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范文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大国垄断的特点

大国垄断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是含义的双重性。二是作用上的双重性。大国垄断的含义之一是指大国的商品进口的数量很多，因此改变了贸易市场的局面，这层含义便是买方垄断，大国的商品需求影响到市场的商品剩余；另外的层面是指大国的出口商品的数量很多，因此改变了贸易市场的局面，这层含义便是卖方垄断，大国的商品供给数量影响到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国垄断的作用要从两个层面去分析，第一，大国可以利用垄断权力以及对市场的巨大影响，赢得更多的业务，以确保最大的贸易利益；第二，大国依赖于国际市场可能导致贸易下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由过多的商品进口导致的市场价格增长，另一种是过多的商品出口造成的价格下降，出现反一些贸易壁垒及摩擦，导致国家利益损失。

2.大国垄断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随着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最近几年经济政策的持续调整，中国进口铁矿石有了新的增长，增加的数量超出了全球石油新增数量一半以上，增加的原油的消耗量占据了全球石油增加产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在贸易市场的地位越发突出。然而，但是，由于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贸易总量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国，但在商品的技术含量、商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国际市场的监管能力等方面，中国仍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是国际贸易市场的最底层。最近几年，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制成品的价格增长幅度，这导致中国的在石油等能源方面的需求也大幅上涨，但产品价格不断增长，必然会将导致制作成本的增加。此外，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制成品的贸易，加工成本的上升必然会造成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影响大国进口数量，因此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必须着眼于大国垄断的冲击面。长时间以来，由于经济水平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的优势都是基于劳动力的低廉，在国际贸易中偏重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不过，近年来，这些优势却不如从前。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的商品品种较为单一，出口的区域较为集中，而且出口的商品普遍存在科技水平低，缺乏自主品牌的问题，再加上竞争太激烈，使产品出口量增加，致使供过于求，让出口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总体出口量减少，最后造成我国贸易优势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等不好的结果。

二、应对大国垄断的策略

1.把握我国优势要转变

我国的贸易形势，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我国的有利条件，再充分利用好将这些优势，另外还有注意消极的影响。把握优势是促进我国贸易增长的重要方法。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究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有助于帮助我国在世界贸易市场的准确定位，且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当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之后很长的阶段，我国还会长时期存在西部地区不发的现象。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不再像其他相似国家那样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而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初步成熟的进出口贸易。我们利用引进国外投资等途径，发挥了我国的独特贸易优势，以此更深一步地转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局面，为我国的贸易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我国在出口方面的优势商品主要是家用物品,手工艺品，玩具，鞋子等等，占据了贸易市场主要的加工成品的份额。所以，我们完全是有条件在贸易市场进行竞争的，我们要把握好独特的优势，在贸易过程中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2.贴合市场情况

面对随时都在改变的市场，固定的不发生变化的商品价格是不可能适应的。所以，进行对策的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贴合市场以及商品的实际情况，调整进出口的政策，制定有效的贸易计划。例如，我国要进口大量的石油等必需的初级原材料，购买这些材料的方式就要尽量做到合理稳定，避免出现没有计划的不科学的大批量采购现象，以防止贸易市场利用这一点在购买前就故意提高产品的价格，导致企业或政府蒙受本不该有的经济损失。此外，还要做好一些事前准备，当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价格波动或是产品短缺时，可以有缓和的时期，甚至能避免一些利益损失。对于贸易市场上打价格战的产品，可以使用其他办法来选择性购买。例如，可以进行价格和质量的比较，对于物美价廉的商品可以进行大批量的采购，以此得到最大的优惠。有些国内产品数量十分多，供大于求导致价格相对较低，为控制这种产品的生产可以采取收取出口税的方法，灵活地调整该产品的出口数量，从而转变我国的贸易形势，防止大国的贸易侵略。

3.科学进行投资观察

国内的实际可以发现，不管是引进投资或是对外的投资，一定都得结合市场的结构来采取投资的方式。在引进外资方面，当选择投资时，首先要选择那些污染更小，能耗更少的企业，最好是技术型的企业，从源头开始减少发展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外，政府方面要给于一定的政策支持，提供一些优惠，还要加强监管，严厉进行把关，不把优惠浪费在那些只求数量的或是已经具备自主生产技术的行业，把补贴给那些有发展潜力的真正需要扶持的行业。最后，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投资到那些重要初级材料的提供场地的建设方面，保证我国原材料的稳定进口。

4.提高技术含量

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依赖于低价劳动力的制成品，种类单一，技术含量较低，因此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大，加剧了大国垄断的局面。要想应对大国垄断，就必须提高商品的技术含量来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首先可以鼓励行业进行创新，增加产品的品种，提高生产技术，让产品贴合时代的发展。另外可以树立品牌意识，创立产品的自主品牌，扩展出口的渠道，以及及时转变商品的结构，满足市场的需求，把我国贸易从量的出口转变为质的输出，真正取得贸易自。

三、结束语

国际经济贸易中，中国既有一定优势，也存在着一些劣势，在大国垄断的局面下，想要促进我国贸易的增长，我国必须贴合贸易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具体的分析。要结合我国的国情，结合市场的变化，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大胆地进行探索，积极地进行实践，发挥优势所在，调整贸易策略，科学进行投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最大化地争取利益，从而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 国计民生 可持续发展 农业产业结构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各界人士讨论的话题，从而备受关注，党和国家也一直强调“三农”问题，并实施积极探索一些可行的措施，新农业建设是一个宏观的思维，全面布局，因地制宜制定各种方案，扬长避短，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和农业非农业经济，它是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改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质量，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进步，建立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础：最大限度地去控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使农业经济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

二、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

（1）产业化程度不高，竞争力不强。我国的农业结构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农业的产业经营模式组织数量不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企业，根椐统计，到2012年为止，我国只有8%左右的企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规模小，没有特色和竞争力，起不到带动和支撑当地经济的作用，而且科技含量和产品品质不够高，品牌效应也一般。

（2）信息化程度不高，人才紧缺。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的各个环境，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农业经济的信息建设相对比较滞后，项目缺乏科学的指导，导致农业经济项目发展缓慢，比如政府的引导比较少、资金紧缺、人才的培养机制落后，农民自身的素质也需要改善。

（3）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耕地面积正在不断地锐减，水资源危机、水土流失，森林资源功能下降、草原的不断退化，随着农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水资源浪费不断地加剧，浇地用的水泵正在被不断地加深，如果不对水资源的使用加以节制，我们的农业将面临无水可用的境况。

二、提高农业经济地位的必然性

中国农业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中国的经济能不能进行发展，就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一个快速的发展，并且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是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却往往过大，所以国家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要想取得成绩，就必须提高农业经济的地位。

（1）建立农业专业合作制。现在，农业实行的是一家一户的专业生产、经营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求，一些新兴的农业专业作社可以给农业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解放初期有所不同的是，现代的农业合作社是自愿加入的形式：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可以根椐市场的发展需要，确定产品的种类和品种，合理配置相关的土地使用，资金重新分配，能有效地降低生产资料、经营实力、生产成本呈几何数增长，这样可以使销售的渠道更加地宽广，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可以改善现有的一家一户制人力有限的问题。

（2）提倡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我国的农业信息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不仅跨入了一个应用推广的阶段，同时也提升了我们统筹和规划的意识，随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地域、跨部门的农业信息系统需要建立起来，形成权威的网络信息平台。同时还要加强信息方面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信息技术需要人才。

因此完善信息化、科学化管理，在传播农业技术、农业产品生理需求，防病和治虫方面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

（3）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可持续性是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在农业地区加强水利、农业基础设施、科学农业生产建设。建立一个全面、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实行标本兼顾等原则，兴建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设施，比如拦河坝、运输交通干线，农村科学技术产业园。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农业管理模式，实行农业生产监控化，自动化生产，引进适合中国农村的先进的管理系统。

现代院校要建立农业人才培养，对于下乡到农村进行技术支援的大学生要有好的激励机制，鼓励当代的大学生支援中国农业经济的建设当中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加入了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为农业生产正在走向科学化，从兴利除害、开源节流，防洪、抗旱等多方面进行结合。

这些措施有利于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相关的部门应该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控制对森林植被和水资源的破坏，防治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

（4）建设强有力的农业品牌。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农业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经济，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大的农业品牌。要想建立一个属于中国特色的农业品牌，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通力配合，实行农业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并且进行科学化管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企业更应该在抛弃过去“重经济，轻污染”的思想，着重建设一个以绿色产品为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品牌。

三、结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的地位，在现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农业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正在越来越大，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正在被激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如果要想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留发展的后劲，促进我国农业大国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J].甘肃社会科学，2011.

