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1:31:42
政策是统称包括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地方政策，主要指省级市级人大会通过的在当地实行的政策。
国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对全国都有效力。
战略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主要指国家制定的方针或计划，不一定是开始实施的。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战国策；纵横驰骋；铺陈夸张；引喻谐调；寓言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成就很高，前人称它为“辩丽横肆，亦为文辞之最”，《战国策》中的辞令引人注目，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不愧前人所概括的“辩丽横肆”。下面便从三个方面来浅析《战国策》语言艺术方面的显著风格：
一、《战国策》说辞纵横驰骋，辩丽姿肆而又浅显生动，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
《战国策》的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辩析。
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秦围邯郸，赵国危急，形势严峻。鲁仲连力主抗战，反对投降，同魏国派来劝降的辛垣衍作面对面的斗争。他用层层削笋的办法，首先晓以大义，继而动以利害，中间有许多地方竟是短兵相接。如辛垣衍把尊秦为帝的媚敌行为比作仆人对主人不得已的服从，鲁仲连立即逼他承认“梁之比秦若仆耶？”紧接着单刀直入，“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使对方突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鲁仲连接着论证，历史上殷纣王曾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说明暴君对臣下极其残忍。再举过去鲁国和邹国都坚决不承认齐王自称天子，齐王终不能使之屈服。今天三晋之大臣，难道还不如邹鲁之仆妾吗？最后指出，如真的帝秦，不但梁王不得安然，你辛垣衍也将失去现有的地位。在大量的道理面前，辛垣衍只好认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仲连高明的见识，无畏的气概和无私的品质。
再如“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谋。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秦策一》）在这里作者极尽夸张之能事，在程度上极而言之，达到什么什么地步，连一兵一卒都不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样来说明毫不费力给人感觉十分强烈，而且显得感情奔放、声势夺人，富于煽动性，使劝谏的对象不能不动心，策士的目的也就很容易达到了。
二、《战国策》辞令在语言上词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
文中常常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铺陈扬厉”、“纵横捭阖”、“辩丽恣肆”。
铺陈夸张等修辞在《战国策》中几乎成为一种经常而普遍的修辞了，书中著名的辩士如苏秦、张仪、陈轸等的游说之辞，述其地理，涉及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则必谈三王五霸，贯及古今；说政治，定是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又攻守进退，固险扼赛等等，不一而足，真的把各种形势强调到了极致。
如《齐策一》中记录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文中极尽比喻夸张之能事，气势强大，语气强烈。“齐南有太山，东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如此铺陈，使人感到论辩者学识渊博，见地高远，对齐国情况和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令读者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
《战国策》中骈偶句式的出现比排比句相对少些，但是一经运用，气象顿生。如《赵策二》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是赵武灵王反驳保守派的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产生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
三、《战国策》有很多寓言故事
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急迫，纵横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过多地进行抽象的思辨，而必须追求说理的通俗形象，明白易懂和富于感染力。有时，就近取譬的简单比喻已无法满足表现复杂内容的需要，于是他们便穷思极虑地创造出有情节有角色的寓言，这一点成为《战国策》这部书又一鲜明的辞令风格。书中的这些寓言大多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
《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狡猾的狐狸用欺骗的言辞借助老虎的，吓得山中百兽望风而逃，竟使老虎误以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长百兽”而不敢吃它。《战国策》用来说明诸侯所以害怕楚将昭奚恤，是因为他背后有楚王的强大力量。
《楚策四》中所记“骥见伯乐”，这个故事曾经打动过后世千百万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心。作者把千里马不为人所知时的穷困潦倒和伯乐对它的热情关切作了强烈对比，又夸张地让这匹马把满腔感遇知己的深情，化作一声可比金石的冲天长鸣。人知马心，马通人情，无比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古往今来文人士子的知音难觅的幽深情怀。
《战国策》中的语言艺术从上述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得以充分显现，真可称得是“辩丽横肆”、“雄隽华瞻”，不愧为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同时也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参考文献：
[1]熊宪光.战国策研究和选译[M].重庆出版社，1988.
