面对《办法》的刚性规定，也显得踌躇难决，严重影响了征收工作效率。
3.以偷换价格概念的评估价值实施征收补偿
即评估机构以征收公告日为价值时点评估，但将迟延期间市场价格变化因素作为时间价值参数调整在评估价格里。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评估的基本原则――价值时点原则，外延了评估价值的内涵。一般来说，评估价值时点既然是征收公告日，评估价格就应当是征收公告日的市场价格；若包涵迟延征收的时间价格，价格类型就是征收公告日市场价格与迟延征收期间的时间价格之和。由此可见，这种评估价格，游离于征收公告日时段与迟延征收期间的某个时段之间，貌似征收公告日的市场价格，但实际包括价值时点以外的迟延征收期间的市场价格，偷换了价值时点的价值概念，扩大了市场价格内涵，歪曲了《房地产估价规范》的价值时点原则。征收部门若用这样的评估报告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面临的法律风险极大。
四、解决迟延征收补偿问题的建议
综上所述，迟延征收房屋因市场变化对被征收房屋价格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一旦形成迟延征收现象，如何实施征收补偿才能确保公平、公正、合理。笔者建议如下：
1.从强化管理入手，解决及时征收补偿问题
政府应当加强对征收实施机构的监管，跟踪督促及时启动司法程序，坚决避免出现迟延征收项目。如果发生迟延征收状况，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年11月4日）提出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制度，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此规定的亮点是遵循补偿原则，在“合理”之前强调要“及时”。如果征收补偿长期拖延，就是没有遵循及时补偿原则，因此而给被征收人造成的不合理损失，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
2.修改征收评估规章，从制度上解决征收补偿合理问题
前已述及，当出现房屋征收迟延时，《办法》关于评估价值时点的规定与《民法总则》《条例》规定的公平补偿原则相悖。《办法》应当服从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做出修改。
可以考虑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评估被征收房屋价值时点原则上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或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一年以后实施房屋征收补偿的，评估被征收房屋价值时点为确定开始实施房屋征收补偿之日”。即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为评估价值时点为原则，以确定开始实施房屋征收补偿之日为评估价值时点做特例，根据房屋征收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以哪一个时间点的房屋市场价值，确定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这样做，可以使被征收人以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值所得货币补偿与被征收房屋的让渡及类似房地产的再购买基本保持同步，从而保证被征收人在货币补偿后，如有需要，随即可在市场上买到区位、面积、用途、结构相当的房屋。因此，符合《条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房屋征收补偿及时、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
各地立法机关，也应根据《立法法》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征收工作实际情况，把《条例》和《办法》的原则规定细化成具有操作性的地方法规条款，规范和指导征收征用评估补偿。
3.在征收评估法规规章修改以前，采取应急措施解决迟延征收问题，防止推诿扯皮
一是由地方政府房屋征收监管部门发文，在房屋征收迟延情形下，允许征收部门及评估机构对评估价值时点做灵活处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征收部门和评估机构承受不当风险。
征收偿条例篇5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调整的范围非常清晰，那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问题越来越突出。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将集体土地上房屋按照地上附着物等同对待，但目前很多地方进行的退建还耕、土地增减挂钩等涉及到的征收房屋工作却不涉及对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征收，似乎由《土地法》进行规范也不太适合。
关键词：集体土地; 房屋征收; 补偿;价值确认
Abstract:
The houses on the state-owned land tax and compensation ordinance of adjustment range is very clear, that is the house on state-owned land tax and compensa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 highway and railwa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n the collec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building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In practice, it is common on collective land according to the ground attachments to equate houses, but at present a lot of places built the plow, land back also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collection of related to hook houses is not involved in the house the dependent on land, it seems from the midway of standard also are not very good.
Keywords: collective land; Housing collection; Compensation; Value con
中图分类号：F30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21日公布并实施，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房屋征收行为，明确了公共利益范围，明确了房屋征收程序，加大了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基层房屋征收管理工作更有指导意义。但是《条例》调整的范围非常清晰，那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条例或办法，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和集体土地征收是分别由条例和土地管理法调整的。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对征收农村耕地或其他土地所引发的各种补偿费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于征收集体土地所涉及的农村房屋如何拆迁和补偿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将集体土地上房屋按照地上附着物等同对待，而目前很多地方进行的退建还耕、土地增减挂钩等工作只征收房屋却不涉及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征收，因此我们在思考如下的问题：
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如何实施、管理和规范？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主体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有如下规定：
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可以看出市、县级房屋征收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二、集体土地的征收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五条：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480号):各地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征用土地制度，实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及法定的征地批准权限和程序，代表政府负责组织征地的审查报批和具体实施工作，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审查报批和组织实施征用土地。
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具体实施。而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主体土地法则没有提及。
三、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主体
《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本条并没有特别强调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
