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8 16:04:58
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1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报道 综述
食品安全话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从早期“苏丹红事件”、“注水西瓜”、“多宝鱼事件”到最近“圣元早熟门”、“麦当劳添加剂事件”、“龙虾门”，可谓“历久弥新”。本文试图对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梳理并简要加以评析，以期对下一步研究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食品安全与食品安全报道
食品安全报道的对象是食品安全及其问题，明确食品安全的概念有助于准确划定食品安全报道的范围。“凡是媒介报道了某一类食品的安全问题，那一行业大多遭到沉重打击，而且常常是毁灭性的，恰如多米诺骨牌，一触即连串而倒。即便是那些拥有良好信誉的老字号，似也难以幸免。于是，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一下子众目睽睽，食品安全的问题大有被转化为食品安全报道问题之迹象。”①因此，明晰“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报道”两概念对于食品安全报道研究十分必要。
1、食品安全概念
目前我国学界对食品安全概念的界定意见不一，其中得到我国学者普遍赞同的观点是由美国学者琼斯提出，他将食品安全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两个层次。“绝对安全被认为是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一种承诺；相对安全为一种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方式和正常食量下不会导致对健康的损害。”②
暨南大学沐杉总结多种观点认为 “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及销售过程，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前提下，不会使消费者受害，也不会构成隐患危及其后代。它既包括经营安全，也包括技术安全；既包括现状安全，也包括后果安全，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安全。”③
复旦大学黄旦、郭丽华引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来说明食品安全，提出“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的概念，“它不是指那种昧着良心的制假售假（如过去曾多有报道现在仍难断根的假酒、假药、假烟等，2006年还有假酱油）之类的，这不仅因为那是古已有之，犹如人类诞生就伴随着风险一样，更在于前者是‘外部的’对人类‘命运的打击’，是当下直接感受感知的具体苦难。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食品卫生’，则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伴随物，是为人类提供服务和满足之后的不可预料的剩余物。一方面其具有不可计算性，另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决策基础上，是自己所招致。”④
2、食品安全报道的概念
沐杉认为“食品安全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食品安全事件或食品工作事实的报道，是有关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及销售各环节安全的新闻之总称。狭义的食品安全报道也称为食品安全新闻，常指食品安全消息；而广义上的该类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调查和评论等新闻种类。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新闻主要是指关注食品‘质的方面安全’的新闻报道。”他还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合格报道；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监督报道和质监新闻；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质量报道。⑤
二、食品安全报道中的问题及原因
1、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曾理、叶慧珏认为我国媒体现有的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着诸多问题：报道内容完全失实；混淆关键概念；夸大问题程度；解释说明不够；互设议程，以讹传讹。⑥
周善在《从食品安全报道看媒介社会责任》一文中认为大众传媒在对食品安全这种人命关天且专业特别强的报道中，不认真求证，一味追求轰动；不科学的过度地炒作食品安全事件，对食品企业的正当权益是一种损害，严重的会伤害到某个行业的健康发展。⑦
湘潭大学邓如在其硕士论文《食品安全报道中道德失范与对策研究》中指出食品安全报道中频频出现道德失范现象：一些媒体“炮制新闻”，虚假信息，一味沉浸在“独家新闻独家发现”的心理亢奋中、陶醉在“轰动性影响”的职业虚荣中、深陷于“公众为之震惊”的功利想象中；“媒介审判”现象也屡见不鲜，有些媒体在法院的判决之前，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有部分商业媒体以新闻传播为手段，通过多种形式谋取私利，、新闻要挟、受贿新闻常有出现。⑧
《西江都市报》张建军则对记者在食品安全报道中操作的“失误”进行归纳：报道追求轰动效应，消费者越看越糊涂；食品中的一些专业术语把握不好；放大食品中的问题；把食品安全事件分割开来报道。⑨
2、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记者或新闻机构道德感、责任感和专业性的缺失。
周善以“巨能钙风波”及所谓啤酒“甲醛门”事件为案例，探讨大众传媒在进行食品安全报道时普遍存在的专业精神与科学态度缺失的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对于食品安全这种人命关天且专业性特别强的报道，不认真求证，一味追求轰动，是媒体不成熟且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二、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时，动辄使用“有毒”、“致癌”等字眼无助于形成和谐的食品消费环境，只能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这是媒体缺乏社会责任的另一表现。三、不科学地过度地炒作食品安全事件，对食品企业的正当权益是一种损害，严重的会伤害到某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又一表现。⑩
除了对道德感、责任感和专业性的追问以外，一些学者试图从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曾理、叶慧珏从我国的与西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模式的对比入手，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报道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于这种不健全的信息传播模式。“从我国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故报道，会发现它们大致都遵循以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发生问题――媒体曝光――相关部门介入――查处、检验、定性――相关责任人受处罚。”也就是说，媒体的报道往往先于相关部门的介入，总是媒体的报道使得公众知道“着火了”，政府有关部门才匆匆赶来“扑火”。媒体不是专家，在把握食品安全信息的准确性、科学性、权威性上自然比不上相关部门。然而相关部门又总是在媒体“先声夺人”之后，才来“马后炮”。事故所带来的公众恐慌、行业损失等,往往又被归咎于媒体的报道。⑾
黄旦、郭丽华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引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将中国食品安全报道放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将所有问题归于媒体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他们以“多宝鱼事件”为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是不可预测和预知的，专家对此也无能无力，比如“食品添加剂”是被允许的，但量多量少，长期食用都存在风险，“多宝鱼事件”就属于此例。“既然如此，如果真的是因多宝鱼这样的食品安全报道，毁掉了一个行业，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无论媒体是炒作还是不炒作，真的能够改变这一结局？倒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在风险出现时，需要一种转移和寻求，试图找到其他具有象征性的地方、人和东西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从而产生一种贝克所谓的被错置的社会冲突。在这样的时候，‘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我国媒介在此类报道中屡屡被冠之以‘炒作’或斥为‘不实’，是否正是风险社会中此种固有的‘替罪羊’情结或倾向所带来的结果呢？”⑿
三、食品安全报道问题的避免和解决
张建军认为食品安全报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以人为本，客观报道；注意报道细节和技巧；建立食品安全报道模式。[13]邓如认为要构建食品安全报道道德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完备的自律体系，切实强化行业协会的管理与监督，设立公众对新闻传播的监督机制。⒁
食品安全报道如何写，才能保证既让消费者放心又让政府满意还不至于打击商家的积极性？沐杉认为要做到让三方满意，媒体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搞低级趣味，并把握好几个“度”：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度；注意议程设置的度；对报道时机的把握。媒体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要维护好与消费者的关系；要打造与食品厂商的关系；要特别把握与政府的关系；媒体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⒂
黄旦、郭丽华对媒体提出了忠告，如果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在报道食品安全一类的事件时，还是抱着这样的“舆论监督”的观念是不适宜的。一方面如上所说，风险的原因复杂，甚至不可知，另一方面，这些风险本身对于所有人，当然包括媒体在内，可能都是全新的，是需要重新感知的。作为媒介，小心谨慎并怀有谦诚之心，是必要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在报道中留有分寸。揭露是需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多维度的报道显示真相，通过真相让民众对风险作出自己的辨别和裁决。因此，遵循客观公正甚至谦虚和庄重的语调、风格，也许是适宜的。⒃
曾理、叶慧珏认为媒体的尴尬地位一方面由其自身不规范、不专业的行为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不健全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系统造成。要解决食品安全报道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依靠媒体自律,同时强化政府、企业、评估机构以及公众的积极作用，建立起一个运转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⒄
四、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简评
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笔者发现目前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有几点不足：
首先是研究文献虽有所增多，但总体严重不足。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检索期刊文献只有26篇文献与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相关，剔除重复、不规范、不切题的文献，所剩无几。虽然食品安全问题频现，但相关的报道研究则严重滞后。
第二，从以上综述不难发现，“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成了“食品安全报道问题研究”，并非笔者偏题，而是检索到的文献大都是关于问题的研究，整体性的研究，尤其是食品安全报道一般规律的探索则鲜有涉及。
第三，所有的文献中个案分析普遍较多。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案例不断涌现，学界基于报道个案的问题分析也有很多。尤其是2004年以后，对如“苏丹红”、“啤酒甲醛”等报道的个案研究，2008年以后对“三鹿”个案研究，重复率都很高。在现有的专业期刊论文资料中，个案研究占一半以上的数量，这使得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显得相当片面。
最后，很多研究集中在纯理论性的探讨，与实践相去甚远，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停留在空谈层面上，难以对实践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于食品安全报道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研究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①④⑿⒃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08（4）
②杨洁彬、王晶、王柏琴：《食品安全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52
③⑤⒂沐杉，《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
⑥⑾⒄曾理、叶慧珏，《尴尬的食品安全报道――从不规范的媒体行为到不健全的信息传播体系》，《新闻记者》，2008（1）
⑦⑩周善，《从食品安全报道看媒介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07（5）
⑧⒁邓如,《食品安全中的道德失范与对策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9
⑨⒀张建军,《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的常见误区与防范》,《中国记者》，2009（7）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2
