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考研论坛范文
时间：2023-11-10 05:52:37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1
**市为贯彻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素质”的要求，大力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的干部培训合作，充分利用上海、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先进经验和雄厚师资优势，积极探索开展培训合作干部的途径和办法，通过搭建三个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广大干部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高。三年来，余姚市共邀请长三角地区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各类培训、讲座30多次，培训各类干部11000多人次；组织各级干部赴上海、江苏等长三角地区实地学习考察10多次，参加人员760多人。
一是引入“外脑”，搭建“姚江讲坛”平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培训的有效形式,开设“姚江讲坛”，邀请上级有关领导和省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来姚主讲，以定额培训、自主择训、预约登记、组织调训等相结合的形式确定参训对象。由于同处长三角地区的可借鉴性，自论坛成立以来，注意加强与各大高校特别是上海、江苏等长三角地区重点高校的合作，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在举办过程中，坚持把握好三点，提高讲坛质量：一紧扣中心设置讲坛内容。每一个专题都紧密结合当前对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新任务、新要求，紧密结合市委的中心工作，提高了讲坛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邀请复旦大学纪华强教授主讲《公共突发事件与危机处理》，有效增强了各级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二力求高标准确定授课教师。每场报告会都安排著名高等院校的资深教授主讲，在相关领域都具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教学经验十分丰富。三牢牢把握正确的授课方向。坚持在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科学政治理论的专家学者中挑选授课老师，杜绝出现一些过激言论，始终与全党意志保持高度统一。2007年的“姚江讲坛”每月一期，共排出了10个专题，举办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民主政治、学习型干部队伍建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公共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物权法》解读等专题报告会，多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著名学者教授来姚讲课，参加培训人数达4000多人次,每位市管干部至少参加了3个专题以上的培训，有效提升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档次，提高了各级干部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二是对外交流，搭建学习实践平台。一是探索上派挂职渠道，3年内该市共选派20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上海等长三角先进发达地区学习挂职。如2006年选派乡镇街道及部门负责商贸工作的领导，分两批共12人到上海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黄浦区经委、静安区经委等有关部门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借鉴上海商贸管理工作的先进发展理念，实地调研当前商贸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向上海有关方面宣传推介余姚市商贸经济发展情况，推动了两地在商贸工作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二是提供实地学习机会，如从2007年起，每年组织50余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上海，实地学习考察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科学行政、科学决策的能力。三是建立教学培训基地，几年来在同济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建立培训基地5个，为中青年优秀人才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帮助开阔眼界，提高实际工作水平。
三是内外联动，搭建联合办班平台。注重利用高校的教学优势，借助外力、“外脑”，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理论层次高、信息量大、授课经验丰富的特长，与长三角各高校合作，在余姚进行联合办学，积极营造“余姚无高校、高校在余姚”的培训环境，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自2005年以来，与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共联合办班10多次，参加人数1000多人。具体从两方面入手，提高各类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一是针对实际需求分类施教。如着眼于进一步提高该市的公共管理水平，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举办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班，共有60余名来自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人才参加；针对推进余姚的城市化进程、培养城建规划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同济大学联合举办城建专业本科班，共40余人参加；着眼于开阔建设新农村的思路和对策，与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合作，邀请4位专家教授来姚举办新农村建设培训班，该市共560名现职乡镇街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二是建立师资库择师施教，目前建立的高级专家师资库已拥有浦东干部学院、复旦大学等院校60余位专家教授的教研特长、联系方式等详细，涉及党建、经济、法律、社科、行政管理等教学领域。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2
关键词:公共关系;传播;高校形象;复旦百年
1、公共关系塑造形象
英国航空公司所属波音747客机008号班机曾经出现过一个十分罕见的情景:东京——伦敦,航程达13000公里,可是英国航空公司的008号班机上只承载一名旅客。她一人独享了该班的353个飞机坐席及6位机组人员和15位服务人员的周到服务,据估计,那次航班使英国航空公司至少损失10万美元。既然损失如此惨重,英航又为何执意要开通这次只有一名乘客的航班呢?2005年,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偏离跑道而撞上了一辆经过的汽车。但这次重大的事故并没有影响该公司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专家依然给他们以赞扬和好评,人们依然信赖它,为什么?……这些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故事,而且故事一直在继续。不仅是航空公司,也包括软件公司、食品公司、建筑公司、政府、银行、学校等等,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公共关系塑造形象,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着公关传播带给他们的快乐与利益,承担着因漠视公共关系而造成的恶果。一件件公共关系杰作,有的使一个 企业 起死回生,有的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本文主要探讨高等学校如何通过公关传播塑造形象。
2、公共关系传播与高校形象建设的关系
公共关系是一门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经营管理的 科学 和艺术,是一个组织为了在其公众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形象,以传播沟通为手段,争取公众对本组织的了解、信任、好感和合作,对其公众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活动。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公共关系工作的目的就是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传播。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共同目的,当然高等学府也不例外。
所谓高校形象,是指高等学校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在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使学校在长期建设与发展中形成的多方面的综合体现与反映,包括教学、科研、管理、设施、环境、学校文化等。高校形象建设状况直接决定着教师队伍素质、学生生源质量、 教育 质量、学生就业层次等,决定着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度、支持度,是学校的一项无形资产。高校形象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工作。
3、结合“拉斯维尔公式”,从“复旦百年”看公关传播如何塑造高校形象
