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女孩范文

故乡的女孩篇1

母亲告诉我，老家村里两个四十多岁的成年男子相约下河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赤条条的汉子，温热的生命，就被深深的冰冷河洞吞噬。这两个男子，是我小时候看着长大的邻家弟弟；河里的那些深洞，是村里人挖河沙形成的。河沙被卖到了城里盖楼，挖河沙的乡亲因此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包括这两个邻家弟弟。但是，为了重温童年水中嬉戏的记忆，两个温饱有余正值壮年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条河已经被挖了三十多年，曾经白茫茫的沙滩不见了，河边的丛林消失了。河床已被挖透，轰鸣的挖沙机依然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故乡村子的母亲河，我童年心中最清澈温暖柔软的地方，已是千疮百孔。

万里之外的他乡，触景生情，氤氲出心中漫漫乡愁。

“那是一个夏日雨后的清晨，一个小姑娘提着草筐，踏着湿漉漉的青草地，走进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鸟儿刚刚在树梢醒来，花儿带着露珠绽放，脚下松软的沙土地上留下了一行小脚丫，草丛间钻出无数头顶细沙的红蘑菇……”

二十年前，我曾在桔红色的灯光下，给三岁的女儿讲着红蘑菇的故事。“那是妈妈小时候住的地方，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环绕在丛林和绿水的怀抱中。用现在环保的观点看，那是一个极好的生态自然村。村西河水四季流淌，宽阔的白沙滩掩身于两岸的垂柳带中，村北是与垂柳带相连的防风防沙林，还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每到秋天，晚上睡觉都可以闻到浓郁的果香……”

“妈妈，你是在讲童话吧？”女儿对我发问。是啊！对女儿来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而对我则是一个真实但不会再现的记忆。这个曾经河水荡漾、绿树成荫的童年乐园，早已在乡土退化和高楼林立的城市化进程中消失了……

2014 年初冬，我在北京凤凰汇附近的街心花园问路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女孩儿戴着耳机低头慢行，听我问话，她抬起了头。我看到的是一张清秀流着泪的脸。那张年轻的脸上长满了痘痘，嘴角显然是上火起泡。刹那间，我像无意窥见了他人的隐私，有点尴尬，说声“对不起”，赶紧向前急走几步。可不知为什么，我又不由自主地折回到女孩儿的身边，对她说：“找个暖和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场吧，你会觉得好一些，这样妈妈看了会心疼。”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很冷了。我就这么一句话，女孩儿的泪竟然像断了线的珠子滚出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更多的人涌进城市，再没有亲切的乡邻和体贴的父母，个人似一叶扁舟，在茫茫人海里漂着，孤独地面对着在竞争中越来越冷酷的环境。无数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里，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支持体系在哪里？如何维持丰富而坚强的内心世界？匆匆的城市节奏里，越来越多的人找寻着贴心的关怀和温暖，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这是我们和此后的数代人，必经的生存之路。

三十年前的初秋，一列绿皮火车，从胶济铁路边上的一个叫黄旗堡的小站停过，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扛着她的行李，踏上了这列通往城市的火车。从此，故乡留在了记忆里……

今天，我在五十岁的时光里回望她，陌生又亲切。因为，那是曾经的自己。

故乡的女孩篇2

―― 题记

“你二奶奶病危了，你回去看看吧！”妈妈倚在门上说。我轻轻点了点头，带上刚买的《散文》，踏上了回乡的路。

蒙蒙的细雨，阴沉沉的天，故乡的路很泥泞，泥坑里盛着昨夜的雨水。下车沿着这样的路，我拐到村口。记忆里故乡就是这样的，一排排古老的土屋开着一两扇又高又小的木窗，笨重的大门前堆着麦垛和垃圾；有阳光的日子里，老人们系着一块土蓝色的布在门口晒太阳，饱经沧桑的脸上沟壑纵横像那村口老树的树干，偶尔听得见鸡鸣或是狗吠打破村子的宁静；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家家关门闭户，然后听得见门内传来的“和了”的打麻将的声音和村妇们拉家常时的笑声，抬头，檐下的雨一滴一滴敲击着门口的石板。

这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它们是那样符合眼前这个破败的山乡村子，却又是那样与我如今的生活格格不入。

跨进二奶奶家的堂屋，一个响亮的声音又几乎使我倒退出去，“呦，这不是XX家的二丫头么？”我抬起头，凝视着那张陌生的脸，试图从记忆深处打捞起一些关于她的印象，然而失败了。我极不自然地哼了一声，然后听到了她与母亲的寒暄。

