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大国崛起中国篇1

1、这个是中国拍的，为了描述15世纪左右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做一个普及和对现在中国的参考。

2、《大国崛起》不管有没有更深的政治背景，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路已经快要走不下去，历史需要中国把握住这关键的时机。

3、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笔者认为这种乐观实在是缺乏根据。先不去较真什么样的国家才叫“崛起”，就连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也无法持续。当前中国走的是“黑色发展之路”，这一战略是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不仅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以相当于美国的3倍的污水排量和世界用水总量15.4%的耗水量也只创造了美国产值的1/8。

（来源：文章屋网 ）

大国崛起中国篇2

中国从元朝开始实行海禁，虽然在某些时期有所放松，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是对外封闭的。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但清政府对开放从没情愿过，主流中国社会几乎没正面看过洋人，除了不得不承认西“器”利害之外，也根本没把外国人视为同等人种，排外、鄙外一直是社会的主旋律。到“”时期，政治偏执更使排外和封闭达到顶峰。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主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001年加入WTO，主动开放成为核心国策。

入世后，中国的外贸额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5万多亿美元；出口市场从以美国、日本、东亚和西欧为主扩展到拉美、非洲、中东和中亚，向全世界铺开；从吸收外资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到积极参与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主流社会终于开始以更正面的眼光接纳、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之林中举足轻重的国家。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

随着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大，国际阻力和国内压力也同时在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和国内均呈抬头趋势。最近多哈谈判失败，重新控制美国参众两院，西欧失业率上升，国内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再现，都是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要求保住现有的出口市场份额，而且要求扩大外部市场，否则，制造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便难以保持。

当然，如何向世人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本身就是中国政府面对的长久挑战。不只中国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一直靠国际贸易谋生的香港也有人抱怨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不平衡。2006年3月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笔者跟一位叫热娜的耶鲁大学校友聊全球化的问题。热娜女士50岁出头，在香港做基金经理20多年，身处全球化的前沿行业，但她对全球化非常不满，认为全球化只是让西方受益（当然，西方人会认为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等等），而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热娜女士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柬埔寨，说柬埔寨根本没有因全球化而改善处境。我说，中国参与全球市场分工，柬埔寨不参与全球化，所以中国的经济在腾飞。

热娜女士又举中东国家为例，说中东国家的石油便宜地卖给了西方国家，吃了大亏。我说，正好相反，这恰恰证明中东国家从全球贸易中得到了大大的好处，如果没有西方从16世纪开始的跨国贸易，以及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中东地下的石油怎会那么值钱？中国、印度、韩国的人那么辛苦才赚一点点钱，而中东人几乎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富！

一般认为，第一次全球化开始于16世纪，中止于1914年；第二次全球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第一次全球化。以往的教科书谈论全球化在1840年后对中国的影响，总是把中国作为受害者，从不谈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以中国的工业为例，今天中国GDP的52％来自工业，仅制造业就为中国提供了9500万的就业。而制造业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通过第一次全球化才带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有规模有限的手工业。今天中国的电信、电力、石油行业规模都非常大，这些行业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如果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这些西方工业与技术，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汽车业、造船业、航空业、电力业、电信业、制造业、石油业、证券金融业等，这些行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传统经济的核心――农业，今天只占GDP的15%不到。

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面对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由新的机械化大生产造成，因为本国人口很少，需要国际市场购买其工业产品；而中国由于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已是世界经济之最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则不同，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希望其他国家都开放，自己也坚持开放。中国应该实行寻求最大自由贸易区域的政策，不久前跟巴基斯坦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

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

应该说，中国入世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2000年，中国的境外并购额为18亿美元，2006年超过140亿美元；在并购规模上，2003年之前没有一个项目超过10亿美元，而过去一年就有四项超过10亿美元（尽管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不成功）；2002年前，90%以上的并购在能源和资源行业，但现在不到一半在这些行业，而制造业、电信业和零售业亦在并购范围之内；在并购安排上，以前是中国公司独资现金收购，而且喜欢收购100%的股权，而现在已开始用中国公司的股权作部分支付（比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就如此），海尔收购美国的梅泰戈公司虽然未成，但很富创意（由美国两家私人股权基金参股一起收购），这些结构创新不仅在管理经验、资金以及风险分摊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而且对于在美国或其他目标国的政治公关以及文化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安排可以大大增加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成功概率。

这些新趋势表明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正在走向成熟。不过，虽然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等着投资使用，但是中国公司的海外之路还很漫长，中国企业成为有规模的跨国公司还需要时间。而且，过去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经历已充分显示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目前有足够规模走出去的还是国有企业或国有背景企业，而且银行都是国有的。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争论显示，这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客提供了将中国企业的收购运作政治化的理由，他们指控这种并购不是商业行为，而是以企业作为国家人的国家行为。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有几个：其一是进一步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也是中国的国策，进程应加快；其二是通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以贷款形式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最近拟成立的50亿美元非洲发展基金就是一个好开端，其他专项基金也可出台。

核心的挑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偏弱，这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极易成为当地政客的靶子，给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在中国对于世界局势、世界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时候，中国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是否有可靠的监督制约，已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现在国家间距离不像原来那么遥远，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质价值，因此，政治改革是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办法。

金融开放让中国企业搭上便车

中国金融业在逐渐对外开放，金融企业也在积极寻求海外机会。

在引进境外合作伙伴、加快境内金融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速度和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社会成本极高。日益上升的金融开放度让中国企业能搭上香港、美国已发达的资本市场便车，让中国企业更多、更快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大大加快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内股市优先照顾国企上市，对民营企业不太开放的情况下，给私人企业境外上市的机会尤为重要。

