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补偿法律法规范文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往往需要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但目前我国仍没有对财产征收补偿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缺乏相应的财产征收补偿原则，财产征收补偿程序不完善，针对我国现存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不足，完善我国财产征收补偿制度对于保障被征收人的财产利益、规范政府的财产征收行为、促使财产征收补偿工作走向法制化的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产；征收；补偿；完善

一、财产征收的概念与特点

根据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但是什么是财产征收？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尚未对财产征收的含义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理论界在界定财产征收概念时众说纷纭。通说认为：“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人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从我国法律规定以及理论界关于财产征收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财产征收的三个特点，（1）公益性，国家通过行使自己的行政权力，将相对人的财产变为自己的财产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财产征收的前提和基础，（2）强制性，这是财产征收的手段，财产征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强制力，这也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3）补偿性，财产权作为受宪法保护的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必须予以尊重，国家对它所征收的财产的权利人给予补偿也体现出公平原则。

二、我国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

（一）财产征收补偿原则的缺陷。

我国宪法对于财产征收补偿的规定只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补偿条款即规定财产征收必须予以补偿，但是缺少对于财产征收补偿原则的规定，而其他与财产征收有关的法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也没有对财产征收补偿原则作出规定，因而导致了全国各地财产征收时补偿结果差异大，《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公平原则本来概念就比较抽象，而且《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条例》是行政法规，本身效力就没有宪法法律效力高，而且我国宪法没有对财产的征收补偿设立原则，因此其所规定公平原则也缺乏宪法基础，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城市化的推进、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园区的建设，国家为公共利益目的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活动日益增多。财产征收补偿引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财产征收程序的缺陷。

应当完善财产征收补偿的行政程序，由于中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从而导致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程序问题受重视的程度不高。在财产征收领域，其实体方面的立法都不是很多，已有的财产征收补偿规范也很不具体，导致财产征收补偿程序往往无法可依，甚至有了规定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违反正当程序是中国财产征收补偿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违法问题。我国财产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参与程度低，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财产征收项目审批过程是政府行为，作为利益主体的被征收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权利经常被忽视，在财产征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非常有限，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关于财产征收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财产征收补偿程序可操作性不强。

（三）财产征收补偿标准的缺陷。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财产征收的补偿大多是规定予以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只有少数法律法规作出了规定，这里以《土地管理法》为例：“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土地管理法》这样的规定是很不科学的，这样的数字看上去不低，但是其考虑的因素却仅仅是农业产值而没有把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商业开发程度、交通条件等因素考虑进去。而且这样的“一刀切”规定无法解决被征收人的长久生计。以在农村的土地征收为例， 我国现阶段,在农村地区进行各种开发区建设等活动，都要对农民土地进行征收。而征收土地的价格往往是很低的。被征收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不仅会增加社会的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在生存能力低下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农村，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难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

三、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

（一）财产征收补偿的原则的完善。

我国宪法应当对财产征收补偿的原则作出规定，把财产征收的补偿原则成文化，其他的法律法规再以此为依据对财产征收补偿原则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可以有效解决全国各地财产征收补偿差距过大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实行完全补偿原则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参照日本的财产征收补偿原则实行相当补偿原则。即并不一定要全额补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完全补偿原则或不完全补偿原则，这并不矛盾。其他与财产征收补偿制度有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确立具体详细的标准，也可以采取肯定式列举加否定式列举的方式列举出哪些事项采用完全补偿哪些事项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

（二）财产征收程序的完善。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结合我国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不足应当在以下方面对其进行完善：1．预先告知。这样可以加强公众对于财产征收的知情权。2．完善财产征收的听证程序。可以增强财产征收过程的透明度，实现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公正性和民主性。3．财产征收补偿方案应将政府与被征收人的协商作为必经程序。4．确定事先补偿制度。即在政府取得财产所有权之前，必须先对财产所有权人进行补偿，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保障弱势的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当然作为例外对于紧急情况下的财产征收不可能做到征收之前事先补偿。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提供有效的监督，并能够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还能够使相对人积极参与到财产征收法律行为中，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力切实得到保障。我国应该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吸收中国实践中成熟合理的部分补充完善财产征收程序，使中国的财产征收程序更加科学和具有操作性。

（三）财产征收补偿的标准的完善。

要完善我国的财产征收补偿的标准就要在法律制度上保护被征收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明确被征收人对自己所有的财产的各项权利，因此现阶段可以根据我国国情从以下方面完善财产征收形式：（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有效保障被征收人的后续生活。又可以减少财产征收过程中的冲突。提高财产征收补偿的标准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财产权利，同时也能促使地方政府进行财产征收是能够更加理智。（2）提高现行财产征收补偿标准，我国现行财产征收补偿通常规定最低补偿与最高补偿的制度，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财产征收补偿的标准不一，我国应当参照国外在财产征收时确定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3）增加财产征收补偿形式，现在我国进行财产征收补偿采用的方法是金钱补偿，但这样难以保障被征收人的长远生计。因此需要以金钱补偿结合其他方式的补偿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例如对农村土地征收后可以采取土地置换的形式让农民获得新土地。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古典征收理论扩张的征收理论公共利益征收补偿

征收是国家以其公权力限制或剥夺私有财产权利的行为，也是一种严重危害公民财产权利的国家行为。为了保护私人财产，各国法律都对征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国对它也作了相关规定，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宪行征用。”但我国法律混淆了征收和征用区别，把征用当作征收立法，如此用法还可见《土地管理法》第45~51条关于土地征收的规定。现在学者起草的物权法草案正试图纠正这一概念上的误用[1]。本文仅讨论征收制度不涉及征用制度。为了更好地理解征收制度，需要对征收理论进行分析：

一、古典征收与扩张的征收理论

征收最初可追溯到罗马法中，在后世的大陆法系中，它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德国法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征收先后出现了古典征收和扩张的征收理论。古典征收理论始于1848年法兰克福宪法草案，其成例是1874年普鲁士邦公布的土地征收法。古典征收理论的主要特征主要为：（1）征收之标的，只局限于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也就是说征收的对象是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2）为了征收所采取的法律手段，是行政机关以行政处分方式为之。因此，财产征收便形成在行政法体系内，是典型的“行政征收”制度。（3）征收的主要目的是公共利益。但何为“公共利益”不易判断，因此，古典征收理论要求必须有一个公共事业或是公用事业单位存在（如自来水厂、电厂、政府机构及学校等等）。亦即必须该事业有需要被征收之标的物时，方可认为有充足的公益需求。（4）必须给予全额补偿方可。且补偿的范围，不仅包括被征物之损失，亦包括其他因征收而引起的损失。这种征收补偿范围的认定，系受到私法之损害赔偿理论极大影响。[1]古典征收理论是希望国家及其他行政机关，尽可能的不要侵犯作为人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它是以保障私有财产绝对不可侵犯理念为出发点，从而抑制公权力侵犯私有财产权利。

扩张的征收理念始于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项，这也是征收制度第一次出现在宪法之中。扩张的征收理念与古典征收理论相比，有以下几点不同：（1）征收标的的扩充。征收不再以剥夺或限制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为限，只要是任何具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包括债权在内，皆可列入征收侵害的标的范围。（2）征收可以经由行政征收和立法征收[2]来完成。（3）征收不再以一个公用事业企业或政府机构之存在为必要。（4）征收之补偿只须“适当”而不必全部补偿。扩张的征收理论认为征收不限于对财产的全部或部分的剥夺，只要是限制该财产权利之行使，亦足以形成征收之侵害。（5）它是以私有财产负有社会义务性为出发点，所有权及财产权应为公共福利之需要而由法律限制的结果。现代国家多采用扩张的征收理论来指导立法。

征收理论由古典征收向扩张的征收的理论转变，有其深刻的法哲学背景。19世纪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国家不干预经济运行，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反映在私法上是由当事人意思绝对自由形成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法哲学。这种法哲学观成为私法发展的坚实基础，意思自治绝对。所有权绝对（或私权神圣）原则等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确立行人的所有权观念，排除了国家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除非有充足的、正当的公共利益需求允许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并得按财产的实际价值给予完全赔偿，此即古典征收的理论。但在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产生了诸多的负效果，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兴起团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因法国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而获得立法表现的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尤其是个人的所有权思想，渐被社会的所有权思想所取代。社会的所有权思想主要内容是指所有权应负有社会义务，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增长。在历史上，首先积极提倡社会的所有权是德国学者耶林，他在《法律目的论》一书中，特别强调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利益，同时应为社会利益，因而主张以社会的所有权替代个人的所有权。其后为日耳曼学者基尔克，基于日尔曼法之传统精神，更加力倡社会的所有权思想。[1]在法国主张社会的所有权最烈者，首推狄骥，他一反天赋人权说，而倡社会连带说，以为财产权之所以获得尊重，在于促进社会利益，而权利人亦负有此种社会义务。在上述学者的提倡下，从19纪世末起，社会的所有权思想逐渐取代个人的所有权思想，而成为社会思潮之主流。[2]从个人的所有权到社会的所有权思潮的转变，对征收理论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财产权是负有社会义务的，并不是绝对不可侵的，公共利益的需求可以对抗私人财产权利，导致对征收的限制也日渐放松。从而严格的古典征收理论渐渐地被扩张的征收理论所替代，成为现代国家征收立法的指导思想。