传播学家拉斯维尔曾经提出著名的“五w”模式,一直被奉为传播学的理论经典。该模式简明扼要的展示了传播过程必含的五个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传播效果。这个公式适用于任何大大小小的传播过程,当然校园公共关系传播也不例外。高等院校公共关系传播的过程就是为了在高校公众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具体来说,高校公共关系传播者主要是学校的领导人员、教职工及学生;传播内容就是一切跟学校有关的信息(包括、教学、管理、就业等),这些信息往往通过一系列或大规模或小规模的活动传递出来,即公共关系活动,这是公关传播的具体表现形式;传播渠道包括人际传播手段和大众传播工具;受传者包括校园内部的师生和校园外部的所有跟学校有关的公众;传播效果笼统说来有好的,有坏的,我们当然希望的是收到最好的效果那就是树立起理想中的美好的高校形象,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下面我们从“复旦大学百年庆典”这一成功的校园公关传播案例中体会究竟何为公关传播塑造高校形象。
为了迎接百年校庆,复旦大学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公共关系活动,以突出复旦大学的百年精神和学校特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1)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典晚会。2005年9月24日晚,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庆典晚会在邯郸路校区光华楼前广场举行,来自海内外8000余名校友和嘉宾光临晚会。复旦各界学子激情献艺,廖昌永、韩磊、刘欢、等数十位大陆和港台著名演艺人员与复旦师生一起参加了演出,为复旦百年诞辰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气氛,同时本次联欢晚会还使得学校内部的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善,在学校外部建立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2)焰火晚会吸引眼球。整个晚会异彩纷呈,给夜色中的校园增添了更多靓丽色彩。广大师生在美轮美奂的焰火中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校园。百年的复旦,繁荣昌盛的复旦,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全国多家媒体对这一盛况进行了直播和转播,欢乐和谐的气息随着各种媒介信号飞出了复旦校园,飞到了全国各地,飞向了全球。在这样的美妙时刻,作为复旦尚未放飞的学子一定是自信的;在这样的激动时刻,作为复旦已经送给社会的人才一定是骄傲的;在这样的时刻过后,那些正在高考路上挣扎的孩子以及家长一定对复旦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3)六大成果展览各领风骚。在校庆期间,在有
4)两大世纪 教育 论坛 。“全国著名高级中学校长论坛:世纪才俊的培养”、“高等教育与城市的 发展 ——百年校庆全球校长论坛”分别邀请全国27个省100所重点高中校长、全球130个海外高校代表团、90多个正校长、400多位中外教授,齐聚复旦。高校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根本任务。这两大教育论坛毫不谦虚地向世界人民暗示:复旦永远都会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将人才培养工作视为神圣职责。这样的高等学府,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3
我国大陆院校的通识教育模式主要有三类：北大模式、武大模式和复旦模式。（1）北大模式：北京大学在所有通识教育实验中最为著名，2000年建立通识教育体系，2001年启动的以蔡元培校长命名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班(元培实验班),主要通过文理综合实验班的经验推广到全体学生，南大和浙大与此类似。（2）武大模式：武汉大学2003年在全校通选课基础上凝炼通识课程，采取温和的改革方式，清华、华中科大等高校与此类似。（3）复旦模式：复旦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探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下设5个书院，构建了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师生共有、共建、共享的文化场所和公共空间。在，通识教育也各有特色。澳门科技大学利用多元文化优势，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开拓出一条“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独特教学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和“书院教育”两部分组成的双轨通识教育课程，课程规划从人的智性关怀出发，定出四个知识范畴，分别为文化传承，自然、科技与环境，社会与文化，自我与人文；90年代至今，台湾成立通识教育学会，创办通识教育季刊，教育部组织赴日赴美考察通识教育概况，大法官会议宣告“部定共同必修科目”违宪，开展高校通识教育评估，进入通识教育的良好局面。
二、环境通识教育模式的思考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环境通识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校中,至今还没有把提高学生的环境素质列入培养目标中，在制订教学计划、进行课时分配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有意识地去注重环境通识教育模式创立。少数院校或是领导重视不够,或是师资缺乏,尤其是一些缺少与环境教育相关专业的院校,没有开展环境通识教育。而学生的文理学科背景差异、专业知识限制，也给环境通识教育的大范围推行带来了阻碍。高校环境通识教育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和目标，仍需遵循环境通识教育开展原则，不断探索、创新和构建高校环境通识教育的实施途径。综合中外高校有关通识教育的理念，北京师范大学的通识教育以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为核心，突出综合性、有特色的特点，处理好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知能习得与人格养成，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四个维度关系。拓宽学生的知识视域，增进其对非专业领域事物的了解，使其形成多学科、多元化的认知视角；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使其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体系，为学生形成终身学习能力奠定基础，使其成为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引导学生探寻生活之意义与生命之价值，使其涵养人文精神，促进个性发展，提升精神生活的品位；养成学生的公民意识与社会服务精神，增进对世界文明与历史的了解，使其成为兼备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综合性人才。在此教育理念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以环境科学涉及的各自然科学为教学内容，以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素质为教学目的，以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环境问题为教学导向的环境通识教育课程《自然科学教授讲坛》。
三、环境通识教育改革实践
1.课程建设概况
《自然科学教授讲坛》（以下简称讲坛）主要面向本科二年级学生，以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探讨科学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为基本目标。自2004年开设至今，讲坛不断创新发展，在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和考评体系等方面均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工作。在课程设计方面，讲坛重点突出其内容的综合性、交叉性、基础性、前沿性、时代性和开放性，分为环境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两大模块；在教学模式方面，讲坛采取讲座模式，邀请校内外环境、生态、天文、物理、化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教授为学生讲授相关前沿知识；在考核体系方面，注重考察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感悟，鼓励学生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问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思考问题；在课程管理方面，通过充分的交流和调查，及时反馈学生们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授课方式与内容的建议，及时反馈给课程管理者并推动课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经过近十年的教学实践，环境通识课程通过让学生“零距离”地感受名师大家的治学精神、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面对面”地聆听名师大家的成长苦乐、治学经验、科研思维、学习方式、成才秘诀以及承载着无穷智慧和独特感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和陶冶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增强学生的综合理解力和对未来社会的广泛适应能力，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优秀教师及来自国家政府机关单位的科研人员参加了该课程的教学工作，并为教学体系和模式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建议。该课程突出了“前沿式、导向式、交叉式”的特点，吸收当代教育、教学的一系列新理念，针对当前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面窄的普遍问题，实现了培养全面型人才的目标，取得了重大教学成果。