给中国企业、创业者提供更多境外上市机会，其意义远非只是提供融资机会本身，实际上，股权市场有着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发扬创业精神、开拓全新的创业文化的根本性作用。如果能到活跃的股权交易市场上市，创业者不仅能立即发现财富的价值，如果想要套现，还可随时变现一部分甚至全部。这种加快了的财富实现手段不仅促进创业、创新文化，而且也正在改变中国的创业、创新景象。

正因为中国创业者在过去几年也能到美国、香港上市，才有了33岁成为亿万富翁的江南春、37岁成为亿万富翁的李彦宏，还有施正荣、张朝阳、沈南鹏等新一代中国财富人。如果没有到境外上市的机会，他们的亿万财富可能要许多代才能实现。

在《大国崛起》节目中，我们看到德国、前苏联也崛起过，跟美国、英国式的崛起相比，前者靠的是银行，而且是国有银行和国有制，不像美国、英国那样靠民间自由的资本市场，结果德国和苏联的科技创新都用于军事，用于发展对世界有破坏性的国力上。尽管当年苏联的科技也很强，但他们的科技没有提升人类的生产力，也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有鉴于此，我们应进一步让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进一步让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避免那些坏故事在中国重演。

过去的辉煌是一种包袱

曾经辉煌的民族总有一种情结：我们曾经辉煌，所以总有一天我们自然会再辉煌。遗憾的是，曾经辉煌的玛雅民族已经消失，两千年前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印度，还有更早的埃及等等，没有一个再辉煌过，而《大国崛起》中的九个国家没有一个是曾经辉煌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过去的辉煌是一种包袱，这种包袱让人无法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现代科技特别是通信、运输技术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西方人过去500年把世界秩序从无序的野蛮掠夺时代改变成殖民地帝国时代、贸易帝国时代，再到今天以规则维持的联合国时代。在此环境下，中国得以大刀阔斧地开展国际贸易，成为贸易大国。以前只有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幸运过，所有其他贸易大国在从事规模跨国贸易前，都要先花精力和金钱建立自己的海军甚至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为当下和未来的跨国贸易保驾护航。

我们需以理性建设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如此，中国才能够得到更长久的稳定的世界秩序，从而真正崛起。

大国崛起中国篇3

【关键词】中国 崛起 大战略 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27-20

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国务活动家和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 另一方面，对于国务活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对此，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撑其对外行为。 因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策的理论对应物。 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限于主题，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即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最后，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主题。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 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单靠事实本身是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 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的战略必需转化为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明晰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由于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显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 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这方面，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中国还远未具备足够广泛的海外利益、足够强大的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和被承认的世界性特殊权利（虽然就这一权利来说，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使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处理）。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符合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 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全球公益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 换言之，在大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 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

二、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决策者群体

关于一国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毫无疑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用以指导国家世纪性崛起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是且首先是国家决策者群体的战略思想及其集体智慧，即、邓小平、、和的国际战略思想等。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下半期，在世界各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几经外交格局大调整的国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大国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与中国的内部变化有关。”结果是，“在从新生的革命国家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发展，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同现在世界的关系在不断改变。”

显然，关于中国大战略理论思考的决策者群体，首推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正是在这一格局下，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从而开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根本上摆脱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列强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屈辱命运，维护和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和作为东亚大国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甚至是武力较量，而这恰恰是对中国人民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的考验。

在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深深懂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实力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弱国无外交”。对此，总理有过这样一番论述：“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反对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认为，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对帝国主义和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要有所准备。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制止战争，止戈为武，以战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他强调，只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做了充分准备，必要时敢于同它们在战场上较量，并赢得胜利，和平才可能被争取到手。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思想，新中国才一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一面敢于以战争来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严重干涉和侵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和“一条线、一大片”等鲜明中国话语色彩的战略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并提出了“三个世界”格局理论，以塑造大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则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不仅如此，这种革命还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次成功的革命性尝试。在世界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难怪有人惊呼，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这场革命的世界性意义。 与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生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真正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大战略思想主张。

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概括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以思想为指导，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大阶段我国的国际战略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更有重大区别，其间实现了战略的大转变。”其中，“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为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 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业。 正是这场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中的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 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活动家们需要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并特别强调后冷战时代有它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所以，在21世纪，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具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但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而催生中国大战略思想与时俱进的一大缘由，无疑应主要归因于中国的世纪性崛起。早在20世纪末，《巨龙》一书的作者就指出：“在我们看来，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经济。在下个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将在任何意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上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日益崛起。”

结果，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21世纪？对此，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是：“和谐世界”。2006年4月，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中国外交部领导详细阐述了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的内涵：“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国家主席进一步详细阐释了中国政府的基本国际态度，即：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他特别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当然，要实现“和谐世界”这一伟大梦想，前提之一必须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同时追求安全、发展、和平、正义这几类根本价值。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富裕、社会公正、国家发展、世界和平的基本目标。” 而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亦即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其核心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很显然，中国战略思想上的优势足以让她自豪。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和，他们的战略思考更显深入，注重通过优化外在环境，为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创造有利条件。” 而美国大战略理论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虽然中国可能是大国中战略地位最差的，但在大战略的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的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 其中，就冷战后中国的大战略而言，最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言而喻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实际上，在探究中国21世纪前期对外战略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依据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论述来求得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位学者用这样肯定的口吻说：“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三、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学者群体

对各国政治家来说，要处理国家面临的多种多样的当代挑战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决策者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以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但问题是，“第一，那些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抉择……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作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 对此，加迪斯指出，我们需要从目前心无旁骛的关注点折回去，从长远的历史趋势——把我们带至现有位置的历史趋势——出发，去认真思考。

