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调度管理条例范文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1

关键词：电力安全事故；预防；应急

作者简介：刘俊才（1984-），男，山西忻州人，内蒙古薛家湾供电局生产技术处，工程师。（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0300）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5-0110-02

2011年9月1日，《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电力安全事故处置和调查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电力安全监管工作进入了依法监管的新时期。为了防止和减少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及对社会有严重影响事故的发生，建立紧急情况下快速有效的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理机制，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该条例的出台，各大电力公司都积极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了内部电网主架构的分析，将防范大面积停电作为安全工作的首要责任，把防范事故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从而来预防因电网结构薄弱而引起的重大事故。

一、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解读

国务院599号令《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是继2007年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之后出台的对电力企业安全监督管理及事故调查与处置的另一个重要法律文件。两个令涵盖了电力人身、设备、电网事故调查的全过程，《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使事故的调查处置权责更清晰，对事故等级划分、事故报告、应急处置、调查处理及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对电力安全事故的调查、分析处理做出了重大调整。更加突出了事故调查过程中电力监管部门的调查权、处罚权，更加强调了事故发生后电网企业在防止事故扩大方面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应急处置能力及报告事故的及时性，这是《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原事故调查规程本质上的区别。

二、电力事故划分及赔偿标准

按照《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将电力事故进行如下划分。即根据电力安全事故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或者影响电力（热力）正常供应的程度，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并且在第五章第二十九条给出了处罚标准。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由电力监管机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其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三、地区电网网架结构稳定性分析

1.地区电网结构总体布局

准格尔旗境内有500kV变电站1座，即宁格尔500kV变电站（2×750MVA）；500kV线路6条，总长度为219.41km。准格尔电网通过宁格尔500kV变电站至永圣域500kV变电站线路实现与内蒙电网联网。220kV变电站5座，即薛家湾变电站、大路变电站、杨四海变电站、长胜变电站及川掌变电站，总容量1920MVA；220kV输电线路23条，线路总长度332.07km。

2.电网N-1准则分析

N-1准则，判定电力系统安全性的一种准则，又称单一故障安全准则。按照这一准则，电力系统的N个元件中的任一独立元件（发电机、输电线路、变压器等）发生故障而被切除后，应不造成因其他线路过负荷跳闸而导致用户停电；不破坏系统的稳定性，不出现电压崩溃等事故。当这一准则不能满足时，则要考虑采用增加发电机或输电线路等措施。根据电网供电安全N-1准则。即：变电站中失去任何一回进线或一台降压变压器时，不损失负荷；高压配电网中一条架空线路，或一条电缆，或变电站中一台降压变压器发生故障停运时，在正常情况下，不损失负荷；在计划停运的条件下又发生故障停运时，允许部分停电，但应在规定时间内恢复供电；该次电力安全事故令，主要针对大面积甩负荷，所以在这里主要通过分析高压电网的网架结构来分析其稳定性。

（1）500kV电网结构问题导致的检修方式下N-1故障运行风险点（4处）。

一是永圣域500kV一条母线停电，另一条母线故障跳闸，可能引起宁格尔地区薛家湾、杨四海、长胜店、大路、川掌、清水河六座 220kV变电站全停，最大损失负荷约1000MW。薛家湾有可能达到重大事故标准。

二是永宁一回停电，永宁另一回跳闸，可能引起宁格尔地区薛家湾、杨四海、长胜、大路、川掌、清水河六座220kV变电站全停，最大损失负荷约1000MW。薛家湾有可能达到重大事故标准。

三是宁格尔一台主变停电，另一台主变跳闸或另一台主变所在220kV母线故障跳闸，可能引起宁格尔地区薛家湾、杨四海、长胜店、大路、川掌、清水河六座220kV变电站全停，最大损失负荷约1000MW。薛家湾有可能达到重大事故标准。

四是宁格尔500kV一条母线停电，另一条母线故障跳闸，可能引起宁格尔地区薛家湾、杨四海、长胜店、大路、川掌、清水河六座 220kV变电站全停，最大损失负荷约1000MW。薛家湾有可能达到重大事故标准。

（2）500kV系统供热电厂全停导致的运行风险点（1处）。

国华准格尔电厂：准宁一回停电，准宁另一回再跳闸，国华准格尔电厂有可能两台供热机组全停，有可能达到较大事故标准。

（3）220kV电网结构（母线）问题导致的检修方式下N-1故障运行风险点（1处）。

宁格变220kV#1、#2母之一停电，另一条母线故障跳闸，宁薛#1 线严重过载，有可能引起薛家湾、杨四海、长胜店、大路、川掌、清水河六座220kV变电站全停，最大损失负荷约1000MW。薛家湾有可能达到重大事故标准。

四、电网电力事故预防措施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电力生产中更是重中之重。该安全条例出台后，电网事故直接关系电网企业的盈利。通过上述分析，确定了电网运行的风险点。所以要预防电力事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加强电网构架，二是提高运行人员的运行水平。

1.电网结构层方案

针对地区电网及设备结构的特点，特别是局部区域连续供电要求，灵活地应用N-1准则来确保电网安全。

（1）输电线路。电网设备中受N-1规则制约最重的元件就是输电线路，电网运行单位大多数是以输电线路故障为考核电网稳定性的出发点。针对N-1准则的时效性、设备特性及故障发生概率的关系，解决输电线路的N-1方案主要包括：电源点应该分布广泛，尽量按负荷匹配电源点；网间联络线、站间联络线应加强，而且要考虑其传输能力、绝缘水平及通道质量；地区性电网主要以220kV环型电网为主，部分重要负荷区域应构成双环网；避免电磁环网的形成；终端站可采用双电源、两站三线或双“T”结构，且保证每一回线路应能承受足够过负荷能力；对复杂地带，应尽量避免同塔多回线路。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2

第一条为规范新建(包括扩建、改建，以下统称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维护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电网和并网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监管条例》、《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核准的与省级及以上电网并网运行的新建火力发电机组、新建水力发电机组。

其它新建发电机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的相关工作应坚持公平、公正、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电力监管机构对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工作实施监管。

第二章进入商业运营的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发电企业应根据新建机组的建设情况，在计划进入商业运营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次年调控电量，同时向相关电网企业通报建设进度安排，由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电网企业根据综合平衡情况予以安排。

第六条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新建火力发电机组已按《火力发电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电力工业部电建〔*6〕159号）要求完成分部试运、整套启动试运，已签署机组启动验收交接书。新建水力发电机组已按《水电站基本建设工程验收规程》（DL/T5123－*0）要求完成带负荷连续运行、可靠性运行，已签署机组启动验收鉴定书。

（二）完成并网运行必需的试验项目，电力调度机构已出具发电机组和接入系统设备（装置）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技术要求和调度管理要求的意见。

（三）通过电力监管机构组织的并网安全性评价。

（四）已与相关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并已报所在地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五）按照电力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