关键词：抵消效应；食品安全监管；不同主体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现，引起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1年5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全国食品安全工作专题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深入持久推进重点整治，坚决把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的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好。”尽管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策措施，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定保障。但从多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复发生，如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卷土重来，2011年“瘦肉精”事件的再次发生，让我们不禁反思是否存在某些因素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一定的抵消效应。
国外学者Nganje和Miljkovic等曾对食品安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所谓公众行为的抵消效应是指食品安全相关政策的实施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信息会使公众（或消费者）减少他们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进而减弱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完全抵消政策实施的有效性[1-3]。他们将公众行为抵消效应的基本模型应用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并探讨了蔬菜和肉类质量安全问题中公众行为抵消效应的存在，这对于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监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但其中主要是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定性讨论[4]和以典型食品安全事件作为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5]，与公众行为抵消效应相关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更多是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角度进行研究。全世文等从消费者的知识了解、风险态度以及对信息主体和信息途径信任程度，研究了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恢复的因素[6]。王彩霞研究了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7]。蒋丽从公众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时的心理反应，认为决定公众行为的是其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观认知而不是风险本身。从群体层面来看，公众行为是一系列社会影响过程的结果，在信息性和规范性两种社会影响下，公众容易表现出从众行为[8]。范春梅等以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事件为例，构建了问题奶粉事件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关系模型，剖析了风险感知、控制感等对人们的抵制和积极应对行为的作用机理[9]。
根据上述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国内学者较少关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中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在中国缺乏适用性。因此，本文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背景，针对Nganje和Miljkovic等[3]给出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基本模型中没有对不同监管主体做出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缺陷，对该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变形，并结合模型和实际分析，将抵消效应定义为公众或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随着监管水平发生变化后，导致监管水平对公众健康损害等预期总损失减少作用的减弱效应。同时，分别对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和以社会全体（包括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公众）作为监管主体建立了两个抵消效应模型，并利用两个模型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行为抵消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具有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的结论，最后结合具体算例对模型结论进行了验证，对结论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实际意义进行了说明。
2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的模型分析
食品安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缓解市场失灵的职能。因此，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公众较少参与甚至不参与监管的情形是本节讨论的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只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决定。
2.1 问题的假设条件及建立的模型
根据文献[3]给出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基本模型，当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时，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决定，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公众健康损害等预期总损失用 表示，具体如下：
（1）
其中 表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实行政策措施等所对应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表示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所付出的等价性货币支出（包括消费者识别食品的安全性以及为保护自身权益进行投诉、打假等行为的相应支出）。 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公众健康损害等总损失（仍以等价性货币值衡量），并且满足 ， ， ，其中 和 分别表示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食品都不可能是绝对安全的，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导致公众健康损害等总损失始终存在，即总损失始终为正， ；并且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因此总损失将减少，即总损失的一阶导数为负， ；同时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对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总损失的减少作用逐渐减弱，即总损失的二阶导数 。除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所付出的支出也尤为重要，因此 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总损失发生的概率，它主要由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所付出的等价性货币支出 所决定，并且满足 ， ， 。其中 和 分别表示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这是因为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总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所支出的越多，总损失发生的概率越小，而随着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总损失发生概率的减小作用会逐渐减弱，这与总损失 的性质相似。
当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决定的监管水平 给定的条件下，公众通过决定其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实现食品安全危害总损失与支出之和的最小化。对此，公众的目标决策如下：
（2）
由式（2）的一阶最优条件可得
（3）
由式（3）和假设条件，显然相应的二阶最优条件满足。因此，满足式（3）的 是公众决定的最优支出。
因为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会直接受到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外部环境影响，所以可以假设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 是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的函数，由此对式（3）两边 求导可得
（4）
由式（4）整理可得
（5）
根据假设条件显然有 。说明当其它条件不变时，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会逐渐减少。这反映了随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实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增强，会导致公众减少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支出的机会主义行为。
2.2 公众行为的抵消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实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有效性导致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通过对式（1）中 求导，并将式（5）代入求导结果，经整理可得
（6）
根据式（6）和假设条件可以分析得出：若不考虑公众行为对政策的影响，监管水平对预期总损失的边际减少值 。而由于 的存在，导致这一减少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可将 视为抵消效应项。因此，在满足不同条件下，公众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有效性产生了部分抵消效应和完全抵消效应两种不同结果。
2.2.1 公众行为的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分析
若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总损失发生的概率 满足上述条件时，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公众预期总损失逐渐减小或不变。在上述条件下可知：由于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 所决定的 的存在，同时它不大于1，并且由已知条件显然其还大于0，使得公众预期总损失的减小值被抵消了一部分。依据文献[3]和本文对抵消效应的定义，可将其视为公众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的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其中抵消效应是指 ， 的极端情况。之所以产生这种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是由于随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和恢复了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削弱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谨慎态度，从而减少了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由此直接导致总损失发生概率的提高，进而对食品安全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了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
2.2.2 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分析
若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总损失发生的概率 满足上述条件时，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而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公众预期总损失却在增加。在上述条件下可知：由于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 所决定的 的存在，同时它大于1，使得公众预期总损失的减小值被完全抵消了，造成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无效甚至起到负面作用。可将其视为公众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的完全抵消效应。之所以产生完全抵消效应是由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提高的利好外部环境，极大程度地提振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致使他们大幅地减少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甚至不支出，由此导致损失发生概率的较大提高，进而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了完全抵消效应。
综上，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的模型分析中，无论是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还是完全抵消效应，它们都是由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 所决定的 直接造成的，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无关。
3 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的模型分析
食品安全监管具有一定复杂性，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交叉，职能划分不清，仅靠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存在一定的政府失灵。因此，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公众包括行业协会、各级公众组织等也纷纷加入到食品安全监管中，较多地区日益形成多元监管主体的局面。因此，以社会全体（包括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公众，简称为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是本节讨论的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由社会全体共同决定。