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含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含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四、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但是，上述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集体土地上的附属物包括房屋。
《土地法》未规定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只规定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时，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虽然提到“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对于征收补偿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程序。
五、集体土地上房屋的价值确认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对宅基地作如下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有下列转让情况，应认定无效：
（1）城镇居民购买；
（2）法人或其他组织购买；
（3）转让人未经集体组织批准；
（4）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
（5）受让人已有住房，不符合宅基地分配条件。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宅基地原则上不允许转让，即没有市场。
《条例》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三条：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
既然宅基地上房屋没有市场，也就不适用《条例》第十九条的前款。我们认为从评估方法适用性上来讲可以适用第十九条的后款及第十三条，即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征收偿条例篇6
[关键词]房屋征收；补偿；社会不稳定
[中图分类号]F29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6 — 0032 — 02
一、城市房屋征收的历史背景
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后，由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逐渐加剧、日趋紧张。一方面，由于城市拆迁方面的立法不完善和制度不健全，各地在拆迁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有些开发商不从大局出发，片面追求开发利润，致使一些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和救济手段的缺乏，造成被拆迁人难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局面，出现了一小部分被拆迁人采取偏激方式对抗拆迁。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不断出现、上访事件，甚至是暴力抗法、自焚等恶性或者悲剧事件发生，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隐患，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公民私产怎样获得保护、暴力拆迁如何解决、补偿公正公平如何实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急需一部能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个人利益，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以公平公正的立场促进和谐搬迁的新的法律规范出台，在此背景下， 2011年1月，国务院颁布施行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标志着房屋拆迁时代的终结和征收时代的开始。
二、 城市房屋征收存在的问题
（一）新《条例》也存在着亟待完善的地方
1.缺乏对“公共利益”范围的合理界定。虽然《房屋征收条例》采用概述加列举的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征收范围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其列举的范围比较笼统。如果“公共利益”不明确，会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导致司法实践操作难以把握。
2.该条例实施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没有做出可操作的司法解释。同时，新《条例》未规定事项没有相关办法出台加以细化。例如根据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但目前均未出台。
3.评估鉴定存在疏漏。新条例没有规定被征收人有权另行委托其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没有规定评估事项可由征收人和被征收人共同委托，同样未规定当事人对征收决定不服诉至法院时可否申请法院重新委托其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实践操作存在盲区。
4.关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问题。《条例》并不调整涉及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行为。对农村集体土地上实施的房屋拆迁所涉及的程序、补偿标准、权利救济等问题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做出具体回应，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我国房屋征收工作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1.已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拆迁项目继续推进难度加大。新《条例》规定对于新拆迁项目涉及的房屋补偿标准按市场定价补偿，同时又规定现行《条例》实施前已取得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规定补偿。同时，新《条例》严格界定了公共利益，对此类项目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对此类项目如何推进值得研究。
2.拆迁管理压力增大。新《条例》实施前，按照旧条例规定征地拆迁实行拆迁许可，由拆迁管理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旧条例虽然规定了行政强拆和司法强拆并轨制，但在拆迁工作中几乎都是采取行政强拆的方法。新《条例》还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暴力、威胁或者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因此，对一些坚持无理要求的动迁户难以形成高压态势。
3.司法处置程序过繁，影响效率。新《条例》明确了行政机关不得再进行“强拆”，强制拆迁必须申请法院执行，今后大量与征收补偿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统统由司法机关受理，毫无疑问会增加行政审判的工作量。同时，新条例司法程序较之行政程序耗时过长影响拆迁等需要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城市房屋征收的对策和建议
（一）立法应对建议
与旧条例相比，新《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更为规范，但涉及很多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如公共利益的界定、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急需立法加以规范。建议在国家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地方人大、政府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办法、实施细则加以规范。
（二）行政应对建议
1.制定科学严谨的征收政策。作为房屋征收实施主体的政府部门，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制定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规范性政策文件，对房屋征收程序和补偿标准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规定并严格执行。同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政策变动频繁而给群众造成心理落差，为今后的征收工作打好基础。
2.创新宣传、解释工作方式、方法，使宣传、解释工作真正收到实效。
从近几年动迁工作的实践看，许多矛盾纠纷是因群众没有完全了解甚至是误解了政府的拆迁政策而引起的，所以做好新《条例》以及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非常重要，也必将更加重要。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研究，创新思维方式，把宣传、解释工作作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作好。
3.主张通过调解和协调方式解决纠纷。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的复杂性，应尽量通过调解或协调方式解决纠纷，平息矛盾。通过协调方式解决纠纷， 尽量将纠纷解决在诉讼、强制执行之外，提高征收补偿工作效率，确保和谐拆迁。
