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察制度范文
时间：2023-11-29 00:01:53
督察制度篇1
1总则
1.1根据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印发的通知以及XX总公司党委《关于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XX总公司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强化对二级单位党建工作的分类指导和有效跟踪，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强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XX总公司党委决定，建立XX总公司党建工作督察制度。1.2通过党建工作督察，促进各单位党组织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促进各单位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确保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进。
1.3设立专职督察员，受XX总公司党委委派，履行党建工作督察职能。
2督察的对象
2.1XX总公司党委实行党建工作督察的对象为各二级党委（直属党总支，下同）。
3督察的主要内容
3.1按照“围绕中心、服务群众、维护大局”的指导思想和“围绕中心抓党建、进入管理起作用”的工作思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情况；
3.2贯彻XX总公司党委工作要求，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开展工作的情况；
3.3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抓好领导人员队伍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
3.4推进实施人力资源（人才）发展战略，抓好职工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情况；
3.5推进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情况；
3.6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情况；
3.7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推进“凝聚力工程”建设、民主管理，发挥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作用的情况；
3.8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情况；
3.9二级单位党委负责人履行党建职责的情况；
3.10XX总公司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情况。
4督察员管理
4.1任职资格
4.1.1政治坚定，党性观念强；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4.1.2具有较长时间在二级党委从事党务工作的任职经历；
4.1.3具有较丰富的党建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熟悉经营管理工作；
4.1.4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4.1.5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
4.2工作方式
4.2.1每名督察员一般督察2-3个二级党委；
4.2.2督察员在履行督察职能的过程中，主要采用调研、检查、督促、建议、反映和报告等方式；
4.2.3督察员要紧密依靠被督察单位党组织开展工作；
4.2.4XX总公司党委领导（必要时可委托党委组织处处长）定期（一般每季度一次）听取督察员工作汇报，党委组织处负责汇总督察情况；
4.2.5督察员发现重要或紧急情况随时向XX总公司党委或党委领导报告；
4.2.6督察员在每年7月份应向XX总公司党委提交督察单位上半年党建工作评估报告，次年元月份应向XX总公司党委提交督察单位上年度党建工作评估报告。
4.3工作条件
4.3.1督察员的待遇，原则上按其任督察员前岗位的相关待遇执行；
4.3.2各单位要支持督察员的工作，为督察员提供必须的工作条件。
4.4日常管理与评价
4.4.1督察员工作分工原则上按年度进行动态调整；
4.4.2督察员任职期间组织人事关系一般保留在原单位，特别情况的可挂靠XX总公司党委组织处；
4.4.3XX总公司党委组织处负责督察员的日常管理、服务、协调工作，进行日常的业务指导，组织开展相关课题研究、问题研讨或经验交流等活动；
督察制度篇2
【关键词】检察权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大陪审团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068-01
“（法学或正义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主要指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念、政治制度和法制实践之中的。”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所设立的法律制度必然和本国国情密切相关。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他山之石”纵使玲珑剔透、圆润光泽，却偏偏不是“我所需”，也难以实现其价值。由此观点出发，笔者将从“我所需”的角度看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异同。
一、监督范围
美国检察权制度是公诉权的集中反映，也是分散的、没有建立统一的检察权系统，实行独立检察官制度②。其大陪审团制度在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上主要体现在审查和调查证据的双重功能上，即大陪审团的职责在于根据检察官提出的案件情况和自己调查的情况，确定检察官控告犯罪的理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就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来看，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将“5种情形”中“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和“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分别调整为“超期羁押或者延长羁押期限不正确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或违法处理扣押、冻结款物”和“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赔偿的”。这种扩充式调整的目的在于使监督范围更加完善、全面。
可见，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突出对职务犯罪追究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进行监督，除了监督权的滥用之外，对其他环节（如侦查阶段）中涉及侵犯嫌疑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强制措施也十分关注。这与美国大陪审团制度重视证据调查和监督权滥用情形有较大区别。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向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有密切的联系。为了追求打击犯罪的高效性而忽视程序公正、公开在我国仍然是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严峻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向来十分重视程序正义，“毒树之果”理论恰是对此很好的说明。
二、权监督的具体情形
权滥用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应当而不，二是不应当而。
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的主要职责是对重罪案件的审查，根据检察官提供证据的情况，认为足以控告犯罪嫌疑人犯了重罪，则应检察官的要求发出正式的书，实际上分割了部分检察权。美国大陪审团主要是对检察官权的审查，防止其滥用权，而对于不情形的监督则相对较弱。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从最初试点时强调的“3类案件”到新《规定》不难看出，监督的重心更加侧重于对不的滥用情形，即侧重于对检察机关“无根据的宽宥”的监督。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是片面理解了大陪审团的功能和对检察权监督的概念③。笔者认为，从“我所需”的视角出发，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在权滥用中突出对不情形的监督更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现状和检察权运作的要求。
第一，这是由我国当前加强“反腐打黑”的目标所决定的。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各国已认识到，“腐败对社会稳定与安全所造成的问题和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如今，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腐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为反腐工作的基本任务，打击职务犯罪首当其冲。在“严打”的政策下，对于职位犯罪中不、撤案等情形更应慎重，更需要加强监督。
第二，这与我国当前检察权运作中的不足紧密相关。关于检察权的性质问题历来是学界讨论中长久不衰的话题。笔者认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检察权并不完全独立，检察权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检察权在实际运作中对地方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这不免引起我们对检察机关在追究职务犯罪案件中会否产生“官官相护”现象的担心。我国检察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为了更好地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因其他权利干涉造成的不、撤销案件等情形发生，侧重于对不滥用的监督适合我国的实际需要。
三、决议的效力
美国大陪审团的决议具有强制力，检察官必须执行。相比之下，我国人民监督员的决议仅具有一定的效力，效果有限，其表决意见必须经过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审查同意才能执行。新《规定》反映出对决议发生效力程序的简化，避免程序过于繁琐冗余，有利于减轻检察机关的压力和负担，提高效率。但这也可能造成人民监督员制度效力无法得到保证，甚至带来形式化、虚化的后果。
美国大陪审团决议制度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由于大陪审团在反对英国王室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在1776年独立之后，人民对大陪审团制度表现出极大尊重④，检察官必须执行大陪审团做出的决议。
四、结语
权力本身就是酝酿犯罪的温床。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打击职务犯罪是对权利滥用的追究和严厉惩治。然而，检察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更须为自身不被相类的病毒感染而苦战”。⑤在我国，尽管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带有更多内部监督方式的色彩，但我们坚信这项制度将会在实践中走向对检察权起到真正制约的外部监督方式！
注释：
①张智辉.中国检察(第17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415.
②洪浩.检察权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5-76.
③甄贞,王丽.美国大陪审团与人民监督员制度比较[J].人民检察,2007(9):62.
④治凤.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J].江淮法治,2011(4):50.