3.1 问题的假设条件及建立的模型
若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由社会全体共同决定，即社会全体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仍用式（1）中 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预期总损失，此时它不仅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而且还包括食品安全危机引发的社会道德、政府声誉等全部预期损失。其中 表示社会全体所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表示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所付出的等价性货币支出（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采取的相关行动等支出，以及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等总和）。 表示以等价性货币值衡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社会全体的损失总和，并且仍然满足 ， ， ； 表示社会全体损失总和发生的概率，它由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 决定，并且仍然满足 ， ， 。
当社会全体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时，他们共同决定监管水平 ，同时监管水平直接决定他们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因此，为实现食品安全危害导致的总损失与支出总和的最小化，社会全体的唯一决策变量就是监管水平 ，因此社会全体的目标决策如下：
（7）
其中 ，即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是监管水平的函数。
由一阶最优条件
（8）
为简化分析，假设式（7）存在最优的内部解，即二阶最优条件仍满足，则符合式（8）的监管水平 即为社会全体的最优监管水平。经整理可得
（9）
式（9）中 。因为若 ，将其代入式（8）可得 ，这显然与已知条件和假设不符。因此式（9）右端分式的分母不为零，分式是有意义的。根据假设条件，只能判断出式（9）右端分式的分子为负，分母的正负无法直接判断，需要依据 的正负进一步讨论说明。
为进一步明确社会全体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对其总支出的影响，下面对式（9）进行分析讨论。
若 ，即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社会全体的损失总和相对较小时，随着社会全体所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提高，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 将增加。这意味着在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严重时，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食品安全现状，这将激励社会全体更有动力地实施相关政策法规和采取相应行动，因此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将增加。
若 ，即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社会全体的损失总和相对较大时，随着社会全体所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提高，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 将减少。这意味着在食品安全问题较为严重时，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难以显著地改善食品安全现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全体实施相关政策法规和采取相应行动的动力，因此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将减少。
3.2 社会全体行为的抵消效应分析
在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时，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的抵消效应存在。因此，对 中监管水平 求导，并将式（9）代入整理可得
（10）
根据式（10）和假设条件可以分析得出：若不考虑社会全体行为对政策的影响，监管水平对预期总损失的边际减少值 。但由于 的存在，也可能导致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的抵消效应，可将 视为可能的抵消效应项。而这种抵消效应是由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以及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共同决定的。因此，在满足不同条件下，对社会全体行为可能产生的抵消效应进行具体分析。
3.2.1 社会全体行为的加强效应（即负的抵消效应）分析
若 ，整理后即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社会全体损失总和相对较小时，随着社会全体所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预期损失总和会减少。并且当 时，显然有 。这可视为社会全体行为不仅没有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产生抵消效应，反而产生了加强效应，即负的抵消效应。此时由社会全体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在损失总和相对较小时监管效果非常显著，不仅极大地激励了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积极性，由此带来损失的发生概率减小，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社会全体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性，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因此，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产生了加强效应。
3.2.2 社会全体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分析
若 ，整理后即 ，则 。说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社会全体损失总和相对较大时，随着社会全体所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预期损失总和会增加。在上述条件下可知：由于社会全体决定的监管水平 和他们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 所决定的 的存在，造成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无效并且起到负面作用。此时可视为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的完全抵消效应。由社会全体决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在损失总和相对较大时监管效果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积极性，由此导致损失的发生概率增大，同时将进一步打击社会全体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性，监管水平进一步降低。因此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产生了完全抵消效应。
4 模型结果的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大小不同，即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不同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哪种情况监管实施更有效？下面主要从监管水平对支出的影响以及抵消效应的强弱差别进行比较分析。为便于比较分析，假设第2节和第3节分析的不同监管主体中监管水平和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相同。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和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的模型中支出对监管水平的导数 分别记为 和 ，它们表示监管水平对支出的影响，则由式（5）和（9）可知 ， ；相应地将两个模型中导致政策实施有效性的抵消效应项分别记为 和 ，则由式（6）和（10）可知 ， 。第2节已经分析得出 ， ，而第3节中 和 的正负需要依据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大小进行判断。下面就按照损失大小不同进行讨论比较。
4.1 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损失相对较小时的结果比较
由第2节分析可知 ， ，第3节分析可知当 时 ， 。结合第2节和第3节分析的结果，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小时，即 ，当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同时公众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具有部分或完全抵消效应；当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总和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同时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具有加强效应（负的抵消效应）。因此，无需具体比较效应的强弱，即可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小时，即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具有负面影响，同时公众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具有部分或完全抵消效应，而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具有正面影响，同时社会全体行为对政策实施有效性具有加强效应。
结论1表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小时，较之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由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决定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是比较理想的。因为随着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不仅社会全体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相应增加，而且社会全体行为将对监管政策等实施有效性产生加强效应而不是抵消效应。
4.2 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损失相对较大时的结果比较
由第3节分析已知当 时 ， ，因此有
（11）
其中 和 分别表示对 和 取绝对值。
4.2.1 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更为有效的情形
若式（11）右端项大于1，即 ，则有 ， 。将上述条件整理可得
（12）
由式（12）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讨论：
（1）若 ，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时存在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且同时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满足 时，则有 ， 。
（2）若 ，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时存在公众行为的部分抵消效应，且同时满足 时，则有 ， 。但由已知 ，显然上述结论与该假设条件矛盾，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成立。
（3）若 ，则式（12）左端为零，右端大于零，显然这种情况也是不成立的。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只有第一种情况成立。并且因为 ，所以 ， 。可得当且仅当 ，并且 时，有 ， 。
因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若不同监管主体的模型中监管水平与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相同，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大并且严重到一定程度，即 ，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存在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时，即 ，则有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公众支出的绝对影响效应大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社会全体支出的绝对影响效应，即 ；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中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大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中社会全体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即 。
结论2表明当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并且公众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较强的完全抵消效应时，较之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仅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会导致监管效果不显著，以及公众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较大程度地减少。因此，这种情况下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是更为有效的。
4.2.2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更为有效的情形
若式（11）右端项小于1，即 ，则有 ， 。将上述条件整理可得
（1）若 ，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存在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同时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满足 时，则有 ， 。