4.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对土地房屋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是否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不良影响而引发群体性上访或影响社会治安的等社会稳定风险；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是否有相应有效风险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能否将风险控制在预测范围内等等。
5.推行模拟征收房屋。以往各地拆迁都是先发公告，后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最后签订拆迁协议，这种拆迁程序最大的弊端在于所有矛盾纠纷都暴露在拆迁公告之后，政府的“单方”意愿往往不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而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户就征收中各种问题先行磋商，把各种矛盾解决在征收之前，等到90%以上的被征收人都满意了，最后由主管部门才正式发出征收公告。
6.补偿标准要合理。采取市场化的评估办法，使房屋征收补偿评估与市场交易价格接轨，这种“市场+保障”的补偿办法，就是市场化评估加上政策保障托底，在地段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给房屋定价。
7.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机制。如听证会制度。尽管我们在之前的动迁工作中有过组织听证会的做法，但听证会是否规范、是否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我们在组织听证会过程中，是否存在人员数量、人员结构以及听证会程序等不符合规定的情形。所以，我们应未雨绸缪，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听证会制度。
（三）司法应对建议
一是建立党委领导、法院主办、有关单位联办的司法强拆联动机制。由于拆迁工作涉及面广，仅靠某一个部门或单位完成是不可能的，应当坚持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下，由政府或法院为主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协作模式，通过召开联席会、协调会、碰头会等日常运作方式，协调处理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高度重视新《条例》学习培训。新《条例》施行后，旧条例同时废止。新旧条例有着很大的变化和不同。为深刻学习领会新《条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建议对法院从事立案、行政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官进行一次专门培训。
三是配强法院审执力量，加大财力支持，保障司法强拆顺利进行。建议增加法院执行和司法警察的编制，提供能够保证审判执行所需要的物力和财力，以应对数量激增的拆迁案件。
（四）借鉴国外经验
尽管各国财产征收的规定各不相同，但一般均包括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审查批准、征收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及补偿确定、先于执行与强制拆迁、征收救济等。
1.征收公共目的的审查批准
世界各国公共目的审查批准方式大体分为司法审查、行政审查两种，审查批准的时间以审查拆迁申请时一并完成为原则，申请拆迁之前完成为例外。如美国征收公共目的审查就由法院来完成，且举证责任由政府承担。德国、新加坡，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审查，均由拆迁管理机关在审查拆迁申请时一并完成。
2.征收拆迁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世界各国的法律基本都规定了合理的公告、通知程序，而公众参与拆迁过程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前置、听证程序等。（1）协商前置。美国的征收法律要求政府先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协商征购，协商不成时再将案件移交法院启动征收程序。（2）听证程序。从发展的趋势而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拆迁评估及行政强制拆迁过程中均逐步引入了听证程序。德国法律亦作出了拆迁申请被批准后，行政机关应被拆迁人要求召开听证会的规定。
3.拆迁补偿价金的确定
对于拆迁补偿金额，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双方无法协商时，各国的惯例是借助于相对公正的程序由第三方来裁定。在美国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时，双方应当向法院提交由独立资产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最后的和解谈判，和解失败的，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公平补偿的”价金数额。
4.先予执行与强制执行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先予执行与强制执行是征收程序中所不可或缺的。其中，美国实行提前支付定金、补偿金后，由法院执行的作法值得借鉴。
5.征收救济
世界各国（地区）的法律基本均赋予了被拆迁人对公共利益认定、征收决定等提起行政复议或进行诉讼的权利；而对于拆迁补偿，不管初始裁决由谁作出，基本均确立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关于纠纷解决机构，除司法机关外，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都有独立于审批单位的仲裁机构。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Z〕.
〔2〕王锡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家解读与法律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3〕薛刚凌，主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理解与运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4〕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Z〕.
〔5〕崔建远.论房屋拆迁制度的重建〔N〕.人民法院报，2007-06-06.
〔6〕张和子.简论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应该蕴含的物权精神〔J〕.魅力中国，2010，（09）.
征收偿条例篇7
关键词：台湾地区 征地补偿 地价补偿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识码：A
台湾地区关于征地的立法较多，《土地法》、《平均地权条例》、《都市计划法》、《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都对土地征收有所涉及。为整合分歧不一的法规，减少征地纷争与阻力，台湾地区于2000年2月2日了《土地征收条例》并将其作为土地征收的统一规范条例，从征地补偿的条件、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征收程序等各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本文仅就土地征收的补偿程序、补偿项目和补偿发生进行阐述，探讨可为我国大陆征地立法和实践借鉴之处。
一、台湾地区的征地补偿程序
台湾地区的土地征收程序除具有一般土地征收所应具有的要件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征地实施前举行公听会并以协议价购为先行程序。《土地征收条例》规定，需用土地人在取得土地之前先举行公听会，听取土地所有权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然后再将事业计划报请主管机关许可；主管机关许可后，先与所有权人协议价购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并且议购价格不得低于征收补偿费标准。如果协议没有达成，才可以依法申请征收土地。
第二，征地实施中重视并听取土地所有权人关于征地补偿的意见。需用土地人的征地申请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后，由县（市）主管机关公告，并以书面通知土地权利人，征地补偿费由用地人支付并由主管机关转发，土地所有权人接受补偿费后即终止对土地的权利与义务。但当所有权人对征地补偿有异议时，则由主管机关负责调查处理并将查处结果通知土地权利人；如果土地权利人不服查处结果，则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复议；如果土地权利人不服复议结果，则提起行政救济。最后的复议或行政救济结果若与补偿方案价额有差异，则将差价补交给土地权利人。
第三，征地实施后原土地所有权人可行使收回土地的权利。土地被征收后，如果土地需用人没有依照征收计划使用该土地，原土地所有权人可申请收回其土地。具体包括征地补偿费发给满三年，未依照征收计划开始使用的；未依照核准征收的原定兴办事业使用的；依照原征收计划开始使用后未满五年，不继续依原征收计划使用的。如果有以上情形，原土地所有权人可以申请照原征收补偿价额收回其土地。另外，由于工程设计变更、都市计划改变等原因导致原有土地无征收必要时，经需用土地人或土地所有权人申请后，经审查符合规定的，主管机关予以撤销征收。原土地所有权人缴回征收价款后，政府将土地发还给原所有权人。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收回土地或撤销征收，土地所有权重新回归原土地所有权人所有，而不是归政府所有。
二、台湾地区征地补偿范围及项目