对于一国的大战略而言，“没有长远的眼界……到头来就只是应付事态，而不是塑造事态。” 正是因为大战略缔造与实施对于宏大眼界和把握长远趋势能力的特有要求，学者群体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不仅如此，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知识和国际关系实践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天然联系，且重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揭示理论和实际事件（包括历史与当今的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决定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和融洽的。可见，学者群体的理论贡献不仅有其内在必需，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群体的理论探究，著名学者王缉思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就是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 当然，对于学者们来说，“不管其复杂性如何，一项范式必须植根于对当前世界图景的准确看法，关于我们希望促成并且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世界的想象，对我们国家利益和理想目标的健全的认识，对危及这些目标之保护和促进的那些威胁的觉察，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权势和其他强国——无论其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的权势局限性之现实主义的理解。”

就当今中国的崛起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意义尽管毋庸置疑，但其局限也不言自明。这是因为，在学术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不同流派不能以“对”或“错”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们都只代表着关于世界政治的不同见解。在《谁的世界秩序：不平衡的全球化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编者曾自问自答地说：“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关系学论战的中心议题。但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指引我们回答问题并寻找答案。”

面对这种两难，作为学者群体又该如何去建构中国崛起所需的理论呢？

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E.H.卡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曾指出：“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而且尤其有助于培养大战略意识。

那么，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经验有哪些呢？一位研究者做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国际政治大格局的转变一般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中国尚不具备干预这类转换的能力；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必然是：走一步，看一步，利用矛盾，后发制人。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大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这类因素支配；面对变化的世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世界潮流的发展。

结果毫不奇怪，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学者群体理论建构的首要切入点，便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学理解读。换言之，在学者们眼中，多极化趋势的终极政治意义在于：21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能为中国提供一次真正崛起的机会。当然，在战略机遇期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的困扰。鉴于此，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第二，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将不会很快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基本战略不能变，即邓小平同志讲的，除非打世界大战，否则我们横下心来发展自己的决定不能变；第三，要恰当界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其别是要不当头，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的位置上；第四，要有所作为，以不失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本质；第五，在外交策略上，要坚持发展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各异。在已有的诸多成果中，既有大理论，又有中观和微观理论；既有纯理论范式的探究，又有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既有对西方成果的引入和解读，又有挖掘中国特色理论的有力尝试。尽管学者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认识差异，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却有着基本的共识：

一是渴望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认知高度，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这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指出：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尽管“禅让”并不意味着没有非武力型的斗争和冲突；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原有的国际体制。 显然，这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明示了探究中国21 世纪外交战略选择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即作为非西方新兴强国的中国，如何处理好与现世界秩序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这类研究深深触动了中国学者此刻的关怀，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学术争鸣。

二是从制度和认知出发，考察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如何用好现有的国际规则。有研究认为，大体上可以把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二是体制性和机制性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三是与人文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国际规范，如人权。对于这些国际规则，中国对其了解和接受既是分层次、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迅速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的过程。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更多于赞成的立场。” 尽管有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但用好国际规则无疑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尺，因而学者们给与了持续的学术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

三是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即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层次来探究用以指导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形态。在体系层次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应推行“搭车”战略，该战略不是指依附于美国和西方，而是强调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车，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 在国家层次上，学者们一方面认识到发展和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着多项明显的“安全两难”局势，因而战略塑造能力至关重要，为此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深化睦邻外交等思想； 在决策者层次上，除了强调战略定力和战略创新的意义外，学者们尤为看重优化战略决策机制的重要性。

总之，有关21世纪前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问题，中国学术界呈现出热烈的学术争鸣氛围。在成果丰硕的著述中，不仅有对中国外交的政策性解读，更不乏严肃的历史概观和创新性的理论思考。虽然相关学术探究无不遵从国家利益这一核心准绳，但由于视角和倾向各异，其观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上，那些对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进行理智、严肃和审慎的历史思考和理论探究的著述，都具有一种可贵的情怀，即深刻关怀中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伟大前程，以中国的安全、进步和强盛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首要价值取向，因而格外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四、对当今中国崛起之大战略理论建构的再思考

如前所述，就当今中国而言，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世纪性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与之伴随的，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为此，在深入思考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问题时，尤其需要在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

就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研究而言，人们不仅关注那那些令人振奋和激动的重大国际事件及其引人入胜的细节，而且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和命题。其中，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历来为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其中，战争作为一种“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结果使得经由两次世界大战后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能地将国际政治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即通常所谓的“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前者关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国家的权势、生存与安全，关注于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其别是军事安全问题，由此奠定了安全研究的一大传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安全问题。所以，整个冷战时期，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所谓的“高政治”。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还有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囊括了除军事、政治和外交议题以外的所有其他的、对国家及人类整体构成重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海盗以及洗钱等等。显然，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研究并非仅仅肇始于冷战结束之后。早在冷战时期，非传统安全观念及其相关研究就已经起步，尽管它还被笼罩在传统安全研究的巨大阴影之下。这方面，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即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主要由环保主义者大力推动的有关全球性议题的理论探讨， 以及“贸易国家”理论对国家体系的二元划分。

及至冷战结束后，安全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不仅安全在定义上出现了宽泛化的倾向，而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宽泛化解释之必需，以至于给人们这样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而这恰恰反映出了冷战后安全研究的一大困境，即作为“焦虑时代的学问”，人们急需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指导解决紧迫的现实安全问题，那些事关国家、民族、国民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体的安全问题。像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着的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就是：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把非传统安全关切有机地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战略之中？是否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就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国际治理，使之既保障国家安全，又满足国际社会的安全诉求？

