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记事范文

清明记事篇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一天我们要去拜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人。大家都非常悲伤，不过，今年可大不一样，今年是早一天去上坟，今天，大家都不太悲伤。

早上我早早的起了床，按照传统的习俗，要往门上插柳条，我和几个朋友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家门，走到一片树林，摘了几十枝柳条。回到家，我和朋友分了分，插到了门上。下午和爸爸妈妈去了中海，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船，不过不能玩。于是我们坐了小船，我开着，很好玩。有一个摩托艇，他一过来就掀起一阵大水波，我们的小船就和要翻了似的。玩了一会儿，我们从船上下来了。在周围逛了几圈，看到一个岛，大牌子上写的是情人岛，上面有一些人在拍结婚照，还有一棵树，树上有一个笑脸。是人为刻上的，不过时间长了，好像是自然长上的。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我恋恋不舍的坐上了爸爸的车。

今天，我玩的真高兴啊，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初一:郑家书

清明记事篇2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一天我们要去拜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人。大家都非常悲伤，不过，今年可大不一样，今年是早一天去上坟，今天，大家都不太悲伤。

早上我早早的起了床，按照传统的习俗，要往门上插柳条，我和几个朋友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家门，走到一片树林，摘了几十枝柳条。回到家，我和朋友分了分，插到了门上。下午和爸爸妈妈去了中海，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船，不过不能玩。于是我们坐了小船，我开着，很好玩。有一个摩托艇，他一过来就掀起一阵大水波，我们的小船就和要翻了似的。玩了一会儿，我们从船上下来了。在周围逛了几圈，看到一个岛，大牌子上写的是情人岛，上面有一些人在拍结婚照，还有一棵树，树上有一个笑脸。是人为刻上的，不过时间长了，好像是自然长上的。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我恋恋不舍的坐上了爸爸的车。

今天，我玩的真高兴啊，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初一:郑家书

清明记事篇3

一、清史的定位问题

清史的定位问题其实就是写一部什么样的清史的问题。就目前的史学发展趋势看，清史可以有三种定位，其一，清朝史；其二，清代中国史；其三，清代中国人史。

新世纪所写的中国史，当然不应是清朝史。清朝史的写法，是继承传统的史学范畴，它的主题其实就是清朝廷统治中国的历史，或者说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史；若将明史作为范例，那就意味着写一部朱氏家族统治中国史。但是，这一体例的局限性早已受到新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批为帝王家谱，因为，这一体例必然使清史围绕着帝王运作，而不能反映全面的清代中国史。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所写的清史，也不可能是清代中国人史。将对朝代史的研究转到人民方面，这是史学的进步。但怎样写一部成功的人民史，至今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怎样才算一部全面的人民史，我们至今在心中无数。我们不知道写一部中国人史应当要写那些方面，写足了那些方面，才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史。人民史本质上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纳入人民史的范畴，写人民史，难道要写四亿人的历史？如果只写其中一部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所谓的人民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现代史学还无法解决，没有现存的体例可以参考，冒然涉足我们所不熟悉的体例，成功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做我们比较熟悉的题材，也就是将清史的范围局限于国史的范畴之内。

我们所写的清史，应当是一部清代中国史，它的定位是国史，清代的国家史，它所含的内容要比清朝史更广一些，但还不如清代中国人史广泛。如果写清朝史，它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政治史，而国家的其他重要内容--例如经济、文化方面，都不在传统的朝代史范畴。而我们写清代国史，就不能不写经济文化内容。新的国史，当然要给经济史以较高的地位。经济的增长是现代国家的主题，对清史的看法，若是从皇族转向平民，就得重视经济史，而且，应当以经济史为其重要的内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应有一个历史的探寻，这是清史离不开经济史的原因。对现代人来说，他们最想参考的也许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亦即清代中国经济史的真况。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主要线索，因此，不可离开这一点。其次，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若要衡量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清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应是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总汇古代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离开这一些，光写政治史，不就只剩下窝里斗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清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史应当体现这一代中国人的主要文化成就及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史定位与体例问题

倘若我们将清史定位为清代中国史，或者说是清代国史，对许多问题就有了判断的标准。

第一，关于《天文志》要不要收入的问题。在前《二十四史》中，《天文志》是一部最重要的志书，每每被列为首位。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有天文影响国运的想法，某种天象的出现，被视为“天”的意志，所谓泰山崩裂、黄河断流，星宿流逝，都被视为上天对帝王的警告，或者是对人间大事发生的预警。倘若这一理论成立，天文志当然是最重要的，天象已经出现了预警，人间就应当按照天象行事，否则，逆天行事，就会受到惩罚。对于古人来说，以天象示警来告告诫帝王，是改良朝廷政治的一项最好的方式，而且，它又是史学家用以影响政治的绝好方式，历代史学家不忘修天文志，这也和他们的职责有关吧？但是，所谓天文影响人生与国运的想法，历来只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构想，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论证与证明。在科学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采用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来写历史？只怕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行的，而且使清史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事实上，倘若我们不再相信天文变化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我们就无法采用这一理论，因此，天文志的作用就必须退位，我们只能将其放在科技志中从属的地位，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或是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而有关天象的资料，且留给天文学家去做专门史，在《清史》中不应当保留。

第二，南明史的修纂问题。假使我们计划写的是清朝史，那么，南明史绝对不该进入，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南明史是明朝的延续，只能收入明史，清史将其整体纳入是不对的，只能收一些个别人物传记，以表彰前朝的顽民，事实上，清史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我们若是写清代的中国史，南明史却是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南明史反映了这一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重要政治理念与活动。而且南明君臣的活动，对中国边疆的开拓与奠定，其实是有重要影响的。南明时代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也是极为重要的，并影响了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因此，修清代中国史，肯定不能遗弃南明史，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点。

将南明的例子推而广之，准葛尔部在中国西北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论怎么说，准葛尔部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我认为准葛尔部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对清朝廷对新疆统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写历史，不能将其忘记。

我认为戴逸先生提出用修载记的方式来修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准葛尔汗国史，是一个较好的方式。载记的本质就是纪事本末体，清史浩翰如海，倘若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分散放入清史编年中，头绪太乱，读者很难有整体的印象，而且，清史也变得过于复杂。若有载记将南明史与准葛尔史集中在一起，清史编年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与准葛尔史的记载，就可以大事为主，以索引为主，整体结构更合理一些。其次，三藩之乱是清初影响政治的一件大事，分散叙述不易看出事件的整体性，不如以载记为好。其实，郑成功、郑经、郑克?u三代人近四十年的经营，也以立载记为清楚。