第七条新建发电机组进行调试运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发电企业应按《电网运行规则》与《并网调度协议》的要求提前3个工作日向相关电网企业提出调试运行申请。

（二）电网企业应自接到发电企业调试运行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安排调试工作。电网因故不能及时安排调试运行的，应书面向发电企业说明。对涉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相关试验，原则上应自提出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

第八条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的程序：

（一）新建发电机组满足商业运营条件后，发电企业应当向电网企业提出转入商业运营的申请。

（二）电网企业应当自收到发电企业提出的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并予回复。

第九条新建发电机组经核实已满足进入商业运营条件的，商业运营的起始时间从机组满足第六条第一项要求的时点开始计算。

第十条新建发电机组从进入商业运营之日起纳入并网发电机组运行管理考核范畴。

第十一条发电企业申请调试运行、进入商业运行的有关文件，以及电网企业相应的答复文件，应抄送相应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章调试运行期上网电量的结算

第十二条新建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网电量指第一次并网运行开始到进入商业运营止的上网电量（简称调试电量）。调试电量上网电价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尚无规定的，由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按照不低于补偿发电机组变动成本的原则协商确定；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管理权限报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裁定；也可按照所在电网前三年平均调试电量上网电价并考虑煤价变动等因素确定。电网前三年平均调试电量上网电价由所在电网企业统计明确，并报相应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新建发电机组调试电量上网电价与其商业运营电价差额形成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偿为新建机组调试运行提供服务的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资金使用方案由所在电网企业商发电企业提出，报相应电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第四章附则

第十四条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对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发生争议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3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他国的电信产业将与我国电信产业直面竞争，我国电信产业积极寻求自强，市场化成了惟一而又可靠的路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的出现及新老电信运营能否充分竞争，核心问题在于电信网络能否有效互联互通，本文探讨了我国电信网络竞争中运营商互联互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通过问题的对策建议。

电信网络竞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网络间互联互通的实现程度，决定着网络竞争的实现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逐步放开电信市场促进网间竞争政策的国家而言，互联互通能否成功解决，是决定电信放开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世界范围而言，所有电信市场放开国家的政府电信监管机构，都试图参与和介入具有竞争关系电信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依法采取必要干预措施，以防止主导电信运营商滥用其网络用户资源优势，适当保障新兴运营商的权益，促进公平而合理的竞争。

一、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界定及其意义

何谓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或最具权威的定义，各种国际组织、政府机构或电信研究机构有多种不同解释。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电信网互联互通的定义为:指公众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联接，目的是为了允许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能够通过另一个提供商所提供的接入服务与另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进行通信联系。国际电信联盟( ITU)关于电信网互联互通的定义则为:指网络服务提供商为联接设备、网络与服务所作的商务与技术安排，目的是为了使得客户能够访问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客户、服务及网络。通过对以上互联互通定义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互联互通的三个基本属性:其一，是强调电信网络之间直接的物理联接;其二，互联互通的最终效果，是实现用户跨网络的沟通或用户跨网络的享受服务;其三，互联互通通常是指公众网络运营商之间实施的一种具体类型的接入，在多数国家不包括专用通信网与公众通信网之间的互联。而公众网络运营商则主要是固定本地电话网运营商、长途电话网运营商及移动通信网运营商等。

竞争已经成为时下电信市场发展与创新的关键因素，而互联互通是确保竞争有效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昔日电信垄断经营时期，因为只存在一家电信运营商，尽管其不同业务可能由不同子公司经营，或者相同业务由不同子公司按区域或其他形式划分经营，这些业务之间亦存在着互联互通的问题，但这仅是垄断运营商集团内部业务的互联问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只有按照资本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区分的不同电信企业网间的互联互通，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在推进电信产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各国通过私有化、拆分、重组等形式组建了一批新兴的电信运营企业，而这批新兴的电信运营企业必须在业务上与传统垄断电信企业互相联通，否则其建设的电信网就不能投入正式的商业运营，新兴电信运营企业就不能生存，因为新兴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根本就无法与传统电信企业的用户之间进行通信。

二、我国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主导运营商阻碍互联互通的反竞争行为。主导运营商在互联互通方面实施“策略性”反竞争行为。比如，主导运营商就互联互通制定一个高额的收费标准，若执行该标准，新兴电信运营商几乎无利可图;若不执行，则双方陷入持久的定价纠纷。举例而言， 1997年4月，中国联通移运通信系统在温州建成，根据邮电部和国家计委有关文件，又据联通浙江分公司与浙江省电信局达成的协议，温州市电信局应尽快将其网络与联通的130无线通信实现汇接，从而实现两个网络之间互联互通。然而，温州电信却提出让中国联通难以承受的互联互通的结算方式，时至1998年5月，虽有地方政府的艰苦协调，双方的争执与谈判仍在进行中，而温州的联通无线通信网已经投资1. 5亿元，只有等到互联互通后才能对外开通其2万部手机，仅这一年的设备闲置就造成了高达数千万元的损失。

随着法律的完善和监管机构的干预，主导运营商拖延互联互通合同的签署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已经下降，而“互联但不互通”、“通而不顺”、“通而不畅”、“通而不快”以及“时通而时不通”等形式影响互联互通质量就成为主要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当用户使用新兴运营商的IP电话业务时，接入号码尚未拨完、呼叫尚未送至互联中继，用户就听到了忙音。利用技术手段降低互联互通质量成为了主导运营商反竞争行为的有效手段。

2.规范互联互通的法律规定不完善。目前，我国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应当遵循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合同法》以及于2000年9月30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中国《电信法》迟迟未能出台，使得对互联互通进行管制的法律规范，只能由《电信条例》承担。《电信条例》有关互联互通的规定比较原则，在主导运营商的认定标准、互联互通责任及处罚方面的规定过于简便，缺乏可操作性。如:《电信条例》第18条第2款规定“网间互联协议应当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备案”，《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第26条“互联双方省级以上机构应当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协议发至各自下属机构，并向电信主管部门备案”——上述规定所提出的要求比较低。发达国家(如美国、新加坡、日本等)的电信法律规定，通常要求某些类型的互联互通协议必须获得有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核准，通过公权力的介入确保互联互通协议的执行。

此外，我国电信条例对网间互联协议备案的制度要求，使得监管机构即使发现互联互通合同存在“歧视性”约定或其他不当规定，监管机构作为行政机构也无权认定合同无效，因合同法规定只有法院和仲裁机构有权裁定合同无效。

