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劳动法范文
时间：2023-09-17 13:19:45
最新劳动法篇1
最新劳动法实施细则
一、 总则
1、《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的等组织不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还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基金会等其他依法登记注册成立的单位。
2、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分公司，经用人单位授权或同意，可以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当分公司不能履行对劳动者的义务时，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3、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招用除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以外的劳动者，即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4、劳动合同法所指的劳动者，应当年满16周岁，且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
5、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家庭直接雇佣的保姆以及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等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6、用人单位招用与外单位保持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7、用人单位招用自主择业转业退伍军人，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8、用人单位招用外国人，应当办理外国人就业证，并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9、用人单位招用港、澳、台地区的人员，应当办理港、澳、台人员就业证，并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10、外国企业驻华办事机构、外国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招用劳动者，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11、用人单位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经过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后，由用人单位决定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的实施。
12、总公司以下发文件的形式要求子公司执行总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子公司在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程序后，该规章制度才能作为子公司用工管理的依据。
13、用人单位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或决定的重大事项，自动适用于新招用的员工，但用人单位必须履行公示或告知义务。在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若新招用的员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14、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职工公示或告知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依据。
15、公示或告知是指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决定可以采取劳动者人手一册、学习培训等法律认可的方式完整送达或传达劳动者知晓。
16、《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中的重大事项是指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事项。
17、工会或职工认为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不适当的，提出意见，用人单位应在30日内书面回复意见。
18、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中不能规定对违纪职工给予罚款的内容。
二、 劳动合同的订立
19、职工名册应当包含劳动者姓名、性别、身份号码、户口地址、工作岗位等。用人单位应当将职工名册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20、《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中的其他证件是指学历证明、技能证书、资格证等与劳动者就业相关的各类证件。
担保即指物的担保，也指人的担保。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是指与建立劳动关系有关的财物，如服装费、驾驶员风险金、保证金等。
21同工同酬是指同一用人单位内部实行全日制的劳动者，在相同、相近、相似的工作岗位上，付出相同的劳动量且取得相同业绩的，应执行同等的工资分配制度。(另外，同工同酬是否包括补贴，年金、福利待遇等事项?)
22、《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九条、第八十二条中的一个月是指三十日。
23、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从第2个月到第12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从第十二个月开始，视为与劳动者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再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续签劳动合同，劳动者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24、劳动者方面的原因致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一个月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提出终止劳动关系，且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致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一个月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用工超过一个月后双方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即使每用支付了二倍工资，也不能随意终止劳动关系，应按照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则须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未在用工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补签劳动合同时，劳动合同期限应自用工之日起计算。
25、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得约定终止条件，劳动者符合法定解除、终止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26、《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连续工作满十年是从劳动者到用人单位开始劳动时计算。劳动者因组织原因在不同用人单位流动，或者因业务划转而由一个用人单位到另一个用人单位的，其工作年限连续合并计算为最后一个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27、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金的职工，其在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限 不合并计算为改制后非国有企业的工作年限。与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后重新与改制后非国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其在原国有企业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改制后国有企业的工作年限。
28、厂长、经理是由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上级聘任(委任)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党群专职人员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可以与上级部门聘任机关签订劳动合同。对由国家有关组织行政部门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29、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是指事业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以及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初次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30、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满十年的，双方劳动合同未到期，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方可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期限：协商不一致的，继续履行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
31、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一)至(四)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顺延后，若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此时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必须签订。
32、《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中的连续是指时间间隔不超过一年。
33、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季节性、临时性、阶段性的用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在同一岗位不能再连续签订以完成一定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34、《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或者续订的劳动合同作为计算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一次。
35、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到期后自动续延的，自动续延视同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如劳动者连续工作满十年，可以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6、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送达职工的，视为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37、《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中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38、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的劳动报酬，可以是具体的数额，也可以是双方认可的薪酬制度。
39、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岗位合同是劳动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岗位合同的期限可以短于劳动合同的期限。
40、《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内容不具备必备条款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协商补充完善。对协商不一致的条款，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41、劳动者的住址等事项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告知用人单位，并书面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42、《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上、三年以上包含三个月、一年、三年;不满一年、不满三年不包含一年、三年。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的六个月以上包含六个月。
43、劳动者使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建议请示人大法工委)。
44、用人单位招用同一劳动者，无论岗位是否变更，劳动合同是否续签，或者终止一段时间后再次录用的，都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
45、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特殊福利待遇，约定的有关责任和义务，不属于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可以通过协议进行协定。
46、《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中的专项培训费用是指用人单位一次性或一年内累计为劳动者提供了超出企业年平均工资50%的费用的经费， 专业技术培训是指为提高劳动者特定技能而提供的培训，上岗前的培训和日常业务培训不属于专业技术培训。培训费认定依据为有货币支付凭证的培训单据，以及脱产培训期支付的工资和差旅费等。
47、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解除提供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劳动者仍应按照服务期的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48、服务期长于劳动合同期限的，用人单位应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期限。未协商变更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顺延至服务期满。
49、《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50、厂家的促销员在租贸商场的柜台工作的，促销员应与厂家签订劳动合同，商场对厂家侵害促销员合法权益的情况承担连带责任。
三、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51、《劳动合同法》施行后，未以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的，若发生劳动争议，以原书而劳动合同确定的内容为依据。但原劳动合同中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内容无效。
52、国有企业改制劳动关系处理政策《劳动合同法》不一致的，从20xx年开始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四、 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
53、《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是指。意见一：指用人单位从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意见二：指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意见三：指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意见四：指用人单位未按规定险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意见五：含上述所有行为。
54、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超过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但不能约定劳动者未履行提前通知的违约金。
55、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服务期规定追究劳动者违约金。
56、《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客观经济情况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兼并、分立、合资等。