第三，关于帝王纪传的改造问题。在传统的正史体系中，帝王纪传是提纲挈领的核心。而新修清史，大家都觉得不能少了纪，但是，必须进行改造。从形式来讲，传统的纪传体，以帝王为其中心，这与其作为皇帝家族史的定位是有关的。而新的国史中，无疑应当以国家为其主题，在帝王即为国家的时代，以帝王的年代为纪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新的国史中，帝王的地位应当变化。帝王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列入史册，只是作为主要施政者列入史册。这一转变，使我们对纪的写作必须改变。我赞成吴量凯先生的观点，将旧史书中的纪改为编年，而另外给皇帝立传。这是皇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在传统的史书中，帝王是中国的主人，他高于一切，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国家大事，而帝王载纪也记载了有关帝王的一切琐事。这些琐事，例如他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将其放入载纪是对的，但放入编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的编年中，帝王的琐碎小事，就是实质上的小事，不再是国家大事。只有在这些小事对国家大事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当然，由于帝王在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由于他们成为主要施政者的地位，离开帝王纪载来谈清代政治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的清史编年体，只怕还是要以帝王为其核心与线索，为了有系统地叙述历史，离不开施政中枢者的论述，事实上，以施政人为核心论述历史，要比以事件为核心要方便得多，例如：以康熙朝政治定为题目，可以综论康熙朝的大事，不过，皇帝在史册中的地位应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人，而是施政者。不涉及国家大事的皇帝身边事，可以不记。记载皇帝一生的纪，过去担负了两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皇帝一生要事；这些要事可能与国家大事无关，在旧史中不可缺载，但在新史中，可不必记载。纪的另一个功能，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这一功能则要得到强化，或者使之成为主要功能，有关皇帝的一些事，不如另设小传记载。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若是以实际施政者为线索记载编年史实，有一些人物在编年中的地位应当重新确定。例如，多尔衮在顺治帝的前期，实际控制了清代的中枢政治，慈禧太后在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时期，也是实际上统治了中国，若将编年体分为几个段落，是否可以突出实际的施政者？当然，这不是说要改年号，而是在附加小标题时标明其实际统治者。此外，由于定位的转移，清史稿中的宗人传当然没有必要保留。宗人传将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子孙名字都列入，而新清史只要留下那些对历史有影响的爱新觉罗氏名人，其余诸人的名字，不如留给专门的族谱去记载。

第四，关于史传人物的褒贬问题。对人物的定位来说，新的清史与清史稿也应有些变化，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关心的主题是人物的忠奸问题，一个人物，是忠于皇族的，给予肯定，即使是小人物也加以记载。倘若这一人物背叛了皇族的利益，则将其打入另册，口诛笔伐，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类忠奸教育，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新的清史当然不必担负这一责任。但扬善惩恶的传统功能仍然应当继承，不过，衡量的标准应当有所变化，过去的标准是对皇帝的忠奸，而新时代的标准，应是对国家的忠奸，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谁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谁的行动中，最能体现国家利益，谁就应当得到歌颂，反之，则应受到批判。如果确立这一标准，其一，我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歌颂历史上的清官，因为，他们往往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贪官应当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其二，我们可以在新清史中大胆地歌颂反清的义士，例如秋瑾这一类人物，生活于清代，但不忠于清朝，若以帝王为本位，将其列入清史，只能列入叛逆传。而在新的清史中，我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秋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对她及其同仁，我们是可以歌颂的。不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施行过程中只怕还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在明清交替时期，那些降清的人物究竟是符合国家利益还是违背国家利益？例如洪承畴、郑芝龙之类人物，清史将其列入二臣传，显然有贬低的意思。新的清史怎样处理为好？袁世凯在清代是重臣之一，但又背叛了清朝。若从国家利益来讲，袁世凯叛清是民国成立的一个关键，在这一件事上，他是有功的。以这个标准进入清史行吗？这是可以商榷的。

第五，关于军事史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古代，因为古人历来重视有关国家命运的军事大事。涉及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事，作者都要加以详细记载，并讨论。但近代以来史册的风格都尽量减少有关军事的记载。其实，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重大的战争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若是写国史，对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战争，还是应该记载清楚的。太史公以来的正史，对战争都有详细记载，这与当代史书不记载军事的风格不同。在新的清史中，是否要加强对重大战事的论述？我个人意见是有必要的。

第六，关于跨界人物入传问题。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些人物生活在两个时代，并在两个时期都很有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处理是清史修纂中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倘若我们将清史的定位落实在清代中国史，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则。凡是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应漏掉，这肯定是我们实行的准则。那么对一些跨越两代的人物应怎样处理？例如：史可法、黄道周这类人物，应放入明史还是清史？我认为这两位都是对清代中国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当然要放入清史。不过，在清史中，我们只要写他们对清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将其在明代的主要事迹留给明史去写。为了保证人物的完整性，我们可以将在其明代的事迹简明扼要的作一论述。晚清的人物也可以这样处理。袁世凯是清末大臣，许多清末的大事都与其有关，但清史稿不入袁世凯传，其实是将其视为清朝的叛臣。在以王朝体系的旧清史，当然不会写入袁世凯，若写，也是将其列入叛臣传。而新的清史，我想应将袁世凯在清代的历史写清楚，至于他在民国时期称帝的逆行，则留给民国史去详写，在清史袁世凯传中只要作一个简略的交待。

第七，传统史册中记载了一些对国家大事没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似可删去。例如循吏传往往记载一些仅有地方意义的地方官的事迹，忠义传记载了为朝廷而死的小人物，孝义传记载了民间人物的生活，烈女传记载了节烈女性，由于新时代观念的变化，这些传记已经不可能再列入了。以烈女传来说，中国古人认为：只有节烈女性才能培育出忠臣孝子，因此，有必要提倡和表彰节烈，以便为国家造就忠臣义士。明史等史册列入烈女传基于这一目的。但这一目的在现代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列入烈女传，显然会给外人批评我们的口实，什么宣传封建道德等等，都会使新清史逊色。因此，烈女传是肯定不能列入的。至于列女传，其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典型女性，而这些女性能否代表清代妇女，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女界的同仁也许会批评清史作者——给女性专门列传，即是瞧不起女性，他们所要求的是平等对待。至于循吏传，我也认为它的容量太小，只能介绍一些重要人物，而不能解决清代吏治问题的研究。我觉得不如专设吏治志，以典制的论述为主，结合循吏和贪吏的典型史料，研究清代吏治腐败的原因，而循吏传应当取消。至于忠义传，也是传统史学的产物，在以朝廷为主线的传统史书中，最重视臣民对朝廷的忠诚，因而有了忠义传，忠义传不仅列入有影响的大臣，还列入有忠义行为的小人物，在明史中，一些平民听说崇祯皇帝缢死，他们也自缢而死，这类不懂自身生存价值的做法，在古代被认为是忠，在近代只能说是愚昧。当然不能再鼓励这类人物。至于孝义传中所列人物，倒是有讨论的必要。传统史册中写入孝义的有两类，一类是孝，一类是义，前者不论，后者必须分析。所谓的义，大多是为公共事业出力的人，这类人物永远是有必要歌颂的，因此，是否有必要列善行传？将清代为公共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记载进去？或者列公共事业的专志，记载各地主要公共事业？并载入主要贡献者？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第八，应当加强对经济、文化领域人物的记载。传统的正史主要是政治史，对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虽有记载，但比重太轻。其实，在这两个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或者说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应得到记载。在这里，似应增入各行各业优势人物的传记，他们可以是商人，可以是文人，也可以是厨师，是钉鞋匠，只要他们达到本领域的顶尖位置，他们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完全可以加以论述，并在论述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尤有必要的是列入商人列传，例如晋商列传、徽商列传、广东行商列传，盐商列传，彻底改变传统史书忽视商人的传统。