3.政府电信监管机构关于互联互通的监管制度与规则不细致。政府电信主管机构实施的有关规章、规定、规则及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也是中国电信企业在互联互通时须遵守的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文件，如信息产业部实施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等。然而，尽管我国监管机构在《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中试图对互联互通协议谈判中争议的处理程序予以细化。但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协议谈判争议的具体程序与规则，尚存在以下未明确规定的问题:其一，主导运营商在接到其他电信运营商要求进行互联互通谈判的通知，至开始谈判的时间期限的最低要求(国外一般为10—15日);其二，互联互通谈判往往迫使主导运营商向要求与之进行互联的电信运营商批露某些商业秘密，此时，主导电信运营商通常会首先要求与该电信运营企业签署保密协议，为避免因主导电信运营企业提出需要签署的保密协议的条款与条件过于苛刻，从而影响互联互通的谈判进程，应当明确规定互联谈判双方需要相互批露哪些信息、须承担哪些保密义务;其三，关于监管机构能否在调解与裁决程序完成之前，主动要求或根据互联一方的申请要求互联双方实施临时性互联互通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闲置时造成的巨大损失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四，自调解失败日(自申请协调之日起45日届满之日)至协调机关作出最终裁决的期限(包括专家最终意见的提出期限)，在《电信条例》和《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中均未明确。

三、解决我国电信网互联互通问题的对策建议

1.强化电信监管机构的管制职责。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从境外互联互通实践看，没有任何技术方面解决不了的互联障碍，对此，境外电信监管机构、企业界与专家学者早已经达成了一致。互联互通，特别是与主导运营商有关的互联互通总是需要依靠国家的行政干预。监管机构对互联互通管制能力的“高”与“低”，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互联互通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

要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是十分重要的，而我国的电信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现有的电信监管机构与基础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关系还十分紧密。从人员构成来看，省级通信管理局成立之初，其组成人员多来自原中国电信;从机构的设置上看，省级通信管理局“脱胎于集政府电信管理职权和电信经营于一体的原各省邮电管理局，在诸多方面，同原中国电信省级电信公司之间还存在着“剪不断”的情结和联系，足以影响到监管机构执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种关系的产生、存续与演进，无疑将弱化电信监管机构监管的力度与效率。因此，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对于中国电信业健康而持续的发展显得非常必要。

2.完备互联互通管制制度。我国基础电信业务已经形成数家全国性通信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每家骨干运营商往往拥有若干个物理网络，为了实现公平竞争，这些不同物理网络之间必须及时有效地进行低成本的互联互通。针对我国现阶段互联互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完善中国的互联互通管制制度。

首先，应当按照国际通行作法，对互联互通范畴内主导运营商定义予以重新界定。我国现有规范互联互通的行政规章中对主导运营商的界定与《电信条例》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电信条例》第17条第3款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是指控制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并且在电信业务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能够对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构成实质性影响的经营者”。根据上述规定，从理论上讲，具有相当规模的经营固定本地电话业务的运营商，与经营移动电话业务的运营商都可能符合上述法定条件，而被认定为主导电信运营商。而《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5月10日施行)第5条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是指控制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并且所经营的固定本地电话业务占本地网范围内同类业务市场50%以上的市场份额，能够对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构成实质性影响的经营者”，这样，就只有固定本地电话运营商才可能被认定为主导电信运营商，移动通信运营商即使其用户数量接近或超过了固定本地电话运营商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量，即使其控制了必要的基础电信设施，也不属于主导电信运营商。

其次，应当细化主导运营商的互联互通责任。尽管互联互通能够给互联双方带来经济利益，但是，主导运营商缺乏及时和有效地实施并维持互联互通的动力，这是任何国家打破电信垄断经营之后都会出现的一种事实。因此，细化主导运营商在互联互通方面的责任，是监管机构强化与规范互联互通管制的核心问题。主导运营商在互联互通方面责任可以细化的内容很多，但以下几点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引入主导运营商互联互通年度报告制度。要求主导运营商每年提交互联互通年度报告，并将该报告予以公布，由新兴电信运营商、消费者及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进行评议，最后由监管机构汇总各种意见，并形成监管机构年度最终审核文件。二是引入主导运营商标准互联互通合同文本制度，按照国际通行作法，确定新兴电信运营商与主导运营商签署互联互通合同的方式，并将运营商互联互通合同文本公开。

3，完善有关互联互通的电信立法。我国有关互联互通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电信条例》、《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电信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之中，随着我国电信业的迅猛发展及联互通问题的凸显，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电信法》势在必行，针对互联互通，则主要完善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电信条例》中没有对阻碍或破坏互联互通的电信运营商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明显缺位。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及违规行为只能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对遭受损害的非主导运营商却无法给予经济补偿。例如文中提到的主导运营商中国电信拖延与中国联通的互联互通，给中国联通造成几千万元的损失，根本没得到任何补偿。这种忽视对受害电信运营商进行民事损害赔偿的做法是很不合理的，在新制定的《电信法》中应当加入有关民事赔偿的规定，以切实保护新兴电信运营商的利益，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

第二，对主导运营商阻碍甚至蓄意破坏互联互通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是导致目前互联互通在局部失控现状的主要原因，仅仅依靠事后发出的“警告性通知”等传统行政管理手段，使主导运营商的违法违规成本极小，根本就不足以遏制其违规的惯性。因此，有必要在制订《电信法》时，加大对主导运营商阻碍或破坏互联互通的处罚力度，处罚方式可以包括责令改正、公开谴责、警告、罚款和无限期暂停电信业务新许可证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三，针对主导运营商阻碍或破坏互联互通的行为，有时较为隐蔽，作为受害者的非主导运营商往往很难取得直接的证据，因此，监管机构在制定有关规则时，应考虑引入“举证责任倒置法”、“推定法”及“间接证据链证明法”等其他国家广为采用的方法。

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保障。电信业的互联互通始终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不断地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电信法律是实现互联互通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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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代云.电信网络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4

【关键词】电网变电运行；管理模式；创新

在电网变电运行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许多的安全问题，引起变电故障及电气误操作事故等。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较多，主要有值班人员无法正常进行监护或者值班人员未能按照规章制度工作而引起电网变电的非正常工作。这些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对电网变电运行在管理模式上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电网变电运行的现状

随着几年来电网的建设及技术的改造，使得电网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规模庞大，区域内输电线路及变电站分布密集，呈现出向高电压方向发展的趋势；第二，一次设备可靠性提高，电网电流互感器、断路器等设备绝缘材料主要采用SF6，主变压器向自冷型和大型方向发展，设备整体小型化、紧凑化，COMPSS、GIS设备大量装置；第三，通信设备、自动化设备及保护设备更加先进。随着管传输技术、网络技术及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保障电网运行的通信技术、自动化技术及二次保护技术等都具备数字化和微机化的特点，并且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第四，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信息网络建设的完善，使得企业的业务得到规范，作业的效率提高，现代电网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企业资源的整合能力；第五，社会资源的支持，在移动通信、交通运输等社会资源中，电力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随着电网电站的增加，需要对其管理模式不断进行变革，释放资源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使电网装备水平及管理理念同步提升，从而不断创新电网变电运行的管理模式。