督察制度篇3
一、监督理念的现代化趋势
传统型监督理念以对立性、实体性和绝对性为基本特征，在制度上就表现为事后监督、再审监督以及抗诉事由的实体化倾向等等。民行检察监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争议和困境，均与此相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要充分而全面地发挥其内在职能和制度优势，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转变上述传统型监督理念，代之以现代型监督理念。与传统型监督理念恰成对应，现代型监督理念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素:协同监督理念、程序监督理念和相对监督理念。其中，协同监督理念是前提，程序监督理念是载体，相对监督理念是自然结果。总体上说，现代型检察监督制度较之传统型的检察监督制度，在姿态上更加谦和，在价值观上更加多元，在利益追求上更加综合，在方法上更加灵活，在为自己所设定的监督位置上更具有超脱的社会性色彩。
二、监督范围的扩展化趋势
主要表现在:由诉讼向非诉讼的扩展；由审判向执行的扩展；由裁判向调解扩展；由诉后向诉中扩展；由实体向程序扩展；由案件监督向案件检察扩展。然而，民行检察监督权的范围扩张不是任性进行、随意开展的，而必须是依法、依宪逐步推动的。这里要区别的一对范畴乃是“依宪监督”和“依法监督”。依法监督是对具体的监督行为而言的，依宪监督是对整个的检察机关而论的；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宪法的定性规定，依实践之需，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为依宪监督提供具体规范。这样一来，依宪监督又转化为依法监督。可见，摆在检察机关具体监督行为面前的，永远是依法监督的原则——这是一条铁则、不得违反。监督法定主义与监督能动主义由此高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民行检察监督范围的现实化和理想化架起了桥梁。
此外尚需指出的是，目前针对有限监督原则所提出的全面监督原则，并非意味着民行检察监督权不受约束、毫无边界了。不能将全面监督原则等同于每案监督原则；每案监督不仅无可能，更无必要。
三、监督客体的程序化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重点在于监督司法审判中的实体事项。实体性监督固然需要坚持，但若仅局限于此，而不对产生实体性事项的程序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则往往有舍本逐末之叹，也往往陷入监督僵局。2007年4月修订民事诉讼法，在抗诉再审事由中增设若干独立性程序事由，程序事项由此正式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客体。
程序性监督的范畴导入，揭开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篇章，开辟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领域，迈上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境界。其意义除了有利于形成新型监督理念、产生新型监督功能外，还表现为:能够有效地提升民行检察监督的成功率；有助于改变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有助于对司法审判进行宏观监督，强化司法管理机制的完善等等。
四、监督领域的全程化趋势
目前，由于立法等诸多缘故，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表现为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监督，也就是所谓诉后型监督。笔者认为，诉后型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正确的，但是，诉后型监督不能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惟一表现形式和最终归属，而应逐渐开拓监督领域，将监督触角分布于诉讼全过程。这种全程性监督，主要表现为诉中监督，意即发生在诉讼开始后、尚未结束前的监督行为。应当看到，诉后监督向诉中监督转化和拓展业已成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一个路径和趋势。这样说的理由主要在于:其一，加强诉中监督有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其二，加强诉中监督，有助于减少诉后监督，从而有助于降低监督成本，维护审判权威。其三，加强诉中监督，强化了法院审判程序的正当性，必将减少再审比率，提升生效裁判的自动履行率。其四，诉中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目前尚无诉前监督的制度缺憾。此外，由于诉中监督是程序内的全过程监督，其对实施监督行为的主体提出的要求最高，因而也最能够提升检察监督的能力和素养。总之，目前我国应当将诉中监督作为开辟民事检察监督新局面的突破口。
五、监督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目前，我国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就是抗诉。然而，抗诉这种监督形式具有诸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仅仅只能针对人民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事后监督，效果稍差。其二，抗诉仅仅只能针对诉讼纠纷的裁判，对于人民法院做出的非讼裁判，检察监督无能为力。其三，抗诉难以体现出监督力度的层次性，显得较为单一。可见，抗诉这种监督方式的惟一性存在，制约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功用发挥。
随着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发展，其监督方式上的单一性弊端日益显现。为克服此弊，最高人民检察院因应实践的强劲需求，通过司法解释创设了新型的监督方式，比如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意见等等。这些监督方式虽说尚不够完善，但已然显示出了某种发展规律，这就是由一元化的监督方式向多元化的监督方式转变。对于这些多元化的监督方式，应由立法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监督对象以及不同的违法程度加以明确。
六、监督模式的内在化趋势
监督模式有内在型与外在型的分野，目前我国的民行检察监督模式属于外在型。外在型监督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生效裁判的形成过程与其接受检察监督的时间起点相分离。检察监督的外在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双倍地消耗司法资源；容易陷入检法冲突的司法僵局；损伤司法的权威性。显然，这绝非法治之路的理想选择，因此，民行检察监督的模式应当有所调整，由外在模式转向内在模式。内在的监督模式的可行性在于，检察监督权的运作过程与司法审判权的运作过程系同步进行。其内在性表现在:这种监督是一种服务于生效裁判形成或生成的监督，基于检察监督所产生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内化到了生效裁判的形成过程和最终结果之中。这样的一种转变，实质上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的结构性转变，不仅监督的重点领域发生了转移，而且使监督与审判的关系模式由此进入一体化的和谐之路。
七、监督功能的复合化趋势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出现了由单一性到复合化、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拓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其一，实体纠错。此功能是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初级发展阶段的主要价值表征。其二，程序保障。检察监督所提供的程序保障，不仅在监督的意义上指向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行使诉权的当事人，确保其依法行使审判权和诉权，同时还在支持、捍卫和保护的意义上，对审判权和诉权的有效行使起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三，政策表述。法院的审判固然有政策性，但检察监督的政策性更强；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检察监督公开昭示的政策性司法取向，正是其较之审判为优越性的地方，同时也是其弥补司法审判功能不足之处。通过检察监督的政策性介入，使得司法过程更具有综合的宏观性和利益的衡平性，从而在更加前瞻的意义上显现出我国现代司法的全面价值。其四，公益代表。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公益性代表的特征。其五，息诉和解。息诉和解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司法审判所做的善后工作。其六，优化社会治理机制。目前所强调的通过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从而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其落脚点就在民行检察监督社会的拓展和现实化的过程之中。
上述诸功能，有的属于诉讼型，有的属于社会型。诉讼型和社会的耦合，确定了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现代属性和新型职能定位，同时也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境界提升提示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事实上，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就是蕴涵于该项制度中的功能更替和复合化的过程。新晨
八、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
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是对检法摩擦现象的直接否定，标志着检法关系在经过短暂的不和谐之后，步入了长久的和谐之轨。其判断指标主要有:其一，司法二元化。司法二元论一经确立，监督关系的和谐化便寓于其中；反之，若司法二元论尚停留于表象，而未能实质性地现实化，则监督关系的所谓和谐化仅是一种奢谈。因此，司法二元化关系是检察监督关系和谐化的前提性指标，也是制度性指标。其二，程序齿合化。所谓程序齿合化，指的是审判权的运作程序和检察监督权的运作程序，犹如齿轮一般，环环相扣，唇齿相依。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审判程序和监督程序为了一个共同的诉讼目标协调运转，各有机能，职能相异但各占其位，既不越位也不懈怠职权。程序齿合化是用来判断监督关系和谐化趋势的程序性指标。其三，效率最大化。一方面，有了检察监督，更增添了一份程序推动力，程序惰性受到了遏制，同时程序资源也能够获得最佳调动；另一方面，有了检察监督，司法的错误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效率最大化构成了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的结果性指标。
九、监督效应的规模化趋势
目前检察监督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与个案监督不尽相同的类案监督。类案监督具有全局性、规模性、政策形成性和效率性等特征。类案监督是个案监督的高级形态，个案监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自然产生类案监督的需求。类案监督不仅需要更高的检察监督能力，而且还将产生更加多元的监督效能，并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更加强调检察监督的能动作用，因而类案监督更加契合检察监督的时代使命，具有较强的发展潜能。
十、监督资源的一体化趋势
督察制度篇4
论文关键词 检察监督 介入范围 重建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法律制度。 它对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司法的权威公正意义重大，是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人民民主的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
一、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也日益增强，当事人私权越来越受到尊重，政治文明也要求从高度的集权到尊重平衡各方面利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民事法律法规又不具前瞻性，于是实践中种种粗陋与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1.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立法的不完善使得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少具体法律理论和立法思想的支持，规定的原则化、抽象化使具体监督程序无法可依，造成实际操作的混乱。