三、关于如何超越清史稿的问题

在这一次座谈中，许多同志都提出了要超越清史稿的设想，有的同志还提出要超越二十四史，这些设想是好的，但要将其转化为具体措施，若没有具体措施，所谓超越，很容易流为空话。在这方面，必须接受新元史的教训，新元史在创作时，也立志要超越旧元史，但待该书出版后，人们仍然愿意用旧元史而不是新元史，其失败原因何在？我们也要有具体措施防止这一现象出现，否则落入新元史同样的境地，就没有必要修这一部书了。

第一，新的清史应当有注解，至少要有参考书目。承一些同志指出：新元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列注解，人们不知道新元史增补的新史料来自何处？因此，大家都不敢引用新元史，造成新元史的荒弃。我赞成这一观点。尽管不列出处是正史的传统，但正史中唯独这一点是最不值得仿效的。我们若也这样做，人们肯定会看轻我们的清史，他们要找资料，还是情愿去看旧史料。但若有了出处，便有了根据，倘若我们的成果确实超越了前人，人们便可以放心地使用新清史，不会存在情愿看旧史料的情况。一般的做法，应是在传记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对一般不易见的，或是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将其化为今人语言论述，但应注明出处。

第二，新的清史应当在详细方面做文章，中国古史的传统是简明扼要，许多大事件在中国人的史册中都只有几十个字。例如郑成功攻打荷兰人盘据的热兰遮城，中文史料中都只有几百字，虽然简明，但其缺点是：后人无法从中了解郑成功攻打热兰遮的详细情况。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主要还是依靠荷兰人写的《被忽略的福摩莎》这一部近10万字的书。如果我们将新清史写成一部简明的史册，我们仍然有这个问题，后人看了我们的书，只对清史了解一个梗概，进一步详细的情况只能看专史。新的清史应当改变旧史这一传统，对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应当投入较多的笔墨去分析研究，而能做到这一点，就肯定能超过传统史书。以隆武帝这一个人物为例，传统的明史对隆武帝的记载，仅是唐王列传中的百来个字，而隆武政权实际上存在了十四个月，在这十四个月中，隆武帝经历了建立政权，失去政权的重大转折，他与大臣们关于出闽的争议，他与何腾蛟、黄道周的合作与矛盾，他在筹措经费方面的努力与失败，他与鲁王政权的关系，他与权臣郑芝龙的关系，都是十分有必要研究而传统史书忽略的问题，倘若新的隆武传能写10万字以上，这些问题都能交待清楚。而若是按照旧史的传统，这一些传记一般不超过二千字，我们就很难分析隆武帝时期的各种矛盾，很多时候只能展示自己的观点，而读者对这些观点会产生极大的疑问。所以，若要定格为超越传统旧史，就必须在详尽这一方面做文章，能做到这一点，肯定能胜于旧史。

第三，关于图表问题。新清史应当多设图表，这也是超越清史稿的一种战略统筹。这里的图，不止是地图，而且包括各种文物、清代建筑之类的照片，凡可说明清代文化成就的，都应尽量列入。在地图方面，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仅列省区图，有没有必要列府县图？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清史容量有限。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实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省界、府界、县界该怎样划分？谭图仅精确到府界，实际上，若非对乡县界有研究，所谓府界，都是错误的。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许多乡村被划到其他县府的原因。但是，若要精确到乡界，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至少要做实地调查，现在有没有精力做这一类工作？由谁来做都是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如沿用中国历史地图册为好，能有地图附出，便超越了传统清史。

第四，在志的设立方面，新清史为了描述清代全面的经济文化面貌，必须多设志，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些志该如何设法，却是有争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风俗志要不要设？若我们是写清代中国人史，风俗志是一定要设的，但若是只做清代中国史，就要看对国史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清代的风俗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里实际上是可设可不设的，若有余地，当然可以设。若感到空间有限，也可不设。其他要增设的志有：宗教志、音乐志、经学志、考据志、海防志、陆军志、商业志、工业志、农业志、金融志、交通志、邮政志、洋务志等等。这些志的设立，本身意味着超越旧时代的清史。

清明记事篇4

【关键词】清算提出义务 董事义务 公司解散 公司破产 一、公司清算不力的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在公司清算提出义务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公司清算提出义务的主体不明；（二）公司清算提出义务的内容不清；（三）违反清算提出义务的责任不明；（四）缺乏债权人的制约或监督机制；（五）证据制度及相关程序保障存在缺陷。

二、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概念

针对公司清算不力的问题，笔者提出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概念，由董事承担及时提出清算的义务。

（一）清算提出义务的含义

清算提出义务，是指对出现终止事由的公司，立即停止进行商事活动，及时发出公司终止声明，并及时启动解散清算或破产清算程序的义务。

清算提出义务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指公司出现终止事由时所产生的义务。

第二、内容包括停止商事活动、及时发出公司终止声明及提出解散清算或破产三个方面。前者是清算提出义务中的消极义务（不作为义务），后二者是清算提出义务中的积极义务（作为义务）。其中公司终止声明分为对内部和对外部的声明。提出解散清算或破产包括由董事对股东提出动议，召集股东会对公司的解散进行决议，但在自愿解散的情况下不能径行做出解散公司的决定；在符合破产条件情况下可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第三、是一种提出义务，即启动解散清算或破产清算程序的义务。提出义务与清算义务本身属两种性质。清算提出义务仅针对清算事务的启动或申请，而并不必然包括直接从事清算事务（当然，如果经过法定程序确定或指定，清算提出义务人也有可能是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则是指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由清算义务人履行清算义务。通常认为，清算义务包括启动清算程序，委托清算人，监督清算依法进行，确认清算方案和清算报告。

（二）清算提出义务人的范围

清算提出义务人主要分为公司解散提出义务人、清算启动义务人及破产申请义务人。

公司解散提出义务人是指在公司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时声明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并提出公司解散要求或动议的义务人。这点在我国公司法上并未规定，按照现行公司法，公司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是自动进入解散的。

清算启动义务人是指在提出公司解散后，进入正式清算前，负责启动清算程序的义务人。清算启动义务将解散与清算程序衔接，明确此义务，可以更好地督促公司启动清算并进入清算程序。对此我国司法界和一些理论界的学者将《公司法》第184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认定为负有启动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