[2]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是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
12月4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新增发电装机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装机快速增长，累计达到3595万千瓦，为去年同期的2倍。其中，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装机增长情况最为突出，核电发展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预计到2013年底全国火电装机量占比将首次低于70%。尽管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需要警醒的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成本高、创新能力弱、配套能力不强等问题。
放眼全球，12月2日，美国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表示，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环保挑战，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历以及目前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得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今年5月美国能源部启动的清洁能源制造计划（CEMI）。该计划的本质是通过大力支持清洁能源领域的装备制造业，重塑美国全球竞争的领先地位。其蕴含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解剖美国能源新政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先后通过一系列举措，大力支持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的装备制造业，希望凭借清洁能源制造，重塑美国全球竞争的领先地位。
2009年，美国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联邦政府为扶持清洁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发展，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向这一领域投入总规模为1507亿美元的扶持资金，并由此带动其他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投资约3270亿至6220亿美元。法案出台后，在巨大的资金和优惠政策的扶持下，美国清洁技术及其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清洁能源制造计划是对横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技术办公室以及先进制造业办公室战略的整合，专注于美国在清洁能源制造业的竞争力。
为了发展清洁能源，美国首先增加了清洁能源生产研发投入。美国能源部宣布对创新生产相关的研发项目给予2300万美元的资助。同时还宣布未来可能投入1500万美元用于降低太阳能技术的生产成本，包括光伏技术、聚光太阳能发电以及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商业生产规模的创新生产技术示范。未来还将新的投资计划，支持新的生产创新研究所的发展，这是对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呼吁成立国家生产创新网络的支持。在现有努力基础上（即通过工业评估中心提供免费能效评估）美国为制造商提供额外的能源生产培训和技术帮助，并利用国家实验室开展相关分析，确定美国在制造业中的竞争地位，优化战略投资，加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顺势举办一系列地区与国家峰会，整合制造业重点领域投入，确定提升清洁能源生产竞争力的障碍和机遇，树立完成上述重点工作的地区或国家典型。
另一方面，美国发起了旨在提升美国清洁能源生产竞争力的公私合作。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已经与能源部合作，召集政府、小企业、产业界、研究机构以及劳工领袖开展一系列对话，以期提出清洁能源生产行业的发展战略和建议。
借力智能制造
建立基于美国制造、美国能源、美国工人技能及美国价值观复兴基础上的经济，是奥巴马4个“美国蓝图”的核心内容。
2009年9月，美国政府《美国创新战略》，将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列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2011年3月，美国政府《能源安全未来蓝图》，全面勾画了国家能源政策，提出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的三大战略。
但是美国的清洁能源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美国政府对清洁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到2014年底，根据《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安排的财政补贴政策将会有70%到期；即便不是根据该法案安排的资金也在急剧下降。其次，欧洲国家迟迟未能走出债务危机，对清洁能源技术产品的市场补贴被逐步取消，使得美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进一步萎缩。再次，由于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开采成本下降，给清洁能源技术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
如果没有及时和有目的的政策改革和支持，许多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很可能面临破产、变卖甚至被兼并的危险。因此，清洁能源制造计划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
以美国政府公布的清洁能源制造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计划，旨在加强顶层设计，将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先进汽车、航空与太空能力、纳米技术与纳米制造、新一代机器人、先进材料等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意图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而智能制造领域是清洁能源天然的战略盟友。
智能制造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模拟制造业领域专家的分析、判断、推理、构思和决策等智能活动，并将其与智能机器融合起来，贯穿应用于整个制造企业的子系统，以实现整个制造企业经营运作的高度柔性化和高度集成化。借助智能制造的基础架构和方法，制造业的经营者能够获得海量数据流，从而提高安全水平、降低环境影响并减少对能源、水和原材料的消耗。随着技术的不断整合，企业可以主动地管理整个生产系统、工厂乃至供应链的能源使用情况。
美国智能制造领袖联盟正着手开发美国首个开放的智能制造技术平台，协作推进信息化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在未来20年内，美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将降低一半以上。
借策美国
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的推出给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中国若不能取得清洁能源智能制造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不仅无法占据此次产业革命的制高点，更有可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为此，我国应借鉴美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打造竞争优势。
中国和美国的电能消耗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世界排名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同时也都是清洁能源投资的领导者。
近几年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对两国的公司都产生了影响，导致两国之间贸易的紧张局面加深。美国希望通过清洁能源制造计划抢占能源制造领域的制高点，同时打压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相信今后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清洁能源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会愈加频繁。
对此，我国应积极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等对话机制来解决彼此的问题，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同时运用我国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合理利用优惠政策来维护自身权益。
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对新一代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具有明确的区域导向，通过培育邻近产业集群的区域中心，建立能够使创新成果在生产与研究环节之间可以通畅自由转化的大整合体。
美国的这种打造大“整合体”的战略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制造领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单一式地发展，而是要多元产业联动，彼此打通，形成产业集群，集聚式发展。
中国可以通过建立产业示范园的方式推动产业的深化发展。让单元小规模整合成多元大规模，发挥规模效应，同时形成互相支撑的产业结构。在重要的区域集群中心，尤其是大城市周边，这种共生利益能够通过企业渗透到当地的供应链，催生出高附加值的初创公司以及上游的创新。
清洁能源制造的发展与政策支持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国应深入贯彻去年出台的《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发挥产业政策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各方资金投入，分担企业的资金压力和创新风险，解决用户的后顾之忧。联合政府其他部门、各级科技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协同推进，形成合力。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投入到智能制造基础技术与部件、制造过程智能化、智能化高端装备制造技术领域，推动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实施，促进智能制造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协调发展。加速智能制造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提升智能制造技术在制造业企业中的普及、应用及产业化。
建立类似于美国智能制造领袖联盟的非营利性组织，由制造商、供应商、技术公司、制造联盟、大学等组成。通过构建一个智能制造平台的可伸缩式共享基础设施来扫除智能制造系统在开发和部署上面临的重重障碍。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的活动以行业为导向，主要围绕可带来重大经济影响、制造创新和全球竞争力的共享基础设施的开发、应用和调整而展开。作为对制造行业的支持，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将购买独立公司无法承担的综合性技术。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将负责在多个行业领域中构建商业、互用性和技术方面的模型、演示、基础设施以及项目团队。
关键词：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反垄断法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概述
我国早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反垄断的要求。反垄断法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法律化的体现，它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亦即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学术界一般将竞争政策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竞争政策是指影响市场竞争的所有政策；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竞争立法和竞争执法所体现的或者奉行的政策，甚至有时被等同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和促进竞争，防止和制裁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通过维护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秩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是国家为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而采取的调节产业活动的方针政策。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自觉干预，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包括实现经济振兴与赶超、结构调整与转换以及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等。产业政策的目标旨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在国际层面上，则是为了增强和维持本国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其实质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产业政策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反映一种赶超的思想。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能够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工业化的赶超阶段，市场资源的配置，都不是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的，而是政府进行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为选择过程。这种以赶超为理念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选择主导产业并加以大力扶持，以促进这些产业迅速成长，继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竞争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以“一般性规则”为依据，间接干预经济活动，通过营造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场的参与者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产业成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是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并依据法律法规对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市场支配势力的行为以及可能有碍经济效率的市场结构进行规制。
