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4 14:47:04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
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
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
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
他喜欢跳舞的女人
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
他说，她们会，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
还总是蒙着脸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原载《诗刊》2014年第9期下半月刊）
余秀华出生于1976年，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余秀华从2009年开始写诗，有《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多首，被《诗刊》微信号后而被热烈转发，人们惊艳于她的天赋和诗歌的质朴滚烫、直击人心。2015年1月，出版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2015年1月28日，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能够读到的余秀华的诗歌里，《我养的狗，叫小巫》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也是我认为是她的代表作之一的一首。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诗人不幸的生活处境和不屈的顽强心理：诗人将疼痛的“惊涛骇浪”寓于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之中，成功地表达了苦难人生的真实体验，能让读者扼腕长叹，悄然落泪。
全诗六小节，共18行。第一小节是诗歌叙事的引子，一个“跛”字，极其简洁地写出了诗人外在的生理特征：命运多舛，行走不便。“它跟着”，表明狗对主人的忠实。“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诗人运用质朴的农村意象，既实写外出的目的，又为读者铺设了一条通向心灵的诗歌路径。“外婆”，是扎根在诗人内心的亲人，承载着被人疼爱的温馨美好记忆。第二小节直接写小狗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凄凉与慰藉：在自己跌倒受伤的不幸遭遇中，搀扶抚慰的竟然是一条相依为命的名叫“小巫”的狗，只有它忠实地陪伴“我”，照顾“我”，为“我”“舔干净”手上的血迹。“它摇着尾巴”，表现了狗的乖巧可爱，也写出了狗通人性。
第三、五小节是诗人对痛苦婚姻的回忆。面对一个残疾的女人，男人嫌弃她，在外边喝酒，跳舞，找女人;还“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嫌她不，不能满足自己欲望。总之就是糟践她，欺负她，不把她当人看。而“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我”是如此的关切和怜爱。“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表面上是说“他”不能使“我”屈服，实际上是表现“我”这个残疾弱女子面对苦难的命运和强势的暴虐的无所畏惧和习以为常，以此可见诗人内心的无比强大。
第四小节安插在第三、五小节之间，是诗人意识的自然流动，也彰显了狗对人的感恩。“一声不吭”，是对上一小节的承接与转换，“快乐地叫着”，是对小狗获得主人赏赐而满足的真实写照。可“他”呢？这样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小节，“他”在获取“我”肉体时不仅不满足，而且还毒打我。在这里，“小巫”的有情与“他”的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暗示“他”连一条狗都不如。
第六小节是诗歌的结尾部分，“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与开头相呼应。诗人想到外婆家找外婆倾诉人生的苦难和诸多不平之事，但“她已死去多年”，诗人连一个倾听的对象都没有，哪里还能寻求呵护和安慰？其孤独无助之感可想而知。“才想起”，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独具匠心，隐含着丰富的诗歌意蕴和语言张力。
这首诗语言质朴无华，简洁有力，在平静舒缓的叙述中展示人生的雨雪雷电。余秀华的诗歌大体都有这些特点，她的诗风日趋成熟，诗艺也非同一般。她根植于乡村的泥土和生活的底层，真实地抒写不幸人生的独特体验，视角向内，用自己的慧眼瞄准俗世生活，用自己的心灵体察世态炎凉。《诗刊》编辑刘年说：“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
余秀华出现以后，有褒之者说她是诗歌的天才，是诗坛的奇迹，是当今中国的艾米莉・迪金森，比北岛的诗写得好;有贬之者说她是泼妇、怨妇，说她的诗歌是“体”。我觉得这都不对，不够冷静和客观，我们既不能捧杀她，也不能棒杀她，而应该热情地帮助她，健康成长，不断进步。余秀华是个极不简单的女诗人，身残志坚，坚持写诗10多年，诗歌触觉敏感而新颖，真实接地气，成绩卓著。余秀华的走红，是多种效应的叠加。面对媒体的炒作，余秀华表现得十分清醒，没有在这场众声喧闹的狂欢面前失去警觉。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她以“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机智地予以回应。她热爱诗歌，诗歌已经成为她抵抗现实或逃避现实的一种武器，犹如支撑她摇摇晃晃人生的一根拐杖。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呵护她，使她畅游在诗歌王国和想象世界里，而不应该使她在说三道四的纷扰中迷失方向。
可是，当你在李洁先生的《文武北洋》中，重新认识他们时会感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就会发现他们本人的一些做法，甚至是包括一些误解，本身实际上是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因为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北洋人物，有了太多的人为色彩，而且在这些色彩里，也同时有了太多政治目的，并且受到了历史的局限所限和困扰。使得这些人物因为过于神秘，或是多用了丑化的方式来遮敝劳些人性的真实，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但是我们在走进这些人物之后就会发现，即使是现在重新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这些人物依然是有“现代意义”的。
提出所谓的政治生态这样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种特意的张扬，而是感到这些人物，其实在历史面前自己虽说也是一个人物，但是在历史面前，他们同样是软弱的，甚至是连自己的命运也是无法把握的。
通过传统的教科书，对北洋政府的历史人们知道不会很多，而且在人们的习惯于按照以往已经成为定论的认识，对于北洋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过在清政府垮台、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在民国政府迁都北京之后，中央政权便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并且一直延续到1928年。
这个政府我们一般叫做“北洋政府”。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的局面，是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是在这一时期，除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短暂时期之外，中国依然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但是，这也是一个政府不断更替的时代。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北洋人物的命运，也是和当时的社会具体现实无法分离的。但是，这一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政府，不过是军阀进行专制独裁和维护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工具。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使得社会得到发展。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认识前提下来了解这段历史，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了解，才能真正使我们认识这些北洋人物。