在里屋，我看见了躺在床上的二奶奶。药水一滴一滴地进入了她的血管，却终不能阻挡她皱缩的躯体里生命与意识的流逝。穿着土布衣裳的村民津津乐道于桌上菜肴的鲜美，似乎忘了这生日宴的主人正独自承受着胃癌的折磨。或许是他们见过太多太多的生老病死而司空见惯了吧，然而此时此刻，我站在黯淡的光线里，听着人们的大声嚷嚷，看着满屋的觥筹交错，刹那间觉得他们离我是那样的遥远，遥远到行走在各自欢娱与悲伤的世界里。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看书或者在雨中徘徊。村里的孩子多是比我小的，裹着脏兮兮的衣裳，把放剩的鞭炮点燃扔进泥水坑里，溅我一身的烂泥。和我差不多大的大都外出打工了，他们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女孩去服装厂做衣服，男孩跟村里大人一起辗转各地，在工地上做小工，一个月存几百块钱，寄回家，而他们的上一辈，大多都大字不识一个。我偶尔环顾四周，被雨中侵湿的草垛，塌方的篱墙，冷清的小路在秋天显得格外凄凉，一股冰凉的悲哀从心底向暮色中一点点渗透。

伯伯蹲在一棵倒掉的树的树干上和四爷爷商量家谱被盗的事儿。听四爷爷他们老一辈的人说，女孩子是不可以被写入家谱的，而这陈规至今仍不曾废去，虽然不远的土屋上那排宣传男女平等的红字在雨中依旧格外显眼。

我的离开仓促得像是逃走，然而回到县城，我感觉真的回家了。午夜醒来，故乡之行又恍若隔世，我安慰自己，说是自从爸爸建了一半的房子连同分家时的土屋一同交给了叔叔后，我就很少回故乡了。然而在心灵底处，我明白，即使我身在故乡，也只是站在故乡的边缘。

我与故乡的距离，是那样遥远，不是天各一方，而是心灵上无法沟通的寂寞与孤单。故乡的破败闭塞，故乡人的粗俗与封建，令我在故乡感受不到家的味道，而我也必然只能站在故乡感受不到的边缘，望一眼故乡，心却飞向繁华的远方。

或许终有一天，我会从故乡的边缘走向都市，消失在人海，遗失了我的根，然后在午夜惊醒，想起遥远的故乡，谁能告诉我，要怎样去逾越这一段距离？

有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仿佛花开来自远方，它说：“故乡，你应当进步了！”

是的，故乡，距离会缩短，如果你进步，向前……

我站在故乡的边缘遥望故乡，那距离，在心灵上，是咫尺天涯……

故乡的女孩篇3

1、异乡人小女孩是第3集。doctor异乡人第三集中有个小女孩在操场与李钟硕相遇，在剧情当中小女孩认出了李钟硕是一位医生之后，同时这位小女孩自己也很担心父亲的生命安全，在放射室女孩呼喊救父亲，但是没有一生理睬她，非常可怜，而这时候李钟硕注意到了，就过来马上安排为小女孩的父亲送去急救室。

2、《Doctor异乡人》是韩国SBS电视台于2014年5月5日起在月火档播出的医学爱情谍报剧。

3、该片主要讲述了朴勋童年时代和父亲一起被绑架到朝鲜，由父亲一手培养成为出色的胸外科医生，长大后回到韩国顶尖医院工作，却无法融入医生集团，成为彻头彻尾的异乡人的故事。

（来源：文章屋网 ）

故乡的女孩篇4

讲述历经曼谷王朝战争回到家乡的男主，发现思念的妻子其实是亡魂的故事。电影在泰国本土票房为十亿泰铢。

2、鬼乱5

影片由五段不同的故事组成。分别讲述了：不信因果的小沙弥却难敌宿命的故事；在医院遇上鬼手的概述；赶搭便车而登上载有活尸的的故事；死于非命的鬼魂依附在车上的故事；在由“鬼魂”饰演鬼片主角的故事。

3、12游戏罪幕

讲述了小贝深夜一边上网，一边看着之前大家一同出游的录影画面时，竟然收到已经过世的同学阿奇的MSN，传来的讯息竟可以预知他的一举一动，令人毛骨悚然……而阿奇生前沉迷于网路游戏，不眠不休，幻想着建立一个理想世界。那神秘讯息是从哪里传送出来的？难道阿奇的灵魂还在网路徘徊不去？这是来自地狱的问候，还是来自天堂的召唤？