与安全认知紧密关联且意义同等重大的，还有国家利益问题。对此，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曾指出：“国家利益是一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的折中与妥协，它不是一种可以抽象地和科学地予以实现的观念。”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指出：“由于具体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无法给予‘国家利益’一个合理的定义……利益是无法自发地彼此协调的，这些利益的相加也不能构成某种总体利益。”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国家利益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涵盖的内容相当宽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将国家利益主要聚焦于安全、利益和威望三个根本方面。

那么，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国家利益呢？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从眼前利益还是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利益无比重要，其合理性仍要从人类基本价值出发来加以判断。也即，人类基本价值是国家利益的源泉，是确定国家权力运行方向的指南，比国家利益和权力要更为根本，也更为基础一些。按照一项研究，这些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安全、自由、秩序、正义和福利。

正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非从属性与合理性双重要求，在具体的国家政策实践中，便有了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就当今中国而言，尤其需要界定国家核心利益，以便向国际社会明示中国政府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这类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政策取向。为此，中国政府于2011年公开宣布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六大领域：国家、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尽管上述阐述的原则性较强，但却符合国家利益界定的内在合理性要求，且有助于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战略解读和战略定性。

无论是就国家安全保障还是就国家利益维护而言，它们最终仍有赖于力量的运用。应当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连同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力量运用的限度。尽管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4283美元，排在世界第95位，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没有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朝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努力，决定了中国不会也无法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权势大争斗之中，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对力量运用的总体和平性质，即和平地积累、发展和使用力量。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关切与反应。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西方国家总是线性地妄测中国必然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并据此推断出中国是现世界领导者美国的最具实力和潜能的“挑战者”。换言之，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中国对力量手段运用的关切。 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外，还明确指出，尽管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中国不当“挑战者”。恰恰相反，“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外政策第一”的理念，即不把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置于大战略思考的核心，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不争霸、不称霸。

正是由于力量运用背后所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的中国，在战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力量运用的基本方略，以统一认识，从而确保力量手段与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为此，中国明确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力量运用原则。对此，西方国家却妄断道，“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国际战略欺骗”，意在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 显然，这是无端猜疑。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在世纪性崛起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第一，对安全威胁做细致的界定，即谁或什么构成了威胁，是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是军事威胁还是非军事威胁，是威胁到了国家还是国民，威胁是怎样实施的，是全球性质的威胁还是地区性质的威胁，如此等等；同时要防止那种对安全威胁做宽泛化解释的倾向，因为这会给人以一种错觉：在当今世界，似乎什么都事关国家安全。如此，将严重干扰力量建设的方向。第二，对国家利益做细致的厘清，即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对国家利益不仅需要做细致的厘清，同时还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取得广泛的认同甚至一致，以便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消除那种对国家利益作工具性解释的、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第三，需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做细致的战略评估，其别是要把力量运用作为一个过程、一个长时期的博弈过程来加以审视。只有基于这一标准，才能真正做好力量准备，控制好力量运用的规模与力度。

[收稿日期：2013-09-06]

大国崛起中国篇4

有媒体在盘点成果时发现，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等话题多次在的演讲中出现。

而做出的“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的表述，也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关注和兴趣。

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大陆中产阶级或已达3亿

迄今为止，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官方、学者和媒体普遍使用“中间层”、“中等收入群体”等词汇替代。而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也尚没有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

实际上，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难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中产阶级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标准界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十年前的定义自然不适用于今天；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也导致具体标准的不尽相同。

总体来讲，被各国引用较多的衡量标准是世界银行曾作出的一项测算，即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每日可供消费的资金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被较多人认可的中产阶级定义来自前社科院学者陆学艺、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等学者经调查研究形成的标准，即中产阶级需要以收入、职业、消费以及自我认定等多方面标准综合界定。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工作和月收入的人，因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或通过炒股、继承等隐性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一些人从收入标准来看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但是并不用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他们属不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而这也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应该单凭某一方面的标准来判断，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界定的原因。

在访美期间参与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时曾表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这一数字与陆学艺在2010年的研究几乎一致。

据陆学艺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比23%，即约2.47亿人。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群体将以每年就业人口1%的速度扩大，加上股票、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这一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3亿人。

不过，在公众的印象里，中产阶级的标准更多时候是由商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界定的，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以及媒体报道。

2000年以来，包括大型外资企业、合资银行、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承认大陆中产阶级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崛起将会带来巨大商机。

正在由分裂转向趋同的中产价值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主要包含有三类人，一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二是政治领域的官员、公务员；三是文化群体，包括教师、艺术家等。这三个群体社会地位、情感各不相同，有些立场、诉求甚至是相悖的，甚至社会上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也不认可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一些学者和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尚没有如西方国家中产，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形象及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是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部分核心利益是相同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中产阶级来说，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财富，也包括私有企业，还包括私有财产。

其次是对教育的认可，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大陆中产几十年来的迅速壮大，离不开教育普及的作用，而保障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是当前中产阶级的重要需求。

另外，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要求破除行业垄断等，也是绝大部分中产的一致诉求。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一词在中国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意识的改变，中产阶级统一的价值观也在逐步形成中，而中产阶级这一身份标签，也在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官方、半官方机构，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隐晦地以“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词汇代替。一些原本回避中产标签的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身份，甚至引以为傲。说明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地位都在逐渐上升。

中产崛起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最近，在访美期间所做的演讲《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被媒体纷纷关注并转载。在演讲中表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在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还表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述，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持和重视。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近年来，海内外商家一直在致力营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一概念。可以理解，刺激起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内需这一前景，会让商界怦然心动。

确实，站在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实现提出的“中国梦”也至关重要。因为说到底，“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贫穷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实现共同富裕。

在今天，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两极分化会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终成为难以把控的社会隐患。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一国贫富差距变化密切相关。