（2）若 ，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中存在公众行为的部分抵消效应，同时满足 时，因为 ，所以仍然满足 ，则有 ， 。
（3）若 ，则由式（13）左端为零，右端大于零，显然这种情况是恒成立的。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可得当 ，且 时；或者当 ，且 时，都有 ， 。
因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若不同监管主体的模型中监管水平与为避免食品安全危害的支出相同，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大但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即 ，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存在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即 时；或者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大，即 ，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存在公众行为的部分抵消（或抵消效应），即 时，都有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公众支出的绝对影响效应小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决定的监管水平对社会全体支出的绝对影响效应，即 ，并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中公众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小于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中社会全体行为的完全抵消效应，即 。
结论3表明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大但并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并且公众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较强的完全抵消效应时；或者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较大并且公众行为仅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部分抵消效应（或抵消效应）时，在这两种情况下，较之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的监管有效性及他们行为对监管有效性的完全抵消效应更强。因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是更为有效的。
5 具体算例
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与比较，本节将列举具体的损失函数和损失发生概率函数及其参数取值，通过算例计算，对模型的结论进行验证并说明模型的实际意义。
令 ，其中 ； ，其中 ； ，其中 ； ，其中 。其中 、 和 分别表示三个不同的损失发生概率函数。根据上述算例设定进一步对模型及其结果进行验证，按照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损失相对较小和较
计算结果显示：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小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不仅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对公众支出具有负面影响，而且公众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具有部分或完全抵消效应；而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对社会全体支出具有正面影响，而且公众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具有加强效应。因此这种情况下应以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实施监管更有效。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相对较大时，无论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还是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对支出都有负面影响，公众或社会全体行为对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都有部分或完全抵消效应。相比之下，公众行为存在部分抵消或抵消效应，社会全体行为存在完全抵消效应时，应选择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公众行为或社会全体行为都存在完全抵消效应时，若损失较大但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则还应选择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若损失较大且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则应选择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该计算结果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6 结论
本文对文献[3]给出的公众行为抵消效应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变形，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实际情况，分别对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和以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的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应根据不同条件下，公众行为或社会全体行为对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性产生的抵消效应不同而选择监管主体。只要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总和相对较小或者相对较大且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由社会全体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是更有效的；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总和相对较大或者相对较大但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监管主体是更有效的。根据本文结论，我们认为从公众或社会全体行为对监管政策措施等实施有效性的抵消效应方面来看，当食品安全问题处于显露端倪的初期或较为严重的后期时，需要社会全体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管，这样即使存在抵消效应，对于监管实施效果的抵消效应也不是很大；而当食品安全问题趋于严重的过程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会使抵消效应较小。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是社会范畴的影响，涉及政府、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和多领域，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不仅极其复杂并且过程长而持久。因此，需要通过整合政府的监管强势，公众的理性消费和自觉监督，生产企业的规范和社会责任，行业协会的协调管理，媒体的信息和监督优势，形成多元主体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对此，除了公众行为对政策措施等实行效果的抵消效应以外，政府行为实施的持久性，地方政府、生产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行业协会、媒体行为对政策措施等实施有效性的影响以及共同作用的分析将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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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幸福感；正相关；乘数效应；蝴蝶效应
中图分类号 TS2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18-133-04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幸福。然而，幸福是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与人们所处境况的变化密切相关，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纵向比较，一个人的境况在变好，那么他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如果横向比较，一个人的境况好于周边的多数人，那么他的幸福感也会增加。反之，亦然。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调查表明，食品安全已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背景下，食品安全问题对人们的幸福感是如何影响的？通过何种机理来传导幸福感的变化？本文将作以下阐述与分析。
1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属于民生问题。近10a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以在婴幼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染剂为代表的几起特大食品安全案件的发生，普遍引起国人的担忧，以致洋奶粉在国内热销，甚至有人跨国（跨境）采购洋奶粉。
2004年以来，我国正规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见图1）。其中，2005年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报道数量由2004年的56例骤增至435例，至此以后便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2011年又突增至713例。从结构上看，食品安全事件涉及到粮食、蔬果、肉制品、乳制品和副食品等几乎所有的食品种类，严重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其中，粮食类安全事件123例，蔬果类安全事件73例，肉制品类安全事件138例，乳制品类安全事件173例，副食品类安全事件89例。
概括起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如下3个特征：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饮料、南北干货、奶制品、炒货等；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扩展到食品内部的残留危害，不仅有害菌落总数而且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严重超标；三是问题食品生产的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蔽，以致现有的食品检测技术难以有效甄别或合理界定。
2 源自食品安全的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基于人内心体验的感觉。人类对幸福感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2 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曾经将幸福与智慧联系在一起[1]，而伊壁鸠鲁则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2]。至当代，幸福感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心理学领域，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即基于快乐论哲学的主观幸福感与基于现实论哲学的心理幸福感[3]。前者侧重于研究感官上的快乐，后者则强调精神上的快乐。从感官上来讲，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多与人们的生理需求联系紧密，如收入水平能够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是因为它直接决定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类似的因素还有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安全状况等。从精神上来讲，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则多与人们的心理需求有关，如社会地位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是否能实现其人生价值，而人际关系也能通过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而影响幸福感。
现有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比如，居民的住房条件（H）、居住环境（E）、收入水平（I）、社会地位（S）、食品安全（F）、人际关系（R）等等都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构建幸福函数（W）。
W=f（H，E，I，S，F，R）
本文专注于食品安全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于是，假定其他不变，仅讨论食品安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事实上，食品本身用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食品安全则涉及人们的心理需求。从生理需求上来说，食品是人们日常的必需品，直接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从心理需求上来说，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给人们带来稳定的心理状况，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则无疑会使人们的负面情绪高涨。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的满足状况共同构成生活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幸福就是对生活的高度满意。因此，食品安全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影响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满意状况――生活满意度，最终影响居民幸福感。不难理解，Diener把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4]。
显然，食品安全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即食品越安全，居民幸福感越高；食品越不安全，居民幸福感越低。进一步研究分析，居民幸福感具有边际递增的特征，即随着食品安全程度的提高，居民从食品安全中获得的幸福增量上升。反过来看，一旦爆发食品安全事件，居民经常消费的食品变得不再安全，那么居民幸福感就会加速下降。