台湾地区土地征收分为一般性土地征收和区段征收。一般性征收遵从国际通行的“公益目的”原则，规定因公益需要，兴办国防、交通、公用、水利、公共卫生及环境保护等事业，得征收私有土地。一般性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包括地价补偿、土地改良物补偿、土地他项权利补偿以及由征地引起的其他损失的补偿。具体补偿项目如下：
一是地价补偿。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并实施以后，规定地价补偿按公告土地现值补偿。公告土地现值是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估计并提经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的地价，于每年1月1日公告，作为土地移转及设定典权时申报地价的参考，也是主管机关审核土地移转现值的依据。由于公告土地现值往往低于市场地价，台湾地区采取公告土地现值加成的办法，加成数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地价确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地价补偿是以市价为基准的。
二是其他土地权利的补偿。台湾地区规定，如果被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已设定他项权利，如地上权、典权、地役权、永佃权、耕作权等，这些征收土地“应有之负担”由地政机关在发给补偿金时代为补偿，并以余款交付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
三是土地改良物的补偿。台湾地区将土地改良物分为两种，一是建筑改良物，即建筑物或工事等土地附着物；二是农作改良物，即农作物、其他植物或与水利、土壤有关的土地改良物。《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时，对建筑改良物的补偿按其重建价格计算；征收的土地附带有农作物时，补偿费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期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照农作物成熟时的产值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按照农作物种植及培育的费用而定，同时参考这些费用的现值。
四是迁移补偿。《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对征地而造成的人与物资的迁移费给予补偿：①土地改良物由所有权人取回并自行迁移的；②坟墓及其他纪念物迁移的；③人口需要迁移的；④生产资料必须迁移的（动力机具、经营设备、生产原料等）；⑤养殖物必须迁移的（水产物或畜产物）。另外，因土地一部分被征收而造成土地改良物需要全部迁移的也发给迁移费。
五是营业损失补偿。《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或改良物的征收而导致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
6六是一并征收补偿。台湾地区在征收土地时对土地上的改良物一并征收，但不包括土地所有权人要求取回、自行迁移、违规建造建筑物或非正常种植农作物的情形。另外，因征收同一所有人的土地或改良物的一部分，而剩下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残余部分地形不整或面积过小，导致利用价值降低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所有权人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一并征收。
七是征用土地补偿。征用补偿是因政府兴办临时性的公共建设工程，需要征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而发给权益人的补偿费。其中，征用土地的年补偿费按照公告土地现值10%计算，征用土地改良物的补偿费按照征收补偿费的10%计算。如果征用土地导致土地改良物必须拆除或者不能回复到征用前的状况也给予补偿。
八是连接地补偿：因征收某块土地而导致与其连接的土地受到影响而使价值降低，对该连接地给予补偿。连接地补偿款额以不超过减少的地价额为准。
九是调查勘测损失补偿。需用土地人为申请征地而实施调查或勘测时，有时需要拆除或迁移地上的障碍物，由此导致土地权益人遭受损失，这种情形也给予适当的补偿。
三、台湾地区的区段征收与补偿方式
在台湾地区，除一般土地征收外，还有较为特殊的区段征收。区段征收是因实施国家经济政策、新设都市地域、举办国防设备、公用事业的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土地全部予以征收。具体征地情形包括①新设都市地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实施开发建设；②旧都市地区为公共安全、卫生、交通的需要或促进土地合理使用实施更新；③都市土地的农业区、保护区变更为建筑用地或工业区变更为住宅区、商业区：④非都市土地实施开发建设；⑤农村小区为加强公共设施、改善公共卫生需要或配合农业发展规划实施更新；⑥其他情形。区段征收的土地经过重新分段整理后，政府无偿取得公共设施用地，道路、沟渠、公园、绿地、儿童游乐场、广场、停车场、体育场所及学校用地等归当地政府所有，原土地所有权人领回一定比例的抵价地，对剩余的国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户所需土地及可供建筑的土地，政府采取出售、租赁或设定地上权的方式进行处分，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支付区域开发总费用。
抵价地补偿是一种特殊的地价补偿形式。《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实施区段征收时，原土地所有权人不愿领取现金补偿的，应发给抵价地。土地所有权人领回的抵价地面积，以征收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为原则，最少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如果领回的土地面积小于最小建筑单位面积，土地所有权人应申请合并土地，如果不申请合并土地则发给现金补偿。抵价地的计算基准为区段征收后的路线价或区段价。除以抵价地作为地价补偿外，其余各项补偿费如土地改良物补偿、合法营业损失、迁移费补偿等与一般征收补偿无异。
区段征收及抵价地补偿是一种公私互利的举措。对土地所有权人而言，领回的抵价地虽然比原有的土地面积减少，但征收后的土地经过重新规划整理、开发建设，公共设施得以完善，地价普遍提高，可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并且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都会有所改善；对政府而言，不仅免费得到公益、公共用地，还可得到城市建设的大量资金，城市发展和建设有了保障；对需用土地人而言，得到用于房地产开发及其他城市建设的土地资源并获取开发利润。区段征收及抵价地补偿实现了政府与民众双赢，普遍受到欢迎。
四、台湾地区征地补偿经验及其启示
一是关于征地补偿程序。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这种确定方案在先、公告并听取意见在后的做法对征地及补偿行为并无约束，一些地方政府不与农民沟通与协商，强征强占农民土地的现象时常发生。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征地审批前召开公听会，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充分表达意见及利益诉求；议购为先、征地在后，体现取得土地手段之温和；在征地补偿方案后，农民对补偿方案有异议，也有申述的渠道并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二是关于征地补偿范围和项目。土地征收会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考虑不周，就会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的项目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项目明显偏少，没有实现对被征地农民的全面补偿。应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建立以地价补偿为核心的多项目征地补偿体系，除现有补偿项目外，还应增加迁移补偿、营业损失补偿以及残余地补偿等。考虑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状况，除对土地所有权给予补偿外，还应增加对承包权和租赁权的补偿。并且应明确规定各项目的补偿依据，如按市价补偿或协议价补偿等，避免笼统、模糊的规定。
三是关于补偿安置方式。我国现行的补偿安置比较单一，基本采取现金补偿的方式，而且多是一次性补偿，很多农民征地补偿款用完后就业无门、生活无着落。有些地区尝试采取以地入股的方式，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抵价地补偿有些相似。台湾地区的区段征收和抵价地补偿已经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我国大陆的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可以借鉴，尤其对我国小城镇建设更有借鉴价值。区段征收和抵价地补偿不仅解决小城镇建设需要的资金问题，而且使被征地农民沾享土地增值收益，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况，有利于被征地农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护。
四是关于征地后的监管问题。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完善的征地使用监管机制。台湾地区在土地征收之后设定的收回权和撤销征收制度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土地征收后并不意味着土地监管权利的终结，由原土地所有者行使征地后土地使用的监督权，对于解决用地单位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和土地闲置浪费现象是一项很好的举措。
参考文献：
[1] 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Z〕.2000- 2- 2.