2.通识课程实践教学
讲坛课程致力于让学生学会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环境问题，因此不仅在专题讲座内容设置上强调学以致用、选择社会热点问题为关注点，还邀请来自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的一线工作人员为学生们介绍科学前沿知识和现实应用，并积极地筹划学生实践活动，期望通过脚踏实地的方式，培养学生们多角度地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科学素养，这不仅是自然科学作为一门以事实说话的实践性科学的教育要求，更是环境科学中这一问题导向型科学的教育目的。课程进一步为学生们提供了各类实践信息和机会。例如组织学生赴北京K11生态体验馆参观，鼓励学生们参加雅虎与K11共同举办的“绿动家庭、环保HOME”征文活动；受“绿家园”创始人汪永晨女士邀请，学生们参加了“乐水行——江河十年行”民间环保活动，切实感受身边的水环境和全球变暖问题；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治多县索家乡环境保护监测站志愿者的暑期社会实践指导等。这些实践活动都在学生中得到了热烈回应，反响良好。
3.课程通识教育效果
为评估课程改革成果，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问卷调查，从讲座主题的吸引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教学的重点以及学生对相关领域的了解程度、兴趣、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从讲坛总体课程评价来看，同学们对课程的深度、广度设计评价较好，但在教学环节配合的紧密型和教学内容衔接的合理性方面还需要调整。因此我们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改革，提出“两个模块、一条脉络”的理念，课程内容保持原有的环境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两大模块为核心不变，讲座秩序上则避免机械地以内容归类按模块进行的生硬方式，而是充分考虑各个专题内容之间的内在知识联系，将分属两模块的专题有机串联起来，使学生们充分体验到多学科知识的结合并在现实中应用的科学逻辑脉络。总体来看，讲坛改革效果良好。选课学生多对讲坛课程很感兴趣，授课教师积极地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聆听学生见解，耐心解答，课堂气氛活跃。借助这一教学共同体平台，讲坛课程实现了校际间的学科优势互补，教学资源共享，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使得环境通识教育越走越宽。
四、结论
讲坛作为一种环境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实现了引导学生关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了解相关的环境科学原理、获得实用技术的通识教育目标。课程整体逻辑脉络遵循“问题—理论—应用”的科学思路，使教学内容衔接合理。通过该通识教育模式，学生既能学习到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又能了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解决途径。同时课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了自然科学网络教育平台，实现了教与学的互动和有效、及时的沟通，为学生学习开辟了第二学习平台。讲坛课程还将知识从课堂扩展至课外，鼓励学生从仰头听讲到低头观察，脚踏实地参加环保公益、科学竞赛等活动，切实学以致用，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和专业特长，在通识教育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4
关键词:公共关系;传播;高校形象;复旦百年
1、公共关系塑造形象
英国航空公司所属波音747客机008号班机曾经出现过一个十分罕见的情景:东京——伦敦,航程达13000公里,可是英国航空公司的008号班机上只承载一名旅客。她一人独享了该班的353个飞机坐席及6位机组人员和15位服务人员的周到服务,据估计,那次航班使英国航空公司至少损失10万美元。既然损失如此惨重,英航又为何执意要开通这次只有一名乘客的航班呢?2005年,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偏离跑道而撞上了一辆经过的汽车。但这次重大的事故并没有影响该公司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专家依然给他们以赞扬和好评,人们依然信赖它,为什么?……这些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故事,而且故事一直在继续。不仅是航空公司,也包括软件公司、食品公司、建筑公司、政府、银行、学校等等,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公共关系塑造形象,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着公关传播带给他们的快乐与利益,承担着因漠视公共关系而造成的恶果。一件件公共关系杰作,有的使一个企业起死回生,有的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本文主要探讨高等学校如何通过公关传播塑造形象。
2、公共关系传播与高校形象建设的关系
公共关系是一门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经营管理的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组织为了在其公众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形象,以传播沟通为手段,争取公众对本组织的了解、信任、好感和合作,对其公众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活动。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公共关系工作的目的就是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传播。而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共同目的,当然高等学府也不例外。
所谓高校形象,是指高等学校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在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使学校在长期建设与发展中形成的多方面的综合体现与反映,包括教学、科研、管理、设施、环境、学校文化等。高校形象建设状况直接决定着教师队伍素质、学生生源质量、教育质量、学生就业层次等,决定着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度、支持度,是学校的一项无形资产。高校形象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工作。
3、结合“拉斯维尔公式”,从“复旦百年”看公关传播如何塑造高校形象
传播学家拉斯维尔曾经提出著名的“五W”模式,一直被奉为传播学的理论经典。该模式简明扼要的展示了传播过程必含的五个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传播效果。这个公式适用于任何大大小小的传播过程,当然校园公共关系传播也不例外。高等院校公共关系传播的过程就是为了在高校公众心目中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具体来说,高校公共关系传播者主要是学校的领导人员、教职工及学生;传播内容就是一切跟学校有关的信息(包括、教学、管理、就业等),这些信息往往通过一系列或大规模或小规模的活动传递出来,即公共关系活动,这是公关传播的具体表现形式;传播渠道包括人际传播手段和大众传播工具;受传者包括校园内部的师生和校园外部的所有跟学校有关的公众;传播效果笼统说来有好的,有坏的,我们当然希望的是收到最好的效果那就是树立起理想中的美好的高校形象,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下面我们从“复旦大学百年庆典”这一成功的校园公关传播案例中体会究竟何为公关传播塑造高校形象。
为了迎接百年校庆,复旦大学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公共关系活动,以突出复旦大学的百年精神和学校特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1)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典晚会。2005年9月24日晚,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庆典晚会在邯郸路校区光华楼前广场举行,来自海内外8000余名校友和嘉宾光临晚会。复旦各界学子激情献艺,廖昌永、韩磊、刘欢、等数十位大陆和港台著名演艺人员与复旦师生一起参加了演出,为复旦百年诞辰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气氛,同时本次联欢晚会还使得学校内部的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善,在学校外部建立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2)焰火晚会吸引眼球。整个晚会异彩纷呈,给夜色中的校园增添了更多靓丽色彩。广大师生在美轮美奂的焰火中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校园。百年的复旦,繁荣昌盛的复旦,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全国多家媒体对这一盛况进行了直播和转播,欢乐和谐的气息随着各种媒介信号飞出了复旦校园,飞到了全国各地,飞向了全球。