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中产阶级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得以缓和。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相反情况，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然而，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最终将呈现哪一种结果，将非常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另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顾虑，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否会成为全球资源的挑战，是否将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有学者甚至担忧，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在能源需求和消费等方面始终追赶美国的中国中产阶级了。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意味着，在全球学者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不仅关乎政治、民生，甚至可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紧跟跨国文化潮流，改变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产崛起带来的挑战亦不容轻视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告和媒体调查显示，大陆中产阶级是生活压力最大、最为焦虑的群体，这说明，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制度缺失和社会问题，中国大陆急剧变化的紧迫感令追求稳定、安全的中产阶级倍感压力。

一些压力最终转化为了群体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陆很多地方，群体聚会、抗议以及其他呼吁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一直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议题。而在中国，也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产加入了表达诉求的队伍中。这些诉求的主题包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法治建设的关切等。

但是，如果有人担忧，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形成挑战，进而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在大多数时候，中产阶级扮演着社会发展中一个稳定的力量。很多西方发达社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性，中产阶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富裕、稳定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诉求，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希望渐进的变革，而不是暴力的革命。同时，中产阶级呼吁的法治与民主化建设，也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而对中共政府来说，未来想要继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金字塔形社会变为真正的橄榄球形社会，避免重走部分拉美国家的老路。

大国崛起中国篇5

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世界大国，自近代以来却沦为世界列强共同宰割的“鱼腩”。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国作为当代世界大国崛起的转折点。

首先，由于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赏，使中国从一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转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重树国际尊严，谱写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就不断被迫与世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所以，从1842年到1943年的101年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几乎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不变内容。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以平等的一方参加会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是1943年1月。

1943年1月11日上午，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同日晚间11时，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简称《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废除了美国、英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使馆区及铁路沿线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等等特权。随着这两个条约的签订，进而废除了《辛丑和约》。美、英两国宣布：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 《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在捍卫、维护中国国家主权方面，尽管还存在不彻底的地方，但是，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从法理上终结了美、英两国自《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签订以来所获得的一切在华特权，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公认。宋子文说： “条约的缔结确实是划时代的事件，是本世纪中以中国为一方所签订的最伟大的条约。”因此，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于转变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月12日，中国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一事件。美国各大报也对签订这两个条约的消息，做了详尽的报道。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也为此发表《关于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决定》认为：“中美、中英旧约的废除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由于‘七七’抗战的发动、全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此后，中国又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订新约，废止各国的在华特权。战后，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也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旧条约。这祥，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被砸毁。

其次，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国际文献的形式，确认中国领土完整。

1943年11月22—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中、美、英《开罗宣言》。开罗会议的主题就是远东问题。开罗会议期间，23日晚和25日下午，罗斯福与蒋介石夫妇进行了两次“非正式政治长谈”。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 “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是他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一贯想法。”关于领土问题，罗斯福认为：美国应当发挥影响力，实现“把以前他国通过征服或强迫手段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即转道前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斯大林对三国宣言也表示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庄严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应为澎湖列岛——作者）等，归还中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大片国土被日本割占。《开罗宣‘p》则明确宣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这是对中国人民收复失地作出的国际保证。因此，《开罗宣言》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意义也是划时代的。正如罗斯福所说：通过开罗会议， “中国将重新取得广大而富饶的领土从而变为一个强大的、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强国”，开罗会议使“各国首脑决定中国应有一切机会成为一个大国”。 [3]

再次，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地位，使中国跻身当代世界四大强国的行列。

联合国是由全世界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国际权力和义务能力的国际法主体，是当今世界最具广泛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被列为联合国的五种正式用语之一。

中国是联合国的四个倡议国、创始国之一，参与了联合国筹建的全过程。还在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依次领衔的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除了宣称要与法西斯德、日、意作战到底之外，还同意通过一个新的国际性组织，在战后建立普遍安全制度。中国从任人摆布到作为大国，领衔参与筹建国际性组织，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史上是破天荒的。“国际四强之一”之称，也由此而起。

1943年10月30日，即在开罗会议前夕，作为发起国，美、英、苏、中等四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想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国务卿赫尔却坚持：中国理应作为宣言的签字国。他说： “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并正在做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将中国从四国宣言中排除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摈弃，那就极有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应，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则，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联手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这一消息将使公众舆论令人失望地分裂并受到伤害。”莫洛托夫在赫尔的言正辞严面前，只能哑然。《宣—言》宣布：有必要尽快在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非常关注这一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立。1944年6月2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 “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事结束之前成立。” 1944年8月21日和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美、英、中三国，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确定了联合国这一名称，制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会员国资格、组织机构，等等。

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苏、美、英等四个发起国，向各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书，提议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为基础，在旧金山讨论、制订《联合国宪章》。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10名，其中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6月25日，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院规约。26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英、俄、法、西等五种文本上签字。接替宋子文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顾维钧，最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接着签字的是苏联、英国、法国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则按照各国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签字。美国代表作为东道国，最后签字。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顺序，是精心安排的。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是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联合国宪章》的签字顺序表明，通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作为坚持正义的大国地位，被世界认同。

有一种说法：中国之所以进入国际四强的行列，得益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别关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事实是，在开罗会议和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都讨论了中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问题。前文提到，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立即转道，参加德黑兰会议。在德黑兰，罗斯福同斯大林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时表示：《开罗宣言》已经确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力主把中国作为国际“四警察”之一（比喻中、美、英、苏四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作者）。为了说服斯大林，罗斯福还援引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普遍安全宣言》，说：中国既然是该宣言的发起国之一，就理应得到相应的地位。