4、食人狂魔

1946年，在二战时期当过兵，年仅十九岁的中国青年黄利辉（细伟），抱着过新生活的渴望，带着母亲留下的一把刀，来到泰国。可惜事与愿违，他在泰国生活艰苦，加上从小就重病缠身，身体虚弱，瘦小的他过着被异乡人羞辱的生活。想家，加上生活的绝望，他的人格开始扭曲，他开始接二连三地杀小孩，取他们的心肝煮水补身-----他在中国也尝过这样的滋味。最后他被捕了，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9年，细伟被判死刑……然而，继续有小孩失踪且被杀。

5、恶魔的艺术2：邪降

讲诉了六个昔日的同窗好友在分开多年之后一起前往儿时的故乡的故事。

6、死神的十字路口

影片由四个小故事组成。 因为车祸而行动不便的女孩通过短信与一素未谋面的男孩交往甚密，她将自拍发给男孩，并向男孩索要照片，手机嗡嗡的震动着，男孩发给她的照片上，女孩看到的究竟是什么？男孩生来性格内向懦弱，这成为了同学欺负他的最佳理由。一开始只是玩笑般的打闹，但逐渐的，欺负步步升级。男孩忍无可忍，决定冒着极大的危险，通过降头术将欺负他的人一一杀死。一群朋友外出露营，夜里，无聊的他们以讲恐怖故事为消遣，却自己被自己吓到，抢着要睡中间最有安全感的位置。第二天，睡在中间的男孩意外溺水身亡，按照恐怖故事所说的，今晚，已经死去的他会从地狱归来。飞机上搭载着王妃的遗体，这次航班的任务就是护送遗体回国火化。空姐心里惴惴不安，没想到恐怖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遗体离奇消失，在机舱封闭的空间里，在本该空无一人的厕所中，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7、致命切割

讲述了一名神秘的红衣人专门猎杀男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肢解。警方在追捕他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又毫无头绪，连泰国某位长官的儿子也未能幸免。

8、鬼宿舍

以校园里流出的恐怖故事为导火索，以一个内向的小男孩为视角，描述了一段关于童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9、鬼影

年轻的自由摄影师Thun（Ananda Everingham）这日携女友Jane（Natthaweeranuch Thongmee）与大学同窗聚会完毕开车归家，途中Jane将一名飘忽而至的女子撞倒在地。Jane欲下车查看女子伤势，被Thun劝阻，两人匆忙逃离肇事现场。Jane开始终日坐立不安，并指责Thun冷血，Thun只叫她放宽心莫多虑。 Jane的担心并非多余，一连串怪事紧接将他们找上：Thun所拍的许多照片上多出一个模糊的女影、颈部莫名疼痛起来、那日聚会的同窗先后跳楼死去……两人更在暗室多次突然陷入恐怖氛围中。为了摆脱噩梦，Jane决定展开深入调查，与Thun有关的一个女子的悲惨经历慢慢浮出水面。

故乡的女孩篇5

一阵和煦的风吹着，夹杂着一股股浓厚的黄土气息，填没了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小山脚下浓烟四起，犬声，鸡叫声，小孩们的欢叫声连成一片，便成了山村里带有热闹非凡的都市气息，这就是我的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故乡的山连绵起伏，启迪着我更上一层楼；故乡的河川流不息，启迪着我永远向前；故乡的一草一木，启迪着我顽强拼搏，努力向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知哺育了多少儿女。她像一位温柔的妈妈，抚养自己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山似馒头，水像乳汁，田如仓库，毫不保留地奉献出了一切，你不觉得她像妈妈吗？当你投入她的怀抱，一股温馨扑来，你不觉得温暖舒适吗？当你重返家园再别之时，怎能不叫人留恋呢？之所以有这样的强烈情感，是因为她养育了自己，不正像妈妈的情怀？您把一个弱儿抚养成人，要付出多少千辛万苦，食之田，饮之水，踏之地，您总是默默地，含笑而不曰，只要我们快乐，就变成你的喜悦。当一个个放牛娃走出大山，再回来打扮您，您笑得那样欣慰，一种骄傲自豪油然而生，您的美丽是儿女们心灵上的安慰。