二、征收的涵义分析

一般来说，一国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任何一个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应是一致的，不应出现分歧。但我国在不同法律中使用的征收概念却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土地征收。是指国家基于建设的需要，强制地将属于农村经济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确定给用地单位使用，并对农村经济组织和土地使用者予以补偿的行为。究其实质，它是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将农民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强制地变更为国家所有的土地的行为。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第2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法律关于征收的规定仅限于对土地的征收，对其它不动产和动产的征收均未涉及。这反映当时我国立法者持古典征收理论的严格立场。

（二）财产征收。梁慧星教授领衔起草的物权草案建议稿第48条：“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国家可以征收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所谓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环保、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区域的保护、森林保护事业以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它公共利益。征收执行人，对于对自然人、法人因财产征收所承受的全部损失，应当予以公平补偿。征收不得适用于商业目的，国家基于发展商业的目的而需取得自然人、法人财产的，只能通过合同的方式。”[1]这种征收的对象是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从土地征收到财产征收，扩大了征收的对象范围，舍弃古典征收理论，而采扩张的征收概念，并明确公共性原则、法定程序原则、公平补偿原则，实属善良的立法。[2]但是，财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而狭义财产等同于民法中的（有体）物，那么这里征收的财产究竟是广义的财产还是狭义的财产？这其中的关键差别在于无形财产是否可以属于征收的对象范畴问题。笔者认为，这里的财产应是狭义的，即征收的对象只能是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但不包括无形财产，理由在于财产征收是出现在物权法草案中的，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是仅限于有体物，故依逻辑推理财产征收的对象也只能是有体物。这种财产征收相对于前面的土地征收而言，具有很大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征收对象的范围扩大，而且表现在对被征收人的全部财产损失进行公平补偿，且在征收目的上坚持以公共利益为限。基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采取了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明定哪些属于公益，以区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从列举的内容来看，草案设计者突破了古典征收理论要求存在一个公用事业或政府机构的条件限制，接受了扩大的征收概念，如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亦属于公共利益即是明证，这种立法理念与世界各国关于征收的一般规则相吻合。但是，草案把征收的对象仅限于有体物而排斥无形财产的做法，似乎不妥。

（三）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征收。《中外合资企业法》第2条第3款：“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外资企业法》第5条有基本相同规定。在涉外投资领域，国有化与征收一般系同义语而同进使用，但严格而言，国有化含有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征收则可能是统治者的个人目的和需要，从相关行为的规模和范围考虑，前者的较大、较宽，后者较窄、较小。[3]本文将二者作为同义语使用。对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征收，其征收对象的范围似乎较前面的财产征收概念又扩大了，因为企业的财产既包括有形财产，也包括无形财产如知识产权、商誉等。对企业的征收意味着无形财产和有形财产一并予以征收并综合地给予补偿，可见，对企业的征收就是对广义的财产进行征收，这与前列狭义财产征收是不同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法律在使用征收概念上是有差别的，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中征收的对象范围存在很大区别。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征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其实也就是何为征收的问题？

征收的对象是财产无疑，但财产是应取广义抑或是狭义？我们认为应该是广义的财产征收，即动产和无形财产也应包涵在征收的对象中，不仅仅是不动产才能征收。理由如下：（1）对不动产土地的征收是最常见的，但是征收不动产时，土地上附着的动产如林木、青苗等也一并被征收了，因而动产也常常成为征收的对象。（2）无形财产权利可因征收受到损害，如企业的商誉可能因企业被征收而降低或不复存在，或企业经营的特许权丧失等。由于征收导致无形财产利益的减少，实际上使无形财产成为征收的对象。（3）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征收中也包含了对动产、不动产和无形财产的一并征收。（4）在知识经济时代，私人拥有的无形财产可能比其拥有的有形财产更有价值，征收作为国家侵害私有财产权的强制手段，只补偿有形财产是说不过去的，这既不能体现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之基本权利的保护，也未体现出国家对其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的财产回复性补偿，更不能表达出对公权力的限制功能。因此，征收的财产应是广义上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无形财产在内。另外，征收是一种国家强制行为，是国家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把非国有财产变为国家所有财产的强制行为。非国有财产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宗教团体等，自然人、法人的财产可以征收，同样，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也可构成征收，然而梁慧星教授的物权法草案第48条恰恰遗漏了这一点。[1]此外，征收时给予被征收人相应的公平补偿，这是征收具有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征收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的财产强制性地收归国有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

三、征收的目的和程序

在凡是确立公用征收制度的国家，宪法及民法上都无一例外地将征收的目的明确限定为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使用、公共目的等。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将公用征收的目的明确限定为公共使用（publicuse），尽管随着公共需要的不断拓展，法院为了使政府免于受制于为了公共使用才可以行使征收权而不得不对“publicuse”使扩展解释，将“publicwelfare”解释为“publicinterest”（公共利益）、“publicpurpose”（公共目的）、“publicneed”(公共需要)、“publicwelfare”（公共福祉）[1]。但是，这一系列的扩展解释都没有离开“公共”需要这一公用征收的基本目的。我国已有的两个物权法草案都有把公共利益作为征收的目的规定，由于公共利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为了防止滥用征收，有学者还列举了公共利益的内容。[2]根据征收的目的来划分，征收分为公益征收和商业征收。商业征收应通过合同方式来变更财产权利，但公益征收不需采合同方式。此外，还规定了征用的程序和补偿方式，以及对征收异议的法律补救途径。[3]

公用征收的程序是对被征收人的一种法律保障，是公用征收制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征收程序备受各国立法的重视。在美国，由于联邦行政程序法典是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因此，政府的公用征收适用并受制于联邦行政程序法典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在法国，公用征收程序之复杂令人注目。法国行政法上将征收的程序分为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两个阶段。征收的行政程序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审批征收的目的，二是确定可以转让的不动产。为此，行政法上为行政程序设定了四个环节：一是事前调查。二是作出批准公用目的的行政决定。三是被征收财产具置的调查。最后再由行政首长作出被征收财产可以转让的决定。而且，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批准公用目的的行政决定及可以转让的决定，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讼。公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主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即移转所有权的裁决和补偿金确定。[4]在我国的两个物权法草案中，王利明教授的草案明确了这种司法程序，第65条第2款规定：“征收执行人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作出的补偿过低的，被征收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给予合理的补偿。”但梁教授的草案却没有相关规定。

四、征收补偿问题

对于一个侵害他人财产权利的立法行为，究竟要如何区分它是一个应予以补偿的征收行为抑或系一个不必补偿的单纯的财产权限制行为？它的回答关系到该行为是否应由国家予以补偿的问题。在德国理论界产生了多种学说：（1）个别处分理论：征收是针对个案的、特别的情况。相反，倘若因一个法律规定而对人民的某种财产有侵犯之时，则这种侵犯是概括的规定，由于规定该种类的财产权利皆一律地受到侵犯，故是一种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性限制，而非个案的征收。（2）特别牺牲理论：也称修正个别处分理论，它肯定了“个别处分理论”的主张，但是它将理论重新置于宪法强调所欲保障的平等权基础上。因此，限制财产权的法律是不可违背平等权的法律；而征收则不然，征收是违反平等权保障的，而只使少数人的财产权遭到侵害。因而针对少数人为了公共利益的牺牲，基于负担均分原则，补偿的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而财产权之社会义务性，是一般性财产权限制，无特定的损害人，自无特别予以补偿其损失的必要。（3）可期待（忍受）性理论：它视征收是对财产权利的重大侵害。因而判断一个立法行为是属于征收还是归于财产权社会义务性的一般限制规定，纯粹视该措施之严重性、效果、重要性及持续性作为事实上断定之标准，故财产权之限制是对财产权极轻微侵犯，人民可期待忍受之；而征收是对人民财产权极为严重之侵犯，人民不能期待忍受的侵害，此理论也称“严重程度理论”。其他还有“应保障性理论”和“实质减少理论”等。[1]学界及实务界一般都认为征收是被征收人为了公共利益所遭受的特别牺牲，当他和拥有与被征物相同种类的财产权人所处的境遇相比即可见这种牺牲。笔者也赞成征收对于被征收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牺牲，应予以合理的补偿，这与基于财产权社会义务性的一般限制是有区别的。

