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04:44:51
关键词： 《战国策》 折中观念 妥协现象 折中策略 个人利益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各家策士及谋臣政治策略的史料文集，又名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共三十三篇。该书在战国末期开始流传，作者已不可考，西汉刘向校订时将其定名为《战国策》。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曾取材于《战国策》，但由于《战国策》本身内容及写作风格亦文亦史体制不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为史部杂史类。
战国时期，社会局势复杂，诸侯并立，“礼崩乐坏”现象严重。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是纷纭错综，这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动，其中各种层次水平的知识分子也被迫游走于各国之间。而在此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们纷纷忙于各自领地的扩展与生存，大规模的人才招揽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于是一批以出谋划策为生的谋臣策士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了。这些谋臣策士们的计策和言行则被主要记录在了《战国策》之中。通过对《战国策》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诸侯国关系还是争霸战争方面，谋士们的游说之词有很多是从抑制冲突产生的角度出发的，而避免冲突所采取的方法则主要是依据折中的观念，即尽量让当事双方都能得到利益，达到满意的程度，从而各自妥协。下面我们将对《战国策》中所反映出来的折中观念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战国策》中的折中观念与妥协现象
《战国策》形象地刻画和描写了众多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人物的描法也各不相同，从言语描写到细节动作描写，各个部分都展示出了人物的处事风格与内心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战国策》文本中的历史因素被文学化，“文”与“史”并没有各自独立，于是历史叙事手法有了被探究的前提，历史叙事背后所隐含的诸侯国关系显得形象生动起来。
战国初期，群雄争起，虽然周天子已无实际大权，但是大小各诸侯国依然尊周天子为共主，这在宗法道义上首先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定了基调。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内部的纷争，王室本身的威严和最后的尊严在战国时期丧失殆尽。东、西二周对京畿的瓜分标志着王室的彻底没落，各诸侯国因此觉得有称霸的可能。《战国策·东周》首篇《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即记载了秦国企图夺取九鼎掌握天下的意图。对此，“周君患之，以告颜率”。[1]（p1）谋士颜率没有直接面对秦国，而是将东周与齐国的关系推向前台。很显然，在颜率看来，东周与齐国在秦国退兵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东周希望保鼎，而齐国与秦国一样亦希望得鼎。这一招很成功，有了齐国的协助，秦国不得不退师而去。但接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先前颜率向齐王明确表示：“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1]（p1）致使事成之后齐国索要九鼎。这一次颜率没有转嫁矛盾，而是本着折中的理念，诱使齐国妥协。从《战国策》文本语言来看，颜率劝解齐王的理由只有一个：“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1]（p3）试想，仅仅靠路上不安全这一个理由便能敷衍了事吗？很显然这是不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因为对此，齐王已经给出了答案。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1]（p3）齐王其实明白东周保鼎的目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颜率的最后一句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1]（p3）此言一出，即刻给此事盖棺定论，齐王也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意味着尽管齐国有可能得不到九鼎的实物，但是在天下人看来，九鼎名义上的所有权其实已经归了齐国，掌握九鼎也意味着掌握了正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索鼎，以颜率的说辞和表现来看，东周未必真的答应，路途上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成功便罢，一旦失败则得不偿失，甚至连名义上对九鼎的所有权也有得而复失的可能；更何况通过这次事件所获得利益本来就是意外的，因此齐王才会停止追索。在这里，两国在处理问题时的妥协与折中的观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在利益问题上各退一步：东周虽然一兵未损保住了九鼎但却丧失了对九鼎的所有权，齐国虽获得了对九鼎的所有权，但却没有得到实物，动兵五万的结果仅仅是一口空言。所以，在这次事件中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有的只是相互妥协的利益折中。
需要注意的是，与《国语》、《左传》及《孟子》不同，《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倾向于纵横家。“纵横策士，是战国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2]（p187），而纵横家的处世价值观在于权衡利弊，忖度时势，缺少儒家礼定规范的特性。这说明了春秋与战国在时代上的差异。《战国策》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也在其《序录》中指出《战国策》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与春秋时的价值观大不相同。战国时期，各家策士多主张公开地寻利求名，毫不避讳。很明显，这种行为观念在汉代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正统之后，必然遭到鄙夷，因此历代学者对于《战国策》中追逐名利、尔虞我诈的行为方式颇感矛盾，评价相对不高。北宋苏洵虽喜好《战国策》但很少称赞。同时期的曾巩在其《序》中说：“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泥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1]（p1199-1200）对比战国纵横家们，孟子更加讲求仁义，表现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p1）
但其实《战国策》所反映的理念并非全部脱离儒家道德规范的框架。与其说《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处事原则，倒不如说《战国策》反映了整个战国时期人本主义的发展倾向。因为参与合纵连横的“士”阶层们实际上背景身份复杂，很难辨别其真正的学派归属，合纵连横只是他们施展才华的一个平台。谋士们大多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才积极迎合社会现实，这与儒家的“入世”观念极其相似。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p68）但是社会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入世”就意味着不可能一帆风顺，有得必有失，牺牲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而“折中”观念之中即包含着牺牲和妥协。
再看《战国策·魏策四》中的《秦攻韩之管》。秦国进攻韩国的属地管邑，与韩国临近的魏国准备发兵救援，而昭忌对魏王说：“夫秦强国也，而韩、魏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今幸而于韩，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韩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1]（p896）劝魏王不要派兵相救，否则会引祸上身。魏王则认为魏国与韩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最终决定救援韩国。结果正如昭忌所言，秦国转而进攻魏国。在这种情况下昭忌受命面见秦王劝解秦王退兵。昭忌认为：“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离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韩之管，国危矣，未卒而移兵于梁，合天下之从，无精于此者矣。以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为王计者，不如齐赵，秦已制赵，则燕不敢不事秦，荆、齐不能独从。天下争敌于秦，则弱矣。”[1]（p897）其给出的理由是秦国应该征服赵国，震慑燕国，从而破坏其他国家进行合纵对抗秦国。秦王认为有道理，因而停止攻魏。在这里，昭忌的计谋很有效，既成功解除了魏国的危险，又避免了秦国再度攻击韩国。但这里也有一个缺点，即秦国如果按昭忌所言进攻赵国，对魏国未必真的有利。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魏国在赵国和韩国中间，赵国在北，韩国在南，实际上祸水北引对于魏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其次，提示秦国破坏合纵很显然更不是明智之举，后患无穷。因此，将战祸引向赵国只是昭忌的折中之举，虽未直接对韩国和魏国造成损害，但间接地影响了对峙局面，为打破各国间的力量平衡埋下了隐患。所以，虽然有些计谋有效，但乃无奈之举。《战国策》之中与之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了一点，有些看似巧妙的计谋实际上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尽管谋士们思维超群，但未必能真正力挽狂澜，诸侯国的硬实力在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折中策略与个人利益
《战国策》中记录了政治、外交、军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游说策略，各家策士们为了求名求利，奔走各国，纵横捭阖，在各国间摇摆不定，忽而支持合纵忽而力挺连横，或主导背盟弃约或主张罢兵联合，说到底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例如“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1]（p1197）等。
既然出发点是个人名利，那么在制定策略的时候，自身利益必将被排在第一位，至于所效力的诸侯国利益当然可以置后。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往往可以妥协甚至交易，对于各家策士们来说，策略的终极目标是从中获利并且完美抽身，自保得利，因此采取均不得罪的折中策略对于策士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战国策·东周策》中的《东周欲为稻》篇即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东周在西周以东，居河下游，位于上游的西周能够控制水源，限制了东周种稻。苏子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求水。苏子对西周君说：“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1]（p9）西周君觉得有道理，遂放水。
具体分析苏子的理由。首先，苏子认为没有水，东周便只能种需水量少的麦子。其次，苏子站在西周君的立场上，怂恿西周牵制东周，放水淹东周的麦子。再次，待东周改种水稻并收获之后，再抢夺东周的水稻。这一过程确实是符合逻辑的，因此西周君才会同意。从思辨上来看，这种解决方式对于东周获得水源大有裨益，同时对西周来讲可以毁坏东周的麦子、抢夺东周水稻。因此可以看出，苏子的计谋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牺牲了东周的利益，这是折中策略。这一策略对东周和西周来讲都是双刃剑，虽然得利，但各存隐患。从原文来看，东周是否已经开始种麦还未得而知，从苏子的口中可以肯定东周已经开始种麦了，因为苏子曰“今其民皆种麦”，但这是否是苏子的谎言很难判断。所以如果东周确已开始种麦，那么这一部分必然会遭到损失，虽然得到了水，但损失了已种的麦，而且改种水稻之后，还很有可能在日后遭到西周的攻击。同样，如果东周根本没有种麦，西周君没有发现问题则罢，一旦发现问题，必然会全力筹备夺取收获后的水稻。所以，这一计策实际上只是从苏子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对于之后东周及西周的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总之，苏子的策略折中了东周与西周的各自利益，使双方既有所得又有所失，而最终的结果是“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1]（p9）在这场博弈中，苏子没有得罪任何一方，反而是受到奖赏全身而退。
因此，在思想流派错综复杂的战国时期，众策士的首要任务是自我谋利，将讲求时效和策略的立竿见影。通常情况下，快速地解决纷争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暴力手段，通过硬碰硬的战争解决问题；另外一种则是双方互相妥协，各自让步，否则只能陷入僵持与拉锯之中。持久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来说基本是最不好的结果，因为战国时期时局动荡，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时常发生，尤其是一些小的诸侯势力更是朝不保夕，所以没有更多时间去检验一个长期的策略是否有效。所以众策士们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策略奏效，要么发动战争，动态地解决问题；要么采取折中的手段，温和地解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策士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就不足为奇了。而采取折中的策略相比于发动战争更有优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出谋划策的策士们就不得不坚守一方的利益，毫无退路可言，不成功则失败；而采取折中的手段却能两面获利，进退有余。故而，折中策略的选择与策士们的个人利益是分不开的。
三、结语
仔细体味《战国策》中策士们的为人处世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其实策士们并非如我们一贯理解的那样总是“智慧超群”，更多的是在时局压迫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在身家性命、功名利禄至上的社会环境里，折中往往是最有效的处事方式，这和儒家的中庸观念相类似，但又存在差异。儒家的中庸思想主张温和，强调处事的过程，而《战国策》所反映的折中观念则更注重结果，过程则有可能极端且激烈。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郭丹.左传国策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齐齐哈尔市；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6；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52 — 02