在这样的美妙时刻,作为复旦尚未放飞的学子一定是自信的;在这样的激动时刻,作为复旦已经送给社会的人才一定是骄傲的;在这样的时刻过后,那些正在高考路上挣扎的孩子以及家长一定对复旦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3)六大成果展览各领风骚。在校庆期间,在有中国高校第一楼之称的光华楼内,举行复旦百年校庆系列展览,对大众开放。包括科技成果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纪念邮票展、书画展、摄影图片展等。俗话说“耳闻不如眼见”,六大展览各领风骚,将这所百年名校的累累硕果尽显无余,校内校外各界人士不禁为之震撼和骄傲。当广大参观者满足的走出光华楼,感叹“名不虚传”的时候,复旦的真才实学也随着众人的足迹扩散到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4)两大世纪教育论坛。“全国著名高级中学校长论坛:世纪才俊的培养”、“高等教育与城市的发展——百年校庆全球校长论坛”分别邀请全国27个省100所重点高中校长、全球130个海外高校代表团、90多个正校长、400多位中外教授,齐聚复旦。高校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根本任务。这两大教育论坛毫不谦虚地向世界人民暗示:复旦永远都会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将人才培养工作视为神圣职责。这样的高等学府,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两大校史馆开幕。“复旦枫林校区校史馆复馆仪式”该校区原是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校史馆展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书籍资料,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及其背后的经典故事等。 “复旦大学校史馆开馆仪式”展出了中国第一根X光管、第一台601型模拟计算机、第一台质子加速器……这些中国人在科学界的突破。也成为复旦大学百年历史中的荣耀。这是复旦历史上第一次建馆讲述自身百年的成长。这一举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复旦生动艰辛的百年探索路,弘扬优良传统,倡导复旦精神,凝聚人心,奋发进取。
通过案例,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各种公关活动对于高校形象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有关专家对复旦这次百年庆典是这样评价的:“对复旦而言,百年校庆并不仅仅意味着隆重热闹的庆典和缅怀辉煌的过去,它是复旦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学校改革、融合与发展的重要机遇,是展示复旦大学办学业绩、扩大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百年校庆全面展现了复旦大学的办学成就、塑造了百年名校的良好社会形象。”
4、小结
目前高校可以采取的塑造学校形象的公关传播活动非常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如校企合作、教学竞赛,学生社团活动,校园主持人大赛等等。公关活动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需要各大高校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办学理念具体情况,灵活创意。不管是大活动小活动,能为学校塑造良好形象的活动就是有效的公关传播活动。
参考文献:
高校公共关系教程 李健荣主编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实务 甄珍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共关系20年发展报告吴友富 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5
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代表上外向大会致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代读），对与会学者表示了诚挚欢迎。曹德明教授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复苏轨道，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革，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作为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应有的题中之义。曹德明教授还着重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发言中对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此次活动的合作单位表示感谢，他认为，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其变化和影响不可预测，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秩序、规则等。林尚立教授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学术智慧、理论力量为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做出贡献。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秘书长姚枝仲研究员代表在北京参加党的十未到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姚枝仲研究员感谢上外国关院、科研处与复旦国务学院联合承办此次活动，希望本届论坛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一、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发表了题为《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主旨演讲。
黄仁伟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冷战中后期和冷战结束到九十年代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围绕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原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立论。然而，这套理论不能解释目前的、正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问题，需要革新。他指出，新现实主义仍是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观点，其核心概念是权力、霸权和跨国公司，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和理论化支撑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其目的是要证明：霸权是合理的，霸权的稳定就是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在能力下降或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还是能保持霸权的稳定。因此，证明霸权的合理性和证明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就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然而，当前霸权体系本身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境，各种因素对霸权体系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是，霸权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要的公共品，不管是美国霸权还是整个西方的集体霸权，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全球公共物品的短缺，使霸权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以及美国不得不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等等。进一步而言，全球已经进入世界货币很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又空前需要完整的世界货币，这可能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能共同形成一个世界货币，那么未来的全球治理之路很可能比较稳定，反之则很可能非常矛盾。另外，美元霸权的动摇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对霸权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分析，黄仁伟教授指出，近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霸权体系环境逐渐走向了全球治理体系环境，但同时面临全球治理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局面。原因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并不融洽；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出现了大量交叉和互补的情况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目前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全球治理之间，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在全球安全（政治）治理方面，国家最不愿意放弃安全（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一领域的（既有）霸权也是最强大的；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对抗与合作并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进行治理。他还指出，自新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发达国家从传统意义上全球治理的施动者变成新的全球治理的对象，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出路成为新的问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还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是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进行全面把握和缜密思考。