2、电网变电运行的主要管理模式

在电网变电运行管理的模式中，无人值班管理模式主要是对变电站辖区进行有效的监控、巡视及维护，根据调度命令，改变设备的运行方式，对现场安全状况进行控制。近些年，电力企业对电网变电运行的模式不断的进行尝试和探索。所采用的主要电网变电运行管理模式中，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但是对于不同的电网规模、装备水平、环境及技术条件而言，一种模式必然有与其匹配的相关条件，这种模式的优势也成为影响其主要因素，因此，该模式就成为其效益最大化的保证。和有人值班电网变电站管理模式相比较而言，无人值班模式相应事故的应急速度相对较慢，相关人员对现场的了解程度也下降，从电网建设及发展来看，区域电网变化运行中实施集约化无人值班的管理模式是发展的趋势，不同之处在于其管理的范围有所差距。“集中控制、分点操作”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的解放人力资源，对电网变电运行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效果显著，同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智能化电网电站运行的发展确实，逐步成为国内电网变电运行的主要管理模式。

3、“集中监控、分点操作”模式的应用

3.1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的值班模式。因为变电站在电网运行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变电站所采用的技术、设备状况对电网运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决定了其实施无人值班管理模式的条件也是不同的，采用“集中监控，分点操作”的管理模式时，首先要对变电站的值班方式进行确定，经过研究分析，以500kV和220kV变电站为例，二者所采用的无人值班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对于500kV变电站适合建设单独的监控中心，实施集中监控、集控运行，采取变电站少人值班的管理模式；而对于220kV变电站而言，可以建设区域性监控中心，进行集中监控，分点操作，采取变电站无人值班的管理模式。

3.2无人值班电网变电调度发令方式。不管是怎样的运行方式，电网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调度命令，因此要尽可能的减少命令在传输过程中的环节，保证命令安全、准确、快速、便捷的传递。调度命令传递过程中的环节是保证电网变电安全生产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调度命令的传输效率，所以必须对这些环节的业务进行加强管理。如果依然采用“转发令”的方式，很容易就会造成监控中心的责任加大，导致其管理幅度受到限制，降低了“集中监控、分点操作”管理模式的效果。所以，对于500kV变电站而言，实施集中控制管理后，受一次设备遥控操作的影响，出现操作的现场就成为500kV集控站，因此，“命令到集控站”是最佳的选择方式。但是对于220kV及以下变电所而言，布局遥控操作的条件，主要采用现场操作的模式，所以采用命令先到指挥中心，再到现场的模式比较合适。

4、创新型电网电站运行管理模式

在电网变电运行管理中实施无人值班管理以后，由于人与设备的时空距离产生，就需要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进行介入，这就是遥控操作功能的无人值班管理模式，采取遥控操作，使得时空距离得到弥补，降低了人员的路途奔波。根据操作任务及技术条件的差异，需要在保证电网变电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加强遥控功能的建设及应用，这也是提高“集中监控，分点操作”管理模式的有效手段，电动设备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供给一次设备遥控操作的基础，而保护与自动化的通讯联网和自动一体化保护为二次设备的遥控操作提供的条件。

4.1集控站遥控操作。根据集控站的职责，对操作进行分工，主要包括对电网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操作，例如：为了对负荷平衡进行控制，采取的拉、送负荷操作；为了对电压合格率及功率因数进行控制，采取对主变分接开关和电容器进行遥控操作；为了对系统零序抗阻进行控制，按照调度命令对主变接地开关进行拉合操作。所以，无人值班管理模式实施的基础技术条件就是集控站的遥控功能，根据现阶段的技术条件及无人值班工作的进展来看，从各方面已经具备实施无人值班的管理条件。据相关资料，一些单位已经有了多年的实施经验。随着区域电网变电运行综合控制功能的完善，集控咱遥控操作的智能化、数字化必然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4.2直接遥控操作。在电网变电运行实施集控操作管理模式后，要对应急处理进行研究。调度遥控操作，是调度员直接通过调度台对现场设备进行遥控操作。这种方式把调度发令和运行操作进行了整合，使得执行速度大大提高。但在执行操作的时候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紧急电网事故或异常，要具备高速的响应速度。而遥控操作的执行速度较快，可采用这种方法；第二，在电网变电正常运行时，受变电运行和调度运行对电网的关注及专业性差异的影响，调度遥控操作不适合大规模的采用。

结束语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5

关键词： 合同 购售电 法律

一、《购售电合同》的性质。

《购售电合同》是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给出了合同的定义：“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购售电合同》完全符合这个规定，所以《购售电合同》是受合同法调整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从合同的主体来说，《购售电合同》的双方是平等地位的法人。从合同的内容来说，是规定了电力产品的买卖关系这样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购售电合同》中出卖人（独立电力生产企业）将电力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电网经营企业），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所以，《购售电合同》是买卖合同。原电力工业部1996年9月29日颁发的《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第二条对《购售电合同》作出了明确的定义：“购电合同是独立电力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售电方）与电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购电方）为实现电力产品的价值，以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而订立的协议。”这个规定告诉我们：①《购售电合同》是企业之间的合同；②《购售电合同》是为了实现电力产品的价值（经济价值即经济目的和使用价值）而订立的合同；③《购售电合同》是为了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合同。《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的这些规定都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

另外，我们要指出《购售电合同》不是供用电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对供用电合同是这样规定的：“电力供应与使用双方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制定的电力供应与使用办法签订供用电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七条）。也就是说，双方中一方是供电企业，另一方是电力用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同样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 这里，用电人等同于电力法中的使用方。这种使用，是消费电力或将电力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改变了电力的形态，在活劳动和其它物料的共同作用下生产出其它产品的活动，不包括电力的转售。《购售电合同》的一方是电力的生产者，另一方是电网经营企业，合同的主体与供用电合同不同。

《购售电合同》不是行政合同。行政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国家管理机关，例如，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合同的签定者之一是国家的土地管理部门。行政合同中，合同签定者不能改变法定的行政权力。在《购售电合同》中，电网经营企业是企业法人，发电企业也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购售电合同》的双方都不是国家机关。所以《购售电合同》不是行政合同。

二、从合同的分类上来看《购售电合同》。

《购售电合同》是持续供给合同。所谓持续供给合同，是指供货方在约定的期间内以约定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向需方供给货物的合同。与它相区别的是一次交付的合同，例如购买一台彩电的合同是一次交付的合同。属于持续供给合同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供用电合同、供水合同、供气合同和电厂与煤矿签定的购煤合同。

《购售电合同》是特殊主体的合同。即不是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都可以签定的合同。原电力工业部颁发的《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签订购电合同双方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格：售电方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独立发电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其发电设施和技术条件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国家或电力行业标准。购电方必须是依法设立的电网经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并具有合格的电网；具有技术调度和经济调度的能力。”可见签定合同的主体必需具有合法的身份、资格。这种资格的取得，有赖于国家管理机关的认定。《购售电合同》的这个特点，是由合同的特殊标的和合同的特殊权利、义务决定的。只有特殊的主体才能承担《购售电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购售电合同》是双务合同。即，签定合同的各方都有互相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这种权利和义务可以是以金钱方式或其它方式去实现。和双务合同向对应的是单务合同。例如，赠与合同。接收赠与的一方，不必对赠与人承担什么责任，履行什么义务，没有获得利益的“对价”。