可见，尽管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同时并存于同一种经济体制之中，但只有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下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的直接干预，而竞争政策倡导市场理性，要求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妨碍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时才进行干预。
二、我国竞争政策、产业政策选择面临的问题及日本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应该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国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其实际是通过对产业或企业采取鼓励或限制的方式，集中配置资源，以提高其竞争力，达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竞争政策则注重检视市场结构，通过打击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维护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竞争政策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禁止企业从事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不允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优势，但竞争政策对竞争机制的维护可能会影响某些产业竞争力的强化。而国家对具体产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加强产业的竞争力，但产业政策在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却没有办法避免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甚至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讲，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实际上是很难避免的。
日本的产业政策历史较长，可以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产业政策为主，竞争政策为辅（二战以后至1975年）二战后，为了解散作为战争元凶的财阀，日本实行了经济的非军事化、“经济的民主化”和“确立和平的经济”三大政策。竞争政策被放入次于产业政策的地位。
第二阶段：复兴竞争政策，并开始反思产业政策的功效（197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遇到了国外、国内的诸多挑战。同时，日本的经济学界也开始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反思。
第三阶段：强化竞争执法，降低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偏重产业政策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且日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不断给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做出更有利于开放竞争的正式保证。鉴于国内的困境和外界的压力，日本开始重新定位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经过1997年、1998年和2000年修订反垄断法，日本的竞争政策日趋成熟，整个经济运营机制逐渐从“官主导”变为了“民自律”。
从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来看，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两者的最终政策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一国经济产业的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任由市场配置资源可能会由于市场的无序性带来资源配置的浪费，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不实施一定的保护，也可能由于过度竞争导致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限制企业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所必需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同时，在产业整体竞争力薄弱的情况下，面临国外竞争实力强大企业的竞争，不实施适度的保护也容易招致国内产业的毁灭性打击。所以，适度的竞争和保护都是必要的。但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都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产业政策的实施不能否定市场，更不能代替市场的基础作用。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竞争政策应该成为一国经济政策的主轴，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法律，其作用应该得到不断强化。
日本反垄断法实施的另一个有益经验体现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协作上。目前，世界各国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美国实施由反托拉斯主管机关和联邦规制机关分立式管理模式，发达的司法制度使得美国法院在处理两者冲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中如澳大利亚似乎更倾向于由竞争主管机关来统筹实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日本的模式是试图克服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冲突发生前设立一套两者之间协商、合作的途径，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强化公正交易委员会在处理公共服务领域限制竞争行为时的作用。横向比较而言，如果日本模式实施得当，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似乎更加适合我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反垄断主管机关和部门主管的协作。从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来看，公正交易委员会和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机关长时间内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以及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在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般都会重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为了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队”，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国家会着力扶持、培养个别产业；但经济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后，如果继续实施产业政策，则经济体制会受到扭曲，国家也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因此随着经济体制的成熟，政策重心由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培育与选择
虽然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排除反垄断主管机关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适用，但是在如何处理反垄断主管机关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我国反垄断法采取了回避态度。当然，我国反垄断法确立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分立的双层主管模式，有助于在反垄断委员会中将相关行业主管机关责任人员纳入到反垄断法实施中，从而在组织构造上达到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一。但是，实践操作中这一模式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反垄断法委员会如何设置？如何发挥反垄断委员会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指导、组织与协调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操作不好却很可能会影响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怎样才能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达成一个适度的平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执法分工和利益冲突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追求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一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策略上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反垄断法的发展潮流进行。我国应当选择阶段性的竞争政策，影响竞争政策选择的因素众多，然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竞争文化、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六大因素为关键。
（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国内形势制定的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经济发展纲要，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还包括某些社会发展的内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不同往往反映出该国在该战略指导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差异，从而导致竞争政策选择的差异。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而言，“不平衡发展战略”下为培育扶持支柱产业，我国应更青睐于产业政策，而后期“平衡发展战略”下，为营造全面均衡发展，形成有效竞争环境，竞争政策则成为不二的选择。
（二）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机制刺激经济获利，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经济实力。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竞争法也就越发达。竞争政策须与市场化程度相适应。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应选择不同的竞争政策。
（三）竞争文化
竞争文化，概括地说就是关于市场竞争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商业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总称。培育强劲的竞争文化，将有利于维护竞争机制，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危机时政府素有的加强管制的冲动亦泉涌而出；危机下，竞争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常常受到其他临时干预政策的非难，着眼于短期内摆脱衰退的干预政策与着眼于长期经济整体效率目标的竞争政策之间价值冲突更加激烈。在干预政策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不严重的前提下，出于整体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竞争政策确需作出灵活性的调整。
（五）国际经济环境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个巨轮的推动下席卷全球。一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程度不断增强，竞争政策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逐步走向全球，走向趋同。
参考文献：
1、郑鹏程.反垄断法专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8.