不过如何认识这些人物，是否应该不应该对这些人物保持应有的敬意，或是可观公正的评价这些人物也，的确是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我们觉着已经成为定论的事情，其实不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这些被人们诅咒或是批判的一文不文的人物，竟然会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比如，对于袁世凯他一生骂名累累，我们是否可以公正的评论他，以及在最为国人所垢病的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问题，能否让他得到合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了后路的解释，他所批准的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尽管也非他的意愿，据和他一起参与此事的曹汝霖撰写的回忆录时，我们知道了这卖国所卖是有其原因的。可是，这样的推脱是不能推脱掉的。
在签约之前，袁大总统在日本人留下的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荒唐荒唐！实堪痛恨！而日本人为了达到目的，其实以及对谈判进行了三十多次而没有结果已经不耐烦了。而且假如不与日本签约中国则不可避免的陷入战争。袁在答应日的条件，那也是我们能够保持国家的存在而不至于亡国为前提的。在当时签约的时候，他也是流下眼泪的。所以总书中作者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从年轻时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都是生活在日本人欺凌之下的，没有一个大丈夫是愿意如此苟活的。而且在他离世之前，是他的死去会让日本人少了一个大敌。他对字句的这个评价，的确是和后人的定位差距太大。不过即使他有字句的难处，但是他的政府以及所有参加谈判签约的人依旧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
而且他的帝王情结，倒行逆施的作大中国的皇帝梦，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已经让在此之前他的多少英名统统成为泡影。
他所得到的“窃国大盗”、“乱世奸雄”、“独夫民贼”以及“骨朽人间骂未销”的下场，却成为令后世齿冷的历史跳梁小丑。
而假如他的人生在驻守朝鲜的时候就终结的侯，那么，他的那现富有传奇的经历，也说不定会成为有声有色的戏文。
比如，我们知道了那个张作霖，他是在皇姑屯被日本人所炸死。他是作为一个土匪、一个东北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可是，我们是不会想到作者对他的评价是用了 如此可观的评价。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年代的民间枭雄， 这是一个有别于其它军阀的元帅，而在北洋使得的政治舞台上，他也是最后出场的人物。而且过去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有什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的评价。而在实际生，他在东北百姓的“口杯”却不错，而且曾经是北洋政府元首的张作霖，他的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的就是害怕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所以当作者来到大帅府的时候，看到这里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时候感到没有丑化这位东北王的时候，的确是感到了有些意外。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当这位美国人回到美国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在一个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自然，对于这样的评论如果我们一般人不研究北洋的历史是不会得知的，而这些评论显然是有他本人的好恶的。可是 ，假如我们还知道他曾经还帮助过孙中山、资助过十万大洋和五千支枪之后，也许一些看法是会有不同的。
当然了作为一个屠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的“刽子手”，他的罪责也是不能被涂抹干净的。
比如:对于吴佩孚的评价，说是“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就是表现出了历史的本来的真实面目，也许，并不是需要我们这些平面百姓所知道的－－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理念中的非百姓情结的东西。
吴佩孚他是一位真正有点儒将意思的军阀，而且他在当年受到张作霖的戏弄之后，立志一定要让这个“胡子”，看看自己能耐得到心思，也正说明了这位人物的心机。
而这一点也达到了，因为几年（1926年）在张入住中南海后，却不得不邀直奉战争中的死对头，现在的合作伙伴来京共商国是。
而且吴佩孚来说。他似乎对于自己的所谓的“学者军阀”的这一称呼也是默认的。对于文人执掌军队的人士来说，在中国的历史生也是不乏有其人的，如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再加上吴佩孚也是一位书生这样的人物。而且他的一首就颇有一些岸然傲骨。
其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当“玉帅”在1932年来到北平时，北洋时的少帅给了这位直凤会战时父亲的手下败将足够的面子来迎接。但是，吴佩孚在作礼节性回访的时候，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原来玉帅当面冷落张学良的原因，是对他在“9.18”事变时的糟糕表现。
所以在张将军去世后，人们发现真正实施不抵抗的并非是蒋而是张对日本人仍然报有的幻想。而假如这一点真是如此的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过激表现了。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点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比如，对于段琪瑞的评价。作为一位北洋首脑，段琪瑞他的形象在我们的一项影视剧中是有些猥琐的，甚至让人感到了有些反感。尤其是他在“三. 一八”事件中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已经把他牢牢地钉在耻辱拄上了。
正如李洁在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年的春天。而这一行动的组织直接的后果，是把“日本人”的段琪瑞赶下了权力中枢。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领导和指导群众运动的李大钊、鲁迅，还是成为千夫所指的段琪瑞、章士钊，竟根本不知道。甚至是连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会知道，这其实是苏联人的一个计划。因为，诱发了“三. 一八”惨案的大沽炮击事件，不过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玉祥，对日本的人的一次试探而已，发生在中国天津的战事，也是日俄战争的一次小小的延续，中国的军阀不过是苏联人的试探工具罢了。
也许随着人们对段琪瑞的深入了解会发现，北洋同样因为他的退出，而加速了终结。使得中国更进一步地陷入了混乱。
但是， 关于他的一句话使得故宫得以保全的“功绩”，这样的好事， 好象我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所不同的只是，因为这个“三.一八”惨案的存在， 他段琪瑞只能被历史误解着。不过，作为一国首脑来说，他的治理北洋政府的办法的确是有些另类的。因为他与日本的媾和或是借款的真正目的，是在要保证政府的开销。他就说过，“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有达咱们国家富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而且这一点似乎已经被证实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施行劳，那就是在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南京政府就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统统不予以承认。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中，我所体会到的这个城市的历史感觉，是需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留下点什么的，可是在前不久，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住处，因为城市拆迁要建高楼的需要被拆了。而城市的一些怀旧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在这个城市的非主流的地方，也多半是用自己的所谓业余爱好，来为城市的纪年，在做收集和描述的工作。