征收偿条例篇8
【关键词】公众参与 公共利益 补偿标准
频繁发生的“钉子户”与强拆人员之间的恶性冲突事件，再一次加大了废止《拆迁条例》[1]的呼肖。在此背景下，“北大五学者”依据《立法法》有关规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该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令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进行修改。[2]笔者以为，《拆迁条例》应否废止已无争权，值得对论的是应制定怎样的新《条例》。
有学者认为有六大问题需要商对，[3]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需要面对的主要困境与挑战。从国外立法实践看，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一个法律技术难题。一方面是由于涉及主体与影响范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利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持续演化。因此，无论怎样界定，都难以一劳永逸。至于按市场价格补偿已成为共识，且得到立法机关在态度上的认可。[4]但《拆迁条例》第24条就已规定了按市场价格补偿的原则。[5]实践中补偿金额大大低于市场水平，因力市场价格自身需要考量诸多因素。[6]此外，特困户、孤寡老人等的生存质量保障也需考虑。补偿标准的立法规定进人两难境地。
有学者认为，“新《条例》”应明确政府的征收主体资格，确定先征收、补偿，后拆迁的原则。[7]行政征收的前提是公共利益；拆迁的前提是补偿标准合理。只有在两项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征收、拆迁。[8]
笔者认为，公众参与是必备的制度要素，在“新《条例》”中，以听征制度约束兜底条款的适用、以协商方式确定补偿标准的适用，乃是解决立法困境的有效途径（见图1)。图1.“新《拆迁条例》”制定中的立法困境及其解决途径
一、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功能的阐释
（一）约束公权力：界定公共利益之功能
在当下中国，行政权力独大，公民对政府依赖性强，甚至受到不当行政行为的侵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城市房屋征收、拆迁中尤为突出。
行政征收权就是公权力的一种特权，具有自我扩张的性质，加之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征收机关在适用时往往体现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对之进行合理约束，必然会侵犯被征收入的合法权利。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理解为公民的参与权，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作为参与权主体的公众，其权利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实体性权利更具有根本性。它决定于“权利对权力”制约的民主准则，民主的权力源自于权利并接受后者的制约。
公众参与引入城市拆迁的直现表现是参与权对行政权的制约。通过制约行政权力，实现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的约束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公众参与可增加行政征收的透明度，实现征收目的公开；第二，公众参与可为公众与政府提供彼此之间的交流机会，就征收是否为公益目的而进行对论；第三，公众参与可保障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就政府是否按公益用途使用土地而进行审查；第四，公众参与可为公众获得信息与实物证据提供可能途径，保障权利救济的有效实现。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会给予征收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但是公众参与的有效约束，能在实践操作可能性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共利益界定的合理性与可接受度（见图2)。图2．制约行政权图例
（二）保障私权利：确定补偿标准之功能
城市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指行政征收主体对原不动产所有人、使用人进行补偿所依据的准则。相对于补偿原则、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来讲，补偿标准最为关键。无论规定怎样的原则，标准不明确、不合理都不能达到原则规定的效果。
以往《拆迁条例》的最大弊端是，只规定了补偿原则，未规定补偿标准。实践中，补偿标准不明确，补偿金额过抵，是导致被征收入抵制拆迁的最直接原因。“拆迁房地产的成本价格都是交由地方政府部门去制定和的，由于房地产的成本价格与各该地方政府本身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成本价格规定越高，就意味着政府的拆迁成本越高，因拆迁所获取的收益就越小，因而，利用定价权尽可能压低拆迁房地产的成本价格从而降低拆迁补偿的金额，成为各地方普遍的作法，这也是导致目前拆迁补偿费用过低的直接原因。”[9]
另外，诸如特困户、孤寡老人等成力被征收入时，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其基本的生活权利就会受到影响。
对公民的征收补偿意味着对其财产权损失的弥补，补偿金额过少就意味着公民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有学者建议“新《条例》”中应采取“制订出全国性拆迁补偿指导规则，规定补偿标准的基本原则，包括对被征收入生活、居住等方面的因素。地方政府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具体规定，但不得与全国性指导规则发生冲突和抵触”[10]的作法。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是目前的最优选择。在采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再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可以监督地方政府规定的合理性，保障被征收入自身权益，最大化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因为：第一，公众参与可使被征收入表达出对补偿的期望值并阐明自身的理由（尤其是当存在特殊情况时）。第二，公众参与可使被征收入对征收入制定的补偿方案进行监督，认为不合理的，可以提出异设。第三，公众参与可使征收入获悉更多被征收入的信息与需要，合理化调整补偿方案。第四，公众参与可以缓解征收入与被征收入之向的对抗情绪，促进拆迁补偿协商。
二、以听证制度界定“兜底”条款中的公共利益
（一）听证制度的引入