[2]千家驹.中国农业经济论文集[C].上海：中华书局，2012.

[3]范金.可持续发展的最优经济增长[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4]廖卫东，王万山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2008年3月17日下午3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周小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这位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在2002年底被宣布为新任央行行长，从而接替戴相龙。与2000年年初出任证监会主席一样，都是在没有形成公众预期的情况下宣布的。其实仔细想来，这种任命也是很符合逻辑的。学者出身的周小川，在金融圈的名望和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作为经济专家型人才，他既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再加上曾履职国家体改委、外经贸部、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这些当然有助于其更加胜任央行行长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岗位。

经济学家本色

1975年，周小川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曾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从事技术研究工作。这一期间，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系统工程方面的论文。后来，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经济研究方面，最初是应用系统工程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经济领域的最优化、预测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说来也很有意思，从其公开的学术成果清单来看，其写的第一批经济论文就和金融有关的，即《MF-GERT与货币流通网络分析》。不过其早期的研究，主要应用系统工程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国民经济。从其论文来看，有些是与楼继伟、李剑阁一起合作的。楼继伟、李剑阁当时是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作为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一阶段，周小川的研究方法确是比较数量化的。当时，系统论很热，但应用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还较少。后来，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在学术界才被广泛应用起来。

后来的研究领域就越来越广泛，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这是因为工作发生了变化，他必须面对改革的现实问题。在1979年～1985年间，发表了大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当然，影响更大的则是后来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全局性改革问题的主张。

1986年～1987年，周小川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这时开始就与吴敬琏先生一道研究课题。具有良好经济学素养的吴敬琏，对周小川的知识结构完善应是很有帮助的。但其原有的数理思维特别是系统论的思维自然影响到其后来参与的由吴敬琏先生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的课题(358课题)，后来，这一成果成书出版，使吴敬琏这一课题组得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不久，他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家体改委在当时地位非常重要，而且课题研究的任务也是非常多。虽然后来其职位不断变化，一步步升高，但一直笔耕不停，保持学者本色。他的学术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近年来，他的研究面仍然很广，研究成果经常被引用。

他的学术观点总体来说是相信市场的。这可以从他早期有关体制改革的著作中看到，他后来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证监会的工作中也都有所体现。早在外贸部当部长助理时就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任外管局局长时，他总是在思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在担任建行行长时，就在思考商业银行如何接轨，建立激励约束的问题；而在任证监会主席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讲话还是行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愿意向外学习，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决心。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在管理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高。今天，中国的中央银行已远非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部的“出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央行的角色甚为关键。在西方，中央银行的行长多由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担任。而周小川，就是一位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很高造诣的专家。

主政证监会

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担当好央行行长的角色，而周小川不仅仅是一个纯书斋型的学者，他还是一位有着多年实务部门经验的政府官员。就是早期从事的学术研究，由于站在国家体改小组这样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他研究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问题，即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对策性的，很务实的，需要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后来，成为体改所副所长，再后来成为体改委委员。1986年开始，担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1986年～1987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86年～1991年间还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他是1991年起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的。当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曾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在中国四大专业银行里是很有特色的，一方面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当时实行的体制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份，另一方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这又需要银行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他本人自然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了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使其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的理想人选。

原来，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实际上就由中国银行来管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体制进行了改革。而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在央行工作的这段时间，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二是成功渡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1998年周小川接替，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与当年在中国银行当副行长不同，一方面，这一次他的位置是一把手，另一方面他要管理的建行在前任行长的管理下，很有起色，而且这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程度更高了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显得越来越重要。据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就调任证监会任主席。

2000年初，中国金融机构人事大调整。周小川出任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

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这些现象不解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周小川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缺陷。建立一个规范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成为周小川的目标。于是他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可以说，周小川主政的这几年，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的措施，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即政府少一些干预，多让市场参与者做主。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2002年12月5目的论坛上，周小川在一篇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讲演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dcregulate)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后面又说“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逐步向负向清单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这或许是他对主政证监会的思路的一次总结，也许是他离开证监会时的最后一次就资本市场问题发表公开讲话。

又回央行

周小川又回央行了，与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到五年时间，环境却大不相同。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但这种政策持续时间不能过长，形成依赖。于是就有可能更依靠货币政策。2002年货币政策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增长；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更大了。我国经济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的东西早已放弃，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手段却还没有学好，特别是货币传导机制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既与传统的机制不同，不可能立竿见影，也与西方教科书中的不一样，按照预期的行走。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了。不必说资本市场影响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等机制，单说股票一级市场的申购就会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最后，中国已经入世一年了，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则不是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全面不景气。相应的，中国金融业面临新考验，而货币政策则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但是，周小川的本钱也更足了。因为他有了多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资历。此外，有理由相信周小川的特点也会帮助他成功把握好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不管任何职，周小川的经济学家的本色却始终一览无余。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也不是言之无物的口水话，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花样文章，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

周小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英语很好，许多学术论文是在国外会议上用英文宣读或发表在国外有关学术刊物上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很好地学习国外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学者，在交流时，更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进行，收获自然就多。

以前的同事和下属，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周小川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听下属汇报时，他从不会不耐烦地打断，而是静静地让人把话说完。另外一个公认的工作作风是很愿意听取不同意见。

关于周小川的风格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香港媒体已有评论。香港媒体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货币政策与行长的个人风格有密切关系。而周小川行长在业内被认为较具国际化观念，因此他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可能将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该媒体又同时指出，行长的更替不会引致内地货币和金融政策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些政策仍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在此基础上，一定要考虑到行长个人的特点，方能对未来内地货币金融政策的发展形成一个准确的基本判断。

可以期待的是，有着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多重经历，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一定会把央行管理得井井有条，并灵活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将继续创造着奇迹。

主要著作：

吴敬琏周小川：《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北京；

周小川：《周小川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哈尔滨；

周小川：《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北京；

周小川：《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编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北京；

周小川杨之刚：《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与出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天津；

周小川谢平肖梦杨之刚：《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北京；

周小川马建春：《走向开放型经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天津；

周小川王林肖梦银温泉：《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北京；

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

周小川杨之刚：《迈向开放型经济的思维转变》，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周小川：《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5月；

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6月；

周小川：《转轨期间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6月。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经济一片萧条，所以遗产税仅仅是作为一个税种而存在，并没有开征。在后来的三次重大税制改革中，遗产税都没有被列入计划，时至今日，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是我国社会各界争辩的焦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家庭资产的增加，中国在是否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首先是主流派认为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持快速增长，个人拥有的资产也随之大量增加；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供借鉴；公民的税法观念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依法纳税的人群也在不断地壮大；中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不断的提高；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国家对于开征遗产税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

也有人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有着很多不利的条件：中国经济不很发达，可以征收的财产和纳税人十分有限；中国拥有；财产的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很分散，谈及遗产税为时尚早；许多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中国目前没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和个人收入财产监控体系；税务机关对税源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由此会导致收入很低成本很高；担心开征遗产税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下降、畸形消费和资本外流；中国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担心开征遗产税的税收成本高，税收收入少；担心财产税制的不健全会影响遗产税的开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目前开征遗产税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将不利的条件逐个突破，遗产税的开征还是指日可待的。

二、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遗产税的性质上分析可行陛和必要性，而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制建设的需要和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才能确定我国是否有开征遗产税的基础和必要性。

I．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1)开征遗产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及个^财产的增加是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条件。只有个人的资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会有遗产税存在的基础。

(2)开征遗产税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遗产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开征遗产税，不但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和其他调节收入的税种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3)开征遗产税是完善中国税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遗产税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种，用实践证明了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贫富悬殊的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税制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其中包括建立健全遗产税制。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可行的。

(1)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一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按照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首先，人均GDP的水平；其次，居民储蓄水平的发展程度，若储蓄发展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第三，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其衡量之一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态势，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方面来看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储蓄水平稳定增长，高收入阶层迅速形成，收入分化加大。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2，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调节收入是迫切问题。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积极意义。一是开征遗产税将一部分富人的财产转为国家所有，用于社会需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社会贫富的悬殊矛盾。我国至今仍有28Oo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应当采取各种手段措施为他们筹集资金解决困难，征收遗产税就是有效手段之一。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将是—个税源稳定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三是开证遗产税有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四是开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税制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并且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建构

结合中外遗产税制的各方面经验，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现在从以下方面简要建议我国遗产税制。