也许，历史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也许在对历史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历史真相原来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也不应该忘记历史本来的面目，或是我们的历史观并没有真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这些人物，而只是作为过去阶级意识的一种刻意丑化或是掩饰。
写了一些这样的感悟，不是为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定论的事情翻案、或是立一家之言，而是感到假如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具有思想的人士、有为真理而较真的个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多生出些许多的盲从和为历史做什么证伪了。
遥想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畏艰难险阻，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体现出了他们的艰辛与无畏。
联想父母在农田里干活，他们不怕风吹雨打，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粮食，无疑，他们在劳动中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过来的。
前辈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作为后辈的我们，就更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当前，我们主要是要努力学习，为以后找到好工作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工作后，要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实实在在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
然而成功来自汗水的浇铸，而不是口水的汇集，我们不能口上说，心里想，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为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而努力奋斗。没有奋斗时的汗水就没有成功时的喜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耕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应该象竹子一样，每长高一节，都为自己做一个小结。
记一次语文课。老师刚进教室就看到新装的门上有一个脚印。淡黄的门上一个黑色的脚印，看上去是那么醒目，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
怎样出来这件事呢？心中转了千百个弯后。老师脸上堆起笑容对我们说：今天我们来观察一下教室有什么变化？”同学们马上东张西望，企图发现教室里的异状，五十四双眼睛把教室搜寻了一番后摇了摇头，老师示意我们再看看，终于有一个人发现了那个脚印，只见他憋红了脸，小手举得高高的，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当老师刚一点头，他就“刷”地站起来，激动地说：“门上有个脚印。”这一下教室里炸开了锅。“是的，一个脚印。”“是谁踹的？”“……”等大家议论完后，老师问：“这个脚印好看吗？”同学们摇了摇头。老师又说：“希望下节课这个脚印来个隐身术。”
下课后，只见两个女同学手拿抹布蹲在门边使劲擦着那个脚印，我知道这并不是她俩踹的，因为踹门的那个男生看到这一幕，脸红了。我知道那个脚印也从他心中擦掉了。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未来的未来，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模样，但心怀一份追求，一份执着，一份豪达，就一定会在生命中留下一个个深刻而坚定的脚印——那将是成就自己、成就人生的脚印，是我们无悔的人生。
苑琼丹因在周星驰电影里扮女丑角出名，最为人熟知的是饰演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近日，她做客《静距离》，讲述自己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因演技差从女二号变路人甲，演火丑丫鬟得以续约
1982年，中学毕业的苑琼丹歪打误撞地考取了亚视艺员培训班。别看荧幕上的苑琼丹总在饰演丑角，其实年轻时的她非常漂亮，“我其实是不丑的，我怕说出来很多人不相信，追求者多到我都烦了，我都想把他们赶走了，太多了。”是什么原因让她甘心选择扮丑呢？苑琼丹说：“我最早演的真的是美女，我这个人比较笨，在电视台的时候就在恋爱了，心思根本没在工作上，也没有野心说我要当个演员。做这个之前，我是差不多决要被电视台炒鱿鱼的状态，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会演戏。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有一个导演拍我做女二号，结果下一部戏我是路人甲，没有竞争，就是不会演给淘汰了。签的两年合约，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没想到机会有时候错过了就没有了，演了很多很烂的剧。中间也发脾气，因为年少无知。他们觉得这个人脾气又不好，人品有问题，戏又演得烂，我们还要你干吗呢，演完这个戏，合约完了，不会跟你续约。那时候电视台拍戏是一边拍一边播，有一个丫鬟角色，很丑，脸上有一个大疤，特别笨，特别喜欢男一号，但是男一号不喜欢她，我就去演这个角色。没想到这个戏还挺火的，公司就觉得（我）还有一点用。去签合约的时候，他们把合约扔在桌子上，（说）人工费用不加也不减，你要不签就算了。当时我站在那儿，好，我签。我是这样想的，我要离开一定是我自己走出去，为什么要让你踢我出门口。”
自己设计扮丑造型被周星驰称“抢戏”
经历了一系列事情，苑琼丹开始思考演员这个职业，开始磨炼自己的演技。“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学校念导演系，我有一天跟他聊天，说平常你们有没有做功课，他说有，我说你们做功课做什么，他说拍东西呀，我说你需要演员吗？他说需要，我说谁帮你演呢？他说同学，我说要不我帮你演吧，他说我们没有钱，我说不用给钱，给个盒饭就好。我真的就像周星驰那部戏野B样拿个盒饭去拍戏，为了练习我不完美的东西，去练演技。所以我认识了一帮后面出来拍电影的副导演、幕后的人，他们有些人就开始找我去串电影。”
后来，苑琼丹被导演陈嘉上从电视台挖掘出来，邀请她去拍摄电影《逃学威龙》，开始了她与周星驰的合作。《唐伯虎点秋香》中的石榴姐、《九品芝麻官》中的老鸨、《大内密探零零发》里的“老鸨又是我”等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起片中另类的星星眼、香肠嘴造型，苑琼丹说：“眼睛上有星星的那个是我自己画的，嘴巴也是我自己画的，自己设计自己画。那天周星驰跟我说你去弄一个造型出来吧，结果弄完之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那么抢戏，但是他说就这样吧。我觉得我在造型上面是有点天赋的。”
相亲遇到真爱，结婚超十年曾是“野蛮老婆”
一系列经典的“丑角”形象让扮丑、夸张、搞笑成了苑琼丹的标签，生活中的她早已遇到了真爱。苑琼丹自曝和老公的相识源于相亲，“我们是相亲的，那个时候就忙着拍戏，朋友说你最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最近刚好闲着，‘我有朋友挺好的，介绍给你吧。’结果他一看，就爱上我了。两个人不停地聊天，有时候约出来吃饭，因为他特别喜欢看电影，我们最大的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在看戏上面特别投缘。谈着谈着，他要去美国，你也去吧，好吧，去结婚吧，好吧。但是我妈妈不知道，我没告诉她，因为我不相信能长久，我觉得要是我结婚离婚，我妈妈肯定很不高兴。后来刘德华结婚被查到了，《壹周刊》就去美国翻谁结婚了，把我翻出来了，给我打电话。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姐姐，说其实我结婚了，你告诉妈妈，省得她看见《壹周刊》。我妈妈很了解我，她没说什么。”
如今，苑琼丹结婚已经超过十年，生活中的她堪称“野蛮老婆”。“我从来不让人的，包括我老公，我真的可以发脾气。他跟我吵架的时候，我拿一个闹钟砸他头上，一个（眼圈）全黑了。我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我打电话给朋友，安排去律师楼。我跟朋友说你不用劝，你回去搞分居协议，我签。我拍桌子，我说你不签的话，我现在就在这里揍你。签完之后，第二天律师就打电话说你老公来了，他要拿走（分居协议），撤销，给不给他。我说不能给。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可能真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太多男朋友了，就宠坏了。”感谢老公帮自己照顾家人。夫妻相处放手很重要