由于公用征收中的被征收人既没有特定的行政法义务（这一点与纳税不同），也没有过错与违法的存在（这一点又与没收等财产处罚有别），它完全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所做出的特别牺牲，因而，依据公共负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应当得到公平的补偿以回复其财产损害，且由于征收本质上是违反宪法保障的平等权的，它使少数人的财产权遭受侵害，因而对于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在征收的方面就转换成被征收财产价值保障，即宪法应保障被征收财产获得公平的补偿。在德国基本法上因此形成著名的“唇齿条款”，依此条款，征收他人财产，必须有法律依据且该法律应同时规定征收的公平补偿原则，否则此法律依据不能生效。“无补偿无征收”已经成为立法者和执法者遵守的底线，因而在宪法的体系中，财产权保障、征收和补偿三者，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法律上，都已融合为一体而不可分离。[2]可见，征收补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征收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更是该法律规定符合宪法要求的关键条件。

征收补偿原则有三个：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补偿原则。适当合理补偿的原则和不补偿原则。不补偿原则已基本上不为国家所认可。现在征收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补偿原则的分歧很大，发达国家多坚持充分、及时和有效原则，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赞成适当合理的补偿原则。我们认为征收补偿原则的争议对于实际补偿工作而言，意义并非那么重要，因为在众多国有化和征收案例中，即使是非常坚决支持完全赔偿标准的发达国家也几乎无例外地接受了不完全的赔偿。对于征收补偿的关键是补偿的范围问题，即何种损失可以得到补偿的问题，因为征收补偿，在本质上是一种损失补偿。这种损失补偿的构成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被征收人财产的的损失，它应以合法的国家征收行为行使为原因；二是财产损失须仅为使特定少数人遭受的特别牺牲，如果是任何人都有的负担不能包括在内，它属于财产权的上限制；三是原则上须有法律上的特别规定，其损失才给予补偿，如无规定则不予补偿。征收补偿，目的在于填补被征收人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以符合社会公平负担的原则，所以征收补偿的范围及标准，不在于征收财产使用者的获得的利益，而在于被征收人所受到的损失。也就是说，征收补偿应相当于被征收人因征收行为所遭受的各种损失。

总体而言，被征收人可以能遭受的损失内容：包括物质上的损失或精神上的损害；或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对于这些损失，是给予全部补偿，还是部分补偿，理论上有“完全补偿“和“相当补偿”两种学说。完全补偿理论的侧重点在于被征收人生活秩序的重建，使其完全回复与征收前同一的生活状态，所以从“生存权”、“基本人权”、“公平保障平等权”角度，对受害人应予以完全补偿，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所导致的损害。所谓相当补偿，其侧重点在于弥补被征收人所受的物质损失，基于“特别牺牲”观念，认为财产负有社会义务时，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给予相当的补偿已经足以。它仅补偿物质损失，对精神损害不予补偿。而物质损失又可分为直接物质损失和间接损失，对于这些物质损失是否全部予以补偿，仍应详细分析：

（1）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因征收行为带来的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它又可以分为征收财产的实体损失和其它直接损失两类。实体损失是针对征收财产本身而言，故对征收财产的丧失的财产权利补偿，又称为“实体补偿”，而对这种实体补偿之标准，是财产被征收时的市价（财产的交易价值或实体价值）。征收补偿主要在于补偿征收标的损失，且以市价来界定其实际价值。因而其补偿之目的，乃在于因回复已被剥夺之权利，因此是一种客观价值的补偿。其他直接损失是指实体补偿之后，原财产权人仍存在的物质损失，对于它应在斟酌公益及私益后，而予以补偿，它是一种与被征收物质本身无关的，因征收行为而产生的直接的必然损害，这种损失是超出实体范围之外，存在于不同个案中的一种特别损失，它是经征收之后果所直接带来的具体损失，也称之为“后果补偿”。[1]对于直接损失，国家都应给予补偿。

（2）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由征收引起的，不能由实体补偿和后果补偿方式给予任何补偿的损失。间接损失是否应予以补偿，根据判例分析，它应区分是合法的国有化征收还是违法的国有化。合法的国有化不需补偿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违法的国有化则要赔偿，如AGIP公司诉刚果人民共和国案之判决。理由在于：合法的国有化行为是一种允许的不当得利行为，所有赔偿的范围以限于补偿外国投资者所受到的实际损失：而违法的国有化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赔偿相应还要带有惩罚性，即要补偿投资者可能的预期利益，包括从最新的实体损失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间接损失）[2]。但是，国有化行为是一国行为，并非不法行为，除非某一特定的国有化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双边（多边）条约义务。因而，要求征收主体对征收人补偿间接损失是很困难的，而且间接损失本身也很难确定，在适用上有很大不方便。笔者认为，间接损失只有在一个国有化征收行为被明确视为违法的，那么才能得到适当的赔偿。

五、我国征收立法之完善

在我国现行立法实践中，征收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在立法时应予完善。

1、宪法规定征收的对象单一，仅为不动产土地，对其它财产的没有规定。这使相关法律在规定征收其他财产时有违宪之嫌，有损宪法的权威性。宪法应采扩张的征收理论，把征收对象规定为广义的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把征收主体规定为国家，这太模糊，实践中征收主体过多甚至乡镇一级政府都行使征收权，权力滥用现象比较严重，宪法应明定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才享有征收权。并且宪法应规定征收补偿的标准为适当、合理的补偿原则。

2、制定一部统一的《公益征收法》，整合我国法律对公益征收的规定。由于征收制度涉及宪法、行政法、民法等诸多法域的调整，这些法律各自分散规定难免会出现诸如征收内涵不一的现象；并且现行的行政法没有对征收制度的行政程序作出相关规定，因此有人认为应在行政法中建立征收补偿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来完善行政（征收）补偿法。[3]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因此，为完善我国征收制度，应制定《公益征收法》。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益征收的目的及其判断（即征收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经济补偿的具体标准（即经济补偿的合理性问题）；三是征收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即征收程序的正当性问题）。

3、民事基本法缺乏征收的一般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征收制度没有规范，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中虽规定了征收，但也还存在缺陷，如对被征收人规定不全，遗漏非法人组织如集体组织、合伙企业等主体。此外财产概念权限于有形财产不尽合理，应扩及动产和无形财产（权利），采扩张的征收理论。这样即可保护被征收人财产利益，又可与国际投资法中规范统一。并且应规定被征收人对违法征收或征收补偿异议的司法救济途径。

4、土地管理法现在规定的土地补偿标准太低，对被征收人集体与农民财产利益保护不够。并且征收土地应对集体和农民都进行补偿。补偿标准应该是按财产补偿，补偿范围一般是直接损失补偿包括实体补偿和后果补偿。并且应明确规定征收主体的义务和被征收人的权利，以保护被征收人利益。[1]现行《土地管理法》等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随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且补偿数额偏低。在这方面，日本行政法上规定的补偿条目之细化值得借鉴。在日本，公用征收的补偿分为财产权补偿和生活权补偿两部分。财产权补偿又分为狭义的财产权补偿和附随的损失补偿；生活权补偿又包括狭义的生活权补偿、少数残留者补偿、离职者补偿、事业损失补偿、生活再建措施等。[2]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分配；法律保障；补偿方式多元化

一、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现状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行为。依据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法规征收具有以下特征：

（一）依照土地原有用途制进行补偿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都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具体法条我们看到，在土地征收上是以土地原有用途作为补偿依据。

（二）“产值数倍法”弥补农民损失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种“产值数倍法”在实践中，显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同，农业产值也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制定产值标准虽然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在产值标准上的随意性问题，但却偏离了“产值数倍法”对农民损失的土地收益补偿的本来意义。

（三）由行政机关依据土地所有权来确定补偿对象

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根据实施细则，在土地征用补偿方案是行政审批的方式，农民并不享有前期参与的权利。并且补偿费是下发到村集体，由村集体管理和使用。在安置补偿上，或是交付安置单位或是支付被安置人的保险费用。接受统一安置的才能领取安置补助金，实际上农民获得的仅仅是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主导下“公共利益”界定范围不明确

《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何为“公共利益”，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大量营利性商业项目，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制征用土地，从而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上访和干群冲突，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我国的土地征收前提“公共利益”的判定机关与征收执行机关都是“政府”。实质上在我国土地买卖的一、二级市场上政府形成了“垄断”。

（二）补偿局限于直接经济损失，且行政救济局限性大

200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农民最关注的征地补偿作了新承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但是在现实的执行中仍然是仅保障最基本的生活，而且补偿的范围也仅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对于因征地产生附加损失的补偿却鲜有关注。

（三）土地流转承包之后补偿费分配不到位

土地在租用后，为了形成规模生产，转化为现代农场模式经营，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再者流转后的土地在使用性质上发生变化。经过改良由低产变为高产，由旱地变为水田，这些改良的基础是大量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大量投入。然而在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对象是单一的，对于这种新产生的所有权、使用权分离的情况缺乏保护与关注。在征收补偿上对这部分投入如何补偿没有规定，水田、旱地的改变后增值部分的收益如何分配，也是缺乏制度的约束。如果立法与政策无视这种新型关系，必将极大的损害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政策、健全土地征收法律法规

（一）土地征收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征收”