破产申请义务人是指在公司出现破产原因的情况下负有申请公司破产的义务人。目前我国破产法并未将债务人申请破产规定为义务。

此外，我国公司法上可能成为清算提出义务主体的还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有个共同特点，即虽非公司董事，但实际上凭借其自身的实际影响力通过控制公司的人事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和管理，行使董事职权或对董事行使职权构成实质性控制因此，董事已失去对公司控制的情况下，可以由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担清算提出义务，其实质原因是这些人已经成为事实董事。

三、我国公司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法律架构初探

（一）公司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具体内容

1.及时通知股东

董事对公司的情况最先了解，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或资不抵债的情况时，董事应不迟延地通知股东，召集股东（大）会，由股东集体决定在自愿解散的情况发生后是否解散公司。在自愿解散和行政解散下选任清算人，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讨论公司的出路。及时通知既保证股东的知情权，确保公司尽快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且在股东知晓的情况下，便于监督公司的大股东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2.解散公示

董事应在解散事由出现后，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解散情况，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在报上公告。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对解散登记制度进行了立法规定，一些国家明确由董事或董事会进行解散登记，如韩国《商法典》第521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董事对股东的告知义务及公示义务。美国纽约州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时需由董事起草一份公司“解散证书”，报呈州务卿办公室登记备案，有些州则规定公司在解散前，必须向州务卿办公室呈递一份“解散意向通知”登记备案。《德国股份法》第263条规定，公司除因法定原因解散以外，董事会应当将公司的解散申报在商业登记簿中登记注册。还有些国家未明确进行解散登记的主体，如《日本商法典》第96条规定：“公司解散时，除合并及破产情形外，应于二周内在本公司所在地，3周内在分公司所在地进行解散登记”。《香港公司条例》规定：“公司结业申请必须按照公司清盘规则指定的模式填报，要将该表格递交法庭的注册署，并同时附上宣誓书证明，该证明必须在申请递交后4日内交上。”这些国家虽未规定解散登记的主体，但根据公司董事的地位与经营管理责任以及董事忠实与注意义务，可推定由董事负责解散登记。

3.提出清算

在自愿解散和行政解散时，董事应及时提出清算。董事应负责在公司已决议或强制性解散的情况下，立即提出清算，促使清算启动。我国新《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可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负有组织并进行清算的义务，而非提出清算的义务。提出清算是组织清算的前一步，因董事之地位和对公司信息的掌握，由董事履行。

4.申请破产

在公司符合了破产标准的情况下，董事负有立即申请破产的义务。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破产法规定，除债务人外，具有类似债务人地位的准债务人也享有破产申请权。通常准债务人包括：法人的董事、理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前述企业的清算人等。在法定情况下，准债务人负有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如违背其义务，不依法提出破产申请，则给予法律处罚。

5.停止商事活动

公司已经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资质、资格或财务基础，董事应停止公司的商事行为。无论是出现解散事由还是资不抵债的公司，都不得再进行商事活动。解散的公司是基于其已经自愿退出市场或无资格进行交易，且法律上明确将清算中的公司的行为能力限定为“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资不抵债的公司已经丧失得已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资产基础，董事基于对债权人的义义务，应停止继续交易。

（二）违反公司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1.民事责任

（1）怠于提出清算对债权人的责任

在公司解散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提出破产申请，应认为公司是资可抵债的，债权人可以得到足额的给付。因董事怠于提出清算，造成公司给付债权人的资产减少，应由董事对减少的部分负补足的责任，即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可得到足额清偿。这样一方面符合破产清算与解散清算区分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董事在公司资不抵债时及时提出破产清算，尤其是在被解散的情况下，避免公司在已经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下仍由公司内部的董事和股东独自进行自行清算，违背破产清算的要求，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2）行为能力受限下继续交易

公司在已解散的情况下，丧失了进行商业活动的资质，如董事仍使公司与善意第三人进行交易，应由董事对善意第三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迟延登记的责任

进行解散登记是董事的一项注意义务，因迟延登记给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和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在《意大利民法典》中规定得极为详细“董事会应当及时核实解散原因的出现，并且将董事会宣布出现解散原因的声明在企业登记簿上登记，迟延或疏忽的，对给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和第三人造成的损失，董事个人负连带责任。董事会未完成前款事项的，应个别股东、董事或监事的请求，法院：在核实解散的原因后，做出应当按规定登记的裁决。”

（4）怠于破产申请对债权人所负的责任

纵观国外关于董事怠于申请破产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对债权人所负的主要是损害赔偿责任。《日本商法》第266条第3款规定：“公司董事怠于宣告公司破产，如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其应对公司债权人负赔偿责任。”《德国有限公司法》第64条第二款规定：“业务执行人对公司在无支付能力情形出现后或在确定资不抵债后履行的支付承担赔偿义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5条第1款规定：“法人之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董事应即向法院声请破产。不为前项声请，致法人之债权人受损害时，有过失之董事，应负赔偿责任，其有二人以上时，应连带负责。对这一责任的规定，既可以限制董事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继续交易，又督促董事提出破产申请，避免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

2.行政责任

工商机关承担着公司的“诞生”、“存续”和“死亡”的程序的监督，履行着行政管理职责。在解散登记制度下，如果公司董事不进行及时登记，就破坏了行政管理秩序，应承担行政责任。《日本公司法典》第976条规定：“执行公司业务的股东、董事、清算人等怠于进行规定的登记，怠于进行规定的公告，或实施不正当的公告或通知，懈怠了破产程序开始的申请时，以使清算结束迟延为目的不当地规定解散公告的期间等，处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应就其行为处以刑罚时不在此限。”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代表公司之董事，违反前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规定董事的行政责任利于督促董事履行其解散登记的义务，保障董事清算提出义务的履行，确保公司解散情况的及时公示。

3.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仅在第162条规定了妨害清算罪“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这只是对公司进入清算后的以上行为进行惩罚，而对公司解散后未进入清算前的同样行为“视若无睹”。那么，一个驱利性强的人就会选择在公司解散后不进行清算，即使转移、藏匿、私分财产，充其量也只是对债权人负赔偿责任，而无须负刑事责任。但是这些清算前的行为与上述妨害清算罪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危害，所以应从公司解散后就开始对各种妨害清算的行为实行与妨害清算罪同等的惩罚。关于怠于破产申请方面的刑事惩罚，国外有许多立法例。由于在怠于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公司董事利用股东有限责任的盾牌来破坏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很可能会给债权人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并成为市场交易的“危险分子”，扩大受损的债权人范围，在无进行交易的资产能力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实际上是严重的欺诈行为，应借鉴他国的法律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用刑事责任来威慑责任人，既符合法理，也是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昌晖.公司解散与非破产清算法律制度研究.郑州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6.

[2]吴日焕译.韩国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0.

[3]卞耀武主编，贾红梅、郑冲译.德国股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1999.

[4]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010年3月1

日.

[5]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5.

[6]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40.

[7]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71.