苑琼丹的妈妈患糖尿病多年，为了照顾妈妈，苑琼丹给了老公两个选择，“那时候我买的房子没有电梯，住在三层，我妈妈的妹妹，就是我的阿姨跟我说我妈妈的腿有点不太好，爬楼梯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妈妈已是轻微中风。我觉得我可以陪妈妈的时间不会太多，妈妈年龄也大了，就跟老公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我们把所有房子卖掉，买一个更大的，二是我跟我妈妈住，你搬出去住。幸好他选了第一个，就是把所有房子卖掉之后买了一个大的，他跟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阿姨住在一起。”苑琼丹的母亲在80多岁时去世了，经历了妈妈的去世，让苑琼丹看到了老公的优点，也让她改变了对老公的态度。“妈妈去世后我想了很多事情，我跟自己说，幸好我不在的时候有我老公，星期天他不去玩，跟我妈妈说要不要去买菜，打电话给我弟弟、我姐姐，说开车一起接你们跟妈妈去吃饭。我告诉自己，人谁不犯错，为什么你就不能睁开眼睛看看人家的好处，而且他能做到这些，不是很多男人都能做到的。我跟他说，无论以前你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原谅你，也不会再跟你计较什么，因为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愿意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愿意承担我照顾我家人那部分的责任，所以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其实相处的时候放手很重要。我真的是边做人边学做人，学了好多。”
本刊记者程戈根据《静距离》资料整理
[关键词] 王树军；底层文学；苦难；道德关怀；生命质感
[中图分类号] I206.7 [HT5H][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062-03
在现代社会中，传媒以其难以抵御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观念世界。各种信息经过媒体的筛选、扩张后进入人们的认识世界，形成一种公共性意见，而一些优秀个体在这种公共性意见的遮蔽下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从而变得无声无息。这种状况在文坛上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我们的脑海里反复萦绕着媒体灌输给我们的那些当红作家的名字时，时常发现他们的创作往往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很可能是完全的失望；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的作品，倒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读王树军的短篇小说，就令人生出这种感慨。
王树军属于“70后”作家，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有若干作品被转载于多种选本，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虽然在文坛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其创作实绩却比名气大得多，可以说是“名实不符”。而其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尤其有着自身的特点以及由此构成的价值、意义。作为“70后”小说家，王树军的创作沉稳、扎实而又不乏生命的浪漫。他不像学者们所概括的“新生代”小说家那样：历史感薄弱，“少有社会重大变故的感性积累，由于大部分都是从学院走向写作的，都是由文学少年成为青年作家的，传统美学主张所看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相对薄弱，因此从书写风格上明显带有内心想像与书面化的倾向。”[1]他的小说几乎不允许想象的自由驰骋，而是切近传统，平实自然，将创作的河床坚实地凿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或许是受齐鲁大地传统文化的熏陶吧，他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目光始终凝视着这个时代、社会，关注着当下底层百姓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的人生遭际中，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存状况，其中，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的生活构成了其小说写作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日益深入，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并且获得了体制上的合法性，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随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和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将目光瞄准了城市，想在城市谋得发展。然而城市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无论以何种途径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的窘境，《老黄叔》等小说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老黄叔》写的是一个乡村的孤苦老人，由于生活实在艰难，不得已，携其收养的一名流浪儿进了城市。他始而寄人篱下，以捡垃圾为生；继而流浪街头，甚至想用撞死在车轮下这种极端的方式，换得一笔补偿费。作者对老黄叔的做法虽然并未予以肯定，但人物在城市生活的窘迫却被逼真地描写出来了，令人深深叹息。《城市漂客》写的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寻找工作的艰难。心志高远的邵玉铭本以为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在社会上大显身手，现实却与他的想象截然相反。他在人才市场转了好几天，却连理想工作的影子也没抓住，于是只好去一家所谓的“报社工作站”联系报纸广告业务。事实证明这种工作并不适合他，他想去建筑工地找活干，又做不来。房租、饭费都没有着落，还得在亲人和熟人面前硬撑着面子。城市空间虽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心里好无奈，好孤单。结局最惨的是《一切为了房子》中的方千。为了在人前有点面子，方千咬牙向老同学孟波借了一笔款，交了新房的首付，并且为自己终于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而高兴。收入低微的方千为了还每月的房贷已经焦头烂额了，孟波的逼债更使他走投无路。结尾，“方千站在窗前，对着这座城市沉思了很久。他在心里说，既然我以前是漂在这座城市的，我还是飘下去吧！还是飘下去的好！说完，他打开窗子，从六楼上飘了下去。”[2]88一个苦苦挣扎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其他如《遥望城市的方向》、《感谢母亲》等，也是书写乡村人在城市的经济困窘的成功之作。所有这些作品，都从物质条件这一层面，揭示了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出作者的同情和怜悯。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从经济层面揭示由乡而城者的现实生存状况的话，那么另一类作品则以精神层面为着眼点展示了城市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或者说是由乡而城者内心的窘境。《唯有娘亲》写的是女大学生苏茜的人生经历。苏茜的爹有着杀猪匠和酒鬼的双重身份，每到晚上，就喝得醉醺醺的，拿着刀，嚷着要杀了她和娘，逼得娘几次想离开人世。苏茜考上大学后，自卑和虚荣也同时滋生。尤其毕业留在城市工作并且和某局长的公子恋爱后，自卑与虚荣也与日俱增。她本想接娘到城里来，又觉得娘的到来会使她在男友面前丢面子。当不堪虐待的娘主动来城市寻找女儿而不得，乃至靠拾垃圾为生时，母女间的偶然相遇却使苏茜没与娘相认，甚至希望娘早日回到农村的老家去。直到一天夜里遇见歹徒，男友弃她而走，是在附近拾垃圾的娘听到呼救声奋力相救时，她才为母爱的无私所感动。小说对主人公苏茜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十分真实，读者彷佛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孩子纯真的心灵如何在城市文明中萎缩、污染，甚至做出有违人伦的事情。《哭娘》与《唯有娘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丁小是个私生子，丁小的娘历尽艰辛才把他养大成人。丁小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有了工作，娶妻生子，丁小的娘也觉得人生有了出头之日，只等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享几天清福。丁小虽然有孝心却做不了妻子的主，尤其丁小娘来到家里后，儿媳无情地羞辱她，甚至当着丁小的面破口大骂，“而丁小始终像个熟烂成一滩稀泥的西瓜，知道自己拿不成个，只有一言不发。”[2]163结局是伤心过度的娘当晚就离开城市回了村里，不久在自家的房梁上吊死了。小说从头至尾几乎没有谴责丁小的文字，相反却处处写他的矛盾、痛苦、悔恨、思念。也许正因为如此，丁小内心世界的窘迫才被充分地揭示出来，令人叹息、扼腕。