在演讲的最后，黄仁伟教授着重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在原有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是“缺位”的，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和多重前景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例如，“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中国市场是依附世界市场，还是带动世界经济？”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有的框架和概念无法对中国的定位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要构筑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完整理论构建，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谈及中国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二、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
本场研讨会设立两个平行分会场，分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和副院长韦宗友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系主任余丽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建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范勇鹏副研究员分别担任评论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副研究员在有关“数字鸿沟问题与新兴经济体”的发言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出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出现了“数量的鸿沟未平，质量的鸿沟加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扩大”的两大新特征。他提出，导致新时期全球数字鸿沟加深和扩大的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逐利行为本身，还有人为的“知识壁垒”，发达国家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确保发达国家在它们的优势领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使之处于竞争优势之中；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缺少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严重不利境地，最终使其民族产业失去竞争力。他最后指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奋起直追，成绩显著，它们之间加强合作和沟通，对于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将是有力的帮助和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副研究员阐述了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问题。他提出，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指出，由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治理结构，既有制度框架中权力变化与利益关系的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是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的最主要动力和路径。因而，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订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研究员探讨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影响的问题。他主要从金砖国家、八国集团以及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宣言文本回顾与辨析出发，指出金砖国家以议题联盟方式发起倡议对二十国集团的议程设置方面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在防止二十国集团议程中出现不利于金砖国家利益的议题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吴澄秋围绕“战后以来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作了发言，认为经济治理理念主要关注的是主导性、合法性和影响力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辨析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理念、新自由主义、内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型国家主义等经济治理理念在国内和国际维度各自的特点。南京审计学院王军教授在“全球问题的国际治理”发言中，以气候变化的认识问题、危害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困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张瑾副教授在有关“沙特：财富基金的慎行者”的发言中分析了沙特在财富基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特点，认为沙特在财富基金方面的保守姿态主要是因为其海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和美元储备的外交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则专门分析了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关系，通过对金砖国家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国际金融改革倡议的分析，探讨了金砖机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并对这一机制未来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进行了探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副教授在题为“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发言中，指出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通过对新兴经济体应对这一挑战的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制度建构这四大核心因素的考察，他认为，新兴经济体未能成功地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
本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姚枝仲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唐小松教授担任评论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滨教授首先以印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认为印度劳动人口多，基础教育不发达，其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而且，印度式民主对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弊大于利。虽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软件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其未来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张海森教授在《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三方合作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中国、西方与非洲的三方合作官方发展援助与以往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有很多不同点，是二者的融合，具有灵活性、过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他以中英非三方的农业合作为案例，指出传统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援助模式常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十分低效。