[8]王保树主编，于敏、杨东译.最新日本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清明记事篇5

例如2011年11月24日京华时报4版通栏黑体字标题《市教委叫停“希望杯”数学竞赛》，当天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4版通栏黑体字标题《市教委没有叫停“希望杯”》；第二天北京青年报A14版头条消息的标题《市教委叫停希望杯数学竞赛》。2011年12月13日法制晚报头版头条特大黑体字报道《献血年龄拟降至17周岁》，对应的A03版标题是《我国拟放宽献血年龄》；同日同是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4版通栏黑体字报道《献血年龄放宽传闻不实》。我该信谁的？总有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不真实的吧？或者，半真半假？总之，传媒总得对这样莫名奇妙的报道有个交代吧？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一家传媒对自己的报道做出更正或说明。不要说历史记载了，就是发生在眼前的颇为简单的事情，怎么就说不清楚呢？谁该管管传媒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下面再说一桩具体的报道：

2011年12月5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校内发生一起命案，一位清洁工在与一位奥迪汽车驾驶员的冲突中死亡。事情就发生在北京，各报都有1-3名记者到场采访，应该对事实的基本情况能够比较全面的加以报道。然而，除了清洁工死亡这个基本事实外，其他关于新闻的“How”，各报的报道差异较大。

12月6日北京青年报头版三条，采用较大的初宋字标题报道《电影学院“奥迪男”打死清洁工》，副标题“因停车起纠纷 校方称双方发生互殴 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对应的A14版头条消息，大小标题与头版相同，主题字号特黑5栏题。

12月6日京华时报A15版头条消息关于此事的报道，大标题是《北电内停车引冲突 一学生致死清洁工》，副标题为“校方通报称双方互殴 涉案学生已被警方控制”。同日新京报A16版头条消息关于此事的报道，大标题是《停车起冲突 北影学生与清洁工互殴》，副标题是“清洁工倒地，送医途中身亡，两涉案学生接受警方调查”。当天下午出版的法制晚报头版标题是《清洁工身亡 北电学生被刑拘》，对应的A12版头条关于此事的消息大标题是《北电模糊声明 引媒体不同声音》；当天北京晚报10版头条关于此事的消息大标题是《他是老实人 喜欢吹口琴》，肩题为“因停车起冲突 北电男生与清洁工打斗 工友回忆死亡清洁工”。

日报的采访时间均为事发当天下午至晚间，第二天各报关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具体情节和细节都不一样。当天晚上8点校方已有官方微博声明，但是第二天我看到的三家日报，两家不按照校方的说法编排大标题，北京青年报从头版简要消息到具体版面的详尽报道，大标题均称奥迪男“打死”清洁工。既然校方的正式说法是“互殴”，为什么消息的大标题要写成“某人打死某人”的武断叙述模式？京华时报的大标题为一学生“致死”清洁工，比北京青年报的说法略有余地，但仍存在主观判断成分。如果有记者采访到确凿的校方声明的证据，新闻可以出彩，然而各方记者均没有拿出比校方更确凿的证据。新京报的标题采用校方的说法“北影学生与清洁工互殴”，比较妥当。事发当日，不可能得出明确的致死原因时，采用较为模糊表达是适当的。直到8日才有报道说，死者有心脏病史。如果反观6日的报道，我们记者不该为自己设计的武断标题反省吗？

2011年12月6日下午出版的法制晚报和北京晚报的报道，可能因为采访时间较为充裕，报道各有不同角度，但显然消息源比较清晰。不过，法制晚报的报道角度本身存在问题。它以各媒体的报道与校方的声明做比对，采用的是质疑校方(“模糊声明”)的角度，然而从报道看，模糊更多的是各报的报道，倒是校方的声明有较为确凿的录像证据。既然如此，为什么新闻标题要做成《北电模糊声明 引媒体不同声音》？“文”基本不对“题”。

我们回顾一下采访要领：第一，尽可能找到当事人。第二，如果难以找到当事人，要找旁证，多听几面的意见。第三，不得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第四，不得采用取证不当的事实。第五，不得采用证据存疑的事实。第六，因果关系的表述，在不清楚的时候采用模糊语言，不要轻易下判断。

上面各报的报道，均没有采访到与清洁工发生互殴的学生当事人。2011年12月6日的三家日报，有两家连这方面的努力做没有试探着做一做，只有一家向海淀分局求证了一下。从报道中可以看到，记者们没有遵循不得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证据存疑的事实等要求，行文中充斥“学生们说”、“据了解”、“据称”，没有一个新闻来源是具体而真实的人。不交代新闻来源，如何让读者相信你说的真的？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就发生在北京，没有任何采访困难或遭遇刁难的情形，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把如此简单的新闻做成这个样子，真不知该说什么！要是遇到复杂的事件或采访困难的事件，还能指望通过我们的记者获得真相吗？

上面谈到的采访要求第六点十分重要。基本事实是一人死亡，但是致死原因是什么，第一时间的报道要慎重，明明知道死因不明，却硬要在大标题中标明“某人打死(致死)某人”，还有，把驾驶奥迪车的司机标以“奥迪男”，这在中国的语境中并非中性语汇，而是带有煽情性质的词汇。这里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记者或编辑存在着的煽情情结，而这是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抑制的方面。

现在是网络时代，网民对新闻有很强的反应度，然而他们发表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本身，来自网民互相传递的难以查实的“事实”，加上已有的刻板成见，很容易造成对事实的过度解读。我们的传媒对此要保持冷静，不能不加分辨地采用网上意见，而这次的报道中，采用的一些言论就成问题。例如，北京青年报采用的这句话：“电影学院……堕落成了富二代镀金的垃圾场”。在事实不清的情形下，从奥迪车推出“富二代”的标签，以往杭州飙车案的教训我们难道忘记了？再如，京华时报引证的网上所说“曾看到当事学生和一名女子一起上前对清洁工动手”明显不实，因为有录像证据，该女生没有动手，而是劝架。

在有官方材料而其他材料难以证实的时候，采用官方材料对记者来说是稳妥的做法(当然，记者能够发现与官方材料不一致的证据，自然应该超越官方材料)。这次事件中，电影学院的官方微博是唯一的官方材料，却只有一家日报正面采用，其他两家虽然在副标题中点出，主标题却采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判断，这样做很不妥，会埋下记者成为新闻官司被告的伏笔。若短时间内记者较难弄清楚事实的因果关系，这时的新闻材料只要得到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人或机关的证实，传媒就尽到了审查核实的责任。具有足够权威度的材料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提供的材料；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就其职责范围的情况供新闻媒介发表的材料，等等。如果他们错了，传媒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所做的报道不承担责任，责任在一方。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新闻报道中的传媒“特许权”。属于特许权保护范围的新闻报道只要求与新闻源(官方、公共团体等)提供的材料相符。