1．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相互配合使用关键词:现实,选择,我国,浅析,遗产税,经济论文,浅析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现实选择内容摘要:摘要：遗产税从产生至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征此税收，已目趋成为一种相当普及且政策性很强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税种，其开征对于完善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已经步入大国之列，遗产税的开　从国外遗产税的实践来看，通常采取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使用的方式，以弥补遗产税征收过程中的漏洞。从我国的情况看，出于征收管理上的需要，在考虑到还有很多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也有必要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只有同时设立遗产税与赠与税，才能保持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和管理的严格性。

2．税制模式的选择

借鉴各国(地区)实行的遗产税制度，可以选择的遗产税制模式有三种：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并考虑到我国家庭财产共有性比较强，遗产分配多在家庭内部进行，税源稳定，但是隐蔽，税务机关控管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遗产税制应当从简，这样有利于加强税源控制，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等地的作法实行总遗产税制，以财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或者管理人，则由遗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直接缴纳遗产税。

3．遗产税税制要素的设计

(1)政策目标。开征遗产税的政策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目标，即取得政府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目标，即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是二者兼顾还是有所侧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征初期不可能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即使在遗产税比较健全以后也只能作为辅助税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策目标应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方面，通过强化税收的功能去对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遗产税正好可以发挥—定的作用。

(2)税基和税率的设置。在税基和税率方面为体现合理负担税收原则和达到必要的调节力度，中国遗产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表应当合理设计，就税基方面来说，应纳遗产税应当尽可能的包括被继承人的各项可以征收并且值得征收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被继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可以不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考虑到纳税人的不同情况，为了使遗产税的税负更加合理，可以不设统一的起征点或者免征额，而采取规定扣除项目和对某些规定扣除限额的方法。介于无形资产的价值和一些实物财产的特殊性，要求继承人、受赠人在继承、接受捐赠时，纳税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也应当规定妥善的处理方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实物纳税。在税率方面，为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达到调节巨额财富的目的，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实行多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5O。

(3)应纳税额的计算。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但对遗产税应纳税额计算说法众多，归纳起来主要的计算涉及三个方面：应纳税遗产总额、扣除项目金额、免税额。应纳税遗产总额包括不动产、动产和其他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其价值原则上应根据当时的市场价值确定。在计算过程中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扣除的，如被继承人、遗赠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捐赠给各级政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的财产，被继承人、遗赠人、受遗赠人给被继承人去世时已经依法登记设立为财团法人组织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和宗教团体的财产，国家支付的抚恤金、赔偿金等。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馆员和其他人员的财产，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的免税财产等。扣除项目金额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医疗费用、合法债务、执行遗嘱和管理遗产的必要费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依法应纳的各项税收罚款、罚金等。免税额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从应纳税额中扣除的部分，通常规定一个固定的数额。根据这三个金额即可计算出应纳税额：

应纳税遗产总额=遗产总额一免税项目

应纳税遗产净额=应纳税遗产总额一法定扣除项目一法定免税额

应纳遗产税额=应纳税遗产净额*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数

4．遗产税的管理征收

遗产税的管理征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管辖权的选择、日常管理工作。我国应将遗产税设为国税即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与管理。至于遗产税的归属，则可以适当考虑地方的利益，在财政管理体制中加以确定。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中国的遗产税应当遵从国际惯例和中国的一贯做法，奉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税收管辖权双重原则，即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征税，也对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税。对于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外的遗产已经向外国政府缴纳的遗产税，允许抵扣应向中国政府缴纳的遗产税。对于遗产税的日常管理工作方面，有许多基础的工作需要完成，因此，不但要设立征收机构，负责遗产税的征收管理，而且应该建立专门的遗产评估机构，负责对遗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其他方面的详细规定就让我们共同期待遗产税开证之后将出台的法律法规吧。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目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仍然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根据《中国就业报》关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流向的调研报告: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的只有20%，有20%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从事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以及政府涉外部门工作，约有50%的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求职无门或改行从事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行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国际贸易专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展开了新一轮的本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在这期间，ClarkKerr、DerekBok等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等教育家透过本科教育繁荣发展的表象，敏锐地看到高等教育形势背后所潜藏的教育危机。他们针对本科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整体知识观课程思想，积极倡导在本科教育中树立整体知识观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改革大学本科课程体系，以克服本科教育过度专业化和职业化所产生的弊端，使学生能接受到完整的本科教育。运用整体知识观，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各课程教育教学目标、教学过程、评价等诸要素予以系统考察与操作，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不但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际贸易人才紧缺的局面，而且可以实现国际贸易专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与人才的市场需求相脱节

由于企业需要的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具有良好沟通、协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希望毕业生踏入工作岗位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进行独立操作，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多数的毕业生虽然掌握一定的贸易理论和基本知识，但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比较欠缺，实践操作能力不强。

(二)课程设置泛而不精

长期以来，多数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大都是遵循教育部所制定的课程体系而衍生出来的课程，差别不大，且过于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课程设置上求全求多，通识课的比例过大挤占了专业课程的空间。其次，通过分析对比国际贸易教科书，可以发现有许多知识点内容重复交叉。例如，《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国际商法》与《国际贸易实务》在贸易术语以及货运、保险及惯例方面有重复的地方;《国际结算》与《国际贸易实务》中的结算方式有交叉的内容等等。另外，目前一些高校的国际贸易课程安排存在先后顺序不合理的问题。如《国际贸易实务》与《外贸单证实务》、《外贸函电》同时开设，章节的进度却不一致，这既会增加学生的学习难度，也会造成重复讲解，这不符合教学规律，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众多学校的铺开，实践教学环节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加强实践教学”成为一句空口号。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包含实验室实训和社会实践。虽然很多学校都建立了国际贸易模拟实训室，购买了教学模拟软件，但是在实训室中，学生只能通过数据库之间数据与表格的登录和转换完成贸易的流程的模拟，基本不设计具体产品的生产、营销、跟单等内容，与贸易业务实际存在较大的差距［1］。而校外的实践教学基地就更加单薄。一方面，学生多、基地少，实习效果不佳。一个实训基地安排的学生太多，为实习单位带来许多不便，使其接收热情不高，导致实习过程流于形式，实习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实习基地无法配备实践指导教师，实践评价体系不健全。由于存在商业机密等问题，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多数从事一些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跑腿等工作，无法接触实质性业务。由于实践基地缺乏实践指导教师，学生只能靠观察了解一些表面现象。学校缺乏健全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很难对实习单位的实习指导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对学生的实习效果也很难给予科学评价。

(四)教学过程与国际接轨不够

由于国际贸易专业自身的特点，要求本专业的课程具有“国际性”。大部分高校设置了很多带“国”字头的课程，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许多课程缺乏国际视野，仅局限于强调学生对基本经济贸易知识的掌握，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关注甚少。另外，多数高校从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到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编制等都很少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多数停留在国内高校的横向借鉴和比较。最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不相符，因此，必须以整体的知识观为指导，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对国际贸易专业进行课程整合，从而可以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

三、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的目标

跨国公司在进行员工招聘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应聘人员是否具备所要从事岗位能力的模式:K(Knowl-edge，知识)表示对某一特定工作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原则的理解;S(Skill，技能)表示对通过正式培训和实践经验发展基本能力所获得知识的运用;A(Ability，能力)指发展一项具体的、特定的技能所需的一般能力:O(OtherCharacteristies，其他特质)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对工作业绩会产生影响的品质，比如注意细节、守时、个人组织能力、视野等。KSAO模式反映了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能力。因此，国际贸易专业可以按照KSAO模式的要求，进行课程设置［2］。图1构建了基于KSAO模式的国际贸易课程整合目标。KSAO模式下国际贸易专业目标岗位的职业能力分解为K、A、S、O四个模块，其中K是基础，A是核心，S是落脚点，O是重要影响因素。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要以巩固K为出发点，加强A为关键，提高S为目标，同时培养学生O所代表的各种特质，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在教学要求方面，对知识与素养(K)的要求是了解，是通识性教育;对职业技能(S)的要求是熟练掌握，是专业性教育;对一般能力(A)的要求是掌握，是延伸性教育;对其他特质(O)的培养是性格教育。

四、课程整合的步骤

(一)优化课程体系

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夯实基础、重视实用、提高能力、选择灵活”为原则，全面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

1．K模块课程设置。K模块主要涉及基础教育，包括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公共基础课主要由工具类(诸如数学、英语、计算机等)和素质类课程(诸如政治、体育等)组成［3］。目前多数高校对素质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本文认为应该更多地设置美术、音乐、书法等艺术类，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类和物理学、机械、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类的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主要是宏微观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存在一部分内容教材重复，因此可将国际经济学课程取消，将相关内容分解到国际贸易和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中讲授。

2．A模块课程设置。设置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务礼仪、外贸口语、经济论文写作、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等。