57、《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是指在三个月内裁减人员达到此标准，应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58、《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的三类人员无先后顺序之分。
用人单位裁减人员后，重新招用人员时，应当履行优先通知被裁减人员的义务，对没有履行通知义务的，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但未优先招用被裁减人员的，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59、企业由于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困难，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讨论决定降低劳动报酬的，不视为未及时贵客支付劳动报酬。
60、用人单位未建立工会的，可以不执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但未征求工会意见的，可以事后补正程序。
61、被鉴定为6~10级的工伤人员，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时，用人单位除应当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外，还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62、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标准按劳动者的应发工资计算。劳动者前12个月平均收入低于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63、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解除劳动合同时，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代替提前30日书面形式通知的义务的，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标准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标准计算。
64、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高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计发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不受十二年的限制。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履行地与企业注册地不一致的，劳动者的工资高低以劳动合同履行地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参照。
65、《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金分阶段计算。计算本法施行前的经济补偿，按照劳部发[1994]481号执行，计算本法实施后的经济补偿年限，按本法规定执行。
《劳动合同法》施行之后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年限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同时国有企业还要按《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废止后有关终止劳动合同支付生活补助费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xx]280号)支付生活补助费。
五、 集体合同
66、集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六、 劳务派遣
67、劳务派遣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不受本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约束。
68、劳务派遣单位不得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69、劳务派遣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适用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70、劳务派遣单位注册资金低于50万元的，《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应增资至50万元及以上。
71、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72、用工单位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无论是控股、参股，20xx年1月1日前都要退出投资。
73、劳务派遣单位不得招用非全日制用工。
相关案例：
以农民代表工的身份在某单位工作十余年，后因上级要求被单位辞退，辞退十余后，要求单位补办养老保险及各项法定的社会保险，遭单位拒绝，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日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其超过法定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969 年4月，安徽省明光市马岗乡辛岗村辛前队农民辛某某经本公社推荐，成为农民代表工，从事公路养护，待遇为生产队记工分，当地公路部门给予适当补贴。 1989年3月，辛某某与当地公路部门签订养路代表工合同，期限为一年，以后每年续签一次。1999年7月，当地公路部门按上级文件指示精神，对本单位的农民养护工、临时工进行辞退，其中包括辛某某，辞退后，当地公路部门给予了辛某某等经济补偿。20xx年辛某某要求当地公路部门为自己补办养老保险及各项法定的社会保险被拒后申请劳动仲裁，当地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辛某某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最新劳动法篇2
论文摘要:从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劳动报酬，劳动者将拥有薪酬决策参与权，企业薪酬管理面临更多的法律约束3个方面分析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的薪酬管理带的冲击。指出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市场工资水平的影响。提出企业薪酬管理的改进策略:重新审视薪酬战略，实施阳光薪酬制度;调整薪酬构成，根据市场薪酬水平调整企业的薪酬水平;参照宽带薪酬，调整薪酬结构以有利于对员工绩效的强化;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避免薪酬管理的法律风险。
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一般来说，任何改变劳动关系的法律或者改变集体谈判的法律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工资、就业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企业的管理，包括薪酬管理川。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更明确的保护，拥有了更多谈判的资本，企业的管理成本将提高，改变企业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新方向。在新形势下，企业薪酬管理将面临怎样的局面，企业的薪酬政策、薪酬水平、薪酬构成、薪酬结构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企业管理者将不得不面对这一系列的新问题。顺利地适应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变化将帮助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
1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薪酬管理的冲击
1.1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劳动报酬
新《劳动合同法》第1758和55条明确规定:劳动报酬必须写进劳动合同并且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标准;若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长期以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一般实行秘密薪酬制度，杜绝员工之间的比较，减少不公平感的产生。但是，秘密薪酬只是建立了一道抵挡薪酬内部不公的墙，仅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公平感的产生，并不直接使员工产生内部公平感和薪酬满意感。秘密薪酬并不能作为企业实现薪酬内部公平的主要方法。只有建立在公正明确的薪酬制度基础上的薪酬，才能促进企业薪酬战略的实现。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迫使企业的薪酬管理者重新审视企业的薪酬制度，科学地制定薪酬战略和薪酬管理制度，实施薪酬管理阳光化，增强员工的公平感和满意度。
1.2劳动者将拥有薪酬决策参与权
新《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这项规定前所未有地赋予了员工参与薪酬决策的权力。之前，企业在薪酬决策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员工只能选择服从或者“用脚投票”。我国的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需求大。但由于人口众多，劳动供给量也大，相对地形成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使企业雇佣的选择权增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市场较为稀缺的高技能劳动者，一般劳动者参与企业薪酬决策几乎不可能。一些企业利用这种优势，在薪酬谈判中压低员工的薪酬水平，获取更多的劳动产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将增强员工在薪酬谈判中的能力，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劳动所得。企业也不得不完善自身的薪酬决策机制，增加更多的员工参与机制，制定出更符合企业和员工利益的薪酬管理制度。
1.3企业薪酬管理面临更多的法律约束
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约束企业薪酬管理的条款，如最低工资标准、事实劳动关系工资水平的确定、试用期工资水平的确定、服务期工资水平的确定、合同无效工资水平的确定、劳动力派遣工资水平的确定、员工工资支付保障等等。若管理不慎，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是法律的制裁。
新《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这就要求企业应完善与劳动者的合同签订手续，及时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并避免与劳动者产生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与其他劳动关系相比，仅仅是欠缺了书面合同这一形式，但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长期以来，有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不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逃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员工法定社会福利，也逃避劳动争议的处理和赔偿。员工的欠薪现象，尤其是农民工，时有发生。新《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后，企业若不在规定期限内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发生了事实劳动关系，企业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和支付双倍工资的风险。
2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市场工资水平的影响
企业薪酬水平并不一定完全接受劳动市场工资水平，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薪酬水平可高于市场工资水平以减少监督和管理成本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企业薪酬水平与劳动市场工资水平的关系却影响着企业是否能够吸引、保留、激励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因此劳动市场的工资水平是企业薪酬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以单个厂商的雇佣决策为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在MRP=MWC处雇佣到最优劳动量(MRP代表边际收益产出，Mid℃代表边际工资成本)。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后企业的管理成本将增加，如面临解雇员工的经济赔偿、劳动纠纷的赔偿、核心员工离职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等，MRP将降低。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希望降低MWC。但是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劳动报酬的变更需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才能实施，并且要求同工同酬，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也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因此企业降低MWC的愿望很难实现，明智的做法是将注意力放到提高生产率上。尽管非工资劳动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高技能员工的劳动供给，但他们属于稀缺资源，短期在劳动市场上仍是供不应求。为了雇佣高技能的员工，同等条件下企业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以增加吸引力。对单个厂商而言，MW Aid℃代表平均工资成本)。为了平抑Aid℃的增长，企业又不得不降低低技能员工的薪酬水平，尽管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但在我国低技能劳动供给供大于求的现状情况下，企业拥有谈判的优势，实现的可能相对较大。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带来了冲击效应。企业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管理水平，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或者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本，提高生产率，劳动的MRP将提高。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也随之提高MWC，使Aid℃也得到提高。但是企业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很小，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产业改造，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冲击效应才可能实现，市场工资水平才可能整体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短期来看，高技能员工在劳动市场上将更加供不应求，他们的市场工资水平将上扬;而低技能员工在劳动市场上将更加供大于求，并伴随着更多的失业，他们的市场工资水平将下跌。长期来看，随着企业的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表现出冲击效应，市场工资水平才可能整体提高。
3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薪酬管理的改进策略
3.1重新审视薪酬战略，实施阳光薪酬制度
在新环境下，随着企业经营战略的改变，生产方式的转变，薪酬战略应该提供相应的支持。具体应表现在基本薪酬对员工技能和能力提高的认可，薪酬更强调员工的绩效，以强化企业对员工高绩效行为的需求。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员工拥有薪酬决策的参与权，薪酬决策的实施必须经过职工大会通过，劳动合同中应明确薪酬并得到员工本人的签字认可。企业应考虑让薪酬决策更加公开，引人更多的员工参与机制。随着企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员工进人企业工作他们也有参与企业决策的需求，参与管理也是对知识型、技能型员工的管理策略之一。因此薪酬决策和薪酬制度的执行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实施薪酬管理的阳光化。
3.2调整薪酬构成，根据市场薪酬水平调整企业的薪酬水平