2.监督方式单一，很难达到预想的监督效果。民诉法仅规定民事检察监督职能以抗诉方式进行，而抗诉只是事后监督，检察机关对立案、审判等事前事中环节无法监督。且事后监督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缺乏法律监督措施和手段的辅助，严重阻碍了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进行。新民诉法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而对于未生效的错误裁判，检察机关则无权提起抗诉。对财产保全的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等也因无立法依据即使确有错误也无法监督。
3.法院接受监督意识不够，法检两家沟通不畅。由于我国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主动受监督意识差，法检两家站在不同的角度沟通少、协作差。
4.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不足。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监督面过于狭窄，仅靠事后监督难以收到很好效果。法律规定中的法律监督含义不明确、职责不具体，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缺少明朗性。行政机关的介入，使检察监督多少掺杂了外界因素的干扰，难免影响检察监督质量。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必要性及介入范围的探讨
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给予了广泛关注，对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及介入范围产生了分歧：
1.取消说。认为应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把当事人申请作为发动再审的唯一途径。因为检察院提起抗诉违反法理，与属于私法的民事诉讼性质特点不符，与处分权原则相抵触。检察机关介入会导致审判独立受到损害，加之检察机关的公权性质，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性。
2.限制说。认为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民事检察监督应限于公共利益范围，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应有权提起抗诉，参加诉讼和发动再审，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则不能发动再审，更不能提起和参加诉讼。
3.加强完善说。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在现阶段不仅不能取消，反而要进一步加强完善，使其在程序上更具合理性、时效性。检察机关抗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审判监督，具有当事人申请无法比拟的作用，它与处分权并不冲突。检察机关应按民诉法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还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和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且有对重要民事诉讼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利和涉及国有资产权益、社会公益案件的起诉权。
针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首先，笔者不赞成取消说，理由是：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是高度成熟完善的前提下，不能取消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第一，司法独立并不排斥接受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并不是为了干涉损害司法独立，而是更深层次的保护司法独立，维护司法的尊严和权威。况且，它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制约并不妨碍实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目前法院处于审判活动的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如果再取消检查监督，那么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司法的腐败。司法要兼顾公正和效率，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的独立是相对的，应建立在制度完善设计的基础上，现阶段没有可供施行的环境。第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处分原则并不抵触。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和处置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原则。当事人可以选择是否提起上诉、对生效裁判是否申请再审。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抗诉多是由当事人申请再审引起的，所以检查监督与处分原则并不矛盾。第三，检察机关抗诉只是引起再审的一种方式，检察机关并不充当当事人参与诉讼，所以不会动摇平等对抗性。也不支持限制说。限制说认为检察机关的公权性质决定了民事检察监督不能适用于普通的民事案件，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检查监督是为了防止司法腐败对私权的侵害，是对私权的保护。法院也是公权力，只有通过公权对公权的制约才能保护私权利益。至于其主张的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限定于公共利益就更不认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参加诉讼和发动再审，这无疑是将检察机关推入两难境地，既要充当案件的当事人，又要充当案件的监督者。相当于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这样一来，法律制度的监督环节会出现空置现象。检察机关自身的特殊地位也使其不能与对方当事人形成平等的对峙，必然引起诉讼中平衡机制的倾斜。自己监督自己亦会成为法律设计的笑话，有损司法的权威和尊严。
相对于对前两种观点的完全否决，笔者认为加强完善说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充当涉及国有资产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公共利益案件诉讼人的角色是不合理的，理由前面在反驳限制说时已经陈述，在此不再赘言。国有资产权益案件应有专门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代为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案件应由负责日常管理的相关部门代为诉讼，而不是由不具备专业知识与职责的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加强完善说的合理性体现在其对检察监督加强完善，使其在程序上更加合理完善。笔者认为民事检察监督应扩展到从立案到执行的全过程，而且应包括对财产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等民事调解等的监督。由于法律本身不具有前瞻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规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漏洞和空白，加之个别法院、法官的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使得现阶段法院的司法公信力还不高。如果将监督范围扩大到审判活动整个过程则会使案件的审理因全程有监督而公正透明（检察监督建立在不干预审判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不参与诉讼活动）。执行难是司法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实践中确实存在个别执行人员与当事人一方勾结，迫使对方当事人和解或执行人员服从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致使当事人利益受到侵害和司法权威遭到损害。如果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扩展到执行环节，将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和司法权威做出很大贡献。保全裁定一般仅需债权人一方的申请和对事实理由的释明，无需言辞辩论就可作出。如果法院调查工作不到位，很有可能造成债务人的损失。对先予执行的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虽然当事人不服可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是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相当于法院自己检查自己，起不到很好的监督作用。且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的权益就更没了保障。调解生效后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而审判实务中调解多是由法院主动征求意见开始的，再加上其他一些外部因素，当事人被迫同意调解的情况时有发生，错误调解就更使当事人苦不堪言了。如果检察监督的能贯穿到这些角落，那这些地方将会少些阴暗多些正义与公平。
三、重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对策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重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想取得成功，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加快完善我国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进行修订完善，把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权限、程序等明确细化进法律。
二是法检两院加强沟通与协作。在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下真诚合作，积极实践，尽快制定出双方一致遵守的操作程序，实现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程序的法定化、规范化，使得司法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法检两家的合作是做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关键所在。
督察制度篇5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价值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价值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1］。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价值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谈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价值，无疑也是要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与否出发。易言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其功能如何。学界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价值的观点中，虽然肯定者居多，但也有否定者，如：有人认为，法院已经或正在法院系统中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执行新体制和新观念，检察机关无需亦无必要进行执行监督［2］。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当前中国司法制度完善和实现司法公正与宪法和法律统一实施的需要，虽然，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单列条款明确具体化，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价值。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价值
（一）民事执行现状的需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明确规定了在执行程序中高级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和指导，并明确了监督的具体方式，即“高级人民法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错误的执行裁定、执行行为进行纠正或直接下达裁定、决定予以纠正。”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12日还颁布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试行）》，规定对执行人员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的行为应给予纪律处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执行乱”问题，但“难执行”和“乱执行”的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尽管存在诸如执行权的分置不够合理、执行程序规范不够完备等客观原因，人为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执行乱”的基本表现，或为有法不依，或为规避法律，或为，或为怠惰失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执行阶段任意作出裁定变更或停止原生效裁判的执行。执行是对原生效裁判的实际兑现，通常是照章执行，不得随意裁定变更，只有出现了法定情形，才能裁定予以变更或中止、终结，否则就是违法的。如裁定变更被执行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造成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裁定中止、终结执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应得利益等。