3 食品安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理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越来越追求幸福长寿。很明显，食品是人们健康长寿的第一要素。当食品出现安全问题时，人们普遍会对自身的健康感到担忧甚至恐慌，从而降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因此，食品安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理可以归纳为这样的逻辑链：食品安全健康担忧满意度下降幸福感降低。当若干居民个体的幸福感降低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也会随之降低。
从单个居民的角度看，幸福感的变化并非简单而单向，而是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即居民幸福感的变化远大于食品安全程度的变化。当食品出现安全问题时，居民对食品安全状况的恐惧感被放大，幸福感会加速下降。尤其是当多个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时，其叠加影响的结果，使居民幸福感下降更快。
从居民群体的角度看，幸福感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蝴蝶效应”，即居民个体幸福感的变化会对其他居民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群体中出现连锁反应。当某居民在短时间内因食品安全问题幸福感快速下降时，其感受也会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给其他居民，导致其他若干居民的幸福感不同程度地下降。
4 案例剖析
4.1 案例内分析 2013年5月18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检测结果，其中米及米制品近45%镉超标。该信息不久，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一热点新闻，社会各界就此对“碗里的安全”展开了广泛的热烈讨论。继广州市相关部门查出并公布这一信息后，广东省其它地区（如佛山市、中山市和清远市等）以及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和广西等）也相继查出大米镉超标的问题。由于该问题最先在广东发现，因此人们将此次事件称之为广东“镉大米事件”。
众所周知，大米是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尤其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几乎是唯一的主食。人们可以在缺少某些副食的情况下而正常生活，却很难在没有主食或主食的安全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生存。在质性研究中，根据George和Bennett的观点，案例内分析的方法是用来“认定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中介性原因过程（intervening causal process）――原因链或原因机制”[5]。也就是说，在案例中寻找中介性因素是理论验证的关键过程。在理论假设中，逻辑上的中介性因素是生活满意度，因为生活满意度是连接食品安全和居民幸福感的中间因素。然而在本案例中，生活满意度并不是最终的中介性因素，而应当将这一逻辑上的中介性因素与现实表象上的中介性因素――“大米镉超标”区分开。也就是说，“大米镉超标”作为一项现实中的食品安全事件，它的出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这一过程在逻辑上的对应正是上文的理论假设。“大米镉超标”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在于大米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作为主食的大米都不安全了，人们对生活自然不会满意。
“大米镉超标”是案例内的核心信息，也是能够验证理论假设的最重要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源于案例内的证据，如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官方机构的检测与说明等。根据常识，媒体几乎不会对公众不关心或不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进行报道。对于此次“镉大米”事件，国内媒体的争相报道可以反映出事件的重要性：大米出了问题，公众日常生活受到威胁。而官方机构出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目的，也只会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进行关注：生活必备品大米自然是被检测的对象之一。当然，这些证据从根本上来讲也是“大米镉超标”这一主要证据的分支，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4.2 跨案例分析 为了在不同事件中验证理论假设的成立，以增加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选取质性研究中早期运用广泛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法和求异法来进行跨案例分析。本文择取上文中的“镉大米”事件作为“案例一”，以及另外两个食品安全事件分别作为“案例二”和“案例三”，并虚拟一项现实中不存在的事件（该事件符合人们的常识）作为辅助案例，由此展开分析。
（1）案例二：2012年9月，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12年广东省配制酒等23类食品生产环节专项抽检情况通报》，其中，奇康饮用水由于菌落总数严重超标被列入检验不合格名单。该消息的在长期购买奇康饮用水的消费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就此提出抗议，并表示不再购买此类饮用水。
（2）案例三：2012年6月，“南都网”和《南方都市报》报道了有关广东省佛山市肉联厂炮制工业盐猪血的新闻。根据新闻报道，有市民举报佛山市肉联厂往猪血中添加工业盐后，《南方都市报》记者前往当地进行暗访，后将事实曝光，在消费者中引起巨大轰动。工业盐作为一种致癌的化学添加剂，加入人们日常食用菜品之一的猪血，无疑会给人们带来恐慌。尤其对于佛山市居民来说，近在眼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让他们提心吊胆，对食物购买慎之又慎。
（3）辅助案例：2012年6月，“南都网”和《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近期记者随机暗访广东省内各大食品加工厂的情况。报道显示，广东省内某些地区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但这些被曝光有问题的食品加工厂所在地区不包括佛山市。虽然不能排除有安全问题的外来食品进入佛山市销售的可能性，但对于佛山市居民来说，本次报道佛山市没有问题，至少能让他们在短期内感觉身边的食品是相对安全的，由此也能让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过着相对而言平静的日常生活。
根据求同法的推理逻辑，在表1的3项案例中，先行（或后行）情况只有“致害物”都是食品这一项是相同的，且居民反应都相同，那么“致害物为食品”即是其原因。从表1中可以观察到，这些食品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因此可以说这些食品的安全状况直接和居民生活满意度挂钩――生活满意度基于日常生活。由此，前述理论假设得以验证。
欲用求异法进行跨案例分析，则须选取研究案例三以及辅助案例，对其主要特征进行整理，具体见表2。
根据求异法的推理逻辑，在表2的两项案例中，先行（或后行）情况只有“致害物”这一项是不同的，且居民反应在不同案例中表现不同，那么“致害物为食品”即是研究案例3中居民反应的原因。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品，人们很可能将猪血作为餐桌上的菜肴。此类常见食品存在安全隐患，则会影响到居民生活满意度。由此，前述理论假设得以验证。
5 结论与讨论
我们在对“食品安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如果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存在技术上的难度，如变量难以确定、测量指标难以统一和存在数据偏差等。因此本文采用了比较政治学对于小样本研究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分析两种模式对假设进行验证。其中，案例内分析是在单一案例的众多特征中进行证据搜集，跨案例分析则运用了求同法和求异法，对多个案例的众多特征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无论是理论演绎还是案例实证，都可以得出结论：食品安全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具有边际递增的特征。食品安全事件引起居民健康担忧，从而影响生活满意度，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当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乘数效应会放大这一过程，加速居民幸福感下降；蝴蝶效应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幸福感整体下降。
从食品安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以看出其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力，但它不仅仅是影响居民幸福感这么简单。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提供的报告，在美国每年有7 600万例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其中需要入院接受治疗的有32.5万人，死亡的有5 000人，而这些数字在发展中国家更高。人们可以因为各种因素而感到不幸福，幸福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心理体验。当人们因食品安全问题而失去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时，幸福这种心理体验自然显得虚无缥缈。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关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关乎民族的发展与延续。
鉴于此，保证食品安全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除了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外，政府还应协同所有社会成员一起参与食品安全的维护工作。共同参与不仅能够提高工作的效果，更能够让公众在监督和评价食品安全状况的过程中体验到身为社会一员而应有的权利与义务。食品安全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评价，因此社会整体幸福感也最终依赖于公民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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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演化博弈；政府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Food safety issu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 food saf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althy， enterprise is the main undertaker of food safet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 imperfect， food safety incidents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a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rationality， we should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r regulatory conditions， enterprises choose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production safety and production safety， and consumers choose buy or not，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o enterprise's production safety is eff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executive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Key words： food safety；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the government
0 引 言
食品问题是民生基本问题，食品安全关系到公众的幸福水平，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食品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公众的形象，2014年，零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沈阳等20个城市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18～60周岁的居民，随机选取3 166位进行访谈。从调查结果来看，77.8%的公众对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持负面评价，其中，17.8%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非常差”[1]。虽然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比如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己经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基本法律为基础，以有关食品安全技术标准等基本法规为重要补充的相对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2]，但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食品问题不仅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致使家庭破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比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随处可见。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食品安全问题，而食品安全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顾客不能获得企业产品的基本信息，工商部门的有意舞弊，受害消费者的不举报，都使得消费者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食品安全信息。代文彬、慕静、马永军（2014）从供应链角度研究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应如何进行食品安全风险防控[3]。陶红茹、孙韶云（2014）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了政府监管的重要性[4]。刘刚（2016）基于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搜索的有效性分析了消费者信息搜索与自我保护及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三者关系[5]。王常伟、顾海英（2014）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沿革、现实与趋向，对我国食品制度的变迁做了很好的回顾[6]。华锋（2015）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地阐述，并指出了问题，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建设给出了意见，指出了集中监管、多方共治将是未来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改革的重要趋向[7]。