《购售电合同》是有偿合同。即，得到电力供给的一方（电网经营企业），必需支付相应的价款。和有偿合同向对应的是无偿合同。

《购售电合同》是诺成合同。所说诺成合同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和诺成合同向对应的是实践合同。实践合同是必需发生某种行为，合同才能生效。例如，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只有委托人将自己的物品交给保管人，合同才能生效。而仓储合同是诺成合同，只要双方在合同上签字，合同成立，即发生效力。如果一方违约，如，未按约定存入货物，承揽仓储的一方可以追究委托方的违约责任。

我们说《购售电合同》是诺成合同，是从合同的特点出发的。合同依法成立以后，电力生产企业和电网经营企业都立即为履行合同投入资金、准备物质条件、和相关的其它法人或自然人签定另外的合同（如煤炭 购销合同和供用电合同）。一旦一方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必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违约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和仓储合同有类似之处。

《购售电合同》要式合同。所说的要式合同，是指符合特定方式，合同方为有效的那种合同。要式合同的对称是不要式合同。显然，不要式合同是指不需要特定方式即可成立并有效的那些合同。我们说，《购售电合同》是要式合同，其依据是电力工业部颁发的部门规章：《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该规章的第二十八条规定：“政府和购电方上一级电网经营企业对购电合同实行监管制度。签订购电合同前双方草签的意向书应报上一级电网经营企业审查，经过审查批准后方能正式签订购电合同。”这个规定的逆向解释就是：没有经过审查批准，就不能正式签订购电合同，签定了也属无效。

最后，《购售电合同》是有名合同。有名合同是指，法律法规规定了一定名称和相应的规范的合同。我们说《购售电合同》是有名合同，一方面是基于我们认为《购售电合同》是买卖合同，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购售电合同》做了规范性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电力工业部颁发的部门规章：《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购售电合同》这个名称。但是，从广义的法律来说，其它法律、法规、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也可以对某些合同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也可以称之为有名合同。这在我国立法实践上多有出现。例如，谁也不能否认劳动合同是有名合同，虽然合同法没有规定。因为劳动法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了要式合同，体现了国家对重要合同的监督管理，体现了国家干预的原则。《购售电合同》是要式合同，就是因为《购售电合同》的正确签定和履行将影响到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必需对其进行监管。

三、《购售电合同》的特殊性。

《购售电合同》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购售电合同》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合同标的的特殊性-电力产品所具有的特殊性。电力产品的特殊性，表现为电网运行的客观规律即：电能生产、输送、使用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性，它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同时性，即电能的生产、输送、使用是同时完成的；2.平衡性，即发电和用电任何时候都要平衡。这样才能保证电网的频率和电压在正常范围之内；3.电网事故发生突然，发展迅速，波及面大，影响严重；4.电网的发展是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复杂。因为大电网便于更合理地利用能源资源，节约投资，调剂余缺，提高电能质量和供电可靠性。电网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电网运行的组织要严密，技术装置要先进完备，要通过统一调度才能更合理地满足全社会的电力需求，并将电网客观存在的优越性变为现实。因此在《购售电合同》中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电力产品必需依靠大电网销售，这是和其它工业产品完全不同的地方。电力产品必需依靠大电网销售，是由电力生产的规模较大、生产具有社会性决定的。这种特点，反映在法律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国家提倡电力生产企业与电网、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力生产企业要求将生产的电力并网运行的，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接受。”

电力生产和供应正常与否，影响到国民经济各行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八条规定“电力生产与电网运行应当遵循安全、优质、经济的原则。电网运行应当连续、稳定，保证供电可靠性。”第十九条规定“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

为了保证电力生产、供应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规定了对影响安全行为的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危害电力设施安全或者非法侵占、使用电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设专门的一章“第七章 电力设施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还规定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有对危害电力生产、供应行为的刑事处罚的规定。

另外，为了准确全面地规定上述特点所决定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有详细的附件来说明。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网双方应当按照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并网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网调度协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国务院颁发的《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签订的。后者是行政法规。它赋予电网管理单位对违反《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的行为给予一定处罚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法定权利，不表现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

四、购售电合同应遵循的原则

签定《购售电合同》应该遵守《合同法》中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有：

一、平等、自愿原则。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三、遵守法律和尊重社会公德原则。四、实际履行原则。五、适当履行原则。六、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七、行政监管原则。此外还应该遵守《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规定的原则。例如，《办法》第三条规定：“……要有利于电源结构优化和资源优化。”此外，《办法》还有以下一些规定。

1、在收购电量方面，《办法》规定了电网应该收购的电量，以防止电网经营企业过分压低某些电厂的上网电量，保护发电企业的利益。《办法》第十条规定：“购电合同可根据国家对电源点和电网的规划，以及国家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商业运行期的正常购电量以及机组的调峰能力。正常购电量是与机组的额定功率乘以基本利用小时相应的上网电量，是购售双方在正常运营条件下购电方应收购电量，是测算上网电价的依据之一。确定正常购电量的相应机组基本利用小时一般不应低于网内同类机组的平均水平。”

2、在电价水平方面，《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电价管理部门对电网内各类电厂一定时期间的上网电价有明确标准规定的，购电合同的上网电价在此期间从此规定。规定标准如发生变化，合同上网电价也应相应调整。”《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按规定实行个别定价的电厂，合同约定上网电价水平原则上按发电成本费用、税金和合理收益计算确定。成本的计价基础应以电厂有效运营为前提。合理收益按电价管理部门确认的标准计算。”《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上网电价结构原则上采取两部制。实行两部制的容量电价反映 容量成本水平，电量电价反映电量成本水平；电量电价采取峰谷分时电价。”《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购电合同电价是经有管理权的电价管理部门核准的电价。未经核准，任何单位不得再另外加价和收费。”《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售电方按特别方式售电或在非常状态下的临时售、受电，其上网电价由双方根据有关规定协商，在合同中具体确定。”

3、在电费结算与支付方面，《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电价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电费按人民币结算。”《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网电量的电费实行月结算，以双方协商规定时间的电能计量装置的记录计算当月上网电量电费。”《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电费的支付时间：“电费的收付时间应考虑购电方与用户电费结算的正常时间差和售电方资金周转的合理需要而确定。”

4、在违约赔偿方面、为了保证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均衡，明确规定：“赔偿金额由双方按照对等、合理的原则确定。”

五、与《购售电合同》相关的一些问题

1、购售电活动的有序和无序。

当前有人说，购售电业务中，竞争无序。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过份强调购售电业务中竞争的无序，无助于利用法律自觉地维护企业利益，也不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既然《购售电合同》是买卖合同，它就必需遵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分则中关于买卖合同一章的特殊规定。同时，还应该执行当前仍然有效的国务院部门规章，遵守国家对《购售电合同》的监管。从完善立法、健全法制来说，当然，目前和发达国家相比，关于《购售电合同》的“游戏规则”还很不健全。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当前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给予应有的的尊重和认真的执行。在缺少足够法律意识的条件下，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有被用来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既使“游戏规则”健全了，仍然不可能自觉运用法律，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手段促进立法，完善“游戏规则”，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上，这才是比较实际的态度。毕竟《购售电合同》不是什么特殊的无法可依的怪物，而是有法可依的一般性合同。将来国务院颁发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也不会违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一般原则。