希望北京各报的记者们总结这次报道的教训，掌握采访的基本要求，学会利用传媒特许权，冷静分辨网上意见，用新闻客观性原则抑制一下煽情的欲念。

清明记事篇6

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法人清算制度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具体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基本规则，受这些法律法规调整范围的限制，相互之间不能互补，甚至相互冲突，加之这些现行法律法规对企业法人清算制度的设置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使得这一制度在运作中出现了法律盲区和无所适从现象。比如，企业法人因不同原因而终止时的清算程序、清算程序的期限、清算义务主体不履行清算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均无具体规则可循。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企业法人借终止逃废税赋、债务，侵害国家、债权人利益和职工权益的现象日趋严重，现已成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阻碍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因素之一，完善、规范企业法人清算制度也应成为司法界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企业法人清算程序的设置存在盲区。

企业法人终止结果发生的标志性内容是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经核准后使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归于消灭，企业法人即丧失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但是，作为确立企业法人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组织规则的《民法通则》仅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进行清算、应当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而未明确清算与注销登记的先后顺序，这就出现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能否办理注销登记这一法律问题。虽然在我国《破产法》、《公司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在清算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这一基本规则已体现的非常明确，并且这一理论观点已成为民法研究的共识，但由于上述法律所调整范围的特定性、局限性，使得这一基本规则仅能适用于公司法人（包括外资法人、中外合资企业法人）和适用破产程序破产的企业法人，而不能适用于全部企业法人。比如这些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非因破产而终止时应如何处理清算和注销的先后顺序，在现行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的答案，出现了先清算后注销这一基本规则法律适用范围的盲区。这一现象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为基础成分并以成文法为司法依据的我国，无疑会造成操作上的混乱，企业法人的终止程序、登记机关的管理活动、司法机关的审判依据均出现了无所适从的局面，不能不认为是一疏漏。

正因为企业法人清算制度是企业法人的基本组织规则，对一切性质的企业法人均应具有适用力，所以企业法人终止清算程序的设置不仅应在调整特定性质或特定事项的企业法人组织规则中加以明确，更应该在具有普遍适用力的民法典中确立其基本的运作规则。笔者认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出企业法人终止清算的基本程序和基本运作方式，将是对上述疏漏的有效弥补，而且现行《公力司法劳动》第一百九十一条至第一百九十七条有关公司终止清算程序的具体内容，也为完善民法典此项内容提供了成熟的经验模式，完全有赋予其普遍适用力的价值和可能。

二、现行法律、法规对企业法人清算程序的设置存在矛盾。

企业法人终止时应先清算后办理注销登记是符合清算制度设置目的的，但未完成清算或者非因破产终止的企业法人经清算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能否办理注销登记呢？当然是不能的，因为设置清算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不同的法律程序了结企业法人存续期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因破产终止要通过破产程序清算，非因破产原因终止要通过非破产程序清算，虽适用的法律不同，但清算未完成或以非破产程序清算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均不可能了结已产生的法律关系，也当然不能产生终止的法律后果，更谈不上注销登记了。而国务院于一九八八年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却规定：“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注销登记报告、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这一内容显然并不强调企业法人注销登记以清算终结为条件，而仅要求有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即可办理注销登记。笔者认为，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与负责清偿债务是根本不同的，清理债权债务并不代表能够全部清偿债务，这一规定等于允许企业法人在未经清算了结原有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宣告终止，借此逃废债务、诡避税赋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因为企业法人的注销登记是使企业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归于消灭的法定要件，在终止原因产生以后、注销登记完成之前该企业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与原有企业法人的区别仅在于活动范围的限制上，即属于停止清算范围外活动的清算法人，与原企业仍系同一法人；而清算组织则是负责对原企业法人债权债务和资产进行清理、保管的临时性机构，不仅任何法律、法规未赋予其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其活动的范围要限于清算事宜，活动的后果无条件地要由清算法人来承受。这样一个无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临时性机构所做出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承诺，实质上也当然无任何法律意义。同时，仅有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承诺即可使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无疑会引起企业法人民事主体资格丧失后再进行清算的法律后果，如果清算的结果是不能清偿全部债务，除按破产程序清算的情况外，未获清偿的债权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原企业法人因为已经办理了注销登记而丧失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成为责任主体，而清算组织则是无任何独立财产的临时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也无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使得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程序上、实体上均失去了法律依据。这两难局面当然也不是设置企业法人终止清算制度的初衷。曾有观点认为，可以按照债权比例从清理所得财产中受偿，但笔者认为这是以清算程序违法代替破产程序的做法，不仅使破产法再无任何存在的意义，也为借企业终止之名逃废债务、税赋的行为制造了条件。因为破产清算与非破产清算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以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为条件，以通过破产清算最大限度地公平清偿债务为目的，并需通过司法程序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公平清偿；而后者不仅没有不能清偿债务的条件限制，也无需借助国家强制力保障公平清偿，完全凭借清算组织自己的行为实现；如果非破产终止的企业法人经清算不能清偿全部债务，而该企业法人又已注销登记，清算组织的清算报告有多少值得信赖的价值就不仅成了疑问，清算组织面对一个既不能清偿债务又已宣告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企业法人这一矛盾主体，也就成了多余的机构；而承认其清算报告，在没有任何监督制约条件下形成的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清算结果，必将导致整个社会信誉度的溃退，更不可取。所以清算终结是办理注销登记的必要条件，清算结果能够清偿全部债务是非破产清算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的必要条件，非破产终止而清算的企业法人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必须申请宣告破产。

尽管我国《公司法》等等法律对这一情况作出了弥补和修正，但《条例》作为对所有企业法人进行登记管理均有适用力的行政法规，存在与其他商事组织法律确立的基本规则截然矛盾的规定是极不严肃的，同时还是由于确立这一基本规则的法律所调整范围的局限性，使这一规则不能适用于全部企业法人的终止程序。一些恶意逃避债务、税赋的企业法人利用这一矛盾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司法机关、登记管理机关却只能无可奈何。所以，尽快修订《条例》的上述规定，使其适应市场主体的发展规律和市场主体的运作规则，是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具体内容仍可以参照借鉴《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至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对清算的期限、程序、清偿制度作出明确。