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变更必须由企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当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业绩不理想需要降低薪酬成本的时候，劳动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薪酬水平降低。劳动合同的变更将面临员工的阻力而变得困难。因此企业有必要在员工的薪酬构成中增加绩效薪酬的比重，使员工的薪酬水平更能反映出业绩的波动，增强薪酬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薪酬构成中绩效薪酬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吸引知识和技能水平比较高的员工，并激励员工不断增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另外为了便于企业正常的岗位调整薪酬构成中基本薪酬应增加岗位薪酬的成分。由于基本薪酬，企业很难将员工调整到基本薪酬水平较低的岗位，员工在企业内部的正常调动与轮换将面临困难。在基本薪酬中增加岗位薪酬的成分并在劳动合同中说明员工的岗位薪酬将跟随员工的岗位变动而调整，企业在进行岗位调动和轮换时将更顺利。
薪酬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外部竞争力，直接影响企业的人才吸引、保留和激励战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市场薪酬水平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企业应加强薪酬调查，随时关注市场薪酬水平的变动，尤其是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变化，根据企业的薪酬战略调整企业的薪酬水平。
3.3参照宽带薪酬，调整薪酬结构
薪酬结构决策就是薪酬等级和薪酬区间的决策传统的薪酬结构包含多个薪酬等级，薪酬区间也很窄。员工希望获得更高的薪酬只有晋升到更高的薪酬等级。员工的工作动机更多的就放在了职位或等级的晋升上。绩效只是获得晋升的众多因素之一。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面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将更加关注员工的绩效。原有的薪酬结构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企业对员工绩效的追求。薪:酬结构的变革将更多地导向员工的绩效。
宽带薪酬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薪酬结构，它将多个薪酬等级和薪酬区间进行重新组合，使之变成只有相当少数的薪酬等级和较宽的薪酬区间。实施这种薪酬结构后，处于较低薪酬等级的员工可能由于绩效较高，所获得的薪酬水平高于处于较高等级的员工。这种安排减少了员工晋升的空间，但增加了员工技能和绩效的提高，符合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要求。
3.4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避免薪酬管理的法律风险
最新劳动法篇3
内容提要: 范式理论对于促进劳动法学科的纵深研究具有积极作用，通过研究劳动法范式的演变历程，可统筹学科的评价标准和研究路径。从历史的维度看，我国的劳动法发展可以分为劳动法范式前时期、劳动法范式确立期和劳动法范式转变期。最近三十年来在劳动法的价值观念、立法策略、利益衡量、学科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共振下，我国劳动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最终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在调整方式上实现了从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的转变，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和深化了倾斜保护劳动者和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原则，在劳动法定位上实现了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调整模式上实现了从单一模式到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种模式共存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法治化进程日益加快，劳动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也逐渐从年轻走向成熟。我国劳动法发展的三十年，不仅在立法上取得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上也百家争鸣，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从推进知识增量的角度而言，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自我审视，在反思中发现问题、寻找差距，从而实现价值观、理论、方法论等要素的创新。范式理论为学科的发展及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了评价标准和研究进路，它既是对学科研究的历史总结，也是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参照。正如学者Erics Hobsbawm所言：“研究历史，不在理解过去，而在准备未来”。[1]本文拟从范式的角度研究我国劳动法的历史和现在，以期对我国劳动法的未来发展有所裨益。
一、劳动法范式转变的要素
（一）作为方法论意义的范式理论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哲学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库恩认为，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的科学成就[2]，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3]。范式为一个时期的科学共同体所共有，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至少可从以下方面来理解[4]：（1）范式是有关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全新的解释系统；（2）范式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活动的大平台；（3）范式提供了一种价值观；（4）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是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5）范式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
可见，范式是对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价值观等整合的结果，当某一学科出现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法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范式的转变，新的范式由此取代旧的范式。根据库恩的理论，引起范式转变是由于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新问题需要理论支持时，却不能在现有的学科知识结构中得到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这就需要重新构建理论体系，形成新的认识框架。总体看来，范式的转变将同时发生在社会和理论层面：在社会层面上，不同范式的选择就是在互不相容的或无法进行比较的社会规范之间做出选择；在理论层面上，就是在互不相容的、无法进行比较的期望上做出选择。[5]处于相互竞争中的范式最终能否成为新范式被确立下来，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经验性标准，即哪一个范式能最好的解释现有的信息；二是进步性标准，即一个范式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与有效性。[6]所以，一个范式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在于它比其他范式更能有效地解决被实践者团体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范式理论提出后，被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现在的范式概念早已超过了库恩所赋予的最初涵义，包含了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等要素。
（二）劳动法范式转变的判断要素
范式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为部门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和评价视角。我国劳动法学科长期以来偏重局部研究，而能从宏观规划、整体评判的力作较少，这与现今劳动法发展的状况不相适应。将范式引入劳动法领域，有助于我们对劳动法进行总体思考，转换思维模式，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明确劳动法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根据前文对范式的界定可以认为，劳动法范式是学界在研究劳动法的过程中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观、理论与方法论模式等。
判断劳动法范式是否转变，至少可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第一，对劳动法领域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解决途径等是否有一致的认识，是否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共同范式；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否形成了专业化团体，对劳动法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性的研究。而在劳动法范式确立后，由于新问题、新要素的出现，原有的劳动法范式产生了预期危机，导致旧有的价值观、理论与方法论等不能对新问题、新要素作出合理解释，需要进行革新，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现实，这就进入到劳动法范式的转变期。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劳动法范式的转变，应当结合劳动法学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非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必然性结论，更多考虑的是理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故范式不具有单一性和唯一性，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而且，从旧范式到新范式，其转变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发展的广度、深度和维度的扩展方面，新旧范式并非绝对地不相容，既有范式之间不排除可以通过融合的方式取长补短，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共存。这就意味着劳动法新旧范式的转换是渐进的过程，新范式是在旧范式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
二、我国劳动法范式的三阶：前时期、确立期到转变期
库恩十分重视历史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所以范式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主张在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中考察范式。从劳动法的发展历程来看，19世纪的劳动法经历了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蜕变，最终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我国劳动法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确立了劳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形成共同的劳动法范式。下面以我国劳动法发展三十年为基线，结合我国劳动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从社会层面和理论层面探究我国劳动法范式转变的动因和转变的路径。笔者认为，用前述所提及的因素来判断，我国劳动法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劳动法范式前时期、劳动法范式确立期以及劳动法范式转变期。
（一）劳动法范式前时期
从我国的劳动法发展历程看，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劳动法的探索时期。建国之初，新中国经历了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恢复经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在劳动领域的重点是确立职工群众利益代表团体、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以及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工人失业等问题。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职能增强，面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加速对劳动法制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以及国际上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劳动条件诋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7]，劳动立法再度受到重视。
劳动立法最初围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劳动问题所作的原则规定而展开，在1954年《宪法》明确了保护公民享有的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以来，劳动立法取得进展，形成了以《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劳动就业问题的规定》、《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一时期的劳动立法有两个突出特点：（1）劳动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不高，除了《工会法》是法律外，大量的立法都以法规、规章的形式出现；（2）多为单行立法，对劳动问题的规定集中在由国家制定标准予以规范的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休息休假、退休、劳动争议解决等方面，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劳动合同制度并没有进入立法视野。上世纪60年代，由于“左”倾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有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得不到执行，劳动立法处于停滞状态，受到严重影响。
在劳动法学研究方面，由于我国劳动法学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研究视野往往局限于苏联经验，加上专门的劳动法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匮乏以及劳动法研究人员的不足，这一时期的学术刊物并不多见，劳动法的教科书也以油印教材为主，劳动法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充分发展。
由此看来，这一阶段我国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劳动法范式，处于劳动法范式前时期。
（二）劳动法范式确立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关于“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必要的法律，例如……劳动法等”的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提出，无疑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确立，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凸显，调整劳动关系当事人的行为准则需要制度化、法律化；企业在劳动用工上有了自主权，劳动关系由原来的单一式转向多元，劳动关系契约化逐渐形成；国家机关的职能发生转变，在劳动领域由原来对劳动关系的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管理。