2、合同监管《关于规范购电合同管理的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政府和购电方上一级电网经营企业对购电合同实行监管制度。签订购电合同前双方草签的意向书应报上一级电网经营企业审查，经过审查批准后方能正式签订购电合同。”

这条规定虽然提到了政府的监管问题，但是限于部门规章的权限，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条规定了国家对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但是，当前缺乏具体的实施办法。

3、防止权力的滥用当前要注意防止电网经营企业在购电活动中由垄断地位造成的权利滥用。主要表现是违反平等互利原则、协商一致原则、损失赔偿对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并网的有关问题：“国家提倡电力生产企业与电网、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力生产企业要求将生产的电力并网运行的，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接受。并网运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并网双方应当按照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并网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网双方达不成协议的，由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协调决定。”对此应该有如下的理解：

①、对“电力生产企业与电网、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是提倡的态度，不是强制性规定。现在，有的合同违反了这个规定。②、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接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力生产企业将生产的电力并网运行的要求，是强制性的规定，不得拒绝接受。现在，有的合同没有保证发电企业入网的权利。③、并网运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这是强制性的规定，约束电网经营企业和发电生产企业。现在，有的合同只规定了对发电企业的要求，没有规定对电网经营企业的要求。④、签定并网协议的原则是：“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现在，有的合同没有真正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协商一致也缺乏实质性的诚意。⑤、 规定了协议签定中的争议的解决部门和权力。部门是“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权力是“协调”和“决定”。在实际操作上，签定协议时，权力部门很少发挥自己的法定作用。

这一规定应该得到准确全面的执行。

4、逐步完善游戏规则。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6

第一条：各网省电力公司主要负责人，应切实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领导《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的实施，协调解决电网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中的稳定问题；主管电网运行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应亲自组织研究电网安全稳定问题，提出对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二条：坚持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的原则，严肃调度纪律，下级调度必须服从上级调度的指令，执行上级调度制定的运行方式。

第三条：加大电网建设力度，加强和改善电网结构，特别是加强受端电网的建设；积极采用新技术和实用技术(如采用FACTS等先进技术和新型安全自动装置)，提高电网稳定水平。

第四条：加强电网稳定分析。规划、设计部门在电网规划设计中，应充分听取调度部门的意见，须提前向调度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在规划设计时，应适当提高枢纽变电站的母线设计标准。调度部门应结合电网运行实际，开展电网安全稳定滚动分析，对电网的近期发展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五条：规划、设计、科研、调度部门应建立电网稳定计算资料的管理制度；在系统设计和生产运行计算中，应保证模型和参数的一致性，规划计算中可采用典型参数和模型；分析计算应保证计算标准的一致性。

第六条：提高电网安全稳定分析的深度和广度，重视电网特殊运行方式、复杂故障情况下安全稳定水平研究，开展动态稳定、电压稳定等电网安全稳定问题分析。

第七条：开展电力系统参数(如电网负荷特性、频率特性、调节系统参数)研究和实测工作。大型发电机组及其调节系统参数，应结合发电机组调试或大、小修，逐台进行实测。系统分析应采用详细模型和合理的参数，提高电网安全稳定分析的精度。新建、扩建工程在投运前，必须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有关设备参数。

第八条：电网设备管理部门应加强设备的运行维护管理，提高设备的健康运行水平，降低事故率与临检率；应及时向调度部门提供电网输变电设备的正常运行与事故过负荷能力、开关动作时间等参数。

第九条：要创造条件，采取措施，限期解决影响电网安全稳定的电磁环网问题。在设计中出现新的电磁环网，应有明确目标，避免长期维持电磁环网运行。

第十条：加强电网安全稳定“第三道防线”的建设与完善。结合本电网实际，适度加大低频低压切负荷比例，调度及生产运行部门要及时更新低频低压负荷装置，保证低频、低压切负荷的有效性。在网间联络线、区域间联络线上落实必要的低频、低压解列与振荡解列措施。

第十一条：应编制电网“黑启动”方案及调度实施方案，并落实到电网、电厂等有关运行部门。

第十二条：统一安排电网的运行旋转备用和事故备用，并合理布局，建立保障大电网互联备用共享的管理制度，提高电网的安全可靠性和经济性。加强电网无功电压管理实现无功分层分区平衡。采风FACTS等先进技术，重点加强负荷中心的电压支撑和动态无功补偿。

第十三条：对稳定矛盾突出的500千伏线路，通过对故障切除时间进行实测，提出改善断路器及继电保护的配置和协调要求，通过加快故障切除时间达到90ms之内，以提高重要输电断面的输送能力。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同杆并架线路的稳定水平。

第十四条：认真执行“二十五项反措”要求。提高继电保护系统的装备水平，220千伏及以上系统的线路应配置两套全线速动主保护，并在三年内全部采用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强化继电保护技术监督，建立继电保护信息管理系统，加强继电保护运行管理，进一步提高继电保护正确动作率。

第十五条：认真执行“关于加强电网和电厂控制系统安全防护的暂行规定”，建立健全电网调度专用数据网络，各控制系统必须与办公自动化系统及外部公共因特网实行有效安全隔离，确保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安全可靠。

第十六条：新建或扩建工程继电保护、自动化、通信以及安全自动装置应与一次设备同时投产运行，并满足电网调度安全运行要求，不满足上述要求的严禁该一次设备投入运行。

第十七条：大力发展光纤通信，逐步建成以光纤为主的主干电力通信网。切实保证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控制及电网自动化信息、调度指挥指令的快速可靠传送。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7

一、上半年工作总结

上半年，全区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央第五次工作座谈会，充分结合效能建设年各项活动，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保证了全区文化市场的平稳有序，为“平安世博”、“平安亚运”营造了健康、安全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一）《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于12月30日颁布实施。为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条例》，我处决定将确定《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年。一是编印《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宣传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译成藏、汉两种文字、语言，印制成宣传册，录制成cd光盘发放到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安排部署各地（市）将《条例》相关宣传材料发放至各县文化市场行政部门以及各类文化经营场所。二是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日，广泛宣传新修订的《条例》。利用“3·14”、“3·15”、“4·26”等法规宣传日，在闹市区设宣传、咨询点，向过往路人散发《条例》宣传册，解答有关《条例》的疑难问题，并将《条例》涉及“娱乐”、“演出”、“网络”等重要条款分市场整理内容，以文字、图片、卡通等形式制作展版进行宣传。雇用专用法制宣传车，在法制宣传期间在闹市区播放藏、汉两种语言录制的《条例》cd光盘。组织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向各类文化经营单位上门发放《条例》。同时，充分利用卡拉ok场所电视屏幕、网吧电脑屏幕、歌舞娱乐场所电视屏幕等界面广泛宣传《条例》，力争使《条例》家喻户晓。三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深入报道新修订的《条例》。协调日报、商报、拉萨晚报等新闻媒体单位，对新修订的《条例》做专题报道。四是举办《条例》法规培训工作。培训以受训主体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利用今年全区文化局长会议契机，邀请区人大法律专家对全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向各地（市）安排部署地市一级文化经营单位培训班；同时，深入基层组织培训的前期工作已经全面开展。