故乡，我的好妈妈。我要高声对着九天大喊：我永远不离开故乡妈妈身边。大地为纸，森林为笔，也写不尽生我养我的故乡。啊！故乡，我爱您！

故乡的女孩篇6

我的妹妹决定去广东。她说要去找她的丈夫。今年春节，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家，至今为止，她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我的妹妹不是什么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不过是个农妇，一个识字不多的乡下女人。我的妹夫也不是拿国家薪水的公务员或者大公司的老板和白领，他只是一个进城的青年农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仔。

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开始，妹夫就常年在广东某地做工，一年顶多回一次家。我的妹夫是一个相当老实本分的人，也没有多少文化，每次见到我，都不太敢和我说话，身体绷得特紧。他的村庄资源非常贫瘠，人均七分地，且十年九涝，出门打工，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妹妹要去广东我想多少隐藏了她对丈夫的想念。可是她没有说。作为一个乡村妇女，她当然羞于表达这一点。她的理由是要带孩子去看爹。她担心孩子长期见不到爹不好，到底哪里不好，她说不上来。

我的妹妹有两个孩子。大的七岁，他小时候经常说一些“唐僧是树变的”、“关云长的大刀自己会流血”之类莫名其妙的话，曾经是死缠烂打的那一类，记得有一回我被缠得没法子只好关门躲避，他在门外把门踢得嘭嘭直响，最后索性大哭了起来。要知道，我老家的孩子，大部分见到我就像是老鼠见到猫。而现在他变得有些害羞，特别奇怪的是，他不吃荤食，只是偶尔在大人的逼迫下喝点肉汤，我笑他前世准是一名和尚，他把头低下去，嘿嘿嘿直笑，嘴里嘟囔着说，我是和尚你是方丈呢……小的只有三岁，他的妈妈和奶奶还经常抱他，他经常在大人的背上偷偷脱下鞋子，待发现后他笑得咯咯咯的响，深为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骄傲。……总之，这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妹妹带着孩子们在老家留守，妹夫在广东打工，这样一来，他的老娘――个七十多岁的乡村老妪长年看不到儿子，我妹妹常年见不着丈夫，我的两个外甥在长期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对我的两个外甥来说，爸爸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他不过是手机里没话找话说的一个声音，墙壁上的几张模糊的照片。每次我回老家去看他们，问起他们是否想爸爸，七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就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集体勾着头不说话，让我看着多少有些不忍。

我的妹妹一家上路了。她背着两个蛇皮袋，蛇皮袋里放着她们一家老小的洗换衣服、洗漱用具，孩子的书包和玩具，还有路上吃的食物。她的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可以由她家婆牵着，三岁的肯定是她抱在怀里。她的家婆年纪大了，脊背弯曲，瘦骨嶙峋，肯定没有力气抱。我的妹妹就这样摇摇晃晃、顾头不顾腚地上了火车。妹妹出远门不多，缺乏旅途生活的经验，她带着老人孩子登上火车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这样一支背着蛇皮袋、由老人孩子组成的寻亲团队，更像是一支逃亡的队伍。而两个孩子，因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肯定会有一些兴奋，我想更多的会是陷身陌生人群的恐惧。他们或紧紧攥着大人的手，或者用双臂紧紧缠着大人的颈，唯恐一松手就会把自己给弄丢了。当他们在座位上小心坐下，我似乎看到，车厢的玻璃窗后面，那几张被旅途挤压得变形的、惶然无助的脸。

二

我的侄子离开老家的时候是在农历五月。他出生于那一年农历二月，五月时他其实刚满百天。那一年端午刚过，我的弟媳不顾我父母的一再规劝、哀求，决定第二天离开我的乡下老家回广东东莞。她说到“东莞”这两个音节时流露出的甜蜜、亲切和向往之意，以及脸上不加掩饰的迫不及待的神色，让人以为是一个游子说起故乡，而事实上，东莞不过是她和我弟弟打工的城市，在那里，除了一间小小的租赁的房子，他们依然一无所有。现在，我的弟弟依然在东莞，弟媳此去，他因请不到假并不能回来接送。可是弟媳已经义无反顾，她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几个月的乡村生活，让原本温顺乖巧知情达理的她，变成了一个疯子。