2、董超.影响竞争政策阶段性选择的主要因素[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10(4).
美国“重返亚洲”之说概始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的一次演讲。随即，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并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做法。近年来，从“天安”舰事件到南海问题，从撞船到延坪岛炮击，亚洲国家之间发生了多项冲突，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的势力已经通过染指这些事件逐步渗入亚洲事务。同时，俄罗斯也急切加入亚洲博弈，在能源和军事方面尤其引人关注：在高调宣称要建俄朝韩天然气管道后，最近又与越南签署协议合作开发南海的石油天然气；扩大向亚太国家出口武器的规模。今年9月即将在俄远东举行的APEC首脑峰会被俄国内广泛认为是“再次融入亚太的难得机遇”。俄罗斯的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的“重返亚洲”更加的纠缠复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美国提出的“重返亚洲”，其真正内涵在于重建亚洲地区的力量均势，重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行动，实际上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层面，可以说是一次积蓄已久、全面推进的战略部署。
第一，全面提升和东盟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不仅启动了“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政治和伙伴关系。包括高调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派出航母与越南进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越军事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大力调整和加强其与日、韩、澳等盟友的关系，借助一切机会巩固和优化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各种伙伴关系拉拢、分化和平衡其他亚洲国家。
第二，在朝鲜半岛事务和朝核问题上加强美国的军事应对方案，重新夺回美国的主导权。特别是利用2010年3月24日的“天安”号事件，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突显美国的军事同盟义务以应对诸多地区安全的传统关注。目前，美日韩有关六方会谈的立场重新高度一致，强调在朝鲜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弃核措施、或者就“天安”号事件公开道歉以前，三国将不会重新恢复参加六方会谈。
第三，通过重返亚洲政策努力在金融领域继续捍卫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通过对中国施加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进一步捍卫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地位。美国期待借助重返亚洲战略，进一步对人民币施以重压，迫使人民币迅速升值，以巩固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第四，竭力宣扬美国将会坚定地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和防范所谓的“中国威胁”，强调美国在地区层次上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义务。奥巴马政府不仅通过进一步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来主导亚太均势格局的重组，更通过一连串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和密切军事关系的举动，来强调美国所谓不会忽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信息。
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一定意义上说，美国“重返亚洲”或将使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出现重新洗牌和构建的趋势。中国正处在这场战略变革漩涡的中心，面临新的挑战。
其一，美国与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国密切接触，中国易受地缘挑战。美国加大在亚洲的投入势必改变亚洲地区的权力结构，从而使有关国家都不得不根据环境的改变而调整其对外和周边政策。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东亚一体化有所发展，东亚国家通过“东盟+1”、“东盟+3”等机制增加了互动与整合。然而，美国从地理上说不是东亚国家，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它显然觉得亚太这个平台更有利于其发挥所谓的“领导”作用。因此，随着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影响力的扩大，地区一体化的方向有可能产生动摇。
其二，美国试图修改经济领域的游戏规则，中国对外贸易受损。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打造由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经贸区。2011年11月初，奥巴马在APEC峰会上推销《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其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成员之间的零关税，并在金融监管、竞争政策、经济立法、市场透明、反贪等多个领域合作。目前亚太地区已经存在多个多边贸易框架，如中日韩三边FTA自贸区谈判、东盟“10＋3”、“10＋6”框架等。由于美国的直接介入，亚太地区也将出现分化，如日本的选择可能从“东亚共同体”转向没有中国参与的TPP。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美国力推的TPP之间的模式之争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焦点。美国重返亚洲在贸易领域直指中国。这将使中国陷入贸易孤立的局面，长远影响亚洲各国的贸易结构，甚至对全球进出口贸易结构造成巨大影响。
其三，美国长远布局高端产业，中国新能源产业易受损。新能源产业是美国多年来重点发展的行业，中国的光伏行业相对欧美具有价格优势，这成为美国压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借口。美国借高调重返亚洲之势，全面压制我国乃至亚洲的新能源产业，美国的战略意图在于打击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并抢夺中国的市场和资源。
三、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策略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权宜之计，而是作为21世纪美国本身的一种长期国策而提出并且施行的。因此，中国必须适时调整自己国家的外交对策，在坚定不移的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改变战略关注和政策努力过多地集中于对美关系的倾向，制定21世纪发展需要的对美策略。亚太地区正在经历新一轮秩序重建，在当今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亚太需要更加平衡和合作的地区关系。美国重返亚洲应该发挥何种作用，能否给亚太带来机会，都需要站到这一高度做出判断。
其一，中国需要冷静处理审视美国的重返亚洲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奥巴马的亚洲新战略的出发点，旨在维护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面对美国强势的“重返亚洲”，中国可以利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采取“借势”、“借力”的方式予以应对，而不必直接采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抗等方式。新的世界格局已经从国家意识的层面上，提出了“共赢”和“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其二，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睦邻政策，继续寻求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睦邻政策是有成效的，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应该继续积极争取主导作用，保障、利用战略机遇期，使中国发展起来，这样才能有应对各种复杂局势的能力。如果中国保持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那么美国的新战略将被釜底抽薪。鉴于中国目前在亚洲举足轻重的经济和贸易影响力，中国可以巧妙借助经济手段实现部分政治和外交目的。同时，可以借助金砖国家峰会、东盟“10+1”与“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各类多边峰会机制，加强与亚洲国家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甚至可以在必要时调整东北亚政策，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
其三，重新思考与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能走美苏关系的老路。在21世纪初，世界格局与美苏争霸时期的阶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策略应该是避开单纯的军事竞赛和直接的军事抗衡，从崭新的国际体系的建立、中国内部的科技力量的提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一场超军事力量的竞赛。中国只要能够保证2012年之后的30年的稳定发展，就会奠定超越美国实力的基本条件，从而赢得21世纪国家竞争的胜利。否则，中国便有可能被美国“同化”。