三、现行法律、法规对企业法人清算制度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

在现行调整商事组织的法律法规中，企业法人终止时应当进行清算这一基本规则虽然得到了充分的确定，但企业法人终止时清算义务主体不组织清算或者清算组织消极清算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什么，除破产法规定破产清算须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尚有程序上的保障外，其他法律法规均未对此作出明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清算义务主体与清算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前者是指负有组织清算组织进行清算的自然人或法人，比如公司的股东，国有企业法人的主管机关，集体企业法人的开办单位等，从法律意义上讲清算义务主体所应承担的清算义务是这些主体作为独立人格存在所应承担的义务，该义务只能归属于其自身，而不应由终止的企业法人承受；而后者则是负责被清算企业法人具体清算事宜的临时性组织，不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并不能独立地承担清算义务，其产生要依赖于清算义务主体的行为，清算后果则由企业法人承担，二者虽有同一的目的，却无同一的性质。据此，清算义务主体作为独立人格存在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清算组织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前者应对是否进行清算负责，后者应对清算内容负责。而现行的法律法规仅对清算组织成员不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妨碍清算的行为设置了民事责任（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行政责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和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却未设置清算义务主体和清算组织消极清算的任何法律责任，使得司法机关、登记管理机关面对这一本应属强制性义务规范行使审判权、管理权时，没有了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作为保障。比如某国有企业被撤销，但其主管单位未组织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债权人以该企业主管单位为被告诉至法院时，法院最多只能判其承担组织清算组织的责任。而清算组织成立后不进行清算、或者无限期清算、或者清算后该企业资不抵债，债权人利益面对这样的后果当然谈不上予以保护了，进一步追究责任更是无章可循。针对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会议精神中提出了由清算义务主体承担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观点，但因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并涉及举证责任的承担、损害范围的确定等具体问题而无法实际贯彻，目前仍停留在研讨交流层面，根本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点还要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上入手，除了要把清算义务主体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纳入强制性规范调整范围内之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比如可以设置清算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对其不作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设置针对清算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的行政处罚措施，同时还可以把清算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扩大妨碍公司、企业清算罪的主体、客观方面的适用范围，全方位地保障清算制度的落实。

四、现行法律、法规对引起企业法终止清算原因的规定存在概念上的模糊。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法人的终止原因是依法被撤销、解散、破产和其他原因，未规定其他原因都包括什么原因。而有关企业登记管理的法律、法规又明确规定企业法人因违法经营可以被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但该种行政处罚措施对企业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将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能够引起企业法人终止却无规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应按终止对待，其法律后果等同于注销登记，均使企业法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批复纠正了这一错误观念，并首次提出了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属清算法人、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观点，笔者对此完全表示赞同。因为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撤销违法经营的企业法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的权利或资格的处罚措施，而注销登记则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应有关组织的申请从事的行政确认行为，二者的产生根据、法律性质、法律后果均不相同。但由于吊销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即意味着其丧失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也当然只能引起终止的法律后果，所以笔者认为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措施不仅要使企业法人产生停止经营活动的行政法上的后果，还要引起企业法人在民法上完成终止程序的后果，即被处以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措施的企业法人必须进行清算，并于清算后办理注销登记使其归于消灭，否则将会产生因企业法人受到行政处罚而无法确认其民事法律地位的矛盾，最终使权利人利益因此受损。据此，企业法人因被科以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时引起的民事法律后果也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加以确定。

清明记事篇7

要清楚地写出一件事,重要的是把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叙述清楚,尤其是把事情的经过要写得具体明白、条理分明。例如,课文《草》叙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件事:红军过草地的时候,重病在身的周副主席得知红军战士因误食有毒的野菜而中毒的险情,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仅仔细辨识毒草,而且亲口咀嚼毒草,命医生放下自己去抢救中毒战士,果断做出英明决策,引导红军战士正确对待困难。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写得十分清楚、具体,读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那么,如何才能把一件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叙述清楚呢?

一、要交代清楚记叙的六要素。写一件事要做到清楚、明白,就是要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和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向读者交代清楚,以便读者掌握事件的全貌,进而正确地理解这件事所表达的思想意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是记叙的六要素。其中,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是构成记叙文的基本要素乙不但要把它们写清楚,还要写完整、具体。写一件事,如果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那就无从下笔;如果只写事情的起因和经过,而不交代结果,读者就会迷惑不解。只有把事情的经过叙述清楚,准确地反映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及其相互关系,才能达到揭示事理、刻画人物、表达中心思想的目的。

二、要合理安排记叙的顺序。要把事情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完整、明白、清晰,就得讲究并掌握记叙的顺序。有各种各样的记叙顺序,最基本的是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①时间顺序。事情总是随着时间的进程发展变化的,所以记叙文常常是按照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时间先后,依次叙述,这种写法称为”顺叙”。为了突出叙述的重点,也可以把事情的结局或关键部分先写出来,造成悬念,然后按时间顺序追叙事件发展的经过,这叫“倒叙”。使用倒叙,一定要注意“倒叙”和“顺叙”部分的衔接。这种叙事的顺序虽然颠倒了,但事情发展的过程、脉络仍然很清楚。在顺叙的过程中,有时要插入另一些有关的情节,以补充、衬托主要情节,这叫“插叙”。按时间顺序组织材料,顺叙是最基本的叙事方法;所谓倒叙,除结局提前外,文章的主体仍是顺叙;至于插叙,只是在叙述中插入某些片段,文章的主体也还是顺叙。②空间顺序,即按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空间位置的变化来组织安排材料。按时间顺序写和按空间顺序写这两种记叙事情过程的基本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老山界》,就是按照红军翻山的时间先后以及行踪变化的顺序写的,这样写,事情发展的过程显得清楚而又自然。

佳作展示 我的故事 安徽宋店中学茂林文学社 张利荣 事情发生在我6岁那年夏天。一天中午，爷爷从街上买来几个大西瓜，其中一个特别大，足有二三十斤重。爷爷知道我嘴馋，便交代我说：“这几个小西瓜你尽管吃，那个大的留到立秋那天大家一起吃，那天，家里会有客人来。” （交代起因，埋下伏笔。）

不过，只两天，几个小西瓜就被我轻易“消灭”了。这时，我又开始惦记那个大西瓜了：这么个大西瓜，我怎么吃得下？（过渡自然，掀起波澜，造成悬念。）

有了，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记得有一次跟妈妈上街买西瓜，卖西瓜的老爷爷用小刀在西瓜上开了个小洞，然后挖出一小块给我尝一下，最后又安了上去。对，就用这办法，想到这里，我马上去找小刀。刀子找来后，我学着老爷爷的样子，先在西瓜上小心翼翼地划了个三角形，然后再把它挖出来，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哈，太甜了!比那些小西瓜可好吃多了。吃完后又把它盖了上去。这下，我再也管不住自己的馋嘴，便一口气在西瓜上开了十几个这样的洞，每次都咬上一口再盖上去。不一会儿，我的肚子就变得圆鼓鼓的，再也无法吃下去了。再瞧那个大西瓜，还真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这才放心地去睡觉。后来的几天里，大西瓜上又被我开了不少小洞。（叙述偷吃西瓜的经过，具体、细腻。）

立秋那天，奶奶去拿西瓜，发现地上有一摊水，原来西瓜已经烂了、奶奶问这是怎么回事，爸妈都说不知道。又问我怎么回事，我若无其事地说：“不知道。”但心里有些害怕，睑上也露出不安的神情。（细节真实。）

这时，爸爸好像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把我叫到他身边，和蔼地对我说：“你过来，对爸爸说这西瓜是怎么弄的?”听了爸爸的话，我得意地拿起小刀。学着卖西瓜老爷爷的样子，在西瓜上划了个三角形……（道出事情缘由，整个事件水落石出。）