一、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述
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也是黑龙江西部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商贸和交通的中心，是国家最早兴建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截至2011年底，齐齐哈尔市新兴产业企业数70个，新兴产业增加值107.0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3.6% 。〔1〕目前，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况可总结如下：
1.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不断完善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从全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依托装备工业优势，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齐齐哈尔市各职能部门把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工作重点。2011年2月，齐齐哈尔市出台《齐齐哈尔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指出，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着力培育“三新”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环保产业。
2.龙头企业带头作用显著
齐齐哈尔市正在打造黑龙江省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其中于2010年8月开工建设的龙华汽车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是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的重要举措，该项目总投资21亿元。2012年7月，园区内生产的首批8-12米电气混合动力城市客车、CNG城市客车、太阳能电混合城市客车三个车型正式下线。随着该项目的不断拓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可极大带动汽车电子、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相关产业发展，预计关联产业增加值可达100亿元以上，利税达15亿元以上，增加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并将带动车身制造、电池系统设计制造、汽车底盘、转向系统等汽车配套产业，形成区域性新能源汽车制造与研发中心，推动齐齐哈尔传统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3.优势项目发展迅猛
齐齐哈尔市以项目建设为牵动，加快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收效显著。以风电项目为例，“十二五”时期，为了集聚和规模发展风电项目，齐齐哈尔市谋划了24个风电项目及国华风电百万千瓦基地项目。装机容量为50兆瓦的国华富裕风电场项目运行状况良好，年发电量达1亿千瓦时。
二、齐齐哈尔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地调研分析
本项目利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3家新能源企业、12家新材料企业、3家新型环保产业企业、27家生物产业企业和25家现代装备制造企业。发放调研问卷70份，回收有效问卷56份，样本具有代表性，数据真实。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尚有加强与改进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尚需完善
2011年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生产总值351.1亿元，占齐齐哈尔市工业生产总值的3.3%。另外，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分布在生物类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比重超过75%，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如图1所示）。总体而言，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对经济发展贡献份额不高，对结构优化、提升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显。
2.人才瓶颈有待突破
通过调查统计，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人才基本情况如表1。其中，现代装备制造业、生物类产业、新能源产业拥有初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所占比例分别为：16.94%、26.86%和5.68%；新能源、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业、新型环保产业中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均低于10%；这五个新兴产业企业中硕士以上学历员工所占比例均不足1%，高级以上技工所占比例均低于5%。可见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人才层次结构失衡，缺乏所需高端人才，并且员工整体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民企的创新投入仍需加强
调研数据显示，在创新投入上民企与国企相差甚远。同一行业，国企与民企的R&D投入相差三倍有余；不同的行业中，除新材料行业外，其他的行业均与发达国家或地区3%-5%的研发投入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从民营企业自身来看，其规模相对较小，积累能力有限，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对民企的冲击更为剧烈，企业会被迫选择牺牲长期发展的各种短期行为。二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通过调研得知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具有较高创新激情并为之努力，但是政策歧视、体制约束、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瓶颈使得中小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弱势，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均较高，导致企业无力进行创新研发及核心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的战略研究，即便是进行研发也只是在一些低端技术领域，导致企业缺乏竞争力，陷入恶性循环中。依据惯例，当R&D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小于1%时，企业生存的可能性极小。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78.57%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R&D投入不足将会制约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发展。
4.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齐齐哈尔市共有普通高校4所，科技人员12万人，各类科研机构104个。根据调查问卷的整理分析，有49%的企业与科研机构有合作但很少，10%的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以生物类产业为例，仅有2家企业与4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非常密切。产学研合作不紧密，资源未进行有效利用，创新成果较低。
5.创新产出效益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备的前瞻性技术储备现今还面临着“技术租借”制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较少。在专利的授权率方面：生物产业专利申请量为19项，授权13项，通过率为68.42%；现代装备制造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为60项，授权为44项，通过率73.33%。在专利申请方面，以实用新型居多，二次开发为主。原创性发明比重较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申请较少，科技创新产出尚需加强。
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额是衡量创新产出效益的经济指标之一。2012年5月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总额累计2213.6亿美元，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总额为5831.75万美元， 占出口额比例仅为0.26%，且强势品牌较少，国际竞争力弱。因此，齐齐哈尔市新兴产业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再将创新产出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仍需提升。
6.融资渠道尚待拓宽
调查样本统计显示只有2家是上市公司，其余的企业很难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直接融资，并且由于缺乏资产抵押，这些企业很难从金融机构处获得资金，而民间借贷融资成本较高且融资风险大，满足不了企业大量的资金需求，有超半数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营运资金紧张。
三、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策
1.强化政策性支持引导，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激励扶持与市场需求，因此应该尽快完善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性引导，强化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秉承如下原则：（1）普惠性原则。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只聚焦于规模较大的国企，应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扶持。（2）资源整合原则。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强产业间的协作为目标，加强科技资源的整合和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并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与信息等服务，优化产业结构，使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最终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系统。
2.拓宽融资渠道建设，发展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1）应建立和健全投融资担保体系和风险投资机制，对符合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战略性新兴企业给予信贷支持，支持企业以专利技术为担保向银行贷款。（2）要发挥现有财政专项资金作用，引导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和各类社会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3）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或通过发行公司债券融资，发挥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4）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引导资金，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市场培育、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等。〔2〕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解决高端人才稀缺的人才层次结构问题，需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从内部发力，通过多种教育模式结合科研实践，培养各类专业人才。（2）加强吸引外部优秀人才的投入力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并购外部优秀研发机构。〔3〕（3）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升资源整合能力。政府应大力提倡组织建立产学研联合开发团队，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合作，并为产学研联合提供政策保障与公共服务。优化人才培养与引进的软环境，可采取校地合作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人才的模式。
4.提倡对外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
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市地域优势，强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吸引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的进入。通过跨区域互动协作，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大产品知名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提高经济收益，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4〕
5.关注创新产出，注意风险规避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风险高，在创新决策时，除要适度关注预期产出效益外，还要规避投资风险。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小型民营企业较多，因此更应该关注风险问题，可以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发展逐步壮大。
〔参 考 文 献〕
〔1〕齐齐哈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EB/OL〕.齐齐哈尔市政府网站，http：///News_showNews.action？messagekey=42792.2012-7-26
〔2〕路正南，宋慧娟. 基于SWOT分析的镇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2，（16）：34-38.