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推动了劳动立法的发展。1982年《宪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为劳动法的制定提供了宪法依据。劳动立法在恢复“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加强了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工时和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争议等方面的规范。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建立起相应的劳动制度，如在招工用工方面制定了《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对国家统包统配的传统就业方式进行改革，引入双向选择机制；劳动合同受到重视，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劳动合同制度在实践中得以推行；工资制度实行改革，赋予用人单位对工资的分配自主权；工会与企业民主管理立法有所发展，颁布了《工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劳动保护扩展到对女职工、未成年工等特殊劳动者群体的关注，出台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严格禁止招用童工的规定》、《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等；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自1956年停止后进入了恢复期，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劳动法》，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对劳动法领域的劳动就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重要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尽管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原则，但已勾画出了劳动法律体系的框架，是我国劳动立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较前一时期，劳动立法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处于转型期，劳动立法在效力层级上仍以法规、规章为主，且有不少为“暂行”规定。
在劳动法学研究方面，从事劳动法研究的专业队伍逐步壮大，教学科研人员增多，劳动法课程在有关院系相继开设。1983年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劳动法学研究团体的正式形成，学术活动日益频繁，学者们对劳动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已达成了一致认识，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法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问题，在具体制度方面，对劳动合同、劳动就业、集体合同、劳动标准、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制度的研究也富有生机。不仅国内学术研究气氛浓烈，学者们也积极参与劳动法国际研讨会（如我国代表团参加了亚太法协第二届、第四届劳动法国际研讨会），并同其他国家展开了双边或多边的劳动法研讨会，推动了劳动法学的发展。
可以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4年我国《劳动法》的出台，我国对劳动法领域的重要问题已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成果，劳动法学研究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劳动法范式逐步形成。
（三）劳动法范式转变期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劳动法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席卷着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全球化带动资本、商品、劳动力、科技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转，通过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等，使世界各国经济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整体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拓宽国际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泛的福利状况改善的空间，同时由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在总体上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法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全球化并未使所有国家都受益，反而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国为了增强竞争力，相继放松劳工标准，有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也竞相标榜，维持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种“探底竞争”使劳工条件恶化，极大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产业的全球化带来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结构性失业严重；资本的全球化在强化雇主力量的同时也更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资本弱劳工”的问题更为突出。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提高劳动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以及保障人权，成为世界性的议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际劳工组织于1998年正式通过《工作基本原则与权利宣言》，将涉及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四个方面的劳工标准称为工人的基本权利，即核心劳工标准，希望能在全球化国际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之际得以兼顾对劳动者基本人权之保障，尤其是阻遏社会倾销对全球劳动者所产生之负面影响。[8]
在各国劳动法呈现弹性化、去管制化、去形式化的趋势下，如何定位我国的劳动法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核心劳工标准相比，我国的劳动标准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加入WTO，使我们无法回避所谓社会条款问题，即劳工标准是否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尽管我国加入WTO时并未将劳工标准与自由贸易直接挂钩，但这一争论仍将继续；同时，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民间组织制定的SA8000条款的推行，也使如何提高我国的劳动标准，改善劳动条件，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企业和劳动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次，科技的革新以及信息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劳动关系更加复杂、多元化，也对劳动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被认为是劳资间互动基础的“斗争”正逐渐消失，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在20世纪末逐渐形成。[9]这种劳动关系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变化使劳动法规范应作相应调整，“重新确认安全与舒适的工作环境是劳资关系之首要目的；而确保安全与舒适的工作环境，则须劳资政各方紧密合作方能达成”。[10]此外，劳动关系的弹性化也是突出特点。贸易自由化促使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扩展迅猛的服务业具有弹性大，速度快的特点，对劳动关系要素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家庭办公、网络办公等开始普及，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等工作条件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中的固定模式，也促使在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之外萌生出非典型劳动关系。非典型劳动关系灵活性强，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侵犯，这种情形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亟待劳动法予以解决。
适应上述变化，我国劳动立法以《劳动法》为基础，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拓展。《就业促进法》明确了国家促进就业的基本责任，力图为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劳动合同法》以社会现实为需求，对现有劳动合同制度进行了发展和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得到重视，《工会法》的修改和《集体合同规定》的颁布为劳动关系当事人进行集体协商提供了依据；《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出台强化了用人单位在劳动保护方面的义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了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社会保险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体现了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努力。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劳动立法以法律为主，效力层级明显提高，劳动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时期的劳动法学研究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劳动法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发展趋势以及劳动法所属的第三法域即社会法的性质、范围、特征、地位等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劳动法研究视野从国内拓宽到国外，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编写的《外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选》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在法学教育方面，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博士点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先后建立，有力推动了劳动法的深入研究。有关劳动法的教材和专著大量出版，也是劳动法研究如火如荼进行的明证。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在社会转型期，受全球化、技术革新、信息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劳动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建立在传统劳动关系调整之上的劳动法与社会现实产生了不适应性，势必要做出调整，对劳动法原有的理念、理论、调整方式、调控模式等进行革新，实现劳动法范式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雇主、雇员、国家如何应对，是影响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雇主、雇员、国家三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国家对劳动关系调控的态度，这要求研究劳动法范式应建立个体、社会相互对应的维度，来考察国家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以个体、社会为维度的方法，源于法学方法论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市场经济下，个体取得独立的主体地位，以经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必然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协调一致，而是时常会有冲突。当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优先？个体是社会的成员，个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整体，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外部条件，因此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时，需充分考虑社会利益，限制对社会利益不利的行为，国家干预的职能由此形成，此即“私法公法化”。劳动法兼具私法和公法属性，是私法公法化的典型代表。然而私权和公权是一对矛盾体，对私权的极度保护会危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公权的过度扩张和膨胀又会限制私权的实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国家干预的度应如何定位？劳动法在尊重主体利益和实现国家调控之间应如何协调才能达成平衡，或者说，二者之间应如何分配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劳动法的功能？这对于确定劳动法范式至关重要。
三、新形势下我国劳动法范式的转变
（一）劳动法调整方式上的转变——从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
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法律调整劳动关系的理念并没有得到贯彻，行政指令一度代替法律调整成为主要方式，国家政策对劳动法颇有影响，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后期，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政策对劳动法的影响更为强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劳动法调整范式的转变创造了契机。市场经济崇尚法治，要求市场行为在法治框架下推行，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为此，法律调整手段在劳动法领域的地位得以确立，以《劳动法》为核心的劳动法体系，改变了以往劳动关系的行政调整模式和按照用人单位所有制性质管理劳动关系的模式，形成了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模式。然而，这一转变并非彻底，劳动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仅以法规、规章为主要形式，效力层级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劳动法律寥寥可数。劳动规章也是劳动法的法源之一，但严格意义上，司法实践中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只能作参考，其法律效力不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法治化进程。自我国确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来，劳动立法的这一局面有所改观，尤其是在社会立法受到重视之际，《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大法的出台，使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重要领域的法律规范效力层级提高，劳动法律体系得以完善，推动了劳动法领域以法律调整为范式的转变。《社会保险法》（草案）的审议，以及学界对集体合同制度的研究和立法探讨，必将使这一趋势延展到劳动法的各领域，实现劳动法律体系的全面发展。劳动法在调整方式上的转变，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行为提供了准则，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有了法律的保障和救济的途径。