可见，近年来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从供应链到物流发展，从政府、企业到消费者行为选择都没间断过，本文就是研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仅具有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从静动态的视角，分析三者的策略选择。本文第一部分为基本假设，第二部分为政府与企业的静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第三部分是消费者与企业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最后是总结。
1 基本假设
1.1 政府与食品企业的假设
食品安全问题包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在没有取得与食品生产相关的证件之前非法生产食品、使用非法添加物或过度使用添加剂、生产过程工艺不当、滥用食品包装物造成的食品污染、虚报食品相关信息等，企业是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承担者，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企业利润的获得不仅与微观环境相关，还与政府政策与支持息息相关，从短期来看，生产不安全产品可以节约成本从而获得短期利益，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不安全生产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政府会为此支付大量的成本理由不安全生产造成的损失，政府部门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维护社会稳定。不安全生产从短期来看可以使得政府部门完成相应的指标，但不安全生产造成人心涣散，社会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而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不安全生产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矛盾。
3 结 论
本文通过建立食品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复制动态过程得出了如下结论：当食品企业进行不安全生产的成本大于安全生产时，理性的企业会选择安全生产，此时，企业的策略不随政府的策略而变化；当食品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的成本大于不安全生产时，企业的策略会随着政府监督的力度而变化，当政府监督概率和惩罚力度都很大的时候，理性的企业选择安全生产概率就大；当政府监督的成本大于监督所获得的利益时，理性的政府会选择不监督，此时政府的战略选择不会随着企业的策略而改变；当政府监督的成本小于监督的收益时，理性政府的战略选择会随着企业生产的情况而变化，当企业不安全生产的概率越大时，政府进行监督惩罚的概率也越大。另外本文通过分析企业与消费者的静态博弈可知，当政府加大对不合格产品的打击，加强监管力度，使企业生产不合格产品的成本高，就会使企业间接放弃生产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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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食品 安全性
［论文摘要］本文从食品安全性的概念、我国食品安全性的现况、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因素以及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策略等几个方面对食品安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能够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改善。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质量与安全的意识均在不断地增强，功能性食品、绿色食品、转基因食品等用语频繁出现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让城乡居民长期吃上“放心菜“、“放心肉”、“放心食品”，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文从食品安全性的概念、我国食品安全性的现况、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因素以及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策略等几个方面对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初步的剖析。
1、食品的安全性的概念
由于科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食品安全性问题的内涵及轻重缓急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对食品安全性的理解也有不同程度的差距。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食品安全性定义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害的一种担保”。在我国食品的安全性通常被解释为“在规定的使用方式和用量的条件下长期食用，对食用者不产生不良反应的实际把握”。所谓不良反应包括由于偶然摄入某一种食品对机体所产生的急性毒性(伤害)或长期微量摄入所产生的慢性毒性，例如致癌性和致畸性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析技术的提高，有些曾被认为是绝对安全、无污染的食品，后来又发现其中含有某些有毒有害物质，长期食用可导致消费者慢性中毒或危及其后代健康；而许多被宣布为有毒的化学物质，实际上在许多食品特别是在天然食品中以极微量的形式广泛存在，并在一定含量范围内有益于人体健康。因此，评价一种食品是否安全，并不是根据其内在的固有毒性，而是看其是否造成实际的伤害。
2、我国食品安全性现况
我国食品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最严重的就是食品的安全性问题，重大食品中毒事件频频发生，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用甲醇制作毒酒，用福尔马林浸泡海产品，在火锅中加入罂粟壳，用生石灰做豆腐以及阜阳奶粉等事件层出不穷。仅2006年就发生过多起食品安全问题：苏丹红事件，超碘奶事件、变质奶事件、孔雀石绿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的食品危机，使人们对食品的安全忧心忡忡，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安全的食品吗？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议论和关注的话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整体生活水平、食品工业乃致整个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食品安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切实研究食品不安全问题，认真分析原因，采取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对策，逐步消除食品的不安全因素，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体系。
3、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因素
专家认为，造成目前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近年来，每年卫生部接到食物中毒报告100~200起，涉及数千人发病，百余人死亡；除意外事故外，大部分均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如80年代在上海因食用污染毛蚶引起甲型肝炎大爆发累及30万人。从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出发，微生物性危害是我国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也始终是各国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努力控制的重中之重。
（2）长期使用农药、兽药、化肥、及饲料添加剂。农药、兽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化学成分对食品安全性产生的影响，已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棚式蔬菜，为防止病虫，菜农往往超量喷洒农药或使用高激素、高营养素，使农作物超常生长。由于这些化学品性质稳定，不易降解，在食物链、环境和人体中可长期残留，对食品安全性以及人类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3） 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及人类健康，比如说有机污染物中的二恶英、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工业化合物及副产物，都具有可在环境和食物链中富集、毒性强等特点，对食品安全性威胁极大。 在人类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食品中的环境污染物可能有增无减，必须采取更有效的对策加强治理。
（4）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的加工、包装、运输以及贮藏过程中，为了保持食品的营养成分，增强食品的感官性状，适当使用一些食品添加剂是必要的。但是要求使用量必须控制在最低有效量的水平，否则会给食品带来毒性，影响食品的安全性，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在食品加工中广泛存在着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如使用量过多、使用不当或使用禁用添加剂等现象。
（5） 食品加工、贮藏和包装过程。食品在高温烹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毒性极强的致癌物质（如多环芳烃、杂环胺等），在加工过程中，会用到机械管道、锅、塑料管、橡胶管、铝制容器以及各种包装材料等，也有可能将有毒物质带入食品。另外，食品贮藏过程中产生的过氧化物、龙葵素等化合物，也给食品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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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品新技术新资源的应用带来新的食品安全隐患。随着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食品新资源、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新型包装材料、新工艺以及现代生物技术、酶制剂等新技术不断出现，造成直接应用于食品或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亟待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7）市场和政府现有措施不完善，仍存在着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标签滥用，违法生产经营等。
概而言之，食品不安全因素可能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不同环节，其中的某些有害成分，特别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可因生物富集作用而使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受到高浓度毒物危害。
4、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策略
（1）强化政府监管，对监管不力、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有关部门实行问责制。
（2）加大对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有关当事人、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3）研究、开发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对食品生产流通全过程严格监控，保障食品安全，同时有关信息，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4）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控制水体、空气、土壤的污染，改变当前食品污染状况。
（5）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无污染、安全、优质的绿色食品。
（6）切实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消除食品污染于发源端。比如说减少农产品的污染情况，可尽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等化学品等。
（7）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理机制，确保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受害人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食品能得到及时的收缴、查封；
（8）掌握食品安全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改进饮食习惯，革除不科学、不文明的饮食方式，少吃或不吃油炸、熏烤及霉变食物等。
综上所述，吃的营养，吃的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都来重视食品安全，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一定会稳步改善，从而使人们吃上放心食品。
参考文献
[1] 陈君石，食品安全-现状与形势，江西食品工业，2003，1，4
[2] 南庆贤，吕玲，动物性食品安全性问题及其对策，中国家禽，2002，24（22），6
[3]曾铭，彭珊珊，食品安全性问题初探，食品科学，2005，26（12），250
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新闻信息；传播功能和技巧