摘要：公共关系学在各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关系的运用更是当代成功人士所具备的基本能力，这门学科在我国形成较晚，然而早在战国时期，却已被士人所掌握。《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公关游说之辞。这些策士在向统治者游说时，非常讲究公关语言艺术，他们的语言表现出多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善用“集束论据”。震撼力强；夸饰铺陈，辞藻华丽；连续发问，气势逼人；针锋相对，语言犀利；巧设寓言，善用比喻等。因而他们的公关语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值得当代公关人士学习。
关键词：战国策 策士 公关语言艺术
“公共关系”源于英语“Public Rela―tions”，在中国大陆最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进入中国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容小觑。公共关系的运用更是当代成功人士所具备的基本能力。虽然这门学科在我国形成较晚，然而早在战国时期，却已被士人所掌握。《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游说之辞。这些策士在向统治者游说时，非常讲究公关语言艺术，他们的语言表现出多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善用“集束论据”，震撼力强；夸饰铺陈，辞藻华丽；连续发问，气势逼人；针锋相对，语言犀利；巧设寓言，善用比喻等。因而他们的公关语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值得当代公关人士学习。
《战国策》就是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者谋议论辩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的一部著作。该作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它出色描绘了那些策士的谈话，即现在公共关系学所说的公关语言。策士们能够揣摩统治者的心理和掌握统治者的思想感情，能在统治者趾高气扬时，一席话说得他们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也能在统治者一筹莫展时。三言两语，令他们兴高采烈茅塞顿开。虽然策士们在政治上大都“朝秦暮楚”，没有什么固定原则，但在当时群雄并起的特殊时代，却是无可非议，“士为知己者用”则是非常可贵的。从公关语言本身的艺术价值来说，他们的言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前人都给了极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称赞说“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雄兵”。王觉在《题(战国策)》中称“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战国策》广泛地记载了当时各国的政治斗争。许多地方比较精细地刻画了人物的精神状态，描绘了一些人情世态，记下了当时一些谋臣策士的“公关”词锋，记下了一些有识之人士对于政治的长篇见解。它的“公关”语言艺术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善用集束论据，震撼力强；第二，夸饰铺陈，辞藻华丽；第三，连续发问，气势逼人；第四，针锋相对，语言犀利；第五，巧设寓言，善用比喻。
一、善用集束论据，震撼力强
策士们在“公关”时，为了使对方采纳自己的建议，非常注重自己的论辩方式，他们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在论据选择上往往尽量使用集束论据。所谓集束论据是指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论据集中在一起，论证同一论点，以便使其论证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如《蔡泽见逐于赵》(秦策三)中，蔡泽被赵国驱逐，他听说蔡相应侯范雎任用郑安平、王稽，可后来两人都犯了重罪，范雎深感惭愧，感觉有机可乘，便决定西行人秦，其意在于争夺相位。在与范雎的论辩过程中，蔡泽说：
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晋惑乱。是有忠臣孝子，国家灭乱。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
蔡泽为了说服范雎“功成身退”而自己为相，连续用了三个事实论据，构成集束论据。这三个论据“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晋惑乱。”寥寥的二十一个字，短小精悍，论证充分，说得“应侯称善”!在后面的论辩中，蔡泽又列举齐桓公、吴王夫差等君主的例子，以论证至盛则反的道理，继而又以人臣为例，商鞅“功已成遂以车裂”，白起“功已成矣，刺死于杜邮”，吴起“功以成矣，卒支解”，大夫文种功高权重而终致杀身。“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祸至于此。”唯独范蠡深知“功成身退”之理，他唯恐祸及自身，功成名就后，毅然隐退，“超然避世，长为陶朱”。此处。蔡泽以商鞅等人为例。同样运用集束论据，说明范雎是该“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如不及时退去恐怕结局一如商鞅、白起、吴起、文种!蔡泽的这番说辞，论据充分，论证得力，又能使范雎倍感危险，非听不可。范雎唯有称“善”，将蔡泽奉为上宾。不几日，范雎就向秦昭王举荐蔡泽，并且称病辞官，请归相印。
二、夸饰铺陈，辞藻华丽
“所谓铺陈，就是把事物的有关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到陈述。夸饰，就是把事物的某种属性故意言过其实地夸大强调。”。《战国策》中策士谋臣的公关语言，动辄东西南北、山川形胜、天下古今、利甲精兵、人情风物，大笔挥洒。如《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苏秦说：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痰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杀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这段说辞甚是铺张，并且综合运用夸张、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把齐国的地理、物产、人力等各方面优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声调铿锵，气势贯通，形象生动，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再如《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游说秦惠王曰：
天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圊。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接下来苏秦又以神农、黄帝、尧、舜、禹等说明应该以征战来兼并诸侯、一统天下。这段说辞同样言辞夸张、辞藻华丽，与《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的说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连续发问，气势逼人
这种语言艺术的运用，有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够掌握发话权，造成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对方无暇思索，只能被动地回答问题，而提问方则能抓住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如《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燕策一)中，有人对燕王说：“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苏秦从齐国归来，燕王竟然不给他预备住处。苏秦为了反驳别人对他的中伤，对燕王说道：
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 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选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
这样一连串的发问层层推进、步步加深，那些中伤、指责当然就被有力地驳斥，燕王无可奈何，不得不说：“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四、针锋相对，语言犀利
针锋相对就是对对方提出的观点毫不回避和退让，而是予以正面的反击，树立自己的观点。在《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中，着重写了鲁仲连和辛垣衍的辩论。秦围赵国都城邯郸，兵势强盛。魏国怀着恐惧心理，派辛垣衍到赵国，劝赵国尊秦为帝，以免遭灭国之灾，这时鲁仲连正在邯郸。他极力反对这种投降媚敌的行为，找到赵相平原君，要和辛垣衍辩论。在两人的论辩过程中，辛垣衍处处小心，时时防守；鲁仲连却千方百计以理说服他。以利害关系打动他，可谓语言犀利，感情充沛，其中有许多话都是短兵相接，如：
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
鲁仲连曰：“然粱之比于秦若仆耶?”