（二）全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取得有效进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的意见》（中宣发25号）精神，加快推进我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顺利完成全区地（市）、县（市、区）综合执法机构的组建，由我处起草上报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党委宣传部于2月8日召集各相关单位，召开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实施意见专题协调会，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明确了目标，为下一步全区文化市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执法提供组织保障起到关键性作用。

（三）全区文化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中央、文化部和党委政府以及文化厅党组的统一部署，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三大节日”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敏感时期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行动，中小学校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行动，封堵网络歌曲专项整治，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排查行动，查处第八批网络文化产品经营活动等行动。据统计，仅第一季度全区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6人/次，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3144家/次，受理举报20件，办结案件22件，责令改正21家/次，警告37家/次，罚款14，700元，责令停业整顿13家/次，没收各类非法音像制品54956盘（张），吊销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4家。一是“三大节日”期间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根据《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元旦、春节期间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区党委政府及文化厅党组的部署，我处于12月15日至3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元旦、春节、藏历年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二是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行动。今年3月，国家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加大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通知。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认真组织学习了文化部文件核心内容，及时掌握了网吧违法接纳未成年人惩处新规定，在本地区大力开展了以禁止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为重点内容的网吧专项整治行动，有力震慑了顶风作案的违法者，网吧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此次专项行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阿里共出动执法人员364人次，检查“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182家，对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12家网吧给予停业整顿的处罚，并予以罚款共计28，400元。三是开展中小学校周边文化市场整治行动。根据全国综治维稳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家文化部以及党委政府关于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整治工作指示精神，我处有效开展了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及时向全区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区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立即行动起 来，认真开展好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整治工作。5月3日至5日，我处执法人员对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第一小学、海城小学、拉萨师范学校周边环境开展整治行动。专项行动中，全区共检查网吧、音像、歌舞娱乐场所等文化经营单位350家次。四是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检查整治行动。根据《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百日大检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我处及时制定实施方案，向全区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百日大检查整治行动工作，各地（市）充分结合日常检查，进一步加大了对文化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增强了处置文化市场领域突发事件的能力。五是开展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国家文化部统一部署，结合我区实际，会同公安、通信管理等部门，有效开展了全区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行动，封堵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含有不健康内容的不良信息。

（四）演出经纪实体不断充实，演出市场活跃有序

上半年，我区培育发展了2家演出经纪公司、2家艺术表演团体，共审核批准各种大中小型演出4次，赴藏演出团体来自尼泊尔、香港、台湾等地。演出经纪单位承办的外籍演员演出活动日益活跃，大大丰富了我区各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演出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五）积极探索文化市场管理长效管理机制

上半年，我处积极创新管理方法，完善管理措施，在探索建立文化市场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一是授予全区3家网吧“文明网吧”荣誉称号。区文化厅、区公安厅、区工商局在全区范围内经过层层遴选，从296家网吧评选出3家网吧，授予“文明网吧”称号。旨在通过树立典型，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二是网吧监控平台建设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网吧监控平台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已全面完成。我处已经布置好网吧监控平台设备机房，与网通相关部门衔接并做好了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待设备安装完毕，网吧监管系统将全面投入使用，将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全区“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实时监控。三是对全区娱乐市场管理进行调研。根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关于开展娱乐市场管理调研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我区娱乐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分析了我区娱乐市场管理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明确了娱乐市场管理的工作思路，并根据我区实际向文化部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娱乐场所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二、下半年主要工作

（一）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进一步深化对文化市场客观规律的认识，找准那些长期制约文化市场发展的保守观念和习惯性做法，找准文化市场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找准解决问题，破解难题的根本方法。

（二）加强监管，对各类文化经营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根据国务院、文化部及有关法律法规，对文化市场领域各类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力震慑违法行为，积极营造健康、安全、有序的文化市场氛围。

（三）《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按照年初制定的《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宣传贯彻落实实施方案，有条不紊地将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做到使《文化市场管理条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五）深入基层，对农村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对阿里、昌都及边远县（边境县）文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结合调研情况，调整管理思路，拟定管理措施，积极培育、规范和发展农村文化市场。积极完善扶持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努力提高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鼓励农牧民办文化。

（六）网吧监管平台系统力争投入使用。在文化厅大院内建立《网络文化市场计算机远程视频图像监控中心》，早日实现与中央监管平台上下联通，为实现对全区网吧的实时监控奠定基础。

（七）加快卡拉ok场所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建设步伐。继续做好全区有条件的卡拉ok场所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力争完成10个包间以上卡拉ok场所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

（八）推进全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积极沟通文改办，趁全区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按照中央要求，整合力量，在地（市）一级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实现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执法。

（九）举办部分省（市）参加的文化市场执法培训班。

（十）在日喀则地区举办《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培训班。

（十一）召开“优秀歌舞娱乐场所”、“文明网吧”经验交流座谈及歌舞娱乐场所优秀节目展演会，通过座谈、展演达到互相交流、共同促进的目的。

（十二）开展全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案卷、文书、档案评比工作。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篇8

