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放假思“清明”

清明节是我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词最早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篇》中，云“春分后十五日，到指乙，为清明。”《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说：“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在《岁时百问》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作为农事节气的清明，标志着万物复苏、春耕时节的到来，自此人们必须告别冬日生活的慵懒，辛勤耕作。就像端午节最初并不是祭祀屈原、禁火的寒食早先与介子推无关一样，清明节有它自己的发展演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兼具农历节气、岁时节日等多重身份。

上古的上巳节是“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节日。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上巳节是古人的性自由节，或者说情人节。那时的人没有私生子的观念，既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更是一种古人认为与万物生长、荣枯紧密关联、互相感染的神圣行为。在万物复苏的时日，人们相信男女交合可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一种神圣的祈年仪式，具有浓郁的农耕仪式的色彩。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的人们开始对性有了诸多的禁忌，但外出野游、踏青、插柳等却被保留了下来，这些都成了后来清明节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传承下来。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外出郊游的盛况。

与清明节有着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节日是寒食节。寒食节是载入官方祀典的改火仪式与民间禁火寒食习俗的合成产物。冷食折射出的是先民曾经有也必然经历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标志的是新的耕作的开始。

在《周礼•秋官•司氏》中就有了寒食节的信息，云：

司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疏曰：夫遂阳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与日，故名阳遂；取火于木，为木遂者也。

又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

这大意是说周代司氏这个官是管理取火与禁火的官，仲春时他拿着木铎通知人们开始禁火，季春时再生火。

关于介子推与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左传•僖公廿四年》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就现有的文字材料看，汉末蔡邕的《琴操》最早将介子推的传说与寒食禁火联系在一起。其大意是说：在重耳逃难时，介子推割腕股之肉，以救重耳。重耳复国后，唯独子推无所得，遂遁入山。重耳惊悟，才使者奉节因迎之，子推不肯出。文公于是令燔山求之。重耳想子推会“火荧自出”，没想到子推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归，所以是日不得举火。这样，本身是表达先民对再生渴望的寒食有了新的含义。

至晋朝，人们才开始把寒食定在清明前一日。陆在《邺中记》有载：“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糗是也。”一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官方才将寒食扫墓列入五礼之中。此后，寒食、清明祭扫、出游的习俗也就合二为一了。

对生的渴求一直是清明出游的主要目的，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习俗。清明是舒筋动骨的日子，也是细菌、病毒们同乐同庆的日子。在医药尚不发达的年代，并非百毒不浸的人们自然就通过自己的言行祈求避免三灾八难。戴柳、放风筝、荡秋千等的本意大抵都是如此。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戴柳的习俗，这一直延续到近代。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云：“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旧日，广州人在清明前的四五天，要在设于家中的祖宗牌位前和门口挂上一枝柳枝以避野鬼，直到清明后一周才拔除。所以，广州人又把杨柳叫做“鬼怖术”。过去，广西邕宁的汉人在清明各户均插杨柳，有的戴在头上，有的束在腰上郊游或者祭墓。而在数十年前，四川什邡县的人们在清明这一天要用艾蒿缠绕树干，以避蟊虫；妇女们用荠菜花扫灶头，以去蚊虫。

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过去的北京人相信“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更具地方特色的是，清明人们一定要做饽饽，俗语云“清明不做饽饽，穷得乱哆嗦”。是日做饽饽，既象征人们当下生活境况，也表征着来年生活的富庶。同时，由于天气变暖，妇女们也纷纷在当天脱下棉裤，人们认为如果清明妇女不脱掉棉裤换上夹裤，死后就会变成兔子。

如今在城乡随处都还可以见到的放风筝，实际上人们是通过运动，把整个冬日淤积在体内的不快之气，释放出来，故风筝在民间又称之为“放晦气”。

清明也是两情相悦的日子。汉族不像众多的少数民族，很长时间以来就没有了什么歌节，对于要求女子固守闺房的汉族青年男女而言，相互之间能自由交往的时间场地也就只有庙会和社会准许女子出游的清明、元宵等节日了。在这些时日，男女可自由交往。在重庆、万县等地，曾经还有“上野坟”的风俗。清明前后，不论是贫富人家的女子，俱携酒食结伴而往，择一幽静处野餐，男子不管是否认识，都可以入席，而且相谈甚欢。这显然还有些古之上巳节的遗韵。