辛垣衍曰：“然。”
鲁仲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快然不悦目：“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在鲁仲连的辩难和指责下，被迫暴露了他那种甘心在强敌面前屈服的畏葸心理，他直截了当地把秦比作主人，而把魏国比作奴仆。鲁仲连听到这番话当然极为气愤，狠狠地刺了他一句：“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此话一出，辛垣衍大吃一惊。说你鲁仲连说话也太过分了，凭什么让“秦王烹醢梁王”呢?鲁仲连就从容地根据历史事实来解释，说帝王有权力烹醢他的臣属。最后他说：
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粱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这些利害关系说出来后，辛垣衍也不得不“再拜”谢服，并表示“不敢复言帝秦”。
五、巧设寓言，善用比喻
战国时期，君策士们公关的对象多为庸主暴君，为了免予灾祸。有时候须曲折隐晦，那么寓言就成为一大技巧，当然也成为策士语言的一大特色。如郭隗为向燕昭王献策，告诉他如何招揽人才，用了“渭人买马”的寓言(《燕策一》)；魏加为了告诫君主在选拔人才时要“慧眼识英雄”，不能有眼无珠，错把庸才当将才，用了“惊弓之乌”的寓言(《楚策四》)；苏代为了劝赵惠王不要攻打燕国，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燕策二》)，说得赵王“称善”，最终没有出兵；李梁用“南辕北辙”(《魏策四》)的寓言，来劝阻魏国攻打赵国邯郸；陈轸用“画蛇添足”(《齐策二》的寓言，来劝阻楚将昭阳乘战胜魏国之威去伐齐国，说动了昭阳，使他“解兵而去”，等等。这些寓言大都比附现实，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连，而且即事编撰，新颖独特，别出心裁，而策士们运用自如，信手拈来，表现力相当强。
《战国策》于寓言之外，还多用比喻，而且所用比喻甚是新奇。《庄辛谓楚襄王》(《楚策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庄辛曾经对楚襄王说：“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荤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危矣。”可襄王不听，反说庄辛“老悖”。不久，秦国来攻，果然一举攻占了鄢、郢等地，楚王流亡到城阳，把庄辛请来向他求教，庄辛以四个比喻回答了他，即：蜻蜓“自以为无患”而被“公子”所黏捕，黄雀“自以为无患”而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自以为无患”而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圣侯因放荡逸乐而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这四个比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构思新颖，说理充分，楚襄王听后不禁“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执圭而授之”，封庄辛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又如《秦策一》中“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用蛇来比喻苏秦之嫂看到苏秦飞黄腾达之后的恐惧，《齐策三》中“土偶与桃偶相语”，作者抓住了土偶与桃偶遇水后一个归于本土、一个漂泊四方不知所归的不同下场，来比喻不同的人，说明人要坚定不能忘本之意。总之，利用比喻来说明事理非常生动形象、深刻精辟，说服力自然很强。
关键词：战国形势；中山国；外交；兴衰
中图分类号：K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战国前的中山国概况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由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量。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吞并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根据《左传》等文献，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
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其后，晋国又灭亡了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
二、中山失助而亡
进入战国中期，赵国要向北方扩张领土，处于赵国“腹心”，给赵国造成隐患的中山国无疑是赵国的首选。此时的中山国外交失误，国力衰退，赵国灭中山的时机趋于成熟。赵国在发动灭亡中山的战争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出巡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修筑了望台以观察中山国周边的动态。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赵国迎秦公子于燕，送回秦国，立为秦昭王，采用“结秦连宋之交”的策略，秦赵结成同盟，使秦国在赵灭中山时保持中立。[2]（P130）与中山国孤立的外交环境不同，赵国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动灭亡中山战争的国际形势，而且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在发动战争前，赵武灵王又派李观察中山国国情，此时的中山国已显出衰败之象。[4]（P168）
齐国与中山国本是传统盟国，也是齐国制约赵国的重要力量，但在“五国相王”之后，两国的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了。但齐国还是不愿看到赵国占领中山，以破坏齐赵之间的力量平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却有“齐佐赵灭中山”的记载。在赵国进攻中山时，齐国刚结束对楚战争也是无力干涉，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然而齐国为了自身利益，牺牲了中山以换取赵国的中立。公元前296年，齐、魏、韩在迫使秦国还地求和后，开始征伐亲近秦国的燕国，爆发了齐燕权之战。赵国灭掉并占领了中山国，齐国也打败了燕国。齐佐赵灭中山是指赵国采取中立政策，没有助燕击齐，齐是以赵可以兼并中山为交换条件的。[2]（P140-150）
《战国策・赵策》和《史记・赵世家》均记载“楚久伐而中山亡”。在《大事记》中“中山恃魏，楚魏久连兵，中山失助而亡”的记载更加清晰。中山国对于魏国来说是牵制赵国的重要力量，而魏国对赵国进攻中山却没有进行阻止，因为此时的魏国正陷于连年战争之中。在当时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战斗形势下，韩魏两国地处中原，介于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必须争取联合的对象，因而经常随着合纵、连横形式的变化而改变联合关系，韩魏不是“连横”于秦，就是“合纵”于齐。实力已经衰退的魏国，在时断时续的战争中不断被被削弱，以至在公元前300年，赵国对中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时魏国已经没有余力干涉赵灭中山的行动。
《战国策・燕策》还有“秦伐韩而中山亡”的说法，指的是公元前308年到前301年的秦伐韩。公元前310年秦武公继位，秦国由南伐楚改为东伐韩，公元前308年，开始了对韩魏的战争。魏国在结束了对楚战争后，又与秦国打了八年，连年的战争一定会削弱魏国的国力。秦国楚国接连束缚住了魏国的手脚，牵制了魏国的力量，给赵国进攻中山并灭亡中山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客观上导致中山国的灭亡。
三、中山国外交失策同国家灭亡之间的关系
中山国的外交政策有一个弱点，就是树敌太多，缺乏长期战略的考虑，与临近国家结下仇怨，结果在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致当赵国兴兵讨伐中山时，齐、魏、燕等国都没有出兵干预，使中山人的保家卫国之战，陷于一种无人援助的尴尬窘境。
中山国南连赵国，北临燕国，东接齐国。他与齐国自马陵之战后成为盟国，历史上也长期交好，晋国六卿内乱时，中山就站在齐国一边支持范、中行氏；齐国乘子之之乱兴师灭燕时，中山也恃齐伐燕。中山与齐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是中山参与“五国相王”的活动。齐国因耻于和中山一同称王，一度准备讨伐中山。中山与赵国是世仇，屡屡发生领土城邑的争议，多次兵戎相见相见。赵国对中山的心态是灭之而后快，中山对赵国的心态是防范大敌。中山与魏国的关系很微妙，从中山复国至亡国的80余年中（前381――前296年），中山与魏国间没有发生冲突，一方面是因为魏国的国力衰退。从当时两国的情势看，魏封中山的结束，大约是因为赵国迁都邯郸切断了魏国北通中原山之路所致，中山复国并不意味着是驱逐魏国统治者而复兴，是趁魏封中山不能继续的历史机遇而复兴。中山的复国，对魏国来说固然是失去了一块分封之地，但中山在赵国腹地的存在，却是对赵国的牵制，对魏国是有利的。赵灭中山时，魏国正南与楚国、西与秦国交战，无暇顾及中山国，中山也就失去从为国得到援助的机会，而赵国正是利用了中山外交失助的时机而大举进兵的。外交失助成为中山亡国的重要原因。[1]（P192）
综观中山国从二次复国到最终灭亡，在关系错综复杂的战国时代，中山国不是一个可以和战国七雄相抗衡的的国家。之所以能有作为，其在列国中的制约作用是重要的生存砝码。在复国早期利用了大国间时分时合的关系，才能在大国攻伐间得以立足；依附于齐也是一种有效地生存策略；但“五国相王”之后，中山的外交政策出现问题，只得到王的虚号，戏耍各国的行径也为各国所唾弃，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被赵国所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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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建国与其霸业
战国时代，诸侯数量锐减，而大国数量增加为七个。过去晋楚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各大国再次开始鏖战，从而将中国历史推向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数大国也都经历了崛起和衰落。这段历史再次雄辩地证明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论断：好景从来不长久。
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是三家分晋之后形成的魏国，史学家称魏文侯“英敏而有才略”。魏霸中原时期，起于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止于周显王15年（前354年），前后共历50年，其中魏文侯主政38年，志在继承晋国先世之霸业，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东制齐楚，西抑强秦，以控制中原为图；内修政治、外和韩赵。魏文侯在内政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用人，当世之人才吴起、卜子夏、田子方、李俚等皆倾心投奔。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魏的外交方略。三家分晋后，中原大乱，秦、齐、楚必然蠢蠢欲动。魏国继承了晋在战略上最重要的部分，即三河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到：“昔唐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因此，战国初期，魏国霸业首先在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这与春秋初期，郑庄公亦因其地利而成为春秋时期一个“小霸”有相似之处。