如果说上面两篇作品是从“情”字出发的，那么《小姨子》则着眼于“性”。和前两篇相比，小说的思想内涵更深刻，现实指向也更明显。女主人公丽萍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城市来找工作。虽然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身上也还保留着农村姑娘的清纯、稳重。可是到“我”家不久就跟李羊私奔了，而且是在明知李羊是头色狼的情况下。当初，作为姐夫的“我”提醒她小心李羊时，她曾斩钉截铁地向“我”保证说“放心吧，这种人我是不会看上的。”[2]67那么为何私奔？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受李羊的性诱惑。李羊貌似前卫的性观念和性骚扰使得丽萍本不坚实的心理防线悄然崩溃，而尚未泯灭的道德感又使她事后因之痛苦不堪、懊悔不已；“我”在独自面对丽萍时心里也是十分矛盾。作为男主人公，“我”似乎是以李羊的对立面形象出现的：李羊嬉皮笑脸，“我”一本正经；李羊口无遮拦，“我”言语谨慎；李羊流氓得无以复加，“我”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但本质上，“我”和李羊又是相同的。“我”也曾对丽萍想入非非，也曾对她蠢蠢欲动，也为自己的性压抑而伤感。只不过和李羊相比，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一个付诸行动，一个藏在心里而已。其实何止“我”、李羊，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浮在“性”层面，处于性的迷乱之中，也可以说都是性的化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是将“性”作为人的低层次需要出现的，《孟子》中也有“食色，性也”[3]454之说，性困惑的描写使得作者的笔锋直契人性的深处。可见，在这篇貌似平常的小说中，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十分深刻的，它妙就妙在人物与人物在对应中显示出来的共同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结尾处丽萍虽然告诉“我”她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似乎迷途知返，可是，在性迷茫普遍存在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中，哪儿才是家？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乡而城者的题材在王树军小说中占有大部分位置，但也并非是全部，还有一些作品是写乡村生活的，比如《老子不软》、《竞争》、《如此女人》等，都很成功，所有的人物也仍然是底层人。
对底层人生存窘境的书写容易使读者得出展示苦难的结论。虽然表现出作者的社会参与意识和道德关怀，却也不乏创作主体的非文学性冲动。理论界对底层文学的这种观点，是基于底层文学的模式化、平面化而产生的。“……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4]这种概括对于丰富多彩的底层写作来说也许不无偏狭，但基于愤怒、同情基础上的道德关怀本身就难免使底层写作向苦难倾斜。它无可厚非，但不应该是全部，如何使人物展现出更丰满的精神之质而不仅仅是匍匐在苦难中，的确是底层写作不可忽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王树军的短篇小说体现出超越性。他善于从平凡中体味不平凡的东西，善于在失望、绝望中展现希望，善于挖掘源自人心、人性、人情的力量。《老刘》中的老刘虽然家里生活困难，可是他珍惜“城市美容师”这份声誉。即使被城市女人骂为“没素质”，还是把捡来的钱包还给了那个城市女人，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老子不软》中的老软为了摆脱受人欺辱的处境，想方设法巴结地痞二疤，请二疤吃饭，让二疤享受自己的老婆，在二疤的庇护下以前欺负过他的李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蛋。可就是这个软得不能再软的人，在二疤要奸污他刚成年的女儿时，奋起反抗，把二疤的头砸得像个烂西瓜。《感谢母亲》中的“我”之所以能在逆境中挺过来，也是源于对母亲的责任和爱。他们都陷在苦难之中，活得卑微、艰难，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存有人之为人的良知、秉性，不肯丧失最后的尊严。
作者对“孝”显然特别看重，《感谢母亲》、《娘》、《哭娘》、《一脸阳光》以及《唯有娘亲》等，写的都是孝，人物或者在“孝”中洗去了心灵的污点，或者从“孝”里获得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卑微的生命也因此而放射出夺目的光采。“孝”是儒家人格修养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人格修养范畴极为广泛，举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庸平和、忠孝节悌，等等，都被纳入了儒家人格修养范围之内，而“孝”则有着其他范畴所不可取代的意义。《论语》中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3]87“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87“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63都是对“孝”的强调。当然，除了“孝”，还有良知、勤勉、尊严、坚忍，等等，也都是作者发掘出来的人性中的闪光点，是使人物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力量，而且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凡此种种，不仅使得作者的底层写作超越了底层文学对苦难的单纯书写，而且也有一种借助传统文化、文明，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底层人确立人生信念、彰显价值观念的意向。它们不是理念层面上的，不是出于写作需要对人物塑造的强加，而是就在人性之中，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如同他们的卑微、懦弱、残忍、自私一样。小说由此超越了对苦难的书写，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批判，更有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塑造；不仅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关怀，更体现出艺术上的多维审美。这种情形本身就是作者创作成熟的标志，而如何使矛盾冲突的表现更尖锐，人物性格更丰厚、深沉，则是作者应该努力的。
[参考文献]
[1] 张 钧.小说的立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2] 王树军.一脸阳光[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 杜宏博，高 鸿.《四书》译注[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关键词】仿真技术 人体生理 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3-0065-01
仿真技术运用在各个高校都是处于起步阶段，调查中显示，许多学科都没有采用仿真教学。对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行模拟，并用计算机对人体的生理特性进行分析，是目前国内外的一个研究重点和主要的研究方向。国内很多高校在人体生理教学中都采用了相关的仿真实验技术，在教学的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 仿真实验技术在人体生理实验教学中应用的优越性
1.成本低、难度小