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概括式与列举式两种。概括式是指在法律条文中并不明列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而只以“公共利益”一词涵盖表述，典型代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11]这种界定模式符合公共利益开放性、演化性的特点，有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大的弊端则是容易留下权力滥用的漏洞。美澳等国如此规定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公众参与、正当程序以及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约束机制的基础之上。在确保执法者与法官普遍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技能与素质的前提下，给予其较大的自由裁量与解释权，由执法者根据其对个别案件的具体理解进行操作，由法官根据其对法律理念、目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作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司法裁判。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规定和行政执法者、司法者专业素质却不具备以上条件，因此概括式规定在我国实难存续。列举式是指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之尽可能的具体化、明确化，典型代表如德国、日本之规定。[12]列举式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力公民、执法者、司法者提供确定的判断标准，是对公民财产权保护力度最大的方式，但其弊端则在于会缩小公共利益之真实范围，这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会阻碍社会与经济的正常发展。目前我国仍处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形势下，采取严格的列举式，也不符合现阶段国情。[13]
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了不穷尽列举的方式，在明确规定被广泛认可的属于公共利益项目的同时，仍留有一定的弹性和自由裁量权，以期缓和究尽列举式和概括式的不足。因此，“新《条例》”中仿效台湾之模式，采取列举式并付兜底条款的作法应为最优选择。这样即可以减轻概括式带来的行政权力滥用现象，也可以为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共存项目留有出路。[14]
那么，如何对兜底条款进行“兜底”呢？通说认为，限制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需要两种机制的保障，即公众参与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乃事后审查机制，属于《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本文不予赘述。但公众参与的听征制度则必须详细且明确的规定于“新《条例》”之中。以听证参与约束兜底条款的适用，使公共利益得到合理的界定和适用。笔者认为，“新《条例》”可对听征会的启动作如下规定：除本条例明确列举的公益征收和涉及国家安全等紧急情况外，在作出因其他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行政征收之决定前，征收机关必须举行听征会。
（二）听征中公共利益界定的参与人及其利益表达
由公众中难来参与界定公共利益，涉及到听征参加人代表的合理选择。理论上，行政征收的被征收人都具有参加听证的资格。被征收入以“一户一代表”的方式参加听证才能显示公正，从各国立法的普遍情况看，参加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权利和利益受行政行为影响的第三人，即利害关系人。”[15]
因此，听证会的参加人应包括被征收入及被征收房屋的长期承租人、抵押权人等其他利害关系人。但基于我国人口多、密度大的现实状况，征收、拆迁往往涉及较多人口。因此，在赋予公民个人参加听证权利的同时，应合理选择听证代表。可采用自愿报名和邀请参加相结合的方式，也可根据不同情况，按照人数比例、社区单位或利益群体产生代表，尤其要注意区分不同利益群体，根据利益群体的不同分别决定需要选取的听证参加入的数量计划，保证听证参加入的代表性和平衡性。
利益表达是公众界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公共利益界定中的听证过程，实质上是运用多种事实和价值知识进行交涉和选择的过程，因此，公共利益界定中听证的民主性不仅在于公众是否参与，更在于公众参与过程中是否享有实质性话语权，让“所有受影响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利益”，[16]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利益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而“合理选择而达成的共识实际上就是对参与各方的利益、动机和事实情况的理解，是一种含有理解的集体判断，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聚合，而是包含偏好转向的决定，是一种比选举民主投票判断更具正当性的集体判断”。[17]由此，参与者应平等地表达价值取向和表达利益诉求，寻求共识，最终实现对兜底条款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三）听证中公共利益界定的效力
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的界定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是对间接式民主的必要补充，强调征收决定必须配合参与而存在以及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其突出的是行政征收应全面了解各种信息和公众的利益与价值偏好，实际上是在量化的比较中加入了质的成分，从而有助于提升民主的品质。[18]这种参与不否认行政机关的决定权，不意味着行政征收权让渡给公众，公众对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只能产生“影响”力，而不具有“决定”力。
此外，这种参与也不能代替间接民主，[19]听征中征收机关与被征收入之间，被征收入相互之间，可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达成共识，也可能产生分歧。在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界定无法产生结果的情况下，间接民主的表达是解决其困境的惟一选择。
虽然公众无权定论征收是否为公共利益，但是会产生民主的压力并影响最终的行政征收的决定。听征会的听证笔录，[20]听征过程中被征收入提出的质疑、相关建议，以及回应解释将成为征收决定作出的重要参考。通过案卷排他原则和政府回应原则的运用，可使被征收入的意见得到吸收与采纳。
三、以协商机制确定补偿标准的适用