魏文侯的对外政策也颇有价值，如果想要抵抗三大强国，仅靠魏一家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团结三晋，才有可能稳定住局面。在当时韩赵两国曾经有不睦之事，韩谋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拒之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及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亦同样加以拒绝。韩赵两国初以借师不遂，皆怒魏，后双方皆感于魏之亲己，遂皆朝于文侯。因此在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家形成同盟，而齐秦楚各自为战，孰强孰弱就很明显了。
但是文侯终有一死，与春秋时期的多数霸主一样，霸业止于霸主的寿命。其子武侯乃至其孙惠王，不仅良言不用，因谗言而弃用吴起这样的绝世之才，更开始图谋韩赵，以至三晋同盟破裂。魏由盛转衰。
田齐之兴起与齐霸中原
齐在东方始终是泱泱大国，尽管屡遭变乱，但在战国时期仍然举足轻重于中原。梁启超先生曾评价道：“齐自春秋以来，即为大国，席山海之利，厉工商之业……入战国后，以远在海东，不惧兵革之苦，故齐之繁荣，莫与京焉。”田氏五世相齐，至田和终于篡齐，此事发生在三家分晋13年之后。田和篡齐之后，很快便向四面扩张，西伐魏、南侵鲁、再伐宋、北伐燕。公元前379年，齐威王立，这位与楚庄王同样一鸣惊人的诸侯也书写了一段传奇。而齐国霸业则自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后直到前285年燕乐毅破齐之战止，前后共历57年。
齐威王初即位，与楚庄王一样不理政事，随后齐民动乱、三晋及鲁卫益相侵凌，内忧外患频至。直到继位十年之后，他才开始整饬吏治，肃立纪纲，明定赏罚，民心为之一振。对外则起兵伐赵卫夺回齐长城；击败魏国，后者割地以求和。齐威王时期，兼有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臣辅佐，故齐复强盛，中原呈现齐魏双足鼎立之势。
魏惠王放弃文侯联赵和韩之策，遂使得三晋自乱。公元前355年，惠王以为通过春秋时期那样的简单会盟便可以稳住其他诸侯，展开自己的扩张策略，先后会韩昭侯、齐威王和秦孝公，公元前354年，魏大将军庞涓伐赵，围攻赵都邯郸。赵只得求援于齐，威王发兵，遂有围魏救赵的典故。最终双方决战于桂陵，齐大胜魏惨败。此后魏由于其战略的重要以及自身改变现状政策的实施而四处树敌，秦胁其西、齐威其东、赵踞于北、韩强于南，形势颇为危殆。魏惠王只得先安抚秦赵，集中精力对付相对弱小的韩。
桂陵之战13年后，魏惠王伐韩，韩求救于齐。孙膑献策道：“夫赵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敝，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显然，孙膑之策就是坐观韩魏血腥厮杀，然后韩必以日后听命于齐的代价换取自己免遭亡国，而且届时齐国也可坐收魏军疲劳之利。在具体作战过程中，孙膑以减灶之法迷惑庞涓，最终在马陵一战而胜。随后，秦、齐、赵各趁机迫使魏国割地，后者从此一蹶不振。齐国地理位置与秦类似，经此两战后始终为战国强国，但终为秦所破。
秦孝公之图强与商鞅变法
秦国在春秋时期屡遭晋国所阻，即便强如秦穆公时期，也始终无法逾越晋国的中原霸政。秦孝公21岁即位，此时韩赵魏三国自相攻伐，但是魏国霸业仍未完全衰退；齐则是威王主政，日臻强盛；楚国自吴起离魏适楚，也终于摆脱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之苦，开始尝试进取中原。当此时，各国均开始改革弊政，李俚卜子夏田子方为魏国变法，吴起为楚变法，申不害为韩变法，武灵王为赵变法，商鞅为秦变法。其中，以商鞅之变法最为彻底，组织最为严密，故秦兵最强，最后终于统一中国。
商鞅的政治思想源于法家，也深受管仲等人的影响。其核心内容首先是重农，商鞅认为，农者寡而游食者者众，则其国贫危。凡治国者，患民散而不可抟也；其次是重战，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于战者王；最后是重刑，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则无刑矣。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元年，商鞅变法开始付诸实施。当时所有秦民及诸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加以反对，商鞅驳斥之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做法，愚者制焉……。”商鞅这种革命性的言论虽遭众议反对，但终为英明君主孝公所采用。商鞅变法奖励生产以富财源，成为秦国经济强大的基础；制定了新的兵役制度，使得秦国兵勇在当时诸国中以最高效率进行征召，从而能够支持孝公及其后世的南征北战；划分整治区域建立县治，任人惟才，这也成为日后两千年里中央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土地，废井田，开阡陌，并制定赋税之法。于是，曾经导致周分裂为春秋的那种经济制度终于被秦首先废除。秦国土地经济力量均集中在国家君主手中，而非各级封建主所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制与赋税集中制之创始；统一秦国度量衡，以利施政与商业，使秦之政治经济制度趋于统一。
商鞅变法之后，秦利用周边各国相互征伐之机休养生息，富国强兵。尽管商鞅在孝公殁后因秦贵族的愤怒而死于车裂，但是他所开创的这个时代的车轮已经无法停顿。不久之后，秦便开始了统一之路。
启 示
关键词：江乙；昭奚恤；仕楚；离间；兼相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9?03
一、江乙使楚仕楚的年代
江乙又作江尹，始见于《战国策・楚策一》，其事迹以诽谤楚国令尹昭奚恤为主。江乙在《楚策一・江乙恶昭奚恤章》中说：“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以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据《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楚策一・邯郸之难章》等文记载，江乙所谓“邯郸之难”指魏惠王十八年（前353年）魏伐邯郸之战。又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引《竹书纪年》：“（魏惠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①那么，《楚策一・江乙为魏使于楚章》中江乙使楚的记载，应与魏楚媾和有关，或可视作魏国同意楚国求成的回访，具体时间当在魏惠王十八年或次年。
此外，宋鲍彪《战国策注》卷五曰：“（江）乙，魏人，时居魏，后乃仕楚。故其语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关于江乙是否为魏人，元代吴师道有异议：“据居魏语以为魏人，未知果不？”江乙的国别无据可证，但鲍彪所谓“后乃仕楚”则为实情，其证有二：一是《江乙恶昭奚恤章》中，江乙曰“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若江乙此时尚为魏使，昭奚恤完全没理由多次阻拦外国使者觐见楚王；二是《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章》中，楚宣王问于群臣，惟江乙有所对，说明此时江乙已为楚臣。结合《楚策一》数章文字可知，江乙使楚和仕楚在时间上紧密相承，应在魏惠王十八年或次年。
《江乙为魏使于楚章》中，江乙初见楚王便抨击：“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皆曰‘无有’，如出一口。”文中的“州侯”在先秦典籍中略有记载，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顷襄王曰章》：“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又如，《荀子・臣道》“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再如，《韩非子・内储说下》“与州侯之一言”，“州侯相荆，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上述典籍所载“州侯”实为两人，一在楚宣王时，一在楚顷襄王时。楚宣王时期的“州侯”即为昭奚恤，其证如下：一是秦简《大事记》载昭奚恤相楚于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资治通鉴》卷二则系之于周显王十六年，至江乙使楚时，昭奚恤已相楚，而《楚策一》中江乙攻击的对象只有昭奚恤一人，那么江乙初见楚王时所说的“州侯”必为昭奚恤。二是《战国策・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章》：“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其中的“群臣莫对”与《楚策一・江乙为魏使于楚章》及《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的记载②，完全吻合。至于庄辛所说的“州侯”，“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正与荀子所谓“态臣”相符，即“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 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那么，被荀子视为态臣的“州侯”与庄辛所云必同为一人。③荀子所言“州侯”不可能为昭奚恤，因为后者“贵甚矣而主断”，近乎荀子所谓的篡臣，“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荀子・臣道》）。另外，《战国策》又明言庄辛与楚顷襄王谈及“州侯”，上至楚宣王相隔威、怀两代，其间相距至少四五十年。至楚顷襄王时，昭奚恤必不在人世，不可能再为“州 侯”。④
昭奚恤被封为州侯，又高居令尹之职，在楚国可谓权倾一时。就常理而言，江乙出仕楚国，即便不逢迎权贵，也没必要得罪巨室。然而，据《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邯郸之难”、“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江乙恶昭奚恤”、“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江乙为魏使于楚”等章记载，江乙对昭奚恤的诋毁，可谓不遗余力。刘向《列女传》卷六有“楚江乙母”条，记载楚大夫江乙因王宫失窃而遭令尹罢官。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三亦载此事，并以楚令尹为昭奚恤。清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二十八则认定：“江乙宣王时人，即恶昭奚恤者。”如果江乙因私怨报复昭奚恤，似乎可以理解。然而，《列女传》却明言江乙“（楚）恭王之时”。对此，清马《绎史》卷一百七曰：“楚恭王乃宣王之远祖也，此非别有江乙，则记载之误。”⑤若《列女传》将宣王误作恭王，江乙因私仇诟谤昭奚恤，完全可以理解。但《韩非 子・内储说上》：“江乙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江乙询问楚国风俗完全是外人的口吻，若为郢大夫，则不必如此。可知，楚恭王时江乙或另有其人，或出于《列女传》虚构。那么，江乙诋毁昭奚恤亦当另有原因，这就必须从魏国的时局说起。