劳动立法贯彻法律调整手段的理念，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作出回应，这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劳动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中，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和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即是很好的例证。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已经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书面劳动合同要件的劳动关系。它具备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实质特征，只是缺乏法定的形式要件。事实劳动关系的出现，与《劳动法》将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作为法定义务的规定密切联系。《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两个“应当”似乎表明劳动法用强制性的规范将订立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建立的唯一合法标志，这导致实践中产生的大量事实劳动关系一度被认为是非法劳动关系而排除在劳动法规范之外。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想借此规避其所应尽的劳动法义务，使这部分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填补这一漏洞，劳动部、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作出解释，将事实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也对如何认定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效果并不甚好。《劳动合同法》厘清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关系建立和实际用工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建立的唯一表现形式，仅是作为书面证据，劳动关系建立以实际用工为判断标准，并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规定了支付双倍工资、劳动关系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法律责任，强化了法律后果。上述规定使因不签劳动合同而导致事实劳动关系的现象有所改观：在2005年《劳动法》实施的检查中，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全社会劳动合同意识普遍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上升，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3％，新签劳动合同的平均期限有所延长，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得到加强。[11]
非典型劳动关系是适应了市场需求的灵活性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而出现的劳动关系，学界对其尚未形成准确的界定[12]，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样，如劳务派遣、兼职、非全日制用工、承包经营、临时用工等。非典型劳动关系同样具备了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只是与典型劳动关系相比，从属性的程度有所弱化。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最大特色，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从属性。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强调从属性的一致性和重合性，劳动者在特定的工作场所、劳动方式、组织规则方面接受用人单位的控制，而在非典型劳动关系下，这三种从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尤其是组织从属性弱化，如劳务派遣关系中存在被派遣劳动者、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三方主体，派遣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劳动者却在工作中受用工单位的管理和监督，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在组织上的控制弱化。劳动派遣突破传统劳动关系中雇主与雇员的一一对应关系，形成了三角互动关系，其最大的特点是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这类劳动关系并非为劳动法所鼓励，但在原有的劳动法下找不到相应的制度规范，成为用人单位借以规避劳动法义务的工具。实践中长期派遣、自我派遣、再派遣现象普遍，劳动者获得的报酬相对低，劳动条件不高，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互相推诿责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为此《劳动合同法》以专节规定了劳务派遣，包括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义务，同工同酬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对劳务派遣工作岗位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规定模糊，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该法确为劳务派遣的规制提供了立法指引，将劳务派遣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畴。非全日制用工也是非典型劳动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非全日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松散，劳动者的权益易受侵害。2007年随着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大量使用非全日制工时，在规避劳动法管辖、不执行当地小时工资标准、超时使用员工、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等方面涉嫌非法用工事件的曝光，非全日制用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基础上，设专节从最高周工作时间、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形式和解除、试用期条款、劳动报酬等方面规范非全日制用工行为，为保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立法依据。
（二）劳动法价值观念上的转变——确立和深化了倾斜保护劳动者和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原则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13]价值之功能在于为思想和行为提供理论框架，为现行制度提供解释和说明，确定法的价值取向，它有助于对立法设计提供方向指引。劳动法所具有的社会法属性决定了其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为价值标准，这在学界已形成了共同的范式。
劳动法以劳动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在劳动关系中，劳动力拥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分离，劳动者必须通过提供劳动才能实现生存权，而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其具有优势地位，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用人单位的经济优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关系所特有的人身属性又使劳动者在人格和经济上都从属于用人单位，“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长期存在。因此，劳动法在尊重劳动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必须有公法的介入，实行国家干预，通过立法矫正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达到实质平等，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劳动法具有社会法属性，属于第三法域，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使然。劳动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属性。在我国，劳动权的涵盖面很广，是多项具体权利的集合，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保护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等内容。
“倾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是劳动法保护劳动权的价值取向在劳动立法中的集中反映。《劳动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明确了倾斜保护原则。劳动保护、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单行立法在规则设置上也体现了倾斜保护原则。《劳动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立法宗旨的表述有所反复，引起“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即立法宗旨应表述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还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实行平等保护。劳动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并非在实质上处于同等地位，法律从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出发，必须给予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如果对双方平等保护，完全可以由民法来规范，劳动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当然，保护劳动权并不等于不保护用人单位的权益，而是在保护双方权益的基础上倾斜保护劳动权。正是基于对劳动法整体体系的考量、劳动关系双方不平等的实质以及我国劳动关系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劳动合同法》将保护劳动权的立法价值贯彻始终，规定“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表明立法在强调对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保护的同时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新形势下，劳动法保护劳动权的立法价值理念得以深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加快社会领域立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社会法提出了重大的立法指向变化。人权、民生与劳动者的生存权密切相关，生存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对人权的保障即是对生存权的关注，而民生问题的解决也意味着对劳动权保护的强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就提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这一理念也被贯彻到劳动法的具体制度中。以劳动权保护的状况来考察，一方面，劳动权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劳动法》将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限定为与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其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已受到学界的质疑。随着用工主体的多元化，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一部分在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劳动者，被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特殊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一直受到劳动法关注，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类群体因其生理、心理等因素，是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权益更易受到侵害，需要法律给予特别保护。我国制定了相关规定来保护女职工、未成年工、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劳动权，2008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以及2007年出台的《残疾人就业条例》更是从多方面来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的实现。在特殊群体弱势地位凸显以及就业歧视现象严重的形势下，《就业促进法》将实践中极易遭受劳动就业歧视的少数民族、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农村劳动者等群体纳入调整范围，为其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并规定违法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提供了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劳动权保护的内容不断完善。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行使劳动权的基础权利，在平等的理念下，就业机会平等是应有之义，针对社会中的各种歧视现象以及原有立法的不足，学界对就业歧视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家也通过《就业促进法》，明确国家的责任和用人单位的义务，以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立法对劳动权的保护从最初建立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为基础，发展到对劳动者健康权的保护，其典型代表是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来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保障劳动者的人格权也成为劳动法范式在价值理念上深化发展的体现，最典型的是保障劳动者的隐私权以及对工作场所性骚扰侵权的规制。以工作场所性骚扰为例，其危害可以是多方面的，对受害人而言，损害其身心健康，还往往因被迫辞职造成经济上的损害，对雇主而言，不但会形成员工彼此间之猜忌敌对，而且也会造成士气低落及生产力降低，由于整个工作环境气氛恶劣，更易产生工作效率降低、缺席率变高及员工跳槽流动性增加之困境。[14]工作场所性骚扰在国外不仅作为一种就业歧视，而且是一种性别歧视，有专门立法予以规制，如美国历经多次修正的《民权法》已成为提起工作场所性骚扰诉讼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2年颁布了“两性工作平等法”，规制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我国目前没有规范工作场所性骚扰的直接规定，但实践中已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案例，如2001年西安市某国有企业女职员起诉要求其男上司因对自己进行了长达7年的性骚扰赔礼道歉案件，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该案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存在，被驳回起诉。针对女职员受性骚扰的困境，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并规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途径，其虽然并未将性骚扰局限于工作场所，但对规制工作场所性骚扰、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迈出了一步。地方法规在贯彻实施该法时作了补充和完善，如2007年四川省《〈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修正案）中，强调“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并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单位或雇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复杂，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劳动法定位上的转变——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劳动法遵循国家本位范式，是计划经济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高度集权，把全国作为单一的经济组织，实行“劳资大统一”的管理模式。在国家本位下，劳动关系国家化趋势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占主要比例，受国家领导和计划安排，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企业自身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国家和劳动者，国家实行统包统配，劳动者在择业上没有选择权，进入单位后便具有固定工身份，劳动关系固化；在工资报酬上由国家统一定级，劳动者干好干坏都一样，此即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与此相适应，劳动者对国家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国家主要以行政手段调整劳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根据用人单位所有制形式，对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制定了不同的劳动标准，行政化色彩浓厚；劳动法调整模式单一，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劳动合同制度没有形成，由国家制定标准实行管理是主要形式。