我的父母对弟媳近乎哀求的挽留并不是对弟媳有多么不舍。他们知道，离别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他们舍不得的是我的侄子。对父母来说，我的侄子只是一团柔软的肉，一个还经不起任何惊吓伤害和搬移的易碎品，一个连轮廓都来不及长出来的婴儿。我父母认为，我的侄儿暂时不宜离开老家，因为弟媳所说的他们没有到过的东莞，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年轻的弟媳又没有足够的育儿经验，很难对孩子做到悉心的照料。而且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坐汽车转火车去千里之外的地方无异于逃难。

可我的父母最终拗不过弟媳。因为生孩子，弟媳从春节开始已经在乡村老家呆了五个多月。弟媳是湖南人，对我的老家――一个位于江西吉水赣江边的名叫下陇洲的普通村庄，她在情感上多少感到有些生疏。在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的乡村，只有二十来岁的弟媳难免会感到寂寞。乡村的各种条件依然简陋，比如电视只有两个台，吃回肉都要跑到三里之外的小镇购买，厕所竟然到了不遮羞的地步，她能呆上五个多月已属不易。她要离开也在情理之中。作为孩子的母亲，她要把孩子带在身边更是天经地义。

父母只好妥协。他们心如刀割，表情凄然，可又不得不在弟媳面前强装笑脸。他们忍不住一遍一遍地亲吻孩子的额头，除此以外，他们束手无策。当看到去县城的班车远远开来，他们点燃了送别和祝福的鞭炮。我的在弟媳背后的襁褓中睡得正酣的侄子此时被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吓醒，在我老家门前的巷子里发出了一路不顾一切的哭声。听着我侄子的哭泣，目送着班车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年事已高的父母背靠在插着祈求平安的新鲜艾草和菖蒲的门前，不禁老泪纵横。

三

乡村越来越荒凉了。青壮年大多去城里打工了。他们背着行李，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乘坐春节过后的班车离开家乡，向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潮水般涌去。他们脸上的笑容。让人感觉好像他们要奔往的，是一个传说中满地都是金子的城堡。他们走下班车，又登上了火车。我似乎看到他们在人群中的紧张、慌乱。他们背着行李，穿行在车厢的过道。当他们找到位置坐下来，我似乎看到他们脸上有短暂的轻松。在硬座车厢的座位上，他们脸上的表情向往和迷茫交织……那坚硬的呼啸着喘着气儿奔跑的火车，正成了他们在异乡的生活的隐喻。他们幻想着自己有像火车一样的速度和把大山戳出一个又一个洞的力量，可是，生活总是把他们扔在一个为他们所不知的站台上。他们携带着梦想远行，却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火车的前方，正是不可知的未来。

而在这一场中国乡村大迁徙中，在这一场乡村与城市的博弈中，那些无辜的乡村孩子，成了被扣押的人质。他们本来还处于游戏的年龄，却要被沉重的命运驱赶。他们与老人一起驻守在残破荒凉而寂寞的村庄里，或者被火车押解着行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他们的一张张过于早熟的忧伤的脸，被异乡的月亮睥睨；他们的睡梦，被故乡为离别炸响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而他们内心的残缺和伤害，是乡村被放逐之后必须付出的成本。

每次在旅途和乡村看到这样一张张无辜受难的脸，我的心里就会非常难受。

四

我初中的同学黄小文前些天从故乡来到省城。他在我曾就读过的故乡中学当校长。老朋友的造访总是让我开心，我在酒店招待他吃饭。多日不见，我们推杯把盏，说起小时候时许多人和事，心里油然荡起一阵阵欢娱。我问起他的工作情况，他顺便跟我说起不久前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初中女生，年龄只有十三岁。听他们的班主任讲，这个女生身材瘦弱，平日里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丝毫不引人注意。可有一次，她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原因是女生突然晕倒在教室里。女生的晕倒使正常的教学工作无法进行，教室里乱成一片。我的同学黄小文闻讯赶到现场，立即组织师生把孩子送入医院。医生初步诊断后说，孩子的昏倒乃是青春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贫血所致。经过医生简单的救护，女生慢慢醒了过来。

我的同学当时开始了与孩子的谈话。他想从孩子的嘴里获得她父母的电话号码，以通知他们及时赶来。这本是工作最正常的程序，可孩子的回答让他愕然。孩子摇了摇头说，别打了。孩子说，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家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

黄小文说，你知道么，那女生每到周末回家，都是一个人守着一栋空荡荡的房子，洗衣做饭，自己照顾自己。一顿泡一碗方便面，吃一碗水泡饭是常有的事。

黄小文还说，现在的乡村，这种情况的孩子远不止一两个呢。

我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我准备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中。我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我的胸口闷得慌，我突然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我想我的表情肯定非常难看。我同学黄小文当时有些吓坏了。我们的谈话有了一片刻的停顿。