其四，中国必须保持内部的长治久安。中国在经历了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仍然需要下一个稳定发展的30年。美国的基本判断和思维逻辑应该是：必须赶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采取有效的拟制中国的政策，在保持自身绝对的军事优势的前提下，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从政治制度方面迫使中国发生变化，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达到类似前苏联的胜利，从而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延续美国自身的世界领袖地位。因此，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不仅面临着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更迫切需要解决如何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跨越政治制度不安定的威胁。
关键词 中国 地区合作 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49－5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以缓解自身实力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谋求更为有利的周边环境。正如总理所言， “在合作中谋发展，在合作中谋安全，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措施的实践效果并不相同。有些举措成效较为明显，比如推动10+1合作机制、组建上海合作组织，有些则未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比如尝试以10+3为基础推动东亚峰会机制。为什么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虽有所涉及，但相关研究仍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
有研究人员提出，中国地区战略取得成功有赖于三个条件，即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避免排挤美国；参与但拒绝主导地区合作，维护东盟核心利益；重点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降低合作难度。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三个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如，还有学者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地区政策取得进展的原因，具体包括：第一，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秩序，反而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形成了复杂的依赖关系。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亚洲国家创造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中国逐步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判断中美安全和经济关系是否复杂的标准，也没有明确中美关系复杂与中国地区政策成功之间的关系。
此外，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三个共同的缺陷。首先，从研究设计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即只关注了成功的案例，而没有分析政策受挫的案例，从而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性；其次，实证研究不够扎实，多是举些例证，缺乏较为详细、深入的案例分析；第三，普遍忽略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实践，未能提出能够说明中国在东亚和中亚两个地区合作政策战略效应的理论框架。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分析中国地区合作政策战略效应的框架，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说明中国地区合作政策能否成功的条件；第二至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分别讨论两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推动10+1合作机制和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个政策受挫的例子(以10+3为基础筹建东亚峰会)，最后是结论部分。
一、影响中国地区合作政策战略效果的关键因素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优势一直非常明显。1992年以来，其实力所占七个大国总体实力之和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2％-57％之间，即其他六个大国的实力之和也不敌美国一家。六个其他大国中，实力最为接近美国的是日本，但其实力与美国实力的相对比一直没有超过30％，比例最高的是1996年的29％，此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降至22％。
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对实力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成为美国以外的六个大国中，唯一实力持续增长的国家。统计显示，中美之间的实力相对比由1992年的5％上升至2004年的10％，增长了1倍，年均增长6％。同一时期，其他五个国家与美国实力比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或持平：日本由1992年的27％降至2004年的22％，德国由18％降至14％，法国由14％降至13％，俄罗斯由6％降至5％，英国基本是持平，一直保持在14％上下。
在美国实力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其他大国中相对实力唯一保持上升趋势的中国必然面临较为强大的安全压力，这是中国地区合作政策无法摆脱的结构性限制。这种限制促使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必须兼顾主导国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挑战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都将导致相应政策受挫，难以实现既定目标。(参见表1)
表l的四种情况中，第(1)种情况受挫的原因最容易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区政策同时挑战了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必然联合或促使周边国家采取相应措施阻止中国政策目标的实现。因为美国看待东亚一体化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即中国在做什么、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正在出现什么样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发展变化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或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而周边国家也乐于争取美国支持共同向中国施压，以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在美国和周边国家双重压力下，实力处于劣势的中国必然难以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第(4)种情况成功的原因也比较容易理解。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由于核心利益得到了满足，因此不大愿意动用资源牵制中国的地区政策。毕竟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周边地区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在核心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盲目地与中国对抗很可能浪费能力资源，损害其维护主导地位的实力基础。更为关键的是，要在中国周边地区牵制中国，一般需要中国周边国家的支持，但这些国家会因中国的政策有助于实现其核心利益或未伤害其核心利益而不愿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结果是，中国的地区政策能够得到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容忍或支持，进而能够实现政策目标。
第(2)种情况受挫的原理与第(1)种情况类似，即美国因中国的地区政策挑战了其核心利益，而利用实力优势阻挠中国政策目标的实现。但两种情形也有重要区别，即在第(2)种情况下，周边国家更可能采取中立政策导致中国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其基本逻辑是，尽管中国的政策满足了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但迫于美国的强力反对，周边国家不大情愿支持中国的合作政策，否则可能遭到美国的孤立和惩罚。除非中国提供的利益能够远远大于美国惩罚带来的损失，而中国的实力劣势决定了这种情形难以出现。因此，周边国家很可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不反对但绝对不支持中国的政策。结果是中国的地区政策难以争取到地区内相关国家的支持，最终导致难以实现政策目标。例如，中国试图同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发展军事关系，共同稳定南海局势，这对双方而言都十分有利。但这一举措直接挑战了美国在东南亚维护其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的核心利益，因此菲律宾一直非常犹豫，不愿与中国展开军事合作。
第(3)种情况受挫的原理稍微复杂一些。在美国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地区政策挑战了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些国家可能团结起来一致迫使中国调整政策，中国目前的实力还难以迫使周边国家集体让步。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出现周边国家一致针对中国的情形，美国很可能支持这些国家。否则一旦中国抵抗住了压力，很可能将危及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更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中国的地区政策仅挑战了一个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政策也可能受挫。其原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地区影