2.执行不及时。有的申请人及时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但执行人员没有马上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使被执行人得以转移财产，造成无法执行；有时执行人员无限制地延长执行期限，不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作相应的处理，未能及时给执行申请人一个明确答复。
3.一些执行人员片面追求结案率，过份迁就照顾被执行人意见，不按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内容执行，而是一味要求申请人放弃某项权利，迫使其违心地与被执行人达成改变裁判内容的执行和解协议。
4.个别法院在执行工作中碰到阻力，便拘留“被执行人”促使其执行；某些法院违背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任意扣押案外人财产［3］。
5.徇私枉法，借合法执行侵占当事人财产。常见的有不按照拍卖、变卖的有关规定低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物，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利益；违反法律规定自己购买或托人变相购买低价拍卖、变卖的财物；被执行人己提供担保申请暂缓执行的，仍强制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财产；对已执行的财产截留、侵占、不交付或不足额交付申请执行人，甚至同时坐享当事人双方讼争之利［4］。此外，还存在随意收取执行费、执行方法简单、作风蛮横、执行力度不均衡、以当事人的关系亲疏、地位高低考虑执行力度等现象。
对于因职业道德原因，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执行乱”问题，当然应通过加强监督进行解决；对于因业务素质低下而过失造成的“执行乱”问题，除应加强业务培训、调整工作岗位外，也应通过加强监督进行解决。
（二）权力制衡――实现法律正确实施和统一的需要
法律必须统一与正确实施才能实现其目的和价值，徒法不足以自行，法需要人来实施和执行。而就社会哲学层面而论，人类文明社会包蕴着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刻的逻辑悖论：一方面，社会生活由于自身的缺陷内在地要求政治国家运用其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又具有双面功能，它既能为社会公益的实现，社会秩序、公民权利的维护提供强有力的权力保障，又天生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存在破坏社会秩序、腐蚀社会肌体、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就国家司法权而言，同样表现为双重作用：一方面，国家司法权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收集相关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判，同时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司法权可能被不正当行使，收集虚假证据，对案件作出错误的裁判，在诉讼过程中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若想控制权力的扩张，为权力找一个合理的休止界限，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并建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人们在很多时候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也正是适应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的需求而存在。
（三）法院执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现有的法院执行监督机制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仅仅形成的是一种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现行执行程序中执行主体权力过大，执行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手段缺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执行主体既要负责单纯的执行行为，如对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扣押等；又要实施执行救济行为，如对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和解、不予执行、执行异议、执行回转、参与分配等进行审查判断。因此，执行主体既有权处理执行中的程序性问题，也有权处理程序中涉及到的实体性问题，权力过于集中。反之，《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规定却相当缺乏，特别是对于执行主体怠于执行、拒绝执行以及采取的单纯执行行为或执行救济行为不当或违法等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造成损害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执行救济程序作为保障［6］。因此，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执行主体的权力进行控制和监督，特别是外部监督。
2.人民法院对执行程序的自行监督机制不健全，未能实现监督的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程序内部法律监督机制、外部法律监督机制规定不明，而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内部监督。虽然法院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及上级法院对司法执行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但若严格而论，这些监管的性质实际上是行政监督，亦即他们主要是从行政领导、业务指导角度进行，而不是执行监督制度中的职权监督。行政监督与职权监督不同，行政监督是对机关日常运行秩序、纪律的管理和约束，属机关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内容，对违规者进行的是批评、警告等处分。职权监督是对机关权力行使内容的监督，依据权力设置制度规定的制衡机制进行监督，对违法行使职权行为进行撤销、变更等处理［7］。因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院内部监督，主要是行政监督、业务指导。院长、审判委员会、庭长及执行人员等往往由于对行政监督与职权监督理解上的含糊和混淆，在现实中有意或无意、自主或不自主地进行或接受这种被误用或滥用的行政监督、业务指导，而从不顾及或探究职权监督的存在与否。由于这种行政监督与业务指导同样没有法律规范方面的详细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的操作规程，因而其监督效能的施行与发挥，所依之情理成份远远多于法理成份，潜意识的成份远多于理智的成份，呈现很大的任意性、非规范性和软弱性［6］。故实难希望它能发挥很大的效能。退而言之，依法享有执行职权的执行人员，若无视这种监督，有可能令这些监管者陷于尴尬境地。由此可见，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仅仅凭借行政领导监管权限而没有职权监督权限，是难以确保司法公正秩序的实现的。这是司法执行体制及其执行监督制度在机制设置上的巨大隐患，其直接影响了司法实践的操作。
综上，现有的监督体制主要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机制，缺乏透明度。不论是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统一管理的监督机制，还是司法实践中实行的同级法院内部的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分离的监督制约机制，均未在程序上公开化和透明化。同时，“法院的内部监督也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8］。因为“监督从人性角度分析正是对被监督对象失去信任的结果。人性中总有一面是要抵制和逃避监督的，这正是监督的内容，自己监督自己永远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将其用于制度设置更是自欺欺人。”［9］因此，为确保司法公正，《民事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规定民事执行监督为检察监督与内部层级监督的结合。首先，由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强制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执行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将检察监督作为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细化检察监督的具体程序。其次，上级执行机构有权监督下级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执行行为［11］。
(四) 由执行程序的司法地位决定的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必须承担四个任务：（1）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2)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案件；（3）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教育公民自觉地遵守法律。通过这四个任务的完成来实现一个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完成。依此理论，人民法院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裁判文书生效以后，虽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保护，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得以保证，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确认，但法并未得以真正实现。因为，此时案件当事人得到的只是期待利益。期待利益是实际利益的可能性，法律实现的只是“书面的正义”。书面的正义非现实的正义，更高位阶的法的目的还未实现。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生效以后，如果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则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此时法就得以最终实现；但是，如果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在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法的实现只能依靠法院的执行［11］。就整个民事诉讼程序而言执行是最后阶段，审判的目的在于确认民事权利义务，执行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事权利义务，实现之前必先确认，确认之后必求实现。违法执行不仅将诉讼、审判制度建立的公正意义化为乌有，而且造成社会关系新的扭曲，损害法制秩序，使法律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化为泡影。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既要保障执行有法可依，又要保证有法必依。为了实现法律的这种效果，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外部的执行监督权以完善法院执行监督体制是理所当然。
二、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质疑的解答
（一）是否有法律依据
对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人提出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力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对此观点，笔者认为是对法律理解的偏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其法律依据。
1.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