从国外立法规定来看，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香港、我国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市场价格补偿的原则，即以被征用土地征用时在公开市场上能得到的公平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虽然对于市场价格确定的时间有所不同：有以征收正式通告日、土地征收裁判所最终裁失日为基准的作法，也有以正式征收日市场价格、土地征收日若干年前市场价格为基准的作法。但时间只是市场价格确定的因素之一，房屋的地理位置、配套设施都会成为影响房屋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以市场价格为原则进行补偿已获普遍认可，可能被“新《条例》”采纳。因此，本文所述以协商机制确定补偿标准，是指在已有补偿标准的前提下，对补偿标准适用过程中自由裁量空间的合理选择。
（一）补偿标准适用中协商机制的启动
行政征收的必要条件是公共利益，如果征收启动的缘由为新《条例》中明确列举之项目，抑或听证后对“兜底”条款中的公共利益达成共识的，[21]则无论被征收入与征收机关是否已就补偿达成协议，征收决定机关有权作出征收决定。补偿标准中协商的启动，可在行政决定作出前进行，也可以在征收决定作出后、行政拆迁开始之前阶段进行。征收决定机关有权作出征收决定的理由在于：在征收合法的前提下，征收机关应该迅速占有财产，而被征收入应该在合理的期间内取得补偿。[22]
征收决定后的协商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由于征收已成定局，被征收入往往会因为失去拖延征收的“砝码”而趋向合理的补偿要求，此时，启动补偿标准的协商程序，被征收入较容易接受征收机关的补偿提案。如果被征收入仍对征收机关的补偿标准存有异议，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解失。笔者认为，补偿标准的协商启动应建立于四点事实基础之上：一是双方对补偿金额存有争议；二是达成共识存有可能；三是达成共识为时不晚；四是达成共识有利于后期拆迁行为的顺利实施。总之，补偿协商可以贯穿于拆迁前的各个阶段，只是不同阶段双方的地位不同、优势不同而已。然而“先补偿后拆迁”乃是根本准则，协商的终点是双方达成补偿协议或法院判决补偿方案，至此方可进行拆迁。
（二）协商补偿标准的特定情形
在立法上确认以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的前提下，公众参与补偿标准的适用主要针对两种情形：一是如何确定市场价格；二是对其他可能影响补偿合理性的特殊情况的考量。
确定市场价格的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房屋重置价格（即重新建造等面积房屋的价格）的确定；区位价（即该房屋所处区位的价值）的确定；估价时间点的选择和房屋折旧率的估算等。除此之外，双方还应该就基于以上内容确定的市场价格的合理性进行对论。
从实践经验来看，上述前两项价格一般由政府房屋管理部门制定和，一般会似于当地市场的实际价格。而对被征收入而言，补偿金额是否足够够买另一套相应住房才是判断市场价格确定是否合理的实质标准。因此，是按照实质合理的比照法估价，即“将需估价的拆迁房地产与在估价时点近期交易已成交的类似房地产（三个以上可比实例）进行比较，根据规范对实例的已知价格作适当修正，测算出拆迁房地产的客现合理价格”；[23]还是按照房屋管理部门制定和的许据进行估价，是双方协商的最主要内容。
其他可能影响补偿合理性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对特困户、残疾人、孤寡老人、世代祖居户的个案补偿。他们与征收机关之间协商的内容，主要应围绕被征收人的特殊情况能否构成要求额外补偿的原因而展开。从被征收入的角度来说，对特困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给予额外的补偿，其理由是不能由于征收、拆迁对其生存带来威胁，[24]对世代祖居户给予额外补偿的理由是对其精神损害不应一概忽视。
征收机关按照被征收财产的实际价值，秉承“直接性、物质性、确定性”的原则进行补偿是符合征收行为的合法性的。但“合法性”不能等同于“补偿标准的合理性”，被征收入在协商中应有如下权利：(1)有权获悉补偿方案拟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有权就与补偿有关的事实和建议进行表达和举证;(3）有权就征收机关补偿方案的异议进行询问并获得解释。然而，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生存权、居住权的保障，乃是考量补偿标准是否合理的基本准则。此外，对生存困难者的补偿是否可以通过帮助被征收入安置住房、安排人住养老院、提供工作机会等多样化方式进行，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否主要应以财产性补偿为主等问题，都是应考虑的情形，且具有较大的对论空间与价值。[25]
（三）协商争议的解决
国外对于行政征收中补偿协商不成的解决模式有两种：一种以法国为代表，在征收机关和被征收入关于补偿问题不一致时，被征收入可以请求公用征收法庭裁判，法庭通进实地调查作出确定补偿金额的裁判。当事人不服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后15天内提出上诉，由上诉法院公用征收庭受理。[26]第二种以德国为代表，规定补偿金额由征收机关决定，如果被征收入不服征收机关确定之补偿金额，可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就赔偿的合理性进行审查。[27]法国的公用征收法庭的性质是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所以公用征收法庭裁判仍属于行政程序。由此看出，各国普遍做法是如果协商不成则按照行政机关的意见进行补偿，如果被征收入不服则可就补偿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新《条例》”可采取以下作法：被征收入与征收机关之间未就补偿达成协议的，可按照征收机关认为合理的补偿金额先予补偿，如果被征收入不服则可就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在法院作出判决后，方可拆迁。
结语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我国房屋征收、拆迁法律制度也不可能通过一部条例的颁布就达到完美的境地，它是一个需要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补偿法、土地征收法等相关法律共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公众参与机制可以通过程序正义约束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却不能保证绝对的实质正义。司法审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用也许会成为保障被征收入权益的有力武器，[28]但那却是另一项雄伟的法律工程了。最后，对“新《条例》”中有关公众参与机制的立法建设和思路梳理如下（见图3)：
1．建议“新《条例》”中规定：“除本条例明确列举的公益征收和涉及国家安全等紧急情况外，在作出因其他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房屋征收之决定前，征收机关必须举行听证会。”
2．建设“新《条例》”中规定：“征收机关向征收决定机关申请批准征收时，必须提交听证笔录，并附对听证会中所提异设的合理解释。”
3．建议“新《条例》”中规定：“听证会笔录及征收机关对异设的解释是征收机关作出征收决定的重要依据，无听征笔录及异议解释的征收申请，征收失定机关不予批准。”