响力较大，可能以消极态度应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并对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俄罗斯就曾有过类似的担心和行动。如果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有限，它很可能争取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借助美国的实力优势迫使中国让步。而出于削弱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考虑，美国很可能借势调整政策，间接阻止中国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东盟－中国10+1机制
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是中国参与东盟地区合作的主要机制，以经济合作为主，同时涵盖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从1997年首届会议至今，10+1机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2002年启动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推动10+1合作的成功源于中国的政策即未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同时满足了东盟国家的核心利益。
1 10+1机制没有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维持巩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美国国会报告曾指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是防止东南亚被任何霸权所主导；防止被其他霸权或集团排除在本地区之外。
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实践也一直服务于这一核心利益。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其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美澳双边同盟都得到强化，还开始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驻军增加到10万。另一方面，美国极力阻挠该地区任何可能将美国排出在外的地区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就因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无果而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也因美国的阻挠而大大受挫。
中国推动的10+1合作并没有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利益。首先，10+1安全合作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地区互信，和平解决地区内部的矛盾冲突，而非挑战美国的同盟体系。比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旨在协调对南海领土归属有争议的国家和平解决争端。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则表明中国自愿接受东盟国家和平解决纠纷的条约束缚。其次，10+1的安全合作并未影响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10+1合作中基本不包涵传统军事合作。1997年至2006年10届东盟一中国领导人会议所发表的公报中，几乎没有提及过军事合作。双方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则起步较晚，仍有待加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能力问题，东盟成员国仍需美国提供地区安全保护。再次，10+1合作坚持开放原则，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没有排挤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利益。尽管自贸区建设启动之后，中国一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较快，但美国依然是东盟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此外，美国还可以通过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地位。因此，美国对10+1合作基本保持着善意忽视的政策。
2 10+1机制满足了东盟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地区合作中，东盟基本战略是维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促使大国相互制衡。在10+1和10+3机制中，东盟更是明确表述了主导多边合作的目标。因此，东盟参与地区合作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护其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
在10+1合作框架下，中国十分注重维护东盟的主导地位。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多次表示，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承诺保持自我克制，坚持和平解决争端，极大缓解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2003年，中国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在《宣言》中，中国明确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提出“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亚洲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中国对东盟核心外交准则的认同刺激了其他地区大国积极发展同东盟的关系，有助于东盟巩固其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东盟国家参与地区合作的另一个核心利益是维护并拓展自身的贸易利益。东盟国家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50％，叫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为东盟国家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国内市场。东盟国家可以预见的获利包括：中国大幅度增加从东盟国家进口原材料和工业零件；中国对东盟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扩大；抵消中国加入WTO导致的投资逃逸对东盟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推出“早期收获计划”，降低农产品税率，在东盟国家给予回报之前即开放部分市场领域，也让东盟国家较早获得了实惠。其次，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也促使其他国家与东盟达成了类似的优惠贸易安排，如日本和印度紧随中国之后与东盟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这些协定极大地促进了东盟国家贸易的发展。因此，东盟国家十分愿意参与10+1框架下经济合作，确保了中国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由中国倡议建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经受住了阿富汗战争和“”的重大考验，相关合作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各项会议机制正常运转，并组建了新的机构。2005年，增设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两个常设机构。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成员国间举行了多次反恐军事演习，并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合作。2005年，上合组织元首会议呼吁西方提出从中亚撤军的时间表，并推动美国于当年撤离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其次，经济领域合作逐步展开。2003年9月，北京总理会议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为上合组织的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中国与中亚四国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再次，增加了观察员国家。上合组织的成功发展吸引了周边国家的参与，蒙古、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先后成为观察员。
1 上合组织合作没有挑战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9・11”之前，美国决策层对美国在中亚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普遍的观点是促进中亚地区的改革与稳定以遏制中亚地区政治骚乱和恐怖主义的外溢。“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这一转变促使美国明确了其在中亚地区的核心利益，即保持地区稳定，防止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副国务卿贝霖(B.LynnPascoe)曾表示，“9・ll”事件让美国意识到提升美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布什政府也表示美国对中亚的政策集中于促进安全、内部改革和发展能源。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的重要内容就是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在中国与中亚国家接壤地区，“东突”组织和类似性质组织对中国西部的统一和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上合组织成立当天即发表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表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核心议事日程集中在安