但求生者的平安、康健、如意、快乐只是清明节的一个方面，清明节另一个主要的旨趣是生者对死者的缅怀，是生者与死者聚首、絮叨的日子。有着淡淡的哀伤、愁苦，但也有着平和、喜乐。长期以来，对大多数相信有前世来生并在儒家的教化下讲求孝道的国人而言，清明已经与祭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成为今天国家将清明定为法定假日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就再现了一千多年前人们祭奠祖先的情形，云：

乌蹄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青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别离处。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宋朝一位不太有名的诗人高翥也曾在《清明日对酒》中浅吟道：

南山北头多墓团，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白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除了诗人们对清明祭扫的吟咏，一些风俗类书对此也有很多记载。《旧京琐记》云：“清明，人家上坟，于市上买盒子菜以祀之，即南边之馔盒也。”而成书于明代的《帝京景物略》对此记载更为详尽，云：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桀桀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皆醉。

从这些文字可以品味出古时人们祭扫祖先的虔诚、悲哀、热闹和从容，也说明传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不仅是时时处处祈求自己的健康、平安、如意，也同样为亡灵祈祷，根据自然的变化，适时应景地为故去的亲人锄去坟头的杂草，给坟头穿上新衣，为先人们焚烧钱粮，祈求先人的庇佑。在坟前，人们向祖先诉说现世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向祖先汇报自己的所思所得。长时间以来，与鬼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一道，清明节为生者和死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就在清明坟头这个平台，生者――未来的死者和死者――过去的生者，自由地进行着在生者与生者之间、死者与死者之间不可能有的交流。伴随着缕缕青烟、悠悠纸灰、声声爆竹，血脉、香火、文化就这样在大小不一的坟头延续、传承。

中国地域广阔，同样是清明，各地风俗也有差别。在四川剑阁，在解放前后，当地人经常都是几家、几十家或者是全宗族一起祭祀祖先。在清明的当日各家自己准备好自家献给祖先的酒肉、香、纸，携男带女列队在山岭之间依次祭扫列祖列宗的坟墓，时间往往要持续七八个小时。对于过去的广西横县人而言，如果家中当年生了男孩，在第一次“拜山”（清明祭祖）时，一定要杀一只公鸡，献在祖先的坟头，告知祖先家中“已添丁”。

在有的地方，清明还是葬礼真正结束的日子。清明这天，象州的汉人要“捡金”，即二次葬，把埋在地下棺材中的老人的骨头取出来，放在特定的坛内另行安葬，使亲人的遗骨永世长存。

从传统社会清明种种习俗可知，作为四季轮转、生命交替的一个特殊节日，清明在人们的生活中意义非凡。这些活动、习俗都是在人们长时间与大自然的交流、对话中形成的，是人们融入大自然的一种自发的行为，蕴藏着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和对生命本真的理解。郊游、踏青、插柳、放风筝等等都是人们对自然和自身在某种程度的认识之后，对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对人自身肌体以及群体关系的调试。而对亲人坟墓的祭扫则在联结生者与死者两个世界的同时，通过对死者的祭祀，缓冲、调和着生者之间的关系，增进亲情与凝聚力。

20世纪以来，在“破除迷信”的大旗下，曾几何时，祭祀祖先、清明上坟都被笼统地斥之为“迷信”。很多祖坟被撬，族谱被烧，石碑被砸，城乡私人性的祭扫活动都被不同程度地扼制，关于祖先的印记，我们越来越淡漠。讲究实际、相信金钱万能和拼命工作并享乐的人们不但少了对天地、神灵的膜拜，也少了对先祖的缅怀、追思，少了生活中最不应该缺少也是最为珍贵的“敬畏”。快节奏的生活和清明节没有法定的假期，使繁忙的都市人只能在行色匆匆之间，在自己亲人的墓地或墓碑前惊鸿一瞥。而在广袤的农村，当大批农民流入城市，祖先的亡灵就寂寞地在这冬春转换的时日孤独地困守在凋败的墓穴。

现在，清明终于成为国人的法定假日了。如果愿意祭扫、追思，城乡的人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有条不紊地表达。尽管今天是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也需要消费拉动市场并带动经济增长，但希望清明这个假日不仅仅是旅游和闲逛的日子。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自己都需要放松、休假，但更需要的是敬畏和敬畏心。只有全社会的人们都珍惜、重视清明节的本意时，人们才可能还“清明”一个真正的“清明”。

（作者单位：1四川省绵阳市富乐实验中学 2四川省广元市嘉陵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