二、江乙仕楚开纵横家兼相之先河
关键词：尚武精神；东周；文化实质；缘由
公元前771年，尊崇礼乐的西周王朝灭于犬戎族。次年，平王都洛邑，自此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东周。与镐京的西周王朝崇礼乐、重尊卑不同，东周社会随着王室渐弱而来的是礼制的坏乱和征伐的无度。尚武精神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度兴盛，并经数百年之流变和演化，最终固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尤待后学细查。
近年来，学界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张艳萍认为，此时期的“崇尚武功乃紧承西周而来”，指出“在旧的社会秩序渐被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最能解决问题的是武力，尚武之风因之必然盛行”。之后，付豪从国家战争的需要、国君的大力提倡、经济因素的发展、远古尚武风气的遗留等方面初步分析了其盛行的原因。其他一些学者在论述某一地域或者某一民族的尚武精神之时，对此兼有涉及。但总体看来，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尚不够精审。笔者不揣冒昧，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周社会尚武精神兴盛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略作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兴盛
自古以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存在“文治武功”一说。人们业已习惯于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先秦时代，在中华先民独特的社会生活中，习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据《周礼·大司马》记载：春天，管理官吏挥舞旗帜召集乡民，在田野练习布阵和战法，了解击鼓鸣金等军事号令的含义；夏季，乡民们铺草宿营野外，进行夜战训练，并识别战地；秋天，乡民们练习出兵行军，辨明军队中各种旗帜、战器的用途；入冬，进行全面的检阅，且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每隔三年，则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练习。像这样的举动周而复始地进行，久而久之便成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内容。“四时讲武，三年大习”，透露出先民习武生活方式的信息。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茔外以罚之”，因为“无勇”是最为人所鄙视的品格。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形成了对勇武的崇拜和宗教式的狂热。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桀俊”都跟“形貌壮大”的勇武之士有关，足见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中华先民，在先秦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已融入先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中华先民的尚武情怀在夏、商、西周时期受到了官方的礼乐文化的冲击，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随着政治分裂和礼崩乐坏再度兴盛起来，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特殊历史时期尚武精神兴盛缘由
夏朝尚忠、殷商崇巫、西周重礼，绵延千余年的夏商周三代向素以礼乐之邦自居，礼乐文化居于官方正统地位，基于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在此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礼乐文化的严重冲击。但是，尚武精神却又在礼乐文化最为兴盛的西周王朝之后再度兴盛，中经数百年之流变、演化，最终固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沿承了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情怀，而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此时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众心理因素。
（一）地理环境
特定的地理环境为东周社会普遍崇尚武勇提供了独有的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压力”来解释某种文化的发展。指出：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压力过大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呈现衰落或停留在边缘地带上，难于发展；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压力过小时，压力容易克服，文化也不易成长，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呈现衰落或停留在边缘地带；第三种情况是当有足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压力，但压力不足以压倒这个民族时，文化就进入空前的发展期。这就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用这一理论解释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兴盛，也是行得通的。
以秦国为例，东周时期的秦地先民历来被称为是中华民族尚武之典范。其实，秦人尚武是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相关联的。“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早期处于西陲，频繁与戎狄接触。周王朝为了巩固边境，发展生产，便支持秦人与戎狄斗争。与戎狄相处，相互斗争、融合的历史环境，迫使秦人重视武力，不然就无法生存。《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四年，使秦仲伐西戎。”周宣王时在镐京召见庄公，“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不其簋铭文》详细记载了庄公破西戎之事。它充分显示了秦人勇猛尚武和轻生忘死的拼搏精神。襄公时“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而且因为“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被封为诸侯。到了秦文公时“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当初平王予秦岐西之地实际是一纸空文。能否完全占有岐西地，取决于与戎狄斗争的结果。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为此进行了历时两代的战争，终于打败戎狄，占据了以岐丰为中心的广阔地带，为后来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
综观秦的历史，就是一部秦民与戎狄的斗争史。秦之所以能由一个居西陲的落后部族，迅速发展壮大，并最终兼并六国，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同戎狄部落的长期战争。因为在秦人同戎狄部落长期作战的过程中，秦地人民崇尚武勇的观念逐步定型，正是这种崇尚武勇、轻生忘死的精神品质促使秦国不断发展壮大。可见，秦地先民由于受“偏居西垂”的特定地理环境制约，渐形成了崇尚武勇、轻生忘死的社会风习。东周时期类似于秦国，受特定地理环境影响而崇尚武勇的国家不属少数，如东临大海的齐国、楚国、偏居东南的吴国和越国等。
（二）军事战争
东周时期战争极其频繁，诸侯国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诸侯的臣属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可计数。仅其前期就有四百余次战争，翦伯赞的《先秦史》对此言之甚详：据《春秋》所记，在二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入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记。后期更是战事频频。
在这些争霸兼并战争中，大的吞并小的，强者覆灭弱者。《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此外，楚、鲁、卫、宋
、郑、吴、越等国，皆以兼并而大。与此同时一些小国则相继灭亡，故周初八百国至春秋中叶仅存几十国，至战国中后期仅余七个大国，天下大局遂归结为“五霸继起”与“七雄争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东周各国不断增强其军事实力。
首先是军队数量迅速攀升。率先称霸的齐国，桓公时兵力约千乘，至春秋后期约三千乘；继起的晋国，城濮之战时，仅七百乘，至鲁昭公时已达五千乘：楚国在春秋初期数为小国所败，兵力尚弱，到春秋末期，总兵力已接近战国时的“万乘之国”。军队数量的攀升直接致使战争规模扩大化，使得武力的功效进一步凸显，这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时人对勇武的崇尚心理。其次是军队成分迅速变化。东周以前普遍实行国人兵役制度，军队主要由国人组成。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到东周时国野之间的界限逐渐打破，并趋于消失。各国为适应战争形式的需要，相继征调野人当兵。野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野人大量参军入伍，实质上是将尚武心理带至更为广阔的社会群体中去。此时期大量勇士的出现，如齐国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吴国的庆忌等，与此有直接关系。再次，兵器得到迅速发展。青铜兵器发展到全盛，形制、数量以及质量都有进步，冶铸技术已非常成熟。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堪称这一时期青铜铸造业的杰作。冶铸技术的成熟，从技术层面为东周崇剑之风盛行提供了可能条件，进而对养士风气日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频繁的军事战争，一开始便催生了东周时期中华先民的骁勇品性和善战情怀；与之相适应，崇尚武勇亦在全社会普及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东周时期频繁的军事战争是此时期尚武精神兴盛的动力条件。