可我能骂谁呢?骂女孩的父母对自己亲生骨肉的不管不顾?他们奔赴异乡，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好一些。我能骂那女生不晓得照顾自己?她只有十三岁，就已经在逼迫下开始学习独立生活。我能把罪责归咎于故乡过于贫困、乡党过于愚笨吗?土地是无罪的，我的乡亲一个个都有着世袭的勤劳、俭朴和隐忍的美德。他们曾经长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更希望从土里刨出金子。但是，他们都失望了。他们不得不奔跑在逃亡的路上。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城里一个不错的饭馆。我们的饭桌旁边有一群人正在斗酒。另一个桌子上，几个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正在发出愉快的调笑。他们的桌子上杯盘狼藉，这样的景象让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遇上了好年景。如果我控制不住咆哮起来，他们一定会用嫌恶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疯子。

我只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五

经常在因特网、电视、报纸上看到和听到一些火车上生孩子的消息。

我在“百度”里输入“孕妇火车临产”几个字，找到的相关网页就有约62900篇。现将其中几条消息摘要抄录如下：

1　《孕妇火车上临产，两列火车紧急让道送其入院产子》2007年3月26日早上，成渝线洛中子车站附近，1322次列车(广州开往重庆)上一孕妇突然发作出现临产症状。情况十分危急!成都铁路局调度中心让前方行驶的两列火车紧急让道，列车全速开往菜园坝火车站，随后孕妇迅速被送往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目前，母婴平安。

……据陈先生介绍，他和妻子一直在广州打工，由于怀孕的妻子还有十多天就到预产期，2日下午，他们便坐1322次列车准备返回涪陵老家待产。……

2　《孕妇火车临产，同车医生接生母子平安》2005年7月28日凌晨，深圳开往湖南岳阳的一列列车上，一名孕妇突然临产。此时离最近的车站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列车长果断下令在列车上寻找医生。随后，两名医生和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为产妇进行接生，最终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

……原来，这对夫妇长年在东莞石龙打工。怀孕后，孕妇曾经到医院进行过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胎儿脐带绕颈，很有可能需要剖腹产。他们打听到在东莞进行剖腹产需要七千余元，而在老家岳阳却仅需两千余元。为了省钱，这对年轻夫妇决定冒险乘坐火车返回岳阳老家生产，此时距离预产期仅有一个星期时间……

3　《孕妇火车上临产，列车员乘警围成人墙播音员接生》快报讯

(实习生陈诚记者高国)昨天傍晚，在温州开往南京的5056次列车上，一名孕妇突然临产。列车上的播音员刘长爱“徒手”为孕妇接生，使一个小生命呱呱来到人间。

据了解，产妇和其丈夫王多权均是贵州余庆县松烟镇人，准备乘坐该次列车经南京返回老家生孩子……

4　《大年初一孕妇列车上临产》新华报业网讯(2007年2月20日)大年初一凌晨4点半左右，杭州开往大同的1592次列车途经安徽滁州时，一名孕妇乘客突然临产。列车长闻讯后，立即组织列车员安抚照顾孕妇，而一名学医的女学生边打电话询问导师接生知识，边帮助接生，产妇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经询问了解，黄某是从常州回安徽砀山过年的，由于长时间坐车，心情紧张出现早产症状……

够了，我不想再列举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在火车上生孩子的人，几乎都是出门打工然后急匆匆往回赶的乡村妇女。

几乎所有消息的撰写者都极力把救助场面的气氛渲染得紧张、危险而热烈。的确，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一块好料。它既有利于塑造铁路部门出于人道主义倾情救难的良好形象，又有利于宣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公德。在这些消息中，列车长、医生、列车播音员无疑成了事件的主角。我甚至能从这些消息中感受到记者下笔时的激情澎湃热血飞扬。

可真正的主角被忽略了。我说的是那个产妇和生下来的孩子，还有产妇的丈夫。生孩子这样的大事，最适合的地点应该是医院和家中。可他们为什么要等到临产才匆匆往家里赶?是什么让他们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是什么在背后举着鞭子，抽打着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出生而奔赴在求生的道上?他们是否要用一生来对孩子深怀歉疚?当有一天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故事，做父母的会是怎样的尴尬，做孩子的会是怎样的委屈?