国家本位劳动法范式的确立，与我们如何看待个体利益与国家作用之间的衡平密切联系。劳动法具有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中私的因素被忽视，用人单位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也只是服从国家安排，个体利益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而是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由此，国家的作用被强化，管理职能突出，公法因素被无限放大，可以说，这一时期将劳动法定位为公法似乎更为准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用人单位的主体地位确立，有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和发展，权利意识的复苏也使劳动者的个体地位强化，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形成了多元利益格局。新形势下，再固守原有的劳动法范式，已无法适应时展。基于对个体的关注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考量，劳动法范式向社会本位转变，而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劳动法》以社会本位为范式，建立了一套社会化的调整体制，但《劳动法》从1979年起草到1994年正式出台，历经15个春秋，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大时期，尽管市场取向明确，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而赋予各类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建立了统一适用的劳动规范，但某些调整劳动关系的制度还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在对劳动法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法实现了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蜕变。社会本位突出了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注：在劳动就业上，改革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方式，确立了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实行双向选择；在调节劳动关系方面，引入劳动合同制度，引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劳动关系，并通过集体合同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保障劳动者权益；在工资分配上，用人单位享有工资分配自主权，并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赋予劳动者民主参与工资分配权；进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等等。
劳动法要实现社会本位，关键是处理好国家和政府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职能。有学者围绕国家干预，提出了“社会劳动关系三方主体论”、“政府权利主体论”、“政府义务主体论”等理论，其核心是将国家作为劳动关系主体。由于劳动法兼具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国家在不同的劳动关系领域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劳动关系的平等属性要求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则要求国家进行干预，因此国家能否成为劳动关系主体不能一概而论，确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明确具体的劳动关系领域。在具有私法因素的领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尊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享有充分的自由协商空间，为双方提供制度保障。如在劳动就业方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享有双向选择权，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和公平就业机会；在劳动关系协调法方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主体，国家可以通过任意性规范引导双方协商，但不能强制决定合同的具体内容。在具有公法因素的领域，国家则需要通过强制性规范主导劳动关系的调整，保障劳动者权益，这集中体现在劳动标准法方面，国家制定最低劳动标准，为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设定最低限度，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约定不能突破这一限度，否则约定无效，适用国家标准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劳动监察方面，国家的职能是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劳动监察有效预防、纠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从执法上保障劳动权的实现。
（四）劳动法调整模式上的转变——从单一模式到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种模式共存
基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劳动法确立了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大调整模式，在制度领域，则体现为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基准三大制度调整劳动关系，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劳动法具有私法属性，单个的劳动合同是劳动者意思自治的结果，需要个体自治予以调整，劳动合同制度旨在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劳动社会化的因素，个体自治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劳动立法不仅强调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意的平等性，还注重合同内容在客观上的妥当性，防止双方之间因地位的不平等导致自由协商的结果严重失衡，损害劳动者权益。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正是实现这一保护功能的机制。团体自治旨在通过团体力量为劳动者争取更有利的劳动条件，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的差异中寻求平衡；国家强制则以国家公权力干预劳动合同自由的任意性，设定最低劳动标准，界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防止用人单位随意损害劳动者权益。
受社会本位范式的影响，我国劳动法在调整模式上也经历了范式的转变。在国家本位下，由于对个体权利意识的忽视和对国家作用的强化，劳动关系完全纳入行政管理调整，以私法方式调整劳动关系被完全排除，国家制定劳动标准，实行国家强制是当时唯一的调整模式。随着权利意识的复苏和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劳动合同制度得以推行。从1986年国务院发出《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规定以来，过去的固定工制度被打破，建立起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法》总结劳动合同制度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终止等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劳动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个体权利受到关注，劳动法的私法属性得到重视，个体自治调整模式的地位由此确定下来并以国家强制和团体自治为保障。
团体自治也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确立的。团体自治的前提是劳动者享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通过工会力量来实施团体自治。我国1950年《工会法》便确立了工会的性质，并规定工会享有缔结集体合同的权利。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由国家以行政手段为主实行高度统一管理，自治模式缺失，团体自治也缺乏存在的根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成为独立经营主体，享有广泛的经营自主权，个体权利复苏，为团体自治提供了实践基础。1994年《劳动法》对集体合同的原则规定，建立了团体自治调整模式的基本框架，集体合同签订的试点工作也在广州、深圳、大连等地进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集体合同规定》，规定了集体协商代表，集体协商的内容、程序、争议的协调处理等问题，使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有据可循。《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明确了三方机制的地位，并完善了集体合同制度。由于立法的推动以及实践的展开，团体自治在劳动关系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08年6月，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109.1万份，覆盖企业183.4万家，覆盖职工达1.4亿人。[15]在我国面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三方推动企业加快集体协商机制建设，把集体协商作为职工与企业凝聚合力、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制度保障。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会和企业家协会等三方也发出“共同约定行动”，力争不裁员、不减薪，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当然，我国的团体自治调整模式并非完善，最突出的是对集体合同性质的定位模糊。集体合同作为劳动合同的补充，在各国多规定为用人单位的强制义务，但在我国，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仅将集体协商和订立集体合同作为用人单位的权利而非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团体自治作用的发挥。从世界各国的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动法的发展进程来看，对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后于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补充和修正个别劳动关系的不足，各国大都经历了由调整个别劳动关系到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发展阶段，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已成为劳动法领域的重心。但我国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还处于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重心的阶段。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意在通过明确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以保护劳动者的个体劳动权；而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实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对劳动者劳动权的保护，关键还在于保障劳动者的集体劳动权。完善集体合同制度，是劳动法调整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国劳动法适应新情势，在价值理念、劳动法定位、调控模式、调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自2005年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以来，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为重要话题，而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劳动关系的和谐。一方面，国家应提高劳动标准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兼顾用人单位的竞争能力与生存权益、兼顾经济的发展。在切实有效地保障劳动权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仍将是劳动法范式转变应坚持的方向和目标。
注释:
[1]林佳和：《德国劳动法制之最新发展趋势：2000-2007》，载“各国劳动法制之最新发展趋势：二000-二00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劳动法学会主办。
[2]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没有对范式作明确定义，由于概念的模糊引起学界对范式的激辩。为此，库恩在1969年为本书所作的后记中试图澄清范式的概念，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范式的概念，一种是从整体意义出发，认为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一种是从具体意义出发，将范式指涉整体中的具体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可以被当作模型和范例，取代明确的规则成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4]参见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5][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6]参见劳伦斯H却伯：《弯曲的宪法空间：法律人能够从现代物理学中学到什么》，载张千帆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481-482
[7]1953年12月1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的闭幕会议通过了一项荒谬绝顶毁谤我国的关于所谓“谴责强迫劳动”的决议；在此之前，美国又促使联合国国际劳工局提出了一个污蔑我国有所谓“奴隶劳动”的报告。
[8]焦兴铠著：《国际劳动基准之建构》，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4页。
[9]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10]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中国政府网，2009年4月8日访问，gov.cn/2009lh/content_1260366.htm。
[12]非典型劳动关系，又被概括为非标准劳动关系、非正规劳动关系、弹性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中的劳动关系，等等。
[13] [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页。
[14]参见焦兴铠：《美国法院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判决之发展趋势》，《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3期。
最新劳动法篇4
1、用人单位防止就业人员同时兼任两分以上工作，减少公司机密泄露的几率或其他特殊需要。
2、新单位担心你和原单位还有未了结的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事情。如果他录用了还未与原单位解除劳云动关系的劳动者，新的用人单位是要承担责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3、离职的时候一定要单位开具离职证明，没有离职证明，就表明你仍然是该单位的员工，社保中心不会受理你的任何请求，无论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离职均需要单位开具离职证明，起码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通知书。
4、证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解除劳动关系;
5、证明按照正常手续办理离职;
6、证明是自由人，可以申请失业金或应聘新的职位;