3．S模块课程设置。设置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市场营销、报关实务、国际投资学、商品学、外贸函电、国际商务英语、外贸英文制单、国际服务贸易、WTO概论等课程。对于S模块的课程应该尽量压缩必修课程的数量，增加选修课的数量，使学生有充足的自学和思考问题的时间。对于国际服务贸易和WTO概论的内容和国际贸易的部分内容存在交叉问题，在制定教学大纲时明确其课程归属。4．O模块课程设置。心理学、职业规划、各种问题活动等。

(二)构建走出去、请进来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论著；经济思想；百家争鸣

China’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an Era. Firstl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economic19497 works, including 3837 monographs and 1781 translated works; there were 2448 periodicals with economics explicitly in their names and 364 newspaper economic columns. Secondl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including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They probed in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land, money and public finance. Some of their resul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today.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Era; economic works; economic though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传统中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构，涌现了大批经济学家，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论著，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胡寄窗先生早在1984年即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权威论述。[1]本文在胡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和个人的浅见，对民国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增进对民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认识。

一、 经济学论著的繁荣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当时经济学家赵兰坪指出：1934―193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2]。由此可见当时经济学界的盛况。对该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一）经济学著作

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和谈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二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

统计方法：先按年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的书籍16034种，然后将《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收录而《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未收录的书籍一一标出，并将此标出的补充书籍进行统计，最后将两项统计汇总。

从表1出版总量分析，民国（1912――1949）年间中国经济学学界著作总数为19497种。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对于一种从无到有的新引进的学科，其接近2万的著作数量应是相当惊人的。从出版时间分析，1911年以前（清末）10年著作总量才111本，1912年民国成立后，1913年一年陡升至72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1937年后受抗战影响，经济学著作有所减少，但减少并不明显。从著述方式分析，编述类和编著类总和为13879种，占总量的7118%，居第一；专著类3837种，占总量的1968%；翻译类1815种，占总量的913%。编述类占总数的6714%，说明编述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著述方式，但专著比例近20%，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自撰与翻译的比例约为91∶9，自撰已占绝对优势，翻译比例非常小。由此可以认为，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著述，已摆脱了完全贩运外国著作的“述而不作”阶段，进入模仿与研究时期。

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其中，1911年前仅34种，民国（1912―1949）年间共1781种。1928―1940年为经济学译著出版的高峰，每年出版均超过50本。1941―1948年因通货膨胀，时局动荡，译著数量有较大程度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苏联著作就达57本，中国正在进入学习苏联的新时期。

在中国经济学译著总量中，从日本翻译472种，高居第一，其次分别为美国299种，苏联246种，英国239种，德国100种，法国64种，反映了这6个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水准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直接相关。比如日本，其经济学水准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但日文著作在中国翻译却最多，这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侵略）相关，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苏联在1920年后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从经济学译著上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成为日、苏、英美这三大势力的角逐场。

近两万册的经济图书，其中有多少有分量的著作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了150余种中国经济学名著。[4]著作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外国在华经济学者。内容包括经济史、经济地理、人口、土地与农业、农业、工业、矿业、劳工、商业贸易、交通、中国货币史、中国的银行及银行史、白银与中国币制改革、外汇侨汇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财政史、财政问题、公债、赋税、岁计与会计、统计物价及物价指数、一般经济、经济计划、外人在华经济势力等23类。1994年叶世昌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简述了58种此时期的经济学名著。[5]方显廷与叶世昌所列名著因选取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名著有不同看法，但近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提到。

（二）经济学期刊

经济学期刊是经济学家的载体。1936年张肖梅统计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有些机构办有刊物多种。[6]1936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

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和《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统计， 1949年前经济期刊共计达2479种，每年创刊数量分布见表2。

统计方法：将上述二书所收期刊目录里明确以经济、建设、农业、工商、实业、贸易、金融、银行、财政、税务、统计、物价、会计、劳工等命名的经济类期刊一一列出汇总，共得期刊2479种，然后对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进行统计。在2479种刊物中，1912年前出版为31种，民国（1912―1949）年间出版为2448种。

上述2479种经济期刊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如《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也没有包括各大学的学报，如《燕京学报》、《金陵学报》等。当时发表经济论文还有另一重要阵地，即是时论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学艺》、《中央时事周报》、《复兴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独立评论》、《文化建设月刊》、《时事内编（半月刊）》、《时事月报》、《申报月刊》、《文化建设》、《新路》、《观察》、《中华月报》、《国闻周报》等。

从表2可知，1912年以前经济期刊创刊数量较少，每年仅有几种甚至没有，1928年后创刊数量大幅增加，每年均达50种以上，最高为1946、1947、1948三年，每年创刊均超过140种。20世纪上半叶经济期刊每年创刊数为一典型的上升曲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轨迹。

在2479种经济期刊中，能坚持出刊两年以上的较少。那么，这些期刊中到底有多少重要的有影响的期刊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列举了133种著名期刊[4]，其中普通经济期刊26种，如：《经济学季刊》、《社会科学杂志》、《经济汇报》、《新经济》等；专门经济期刊107种，如经济史类的《食货》、土地类的《地政月刊》、工矿类的《资源委员会季刊》、金融类的《银行周报》、财政类的《财政评论》、统计类的《统计月报》等。方显廷所列133种重要经济学期刊，类似于今日的“核心期刊”。

（三）报纸经济专栏

报纸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另一重要场所。各大报纸的时评、社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如《大公报》的时评和星期论文，以及《申报》和当时的《中央日报》等报的专论都是引领舆论者。

报纸上的经济专栏，是集中发表经济见解的地方。笔者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统计，报纸经济专栏总量达364种，其中以工商业和经济总论最多。报纸最早举办经济专栏的有：1919年4月《时报》主办的“实业周刊”，1920年1月《时事新报》开办的“工商之友”。影响较大的有1933年3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主办的“经济周刊”，1932年12月《申报》出刊的“经济专刊”。报纸经济专栏各个时期创刊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报纸经济专栏在20世纪20年代前只有1种，20年代36种，30年代118种，40年代209种。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乱年代，报纸经济专栏却是最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经济学著作有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而清末（1911年及以前）只有著作111种、期刊31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二、 经济思想的百家争鸣

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百家争鸣。经济思想界也不例外，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本文选取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探讨争论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对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情况有一大略认知。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有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该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学校、研究机构等）以及对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将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哲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吹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与政府联系紧密者，如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批评其他两种主义。比如：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则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为其代表。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为此，还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毕称希腊，忘掉自己祖宗的毛病，提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7]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

1928―1936年，中国思想论坛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或中国经济性质的激烈论争。①①有关这场争论的史料可参考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可参考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和温乐群等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场争论缘起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的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论争，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派以《新思潮》为阵地，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中国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涉及如何估计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和学者如陶希圣、何干之、周谷城等人也参与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的王学文、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了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争论双方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场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经济思想又出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同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双方论争的焦点为：1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农村》派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经济》派则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2农村社会性质。钱俊瑞等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王宜昌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可以将它总结为革命史、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论战，笔者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发表论著也以“经济研究”的名义，因此，该场论争也应该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制度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对世界与本国的经济危机和日本的侵略，兴起了统制经济思潮，与此同时，批评统制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中后期，设计战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德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四）人口问题的讨论

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孙中山、、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在争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时候，1935―1936年，人口与土地的论战爆发。翁文灏、陈长蘅、胡焕庸提出了“中国地大物不博论”，萧铮、汤惠荪、张丕介等地政学院的学者群起反驳之，他们认为翁文灏陈长蘅对中国地力估计太悲观了，中国可耕地多，开垦荒地大有作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就没有人多问题，人多恰恰是劳动力丰富的表示。萧铮的结论是：“土地问题者，非为怨天时之不顺，地力之不厚，而为不良的土地制度之妨碍地利。人口问题者，非为生齿之过繁，而为分布之不均，素质之不良。”[8]

人口多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关于人口的争论近代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控制人口与反对控制人口两种声音很难说哪一个占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奉孙中山为国父，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多还有利于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还公布了奖励生育政策，三个以上的孩子免费教育。抗战胜利后，“六大”又通过了生育节制的议案。不过，奖励和节制人口的政策均没有认真实施过。

（五）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以农立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如何，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持续出现了“以农立国”同“以工立国”的论争①①相关史料可参看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和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争各方大致可分为重农、重工、工农并重三派。

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国贫富悬殊、政治经济危机频发，而农国社会安定，农国可以离工国而独立，工国的食品却必须依靠农国，农业为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以工立国派以杨铨、恽代英为代表，他们认为农业国在现代世界不能独立生存，工业化为时代潮流。