全合作领域，特别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虽然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在打击恐怖主义、保持地区稳定方面，各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2 上合组织合作满足了地区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持传统优势地位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继爆发“”，全面转向西方之后，中亚已经是俄罗斯仅存的保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对俄罗斯而言，中亚“是切身利益所在的地区，是优先发展方向，因此，地区外大国在这里存在都不会令我们高兴。”所以，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俄罗斯对加强上合组织一直持保留态度。具体表现是，政治上将上合组织发展目标定位为地区领导人对话机制，防范中国一家主导；经济上努力减小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对其在中亚经济中主导地位的冲击，防止中国在中亚进行经济影响的过度扩展。
自2005年以来，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开始发生积极的转变。如强化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军事合作，主动协调上合组织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之所以发生这样积极的转变，除了外部因素的作用，还在于俄罗斯逐渐意识到，中国一直坚持与俄罗斯协调一致推动合作的基本原则，主动协调在中亚事务上可能出现的利益分歧，并未挑战俄罗斯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外，中俄联手促进上合组织内的合作有利于阻止大国在中亚的地缘竞争，进而可以巩固、扩大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
中亚四国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符合其现实核心利益。1992年相继独立后，中亚各国普遍面临着由社会转型引发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挑战。与这些社会转型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而这些势力的泛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转型问题。因此，打击三股恶势力、维持政权稳定、发展经济以消除三股恶势力的社会根源成为中亚各国政府的核心利益所在。
中国积极支持上合组织在中亚四国所关心的领域内开展合作。首先，中国联合中亚各国打击“三股恶势力”。自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至今，中国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举行了反恐演习，并于200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了地区反恐机构，在交流情报、建立信息库、人员培训等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2007年8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又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实兵演练。其次，中国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亚国家在交通、电信、农业、家电、轻工、纺织等领域发展落后。2003年，中国提出应确定若干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把交通、能源、电信、农业以及家电、轻工、纺织等领域作为优先方向。这一提议得到了中亚国家的赞同。
这些合作项目将改善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完善当地的经济结构，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部分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因此，中亚国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性普遍较高。2006年杜尚别总理会议之后，上合组织进一步加大了深化和拓展经济与人文领域合作的工作力度，一批示范性项目开始顺利实施。2007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决定，确定符合国际水准的优先项目并做好经济技术论证，深化成员国合作，为组织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力。
四、东亚峰会
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正式成员国包括中、日、韩、东盟10国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事实上，在2004年东盟首脑会议有关召开峰会的决定中，印、澳、新三国并未被纳入成员国名单。这也符合中国的基本政策立场，即东亚峰会要以10+3合作为基础展开合作，不必增加新的区外成员国家。但2005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正式接纳印、澳、新三个区外国家为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国，中国的政策主张未能得到支持。笔者认为，中国以10+3为基础建设东亚峰会的设想之所以未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设想增大了东亚地区合作的封闭性，同时挑战了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和周边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和日本)的核心利益。
1 挑战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美国的地区主导权，防止东南亚被任何霸权所主导、防止出现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组织。东亚峰会的兴起适逢美国主导的APEC机制的衰落。APEC日益边缘化的趋势使美国担心其在该地区影响力正在衰退。如果按照中国最初的设想，东亚峰会仅包含13个成员国，就会使得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合作具有了较为明显的地区封闭性。鉴于中国10+1取得的进展，封闭的东亚峰会将进一步有利于中国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前景明显与美国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的核心利益相冲突。因此，东亚峰会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和回击。美国的盟友日本以及和美国关系密切的新加坡积极支持同为美国盟友或伙伴的澳、新、印参加东亚峰会，其背后美国的授意和支持不言而明。
2 挑战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从整体上看，日本和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都支持邀请区外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参加东亚峰会，[36]主要原因在于担心中国掌握东亚合作的主导权。因为一旦按照中国的思路召开东亚峰会，东盟维持东亚合作主导权的核心利益必将受到挑战，日本的地区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受到削弱。因此，东盟特别强调与会者的资格由东盟确定，从而紧紧把握东亚峰会的主导权。东盟提出峰会参与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必须是东盟的对话成员国；必须与东盟有“实质性关系”、必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种条件看似限制，实际上则是放宽了参与资格，创造了区外大国参与合作的有利条件，使得东亚峰会由可能的封闭合作转向“以东盟为主导”的开放合作。日本也积极支持东盟的主张，强烈主张吸引与本国利益目标较为一致的区外国家参与东亚峰会，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合作。这些举措一方面可以削弱中国对东亚峰会的影响，同时可以限制中国在整个东亚合作中的影响力，以维护东盟国家和日本的地区核心利益。
五、结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推行地区合作政策，以减轻因实力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主动维护本国的地区利益。但是，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是一般大国中唯一实力增长国家的事实，给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增加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促使中国的地区合作政策必须兼顾主导国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挑战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都将导致相应政策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论文分析了三个案例，即中国－东盟10+l合作机制取得成功、筹建东亚峰会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受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克服困难逐步取得成功。这些案例较为充分地验证了论文的核心观点和逻辑，即中国地区政策成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挑战霸权国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二是满足地区合作成员国的核心利益，两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 《战国策》；常用词；研究意义；方法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略和言行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对《战国策》的研究，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注家。到了近代，对《战国策》的研究就更加的深入，但是在这些研究中，都很少涉及《战国策》的常用词研究，更没有专门研究《战国策》常用词的专著出现。