员工离职时，可向原单位人力资源部申请开具离职证明，原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通常企业的离职手续中，都会有一个出具离职证明的程序。离职证明是指员工离职时，由原企业所开具的关于工作期限、受雇职位、已经离职等信息的证明。
企业收取离职证明，可防范新录用员工与原单位仍然存在劳动纠纷，并受到劳动纠纷的牵连。所以，离职证明最重要的信息是告诉新雇主，本人已与原单位无劳动关系。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最新劳动法篇5
2008年1月1日，我国正http://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颁布，是建立在我国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是为了改善当前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规范劳动关系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而制定的，有利于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积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的全面转变，建立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重大进步，并且平稳向前发展。当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合同问题，使我国在建立劳动法律制度方面面临重大挑战。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我国积极建立完善法律制度，积极应对这一挑战，最终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凸显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新《劳动合同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劳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和谐稳健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正当利益，突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倾向依然。新《劳动合同法》继承了《劳动法》的立法宗旨，注重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劳动双方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推动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方面更加民主化
新《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Www.133229.COM这使得劳动者在协调与公司关系方面取得了平等的、实质性的话语权，使自己的合法性权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三）保证劳动者及时拿到劳动报酬
取得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虽然《劳动法》中明文规定劳动者及时足额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是，事与愿违，拖欠农民工资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有时候还很严重。而新《劳动合同法》强制规定了劳动者应及时足额取得劳动报酬这一条款，使劳动者有了实质性的法律依据，令广大劳动者备受鼓舞。
（四）全方位规定了劳动者的使用期限
试用期就是有用单位在正式录用某位员工之前，对他在单位的试用考察期。可是，在试用期过程中，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的现象十分严重，象降低试用期工资、延长试用期、加强劳动者试用期的劳动强度、任意辞退试用期劳动者等。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在《新劳动合同法》中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规定。
二、新《劳动合同法》消极作用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企业来说未必那么幸运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存在，在平衡中发展。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必然对企业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一）强化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更加法律程序化
新《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其中的“平等协商”四字明显加强了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与劳动者本身
转贴于 http://
在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过程中的权利，限制了用人单位像以前在制定规章制度时的随意性，是其逐步走上法律程序的轨道。
（二）增加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
劳动者的用工成本是用人单http://位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新《劳动合同法》从法律上规范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用工，从而增加了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
1.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增加。这主要体现在试用期工资和加班工资两方面。在试用期工资方面，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用人单位变相利用“试用期”对劳动者进行剥夺，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支付工资，在试用期快结束前把劳动者强行辞退，或者找个理由延长试用期，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下，用人单位不能在试用期内随意压低劳动者的报酬，也不能延长试用期来侵占劳动者的报酬。对试用期的新的相关对顶，无疑加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报酬指出。在加班工资方面，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随意找借口强迫劳动者加班。在我国，制造业比较多，而这个行业又是劳动者最集中的地方，很多这样的企业不能按照标准时间工作，普遍存在加班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劳动者被迫去加班工作，而用企业又不按照规定给加班工资或少支付加班工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被赋予拒绝加班的权利，否则不仅支付加班的费用，还要支付赔偿金。
2．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成本增加。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劳动者缴纳保险费用。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增加用工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方面是出于减少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是出于劳动者就业的短期新和不稳定性、社会保险的不可专业性。而2010年1月1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颁布，为劳动者养老关系的转移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是劳动者养老保险转移和延续成为可能，同时，劳动者也会督促用人单位为自己缴纳药老保险付费，从而使用人单位的成本增加成为可能。
3．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违法正本增加。新《劳动合同法》最新明的特征就是提高了违法成本。新《劳动合同法》之所以提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是基于象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不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支付工资等一些现象的存在。长期以来，由于政府部门监督不力，员工法律意识单薄，法律法规强制力度和处罚力度不够，致使一些企业故意解雇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强迫劳动者加班等一些现象的屡次发生。新《劳动合同法》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违法用工必须承担的后果，如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企业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以及违法，均应想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4．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保护成本增加。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劳动标准，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对于劳动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给劳动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用工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主要涉及象矿山开采、化工、冶炼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里农民工比较集中，工作环境有比较恶劣。新《劳动合同法》颁布，要求这些行业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不仅提高了对农民工劳动保护的同时，而且也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保护成本。
（三）加大了用人单位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法律风险
用人单位经常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来转移责任风险，这是因为劳务派遣具有成本低、用工灵活、转移风险等特点。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强化了用人单位在劳务派遣方面的法律责任，如果相关单位违反了法律规定，情节比较严重，并给予严重处罚，甚至要吊销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从法律上确立的劳务派遣与用人单位的连带责任制度，加大了用人单位的法律风险。
最新劳动法篇6
【关键词】新时期 工会工作 特点
初始阶段的工作应该以追求真实的一个好的态度来开始这个工会：进行这个工作的不断创新是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以公平、公正、公开党的原则来帮组劳动工人所提出的要求，还要以劳动工人的利益为优先点为终点来解决好。整个工会就相当于劳动工人的一个家的依靠和体现，所以工会所作出的一些也必须以家人的立场来为劳动工人服务，通过最好的方法来保障劳动工人的利益，工会要懂得抓住一些好的机会为劳动工人来争取一些好的事情，所以需要做到这些，现在就我自己的认识来谈谈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维护职工权益要用求真务实的态度
将“维权”从工会四项职能中突出，在法律上确认了工会代表者、维护者的身份。揭示了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是工会积极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要充分体现维权的本质要求，必须创新工作：
一是需要完善一下服务理念的制度，就是要与劳动工人一直都要有心与心的交流，通过沟通来知道工人的一些想法是至关重要的。工会的领导干部在处理事情、改变政策、活动的时候，都需要把劳动群众群众第一位，适当的时候也需要从他们的利益点出发，要让劳动工人深深感受到这个集体对于他们的关心和重视，他们也就会把工会当成自己的组织，尽其所能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二是要以众多劳动工人的利益为最重要的去选择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以党和政府密切关注的、还有劳动工人比较关心的事情，把这些问题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直接面对的去开展工作了。工会领导者就是以党的的真正建议以最好的态度去服务，依靠工人阶级去落实和开通，不断去研究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这一切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工会组织要把劳动工人所提出的问题和反应的一些情况一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和解决，通过细心的沟通把事情处理得令他们满意。不管劳动工人所提出来的事情多么微小，麻烦，都要一一处理好。工会领导者应该要像家人一样关心劳动工人，要时常送去家人般的温暖，让劳动工人感受到工会对他们的关心，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处处为他们着想，而不能让他们觉得工会对他们没有感情。
四是工会领导者要以劳动工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来决定这个工会做出的努力是有效果还是没有效果，工会也要给劳动工人做讲述一些法律上的事，让他们学习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这样一来劳动工人也会慢慢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劳动工会。
二、要不断提高工会干部自身素质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的不断提高，所以工会也会遇到不断增加的难题，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去慢慢的适应这个新的任务，努力的去把这项任务做好，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得做好的话，自身的能力也就要提高。
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封建思想，不敢大胆创新的思维，现在都要抛掉，目前都要以大胆的心态去创造，去开发，要以现代社会高科技、高水平的方式去创造更好的方法，把旧的不好的都取代掉。
二要懂的找出新方法。就现状来看工会中遇到的许多新的状况、难题，仅仅依靠原来的解决方法和方式是不行的，那样从根本上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必须就要找出新的解决办法，去很好的解决新的问题。要有追求的去把工会的任务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去做。还要向以前不好的方法提出新的方法，以取代旧的不全面的方法。
三要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现代社会有许多人都不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就是因为不懂得法律的好处，也不知道法律的妙处。所以工会要加强劳动工人的法律意识，帮帮助他们学习法律，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学会懂得运用法律。而工会领导者也要会运用法律的来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用法律知识指导工作。
四要学会调查研究。懂得运用调查研究，因为这是工会领导者把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技巧和传统，工会领导者要通过不断的常识去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还要学会懂得掌握形势。通过这一个新的方式能够最好的把握工作时的发展情况，不出现问题，这是是我们把工作做好的目的。
三、要转变、创新工会工作方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工会只有彻底摆脱旧的工作模式，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一是工会工作要“求变”。当今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各个行业为了在公司的前景中成为最好的，所以工会在这样的情况就突显出了重要的作用，工会应该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找到合适的方法结合企业来确定自己工会的工作，这样就更好的而又节省时间的去完成工作。
二是工会工作要“做专”。当前，企业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独立性显著提高，工作内容和领域不断扩展和延伸，比如，代表职工与行政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劳动法律法规的监督，让下岗的劳动工人再去找工作不那么困难的的等一些工作，涉及的范围广，所以工会要想完成的这些艰巨的任务，必须更快的学习，以最好的状态来实行，做好自己的职责。