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以梁漱溟、漆琪生为代表，他们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重工派以吴景超、刘大钧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机械取代筋肉可大大提高生产力，应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工农并重派以马寅初为代表，他认为农业不能致富，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所以应工农并重。

20世纪40年代，重农派以杨开道、董时进为代表，主张农业攻势，工业守势；农业要超得过人，工业要赶得上人。重工派以周宪文、王亚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工农并重派以翁文灏为代表，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主张。

以上三次大的讨论都是由重农派首先发难，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体现了中国重农思想的坚固和强大，这也确实提醒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忽略农业。争论的后期，大家对工业化为时代潮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六）土地问题的论争

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问题成为包括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除上述主张外，阎锡山还提出了“土地村公有”，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七）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刘大钧、吴景超、马寅初等人就讨论和设计过工业化方针，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工业化思潮。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思想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共识。在设计各种工业化方案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路径的论争。

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15年赶日本。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刘大钧主持出版了7种，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主持出版了三种，与此同时，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上述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9]正如张培刚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10]

（八）货币、金融的讨论

货币金融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1912―1949年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波动中，币值的波动是当时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将货币金融作为讨论的中心，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金融专家，金融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的部门。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银（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的大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却是普通货物，世界银价受制于伦敦和纽约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银价涨跌左右了中国银价即中国币值，由此引发中国外汇、物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国际流动。1929年秋冬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物价下跌，银价也应声而落。1930年初，中国出现较大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大家基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1931年秋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实施通货贬值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物价相继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中国在1932年即出现银价上涨物价下跌现象。1934年，美国更宣布向世界大量购买白银进一步抬高银价，直接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更大规模更热烈的讨论。

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11]1938―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2利率高低的论争。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九）财政问题的论争

近代以来，民穷财尽，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问题始终是各届政府关注的中心，关于财政的讨论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召开了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均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学家参与了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改革实践，对每一重大问题，他们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抗战时期，针对愈演愈烈的财政性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征收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强制发行公债、出售国营企业、田赋征实、粮食征借、节省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等政策。总体来说这些政策除田赋征实外，其他政策收效不大。马寅初于1940年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特别是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以充政府抗战经费的主张，该主张立即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策，战后才能施行。1948年6月，立法院提出了征收财产5%―60%的临时财产税法案，由此还引起了政界、商界、学界的热烈讨论。[12]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财政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7-415.

[2]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J].时事月报,1936(2):92.

[3]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52―354.

[4]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J].财政评论,1947(1).

[5]叶世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6]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公私经济研究机关及其出版物要览[M].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

[7].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97.

[8]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兼请益于翁文灏陈长蘅二先生[J].地政月刊,1936(5):18.

[9]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33.

[1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10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74-386.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 ),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格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 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 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 [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价格法,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 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 、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jj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 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假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价格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 tariff effect, 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服务价格外生给定,Ottaviano et al.(2002)[34]则假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aviano et 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价格,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 et 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 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 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假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假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 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赵君丽,吴建环.新新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6):96-101.

[3]樊瑛.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4]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141.

[5]朱刚体.交易费用、市场效率与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J].国际贸易问题,1997(11):1-9.

[6]Trefler, D..The case of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myste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1029-1046.

[7]程大中.国际贸易[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25;239-242.

[8]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4.

[9]den Butter F. A.G. and R. H. J. Mosch, Trade, trust and transaction costs[R].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TI2003-082/3, 2003.

[10]熊贤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开经济研究,1993(3): 50-57.

[11]李景峰,刘英.国际贸易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4(2):16-19.

[12]贺文星,袁国良.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力[J].国际经济合作,1996(9):36-38.

[13]施炳展.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测定――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2008(11):24-30.

[14]Anderson, J. E. and Eric van Wincoop, Trade co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Vol. XLII (September): 691-751.

[15]Jacks D. S., C. M.Meissner and D. Novy.Trade costs,1870-2000[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98(2):529-534.

[16]Yang Xiaokai, Economics[M].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17]Wallis, J. J. and D. C. North.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A]. in: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18]刘志铭,申建博. 交易费用的测度:理论的发展及应用[J]. 财贸经济,2006(10):77-82.

[19]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 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3-36.

[20]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21]Novy, D..Is the iceberg melting less quickly? International tradecosts after World War II[EB/OL], www2.warwick.ac.uk/fac/ soc/economics/sta/faculty/novy/, 2007.

[22]Novy, D..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panel data[EB/OL]. www2.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 sta/faculty/novy/, 2008.

[23]Deardorff, A..Testing trade theories and predicting trade flows[A].in: R.W.Jones and P.B.Kene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Vol.1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84:467-517.

[24]Obstfeld, M. and K. Rogoff,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is there a common cause?[A]. in: Ben S.Bernankeand Kenneth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25]茹玉骢,金祥荣.合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08(2):119-127.

[26]Samuelson, P.A..The transfer problerm and transport costs Ⅱ. 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J].Economic Journal, 1954,64: 264-280.

[27]Mundell, R.A..Transport cos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7, 22:331-348.

[28]Dornbusch, R.. S.Fischer and P.A. Samuelson, Coma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and payments in a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5): 823-839.

[29]Norman, V. D. and A. J. Venables. International trade, factor mobility, and trade cost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5,105(November): 1488-1504.

[30]黄登兴,黄幼宜. 运输成本、资源和贸易量[J]. 经济论文专刊 (Taiwan Economic Review), 经济学系出版, 2003, 31(3): 347-364.

[31]Anderson, J. 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69(1): 106-116.

[32]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33]Krugman, P. and A. J. Venables, Integr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eripheral industry[A]. in: Christopher Bliss andJorge Braga de Macedo, eds. Unitiy with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Economy: The Community’s Southern Frontier[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75.

[34]Ottaviano, Gianmarco,Takatoshi Tabuchi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 409-435.

[35]Holzhey, D.,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trade[EB/OL], www.省略/ETSG2003/papers /holzhey.pdf,September, 2003.

[36]Deardorff, A.,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R]. 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500, 2004.

[37]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因――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39-48.

[38]袁志田. 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J]. 世界经济,2000(10): 57-61.

[39]Melitz, 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and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J]. Econometrica, 2003, 71(6):1695-1725.

[40]Bernard, A.B., et al..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1268-1290.

[41]Antras, P..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J]. 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 2003,118: 1375-1418.

[42]Antras, P..Incomplete contract and the product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1054-1073.

[43]McCallum, J..National boarders matter: Canada-U.S. regional tradepatter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3): 615-623.

[44]Baier, S. and J. H. Bergstrand,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tariffs, transport costs, and income similar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3:1-27.

[45]Kneller, R., M. Pisu and Zhihong Yu, Overseas business costs and firm export performance[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41(2): 639-669.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他是一位金融家，从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转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一场“天书式的改革”让光大重现曙光；他是一位书法家，其狂草书法被人们誉为“当代第一狂草”；他是一位诗人，一首情真意切的《逝世三十周年祭》让多少人闻之动容；他是一位党史研究专家，不仅因为他有一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央文献研究会副会长的头衔，更因为他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的道路和、、邓小平等伟人的足迹，掌握了许多的第一手资料……有了这些多重身份，要给“唐双宁”这个名字加一个定语，是很不容易的。但唐双宁本人曾说“一个真正的金融家首先必须是一位哲学家”。在他的多重身份中，一以贯之的一点，就是哲学思想无时不渗透其中。

到任光大：从“裁判员”到“运动员”

2007年6月，唐双宁被中央和国务院委任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从“裁判员”到“运动员”，如何掌控光大，他凭借的一大法宝就是哲学。

唐双宁一上任就提出要分析光大系改革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他将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改制进行比较，总结他们的改革存在“一同三异”，“同”即改革的目的相同，“异”即光大涉及多个行业，属多级法人体制；光大的改革不是国家定了就行了，还需要绝大多数股东包括境外股东的同意；光大有大量在港企业，改革重组工作要充分考虑保持在港企业的稳定。他有一个形象比喻：国有银行改革是一枪打一头大象，光大改革是十枪打十只麻雀。

在哲学爱好者唐双宁的眼里，企业太微观，“是个企业它就鸡毛蒜皮”，更何况是架构异常复杂的光大。怎样对光大进行改革？他总结了生活哲理对光大改革的十点启示，其中第一个就是温水煮青蛙的哲理：“温水煮青蛙，青蛙将在承受度递减的情况下慢慢煮死。光大由于历史的原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业务萎缩，人才流失，股东不能分红，年报不能披露，持续下去亦将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受温水煮青蛙哲理的启示，光大必须改革，否则就要慢慢等死。” 这让光大的员工们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还有吃饼的哲理、走路的哲理、服药的哲理、倒开水哲理、打鸟的哲理、乘船的哲理、绘画的哲理、文化建设的哲理、学游泳的哲理等等，这些哲理从改革的协同性、改革措施的适度性、人才配置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光大改革进行了生动的注解。