常用词是与作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疑难词语相对而言的词语。受传统训诂学的影响，词汇的研究重心一直在疑难词语的解释上，其目的是为了“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1]但在汉语词汇史领域里，常用词演变史的研究应该是词汇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系统而深入开展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必要工作。尽管近年来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阶段大量的个案研究正在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正如张永言先生所说：“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以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以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2]蒋绍愚先生也说：“要把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做工作。首先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个一个的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地了解。”[3]同时，汪维辉先生在谈到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时也说：“如果我们能把一批常用词在历史上更替演变的来龙去脉描写得清清楚楚，不但对词汇史的建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贡献，于辞书编撰、古籍整理特别是疑伪古籍的鉴别和断代等也将大有帮助。”[4]可见，常用词研究不但对建设科学的汉语词汇史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且对于汉语历时词汇学的建立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一、《战国策》及《战国策》研究现状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策略和言行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众多，他们的说辞、行事，由其门人、弟子和各国史官的记录而保留下来的。它原来的卷帙极混乱，名称也繁复，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异名。后经汉代学者刘向整理、校订，依国别编成体系，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越、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国策，合为33 篇，定名为《战国策》。
东汉末高诱、北宋曾巩、南宋姚宏、鲍彪、元代吴师道都曾为《战国策》作注。近代以来，对《战国策》的专题研究走向深入，更为细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根泽、金德建等人曾讨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后又有对《战国策》中苏秦、张仪等人的辨伪研究。还有如钟凤年《国策勘研》、诸祖耿《战国策逸文考》、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等，这些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出土，给《战国策》的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对《战国策》的作者、佚文、年代、版本、注释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郑良树的《战国策研究》、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等。目前，对《战国策》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以上论著，都很少涉及常用词，更没有专门研究常用词的著作。
二、《战国策》常用词的界定
所谓常用词，首先应具有常用性。确定汉语的常用词，首先要在共时平面内，对相关常用词进行考察，看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使用和分布情况，然后通过词频统计，从所统计的相关词汇中寻找共同的部分，其共同部分通常大部分就是某一时期的常用词；其次应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这些词往往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喜欢运用它们来传递各种信息，达到各种目的。因此，笔者对《战国策》的常用词内涵界定为在《战国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在共时平面中具有常用性和相对稳定性并且能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词语。
三、《战国策》常用词的研究价值
首先，先秦是汉语发展的源头，尽管在此之前汉语就早已存在了，但由于没有准确详实的文献资料，所以通常就以这一段有文字记载的时期作为汉语发展史研究的起点。“学习古代汉语，首先要学好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汉语史也要弄清楚这一时期语言的状况，才能够更好的下推后世的语言变迁。”[5]《战国策》所记载的是战国时期策士们的言语，反映的就是先秦时候的语言。因此对《战国策》中的常用词进行研究，可以为研究后世的语言变迁奠定基础。
其次，要对整个汉语的常用词演变进行研究，那么个例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所以对《战国策》中的常用词进行研究，统计他们在全书中出现的频率，考察他们在共时平面呈现出的多义状况，可以为研究这些常用词的演变过程提供佐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还可以为《战国策词典》这一专书词典的编写准备资料，提供依据。
再次，陆宗达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中提到：“（《说文解字》）在训诂方面，作者曾‘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引用了刘歆、郑兴、杜林、卫宏、班固、徐巡等著名训诂学者的说法，并在总结汉代训诂学家成就的基础上，依据经典明文，从生动的语言实际中，概括归纳，确定了每个字的解释，形成了有体系的字义说解。”[6]由此可知，《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字义的归纳不是凭空得来，而是从古代文献的具体用例中归纳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对《战国策》中的常用词用例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讲”，《说文·言部》曰：“讲，和解也。”[7]这一词义在《战国策》中共有50例。他如“责”，《说文·贝部》：“责，求也。”[8]这一词义在《战国策》中共有10例。
最后，能为《史记》词语的探源研究提供可资比较的资料。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采录了大量的先秦典籍，《战国策》也是其中之一。但尽管采录了先秦典籍，可《史记》“从语言上看，无论是论述秦汉以前的事，还是汉之当代之事，基本上都以汉时语文为表述媒介，即便是采录先秦典籍史料，也多采用汉时语言或改译为汉时语言。……”[9]由此，可以将《战国策》中的词语用例与《史记》中的词语用例进行比较，以考察这些词语的词义在先秦、西汉的发展变化。例如，《史记》中表示“责让”意义的一组词，有“让”、“责”、“谯”、“诮”等。[10]在《战国策》中表示“责让”义的也有“让”和“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让”、“责”在《战国策》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但 “谯”和“诮”在《战国策》中还没有出现。
四、《战国策》常用词研究的语料、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作者将对《战国策》进行语料统计和描写。仅统计《战国策》中单音节词，确定单音节常用词。因为古代汉语的词汇尤其是上古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考察所选词语在《战国策》中的词义，并尽量对其作以详尽的描写，因此主要采用的是排比归纳法。在研究中，采用《战国策》中的原始材料，严格遵守前辈们提出来的“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的原则，希望通过大量的例证，使得自己的结论更为准确。研究中对所选词语的词义排列顺序是依照本义、引申义的顺序进行排列，如遇有词语的引申义线索不太明显，就依照用例的多少进行排列。在统计词语用例的出现频率时，人名、通假字除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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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M]. 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1.
[9] 池昌海.〈史记〉同义词研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
[10] 郭芹纳.训诂散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6-31.
【作者简介】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中国在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的同时，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应根据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对某些不完全竞争和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进行支持，但也必须确定适度的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
2、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系。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外资企业在我国寡占行业中可能会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可能不仅仅会提高本国企业的利润，同时还会提高外资或外资股东的收益，所以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应估计整体的国民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