生理系统是人体内或动物内较为复杂的一个系统，随着科技的发展，仿真实验技术的出现在人体生理实验的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生理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仿真实验技术对整个生理系统进行分解研究，第一步先对系统、器官进行逐个分析研究建模，第二步将各个部分的输入、输出联系，从而构成整个人体和动物的生理系统。通过应用仿真实验技术，在人体生理实验教学中将一些操作复杂的实验简单化，更容易进行，尤其是一些慢性实验。通常这些慢性实验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且费用昂贵，工作难度也加大，还有可能出现实验体死亡等问题从而导致实验失败。如在动物手术实验中，发生感染或其他环节的错误，导致实验失败，但一旦采用仿真实验技术，这些问题将不再是问题。此外，在人体生理学的实验中，采取仿真实验技术可以大大节省开支，同时配置一套生理仿真实验的软件可以长期使用，不需担心材料不够的问题。
2.实验教学的效果好
在生物类实验中，人体生理实验是最具操作难度的一项，甚至全班实验均失败的可能性都会存在。如离体蛙心灌流实验，由于蛙心小而脆，常常在插管时容易把蛙心戳破，或因操作不熟练等原因而导致实验无法进行。因此，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必须让学生了解实验的难点，如动脉血压的神经、呼吸运动的调节、体液调节等。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使学生在实验前学习CAI课件，进一步充分了解实验原理和方法，有助于学生感悟实验原理和方法。同时，在模拟实验的过程中，能更好地了解动物生理指标在实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实验过程。
3.使建立不受时空限制的虚拟生理学实验室成为可能
生命科学是最神秘的一门课，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机理。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常常会受到伦理道德和实验手段的限制。目前人体生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两类：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无论何种方法都存在以下三种局限性：（1）动物模型与人体模型相差过大，不易于结论的推广。（2）动物因个体差异而存在不同，因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数据统计，故耗时费力。（3）实验条件不够充足完备，如长期实验或某些极端条件等导致实验无法进行。相对于动物实验而言，人体实验还受到伦理道德的限制。
仿真实验通过模型来替代真实实验进行研究，以此来获取最快、最有效的实验结果。通过对人体生理系统的建模与仿真不仅可以弥补真实实验的不足，同时还可能将建立不受时空限制的虚拟生理学实验室变为现实。
二 仿真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在实验教学的过程中，仿真技术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前景，伴随着实验的普及，仿真技术在人体生理实验教学改革中的优越性会被更多的人认识。但要真正让仿真技术在人体生理实验中得到应用，还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例如观念的转变，教师观念如果不发生改变，不能进行创新，则很难将仿真技术运用到教学过程中。要将创建全新的实验室作为重点，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实验团队，不断创新，对信息加工和收集、利用，提升学生在仿真实验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实验的发展，要注入全新的生命活力，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人体生理实验教学改革需要应用仿真技术，这能加快实验室发展的步伐，促进实验室教学改革，保证教育观念的提升和转变。
就像“红学”在中国一样，莎士比亚学也是西方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位伟大剧作家在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可动摇的至高地位，影响无处不在，但他在世时却没有留下任何信件、日记、手稿，同时代人对其也毫无记载，人们从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是真名还是化名，都无从考证。
而西方学术界泰斗级人物斯蒂芬·格林布兰特，却从莎翁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推演”出了一个新的莎士比亚，还原了他的俗世生活，引起轰动——他来自偏僻小镇，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永远被人铭记的最伟大的剧作家，成为西方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名字叫威廉（William），威尔（Will）是他的昵称，也有欲望之意。欲望、决心、意志……也许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的动力和源泉。
从小迷恋贵族生活
几个世纪前，—位牧师手持鹅毛管笔，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福镇教区的登记簿上写道：“约翰·莎士比亚的儿子于1564年4月26日受洗”。这个孩子后来被命名为“威廉·莎士比亚”。
小时候，威尔家境比较富裕，父亲约翰是位皮套商，兼做羊毛生意，曾担任镇长一职，在当地属于公众人物。可他一辈子签名都只会做记号，妻子玛丽也是一样。因此，他们对长子威尔寄予了很大期望，在其7岁时，便将他送进镇里的“国王新学堂”学拉丁语。在当时，拉丁语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在学校里，老师让学生们用拉丁语演出戏剧，威尔因而从小就有机会学习表演。
镇上常有剧团造访，上演许多传统剧目，尤其是规劝人的道德剧，主题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有时候，演员们还扮演抽象的“人类”、“青春”或“恶行”，这种象征手法在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得到借鉴，如《亨利四世》中穿着绘满舌头长袍的“谣言”，《冬天的故事》中拿着一个沙漏的“时间”。而在他的许多剧作中，代表邪恶的那一方总是受到惩罚，罪有应得。
在传统的节庆日里，人们可以肆意喧闹，男女老少都跑到树林里整夜玩乐。这些深深扎根于英国中部的民间风俗，将高尚和粗野美妙地融为一体，对莎士比亚的想象力可谓影响深远，他的许多剧作中都留下了这些痕迹。如《仲夏夜之梦》中，恋人们就相会于雅典的树林。
有两件事情极有可能对年少的威尔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1岁时，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曾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巡行到英国中部。那宏大的场面，那种王者驾临时的群情激奋，让他一生都迷恋于王者的超凡魅力，以至于他写作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象国王、贵族、绅士的生活，沉醉在对特权的甜蜜期待中。
在他快满13岁时，家道开始中落。复兴之梦毕生萦绕着莎士比亚，他在剧中一再表现出对收复失去的财产、头衔和身份的强烈渴望。
不过，莎士比亚没有因上不成牛津、剑桥而受挫，家庭的变故反而使他较早获得了生存能力。由于从小就帮父亲打点自家的生意，如制作手套，收购羊毛，使得手套、皮革、羊毛等意象后来在他的剧作中频繁出现。罗密欧渴望成为朱丽叶戴的那只手套这种强烈的爱情表达，给观众的印象极深。
完成家族复兴之梦
大约在20岁左右，莎士比亚离开小镇前往伦敦。最初几年，据说莎士比亚在伦敦的职业是当杂役，在剧院门口为观众看马。后来受雇于剧团，打杂、演配角、当提词人，什么都干过。他很快就抓住了机遇。那时的伦敦是一个“经年不散的集市”，在残酷的商业化演出中，剧团为了生存，就得吸引更多的人上剧院，就得不断有新的剧目上演。莎士比亚的创作才能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英国最红的剧作家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他的剧作《贴木尔》震撼了英伦。当莎士比亚得知马洛同样出生于一个小乡镇，其父亲也不是富裕的绅士，而是普通的手艺人时，受到很大的鼓舞。显然是因为马洛，他做出了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决定：不仅要当演员谋生，还要尝试写剧本。他决心像马洛那样写一部史诗，而且是英国的史诗。
莎士比亚创作的《亨利六世》在伦敦上演，观众蜂拥而至，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他成为一名当时少见的靠写作剧本就能生存的剧作家。据说他的创作极其轻松，一气呵成，无论写什么都一行也不用删改。莎士比亚的收入也日渐丰裕，成了剧院的股东。1599年，伦敦修建了最豪华的剧院环球剧院，莎士比亚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者之一，并拥有剧院1/10的股权。他还在家乡买了一些产业，并成功地为父亲申请到了乡绅的纹章，完成了家族的复兴之梦。