光大攻坚战：一场“天书式的改革”

他曾说“中国的事，心态是急不得等不得，力度是大不得小不得，进度是快不得慢不得”，在循序渐进中，他从宏观上给光大的改革圈定了“三大战役、四大战场”，从抓“主要矛盾的角度”把光大银行摆在光大系改革的重中之重。光大银行改革的三大战役是重组方案出台、注资到位、公开上市；而光大集团改革的第一战场是金融企业、第二战场是实业企业、第三战场是成立“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第四战场是在港企业。

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重获生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目前一波三折的第一战役“改革方案出台”和艰苦磨合的第二战役“注资到位”已经打胜，但由于市场的变化第三战役还在进行当中。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实在是常人难以扛负。

2007年6月20日，唐双宁被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8月8日，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方案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汇金公司向光大银行注资人民币200亿元，明确了成立中国首家金融控股集团的重组方式。但随后重组的艰难出乎意料。新老股东出现了权益分歧，汇金的立场是，以每股1元的价格购买光大银行200亿股新发行的股份。同时光大银行老股东按照50%的比例缩股，为历史上缩水的净资产买单，从而使光大银行实现每股净资产达到1元的上市要求。但已经形成联盟的光大银行老股东在2001年之前的入股价格均接近2元，而此时光大银行每股的市场价值已达7元，汇金以每股1元入股，本身已经使老股东股权缩水。他们无法再接受二次“缩水”的要求。

这几乎是唐双宁在光大最艰难的时期。他为了重组之事极度失眠，不得不一夜两次服安眠药入睡。作为备用方案，他向国务院争取到了市场化重组光大银行的批示，与此同时加大了对原定方案的攻关。在拖了数月之后，汇金作出让步，以每股1元的价格向光大银行注入200亿元，老股东不缩股。很多人记得谈判那个（2007年11月2日）拨云见日的下午。当谈判陷入僵局后，汇金公司谢平一行三人走进光大大厦。电梯直达25层，谢平只身走进了董事长唐双宁的办公室，与唐双宁单独对谈了半小时。当唐谢二人并肩走出办公室，向守在门外的汇金方与光大方重组项目成员宣布谈判达成一致时，掌声立刻响起。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让唐双宁打动汇金公司。唐双宁告诉《小康》，矛盾转化原理让他挺了过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让他劝说成功他的谈判对手：“要站得高一点看问题。站1楼看，觉得对面房子很高；站在25楼看，房子就很矮；站在飞机上看北京也不大；站在月亮上看，地球就是这么一小点。”

飞狂草书：最好的休息方式

唐双宁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担任着若干书法界的荣誉职务和学术职务。他的书法作品被书界赞为“若长枪大戟，屈铁盘丝，豪放不羁，气度恢弘，于无法中而有法。”

在银监会工作期间，唐双宁几乎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三分之二的星期天都在加班中度过。但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之下，唐双宁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他的作品曾在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荣宝斋以及美国等国家展出，被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纪念馆、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张大千纪念馆、吴昌硕纪念馆、郑板桥纪念馆等数十家博物馆收藏，被若干碑林刻石，曾在《人民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并被收入数十册书法集中。出版有《唐双宁草书作品集》、《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系列丛书──唐双宁书法作品集》等。

身居高位，哪还有那么多时间搞这些业余爱好？对此，唐双宁有一套“特殊复杂劳动论”的解释。即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简单劳动靠时间，而复杂劳动不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像书法这种高级复杂劳动，只要来了灵感，要不了多少时间。”曹植可以七步成诗，而其他人一生也写不出一首诗来，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飞狂草书”是唐双宁为其书体新创造的名字，他介绍说其历史源流一方面是东汉蔡邕的“散隶”和宋代蔡襄的“散草”，一方面是唐代的颠张醉素。“这种书法的主要特征是，狂草中间夹杂着丝丝白痕，给人以飞动的感觉；同时打破狂草中横无行纵有列的界限，变横无行纵有列为横无行纵无列，产生‘乱石铺街，浑然一体’的效果。”唐双宁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这样定义书法：“以汉文字为对象，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

唐双宁说，在他眼里，一张白纸就好比宏观经济全局，章法的横与列、字体的大与小、用墨的浓与淡、下笔的迟与速，就好比宏观调控的不同形式。他还调侃说，楷书、隶书、篆书，整整齐齐，比较刻板，好像计划经济的调控方式，草书顺其自然，连绵环绕，是市场经济的调控方式。所以他经常在工作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挥毫一通，就产生了工作思路；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也经常产生艺术灵感。

“所以艺术同我的工作是相通的，书法不但成了我最好的休息方式，而且同我的工作相得益彰。”唐双宁对《小康》说。

诗，是怎样写成的

唐双宁擅长书法，亦精通诗词，对于金融，他反倒自称“略通”。细细推理，略通金融已能坐到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高位，那书法、诗词造诣又当如何？

对于一个诗词爱好者来说，如果说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的身份或者《若水斋诗集》、《霜凝诗选》两本诗作还无法形象地让我们了解其成就的话，一则流传甚广的“赋诗巧喻银行改革”的故事或可让我们窥知一二。

2006年4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唐双宁在演讲中以两首自做的古诗作结：

“房杜从来不可分，谋断戮力亦同心。不是后来藩镇乱，如何马嵬断香魂？”

“关张诸葛不宜分，鼎立皆仗士若云。西蜀奠基赖三顾，东吴毁盟怨征亲。高祖有恨封王事，姜维无悔归汉心。早遵长沙贾太傅，何必七国乱到今。”

诗中所述“房杜”是指唐太宗的两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唐双宁解释说，“房杜二相，各有所长，善谋善断，同心佐唐，若非藩镇割据，断不至于出现安史之乱及大唐的灭亡”。感念至此，唐双宁浮想于今，“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作用密不可分，可以共同以资本形式参与银行业的重组改制，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鉴于银行机构已经基本饱和，不宜过多新设。”

第二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蜀汉时期的争端，唐双宁把银行监管当中的诸多环节都寓于这首诗当中。他解释说，关张是刘备集团最早的“国有资本”，诸葛亮是后来补充的“民营资本”，两方共同发挥作用，不可或缺；三国形成鼎立之势，全靠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也就是资本充足。而吴蜀联盟的破坏，则是因为蜀汉集团一“长”独大，不尊重其他“董事”的意见。

两首诗借古喻今，道出了唐双宁对现有银行改革路径的战略性思考。

爱诗，写诗，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追求。在金融界浸淫多年，唐双宁反倒与企业界接触不多，他常常将因书法、诗词而结识的朋友引为知音。季羡林、文怀沙、贺敬之、杨仁恺、叶嘉莹、冯其庸、王学仲、沈鹏等文化界的泰斗人物，都是唐双宁的忘年之交，在他看来，“这些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皆无求于我……却不遗余力奖掖后生，提携晚辈，实在让我感动，乃奉为神交”。

在唐双宁的诗作中，不能不提的是那首《逝世30周年祭》。“料得年年肠断日，定是岁岁一月八。今日人人肠更断，总理一去三十年。今日断肠更断魂，三十年来不归人……”纵贯全篇，字字含情，句句浸泪，许多人认为，这将是会被历史流传下去的诗作。在《诗，靠什么去写》一文中唐双宁评价“，他不是完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拍案而起易，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在痛饮，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总结，恐怕也寄予着唐双宁作为一名高官的政治和道德理想。

也由此可见，唐双宁写诗，并非只是消遣。诗言志，言之必有物。对自己从事的金融工作与书法、诗词、散文之间的关系，唐双宁戏称“金融是利用利率、准备金、公开市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书法是在尺幅之间利用激情对汉字进行宏观调控；诗词散文是在人生感悟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宏观调控”，唐双宁好哲思，思工作、思生活，诗词散文便是这种思考的文学表现。

洞见危机，靠的还是哲学

当下，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让世界震惊。今天，事后诸葛亮纷纷亮相，“马后炮”频频发射，但银监会的朋友告诉记者，金融危机之前的一年，也就是2007年初，唐双宁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曾在内部印发；2007年10月因其为股份制银行董事授课，还曾正式印发给他们，后又被公开发表。文中对金融危机似有预见，读者不妨一翻。更有趣的是他2008年5月在华尔街与几位国际金融大亨的对话，大亨们认为次贷危机已经见底，唐双宁认为远未见底，回来后他将这件事讲给了在大连召开的光大银行分行长会议的全体代表，后来又被两房、雷曼兄弟等事件所证实。雷曼兄弟后，他做出的下一步走势预测、布什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能否通过的预测，都是事前发表，后来几乎都被事实所证明。这大概就是哲学的威力。熟知他的人都知道“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波浪式前进”、“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话几乎经常挂在他的嘴上。