2008年的世界粮荒引起了不少国家经济政策和举措的变化，韩国的牛肉风波导致。在国内，“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过后，三鹿奶粉造成的“结石宝宝”又一次揪人心肺……
近年来，国内外因食品安全引发的事件对消费者生活、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一次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和焦点，甚至成为涉及国家制度、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任何政府和媒体，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新闻与传播的理论研究也无法回避这个课题。
一、食品安全情况信息传播的特点
食品安全信息的流通一般具有下列特点：
1、影响面广，可控性差。“民以食为天”，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还是家境贫富，没有一个人能离开食品。而且食品品种多、情况复杂，信息特别具体，也变化无穷，所以这方面的信息一旦有什么变动，传播起来就会好比大水泛滥、大火蔓延，不可等闲视之。
2、食品安全情况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乃至生命关系特别密切。什么食品有毒，什么食品会致病，什么食品吃了发胖，什么食品该怎么吃、怎么保藏……都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一旦出现误传、谣言，其社会反响特别大，直接影响到了千百万人的日常行动、经济生活和生产就业。
3、涉及社会安定、国家形象、国际关系。正由于食品安全隋况影响广泛，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乃至生命，所以这一类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特别快，往往会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影响到社会人心的安定；由于当今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各国食品进出口频繁，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的不良信息和负面信息传播，必然影响到出口国的国家形象和与进口国的关系。韩国人因害怕进口美国牛肉会传染“疯牛病”而示威游行，反对进口美国牛肉，就是典型事例。
因此，媒体重视食品安全信息的报道，科学、准确传播信息，也是媒体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二、食品安全信息报道是媒体社会监测功能的重要内容
新闻媒体具有监测社会的功能，既然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与社会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媒体在这方面也就应该有所作为。
1、宏观上的监测。就一国、一地的总体而言，媒体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针对保证食品安全的措施、制度以及相应关系的信息进行传播，并解读相关政策，其中，也包括对一些观念、理念的传播和一些思潮、民意的反映和分析。如2007年7月27日新华社播发《签署国务院令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特别规定》，传达了宏观信息：地方政府不履行产品安全监管法定义务将被问责；7种违法行为将受处罚；食品等监管部门的4项职权；任何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新华社2007年817日又播发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食品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高，食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同时发表记者述评，指出某些国家炒作中国食品安全意在制造贸易壁垒。这些都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反映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状况及相关的政策。
媒体不仅可以报道宏观事实信息，而且可用评论、讲座等方式，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方位的观察和分析与监督。如文汇报2007年7月30日发表的文章《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多重努力》，帮助读者对食品安全问题做了全面分析和深度解读，有利于决策部门和广大读者从容应对食品安全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2、微观的监测，指对食品安全中一事一物的反映报道和解读分析。食品安全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媒体对食品安全中的一事一物都应该予以监测，既不能缺位、失语，更不能跟风炒作，推波助澜，对社会和民众不负责任。这方面，2007年海南香蕉致癌事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3月13日，广东某报发表题为《广东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一文，之后，其他一些报纸和网站跟风炒作“毒水果”消息，使谣言迅速传播蔓延开来。这些错误信息使海南香蕉售价迅即从每公斤3元猛降至3角，每天出岛香蕉由原来的7000 ~10000吨减少到3000多吨，海南香蕉每天损失1400万元。香蕉价格暴跌10多天后，有关部门和媒体才出来辟谣。正确信息传播的失语和滞后，给蕉农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灾难，影响到社会安定。
综上所述，媒体在履行对食品安全的监测中，既要重视从宏观上监测，也要从微观上加强监测，并做到及时、准确、科学。
三、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
1、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既理直气壮地宣传总体
形势的好转，又要实事求是地点明问题的存在与形势严峻的一面。两者不可偏废。媒体要积极宣传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对食品安全进行专项整治，对突发事故和事件做到及时妥善处理，有关法制、法规和制度建设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好转，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大众放心进食和幸福快乐生活。媒体也必须同时向民众讲明，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保障食品安全上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漏、缺失和失误；何况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和法制尚不健全，食品企业的生产或加工水平、科技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企业为追求利润而违背职业道德制造假冒伪劣食品时有发生，食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会不断暴露，目前正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仍然较重。产地环境污染、污水浇灌、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农药、饲养禽畜滥用饲料添加剂、非法使用生长激素及“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
(2)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假冒伪劣问题比较突出。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滥用或超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素等加工食品的现象时有发生。
(3)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为数不少的食品经营企业小而乱，溯源管理难度较大，存在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现象。
(4)食品安全事故(事件)时有发生。如近年来发生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广东散装假酒事件、二氧化硫超标黄花菜事件、苏丹红辣椒事件、多宝鱼检出禁用渔药事件、河北“红心”鸭蛋事件、上海群体性“瘦肉精”中毒事件等，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严重影响了公众消费信心，在国际社会中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国际声誉。媒体在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中，应自觉地、理性地把握形势大局，引领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对待和努力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式和报道方法，或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思维方式和报道方法，都无助于媒体正确监测食品安全。既要讲政治，又要讲科学，其最终标准是实事求是。
2、食品安全信息传播要及时、真实。
2007年上半年，国务院专门责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农业、卫生、工商、质检、国务院新闻办等相关部门，讨论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新闻制度。什么，谁来，什么时候，由信息制度进行确定，确定之后，基本原则是每两周一次食品安全信息。这无疑有利于媒体及时传播食品安全的权威信息。
对于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不仅媒体要及时、负责、把关，政府、企业也有责任及时作出决策和措施。2007年吴仪在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第三次现场会议上讲话指出：“各地、各部门都要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对不实报道要快速回应，及时澄清，以正视听。”信息传播的迅速及时必须是以真实准确为原则，媒体要防止和避免求快而轻率未经核实的信息。
3、信息传播要准确、科学、全面，不要听风就是雨。
媒体报道食品安全事件的内容、程度、范围、原因等，要严格忠于事实，多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判断，所做的结论要依据检测部门的科学分析，做到用事实说话，用科学说理，服人。切忌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偏听偏信事件相关领导的介绍，或轻信外电信息或网络信息，跟风炒作。2005年媒体关于国产啤酒含有致病成分甲醛的报道，从一家媒体小报的报道到互联网纷纷转载，继而全国媒体跟进，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虚惊一场，是个极好的教训。更不能为了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而疏于核实，争先恐后地犯错误。利益驱动、商业化运作的报道思想和作风，必须杜绝。2007年8月1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纸馅包子”虚假新闻炮制者訾北佳涉嫌损害商品名誉案。法院认定，訾北佳故意捏造事实，编造虚假新闻，并隐瞒事实真相，使虚假节目《纸做的包子》得以播出，损害了特定食品行业商品的声誉，已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这个教训，应永远记取。
4、要追踪事实真相，弄清来龙去脉，分清责任。
食品安全因素涉及面很广，可能涉及生产者、监管部门，可能涉及食品购销调存诸多环节，也可能涉及食用者的使用、保藏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当记者接触到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线索和局部情况时，切不可轻下结论，而要进一步做好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了解相关各方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多方位、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要害和实质，然后才能采写出正确的、恰当的报道。
5、要注意反映事物的变化，不要报道时过境迁、明日黄花之类的信息。
食品安全类信息会直接引发人们的行动、左右人们的心态，因而不能作随意性的预测、推想。
由于食品的种类繁多，影响其质量的因素又多，因此对食品安全要随时随地进行监测，媒体也要此时此地依据事实进行及时报道，正确引导人们的食品消费行为。
6、要注意报道的适时、适量和分寸。
对于海南香蕉问题，初期媒体大量报道因滞销香蕉烂在地头、喂猪等现象，推动了香蕉“烂市”的形成。而之后“辟谣”信息铺天盖地的传播，虽是正面信息，但却让更多的人聚焦这一食品安全问题，心理上更加不安全起来。因为受众的心理，有时会从反面来观察、思考媒体传播的信息。
由此可见，由于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涉及千百万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所以媒体传播内容、方式、语言的分寸感显得特别重要，要讲得有“度”、有“据”(根据)、有理、有情。并且要注意协调政府、商家和大众的关系，发挥媒体危机预警、信息沟通、舆论引导的功能。从而既实现大众的知情权，又达到多方面互相理解、谅解，共同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作用。否则，稍有偏颇、偏离，就容易滋生矛盾，制造摩擦，影响社会、民众的安定、和谐。
7、要注意传播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知识。
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287-02
在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公共问题。近年来，基于现实考量，国外学术界以及实务界从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方、食品安全治理对策这三个维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对于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Kinsey教授认为食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均与食品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并总结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七个方面：一是化肥农药、生长激素等在种养殖过程中施用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农业环境资源，如空气、土壤、水等的污染；三是转基因等新工艺、新技术、新原料带来的食品安全不确定性；四是食品添加剂在农产品加工及储存中的违规或超量使用；五是假冒伪劣、违法生产等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六是微生物导致的食源性疾病；七是科技进步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及技术带来的新挑战[1]。Christos Fotopoulos和Dimitrios Kafetzopoulos运用帕累托分析，确定了HACCP中11个关键因素，占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76.03%，其中首要的四因素均与雇员密切相关，由此可见雇员对有效实施HACCP至关重要，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2]。