爱上一个男人
莎士比亚在伦敦的事业如日中天，而妻子和孩子们却留守在斯特拉福镇。18岁那年，他同26岁的安妮·哈瑟维结了婚，6个月后，女儿苏珊娜就出生了。据说他对此十分后悔，所以在自己的戏剧中一再告诉观众，在婚前保持贞洁至关重要。在《第十二夜里》，奥西诺公爵还建议道：“女人应当拣一个比她年纪大的男人，这样她才跟他合得来，不会失去她丈夫的欢心”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怎样的婚姻关系都得维持一生。莎士比亚因此选择了两地分居。他对爱情的想象和体验都在婚姻之外。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欲望随处可见，他创造了两对最伟大的情侣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前者是痴情的少男少女，后者是高贵的中年通奸者，以表达他对爱情的梦想。
此外，莎士比亚写的情诗，其复杂和热烈空前绝后。那一系列十四行诗，写的是他和一个俊美的年轻男子与一位黑肤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位年轻人就是南安普顿伯爵，莎士比亚的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1593）、《露克丽丝受辱记》（1594）就是献给他的。这位“年少、荒唐”的伯爵每天把时间都放在看戏上，他厌恶婚姻，因拒绝同女王财务大臣的孙女结婚，曾被处以5000镑的罚款，让家族的人惊慌失措，于是他们请莎士比亚写诗进行动说。
在诗中，莎士比亚并没有劝诫伯爵的自恋，相反他说，你自恋得还不够啊，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为何不给这标致的脸庞一个绝妙的翻版呢？“没有任何女人能贞淑若斯，不想让你开垦她的处女地”。问题是，莎士比亚敦促年轻人去让女子怀孕，而自己却爱上了这个轻人因为他“绝世的美色，既使男人晕眩，又使女人震惊”。诗中写道：“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物主亲手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诗人想象造物主在创造他时原想造个女人，却因过于喜欢自己的作品，误加了某样东西，使得诗人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黑快女人又是谁呢？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些诗歌暗示：他爱慕的是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不属于他；他对一位女人怀有，却对她十分厌恶。
很多年过去了，以往的激情和欲望也许都已化为平静。1610年的某日，莎士比亚从伦敦隐退，终于回到被冷落了多年的妻子身边。然而，在1616年他去世前拟写的遗嘱中，他却将所有的财产，包括谷仓、马厩、果园、土地等，都留给了长女苏珊娜。小女儿只得到“一只银质镀金大碗”，因为她嫁的人显然令莎士比亚失望，比她年龄小，还让别的女人怀了孕。至于与他结发34年的妻子安妮，莎士比亚在遗嘱中仅仅插写了这么一句：把我第二好的床及床上用品留给我的妻子。
【关键词】《楚门的世界》；真人秀；真实性
三种不同程度的接近真实
当我们提到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问题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将“真实”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但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态，真人秀节目的“真实”必定要与客观世界有一定的距离，它是“由制作者制定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确切地说，电视真人秀节目是对志愿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作真实记录和艺术加工的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在具体定义中，“普通人”、“志愿者”、“竞争行为”和“真实记录”更多地体现了节目的“真实”特点，而“规定情境”、“给定的目标”、“特定的规则”和“艺术加工”则更多地体现了“虚构”的“秀”的特点，根据上述概念界定，电视真人秀节目可被视为由传媒制造的“媒介事件”。[1]就像新闻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一样，真人秀节目也只能做到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真实。
1984年阿多尼和梅尼对社会真实的建构过程提出了三个部分的模式，这三个部分是客观真实（由事实组成、存在于个人之外并被体验为客观世界的真实）、符号真实（对客观外界的任何形式的符号式表达，包括艺术、文学及媒介内容）和主观真实（由个人在客观真实和符号真实的基础上建构的真实）。[2]在媒介社会中，人们的“主观现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在电影《楚门的世界》当中，观众们从荧屏上看到了楚门从出生、成长到工作、恋爱的各个阶段，楚门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但他们看到的楚门是真实的吗？楚门生活的世界究竟离真实有多远？这就涉及阿多尼和梅尼提出的三种不同意义上的真实：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以及主观真实。
首先，观众们看到的楚门生活的世界有一定的客观真实，他每天见到的车辆、建筑，以及供他吃饭、休息、工作的场所都是客观存在的，能被切实感知的物质。包括他一直不敢面对的那片淹死他父亲的“海面”，虽然是由人工操控而非自然存在的海域，但它也是一片水域，且与自然的水域一样，能被人感知，供人游玩娱乐。正是这些“客观真实”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真”的基础。
其次，这档以楚门为主要人物的真人秀节目是在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真实是一种“拟态的真实”。陈力丹先生认为：“不知不觉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和操作各种自身无法直接接触的感性世界的信息，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感受的感性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这种世界不是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写。它是与感性世界并存的拷贝世界和象征世界，位于感性世界与人的心理世界之间，并通过人的心理世界影响着个人意见和舆论的发展方向。”［3］笔者认为陈力丹先生所说的这种“拷贝世界和象征世界”就是“拟态环境”。楚门是被特定的环境造就的，这个环境是人为制作的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但是这个摄影棚中的世界是如此地接近现实，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状况、人际交往的琐碎等都像是观众们自己生活的“复制”和“拷贝”，以至于人们在观看的时候感觉这是个真实的世界。楚门出现在这个如此“酷似真实”的环境中，也就不会给人以虚假之感了。这种“符号真实”是真人秀节目“真”的保障。
再次，电视的声音和画面是人们集体感受力的感官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著名警句“媒介即按摩”所暗含的意思，人们习惯性地接受电视等媒介的，在媒介提供的一种媒介文化中认识社会，形成自我的价值观念。当观众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真人秀节目中所呈现出的认识存在一致性时，观众则认为它是真实的，即“主观真实”。楚门待人真诚，天性乐观开朗，符合人们交友的标准，所以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以至于观众把他当做自己身边真实存在的一个朋友。当楚门决心寻求真相，不顾生命危险走出桃园岛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无一不为他欢呼鼓掌，这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真实的追求与渴望的体现。人们长期在电视等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中归纳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判断标准，同时又将这一套价值理念和判断标准用来评价楚门的生活。因此，真人秀节目的“真”与人们自我世界的“主观真实”密切相关，一档成功的真人秀节目必定在于它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与观众的主观世界存在一致性。“主观真实”是真人秀节目“真”的关键。