    国内电影版权制度的建构与版权法律体系的建设息息相关。我国第一部近代意义的版权成文法是清政府于1910年颁布的《大清着作权律》,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于1915年、1928年颁布《着作权法》,初步建立起版权管理制度体系,但由于时局纷乱,上述法律并未得到充分执行。7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较长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均属于文化事业,由政府管理,计划调控,相关权利属于国家,几乎没有版权保护,仅出台过一些关于稿酬的政府文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制定了许多有关版权保护的条例,1990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着作权法》,初步建立起版权制度体系。为了调整国内各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之间关于影片发行权归属的关系,1994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依据《着作权法》的规定制定608号文件,作为管理本行业的规章,对于行业内的相关民事主体具有约束力。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电影管理条例》,其第十五条强调“电影制片单位对其摄制的电影片,依法享有着作权”。82001年,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第一次对《着作权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扩大了保护作品范围、丰富了版权权利类型、加强了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降低了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对版权的限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版权执法力度不足,严重影响到我国版权管理整体水平。2010年,为了履行世贸组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裁决,《着作权法》再度进行了被动的修改。2011年,国家有关部委启动对现行《着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这次《着作权法》的修改既非基于加入国际公约的需要,也非源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主要更多的是立足本土国情做出的主动性安排,涉及以下内容:将目前规定于行政法规中,应在着作权法中规定的一般性问题上升至法律中;根据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在现行着作权法中增加了作者、表演者的出租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上升到着作权法中,将业界反复呼吁和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初步达成共识的内容写入法律中,如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界定、视听作品归属,着作权专有许可和转让登记、着作权纠纷行政调解等。9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近几十年的实践,我国已形成了以《着作权法》为核心,包括《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着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电影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内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同时,为了有效应对互联网对于版权产品保护的冲击,中国也出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影视版权合作及保护规则》,这些都是国内电影版权制度建构的重要法律来源。在国际法层面,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2007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这意味着国内电影版权的保护和利用要与国际规则相协调。近年来,在国家战略层面而言,电影版权保护开始受到重视。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极大提升了知识产权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也为版权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09年11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明确提出“: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厉打击各种盗版侵权行为,促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2010年初,在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产业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又一次明确说明,要“坚决打击电影走私,盗版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10显然,法律和国家战略通过简明的规定确定了基本的版权制度,其作用是为权利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除此外,电影制片方与电影作者,与作品使用机构关于版权权利归属问题和版权转让的合同约定,以及在合同约定基础上建立的利益分成机制在实践中往往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是电影版权制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来源。目前国内一些规模较大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合同约定版权问题的重要性,与电影作者,作品使用机构约定的合同趋于细化,希望通过商业约定明确具体的权利归属和转让,规避法律风险。但是这种以经济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建构的重要性尚未被国内电影业界所重视,而且由于诸多原因,经济规则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也未能公平分配版权利益。综上所述,国内电影版权制度根植于中国的法律、经济和产业现实之中,以版权法律体系和国家战略为核心,主要依托政府的强力推动,属于自上而下,被动调整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近年来,国内电影业进入产业化改革快车道,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推动,互联网、手机等成为电影版权“扩窗”销售的新窗口,版权在电影产业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电影机构开始关注电影版权的保护、销售和利用,以民间和企业为主体,以经济规则为重心,通过重复博弈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诱制性制度安排将逐渐发挥作用。

    从《着作权法》看国内电影版权制度建构中的核心问题

    (一)《着作权法》与电影作品的权利归属制度权利的归属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权利的分配来实现版权价值的回报与补偿的问题,其法思考影响版权取得方式的法律规定、侵犯版权的法律惩戒,以及权利在受侵害之后的司法救济。虽然现行《着作权法》没有采用“版权”而使用了“着作权”的称呼,但实际上,在电影作者权利归属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具有双重性,既融合了英、美版权法体系的理念,又融合了法、德作者权法体系的理念。一方面,现行《着作权法》对电影作品作者构成做了封闭式的规定,以列举的方式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电影作品的创作者称为作者,享有署名权,同时强调“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着作权”,力图体现作者权法体系对着作权人身权利的重视。另一方面,现行《着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着作权由制片者享有”11,将《着作权法》电影作品的初始版权赋予了制片者,更加倾向于版权法体系国家的实用主义的立法理念和制度设计。既然权利归制片者享有,那么此时制片者的定义对作品版权归属问题显得极为重要,只有确定这类作品的制片者身份才能更有力地保障此类作品的传播、利用。在国内电影业的制片环节中,参与影片拍摄制作的机构很多,有单位、企业,也有个人,但是现行《着作权法》以及《着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却均未规定制片者的定义,导致国内电影业在确定版权归属和进行利益分配时容易发生争议。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在权利的归属问题上,将署名权归于实质上的作者,而将其他的权利都划归制片者所有,这看似两全的规定存在着模糊与矛盾的地方,而此矛盾的核心依旧在于平衡:法律是应该更加注重保护实质作者的利益,还是更加保护制片者的利益?

    (二)《着作权法》与电影作者的平等获偿权制度电影作品在影院播放、电视播放、网络传播、音像制品的发行以及电影衍生品的开发的相关领域中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不过,我国电影作品的作者除拥有署名权外,但并不拥有作品版权财产权利,现行着作权法第十五条仅规定电影作品的作者“有权按照合同获得报酬”。在与制片人的合同关系当中,除主要的导演及演员外,电影作品的剧本编剧、摄影等合作作者与制片者在订立合同时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电影行业组织缺乏独立性,很难代表导演、编剧等作者去与制片方协商谈判。至于制片者,其可以在合同中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给电影作者非常低的报酬,但这仍然符合法律要求。因此,在目前的情形下,通过合同付酬的规定并不能保证电影作者最初获得的报酬与影视作品完成后在经济收益方面的巨大成功成正比,不能有效保障电影作者的平等获酬权。此次《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十七条规定“原作作者、编剧、导演、作词、作曲作者有权就他人使用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12这较之现行《着作权法》有很大进步,更利于保护编剧、作词、作曲等作者的合法权利,但仍是一个模糊的规定,合理报酬仍然仰赖各方的协商与谈判来决定。

    (三)《着作权法》的财产权划分与电影版权流转制度现行《着作权法》第十条将着作权归结为发表权、署名权等四项人身权和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十三项财产权,同时规定,着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财产权并依照约定或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这是以使用行为为依据,对权利进行“清单式”的划分。目前很多法律专家认为权利划分过细导致权利边界不清,权利之间交叉重叠,不利于权利的行使。特别是“三网融合”后,“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这三项权利比较容易混淆,已有学者提出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合并为“公共传播权”,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等接轨。电影版权收益具有很强的连锁性和带动性,通过合理有序的开发,版权交易和收益形式可以多途径、多渠道、多方面地实现,在不同的版权市场上获取相应的报酬。正因为这样,逐级授权的电影版权流转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行《着作权法》对财产权划分过细,特别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界定不清,使得电影制片者在向电视台、视频网站、互联网电视运营商转让权利时很难操作,要么是约定不明确,导致权利滥用,要么是授权范围太宽,影响到权利人的利益。

    (四)《着作权法》的权利保护与电影版权保护制度作为一种初始成本高、投资风险大、边际效益大大高于边际成本的文化创意行业,电影产业非常依赖版权保护。在中国,盗版行为也给电影的制作发行单位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我国电影行业持续动力不足、原创缺乏等一系列问题。现行《着作权法》的第四十八条对侵权行为以及如何保护作品权利人的权利有明确规定。依据规定,侵犯着作权及其有关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但电影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有时很难量化,权利人也很难知晓侵权人的具体违法所得,而且,当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赔偿金额计算困难时,法律规定只能处以50万元以下的赔偿。而盗版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远远超过50万元。13由于现行《着作权法》对影视作品侵权行为判罚太低,不但受侵害的权利人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同时权利人还要承担版权维护的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击了电影版权权利人的维权信心,使得盗版等侵权行为很难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电影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电影传播渠道更加多样,电影版权侵权出现了新的类型,盗播、P2P等下载侵权、网站间链接、搜索行为等都对电影作品权利人的利益造成影响,加大了电影版权保护的难度,加深了电影产业与新媒体产业之间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