二、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研究
具体而言，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以及食品监管者。Annandale通过研究指出，企业对安全食品的供给动机受企业管理战略的影响，其中组织学习、公司文化、规制类型、强制力度、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些学者则非常关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Markelova，Hellinetal，Kaganzietal等发现小农户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超市、速食店等高端市场建立稳定联系等方式可以有效保障食品的安全性[3]。还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影响消费者购买食品行为的因素，Smith和Riethmuller的研究显示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与年龄及收入水平成正比。Mclntosh等人通过研究证明，消费者的亲身经历会影响其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其受到不安全食品侵害的经历会为其更加理性的消费选择积累经验、教训；另外，他们还发现媒体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消费选择，且电视的影响力更大。国外学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了。Ritson & Li 认为由于风险信息的不对称性，食品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食品安全的社会成本增加，所以市场经济几乎不可能提供最适宜的食品安全。Holleran等在前人基础上，如阿卡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及科斯等关于社会成本、交易费用的研究，分析了食品安全的交易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激励 [4]。Pornlert Arpanutud、Suwimon Keeratipibul、Araya Charoensupaya、Eunice Taylor建议政府通过食品安全政策的规划，对高级管理者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使其对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将为其带来的潜在收益加以认知，此外，他们还证实了政府信息传递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对策
2004年10月，“第二届全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达成的主要共识包括：一是国家必须关注消费者权益；二是要构建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信息组织；三是要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互动、交流、合作；四是鼓励政府在适当范围内与民众分享食品安全政策；五是敦促各国尽快加入国际食品安全部门网络（INFOSAN）；六是要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引入生物反恐[5]。
也有学者从建立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如Adrie，J.认为，必须满足“操作一致、国际交流、信任、透明性、与行政过程分离、以结论为中心”等条件，才能促进控制链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而只有合作的达成才能保障控制链的有效运行[6]。Rolf，M.通过对欧洲未来食物链的发展远景进行比较分析，从技术上、行政上、社会发展上总结了三种不确定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
四、简要评析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不难发现目前国外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研究尚存“四多四少”几方面不足：
一是经济学视角关注多，而公共管理视角关注少。通过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者大多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视角切入进行相关研究。诚然，食品安全确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食品安全关涉公众基本福利，关涉社会稳定，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亟需其他学科，尤其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关怀。
二是对于政府的关注多，而对于其他参与主体的关注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甚众，除了政府与食品企业以外，还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国外学者虽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所研究，但多是以经济或利益视角切入，从利益博弈的维度加以审视。而要治理或缓解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利益博弈外，更要多方参与，实现食品行业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必须将企业、消费者、行业协会等视为治理主体加以考察，改变传统研究视域下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推动实现多元参与。
三是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注多，而关注中国的少。现有国外研究大多选取欧美等发达国家为研究蓝本进行理论探析，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技术模型。这些研究虽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尚有待实践检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背景、国民习性等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国外研究，我们唯有坚持批判地借鉴，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方能找到适合中国的可行模式。
四是定量研究多，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少。在研究初期，国外学者亦将注意力置于概念界定与外延明晰等基本理论的研究之上，但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整体转向，定量研究迅速占据食品安全研究的主战场，大多数学者惯于选择样本企业或目标群体，运用定量技术，构建模型。毋庸置疑，基于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社会问题的食品安全，牵涉诸多价值分析与主观判断，仍无法超脱必要的定性分析，如市场内的信任体系建设、食品生产者的道德培育等。故而，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必须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二者皆不可偏废。
参考文献：
[1] Kinsey.J，Will Food Safety Jeopardize Food Security？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2003.
[2] Christos Fotopoulos、Dimitrios Kafetzopoulos（2001）.Critical factors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CCP system：a Pareto anal-ysis[J].British Food Journal，Vol.113，No.5.
[3] Maekelova（2009），The reliability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in the food chain：From checklists to risk-oriented auditing，Food Control，No.20.
[4] Holleran（2001）.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food safety activities.Food Control，No.12.
[5] FAO/WHO.SECOND FAO/WHO GLOBAL FORUM OF FOOD SAFETY REGULATORS.Bangkok，Thailand，12-14 October 2004.
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篇8
中国食品安全生命伦理困境的表现
一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有些不法商贩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降低成本，滥用食品添加剂，不合理、超标食品添加剂的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超量、超范围使用，过期、非法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及社会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转基因食品，虽然转基因食品能够增加食品的产量，改善食品的口感，以及美化食品的外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粮食供应不足的危机，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其能否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物的多样性、长期食用危害人类健康等问题都还是未知数。三是大量有毒食品事件的发生，违背了生命伦理学中尊重生命价值的原则。无论是在理论上对“食品安全”的界定以及对问题分析、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所采取的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逐渐严重的趋势。食品安全的生命伦理问题成因消费者生命意识淡薄食品消费者对于生命的安全意识直接影响到其行为，更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的发展走向。大多食品消费者将食物视为满足生理需求的必要一项，偏重于是否吃饱、吃好。但追其根本，食品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一些国民并没有较强的生命意识而选择沉默，由于宣传不到位，没有向全民普及食品健康常识。
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
由于我国目前许多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利益诱导，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生产环节社会责任的缺失。一些企业置食品安全的工具理性居于价值理性之上，片面的强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使得食品安全的隐患加深，很多不符合食品质量标准的假货滥竽充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造成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伦理困境。其表现在滥用农药、化肥，不规范食用色素、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环节；由于保存条件差、运输环境差等因素导致食物变质的流通环节；更改过期变质食品的销售环节。政府管理不到位首先，国家没有统一完善的标准以及监管体系，造成各地政府“各自为政”，为了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对食品生产企业包庇、纵容，更有甚者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仍然隐瞒真相，不予调查；其次，对于食品检验程序繁琐、工作量大，造成许多检测机关对于食品的检测是能省则省；第三，一些政府监察、监督人员知法犯法，与食品违法经营企业权钱交易，成为违法食品企业的保护伞。食品安全的生命伦理问题应对策略树立消费者正确的生命伦理观首先，要有正确的生命观，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如果失去了生命就无异于失去了整个世界，只有从思想上认识、理解、尊重生命，才能从内部把控食品安全，真正提高生命质量。其次，加大对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使他们既尊重自己的生命，提高对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更应该尊重他人的生命，保障他人的健康。第三，懂得维权，国民在依赖政府的监管、企业的自身约束同时更应当知道行使手中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才能真正有效的改变现状。提高食品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首先，必须提高食品从业者的道德素质，食品从业者只有具备较高的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能够清醒的认识到生产的食品关乎到他人的生命健康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繁荣、稳定。其次，对食品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食品安全的基本常识、拥有健康的经营理念、了解食品安全相关条例。
加强政府各方面的管理
第一，政府必须为经营者提供一个公平、法制的市场环境，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导向，通过道德的手段获得长远的、丰厚的利益。第二，完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加大惩处赔偿力度，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通过合理划分、明确责任人，一经发现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对涉及到的相关生产、销售企业实施严惩，并且对监管部门进行问责。第三，对食品相关标准进行逐层完善，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到企业标准。第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重视食品安全相关检测。最后还要加大对检测的资金、人力投入，引进高科技的检验设备、加强对食品安全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在相关高校建立食品检验专业，从而扭转目前高尖端技术、人才匮乏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