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现行仅仅允许“公共利益受益”的制度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商业征收纳入到合法的增收途径中更有利于对土地的利用与保护。在立法的思路上可以将“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征收”严格区分开来，让政府在土地征收的问题上回归到宏观调控与监督保障的轨道上去。为失地农民谋取更多的社会保障，以政府力量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明确征收补偿原则，法律保驾护航

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原则，用土地征收补偿基本原则作为补救具体法律法规不足。在法律法规缺失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基本原则的精神做出判决，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各方责任划分。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明确征地补偿的归属与分配

最高法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第22条涉及到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分配，但对于土地补偿费以及安置补助费却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依照土地流转的性质做出不同的区分，保障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民切身利益。

总而言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土地权利的状态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基于在征地补偿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改革征地补偿分配政策，规范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以实现以下两个目的：首先，明确征地补偿各项基本原则。在分配土地补偿款上的规定，应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切实反映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其次明确征地补偿方案的内容，通过一套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合理的救济途径，以及各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并监督政府的行为，为了征地补偿制度在保障农民利益方面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相一致。

参考文献

[1] 邹佳岑.实施物权法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9年22期，第47页.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　公共利益　征收　征用　补偿

[中图分类号]DF3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50-04

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的福祉密切相关，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共同福利的追求。尤其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愈加凸现。私有财产权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的物质基础，而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与实现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确保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之间经常又会发生冲突。一方面，公民在行使私有财产权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时有可能与公共利益的目标相背离；另一方面，国家在实现公共利益时有时也可能需要以限制公民的某些私有财产权为手段。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为正确处理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奠定了宪法依据。由于这里只是原则规定，比较抽象和笼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和实施宪法的原则，还有诸多具体法律问题亟待解决，如应如何科学地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应遵循什么样的正当程序?补偿的原则及标准是什么?对因补偿引发的纠纷应如何救济?只有当这一系列问题得到法律的详尽规定，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才能纳入法制轨道并不断得到有效化解。

一、应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界定

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前提条件是公共利益需要，这也是世界各国宪法的通行做法。“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易生歧义、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而目前我国对它缺乏统一、科学的法律界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判断权往往掌控在具体实施征收征用行为的各级政府手中，以至某些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为谋取一己之利，借“公共利益需要”之名，行“商业利益需要”之实；有的甚至，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究竟何为“公共利益”，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得到公认的定义。近代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提及“公共利益”这一用语时认为：“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卢梭仅仅从公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的角度阐述了什么是公共利益。在社会生活中，从公共利益的表象上，我们可以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涉及文化、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等符合绝大多数人愿望的非直接商事性质的利益。为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随意扩大，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笔者认为，应制定法律对“公共利益”做出统一、科学的界定，并且立法时应综合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否是基于公用事业需要或紧急状态。基于公用事业需要或紧急状态而形成的公共利益是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的最初目的，是最典型、最常见的公共利益，也是纯粹的公共利益。前者如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医疗卫生等；后者如国家安全、自然灾害的防御等。以此种目的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除受必要性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

第二，是否是单纯为了增加国库利益。国库利益是国家为维持自身的运转而享有的经济上的利益，也可称为财政利益，即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提高本级政府财政收入，对公民私有财产或者集体财产实行征收征用所获取的利益。在某些城市曾流行一种经验或者说是一种理论，叫做“经营城市”。这种理论具体来讲，就是由本地政府通过征收征用的方式聚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土地平整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赚取可观的巨额差价，然后再把这部分钱用于城市建设。不容否认。这种做法，对于解决地方财政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对于加速推进城市面貌的改变具有显著作用，但这是以损害被征用地农民和被拆迁房屋的城市居民的私有财产权为代价的。这种方式在取得短期财政利益的同时，也催生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公共利益不能定位于国库利益，单纯为了增加国库利益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第三，是否具有必要性。尽管征收征用的公益性是基于公用事业或紧急状态形成的，但并不是所有基于公用事业或紧急状态形成的利益都属于可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必须是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方可为之。如果政府能以其他方法来满足公用事业或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不是必须采用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手段，则政府应当采取其他措施。

二、应建立健全征收、征用的法律制度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私有财产强制进行征收征用，这无疑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造成极大损害。应制定相关法律对征收征用行为进行规制。

首先，要严格区分“征收”、“征用”这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征收、征用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两种方式，二者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一，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征用一般只适用于紧急状态；而征收则不局限于紧急状态，即使不存在紧急的情况，为了公用事业的需要也可以征收。其二，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征收是国家从被征收人手中完全取得财产，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而征用则是在紧急状态下对私有财产的强制使用，仅仅导致财产使用权的暂时转移，一旦紧急状态被解除，被征用的财产应返还给原权利人。正因为如此，征收的程序比征用的程序应更为严格，因为它对公民私有财产权造成的损害更大。其三，因二者产生的补偿不同。因征用没有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如果标的物没有毁损灭失，应当返还原物，否则才予以补偿；而征收不存在返还原物的问题，并且由于征收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对被征收人造成的损失更大，对其的补偿也相对应更高一些。

其次，必须明确可征收或征用私有财产的范围。既然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么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有直接关联的财产才可被征收或征用，如土地、房屋、建筑等不动产，汽车、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专有的技术或专利等等；而诸如储蓄、股票、债券等各种金融资产，以及货币收入、家庭生活所用物品和收藏品等，与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应列入可征收或征用的范围。

最后，应当建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法律的严肃性就在于其程序，无程序即无法律。征收、征

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条件和程序办理。正当程序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原则中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即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或团体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英美国家的宪法均规定政府征收、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规范政府的征收、征用行为，防范政府恣意行使行政权力，并使公民明确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收和征用的意义，力争消除因征收和征用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征收、征用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加强征收、征用的程序建设。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建立和完善征收、征用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在作出征收、征用决定前以及制定具体措施时，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民主形式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使公众有机会就征收、征用的目的、范围、条件、实施程序及补偿标准等提出看法和建议，以保证征收、征用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立法民主与决策民主的具体体现。

二是在实施征收、征用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及监督原则，严格执行调查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以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公民通过行使这些权利来制约政府的强制征收、征用行为，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害，最终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三是对征收、征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应实行事先救济。政府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双方发生争议后，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除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外，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为了防止征收决定被上级政府或同级人大或受诉法院否决，不顾被拆迁人的强烈抗议，在最终裁决生效前搞突击拆迁，造成被拆迁人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笔者认为，对此类征收行为，在相关法律中应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对征收行为有异议的，征收行为的执行应在最后裁决生效之后。当然，为了防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过长，影响公共利益，可规定被征收人只能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选择一种救济方式，并可规定此类行政诉讼案件实行简易程序。

三、完善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补偿机制

补偿是对政府征收、征用行为予以限制的有效方式，也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根本保障。只有对所损害的私有财产权进行补偿，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维护，这也是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补偿条款是“对财产权的限制条款的制和锲，从而既维护了保障条款所确立的前提规范，又为限制条款在整个规范内部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缓冲机制”。没有补偿，则宪法宣示的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毫无意义。

补偿的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是公共负担均分原则，该原则源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3条“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摊”的规定。该原则表明，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征收了特定公民的私有财产，使个人承担了本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分摊的负担，社会应该对此人进行补偿。补偿作为宪法上的一种制度始于1919年《魏玛宪法》，该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收用，只有为了公共福利，并且基于法律才能进行。只要法律上没有特别规定，其应当与相当的补偿相交换而进行。”现代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需进行补偿，我国也如此，这有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一个良性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秩序中得以平衡。但宪法只提供了原则性规定，这一权利的最终落实还有赖于法律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应确定公平补偿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完全补偿；二是适当补偿；三是公平补偿。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了补偿标准，并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原则，有“正当”、“公平”、“公正”、“合理”等补偿原则。如法国实行全部、直接、物质补偿原则，日本则实行“正当补偿”原则。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和征用进行公平补偿，并形成了一系列为公民所接受的公平补偿标准和原则。

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和补偿原则。普通法律中有“相应补偿”、“一定补偿”、“适当补偿”等不同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建设使用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集体所有制单位用于养殖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由建设单位给予适当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也有类似规定。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统一的征收、征用补偿标准，补偿的随意性很强，在实际生活中，公民因政府强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的行为所得到的补偿一般是“安慰性”的，这损害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基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征收、征用的补偿应采用公平补偿原则，即对被征收、征用的私有财产权人应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补偿，力争做到既能弥补私有财产权人的损失，满足其愿望，又能合理配置资源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现代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在补偿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完全补偿原则既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也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适当补偿则有损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只有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在平衡公益与私益之后，公平地决定补偿，才是一条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第二，应完善补偿的救济程序。宪法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若不能实施及时有效的救济，宪法对公民来说就成了一纸空文。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救济制度，如国家赔偿、行政补偿以及宪法监督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公民与政府之间因补偿问题引发的纠纷还是时有发生。对于此类纠纷，能否提讼，以及提起什么类型的诉讼，目前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对这类纠纷，只能在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解决，由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裁决，不能向法院提讼。也有学者认为，将补偿争议排除在诉讼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因补偿引起的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文赞成后一种观点。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征收征用补偿公共利益司法救济