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中，司法权被界定为法院的审判权，因此，司法的独立仅仅适用于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法官的活动，且被理解为绝对的独立。而检察权多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不适用于司法独立。但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且一些国家亦愈来愈重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如“法国近期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强化检察官的独立性，鉴于检察官不独立而受政治支配对法国法制所造成损害的教训，法国司法体制正做调整，检察机关将脱离原行政隶属系统而成为依法独立办案机关。”［12］许多学者已认识到检察权与司法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想公正地实现司法权，公正妥当地行使检察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为要确保司法的独立，必须保证检察权对立法权及其它行政权的独立。”［13］
人民检察院被定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这一设置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列宁认为，应该“使法律监督权从一般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14］我国虽然没有将检察权列为第四种权利，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却被移植过来。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行使国家的行政、检察、审判权力。它们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西方，司法机关就是法院的代名词，因此其司法权是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在我国，司法权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之分，按照广义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劳改机关等都是行使一定司法权的司法机关。而按照狭义说，司法权一般指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15］。这种观点被称为“二元权力说”，属于我国的主流观点［16］，并且得到了党和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这种二元司法体制的特点是：首先，在进行司法工作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整体的司法机关实行一体化；其次，他们根据宪法的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相互平等，都没有超越对方的权力，都向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再次，审判权和检察权各司其职，审判权负责作出裁判，是一种实施法律的权力，检察权负责进行监督，是一种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两者相互制衡，共同完成司法权的行使。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和执行。为体现维护国家法制尊严以及公权对私权予以保护和救济的精神，在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同时，并未对监督的范围予以限制，民事执行活动作为法院的司法活动当然应该属于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范围。
2.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诉讼法依据
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作了相应的规定，只是具体内容有所差异。《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其监督的范围贯穿于刑事侦查、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刑事、行政诉讼法那样明确，只是在总则第一章（任务、使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在分则第185条规定了监督的范围和方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正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理论和实践中的分歧。
在理论界，有人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应当实行全方位监督。从监督的对象看，应及于全部诉讼主体，既要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又要监督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从诉讼过程看，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应当包括从前到裁判后。即：前对当事人不行使诉权的处分行为是否得当进行监督；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是否滥用诉讼权利，是否拒不履行诉讼义务，对法院是否严格遵守程序规范，认定事实是否有依据，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审判人员有无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实行监督；裁判作出后对裁判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有错误实行监督；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法院执行人员执行中有无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这被称为“全面监督说”［17］。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不能进行全面监督，被称为“有限监督说”。具体又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作出的所有生效判决和裁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只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作出的某些裁判，不包括执行程序中的裁判，并且还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应当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不但对审判程序中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等裁定不能抗诉，而且对于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或者不宜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裁判，都不能进行抗诉［18］。笔者既不赞成“全面监督说”，也不赞成“有限监督说”，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该对人民法院的所有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监督对象在主体上不包括诉讼当事人，在范围上包括人民法院从受理案件到执行的所有诉讼过程。
实践中，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存在分歧，在抗诉监督范围上尤为明显。最高人民法院自1995年开始屡次用批复的方式对人民检察院对包括执行程序、破产程序在内的生效裁定以及诉讼程序中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的裁定的抗诉权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程序的抗诉权力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范围之外，这不仅违背了宪法的立法精神，同时也违背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原则。理由如下：
（1）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宪法》是“母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对其修改。而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享有的只是对法院在司法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作出解释，对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及《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监督权规定不明，应该由立法机关对其作出立法解释。这两部法律的立法解释权都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权的限制性司法解释违背了立法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渊源的效力等级体系。
（2）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的是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但对其理解不应该限于字面，其应该涵盖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从立法的技术和原则来看，《民事诉讼法》在总则的第1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是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凌驾于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之上，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是从其基本原则中演绎出来的，因此，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应该在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体现。不仅在审判过程，在受理立案和执行阶段人民检察院也应享有监督权。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审判阶段与《民事诉讼法》将检察监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不相符。
（3）《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的“审判活动”是广义的。第一，从法律颁布的历史背景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时实行“审执合一”，《民事诉讼法》对“审判活动”既包括民事审判程序中的审判活动，也包括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活动，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1991年4月2日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曾明确提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6］12江伟教授是参加《民事诉讼法》起草的重要成员，他明确指出：在本条文中，民事审判就是民事诉讼，执行程序就是民事审判程序的延伸，这在起草过程中是有共识的，不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19］。因此，《民事诉讼法》第14条所规定的“审判活动”不应仅仅局限在法院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包括受理、立案、审判、执行等有关内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条确定的民事检察监督原则，审判活动的这些内容都应该纳入检察诉讼监督的范围［20］。第二，就民事执行与民事审判的关系而言，两者都属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的活动，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只不过保护的是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同一权利。第三，从民事执行行为的性质来看，《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民事执行是法院运用司法手段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在执行中执行主体既要实施单纯的执行行为，又要实施执行救济行为，因此，客观地讲，执行行为兼具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两方面的性质［6］12。这正如日本学者竹下守夫所言：“民事执行指的是为了强制地实现民事上(私法上)的权利，或者为了保全其权利而设立的制度及审判程序。”［21］第四，《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该条中的“审判工作”也显然涵盖了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各个方面，此处审判显然指广义上的概念。第五，如果狭义地把“审判活动”理解为仅指审理活动而把民事执行列为检察监督的盲区，不仅违背了立法原意，还会与《民事诉讼法》分则第208条（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第185条（新修改《民诉法》第187条）之规定相矛盾。[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修改)第204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裁定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内涵既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程序也包括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程序，这是不争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该条所述的“裁定”并没有限定是审判阶段的裁判，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执行裁定，故民事执行应属于检察监督权的对象。