新型的官方发展援助三方合作模式尽管仍旧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由于吸收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成功经验，并且将非洲作为平等伙伴纳入进来，相对于以前的援助模式不仅是重要的创新，也将更能为非洲的发展带来实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保建云教授在“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中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带来IPE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美国学派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化，偏好和关注负公共产品研究；英国学派则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过分强调道德哲学。这两种学派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固有缺陷，中国学界应该避免它们带来的学科发展困境。而且，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将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的出现一一开放政治经济学（OPE）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副研究员在“测度中国的崛起：一种权力的视角”发言中，对中国权力的维度和特点进行了详细测度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全面对比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和特点，并谨慎表达了对中国国际权力上升的乐观态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左品博士就“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探索的问题作了发言，探讨了IPE理论对拉美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解释意义。她认为，虽然拉美国家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自其独立后经历变革，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已经开始重新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已形成三种相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目前依然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策略性变化，具有“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林民旺副教授在“中国经济开放的政治逻辑”发言中，以1978—1981年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详细史料为基础，试图找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上，驱动领导人作出经济开放决策背后的政治逻辑。
四、新兴经济体与重大国际问题
本场研讨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主持，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陈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的发言中认为，近四百年以来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将随着新型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逐渐进人转型的前奏阶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演变的迹象正逐渐清晰，一方面是新型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大国的群体性衰落，这当别是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演变规律，并最终推动国际社会走向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副教授分析了“中俄在北极治理上的不同诉求”，分别从治理主体、治理领域和治理机制维度探究中俄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来自香港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的李子江教授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美货币博弈”的发言中，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策略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博弈下的中美关系进行建模，并得出了鲁宾斯坦均衡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高程副研究员在“后发大国崛起伦理与对外行为”的发言中，介绍了她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和对外行为关系方面的研究心得。她认为新兴大国崛起背后的国内合法性是不同的，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比较，她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崛起的主要动力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非追求霸权，这导致中国的对外行为追求绝对福利和绝对收益；而印度崛起的背后动因是为了谋求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身份，这导致了印度的对外行为以获取相对福利和相对收益为目标。
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本场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的于海莲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研究员担任评论人。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李淑俊副教授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新兴贸易体的贸易政策”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TPP自贸区磋商的主要内容，分析了TPP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何琼隽副教授在“霸权的逻辑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竞争战略”发言中，首先回顾过往有关霸权的经典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她阐释了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霸权的权力逻辑以及霸权转移的路径，并尝试构建了“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框架。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晓教授探讨了“美国霸权结构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的问题，指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居于主导地位的“金融国家”，美国的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霸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同英国不同，美国霸权更加全面、系统，并追求将其他国家纳入其美元体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只是美元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且增长极其不均衡。对中国来讲，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美元体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支撑者——一个典型的“系统内国家”。根据非对称博弈的原理，中国只能采取所谓的“纳什均衡”策略，即在认定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目前所采取的博弈策略的前提下去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林乐芬教授在“金砖五国货币国际化进程和金融合作研究”中分析了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现状以及合作的制约因素和促进因素，提出将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政策构想。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6