“哈哈哈……”还没等我挖出来，全家人哄堂大笑，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收尾自然，写出了家庭的快乐和温馨。）　 [点　评] 作者写的是自己童年时的一件小事，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文章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写得清清楚楚。条理丝毫不乱。

鲜活的人物形象，逼真的场景，传神的细节，愉悦的情感，使读者感同身受，如临其境。

清明记事篇8

一、我国目前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市场主体退出的法律规定多、散，退出方式规定不明确、不统一

我国目前的有关市场主体退出的法律规定由于受立法思路不同和历史条件不同的影响，对市场主体的退出方式都有类似的规定，但又不尽相同，有的不予明确，给实践操作中相互之间的把握带来困难。主要表现在：1．市场主体退出的法律规定众多、杂乱。有关这方面规定的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相应的登记管理法规。《民法通则》第46条“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明确了企业法人要经过注销登记并公告后才算是终止，也就是完全退出市场。《公司法》第189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也明确了公司退出市场的方式是注销。《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1条也规定了“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个人独资企业终止”。而《合伙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几部法律、法规虽然对市场主体退出都有着类似的规定，但不尽相同，也没有对市场主体的退出方式有明确的规定。2．各类主体法之间注销和吊销的关系大相径庭，导致吊销被误认为市场主体的退出方式之一。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市场主体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注销，是企业主动退出市场的行为：另一种是吊销，是企业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动地退出市场的行为。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看。明确规定市场主体退出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注销。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吊销只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种类。《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解散要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登记后公司方为终止。《公司法》第181条规定公司解散的原因之一是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把公司被吊销作为注销的起因之一，他们之间关系就是吊销为因，注销为果。但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并没有把企业法人被吊销作为注销原因。而是规定：如果企业法人拒不办理注销登记，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在这里他们的关系就是注销为因，吊销为果，让人误以为吊销才是企业退出市场的最终方式。

(二)清算制度不完善，缺乏操作性

我国的各类市场主体法都对企业清算作出了规定，但大多规定都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比如《民法通则》、《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和“三资法”都只是规定了企业的注销前提是要进行清算，但对于企业终止后清算的期限，逾期不清算或没有依法清算的，应如何追究投资者、法人代表和直接责任人个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等都没有详细的规定。虽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对清算有了比较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但对于不清算或没有依法清算的法律责任方面仍是一片空白。虽然《刑法》第162条也规定了妨害清算罪，但该罪也无法追究不清算者。同时，企业终止、债务清算各环节存在很大脱节，工商部门只管注销、吊销，清算债权、债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即法院、外商投资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这就无形中给恶意逃债者网开一面，留下了一条“后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债权保护、债务清算制度有如虚设。并且。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往往不愿自动组织清算。特别是那些债务很多的，根本不愿意也不打算清算，既没有清算组织又没有主管部门，必定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难以保障交易安全。

(三)吊销营业执照后市场主体有无法人资格，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

一个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是否还具有法人资格?对待这个问题，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法院与工商部门的观点未能取得一致。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吊销和注销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即两者均导致企业的消亡，不同的是吊销是因违法行为被强制解散，而注销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解散，它们最终的法律后果一样。《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其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由清算组织负责处理。”从这一规定本身来看，企业的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同时注销其登记，也就意味着其企业法人资格的同时丧失。而按照《民法通则》第36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的规定。就把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对分离。《公司法》第187条“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规定和企业法人必须要进行注销登记后才是终止的规定却又说明了企业吊销后的清算期间，企业法人仍然存在，它的法人资格依然存在。

(四)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不到位

由于市场主体、投资人趋利意识严重，信用缺失引发的拖欠账款、逃废债务、恶意偷税欠税等问题时有发生。在退出市场时，有些市场主体、投资人钻空子规避法律。有的搞假破产、假清算来骗取注销登记。有的在破产、解散、关闭时不依法组织清算办理注销，而是以不参加年检等方式有意等待被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投资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企业甚至今天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投资人明天就可以办理新的执照。从理论上讲，吊销营业执照是工商部门最严厉的处罚。但在实际上，市场主体恶意退出时，这种处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变成了债务人赖账的借口和恶意逃债的“奖励”。它造成了债务人故意不来年检，任你吊销营业执照。一来可以免除破产清算的麻烦：二来可以赖账，甚至变个名目、换个地方另行登记、重新开业，说不定有时还可以享受许多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构成全社会信用体系网络，无法开展有力的信用监管，难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

二、完善和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的思路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以“宽准入、严管理”为原则，以进出畅通为目标，建立健全市场主体退出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优胜劣汰机制，从法

制体系层次和实践操作规程方面加快疏通市场主体的退出关，提高市场主体的合格率。

(一)制定统一的市场主体法和清算法，从立法上完善

统一登记所依据的市场主体法，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打下法律基础，要制定《商事登记法》，统一所有登记程序，从而对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的退出方式、债权债务清理作出一致的规定，增加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在吸收破产清算法律法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清算法》或《清算条例》，明确规定逾期不清算或不依法清算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建立故意逃债和变相逃债的刑事责任制度。

(二)明确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关系，从法理上完善

对吊销营业执照后法律问题的争议，实质上就是对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界定不清的问题，即对市场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认识不同。目前，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企业法人经过注册登记而取得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获得)，经过注销登记后其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丧失(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消灭)，并且要以依法清算为前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和企业法人必须要进行注销登记后才是终止。应该说这对市场主体退出的规定是明确的、可行的，所以无论从体现立法精神上，还是从现实中保障交易安全来看，对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认识要统一，吊销与注销应是一种因果关系，吊销是导致企业解散的事由，只有经过清算过程，才能引起注销程序。既然吊销营业执照作为一种行政处罚，不能等清理完债权、债务后再来制裁，那么这种处罚就应只消灭其经营资格，在法律意义上还保留其法人资格。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应责令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组织清算，如果清算中出现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当立即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待清算完结或破产程序结束后由工商部门进行注销登记。这样一来，它如果有债权，还能向法院主张其权利：同时，它也躲避不了债务。

(三)构筑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体系，从防范上规范

在加强信用教育，营造诚实守信的道德氛围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同时，要整合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依托工商部门市场主体网上数据监测系统和“经济户口”，集中登记、合同、商标、经检方面的市场监督信息，形成市场主体基础档案和网上电子档案，将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各金融机构和有关中介组织掌握的非国家机密和市场主体商业秘密的市场主体信用监督信息，全部归人统一的档案，联手建立全国电脑联网的市场主体信用监督、查询和证明体系，构成对市场主体信用监控的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机制。同时，建立起完备的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建立网上市场主体“身份证”认证系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投资人市场准入制度。对一些因严重违法行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而终止的企业或者因资不抵债宣告破产而终止的企业负责人、投资人的资料要上网公布，使这些人难以轻易地再担任企业负责人。

(四)建立市场主体约束惩罚机制，以惩处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