（三）国家政策
尚武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性社会行为，在东周时期之所以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兴盛，得到社会上层贵族及中下层民众的一致认可，与此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齐国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举贤尚功”的统治方针，实行以武力为本的统治政策，这在国家政策上确保了尚武精神的形成与流行，使尚武精神很快得以在齐国兴盛起来。齐桓公重用管仲，使齐国崇尚武勇的精神，自国君到士民成为一种风尚。《公孙龙子·迹府>记载：是时齐王好勇，于是尹父日：“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日：“讵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说明齐王将受辱而不与之争斗的行为看作是可耻之事。这种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的尚武精神已在齐国蔚然成风。齐国对于尚武精神不只是在统治方针上予以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将这一思想贯穿于齐国的各项国家政策之中。齐国注重发展国民的武技水平，“齐人隆技击”。为鼓励民众尊崇技击，规定：“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齐民为国家而战的勇气。此外，齐国还十分注重制造精良的武器，认为“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实，与伐者同实；弩不可而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为此，齐国制订了一些法律以保障所造武器之精良，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鞍盾一戟”等。可以看出，齐国从建国伊始便将尚武作为国策来推广了，国君从国家政策上的倡导很快便使尚武精神在齐地蔚然成风，人民把习武、尚武作为一种时尚来推崇。用国家政策引导民众自觉自愿的崇尚武勇，使这种尚武精神在齐国社会中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秦国在孝公时期进行了商鞅变法，制订了重农战政策和军功爵制，强调国君必须用爵禄赏赐来鼓励人民从事战争，并将之立法使其成为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商鞅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强调“国侍农战而安，主侍农战而尊”，认为只有实行重农战的国家政策才能使秦国强盛起来。为此，秦国制订了用官爵奖励农战的政策，即“利禄官爵抟出于兵”，例如规定在战争中斩获敌军首级者，进爵一级，赏赐田一顷：对能积极作战的敢死队战士，每队斩获敌人五颗首级的，则有“人赐爵一级”的赏赐。当然，秦国也制订了一些政策以惩罚和禁止与农战政策相违背的行为，例如对怕死不积极作战的敢死队员，施以黥刑或者劓刑，有时甚至再沦为奴隶。不仅如此，秦国还制定了专门的法令，建立军队组织，让战士之间相互监视，对作战不出力和逃跑后退的战士处以重刑，对其家属施以连坐，以达到使人民由憎恶战争转而变为“勇于公战”的目的。总之，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大力提倡重农重战和军功爵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君制订各种崇尚武勇的国家政策，引导民众乐于追求爵禄赏赐，鼓励人民从事战争；同时，辅之以健全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确保这种国家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所以说，秦国的国家政策尤其是商鞅变法时期的国家政策，使得尚武精神在秦人全社会普遍流行开来。
由此可见，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为尚武精神在东周时期得以迅速兴盛，被社会上层贵族及中下层一般民众所欣然接受，并大大推崇提供了社会环境。
（四）经济因素
西周后期，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部分地解放了原本束缚在公田里的强壮劳动力。各诸侯的国君及卿、大夫们得以驱使更多的强壮劳动力，去开垦和耕种不用给周王上交赋税的私田。特别是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实力衰微，甚至是“礼乐征伐”这种标志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事情，都不能由周王决定，而是由诸侯国君乃至卿、大夫们决定，那么，诸侯国君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争霸及兼并战争，而在本国内致力于开垦私田之事，周王室更是无从制止了。至此，西周初年的那种“千藕其耘”的场面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型的以租佃关系为主要经济联系方式的经济体制。在此之后，各国基本都进行了税制改革，齐国桓公初年“相地而衰征”、晋国惠公六年“作爰田”、鲁国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楚国康王十二年“量入修赋”、秦国简公七年“初租禾”。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旧有的奴隶主阶层的政权受到削弱、破坏，解脱了原本束缚在公田里的大量农奴，农奴甚至奴隶变成了农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农民由于在人身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在生产之余，还有能力去从事其他事情，东周时期，大量侠客与刺客的出现是这一原因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也是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冶铸技术日趋精湛以及冶铁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带来了武器的更新与发展，新式作战器具开始用于战争，如铁甲、铁戈、铁矛等的出现。这进一步扩大了东周时期战争的规模，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在更深层面上推动了尚武精神在全社会的兴盛。冶铁技术的出现也带动了铸剑的发展，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莫邪等铸剑名家，名剑如鱼肠、湛卢、拒阔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在两方面促进了尚武的盛行，首先是解放了农奴的人身束缚，从而为尚武的兴盛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带来了武器的更新与发展，这是尚武兴盛的一个间接原因。
三、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文化实质
王小东认为，所谓尚武精神从其原始含义来看，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基于此论分析，尚武精神确实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品质，即强健体魄、健全战斗的精神品质，它意味着对武力的保持和在武装对抗中获得新生，并把征服和武力强大看成是一种庄严职责。
东周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初期阶段，但是这种融合却时时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争霸兼并战争。据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敬王驾崩（公元前476年）不足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四百余次战争。至于东周后期的战争，更是不可胜记。此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实质上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进行的。特殊的历史社会因素，致使战争、杀伐、动荡、亡国、灭族、生存危机等等外在的社会现实，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植根、萌发；由此产生了对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渴望和希冀，以及为实现和平与安定而萌生的对武勇的崇拜和对英雄人物的敬慕。纵观东周近五百年的历史，伴随着一次次的战争，早期的华夏族与周边的部族、团体渐次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人们由远古时期继承而来的崇武风习与人们对和平、安定的渴望，对武勇的崇拜，对英雄人物．的敬慕逐一交汇，便产生了东周时期中华先民的一种精神品质——尚武精神。
可以看出，东周时期，尚武精神作为一种大众性社会行为，是由征战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引发的，表达的是人们对和平与安定的渴望、对武勇的崇拜和对英雄人物的敬慕，体现的是人们自尊自强、顽强拼搏的心理品质。实质上是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外在表现。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事、动荡不安的时局以及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灭国危机等等特殊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形成一种普遍为时人所接受的精神品质。这一精神品质深层次融入先民的意识形态后，就会指引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是崇剑、或是善射等等，这些都是东周社会尚武情怀的结果。而这种精神品质及其融入先民心理后形成的潜意识形态，就是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文化实质。
关键词：管仲改革；商鞅变法；为政差异