中印大学生论坛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和察哈尔学会联合主办的。论坛为中印大学生提供最为广泛的交流平台，增进两国青年友谊，拓宽中印交往领域，为两国长远的合作与发展储备年轻力量，并为中印青年学生提供一个交流思想、激发灵感的契机。2009年5月，以“中印合作在我们手中”为主题的首届中印大学生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中印青年的面对面交流与合作，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两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第二届中印大学生论坛主题为“书写中印未来：我们的机遇与挑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高校的46名中国代表和来自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国际大学等8所印度高校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35名印度代表，共同围绕中印文化交流、经贸往来以及外交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互信，为中印合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4月26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大学守仁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冯佐库，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印度驻华使馆一等秘书查文雅，印度德里大学阿尼尔·拉伊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树森等。来自中印两国的81名正式代表等出席开幕式。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教授主持开幕式。
冯佐库副会长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并鼓励两国的青年人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之际充分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冯佐库回顾了首届中印大学生论坛的卓越成果，充分肯定了论坛在促进中印民间，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岩松副校长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印友好交流史上的有识之士，并指出正是由于前人的同心同德，中印两大文明才得以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建立起国与国之间相互信赖、共生共荣的典范。
查文雅一秘充分肯定了中印大学生论坛作为两国青年学生交流的平台，在促进印中两国友好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提出让青年学生在追溯历史的同时深化对现状的认识，把握时机深化两国合作。
刘树森副院长高度肯定了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继承优秀学术传统的同时又活跃在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第一线，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融为一体。
姜景奎教授发言时表示，年轻一代的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介绍了2013年1月带领10名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赴印度进行学术考察的经历。他认为两国大学生对彼此文化具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而这种论坛形式的交流活动恰恰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新颖、开放、多元的交流空间，提供了一个面对面、心与心沟通的宝贵契机。
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7
[论文摘要]通识教育在我国内地高校从十多年前的研究、探索到今天的尝试实施，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历程，十多年来对通识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今后在更多高校的实施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目前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反映出的历史性缺位与人文素质现实性缺失、专业如何设置、如何指导通识教育由意识走向真正实践等问题，都是实行通识教育必须面对的。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内地高校实施通识教育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对策。
2008年5月11～12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发起举办了“面对时代挑战的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大学通识教育论坛”，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46所高校近150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参与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和学生管理体制改革等议题的研讨和交流。这次大学通识教育论坛是我国高等教育界首次由高校自主、联合举办相关论坛，旨在进一步加强对通识教育理念内涵的理解，分享国内高校实践通识教育经验，促进大学本科教育的完善与改革。这标志着通识教育在我国，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探索、倡导到今天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一、我国内地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现状
目前从我国内地高校的教育现状来看，意识到通识教育重要性的高校已经很多，但是真正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不多，仅是部分研究性大学。目前尝试通识教育的高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1999年教育部在32所大学中引入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一套新学分，通过开设新课程探索通识教育的可能性，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另一种是复旦大学的模式，从2006年开始，复旦的本科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院系，直接进入“复旦学院”学习，整体改变了本科的教学管理模式。2005年9月复旦大学成立实施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机构——复旦学院，复旦学院汲取国内外一流大学本科生培养的经验，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对本科教育的改革起着探索和推进作用。复旦学院打破了原有的专业设置，把所有一年级和部分二年级本科生不分专业编入四大住宿书院进行教育、管理，这一模式全国首创。复旦学院借鉴世界一流高校住宿学院管理体制和优势，构建了书院制学生管理体制，根据专业、国别地域、民族分散的原则编班和安排宿舍，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学习交流，创造师生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
但是，如果通识教育的实施仅体现在大学本科一年级或二年级阶段，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仅局限于部分综合选修课程的核心课程，通识教育的成效只满足于大学新生而忽略老生和研究生在进入社会之前的成才教育，那么通识教育就很难实施，并逐渐失去向全国推行的可能性。通识教育是以培养人文精神为主的素质教育，而人文精神的培育绝非一日之工，必须循序渐进，也不可能靠一门或几门选修课程来解决，必须是与专业基础课程、学识拓展课程等有机结合才能逐步达到的;不仅仅靠各种科学知识的单纯积累，必须是学习与实践结合、言论与行为统一的综合成果;不可能是单纯依靠自学自悟自得，必须要有榜样的教导和明师的引导等条件。因此，大学教育只有大力推行通识教育的模式，才能解决当代大学生缺失人文精神和理想方向的问题，才能使更多通过发奋读书进入大学门槛的青年能最终成为真正优秀的人才。
二、我国内地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识教育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问题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院系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面临着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三个严峻挑战。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非常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另外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主义影响，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大学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必须为人文精神寻找出路，通识教育正是通往这一出路的途径之一。通过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识教育能够向学生展示更为广阔的知识图景，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人类思想的精髓，帮助他们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人生与社会等方面的反思，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接受了通识教育训练的青年，人文关怀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人文精神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当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文精神必将实现回归。