罗斯福确实力挺中国作为国际四强之一。不过他之所以力主把中国作为国际“四警察”之一，一方面是由于他较为客观地看到了中国军民抗战、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需要。

罗斯福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英、法、荷等老殖民国家衰落；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必然高涨，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将是未来世界的主流。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罗斯福希望通过单一的国际组织，由美、英、苏、中担任“四警察”，保障世界在美国影响下的安定。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这样说： “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惟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罗斯福认为，实现这一愿望，在远东绝对不能离开中国这样的强大盟国。

罗斯福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己任的、极精明的政治家。罗斯福力陈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看重的，并且一心想借重的，正是作为盟国的强大的中国。他看准了：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要倚重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的稳定，也要倚重中国！

因此，中国跻身当代世界大国行列，是中国军民凭着炎黄子孙的血肉之躯、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经过14年抗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转引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5．

[2]转引郭加复等．抗日战争大事集．上海社联，1985: 434.

[3]转引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1编·第1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0.

大国崛起中国篇6

那么，是否是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取得海权呢？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上海上力量的兴衰。曾经有过不少显赫一时的海上力量。这其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保持了较为持久的生命力，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在其治理下的和平时期。总结这些过往，找出有价值的规律，对于今天中国的海上崛起十分必要。

海上力量的先驱输给了贸易创新者

在大航海时代中，欧洲各国中率先扬帆远航，在海外建设殖民地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海上力量的先驱，但是这两支力量存在着各自的弱点。首先西班牙虽然在当时实力最为雄厚，但其开拓殖民地不过是为了攫取金银、获取农庄、传播天主教，其国家形态也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这一切都阻碍了西班牙社会的发展。而葡萄牙的海上力量虽然重视贸易，但维系葡萄牙经济命脉，促成葡萄牙海上帝国繁荣的东方商贸从1514年以后，都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

同时，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没有能够形成与其海外力量相匹配的海军，因此，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就无法得以维持。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大海，分别从殖民地攫取金银，开展贸易的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崭露了头角。而这些国家从事的海上贸易，是通过成立诸如东印度公司等具有特权的垄断性公司所操纵，虽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具有贸易上的垄断权，但是比起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完全被王室以及宫廷权贵所掌控，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些垄断公司的经营已经委托给商人，同时为了降低个人资本的负担以及风险，而后还成立了类似与股份公司的机构。

在这些新兴力量面前，西班牙和葡萄牙逐渐丧失了海上主宰权，几乎为新兴力量所取代。这些力量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首先是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2015年8月19日，阿姆斯特丹。200万人参加航海节向大航海时代致敬。

“海上马车夫”缺乏核心领导，难抵多国竞争

荷兰在世界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期间，荷兰以商人、渔民为中心组成一种号称“海上乞丐”的组织，开始对西班牙统治进行反抗，这也成了而后荷兰海军的母体。

荷兰在1609年赢得了独立之后，其商贸和渔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十七世纪上半叶，依托于庞大的海上贸易，荷兰迎来了其黄金时代，该国拥有的船舶数量居然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舶总数相匹敌。

但是，当时的荷兰是由七个省构成的联邦共和国，各省都拥有独立行政权限，利害关系复杂，这对建设一支强大海上力量非常不利。

荷兰不断上升的商业优势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商品和航运，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对英国的贸易必须由英国或者是商品制造国的货船来运输，此举是对荷兰立国基础的根本性否定，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

荷兰的政权缺乏统一的领导，而且不但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更是奉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荷兰基本上是四面为敌。更为麻烦的是，荷兰与强大的对手法国还在陆上接壤，这样，更是决定了荷兰无法一直保持其贸易上的优势。到了十八世纪以后，荷兰的经济开始停滞，无论其工业还是商业，都难以抵御欧洲各国的竞争。到了法国革命以后，荷兰在法国革命的洪流下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荷兰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海权可谓是成为了历史。

疲于兼顾海陆的法国，未能解决资源配置矛盾

在荷兰崛起的同时，法国海上力量也开始兴起。而法国的做法和荷兰完全相反，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采取的是一种彻底的重商主义政策，严格防止金银外流，并且提高关税来予以保护工商业，由政府直接掌控经济产业。这种政策虽然使得法国的国力迅速提高，但却与英国、荷兰在经济处于敌对状态。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对外战争不绝。

科尔贝尔自身也在1669年兼任海军大臣，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法国的商船队开始增强，并相应地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到他1683年去世为止，法国海军不但实力上几乎可以和英荷两国舰队的总数相匹敌，而且技术上具有优势，法国海军一度傲居世界首位。

然而，关于法国海军马汉认为：“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业绩，是由政府行为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夕死的植物一样，一旦失去政府支持，也就必然消衰。这段时间太短，无法使这种发展在整个民族生活中扎根。”由于法国本身还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家，随着科尔贝尔的去世，法国海军失去了争取预算的强大政治力量，其财源便无法确保，舰队开始迅速老化。到了十八世纪初，法国已经几乎沦为一支二流的力量。

法国的海军历史悠久。现在的anti-sousmarines type F70 ASM级驱逐舰是法国的主力军舰。

而随着法国革命的兴起，主要以贵族为主的海军中坚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培养海军人才是一种百年大计，因此，法国海上力量已经再也无法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海权。虽然此后法国的造船技术和迸发过非常耀人的火花，在蒸汽战舰、铁甲舰方面也经常一马当先。但是一方面由于海军发展战略的不安定，一方面来自陆上的威胁始终无法根除，所以法国海上力量最终还是无法与英国问鼎天下。