一、土地征收征用的理论基础

（一）土地征收征用的法理基础。土地征收,是指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对本具有不可侵性的个人、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加以强制剥夺。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形式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因此在我国土地征收实质上仅指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是指为了建设事业的需要,强制性的把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确定给用地单位,并对被征收单位予以补偿的制度。[1]土地征收征用实质上就是由国家的行政权对公民或集体的财产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政府行为。财产权在法治社会是公民其他权利实现的工具和基础。那么为什么现代国家都允许对于公民的财产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予以限制哪？其内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对财产权保护同时还要对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予以平衡，在艰难的判断中，法律要找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完美界限。因此对于土地的征收征用的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这是征收、征用的前提。财产权是政治权力、精神权利等其他法律权利在内的众多权利的基础，对于实现个体、集体自由具有重要意义。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利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根植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集体土地也要负担社会义务。现代宪法通常会基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原则对经济自由、财产权利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也被称为“（公共）政策上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从权利的外部所加诸的，并且为宪法的价值目的本身所允许的制约。集体土地也承担着这样的功能。

财产权的保护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具有这两个纬度，即民法的保护（私法的保护）和宪法的保护（公法的保护）。一般意义而言，其中第二种维度上财产权就是要防止政府任意的侵犯私人的财产支配权。然而这样的财产权在保障了即得利益的同时，又可能与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义务相违背，因而有效的实现社会权利就需要对财产、资源重新分配，税收的意义在于此，财产的征收、征用的意义也在于此。在承认个体财产权利的同时，在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冲突与对峙中协调、平衡，形成征收、征用制度。财产权的诸多对象中，土地因为具有不可移动的属性，位置无法变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属性，因此国家在为推行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需要土地时，为了防止土地权利人拒绝出售或拉抬价格，往往通过征收、征用借助行政权利来实现。

当然，我们知道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因此政府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十分谨慎，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要从目的和程序上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行使。因此，虽然各国通常都赋予政府征收、征用的权力，然而通常法律上会限制征收征用的形式即通常要求征收征用要满足一定条件。

二、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不足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中，《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一些列法律、法规为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合法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现行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法律法规也对土地征收征用做出了相应规定。在有关土地征收、征用的法律制度中，仍然存在以下不足，这些不足直接影响了被征收人相应权利的实现。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范围内的农民共同所有的所有权形式，但是集体中的成员不能以个人身份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对于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不享有可以分割的特定分额。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农民所有的权利表现为名义上的。

“如果财产缺乏所有权的主体，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充分利用它，或者防止人民去自私的加以利用”，[2]正因为如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数人主体反而弱化了对集体土地的保护。

（二）征收征用程序的界定不明。土地的征收和征用是限制土地所有权的两种重要方式。82年宪法原条文并未区别两者的不同，2004年宪法修正加入了土地征收的内容，但也并未就两者的含义做出界定。《物权法》第42、44条分别规定了征收征用的概念和性质，可以说是法律上第一次对征收征用概念作了清楚的表达和区分。按照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征收要改变所有权，而征用不移转所有权，只是在紧急状况下为了公共利益临时使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物权法在法律层面对征收征用的概念做出区分，而究竟如何“依法”征收征用，还是缺乏依据的，有关征收的法律对于征收的具体程序规定的甚少。。

（三）公共利益条款界定不明。公共利益一词，有学者称其为“公法学的基本核心范畴”，是一个在法律文本中频现的词语。如现行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现行宪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补偿。物权法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多数文本中，公共利益作为限制政府征收征用权的制约条款，在物权保护语境下意义非凡。学界对其内涵的争论随《物权法》的制定而逐步升温。然而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一词，能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由谁进行界定等问题，包括《物权法》在内的这些法律文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四）补偿制度存在不足。对土地征收的补偿没有原则性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土地征收的规定很少,宪法当中只规定了国家在必要时候可以对土地进行征收或是征用,并且给予补偿。而对于如何补偿却没有原则性规定,只是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是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偿费是4-6倍,”同时还规定“补偿费和安置费的综合最高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样的补偿标准过于单一、同时不能很好的反应土地的应有价值，无法使农民在土地的置换与交易过程分享发展的成果。

（五）司法救济制度存在缺陷。德国基本法第14条“关于征收补偿额度之争议，由普通法院管辖之。。。。”。最高法院在2005年7月29日公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涉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目前对于征地纠纷的司法救济还是存在不足的。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路径

（一）制定征收征用法。在我国虽然涉及到土地的征收征用的法律、法规很多，但仍然缺乏一套专门的征收征用制度。如前所述，宪法、物权法虽然在制度上对征收征用进行规定，但是何为公共利益，如何依法征收，对于征收文件或征收行为的救济，都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物权法已经对征收征用做出区分的情况下，着手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法〉，为真正的“依法”征收征用，提供依据。

（二）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公共利益不得不界定，在目前的可行的界定方法中，可以兼采概括式和排除式的界定方法。笔者认为认定构成公共利益含义至少参考以下要素：

1、利益主体：非特定的多数人。公共利益强调利益的“公共性”，因此排除仅为个体或部分个体的多数人之利益。同时这一多数人要求为不特定，以排除某些地区为“地方利益”以局部代替全局、或损坏其他地区而进行的事项。但是对这一点的解读不能认为所有涉及个人利益的就都是非公共利益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双赢。2、利益性质：排除经营性利益。由于公共利益是对政府行使行政权进行征收征用的最优利的限制，因此如果公共利益一次如果被泛化，就将使政府权力泛滥横行，这显然有违我们建立有限政府的原则。允许政府进行征收征用，但政府不能进行经营。目前政府在很多土地的征收、征用转向了经营性、消费性的使用，无形之间政府以“经营”土地的方式攫取了本应该属于物权人的利益。

3、利益顺序：政府决策可能惠及多种利益，而作为征收征用原因的公共利益在诸多利益中具有优先性。这一要素需要从受益人的人数、受益的范围、受益的紧迫程度来衡量。多数人的利益要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当然在这一点上要依照法定程序，依据人权原则，避免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紧迫程度高的公共利益比紧迫程度低的公共利益由优先考虑。

（三）依法补偿。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主要按照征地前用途，以若干年的平均产值的一定倍数来计算补偿数额。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及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一定的补偿额度，但仍然改变不了标准过低的本质。目前的征收征用办法无法反映出土地的实际价值。另外，《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严格限定在与被征收土地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损失上，即土地补偿、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与青苗的补偿，与被征收土地有间接联系及因此而延伸的一切附带损失均未列入补偿范围。

因此完善土地征征用的补偿制度可用以下方面进行：

（1）增加补偿范围，综合各国的补偿范围，可以增加邻接地损失补偿，以及间接利益损失补偿。邻接地补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由于土地征收，可能导致残存的土地或邻接地价格下跌或遭受其他损失；由于土地征收使残地明显难以用于以前所使用的目的时，土地所有人可以请求征收全部土地。间接利益补偿指征地者在征地中利用原有财产进行盈利的活动受到

影响，因此被征地者还承担了另外一些间接损失，包括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的损失，建筑物迁移造成的租金损失等。这些损失也是应给予补偿的。

（2）修正补偿标准。在土地的征收征用的流转的过程中，农民没有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这部分利益被地方政府所获得。这也是土地征收征用权滥用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以征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土地补偿的标准，有时候还需要根据物价的变化做一定的调整。市场价格标准最有利于对被征地方的保护，也是补偿标准发展的趋势所在。同时也能够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

（四）强化司法救济。土地征收征用引发的争议大多数是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处理。如土地征收的安置补偿，《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省政府或国务院）裁决，并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可见实行的是行政终裁，征地相对人得不到司法救，能否征收、房产能否拆迁，由政府单方决定，也基本上没有司法救济手段。[3]因此应该在土地征收正用的程序中广泛的引入司法审查，同时明确人民法院的对土地征收案件的管辖权。法律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司法权的特性决定其能够成为公民权利的最后一位保护神。在我国现阶段关于征地的司法审查如前所述，仅针对于征地补偿的分配具有可诉性，而缺乏环节的司法审查。因此建议将征地程序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尤其涉及以下事项：如公共利益目的争议。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数量）成员对征地的“公共利益”目的产生怀疑时，可以中立的司法机构来界定该征收行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行为；征地补偿的数额争议以及征地补偿的分配争议。

（五）加强土地征收征用工作的监督。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逼近到18亿亩的红色警戒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乏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非法征收、征用造成的。地方政府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收征用，再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赚取相应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商以较小的成本得到了土地的开发权利，政府几乎不付任何代价的得到土地的转让金，而唯独农民没有分享到相应的利益成果，即便获得补偿费用、拆迁安置费用等补偿，比起土地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仍然费不足道。所以，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就是直接的推手，虽然国务院多次下发文件规范土地征收征用，依然难以抵挡巨大的经济利益带得地方政府的刺激。因此，加强对土地征收征用的监管工作，切实的落实可持续发展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重要路径。