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然要求。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抱负等素质，都是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方能得以造就的。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通识教育势在必行。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提前实现了大众化，但是这几年就业形势堪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高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但是社会发展瞬息万变，高校专业培养不可能紧随其后，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健全的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因此，应当大力提倡通识教育，但是倡导通识教育需要认清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传授与心智训练、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关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通识教育所排斥的是被高度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专业教育。学生学会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修养。学生在某一学术领域中所获得的精神探险的经验，会成为其终身受用的素质。即使他以后并不一定从事所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活动，但他却可以是一个有学术精神的劳动者，他能够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思考实际的工作问题，拥有超越一般从业者的思维能力。这样的专业教育，就是一种贯彻着博雅精神的专业教育，它与通识教育的精神并无两样。通识教育是要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并不绝对地排斥专业教育;反之，贯彻着博雅精神的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也一定不排斥通识教育。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面对变换的世界，必须让学生学会自己选择。通识教育为实现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和谐提供了途径，它既表达了对人才的共同要求，又给个人留下了选择的空间，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尽最大可能为学生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当今高等教育面临着社会的各种挑战，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不会变的，即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大学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
三、关于实行通识教育的思考
推行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逐渐形成趋势，这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普遍要求。尽管每所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对于我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所有高校都有着共同的使命和义务。高校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高校要培养关心人类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关心百姓疾苦的未来社会的高素质之才。诚然，通识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办学思想与特色一样，每个高校的通识教育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体现着自己的社会认识、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定位。而所有高校不同的通识教育实践，则构成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和力量。
从高校内部而言，推进通识教育其实是系统的改革，包括教育内容体系与课程结构的调整，涉及课程组织与选课制度建设以及教师的观念转变与能力建设等。所以，高校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规划，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精心安排设计合适的方式和实施途径。
要解决实施中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做好以下三点:第一，必须从育人的角度综合考虑，把育人作为高校工作的第一要务，在教育理念上明确培养目标是完整的人，在管理体制上要把教学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统一起来。目前的现状是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完全分开，缺乏统筹协调，学校教务处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工处制订的管理方案无法衔接，如对学生管得太多太死，太多的非教学活动挤占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无暇顾及，疲于应付，从而难以从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高度去完整地规划和领导教育的全过程。第二，通识课程要有良好有效的“顶层设计”，在对社会形势需求和学生素质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教育规律来规划通识教育类课程的知识体系与设计模块结构，制订全面的通识教育计划。通识教育计划不是公共必修课计划，大学的教育理念应该自始至终贯穿于通识教育计划之中，要强调课程结构的系统性，要开出足够多的课程资源，不能把学校现有的类似课程拼凑在一起，要充分考虑学生选课的时间和自由度以及课程的可替代性。第三，建设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是实施通识教育的关键，高水平教师队伍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根本保证。教师的治学精神、人格品行和人生态度对学生起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不仅应该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而且应该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教师的专业分布、专业素质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直接影响到通识教育的效果，能否按照通识课程设计开设足够多的课程，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都取决于教师。
推进通识教育是持续不断的事情，我国内地高校实行通识教育的路还很漫长，而且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有效办法会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我国内地高校实施通识教育，一定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外在的机械模仿，应该注重实质性的积累。通识教育的根本在于能体现通识教育理念的相关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如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无法体现通识教育的理念，那么其他方面的所有改革都不会有太大意义。如果在课程和教学方面能够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则其他外在形式上不一定要做大的变动，就能探索出真正适合我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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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考研论坛篇8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维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毕飞宇默默地探索者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显然，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叙事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因为，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还有迟子建等)在文学审美性方面最为隐性的创作特质，也可能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者又一经典形态，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或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