（二）职务犯罪侦查、专门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是否必要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和统一实施；确保执行工作中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是解决执行乱问题的基础。
目前，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只有一种，即对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包括执行失职罪和执行罪进行查处。一些法院的同志也主张检察机关只需行使这一权力即可，不应也无须再有其他执行监督措施［2］。
笔者认为，只有查处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一种措施，不足以体现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地位。理由是：
第一，事实证明，查处职务犯罪的单一监督方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无法保障国家法律在执行程序中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第二，执行工作中妨碍国家法律统一和正确实施的表现，有执行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也有执行中的违法、不当行为。查处执行中职务犯罪行为，只能解决因为犯罪而产生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因为违法和不当行为而产生的问题。对于违法和不当行为而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另行设计执行监督措施才能解决。
再者，检察机关未能通过查处执行中的职务犯罪遏制执行之乱，虽有查处不力的原因，但究其根源，还是查处犯罪的监督所针对范围的有限。即使检察机关有案必查，有罪必诉，对于违法和不当的执行行为仍无法进行监督，无法改变执行乱的状况。
第三，现在一些地区检察机关也通过其他方式，如检察建议、检察意见或监督意见、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加强了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但是，因为缺乏明确、详细的制度规定，这些监督实践都是以法院的自觉接受为前提，没有法院的自觉自愿，检察监督就无法开展。因此，必须建立明确有效的监督制度，才能为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提供保障。
三、立法建议
虽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价值勿庸置疑，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必须明确、具体化，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产生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具体明确化。要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基本原则、监督范围、监督方式，同时，要细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果保障机制与具体程序。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完善化，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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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Value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Civil Execution
LIAO Ronghui, PAN Jianming
(Guangzhou People’s Procuratorate, Guangzhou 510623, China)
Abstract:
Value is to inspect the existing significance of the various objects and phenomena if they are able to satisfy the main body’s needs and how they meet the main body’s needs. Whether th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civil execution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decides its existence.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judicatory,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civil execution not only is a necessity, but also shall be reinforced and perfected, which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chaotic situation of civil execution, to supervise the execution, to realize judicial justice, and to guarantee the implement of constitution and law. Although, when revising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 2007, th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civil execution is unclear, its value shall not be ignored.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s about to be amended, the system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f civil execution shall be specified and it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督察制度篇6
(一)检务督察的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对检务督察权做了制度上的安排,为检务督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赋予检务督察有权参与和督察事项有关的会议,并听取汇报,同时要求被督察对象就督察问题作出说明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还规定检务督察有案件资料调阅权,这项权力将大大强化了检务督察工作的力度。同时,为了防止检务督察权滥用而影响检察机关的检察工作正常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检务督察人员在行使检务督察职能时不得干涉被督察对象依法办理案件,因此,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不会因检务督察而受限。
(二)检务督察的必要性
检察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定和保障人权不受非法侵犯,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权上的某种程度限制甚至剥夺,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行使需要法定性和谨慎性。当前,外部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比较薄弱,存在着不足: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如果自身违法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难于被外部监督力量发现和查处。因此,在检察工作体制内部建立完善特殊的监督机制是国家法律完善和司法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检察体制不断发展健全完善的必然,能更好地促进公民权益受保护和促使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2005年,响应党中央对司法改革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检务督察工作制度的目标,经过各级检察机关的多年实践,取得了有效成果。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从各级检察机关建立完善检务督察制度的实践来看,检务督察就是检察机关内部成立专门部门对检察人员依法行使法律职权的情况进行的监督检>:请记住我站域名/
二、当前检务督察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现行检务督察法律法规不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六条”要求的规定》、《九条硬性规定》等一批检察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但是,具体如何遵守、如何操作的程序规范细则没有制定出台,导致目前有限的内部监督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监督制度过于原则、笼统;就事论事性制度多,程序性制度少;定性的规定多,定量的规定少。监督制度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实践中的监督活动带来操作障碍,如《关于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六条”要求的规定》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等制度,就缺乏有效的实施办法。制度的粗、空、虚,必然导致制度约束力的软弱,其约束作用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二)现行检务督察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检务督察机构及其职能缺乏独立性和保障性。当前,按照现行的检察工作体制,检务督察机构和权限往往在被监督者的领导下,监督活动缺乏中立性,同时又受控于被监督者。二是广大检察工作人员存在重业务、重发展,轻监督管理的思想。表现在执法规范、廉洁、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等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到位,检察干警违法违纪惩处力度小等现象,大大减弱了监督的效果和权威性。
(三)现行的监督督察工作形式化
近几年,为了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各级检察机关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检察人员廉洁自律、九条“卡死”的硬性规定、财务监督以及“一案三卡”等监督检查制度。部分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对检务督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实践中存在督促落实不够、缺乏有力执行以及落实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三、建立完善检务督察制度
(一)检务督察的基本内容
1.对检察工作效能的督察
这主要是对各项部署的检察工作督促和落实情况、日常上班考勤、着装、保障等行政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2.对办案情况的督察