亚当·斯密说过：“只要社会中一日存在着财产不象上帝的法律那样神圣的观念，则我们的社会一日将不会拥有法律的力量和公共正义的力量去保护财产，于是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便由此开始了”[4]为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限制政府征收征用的目的，重构征收征用程序将将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5.158

2.张千帆.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197

3.陈月棋.试论我国不动产征收制度的重构./DesktopModule/BulletinMdl/BulContentView.aspx?BulID=1558&ComName=default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6

【论文关键词】土地征收 权益 公平补偿 论文论文摘要：建立征地问责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从健全问责法律人手，加强征地责任控制机制建设，建立征地责任追究制。通过建立有效的责任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以保证征地责任制度的落实，实现深化征地制度改革，促进依法征地。 我国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受损的现状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中更注重效率、忽略公平，重公权力、轻私权利，致使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公权与私权的不平衡，与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冲突，是对土地征收中农民平等权的侵害。政府只关注征地的实现与经济的发展，忽略长远发展，缺乏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强调公民义务本位而不是公民权利本位，忽视农民的利益，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土地征收过于强调政府权力，致使公权扩张，政府职能错位，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次，物权法对所有权的限制上存在差异。国家所有权的限制与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限制并不平等。对国家所有权限制较少，而对于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限制较多，不便于最大程度保护集体与私人的利益。 公民的财产权是具有物质内容或者直接体现经济利益的权利。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及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被征地方的经济收益权利做出一定的规定，但是，现有的征地与补偿制度与宪法规定的财产保障权冲突，其不能充分保障其财产权。首先，现有的补偿制度存在缺陷1、我国的征地补偿缺乏指导性的原则。2、征地补偿费标准测算方法不科学。3、补偿方式单一。4、征地的补偿费用偏低。其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失地农民的保障力度不够．导致许多失地农民无法真正从中得到实惠。失去土地，农民便丢失了这个有形而长久的生活保障的承载体，导致当代甚至子孙后代的生活风险大大加大。 土地是我国农民生存的最主要来源，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资本。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最稳定、最可靠的谋生之道。我国现有土地征收制度虽然对农民有一定的补偿，但对其生活保障缺乏完善的制度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实际上排除了被征地农民参与增值分配的机会。加之失地农民的安置与就业问题突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后由于文化程度较低缺乏资本、技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特别是年老体弱的农民，很难找到工作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生存问题凸显。宪法以保障人权为宗旨这与宪法的精神相冲突对失地农民的生存权是一种侵害。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缺乏对失地农民诉求权利的程序保护其诉求渠道不畅通、征收程序中失地农民的参与权、申诉权不完善，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监督权利相违背。由于农民无与征地权相抗衡的权利整个征地过程中都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失地农民严重缺乏利益表达机制参与和决定权远远不够。同时征地程序缺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失地农民没有针对征地目的提出申诉、抗议的权利:对于征地方案的批准、执行、对补偿争议的裁决行为、权属争议的处理行为没有规定听证制度:对于征地补偿费用过低没有提出异议的权利，也没有通过行政复议或司法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 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 失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有其制度与现实的原因。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我国征地制度贯彻的是权力本位、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忽略了集体与失地农民的权益。在宪法的视野下，我国征地制度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强调失地农民的权利本位．保护农民应有的权利，实现科学、公平与公正。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应该确立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把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具体来说，在社会保障方面首先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同时为失地农民建立失业保险。其次建立合理就业机制，加强政府引导，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长效机制，通过各种保障来满足失地农民的各种需求，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正义。在程序保障方面，应该建立民主合理的征收程序。突出农民即被征收者的权利，保护被征收者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保证在被征收者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多种救济途径．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完善征收的目的与征收补偿的原则，为失地农民财产权提供法律保障 征地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非公益性质农地征收征用成为违法行为．那么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农地转用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修改《 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明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建设用地范围．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相符．笔者认为，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征地原则上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使非公共利益的农地转用有合宪的理由。当然，要土地管理法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应采取大多数国家的概括加列举式，将公共利益严格限制在以下几类：1、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用地。2、社会公共设施用地。3、福利事业用地。4、水利、环境保护用地。5、国家重点工程、能源用地。6公共道路、交通用地。7军事用地。8、有权机关决定的其他用地。 同时，应在宪法中明确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相当补偿原则，土地征收的标准与范围都充分考虑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我国采取的是适当补偿的原则，对于补偿，并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其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耕地。我们可以借鉴各国的土地征收补偿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公平补偿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为其他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具体规定补偿标准明确宪法基础，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制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合理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收益。 建立农民公益诉讼制度，提高上地征收农民权利意识 首先，在宪法中肯认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民主权利，修订宪法肯定社会公益尤其是农民公益．确认司法救济对于保护公民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是可行的。另外，在民事诉讼中增加农民公益诉讼的特别规定，明确把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社会保障权、农村环境污染等行为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其次，加强培养农民的法律和权利意识。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水平突出农民的主体意识．以法律的实践培养其法律意识．通过公平公正的征地补偿执法与司法活动来INI~_农民对执法与司法机关的信任．当其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主动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加强法律监督，建立责任政府 加强宪法监督。依照法律，土地的征收是否能给予社会、集体产生比原权利人使用的更高的公益价值；通过征收获得的公共利益是否大于征收带来的侵害都是审查的内容。对于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过合法程序予以撤销或者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予适用。 建立征地问责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从健全问责法律入手．加强征地责任控制机制建设，建立征地责任追究制。通过建立有效的责任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以保证征地责任制度的落实．实现深化征地制度改革，促进依法征地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7

原告赵某使用的宅基地236.30平方米位于南水北调卤汀河拓浚工程规划范围内，在被征收前属S市临城镇老阁村集体所有的集体建设用地。20__年2月28日，被告S市国土资源局就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位置、拟定补偿标准等相关内容和有关听证工作在S市临城镇老阁村进行了告知，并对拟征收土地进行了征地调查，征地调查结果得到了S市临城镇老阁村村民委员会的确认。同年4月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S市20__年度第2批次村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苏政地[20__]65号），同意S市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将包括临城镇老阁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7.7929公顷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原告赵某宅基地在此批复当中。S市政府根据该批复，于20__年4月10日作出《征收土地公告》（[20__]第2号），被告亦于同日作出《征地告知书》（[20__]第2号）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__]第2号），并在所涉及村予以张贴公告。同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催告书和通知书，告知原告须履行交出土地的义务，可在收到催告书后3个工作日内享有申辩、陈述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并通知申请人7日内到临城镇财政所领取补偿费用。因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辩、陈述和申请听证，且拒绝领取补偿款和交出土地，同年4月2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兴国土资决字[20__]2号行政决定书，责令其交出土地，并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决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维持后，又诉至法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组织了多次协调，原告对补偿款的期望也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愿意进行协商，但终因原告的要求与法定的补偿标准相去甚远而致协调未果。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法院于20__年12月21日作出了执行通知书，要求被申请人限期履行义务，后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执行。

司法实践中，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案件每年占行政案件总数20%以上，主要有土地征收及相关行政确权、行政审批、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赔偿、信息公开等诉讼案件以及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此类案件往往关乎农民生存、政策变迁和历史遗留问题，加之有关规定界限不清，处理不慎极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上访，被公认为"老大难"案件。 这类案件到法院的往往矛盾激化，无法协商达成一致，且当事人与政府的对抗情绪比较激烈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上往往力不从心。

我国土地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只能单方向流转，即由集体所有有偿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买方主体与卖方主体不能换位。国家只征购土地而不出售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并且必须根据国家的需求，把自己所有的土地交售给国家，而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土地卖给其他组织或个人。集体所有的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所有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另一种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更改土地用途。第一种方式，在国家一次性地付清征地费用后出租使用权，土地用途转换产生的增值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以国家代表人身份获取。第二种方式，土地用途转变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在农村集体内部分配。两种方式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不同的利益得失，地方政府倾向于将集体土地征用，然后转换土地的用途，农民集体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能力将土地的用途转化而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两者的竞争往往造成了耕地的浪费和城镇建设的混乱。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历史悠久的、国外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化、开发区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层层诘问。为此，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随着《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和《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草案）》的酝酿，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利用进行反思，寻求用法律之剑为失地农民权益谋司法保护。