记者看到唐双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家应当树立的八个意识》，似乎可以窥见唐双宁的金融哲学思维。唐双宁认为，金融家应该具备唯‘我’意识、逆向思维意识、分散意识、均衡意识、差别意识、联动意识、超越意识、全局意识等八个意识。

“一是唯‘我’意识。金融发展也好，管理也好，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适合本国国情，都要以‘我’为主。其实，各国金融体制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没有完全一样的，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可以说，美国的金融管理体制是最‘乱’的，但它适合美国的国情，为美国社会所接受。因此，在金融开放中，凡对我有利的就要学，凡对我不利的就要防，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也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对于分散意识，他认为，“金融是高风险行业，因此要注意分散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外汇储备要有多币种的结构安排，其他金融风险也都要有预期的分散防范措施，变‘有震为无震’，‘大震为小震’。”

谈到均衡意识，他说“金融是一种国家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将加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成员的不满；金融资源的配置既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的综合使用，调整金融资源的分布，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使金融资源得到均衡配置。当前在中国，特别要建立起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引导东部、城市过剩的流动性流向中西部、农村。”他还特别强调了联动意识，在金融工作中，科学发展是目标，改革创新是动力，加强监管是保障；也可以说科学发展是方向盘，改革创新是油门，加强监管是刹车，需要统筹考虑，配套联动，不能顾此失彼。

“最后是全局意识。金融是很重要的一项经济工作，同时金融又是全国大棋盘中的一枚棋子。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应该跳出金融论金融，站在全局看金融。全局是森林，金融是树木；全局是高山，金融是土。森林是由树木构成的，高山是由土构成的。金融家不能不要树木、不要土，要立足树木、立足土，但也要或者说更要看到森林、看到高山。”

光大如何科学发展：依然要靠哲学

唐双宁到任光大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业界公认，光大已经“改革起步了，指标改善了，人心基本稳定了，形象初步改变了”。这里不妨用一些事实和数字加以说明：主要企业光大银行取得了成立16年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由多年未出年报变为正式出年报；2008年实现净利润73.6亿，不良贷款率为1.97%，资本充足率为9.13%，拨备覆盖率为152.4%，基本具备上市条件。光大证券上市已获发审委通过，主要业务指标行业排名前十位以内；光大永明寿险公司拓宽了业务领域；香港光大控股公司稳步发展；光大国际公司环保业务独具优势；光大实业集团已经挂牌；目前光大总资产已接近一万亿。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光大集团属于第一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单位。唐双宁又从哲学的高度对此进行了概括，他在光大集团学习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注重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起来，一是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提高掌握经济规律的本领。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结合应对金融危机，我们重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高涨、危机、萧条、复苏’，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也会受到规律的影响。我们要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防范危机。二是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开阔工作思路。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结合学习《矛盾论》等著作，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和解决矛盾方法的认识，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中，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要重点抓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在改革重组中提出了‘四抓一带’的思路，从抓主要矛盾入手，一手抓改革重组，从根本上解决集团的问题，为实现科学发展奠定基础；一手抓重点企业特别是光大银行的改革发展，带动集团整体的好转。三是同学习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起来，指导工作实践。比如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通过结合学习《论持久战》，进一步加深了对光大改革重组进程的理解和把握。针对社会上流传的‘光大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说法，我们既树立信心，根除‘亡国论’的悲观失望观点；又头脑冷静，防止‘速胜论’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光大不改革不行，急于求成也不行，只能坚持持久战。在2007年以前，光大的问题‘犬牙交错’，矛盾重重，总体上只能处于市场防御退却阶段；2007年开始，通过改革重组的启动，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改革重组的初步成效和新班子的调整配备，为我们进入市场的战略‘反攻’全面发展阶段提供了条件……”

采访结束，联想到，他曾三次到写《矛盾论》的地方“吸收灵气”，他曾专门跑到艾思奇的老家一探究竟，他曾专门到苏格拉底演讲的地方“体验灵感”，他读了许多许多“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所以全面概括唐双宁，哲学家或许更为贴切。虽然他一再告诉《小康》记者：“‘哲学家’要打引号，哲学是自己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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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宁

满族,1954年10月生,辽宁北镇人，1971年12月参加工作,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国际上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搞清循环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做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人口大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产生背景

循环经济的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国家出现，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形态，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其目标是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即实现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是对人与自然界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演进的结果。

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们因此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似乎也不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危害。由于对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人类在取得一个个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环境破坏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生态难民。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加之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加，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发展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是这一新发展观形成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环境和发展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献的签署，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认识。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也是产业链的有机延伸。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固体废弃物的快速增长需要有新的管理战略。日本从1990年开始提出垃圾减量化问题，并使东京的垃圾年增长率从8%降到1998年的5%以下，但仍有大量的垃圾产生，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急剧下降，新建又要占地。废旧物资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既可以少产生废弃物，又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占地。

——他们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经过长时间积累，废弃物中有大量的废旧物资，如废钢铁、报废汽车、废家电、废纸张等可以回收利用；通过循环再生利用，再投入少量的矿产资源生产新的产品，就能实现产品报废和更新的动态平衡。

——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本国矿产资源所剩不多，客观上要求对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否则就要花更多的钱从国际市场上去购买。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众较高的环保意识，是这两个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础。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我们原来所说的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一是出发点不同。过去我们讲废旧物资回收，主要是因为物质匮乏，通过节约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来缓解供应短缺；现在是强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是范围不同。过去我们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如废钢铁、废玻璃、废橡胶等的回收利用，而循环经济中要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化”）的废弃物，已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重点是城市的生活垃圾。三是途径不同。过去我们通过计划实现废旧物资回收再生，现在则是在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前提下，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循环经济。

二、循环经济实践和理念的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OECD国家实施“污染者付费”的环保政策后，企业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形成了废弃物的不同利用途径和方式。此类实践分两种形式：一是在企业内部；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的推动，也得到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杜邦化学公司将减少（Reduce）、再用（Reuse）和循环（Recycle）作为指导原则，组织企业内部的物料循环，创造性地形成了化学工业的“3R制造法”，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到1994年底，使生产中产生的废弃塑料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公司也因此降低了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节省了大量开支。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Parks)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形式，通过废弃物交换将企业联系起来。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实践表明，废弃的石油产品和有机物的综合利用，可以形成生态产业链，进而形成生态工业园。丹麦凯隆堡是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电厂是该园区产业链的核心。电厂给制药厂供应高温蒸汽，取代了其自备锅炉；给居民供热，减少了3500个家庭取暖炉；供应中低温的循环热水，使大棚生产绿色蔬菜；余热放到水池中用于养鱼，实现了热能的多级使用。同样，粉煤灰用于生产水泥和筑路，脱硫石膏用来造石膏板，使进口的石膏原矿减少一半。该园产生的效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水。炼油厂每年节水120万立方米，药厂废水处理后的90万立方米也可用来替代淡水。二是节约矿产资源。电厂用炼油厂排出的空气每年节煤30000吨（约占物料投入的2%），节油19000吨。制药厂的残渣用来制造有机肥料节约氮800吨，磷400吨。电厂和炼油厂的废弃物资源化，每年节约2800吨硫和80000吨石膏原料。三是减少废弃物排放。电厂20万吨的粉煤灰和80000吨除尘渣不再填埋；炼油厂2800吨的硫不再排到空气中；制药厂100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废渣不用填埋或填海而制造成有机肥料，供附近的农场使用。此外，还避免了约2000吨二氧化硫和13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根据企业的实践总结提出了工业生态学(原文是IndustrialEcology,国内有人翻译为生态工业，或产业生态)，并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工业生态学的概念，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当时的副总裁RobertFrosch于1989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第一次提出。1997年，斯坦福和耶鲁大学联合办了一份《工业生态学》杂志，探讨其理论与实践。其基本做法是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到工业生产体系的设计中，将工业生产过程类比成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封闭体系。其中一个环节产生的“废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个环节的“营养物”或原料。这样，彼此相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中食物链的“工业生态系统”。当然，从目前的实现程度看，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工业生态系统中的类比概念还是比较简单而低级的。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生态系统还难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程度。尽管如此，按照工业生态学中“工业共生”、“工业代谢”的概念，来设计企业之间的“生态”联系，还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生态效率原则的精髓。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在向联合国环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中，最先提出生态效率的概念，就是“既要提供价格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又要逐步降低对生态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使之与地球大概的承载能力相一致”。用通俗的话说，生态效率有两层含义：其一，在资源投入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其二，在经济产出不变甚至增加的条件下，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大大减少。