针对执法办案中常出、易出问题的岗位和阶段,如审查批捕和审查的情况、落实办案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初查和立案的情况、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扣押和返还赃款的情况、对办案区管理等情况进行常态督察,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安全。
3.对重大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察
检察工作中,少数检察人员对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贯彻落实不够积极,执行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不够到位,特别是在遵守落实相关制度上不够坚决,没有完全做到令行禁止。检务督察活动就是要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保证检令畅通。
4.对检察纪律作风建设情况的督察
主要督察对来访群众和案件相关人态度是否粗暴、摆架子、冷硬横推的问题,是否违反警车使用管理条例开霸道车、特权车,滥用警械等问题。
5.对实施党风廉政责任情况的督察
一是督察“一案三卡”实施情况和干警执法档案建立情况;二是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活动进行督察,主要督察警车私用、穿检察制服任意出入娱乐场所、吃拿卡要、酗酒滋事等问题,有效地保障干警廉洁从检,密切了检民关系。
(二)检务督察的重点内容
1.围绕检察中心,积极开展执法办案督察
一是强化案件质量督察。以案件质量督察为切入点,督察执法办案过程中审查案件是否不细致、调取证据是否不规范、书引用法律条款是否不准确、公诉词论理是否不充分,法律文书制作质量是否不高等问题。 二是强化落实《检察业务工作流程》的督察。把执法办案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作为督察点,以抓好督察点的督察来促进工作流程的实施,防止办案的随意性和案件流失。三是开展执法办案现场督察。如在公诉、自侦、监所等部门开展庭审督察、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督察,对公诉人不注意出庭形象、庭审效果不好等问题,及时向所在部门反馈,督促加以改进;开展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监督,确保搜查扣押规范有序。
2.解决突出问题,集中力量开展专项 督察
一是对扣押冻结款物工作开展专项督察。对办案部门扣押冻结款物的扣押冻结程序、数量、处理等情况进行督察,杜绝因涉案赃证物而出现严重违纪的现象。二是对案卷归档工作开展专项督察。督促相关业务部门加大归档工作力度,督察是否规范案件装订、是否按规定把档案及时入库等问题,确保档案不丢失、不泄密。三是加强控申、接访工作专项督察。针对各种节假日,政治敏感性强,上访、闹访人员多等问题,组织督察人员重点对控申接待来信来访制度落实是否到位,是否认真做好对当事人的答复和息诉工作,是否依法正当地化解纠纷和矛盾等进行督察。
(三)检务督察工作部门的建立
1.成立检务督察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检务督察办公室
检务督察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职责是对各内设机构工作情况、落实年初制订计划情况进行督察;对本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进行分解立项,拟定督察方案,进行跟踪督察,对落实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作出阶段性的评估,向领导小组进行综合反馈;对上级检察机关交办并要求上报结果的事项,提出拟办意见、承办部门和完成时限,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后,交承办部门办理;对检务督察领导小组成员、检务督察办公室安排的督察事项和各督察组申请的督察事项进行审查,提出拟办意见、承办部门和完成时限,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后,交承办部门办理;对各内设机构办理督察事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2.检务督察办公室工作再分业务督察、纪律作风督察、检务保障督察三项督察工作
业务督察由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承担对本院办理的案件进行专项检查、个案抽查,提出案件质量评估报告;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办案制度遵守情况进行督察;发现违规办案、或者有应当追究错案责任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等职责。纪律作风督察由政工、监察部门负责,主要承担对本院领导班子建设情况、招录检察人员、任命检察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本院教育培训、岗位练兵和文化、专业结构是否达到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对本院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干警违法违纪行为查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办理人大交办事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职责。检务保障督察由办公室、技术部门负责,办公室对公用经费保障情况、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情况、器材设备配备、业务用车情况进行督察;技术部门对局域网、专线网和计算机终端等信息化硬件建设、应用信息化手段管理业务、队伍和各项工作情况进行督察等
(四)检务督察运行机制的建立
1.逐步建立检察人员执法、荣誉、廉政档案
按照“一人一档、一案一登、统一管理、分级建档”的原则,结合各执法办案部门的不同情况,开始分批分期逐步建立档案。把督察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为干部的考核、奖惩、晋升提供科学全面的依据,切实避免纠错少评优多,奖优罚劣不明确。
2.设立检务督察联络员
在各内设机构设立一名检务督察联络员,通过发挥检务督察联络员的优势作用,充分延伸和拓宽检务督察工作的范围和加强检务督察的力度,主动了解掌握办案部门工作情况,积极强化与业务部门的沟通配合。
3.建立定期的检务督察沟通协调机制
定期与不定期收[转自]集掌握的各业务部门执法办案等方面情况,主动与业务部门沟通联系,适时召开检务督察情况通报会议进行反馈和分析研究,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4.丰富检务督察的形式
督察制度篇7
【摘要】为了防止侦查机关侦查权力的滥用，设立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健全法制就要先从基本做起，从侦查制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完善它，不仅是从立法上还有实践上的问题，旨在能够让侦查监督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
【关键词】侦查权力 人民检察院
一、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制度
（一）侦查监督制度的概念和内容
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实这边的侦查机关不仅仅包括公安局，还有某种情况下同样行使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和人民检察院的自侦部门。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有规定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具体办案中所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以及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所谓调查取证工作是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等。适用强制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行使侦查监督的权利，但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却具体规定了什么样的情况。凡是有以下情况的，人民检察院都要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发现和纠正这些违法情况。
（二）侦查监督制度的作用
侦查监督制度的作用主要是在两方面，第一点就是权利制约。就像公检法三个部门，职能不同却又互相制约，这样可以保证独立办公最小化的减轻腐败。而且，有了侦查监督这项制度，人权也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证，侦查有了监督之后，公权力不会滥用，而且，相互制约的机关可以阻止，受到侵犯的受害人也可以提出意见，最大程度上能够保证侦查过程的公平。“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所以，为了保护处于较弱地位的人们，必须赋予相同的公权力进行监督。而且，中间过程中权利的运用也会是透明的，减少了滋生腐败的可能，这就是第二点。和职务犯罪一直是我国打击的重点，基层职能部门更是因为远x权力中心而肆无忌惮，所以，在侦查过程中，从源头上进行遏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侦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检察院监督的权利缺少系统的保障，缺乏刚性监督。首先，在立案方面，对公安机关拒不执行检察机关的监督时，虽然检察机关可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协调同级公安机关处理，但并没有明确怎样处理，而且原监督的机关也没有对公安机关直接的处分权，这不仅降低了监督的权威性，而且也体现了监督的软弱性。其次，在强制措施方面，检察机关虽然有权对公安机关违法适应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但对这些侦查监督的手段一般都只是停留在口头建议、纠正通知书等一些没有实质力量的权力，且检察机关只有对当时侦查中出现的错误的纠正权，并不具备对违法侦巳嗽钡拇χ萌āT谙质抵校不被接受侦查的时候检察机关最多能干的事就是纠正违法通知书，口头通知。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2）检察部门的事后监督起不了大作用。在侦查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侦查部门一手包办，检察部门基本上是无法在侦查部门侦查时进行监督的，因为侦查的过程复杂且多变，不可能时时跟着。即使真的有什么违法的方面，却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而且，侦查部门移交的案件文书中，肯定都会美化自己的侦查经过，即使是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也不会呈现在文书上。所以，检察部门除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和审查批捕的程序可以进行监督之外，剩下的可能性就是群众举报了，但是群众举报是一种被动的方式，且有其滞后性。
三、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1）强化侦查监督的法律效力。侦查监督之所以不能完全实践是因为没有强力的法律后盾，“法律的力量在于惩罚，如果惩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此惩罚只是对法律的一种附加的谴责。”所以，为了遏制侦查机关可能的肆意妄为，，必须让侦查监督真正的起作用，要增加侦查监督中检察机关的权利。让侦查机关的权利系统化，有一套独立的体系，比如说如果侦查机关拒绝被监督，不能只是两个部门在一起协调或者口头通知，而是要申报并且说明理由，如果理由不充分的话检察机关可以拒绝并依然提供监督。有了法律做保障，腰杆挺直后才能做实事，或者可以在侦查部门侦查的时候规定要监督的次数，或者让侦查部门及时上报当段时间的任务以及情况，对于错误的可以监督其改正，坚持不改的可以上报是否惩罚，以便及时掌握侦查部门的动态，而且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督。
（2）建立系统的侦查监督机制，上面第一点也提到了要强化侦察监督的权利，但仅仅是增强权利还不够，因为保证了侦查权利的不滥用，但并不能保证监督机关的权利不滥用。所以要保证两方的公平和公开就必须建立系统的侦查监督机制，从开始如何申请，到中途如何进行监督事宜到最后结束时是怎样都要做好细致的系统安排，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就必要明确时间，方式，顺序等因素，而且为了能够让其有可操作性，违反侦察或监督程序都必须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侦查机关收到纠正通知书书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没有异议即生效，若还不满意的话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复议期间此通知书依然有效，复议结束或维持原行为或可改变。
参考文献：
[1]顾潇燕.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2013.
[2]黄春江.论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D].云南大学，2015.
[3]王学成.论侦查监督[J].法律科学，2002，（03）.
[4]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J].政法论坛，2000，（06）.