二、集体土地的农民权益分析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迫切要求各地政府依法征地补偿，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虽然20__年《宪法》的修改和20__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规范，但各地侵犯农民财产权益现象仍不时出现，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也频频发生，这表明在各地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中"有法不依"的问题还很严峻。尽管中央政策、国务院及各部门的决定，要求明确农民主体地位、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贯彻社会保障原则，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要件与程序亦进行了严格规定，这些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指明了方向，但在实际作法中《物权法》还待完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改，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尚未制定出来，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无法可依"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集体土地及其利用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界定了集体土地范围，其第二款表明集体土地分布区域范围为农村和城市郊区，宅基地、自留地和 自留山全部属于集体土地，其中宅基地是农民集体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筑住宅及其他有关附着物的、无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自留地是指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自留山是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少量柴山和荒坡。城市郊区和农村范围内的其他土地，既存在集体土地，也存在国有土地，没有明文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属于集体所有，例如，城市郊区和农村范围内的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可以依法推定属于集体所有。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可见，矿藏和水流绝对属于国家所有，集体土地不包括地表为矿产的土地和河床。对于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等自然资源依附的土地，政府法规认定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可以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应当依法推定属于国家所有。《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由此可见，城市市区的土地只有国家土地所有权这一种形式。但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存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形式。目前对于确定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地域范围，采用什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对《宪法》第十条做文义解释可得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原则上归农村集体所有，除非国家提供法律依据。如果按照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土地原则上归农村集体所有的逻辑无法准确描述农村集体土地的范围。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是指除城市市区的土地(包括既包括集中连片的城市用地，又包括散布在近郊区内的城市用地)外，法律又没有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土地。

集体土地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都建立在物权制度基础上，合理利用需要形成有效的产权激励，有效保护则要求建立起完善的物权制度。 因此，研究集体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物权制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研究。以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成员--农民所应有的权益为研究对象，解剖其权益的构成，制定集体土地相关管理政策。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现行法律规定作为其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享有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支配土地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土地用益物权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对他人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等。然而，我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对集体土地的利用和权属变更有特殊限制性规定，集体土地的物权是不完整的，本文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讨集体土地的农民权益问题。

（二）农民及其权益

《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集体农民。"《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因此，农民是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农民集体是指在历史、人文、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在特定阶段由部分农业户口劳动群众组成的具有一定关系的群体，每个农民属于群体的一员。农民权益基于集体土地而言，主要指土地相关权利、劳动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我国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和使用权能做了限制性规定，禁止土地买卖，未经依法批准禁止占用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土地所有权权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变更收益，二是集体出让使用权的所有权让渡权能收益。我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收土地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获得经济补偿，以延续生产和发展。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而形成的土地收益，属于集体成员所有，其他任何组织机构不应从中取得利益。农民集体可以利用集体土地兴办乡村企业，或者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联营，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可分享土地经济收益。农民的权益体现在基于土地投资这一基础，参与利润分配和投资分红，农民集体通过集体土地取得的收益应当在成员之间均匀分摊。

征地属于具有一定强制性和补偿性的政府行为，与市场交易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征地具有强制性，而市场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国家征收土地，农民集体必须服从。集体土地征收中也体现农民权益，通过征地补偿体现，根据政策文件规定，征地补偿有特定标准，且要组织被征地群众听证。征地补偿标准高低和补偿款落实情况是农民权益实现与否的直接体现。《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三到六倍。"虽然实际补偿费要比标准高得多，但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仍然相差很远，且农民实际所得更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尽可能以最低价格征用，以最高价格卖出，最大限度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由于政府过分地占取了农民的利益引发了政府和农民的冲突，在一些地区土地征用引发的利益纠纷和冲突已相当尖锐，成为农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以及通过流转所产生的经营主体的变更。城镇化进程、农业集约化经营与流转促进效益的诉求使得加快集体土地流转的呼声高涨，但集体土地流转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大量失地农民何去何从，比如一些乡村组织与企业联合起来打土地和农民的主意、侵犯农民正当利益等等。事实上，"壮观"的集体土地流转背后，隐藏着大量农民生活无根本保障、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

三、我国集体土地利用与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基，土地制度稳定则民安，土地制度混乱则国乱。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由于人口激增，工业化、城镇化急速发展，因土地利益发生的冲突矛盾凸显，几乎所有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遇到过土地征收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无补偿即无征收、民主参与、程序正当、结果公开、比例原则等已经深入人心。基于我国土地二元所有制结构和征地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的根本性、差异性以及补偿方式的混杂性，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征地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一些流血事件、极端事件屡有发生，所暴露出的征地行为违法、补偿标准偏低、相关规定不合理、实施程序不规范、滥用强制手段暴力拆迁等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焦点诱因。

（一）征地范围过宽

我国《宪法》第十条确立了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同时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有关"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等都规定了征收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然而各地在征地过程中，除交通、能源、 水利等基础设施征用外，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也都占到相当大的比重。目前的征地实践中，"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公共利益的规定抽象、不明，导致征地目的扩大化现象已成为政府在行使土地使用权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被架空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依照地域关系分别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民小组行使，负责土地的发包、承包合同履行和其他财产的管理，此规定实质上是对农村土地具体经营权的规定，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无法成为实践层面的市场主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不具有法律人格与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是独立的补偿权主体。虽然《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但现行土地管理法和地方立法的实际作法上都依然规定征地补偿权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由于缺乏代表农民集体利益、组织严密、治理有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最终使农民农村集体所有权实际上成为乡镇、村党政组织所有，甚者沦为农村集体组织负责人所有，导致了土地流转中严重的不公与腐败。

（三）征地补偿欠缺充分法律基础

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且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只能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制定行政法规。但由于现行国内偏向财产权的社会责任观念，征地往往被视为为公益取得财产的手段。对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严重缺乏，就是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大多是从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规定对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且规定粗陋、简略。我国现阶段，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尚未制定统一的《农地征收补偿法》，目前对征地补偿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是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而这些法律法规都只笼统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其他问题未作任何细化。关于征地补偿程序也只有在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其中对征地补偿争议诉讼解决程序根本未予涉及，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四）补偿标准低、不到位、层层递减

现行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基本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都只是笼统地强调"给予补偿"，且现行法律规定的按"原用途"补偿、安置，标准严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基本模式，但这个标准是一种政策性的刚性规定，是政府标价，根本没有考虑土地区位差异、土地征收前的潜在收益等市场调节因素。按照这种不科学的补偿标准计算出来的征收补偿费用必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我国规定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且重安置、轻补偿，不是对被征农地的"市价"补偿，而是政府的福利分配，没有区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权益。

（五）征地管理不规范，正当法律程序缺失

伴随着圈地范围的无节制扩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红线被严重破坏。一些地区为招引项目，无底线的提供"优惠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出让土地，大搞"圈地热"。尽管大量"科技园"、"产业园"、"生态产业"、"开发区"拔地而起，但这些地区开发效益低下，土地利用粗放，利用率不高，土地利用的巨大潜力尚未挖掘。为何"圈地"如此容易，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我国现行法律未规定征收人申请征地前的与被征收人协议价购的先行协商程序。《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公告并听取意见，仅仅确定了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公告程序的基本模式，但对征收补偿听证程序却只字未提。另外，我国现行法律欠缺征地补偿争议的司法裁判程序，尤其是没有规定补偿争议的民事诉讼解决程序。《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对征地补偿程序也只作了"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的原则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对征地补偿争议解决程序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导致我国现行有关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和征地实践中征地决定、补偿决定、征地补偿争议解决往往由行政机关全权处理。被征地农民意愿得不到尊重，正当法律程序缺失，补偿争议投诉无门，农民财产权益缺乏司法保护。

四、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对策与建议

为确保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真正合理、有效地保护失地农民权益，对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法律制度建构，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限定集体土地征地范围

对集体土地可以征收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给予明确的界定，避免职能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征地公益类型、征地事项在分散的各个法律中具体规定，对征地事项的规定采列举及概括混合方式。概括性公益条款由司法机关就个案具体判断，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至国家权力滥用公益情况发生。从法律上严格界定公益性与经营性目的建设用地，排除为纯粹国库利益、地方财政利益及私人目的等经营性目的的征地，建立经营性建设用地统一市场流转机制，确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等法律地位，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益。

（二）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民个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并明确农民个人基于各类农地财产权益分别成为独立的补偿权主体。同时，在农地征收过程中，明晰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权利的双重属性，使农民个人享有各种实体和程序性权利，以切实保护其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地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的丧失而置换来的失地补偿权和社会保障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民集体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明确农民集体为独立的补偿权主体。使"农民成员集体"具有主体法律人格，沿着"非法人合有共同体"的思路进行 民法构造。 在国家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过程中，才有明确的主体作为独立的补偿权对象在公平的条件下和国家进行合理博弈，以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三）制定集体土地征收法律法规

征地必须在宪法保护财产权原则下进行并须有合宪性法律基础，即其实施要件与程序应有明确且严格的法律限制性规定。 建立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的法律体系，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征地补偿的基本原则与补偿争议的诉讼解决程序。以部门法的形式具体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明晰各类征地客体与补偿权主体，从物权法上强化农民个人对集体土地进行独立支配的权利。尽快制定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作为与物权法配套的补充法、程序法。另外，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具体规范公共利益的内容，统一规定征地补偿程序，严格区分征收与补偿两个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阶段。从而使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具有充分的合宪性法律基础。