美国知名的真人秀节目《幸存者》、《学徒》、《超级偶像》也只不过是在节目场地、环节、规则设置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参与者与观众的真实感罢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真实”，只是不同程度接近真实的东西，与客观存在着的真实之间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差距的。
人性表现的真实
当我们观赏影片、电视节目的时候，总会怀有某种情感，会有所触动或者产生共鸣。很多时候，是人性真实的一面在牵动着我们。人性，往往指向人的本性，通常与人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相联系。对真人秀节目来说，“人”是它的核心、根本。人性、人格必须成为我们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节目看下来，里面的人、人性、人格没有突现出来，没有被我们记住，没有对我们产生感染力，那么它的成功是有限的。
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三功能说”（即环境守望、社会整合、文化传递）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突出强调媒介的地位授予、传递社会规范、麻醉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论述了媒介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但这种研究始终都离不开一个主体――人。不是传播媒介在使用人，而是人在使用媒介；而人使用媒介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已。［4］根据使用与满足模式可知，媒介满足类别可分为消遣、人际关系、个人认同、监视。［5］其中，人际关系与个人认同就是一个寻求自我参照、探索现实、强化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审视自我、思考人之为“人”的过程。这就是真人秀“真”的灵魂所在，即人性表现的真实。
影片《楚门的世界》中，为什么观众明明知道楚门生活的世界是虚假的，是一个人为艺术加工的“拷贝世界”，却还是被如此紧紧地吸引着呢？正是因为楚门个性的真实表现，也就是说，楚门给观众展示的“我”是真实的。真人秀节目制造了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通过窥探楚门的私生活，以及他有时候近乎滑稽可笑的言行举止，来满足观众消遣娱乐的需求。在导演者基斯督的操纵下，楚门每天身处在一张“真实”的人际关系网中，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的“复制”，与人们渴望结交朋友和同伴，寻求精神慰藉的需求一致。观众在观看楚门的同时，也是在审视自己。楚门的性情及其待人处世的态度都是其“真实”的表露，是人性美好一面的真实反映。只是楚门与桃花岛中的其他居民之间所呈现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由导演者基斯督“规定”的，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是真人秀的“秀”的体现。但这种个性表现的真实足以消除“秀”的虚假之感，拉近了观众与楚门的距离，满足了观众寻求自我参照，审视自我，追求人性真实一面的需求，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楚门在人们的期待中出生，在关爱中成长，他有爱与被爱的需要，他有爱情的冲动，有对远方的憧憬，这些情感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观众不由自己地随着他投入各种情感体验中。楚门在这场真人秀编织的人物关系网络中，面对爱情的、友谊的、仇恨的各种人际冲突，给观众留下了有关人性的思考题。人的本性是需要归属和爱，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体验的，楚门最终走出桃园岛，走向外面真实的世界，也是出于本性中对自我的认识，对真的追求的情感需求的。因此，在楚门谢幕的那一刻，所有一直关注着他的观众都为他的解脱而感动、欣慰。
没有人性的真实表现，就不可能有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人性表现的真实是真人秀“真”的灵魂所在。
如何表现真实
大众传播并不是单向的传达，而是双向互动、循环往复的过程。观众接收信息的过程，是一条信息通过解码而进入社会实践的结构中，产生一定的意义效果和一系列“复杂的感知、认识、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为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真人秀节目真实性表现的程度，就是看它是否消除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知识构架的差异，以及另外一些造成了符码“不对称性”的错综复杂的因素。楚门是一个身份地位普通的小职员，和众多观众所处的生活环境很相似，因此双方能站在相同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进行对等的互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更容易沟通，形成良性互动。当情感相通时，每个观众都把自己当成了楚门，观众的情感和意识都紧紧地随着楚门的一举一动而改变。真人秀节目正是通过实现这种对等性，让观者与被观者达成了共识，实现了角色的互换，以达到“真”的表现。
其次，没有自然的“秀”，就不能使观众在“拟态的真实”中体会到“生活的真”。在影片《楚门的世界》中，大量的临时在现场抓拍细节的镜头，让观众几乎把摄影棚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混淆了。“拟态的真”让楚门自以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因此他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毫无虚伪矫饰之意。这种自然真实的“秀”让观众所看到的世界无比接近“生活的真”。因此，楚门的真情流露与本色出演成了联系“拟态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纽带。
从培养理论反思真人秀的“真”
伯格纳认为受众屈从于他们长时间接触的电视所呈现的价值观和世界景象，形成了缓慢、累积的效果，即媒介（电视）“培养”了人们的意识。［6］陈力丹先生指出：“媒介，特别是电视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人们的世界观、角色观和价值观。”［7］因此真人秀节目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在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等需求的同时，必须要慎重选择节目的主题思想。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真人秀节目应坚持以“人”为主体的传播理念，体现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命运，尊重人的感情。因此，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利于个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态度，从而做出理性的行为判断，给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带来积极影响。
总体来讲，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是三种不同程度真实的集合体，是一种表现人性的真实。它给观众带来的真实感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现实持有的某种态度、价值和行为。因此对于真人秀节目主题的选择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只有传达出对人性的美好真实一面的赞美，以及对人文关怀的追求，节目才能多一份平实的“人味”，才能给观众亲切感，拉近传者与受者的距离。真人秀节目才能在以后的发展中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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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65.
［4］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6.
［5］麦奎尔.受众分析[M]，刘燕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0.
［6］高金萍.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21.
［7］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8.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