从产出的角度看，工业生态学追求的环境目标是“零排放”。它指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有利用价值的废物都被用起来了，因而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极少甚至为零；这与我国过去提倡的“吃干榨净”的意思相近。从现实看，无论是“零排放”还是“吃干榨净”，都很难真正实现。举例来说，现在世界能源的平均综合利用效率是30%多，我国为20%多，其余的部分都被当成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了。无论未来的技术多么发达，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很难提高到100%。因此，实现“零排放”的环境目标可能只是一个理想。从投入角度看，生态工业学追求的目标是“减材料化”（Dematerialization，有人翻译成非物化），其含义是指在产出数量和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物料的投放强度，同时不影响产品的质量；既要产品变轻、变小、变薄，又要经久耐用。因此，这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德国沃佩韬（Wuppertal）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前副所长Bleek在1994年提出，在一代人时间内将资源效率提高10倍，在不降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缩小贫富差距，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和发展(翁端：《环境材料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废弃物“零排放园区”、“零排放社区”和“零排放汽车”等的试验，而“减材料化”则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世界上已成立了4倍因子和10倍因子俱乐部，研究有关理论。

从技术上看，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上。清洁生产最初从少废、无废工艺和废物综合利用演化而来。1975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巴黎成立工业和环境规划活动中心，该中心在工业和环境领域列了两个计划，其中之一就是清洁生产。1989年，UNEP理事会会议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清洁生产。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世行项目进行清洁生产试点。清洁生产是将污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之中，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及其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清洁生产的核心是污染预防，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通过节能降耗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制造业界为了响应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在生产中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绿色制造的概念。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机床敏捷制造研究所、加州大学能源研究所和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联合成立了绿色设计与制造协会，研究制造业中的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问题。1996年制造工程师学会出版了绿色制造蓝皮书，其中提出的绿色制造概念是，综合考虑优化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的制造系统，使工业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影响最小，不损害人体健康，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工业废弃物的90%来自于制造业。因此，改变生产方式、重塑制造业形象成为制造业努力的方向。

三、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与利益因素

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德国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了废物处理的次序首先是尽量减少其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德国法律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马口铁、铝、纸板和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要达到80%。欧盟和北美国家也相继制定了鼓励废物或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方面的法律，并提出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利用的具体目标。法国提出2003年包装材料的85%应被循环使用。奥地利的法规要求必须对80%的回收包装材料进行循环处理或再利用。欧盟规定到2003年报废汽车的回收利用率达到重量的85%。由此可见，法律是废弃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重要依据。

为了建立循环社会，日本在2000年前后相继颁布了《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法(修订)》、《固体废弃物管理法(修订)》、《建筑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绿色消费法》等多项法律，与原来颁布的《容器包装与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构成了建立循环社会的法律框架。在《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中，日本将“循环社会”定义为自然资源消耗最少、对环境压力最小的社会；将那些能用但还没有利用起来的“垃圾”定义为“可再生资源”，并要求其回收；提出垃圾管理顺序为：减少产生量再利用回收能量利用安全处置；明确了政府、地方主管、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鼓励每个人为建立循环社会做出努力；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者责任”，对产品从生产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负责；政府将制定“促进建立循环社会的基本规则”；还提出了促进循环社会的措施，并对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等。

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企业的行动，发展循环经济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下面，我们仍以凯隆堡生态工业园为例，说明经济纽带是怎样将园中不同的企业联系起来的。企业经营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制药厂之所以选择用电厂的蒸汽而不自己生产，是因为用后者的蒸汽更省钱。1982年制药厂锅炉改造，经过可行性研究，选择了最经济的供热方法，即全部使用电厂的蒸汽。从电厂获得蒸汽只要铺两英里长的供气管道，相当于药厂两年的内部改造投资。同样，石膏板厂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也是为了节省资金，原来该厂要从西班牙进口石膏原矿，现在用电厂脱硫产生的石膏，节省了运输费用，从而使产品的成本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法律强制，即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和环境标准的执行，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用产业界人士的话说，废弃物不准随便排放了，企业就必须做出处理或综合利用的选择。二是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有两层含义：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用了其他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就可以省一部分原料费用，产品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同时，在废旧物资利用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因。法律强制和经济利益是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环境保护法律和标准的强制执行，企业不会主动地去利用废弃物；没有经济效益，即使政府强制去做，企业也会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和规避。

四、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

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着想，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没有了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应当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出发点和目的。

首先，涉及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产业发展可以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方面，我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国际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每年再生资源回收价值达2500亿美元左右，且以15～20%的速度增长。世界钢产量的45%、铜的62%、铝的22%、铅的40%、锌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废弃物的泛滥，而且比利用矿物原料少耗能，少排放污染物。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老旧汽车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将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例如，报废汽车中的许多物件，像旧发动机、旧轮胎等都可以进行循环利用。以旧发动机为“毛坯”，按照严格的技术要求，采用专门的工艺和设备，对主要零部件进行清理、检测、加工、更换，可以生产出“再制造发动机”。其功能、油耗、环保等指标完全能够达到新发动机的标准，其价格仅是新机的50～60%。用这种办法，旧发动机85%的价值得到了利用；而回炉只利用了原价值的3%。废旧轮胎回收利用也是如此。国际上每年旧胎翻新量一般占新胎量的10%。我国每年生产新轮胎1.01亿条，产生废旧轮胎约3000万条左右，其中400万条得到了翻新，仅占新胎量的4%。据测算，每翻新一条胎可节约橡胶4千克，碳黑2千克，尼龙帘布1.7千克，石油18千克，钢材1千克。只要使我国的旧胎翻新量达到国际一般水平，节约的资源量就是很可观的。其他的废金属、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张的回收利用，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的又一个重点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这样既可以节约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又有利于避免因堆放工业废弃物而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一方面占用了大量宝贵的耕地，2000年我国生产实心粘土砖5400亿块，破坏和用掉耕地约100万亩。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模式每年产生数以亿吨计的煤矸石。因此，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生产建筑材料，替代实心粘土砖，是大宗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点。不仅可以保护土地“这道生命线”，还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此外，利用钢铁厂的废渣生产矿渣水泥，利用电厂除硫产生的脱硫石膏生产建筑用石膏板，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限制生产实心粘土砖的文件，积极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将会对上述大宗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循环经济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特别重视“垃圾围城”问题。从当前着眼，发展循环经济应将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回收和处理放在重要位置。近20年来，我国城市垃圾以7%以上的速度增加。2000年全国668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1.5亿吨，总积存量达60亿吨以上。“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有机质占50%左右，废纸含量在3～12%，废塑料制品约5～14%。这些都是可以回收再生利用的。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小城镇优先利用垃圾堆肥，不少的地方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大城市利用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并对由此产生的能源进行多级利用，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已经取得了成效。

五、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众多理论和实践探索表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已有一些地方按循环经济的理念来设计生态工业园，其中的一些已投入运营。有无符合设计要求的企业入园，法制框架是否实事求是，企业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是生态工业园能否成功的关键。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制度、形成经济激励机制、开发相关技术等措施来推进。为了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促进循环经济的法规制度

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这方面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工作的开展。实行我国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受发展阶段所限，国家的很多宏观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个个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微观行为抵消了。因此，根据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必须加快制定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

目前，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将于明年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有更多的法律法规。虽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总则中提到“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但仅为原则表述，并无可操作性的内容。近年来，国家经贸委组织研究资源综合利用的法规体系，向全国人大提出将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等内容，列入立法规划，这是非常必要的。应加快立法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

(二)通过政策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有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例如，投资于天然气工程建设可以改变城市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投资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发展地铁、轻轨等以电气为主要动力的交通设施，可以减少小轿车的尾气排放。通过对环境友好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消费绿色产品，以需求拉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起表率作用，通过采购计划拉动循环经济的需求，并影响社会公众。如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优先采购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1认证企业的产品；办公用品采购有节能标志的产品，在使用中注意节约、重复使用及废弃后主动回收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用经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是OECD国家采用激励机制保护环境的有机延伸。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主要差距在于：一是虽然我国的“谁污染谁治理”政策，类似于“污染者付费”政策，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好；二是我国企业一旦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如工业废渣、粉煤灰等，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而且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使综合利用企业无利可图，严重挫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三是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有时落实不到企业头上，不是地方不兑现，就是被“婆婆”拿走了。因此，需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彻底纠正上述错误做法，落实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激励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开发形成技术支撑体系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