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典型的两次变革，目的均是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富国强兵，以求称霸诸侯。虽然改革的领导者管仲、商鞅均持法家思想，且二者理论符合当时所在国家的国情，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改革效果斐然，但在具体的为政举措上却存在诸多差异，除去二者所处国家情况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也是造成两人为政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管仲所处的是中国奴隶社会逐渐瓦解的春秋早期，《史记・周本纪》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一时期周天子权威开始衰落，对各诸侯国统治力严重不足。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受到挑战，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而构建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并未完全崩溃，周天子虽然对诸侯的统治力下降，却仍是各诸侯的宗主，拥有法律上的话语权，为各国所尊崇。虽然当时国家之间存在兼并，但程度有限，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还未出现具备兼并天下的实力的诸侯国；二是由于礼制约束，侵略、吞并他国势必引起天下共。因此，可称这一时代为弱兼并时代。此外，由于中原地区的混乱，周边戎、狄等少数民族趁机入侵，其对礼乐制度的极大冲击，更是极大地加深了中原诸侯国政治、文化危机。此时的周天子已无力召集诸侯驱逐入侵的戎狄，以“方伯”为代表的霸主政治呼之欲出，中国进入霸主时代。
商鞅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更加动荡，战争更加频繁。其时周王室已完全衰微，沦为列强夹缝中的小国，宗法等级秩序已经完全崩溃，新的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确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受礼乐制度的约束，兼并程度远大于春秋时期，形成了“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的局面。因此，商鞅所处的时代可称为强兼并时代。这一时期，扩张和削弱以至消灭敌国成为各国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即商鞅所谓的“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强兼并时代的国家为使自己在胜王败寇、赢者通吃的战争局面中得以立足，必须进行改革以使国家强大。
二、管仲改革与商鞅变法的差异
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管、商二人改革思路也有诸多差异，改革政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内政改革
管仲所处时期，宗法制度虽然开始解体，但依旧运行，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言：“桓、管所治理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旧血缘贵族势力并未明显减退，新型国家正在摸索创制中的一种类型。”管仲改革并没有触及旧集团的利益，而商鞅变法则致力于构建新型国家，势必冲撞秦国旧贵族集团利益，因此相对比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势必更加激进、深刻、彻底。
在对齐国内政的改革上，管仲首先实行“四民分业，定民之居”，即将民众划分为士、民、工、商四类，并根据其职业特点规定其居住地点，值得说明的是，四类民众没有高低之分。管仲认为“杂处则其言W，其事易”，“分业定居”是为了“成民之事”，以便尽快稳定局势。此外，管仲对商业十分重视。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通过商业使民众富裕，增加国家收入。对待外来客商，只作必要盘查而不予征税。种种措施说明管仲力求将齐国打造成对内对外开放性国家，通过增加开放性、流动性，以求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威慑力。
管仲在对内实施各种改革政策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极端激进的方式，出现流血事件，也没有对原有利益集团进行打压。《史记・管晏列传》载：“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说明管仲在为政上经验丰富、遇事谨慎。
商鞅在国家基层管理上，实行编造户籍、什伍连坐措施，使民众相互监督，鼓励举报，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商鞅认为“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通过重刑贯彻国家政策、加强国家机器。不同于管仲的鼓励商业，商鞅禁绝工商业，甚至通过“重关市之赋”打击商业。商鞅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认为“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商君书・垦令》中提到了二十多条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甚至对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以使民众固定在土地上专事农业生产。相比较管仲，商鞅变法是对宗法制度的全面否定。废除公田，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其实质就是彻底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普遍施行郡县制，建立起一套新的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多项措施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法制度。
（二）整顿军事
无论是霸主时代还是全民战争时代，国家军事实力尤为重要，因此整顿国家军事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管、商二人所处的时代对军事力量的要求不同，因而改革的政策不同。
管仲改革军制，主要采取军令寄于内政的方式，即制定乡、连、里、轨、家的国家管理制度，各级分别由乡良人、连长、里有司、轨长统领，对应的军队编制分别为军、旅、小戎、卒、伍，全国组成三军，共三万人，居民体制与军事体制相结合。管仲利用各层的行政管理将民众有序地组织起来，提高民众的凝聚力，借此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实现士兵“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商鞅对军制的改革，则致力于打造一支极富侵略性的军队。他废除宗室贵族的特权地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实行军功军爵制，确定二十等级军爵及与之相适应的待遇，甚至对所穿着衣履都有严格规定，以达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同时制定了严禁私斗的条款，“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刑赏结合的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厚赏和刑罚使秦国士兵作战异常英勇，将秦国打造成了可怕的战争机器。
（三）对外政策
尽管管、商二人都谋求对外扩张，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管仲认为富国强兵的目的不仅限于桓公所说的“从事于诸侯”（称霸），而是要“以诛无道，以屏周室”齐国国家对外战略基本以此为依据。
桓公谋取霸权的第一步就是要与邻国亲善，“审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不是依靠兵威直接打击对方，管仲力劝齐桓公归还侵占周边鲁、卫、燕等国家的领土，“亲邻国”是为了取信于诸侯。在齐、鲁柯之盟中，曹沫持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归还侵犯鲁国的土地，桓公先同意而后悔，管仲认为“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最终返还侵地。
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求达到尊王而守礼，攘夷而保礼的目的，借此得到周天子及广大中原国家的认可，从而称霸。春秋时期戎、狄等少数民族入侵造成天下混乱，因此各诸侯国希望能有主持局面的霸主。齐桓公担任了这一角色，如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齐国攘夷之举得到广大诸侯认可，甚得其时。正如孔子评价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对待天子始终坚守君臣礼节，不敢僭越，“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如葵丘之会中，周天子命齐桓公“无下拜”，管仲极力劝阻，坚决抵制不礼行为。
如果将管仲时期齐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尊王攘夷”，军事是威慑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秦国的对外政治用一“战”字即可概括。战争是秦国改革的目的，也是秦国强国的手段。商鞅以扩张、直接兼并别国为对外政治的根本目的。他强调“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不同于管仲所处时期，战国时期周王室甚至连“旗帜”作用也已丧失，周王室在秦国外交中已无足轻重。
秦国对外扩张不择手段，如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四零年），商鞅率秦军进攻魏国西鄙，魏国公子n迎战。在一时难以获胜的形势下，商鞅竟以欺骗的方式扣留前来会盟的公子n，以极不光彩的方式战胜魏国，夺取河西之地。在对外战争中，秦人可谓毫不怜悯，甚至采取屠杀的方式以消耗敌国力量。据统计，秦国自商鞅变法到完成统一的一百一十四年间，发动战争达一百零八次，有记载可考的斩首数高达一百六十余万。
三、总结
管、商之改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管仲所处的春秋早期虽然存在着“礼崩乐坏”，但由于西周宗法制还并未崩溃，其代表者周天子还有一定的统治地位，谋求霸主地位的国家只有做到尊王而守礼、攘夷而保礼，其霸主身份才会被认同。管仲改革并不是要将旧有的宗法制度，甚至是在一定程度的重新构建，为此，其围绕使齐国称霸的改革无论在内政上的政策还是在外交上政策都始终受制于宗法制。管仲改革的目的是要将国家打造成弱侵略性强国，而不是将国家打造成纯粹的战争机器，军队规模不大，对外战争中也没有出现“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现象，军队主要用于增强国家的影响力。
战国时代的中国进入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时期，新的社会制度开始形成。如果说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属于量变型，那么，到了商鞅所处的时期，则到了社会变革的质变点，新的封建社会制度开始确立，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构建新型国家。当时宗法制已经彻底崩溃，国家内政以及ν庹策不再考虑宗法制的限制。国家任务是兼并与统一，扩张、削弱以至消灭敌国成为各国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因此，商鞅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为了打造对外扩张型国家，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了扩张战争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