三是工会工作要“依法”。工会要承担和保护劳动工人的利益为最原则，因为这些劳动工人处于弱势群体，他们不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所以工会就要学会懂得用法律去维护，要懂得依法、守法、懂法。
四是工会工作要“干实”。工会要踏踏实实的去完成工作任务，还要突出工作的效率，要想做到这几点，必须在工作方法和一些工作作风上做到最好。也就是要抓住重点来实现这一工作，这一切就需要人力、财力和时间来良好的配合，来达到一定的工作效率。求实效就是懂得现实情况、不说假话、鼓励打气、做真事。通过对劳动工人的了解来，深入交流，对得出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研究出多种对策，向上级反映劳动工人的一些要求和反映的问题，以最好的方法鼓励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做到政府、上级领导、劳动工人都满意的。
创新是工会工作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不竭动力，也是当今工会工作新的特点。面对成绩，如果工会表现的骄傲，不懂得继续努力，继续寻求更好的方法，那么就会丢失到一些机会。从前人总结的经验可知，工会工作要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工会工作的活力，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才能在新世纪的新阶段表现出工会在企业中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和职工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工会法》
最新劳动法篇7
萨班斯法案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颁布财务规则以来，最为严厉和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的财务法则。《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完全可以用“广泛”、“深远”来形容。所谓“广泛”，是指对企业用工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员工入职管理、在职管理和离职管理的各个方面。所谓“深远”，是指对企业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适应和消弭。对企业来说，适应新法的过程肯定需要一个磨合期。具体而言，新法的颁布实施对企业的深度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用工成本提高，改变企业利润的路径依赖
这部法律颁布实施给用人单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用工成本的上升问题。这也可以从法律的规定直观体现出来，比如从员工进企业的“进口”来说，试用期员工的工资企业不能随便定，按照新法的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再如从员工离开企业的“出口”来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然到期终止，企业也有可能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终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外，新法还有很多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款，如“老、弱、病、残、孕”员工，很难再推向社会，使用这些员工的隐性成本也是不小的。由此可见，无论从显性成本还是从隐性成本来看，企业用工成本都会有所提高。这一问题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影响较大。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律的实施给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企业必须改变目前“低成本――低技术――低利润”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管理”、“技术”、“市场”来获得利润，而不是仅仅通过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来获得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法律的出台与我们现在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大背景是相契合的，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由此可见，这部法律的实施也给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企业需要在技术研发、资源配置、管理控制、产销策略等环节上下功夫，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用工风险增加，引导企业调整用工方式，倡导社会分工
这部法律颁布实施给用人单位的另一感受就是用工风险有所增加。比如为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顽疾，新法大大放宽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条件，只要条件成立，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合同，企业就必须签订。尽管无固定期合同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铁饭碗”式的国有企业的“固定工”不是一个概念，出现法定的解除条件，企业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解除条件的出现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变更劳动合同也要协商一致采用书面形式，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将使企业用工自受到很大压缩。如，前面提到的“老、弱、病、残、孕”的员工，企业必须自己承担下来，不能再随意推向社会。这些规定，也使企业自由、有效配置人力资源方面受到相应限制。此外，新法还规定了用人单位用工不规范的，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可以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些规定无疑使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有所增加。但是，新法的这些规定是针对标准用工而言。为了减少用工风险，企业可以选择其他用工方式，甚至可以是业务外包方式。因此，新法也给企业发出了另一个信号，即企业用工模式也应该更新观念，不要局限在标准用工。
就其他用工方式而言，新法为企业提供了两类，一类是劳务派遣，另一类是非全日制用工。其他用工方式作为标准用工的补充，其立法精神是要发挥它们的灵活性。但是，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里面，劳务派遣的灵活性还没有发挥出来，新法对劳务派遣限制的还是相当严格。而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非全日制用工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并且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非全日制用工可谓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不会面临太多的限制、责任和风险。因此，其它用工方式将来也会成为考虑的对象。
就业务外包而言，新法实施后也会催生我国的外包行业。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在10年至15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也应该采用外包形式。企业的最终目的不外乎最优化地利用已有的生产、管理和财务资源。”换言之，作为企业只应做自己最擅长、最核心的业务，将自己不擅长、非核心的业务交给专长的企业去做。因为所有业务都自己做的话，必然导致用工规模的增加，用工规模增加必然导致用工风险的增加和成本的提高，不符合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目前，欧美日等地区外包市场已发展的相当成熟。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全球财富500强企业通过HR外包而使其劳工成本削减了25% ~ 30%。可以预言，《劳动合同法》之后我国的外包行业也会加速成长起来，倡导专业化的分工是《劳动合同法》对社会经济的一个潜在的和深层次的影响。
用工规制严格，督促企业管理转型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大而化之的条款减少，明确具体的条款增多。《劳动法》是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法，设计劳动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是《劳动法》只有100多条，而涉及劳动合同部分只有20多个条款，且很多条款都是原则性的、笼统的，不具有操作性。而《劳动合同法》主要是针对劳动合同进行立法，有近100个条款，对很多问题的规定都是具体的、明确的。如试用期的期限、工资如何确定等都是非常具体的。二是柔性条款减少，刚性条款增多。《劳动法》里面的很多条款都是柔性的，而《劳动合同法》的条款很多是刚性的。如《劳动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立条件要求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即劳动者在该企业连续工作满10年，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企业同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新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成立条件一旦出现，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用人单位就必须签订。再如《劳动法》固定用人单位用工就需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新法在规定用工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同时，还规定了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严重后果，比如支付双倍工资、成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等等。三是合法用工和违法用工作区分。《劳动法》尽管关于违法用工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责任都是不明确的。《劳动合同法》关于违法用工的法律责任是十分明确的，很多情况企业违法用工所支付的成本都是双倍的，如超期试用的，最后要给劳动者双倍工资；拖欠劳动报酬的，最后要给劳动者1.5倍至2倍的工资；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最后要支付给劳动者双倍的经济补偿金作为赔偿金等等。因此，在《劳动合同法》之下，合法用工与违法用工作了明确的区分，合法用工企业的成本略有提升，违法用工的成本双倍上升。
最新劳动法篇8
关键词:新劳动合同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
一、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一)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
首先，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可以了解到，新法使企业人力资源在人员的招聘阶段以及录用阶段的成本增加了。从我国所颁布以及实施之后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该法对企业书面劳动合同的订立、企业劳动合同的期限以及企业员工试用期等等方面都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因此，根据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有部分的企业为了将自己招聘时候的效率以及质量得到提高，经常就会用到考核的这一环节来筛选出更加合适企业的面试者，毫无疑问，这一做法只会使得企业在招聘以及录用员工时候的人力成本、财力成本以及时间成本得到进一步的增加。其次，新法会使企业内部决策成本进一步的增加。显然，这样的要求一定会使得企业商讨这些事件的次数以及修订的一些环节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让企业的这些决策效率受到一些影响，最终会使得企业的决策成本进一步的增加。
(二)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关系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国新劳动合同法放宽了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将劳动合同解除方面的法律要求，在关于企业员工的试用期以及劳动合同方面的要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更加倾向于维护我国劳动者权益的。从实施后的新法中可以看出，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促进企业的用工关系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调以及稳定，但是也会对企业当中员工的流失造成很大的影响。其次，新劳动合同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义务有所增加。新法对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有着严格的要求，除此之外，如果在用人单位中出现克扣或者是将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和经济补偿延期的这一现象，该单位是会按照新劳动合同法中的规定及比例对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和经济补偿加大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新劳动合同法不仅是对用人单位要履行的义务增加了，对用人单位在违规当中的一些处罚力度，同样也加大了。
二、我国企业在应对新劳动合同法时的有效措施
(一)我国企业要树立起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在我国，无论是什么企业，如果想要自身在我国所颁布以及实施之后的新劳动合同法的背景之下更好的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一项工作，树立起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与此同时，企业一定要正确的去看待我国实施后的新劳动合同法给自身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当然，对企业员工应该享有的各项权益，企业是应该给予充分尊重的。对实施后的新法中的规定内容，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一定要熟悉，这样才能为自身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二)我国企业要通过民主化的程序制定出企业的规章制度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和谐社会从始至终所号召的，不过是“民主”二字;而在每个企业的发展中，众多员工所追求的也不过是“民主”二字。而在企业的经营以及发展中，员工的向心力是企业大多数情况下所依靠的。因此，每个企业所走的民主化这一条道路，是可以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在民主化这一条道路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企业可以开展一些民主化或者是公开式的商讨会议，让企业工会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对每一项的标准都进行投票的方式去表决，最后对企业中所有员工提出的一些意见加以综合，从而为企业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颁布及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了极大程度上的保护。新劳动合同法不仅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做出了明确化的规定，而且对设计中各方面问题同样做出了明确化的规定。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对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新市场环境以及劳动关系状况下，企业做出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企业只有在人力资源管理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中，在企业能够得到长远发展的保证时，兼顾着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创造出企业与劳动者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任佳慧．新劳动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18)．
［2］李怡璇．新劳动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