日不落帝国的海上主宰，让对手也受益

英国海上力量兴起之后，在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三次对荷战争之后，基本上已经拥有了海上的主宰权。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上，都明显地以压倒性优势运转。这个世纪中，首先是在皇家海军有效而稳固地监管下，世界上处于长期的和平稳定；同时，其他诸国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这个无比强大的国家。世界上展现出了全球化的端倪。

为了顺应这种崭新的世界格局，英国的海权可以说是博采众家之长。其殖民地政策秉承了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式，同时其经济模式则一改曾经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废除了《航海条例》等保护法令，将荷兰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加发扬光大。

英国不但继承了荷兰曾经宣布的航海自由理念，还在全球范围勘探航路，打击海盗，肃清奴隶贸易，建立海上秩序。

自由贸易政策不仅仅使得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其信奉者还宣称，该政策还具有化解国际矛盾，确保国际善意，防止发生战争的功效。在这种浪潮面前，包括重商主义最为极端的信奉者法国也开始转变，世界贸易仅1850年就增长了80%，不但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其他国家、公司以及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这种自由贸易秩序下的获益者。

同时，英国还是当时工业革命完成得最为完善的国家，强大的工业技术实力使得英国拥有最为丰盛的商品可供推销，这也是英国得以以英伦三岛之地却形成傲居全球之势的原因。不过，由于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同时也使得一些后进国家也得以迅速赶超，诸如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已经赶超英国，但是英国仍依仗其强有力的金融，体面地维持着自己的经济力量。

此时，英国海军奉行“两强标准”，也就是英国海军实力要超过世界第二、三位海军实力的总和，确保不出现一支能够威胁英国本土的力量出现。而英国的海权又是以贸易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为主导的，维护这个基于自由贸易的秩序才是能够带来国益的关键。

正是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尽管份额有多寡，但是具有共赢的特性，因此出现的对手只要不根本颠覆这个秩序。

英国可能根据当时形势与损益而进行妥协甚至退让。然而，一旦这种秩序本身受到了挑战，那么英国将会以炽烈的造舰竞赛来加以对应，以守住这个海上贸易的础石。

德意志用风险理论打击对手，野心终被战争终结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帝国宰相俾斯麦将过去的武力外交转为和平外交，在这一国策下，德意志帝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整个欧洲最生机勃勃的国家。但是由于德国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德国的外交顿时陷入了僵局，使得德国两侧的陆军大国法俄结盟。威廉二世还对当时盛行的马汉《海权论》痴迷不已，他所任命的海军行政长官提尔皮茨是一位非常卓越现代官僚机构的经营者和操纵者，他不但在民意操纵和经费获取方面成绩卓著，而且他对于舰队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提尔皮茨认为如果能够保持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就能抑制英国的雄心，并令其承担风险，人称“风险理论”。为了建设这支舰队，提尔皮茨多次制定了《舰队法》，在短期内急速扩展德国海军的实力。德国海军的急速增长引起了英国的警觉，于是两国展开了炽烈的造舰竞赛。英国还与其传统敌手法国签署协议，将其生命线地中海的防务交付法国，而自己将舰队全力集中在北海，英德两国在这样的敌意中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风险理论”本身的用意，是迫使英国无法下决心针对德国的海上战略进行最后摊牌，而两国宣战之日，便是“风险理论”的破产之时。最后酷爱海军的威廉二世被自己的水兵赶下了皇位。

昙花一现的日本海军，败在没战略

2013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公开大量宣传图。

在近代的海上角逐之场上，基本上都是白人的舞台，但是还有一匹来自亚洲的“黄马”，那就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直接看准当时世界最强有力的体系，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由于日本和周边国家相比较为弱小，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当时清政府的宰割，使得日本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力图“富国强兵”以“脱亚入欧”，参与对殖民地的瓜分。日本海军在创始之时，其主导思想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进攻性，对于海军的建设也具有非常显著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打败假想敌的舰队。

可以说，日本海军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海权战略思想的。

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日本缺乏海上贸易传统，故此，对于保护海上航线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理解。日本海军对于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缺乏远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丧失海权，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陷入瘫痪。而马汉的战略思想给予日本最大的刺激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但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近乎完美的胜利却更加深了日本海军固步自封的恶习，更使得日军迷信海上决战的理念，进一步曲解了马汉的海权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给它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表面上和英国签署有同盟条约，然而日本所希望的体系，是一个更为排他的体系，是与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格格不入的封闭式实体。由于这种特性的存在，再加上日本着力于建设一只具有强烈攻击色彩的海军，日本在世界上日益孤立，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抬头，最终使得日本在迈向战争的道路上不能自拔，最终遭遇彻底失败。

核时代俄罗斯海上力量，投入巨大没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国国力的枯竭，英国海军已经退缩为一支地区性力量，而海上除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以外，苏联海军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

俄国海上力量的创生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代，在他强有力的领导和异乎寻常的开放思维下，俄国开始战胜瑞典和土耳其，攫取了波罗的海，而后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又夺得了黑海的出海口。由于俄国独特的地理制约，寻求温水不冻港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梦想。待其从清政府手中掠来通向太平洋的港口之后，俄国的海上力量分成了三大部分。尽管俄国国内动荡不定，还历经日俄战争时期的败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形成了北方、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的四大舰队。

此时，随着核武器的问世，核打击力量成为了当时国家武装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对于海上力量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核动力技术的成熟，核潜艇运载的弹道导弹便成为了核时代海军最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武器。由于核潜艇行踪不定，因此在陆基弹道导弹被摧毁之后，核潜艇便成了具有核报复能力的杀手锏，美国和苏联对此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