（四）完善补偿标准及相关配套程序

修正现行宪法与完善物权法，明确规定"公正的、事先的"补偿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确立公平合理的"市价"补偿标准。修改现行法律规定的"原用途"的偏低补偿标准，在现行政策性规定的基础上，考虑土地区位差异，被征农地于征收计划决定时当地的"客观市价"补偿请求权和对被征地农民本身生存、发展的"特别价值"补偿请求权等市场调节因素再"给予补偿"，确保集体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生存保障与就业保障权。

（五）规范征地管理，完善征地补偿程序

增强土地征收过程的公示性与透明度，建立批前公告听证程序，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首先，将征地计划公告程序前置，确实发挥公告程序保护被征地农民知情权的作用。其次，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将征地补偿公告及听证程序前置。健全完善征收补偿和安置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在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再次，完善公告内容。目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征地应进行公告，但对于公告的具体内容事项缺乏明确规定。应将征地的目的及必要性论证过程、用地单位、用途、地块范围、补偿确定标准及安置途径、听证程序、被征地农民的权利及救济方法、期限、听证结果等作为公告的内容，确保农民对土地征收的基本概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将听证程序设定为法定的强制程序，完善违反征地公告与听证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

五、结语

征收补偿法律法规篇8

农村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法律问题

一、关于农村土地集体补偿安置及提前安置内涵的研究

（一）关于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意义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取得土地的行为以及该行为附随效果，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依照保障人权、利益平衡及法治政府之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律制度。

提前补偿安置，是指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探索的一种“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它在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迅猛发展，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部批发的《南京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创新试点方案》，南京将探索对国家重点工程、重大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项目用地的补偿安置新模式，在项目确定并且年内开工建设的前提下，在r民自愿的基础上，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用地阶段可先行开展补偿安置有关工作。

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一个系统优良的救济机制能够保证权利的具体实现。这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但是现今中国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机制而言，被征地人很难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自身的救济。一是被征收人没有对违反宪法的土地征收规定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二是对征收决定只享有申请行政复议，而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三是对征收补偿数额不能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政策的模式

1.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模式的研究

费安玲认为近年来房屋拆迁补偿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立法理念的调整、确认了房屋所有权人应有的法律地位、强调了对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但是，由于这一涉及面很广的立法缺乏被拆迁人利益代表的参与，导致在有关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私权保护理念的严重缺位。

郑财贵，朱玉碧对于目前中国存在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补偿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和“征地保障”安置方式等六种补偿安置方式的利弊和适用的条件进行统筹分析后，指出以后的补偿安置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

张民学者认为货币化安置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工作要求。货币化安置也将逐步成为村改造的主流安置方式，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虽然短期内货币化安置对区财政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对于被补偿人来说，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房，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从长远来说，鼓励货币化安置，也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管理压力。

戴水彬学者认为征地制度模式，要推行征转分离试点，创新农用地征转审批制度。即先征后转，创新土地管理工作机制，能有效解决征收和转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协调，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及时用地，增强土地供给和保障能力：整体推进、统一安置，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征地补偿安置新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细化征地补偿标准，配置或留用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将被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保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实现让农民带着资产、资本、股权进入示范镇居住。

2.关于提前安置补偿项目的研究

赵敏鹃认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在朱新华教授对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的研究过程中，认为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由政府自发探索的一项“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

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政策是南京政府自发探索出的一套征地补偿政策，其在具体难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研究，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否合理，有无存在之必要？“双置换”、“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等模式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此政策？只有不断解决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农村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才能不断地到丰富和发展。

3.关于对提前安置差别对待的研究

鲍海君、吴次芳等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采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因地区差别而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实行差别价格。南京作为全国二线城市，其经济发展迅速，随着科技创新项目、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功能板块等建设的不断深入，征地规模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土地指标紧缺与土地需求旺盛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无疑成为了征地补偿政策必备条件，而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很好的适应了南京这类快速发展城市的需求。

二、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研究近况

（一）关于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合法性的研究

提前补偿安置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被提前征地人员进保、项目征地拆迁等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引发的全市新增违法用地总量逐渐增大，市局“保重点”与违法用地查处压力日益增大。鉴于此，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就成为了必然要求。提前补偿安置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对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研究价值。

朱新华教授通过对南京市实施农村土地提前安置政策探索过程的分析，分别从政策实践依据的合法性、适用类型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程序的合法性几个方面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一政策是符合“效率优先、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但是于合法性问题上，目前并没有相关法规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实施范围、程序、责任及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且在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严格限定在“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和民生过程”上，而是于建邺区江心洲部分项目属于商服配套用地的情况。

（二）关于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存在缺陷的研究

李国键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的缺陷主要存在以下几点：（1）法律对土地征用补偿规定不具体明确；（2）经济补偿标准过低；（3）征地补偿金分配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分配到的补偿金过低；（4）法定安置途径有缺陷，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困难。

沈虹学者认为征地补偿制度只能补偿农民土地承载的财产权利，而安置制度是对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基本人身权利的补偿，因此两者是存在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被征地农民补偿与安置的规定进行区分，对安置的规定不足，导致实践中安置制度的实施存在许多问题。

（三）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有学者主要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土地征收问题的专门立法，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规章，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公告、听证等事宜。各地也有征地的法律规范，比如《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制度缺失，一般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制度规定比较详尽，而安置制度的法律规定都是寥寥数语，或者将补偿与安置的规定混为一谈，没有严格进行区分。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问题：（1）征地程序的法律规定不完善；（2）法律对被征地农民安置与补偿没有进行区分；（3）法律被征地农民安置的实施主体规定存在缺陷。

三、关于我国目前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现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陈锡文在对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中指出决定中要求的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等问题为解决全面建设小康之路指明了方向，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主张按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以陈泉生为代表，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49条的规定，国家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土地上有附着物和青苗的，还要支付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征用土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的，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并对多余劳动力进行适当安排。此外，《矿产资源法》、《草原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他通过对征地补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的分析，并借鉴世界各国征地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目前这种补偿标准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应扩大以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差距，从而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黄贤金、陈龙乾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

孔凡文、徐玉梅根据2015年最新《中央一号文件》，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问题不仅涉及到土地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国家投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且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做到包括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拓展就业安置途径，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等。迅速加快土地征地改革。

四、国外对征地补偿安置的研究

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土地征用补偿通常会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市场价值，而且补偿土地得到最有效利用时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认为土地征用首先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必须给予补偿安置同时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征用的直接损害补偿，还应包括因征地引起的间接损害。补偿补偿安置的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主，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进行必要的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提请法院调解等。

美国属于公私兼顾，补偿价由政府和拆迁户来共同评估。美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给予合理补偿来征用土地实际上就是购买土地，属于市场行为。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以土地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同时，为了避免政府操纵征地过程，征地补偿一般通过独立的市场中介组织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这个价值不仅包括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包括它将来一段时间可能产生的利润。

德国：按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包括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营业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投资可获得的同等收益；征用标的物上的一切附带损失补偿。德国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计算与英国一样，也是以官方公布征用决定时的交易价格为准。

日本：通常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日本的土地征用称为“土地收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5个部分：征用损失补偿，通损补偿，少数残存者的补偿，离职者的补偿，事业损失补偿。

此外，在波兰，赔偿费总额以征用土地和土地上建设物的市价为基础在14天之内一次性付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请专家咨询确定赔偿标准。韩国由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双方以此为基础讨价还价，要么提供令住户满意的补偿金，要么放弃项目。瑞典的土地补偿费不包括预期土地将变为公共土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计算，以10年前该土地的价格为准。

参考文献：

[1]谭启平.论房屋征收补偿争议的司法救济.当代法学，2013（5）：26.

[2]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4.

[3]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4]任浩.征地制度中地价补偿标准的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3.

[5]曹桂林.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模式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3.

[6]费安玲.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政法论坛，2004（5）：40.

[7]郑财贵，朱玉碧.失地农民几种主要补偿安置方式的比较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06， 22（7）.

[8]民.下城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模式思考[J].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城分局，2016-03-05.

[9]戴水彬.浅谈对征地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路[J].蒲江县国土资源局，2013-06-13.

[10]赵敏鹃.我国征地补偿法律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11]鲍海君，吴次芳.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中国土地，200（04）.

[12]李国键.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分析与重新构建研究.财政研究，2007（2）.

[13]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决策探索，2013（11下）.

[14]陈思勤.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可供农民复合并用[N].南方日报，2015-10-16.

[15]付亚思.征地方式及其补偿应因地制宜[J].农经广角.

[16]孔凡文，徐玉梅.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当前农村土地主要问题[J].农业经济，2008（5）.[17]王正立.国外土地征用补偿安置经验介绍[J]. [18]Clemens K，Geomechanik T.Building protection for the inner city tunnel excavation for the Metro in Rome / Bauwerksschutz für den innerst？dtischen Tunnelbau am Beispiel der Metro in Rom[J]. Wiley期刊，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