4．建议“新《条例》”中规定：“协商过程中应书面记载征收入与被征收入之间就补偿方案存在的不同意见及其理由，并可成为法院进行补偿争议判决的依据之一。”
5．建设“新《条例》”中规定：“征收机关与被征收入之间就补偿达成协议后，方可拆 。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可按照征收机关认为合理的补偿金额先予补偿，被征收入不服，则可就补偿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作出判决后，方可拆迁。”图3．行政征收与拆迁中公众参与引入的思路
注释：
[1]本文所称《拆迁条例》系指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新《条例》”乃指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专家研对座谈会中所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后者颁布实施后前者将同时予以应除。城市拆迁涉及到两个过程：行政征收和拆迁，前者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后者是一个事实行为。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来看，拆迁只是行政征收决定后征收机关的一个后续行为，是对自己“所有”的财产的一种处分，与被征收入无关。但是，基于征收决定后被征收入对房屋仍然具有实质占有的情况，出于人本精神的考虑，拆迁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仍不应被忽视。因此，为了表述方便，本文标题“城市拆迁”是指城市房屋征收和拆迁的整个过程。而文中则全部用征收机关与被征收人来表述法律关系的双方。
[2]“修改《拆迁条例》：拆掉文明法治的障碍”，新浪网2009年12月19日，news. sina. com. cn/o/2009-12-19/031116797150s.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4月1日）。Amend the Regulation on the Dismantlement of Urban Houses : Dismantle the Barrier of Rule of Law，http : //news. sina. com. cn/o/2009-12-19/031116797150s. shtml（last visited Apr. 1，2010).
[3]学者沈岿认为，“新《条例》”制定中需要商对的问题包括六点：一、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二、征收决定的程序；三、补偿的标准；四、拆迁的条件和程序；五、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六，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补偿和拆迁的问题。参见“修改《拆迁条例》：拆掉文明法治的障碍”，新浪网2009年12月19日，news. sina. com. cn/o/2009-12-19/031116797150s.shtml（最后访同时间:2010年4月1日）。See Amend the Regulation on the Dismantlement of Urban Houses: Dismantle the Barrier of Rule of Law， news. sina. com. cn/o/2009-12-19/031116797150s.shtml（last visited Apr. 1，2010).
[4]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表示，法制办倾向于按市场价格补偿，“你把人家房子拆了，总得让人家有能力购买-新的房子”。参见“新拆迁条例倾向按市场价补偿：将公开征求意见”，人民网2009年12月29日，http : //finance. people. com. cn/GB/10668906.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4月1日）。The New Regulation on the Dismantlement of Urban Houses Tends to Compensate according to Market Price， finance. people. com. cn/GB/10668906. html， (last visited Apr. 1，2010).
[5]《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贷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6]如不同地段与区位的房屋价格不同，不同时间段房屋的价格不同，新旧房屋价格不同等。
[7]参见“姜明安教授就拆迁问题答记者问”，新浪网2010年1月6日，http : //finance. sina. com. cn/g/20100106/10517201182. shtml（最后访问时问:2010年4月1日）。See Professor Jiang Mingan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Journalist， finance. sina. com. cn/g/20100106/10517201182. shtml， (last visited Apr. 1，2010)
[8]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补偿和拆迁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节，并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文所述内容均为在讨论公益征收、拆迁的前提下进行。
[9]王克稳：“改革我国拆迁补偿制度的立法建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7页。Wang Kewen， Legislative Proposal for Reforming Compensation System of Housebreaking in China， 3 Administrative LawReview. 7 (2008).
[10]“学者一致认为拆迁补偿应参照市场价”，新华网2009年12月17日，news. sina. com. cn/c/2009-12-17/070619277715. 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4月1日）。Scholars Believe Without Disagreement that Compensation for Dismantlement Should Refer to Market Price， news. sina. com. cn/c/2009-12-17/070619277715. shtml (last visited Apr. 1，2010).
[11]见张迎新、王正立：“国外土地征用公共利益原则的界定方式”，载《国土资源情报》2003年第9期，第13页。See Zhang Yingxin＆Wang Zhengh，Definition of Public Interest Principle in Foreign Land Acquisation， 9 Land andResources Information ，13(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