因此，在核时代之下，苏联海军发展海上力量的重要环节便是这种耗资巨大的海上核报复能力。

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台风”级潜艇，可以说是苏联海上力量的象征。但是，苏联海军的建设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海上对抗，苏联并没有多大的海外利益以及海上航运，海上交通在俄国的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比重，因此，耗资巨大的海上力量建设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回报。这种格局注定不会维持很久，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俄罗斯的海上力量迅速回缩，暂时退出了海上力量的角逐场。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支队2016年1月17日抵达上海港。

新世纪下的美国海权 霸道但利益均沾

自从英国海军开始退缩为一支地区性的力量之时，取代英国的便是美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取代过程虽然也曾有过激烈冲突，但总体平和。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英美双方都是属于海洋型贸易国家，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战略取向都以经济为主导。

英美两国维护海权的终极目标便是维护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贸易秩序。此外，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总体上也是一种开放体系，并不排他。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维护海上秩序之时，存在有这样一个共性，那就是将本国成熟的制度推而广之。针对英国的海上主宰权，美国采用了打“道义牌”的方法。并不是用封闭保守去对抗英国的贸易自由，而是攀上进一步的道德制高点。提出航海自由、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政策，来瓦解不列颠这个海上帝国的根基。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单靠美国一国是否还能有效地维护海上秩序，这已经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一旦意识到自身无法维持这样的秩序，正如英国当年呼吁美国介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地中海的防务一样，美国也开始寻找或者组建一支维护秩序的新力量。例如，在2005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穆伦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SC-21）”以及“千舰海军”构想等，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呼声。

美国的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起飞。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21世纪的海上格局和国际关系又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当年英国主宰下的海权相比，现阶段的海权已经向着带有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形态转化。

大国崛起中国篇7

大坝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在抗御洪水灾害、调蓄利用水资源、提供清洁电能，还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人类智慧的杰作，水库大坝伴随着人类的脚步从远古走来，见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灾害顽强抗争的历史。从2600多年前的都江堰到21世纪的三峡水利枢纽；从隋炀帝时代开挖大运河连接“两江三河”到现代人筑坝开渠实施“南水北调”，水库大坝不但在抗御洪水灾害、改善航运交通、调蓄配置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更为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提供了清洁电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库大坝建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大批流域生态工程、防洪供水工程和大型水电能源基地工程相继建成。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逐步恢复了“母亲河”的生态功能，使下游断流成为历史；二滩水电站不仅为四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清洁电力，还明显地改善了流域的生态环境，成为国家“环境友好工程”的典范；“5・12”汶川特大地震，离震中仅17千米的紫坪铺大坝不但巍然屹立，更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命通道，而很快恢复发电的紫坪铺电站也为惊恐万分的灾区人民送去了光明和温暖，慰藉了受灾民众的心灵，极大地鼓舞和稳定了人心；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集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综合功能于一体，是水库大坝工程领域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水库大坝的建设已成为牵引我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西南地区将成“主战场”

中国未来的大坝工程，大多集中在西南的高山峡谷地区。

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奔腾而下的条条大江大河，为我们造就了丰富的水能资源。我国西部水资源极为丰富，河流落差巨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但多处于高山峡谷，地形起伏大，水流急，开发利用难度很大。我国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近6亿千瓦。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水电装机约2亿千瓦，开发利用程度低，西南部将是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最大的地区。在这些河流的上中游有条件修建一批可进行综合调节的大水库，可以在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带来巨大效益，有些地区还会给下游带来减淤、防凌等好处。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我国西南地区的水电宝藏将加快得到开发，实现“西电东送”，促进全国联网，使我国能源结构更趋合理。我国将全面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乌江、红水河和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形成南、中、北三条“西电东送”大通道。东部地区，水能资源相对较少或开发程度已较高，要根据电网发展需要，建设一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对调节性能好、电能质量高的中心河流，进行梯级连续开发。预计到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8亿千瓦以上，届时水电能源开发率可达到50％以上，水力发电相当于每年可减少消耗3.26亿吨标准煤，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70多万吨，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著名水利专家曹楚生院士曾表示，在本世纪初叶（2020-2030年前后），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和世界最高的混凝土坝、拱坝、碾压混凝土坝、土石坝和面板堆石坝都将在我国西部建成，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水利水电和坝工大国。

“十二五”期间将加快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水库大坝的建设工作，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专门为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出台了中央一号文件，召开了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目的在于促进水利水电事业健康、科学、快速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水库大坝的建设是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水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人类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问题的挑战。从防洪看，我国的防洪标准仍然普遍偏低，洪涝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从水的供需看，水资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水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干旱缺水和严重的水污染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能源结构看，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还比较低，今后水电开发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今后中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任务将十分繁重，中国的大坝建设任重道远。

大国崛起中国篇8

    今日A股低开震荡，“中国芯”领涨大盘，据韩联社报道 ，市场研究机构IHS Markit周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韩国半导体行业两大巨头——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全球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的份额合计达到72.3%，稳居全球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三季度的销售额环比分别增长38%和34.6%，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芯片发展有广阔的空间，预计A股市场芯片概念将会继续走强。跟踪上海贝岭、紫光国芯、移为通信、北京君正、通富微电、联创电子、东软载波、振芯科技、康强电子、木林森、澳洋顺昌。  涨停板家数继续增加到了31家，说明今天的反弹还是不错的，大阳线虽然不是很多的，但是下跌的个股也是很少的。 

不过今天的涨幅榜有一个现象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多是深跌后然后猛然起跳的，基本没什么连续上涨的，即便是涨停，盈利的前提也是超跌背离后进场的，否则即便涨停也没有利润可言。  这就是典型的下跌趋势，抢反弹的重点就是不能追，光股票红不行，你的实际操作要红，就要注意进场位置。 从中午收盘看，成交量没有放大，所以对于今天的反弹预期不要太高，低位进场的个股也要设好止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