督察制度篇8
(一)检务督察的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对检务督察权做了制度上的安排,为检务督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赋予检务督察有权参与和督察事项有关的会议,并听取汇报,同时要求被督察对象就督察问题作出说明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还规定检务督察有案件资料调阅权,这项权力将大大强化了检务督察工作的力度。同时,为了防止检务督察权滥用而影响检察机关的检察工作正常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检务督察人员在行使检务督察职能时不得干涉被督察对象依法办理案件,因此,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不会因检务督察而受限。
(二)检务督察的必要性
检察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定和保障人权不受非法侵犯,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权上的某种程度限制甚至剥夺,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行使需要法定性和谨慎性。当前,外部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比较薄弱,存在着不足: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如果自身违法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难于被外部监督力量发现和查处。因此,在检察工作体制内部建立完善特殊的监督机制是国家法律完善和司法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检察体制不断发展健全完善的必然,能更好地促进公民权益受保护和促使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2005年,响应党中央对司法改革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检务督察工作制度的目标,经过各级检察机关的多年实践,取得了有效成果。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从各级检察机关建立完善检务督察制度的实践来看,检务督察就是检察机关内部成立专门部门对检察人员依法行使法律职权的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检务督察制度就是检务督察活动的性质定位、机构建立、运行机制完善的有机结合。
二、当前检务督察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现行检务督察法律法规不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六条”要求的规定》、《九条硬性规定》等一批检察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但是,具体如何遵守、如何操作的程序规范细则没有制定出台,导致目前有限的内部监督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主要体现在监督制度过于原则、笼统;就事论事性制度多,程序性制度少;定性的规定多,定量的规定少。监督制度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实践中的监督活动带来操作障碍,如《关于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执行“六条”要求的规定》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等制度,就缺乏有效的实施办法。制度的粗、空、虚,必然导致制度约束力的软弱,其约束作用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二)现行检务督察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检务督察机构及其职能缺乏独立性和保障性。当前,按照现行的检察工作体制,检务督察机构和权限往往在被监督者的领导下,监督活动缺乏中立性,同时又受控于被监督者。二是广大检察工作人员存在重业务、重发展,轻监督管理的思想。表现在执法规范、廉洁、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等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到位,检察干警违法违纪惩处力度小等现象,大大减弱了监督的效果和权威性。
(三)现行的监督督察工作形式化
近几年,为了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各级检察机关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检察人员廉洁自律、九条“卡死”的硬性规定、财务监督以及“一案三卡”等监督检查制度。部分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对检务督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实践中存在督促落实不够、缺乏有力执行以及落实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三、建立完善检务督察制度
(一)检务督察的基本内容
1.对检察工作效能的督察
这主要是对各项部署的检察工作督促和落实情况、日常上班考勤、着装、保障等行政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2.对办案情况的督察
针对执法办案中常出、易出问题的岗位和阶段,如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情况、落实办案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初查和立案的情况、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扣押和返还赃款的情况、对办案区管理等情况进行常态督察,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安全。
3.对重大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察
检察工作中,少数检察人员对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贯彻落实不够积极,执行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不够到位,特别是在遵守落实相关制度上不够坚决,没有完全做到令行禁止。检务督察活动就是要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保证检令畅通。
4.对检察纪律作风建设情况的督察
主要督察对来访群众和案件相关人态度是否粗暴、摆架子、冷硬横推的问题,是否违反警车使用管理条例开霸道车、特权车,滥用警械等问题。
5.对实施党风廉政责任情况的督察
一是督察“一案三卡”实施情况和干警执法档案建立情况;二是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活动进行督察,主要督察警车私用、穿检察制服任意出入娱乐场所、吃拿卡要、酗酒滋事等问题,有效地保障干警廉洁从检,密切了检民关系。
(二)检务督察的重点内容
1.围绕检察中心,积极开展执法办案督察
一是强化案件质量督察。以案件质量督察为切入点,督察执法办案过程中审查案件是否不细致、调取证据是否不规范、起诉书引用法律条款是否不准确、公诉词论理是否不充分,法律文书制作质量是否不高等问题。 二是强化落实《检察业务工作流程》的督察。把执法办案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作为督察点,以抓好督察点的督察来促进工作流程的实施,防止办案的随意性和案件流失。三是开展执法办案现场督察。如在公诉、自侦、监所等部门开展庭审督察、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督察,对公诉人不注意出庭形象、庭审效果不好等问题,及时向所在部门反馈,督促加以改进;开展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监督,确保搜查扣押规范有序。
2.解决突出问题,集中力量开展专项督察
一是对扣押冻结款物工作开展专项督察。对办案部门扣押冻结款物的扣押冻结程序、数量、处理等情况进行督察,杜绝因涉案赃证物而出现严重违纪的现象。二是对案卷归档工作开展专项督察。督促相关业务部门加大归档工作力度,督察是否规范案件装订、是否按规定把档案及时入库等问题,确保档案不丢失、不泄密。三是加强控申信访、接访工作专项督察。针对各种节假日,政治敏感性强,上访、闹访人员多等问题,组织督察人员重点对控申接待来信来访制度落实是否到位,是否认真做好对当事人的答复和息诉工作,是否依法正当地化解纠纷和矛盾等进行督察。
(三)检务督察工作部门的建立
1.成立检务督察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检务督察办公室
检务督察办公室设在纪检监察部门,主要职责是对各内设机构工作情况、落实年初制订计划情况进行督察;对本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进行分解立项,拟定督察方案,进行跟踪督察,对落实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作出阶段性的评估,向领导小组进行综合反馈;对上级检察机关交办并要求上报结果的事项,提出拟办意见、承办部门和完成时限,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后,交承办部门办理;对检务督察领导小组成员、检务督察办公室安排的督察事项和各督察组申请的督察事项进行审查,提出拟办意见、承办部门和完成时限,经领导小组组长审批后,交承办部门办理;对各内设机构办理督察事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2.检务督察办公室工作再分业务督察、纪律作风督察、检务保障督察三项督察工作
业务督察由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承担对本院办理的案件进行专项检查、个案抽查,提出案件质量评估报告;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办案制度遵守情况进行督察;发现违规办案、徇私舞弊或者有应当追究错案责任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等职责。纪律作风督察由政工、监察部门负责,主要承担对本院领导班子建设情况、招录检察人员、任命检察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本院教育培训、岗位练兵和文化、专业结构是否达到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对本院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干警违法违纪行为查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办理人大交办事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职责。检务保障督察由办公室、技术部门负责,办公室对公用经费保障情况、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情况、器材设备配备、业务用车情况进行督察;技术部门对局域网、专线网和计算机终端等信息化硬件建设、应用信息化手段管理业务、队伍和各项工作情况进行督察等
(四)检务督察运行机制的建立
1.逐步建立检察人员执法、荣誉、廉政档案
按照“一人一档、一案一登、统一管理、分级建档”的原则,结合各执法办案部门的不同情况,开始分批分期逐步建立档案。把督察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为干部的考核、奖惩、晋升提供科学全面的依据,切实避免纠错少评优多,奖优罚劣不明确。
2.设立检务督察联络员
在各内设机构设立一名检务督察联络员,通过发挥检务督察联络员的优势作用,充分延伸和拓宽检务督察工作的范围和加强检务督察的力度,主动了解掌握办案部门工作情况,积极强化与业务部门的沟通配合。
3.建立定期的检务督察沟通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