六

这是在广州到安徽合肥的火车上。我刚在广州开完了一个会，正在回南昌上班的途中。这是在六月，天气很热，当我登上火车，我的背上全部湿透了。

而火车上与我邻床的一个农民模样的旅客比我湿得还要厉害。当我看到他时，他的头上冒着股股热气，脸上全是汗水。他一个劲地用一条褪了色的旧毛巾擦汗。可是他刚擦完不久，汗又在他的额头爆出来。

他大概五十多岁，皮肤黧黑粗糙，白色的衬衣皱巴巴的，露出里面褪了颜色的红棉背心，一副农业学大寨年代的宣传画里典型的农民打扮。当然他的神态远没有宣传画里的气宇轩昂，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有些苦涩，

他坐在我的床位上。床位间的茶几上堆了一个鼓鼓的塑料袋，我的床上也放着一个旧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旅行包的提手虚了边，看样子就要断了。

他看到我向他出示了火车票，马上停止了擦汗，脸上堆满了笑，用我非常难懂的方言说同志，我没买到下铺的票，你能不能给我换到中铺?我带着孩子呢。

――这时候我才看到孩子，在他的身后，旅行包的前面。

孩子很小，和一只刚生下来的牛犊子差不多大。虽然嘴巴里咿咿呀呀的，但还不会说话。眼睛黑亮，会看人，还会笑。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然后又被别的什么吸引了，一脸的疑问。一会儿，就觉得无趣了，转过身去背对着人，举着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到嘴里吮吸，口水流了下来，打湿了床单。

黑黑的卷发，白胖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小巧的嘴巴，藕节一样柔嫩的胖乎乎的小手，和年画里的娃娃差不多。如果穿一件红色的肚兜就更像了。不过，她穿着白底蓝色碎花的连衣裙。裙子老翻上去，不知羞耻地露出证明她性别的性器官。是个女婴。

孩子可能不到一岁。一问，果然只有十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大人扶着她坐起，一会儿就倒下去，再坐起，又倒下去。

这孩子太小了，小得让人心疼和担心。这孩子现在在离家千里之外的火车上，这就更让人担心了。几乎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发现孩子都不由自主地放轻了手脚，似乎是怕吓着了孩子。

――我自然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我爬上了那老汉换给我的中铺。我带在火车上看的书也无心看了。我盯着那个孩子。我知道那肯定又是一个打工人家的孩子。我知道围绕孩子的肯定是一个让当事人无所适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不得不又一次涉身现场。

果然，那老汉说，那孩子是他孙女儿。他的儿子媳妇在广州打工。孩子本来放在安徽乡下老家带，可是，前不久，儿子媳妇想孩子想得厉害，老汉只好从老家抱来给他们看。只住了几天，这不，又把她带回去呢。带这么小的孩子，本是女人家干的事，但自己老伴不识路，又晕车，只好自己来了。

老汉还说，他家离合肥有两百多里。坐火车到合肥后，还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到县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家。一个人倒好办，可带个这么小的孩子，吃喝拉撒的，麻烦大了!

我才知道上火车时他为什么头上冒那么多的汗。――背着两个包，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确够他受的!

我知道从广州到合肥要十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顺利，他到达家中要明天下午。这个手脚笨拙的农民，要带着这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这样一团柔软脆弱的肉，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折腾，到达合肥，然后再乘坐公共汽车回到山乡的家中?

那是一个鸡蛋或者一块玻璃，一不小心就会破碎。

那是一个需要我们加倍怜惜呵护的幼小生命，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那是千千万万被驱赶着在路上奔跑的孩子中的一个，是无辜却被旅途扣押的人质中的一个，当然，也可能是全部。

我总疑心那是吉凶未卜的旅途。疾病、饥饿，过于动荡的火车，一路的吃喝拉撒，都足以成为伤害孩子的隐患。

七

在摇晃不已的旅途中，我盯着那个孩子和老汉。

孩子开始烦躁不安。她不顾一切地哭着。老人怀疑她是饿了，从茶几上的鼓鼓囊囊的饲料袋里倒出婴儿米粉，装入奶瓶用开水冲了，凉后给孩子吃。孩子甜甜地吃着。

老汉还从塑料袋里掏出一种叫威化饼的食品，撕开包装纸喂孩子。孩子脸上顿时布满了泪痕和饼干的碎粒，老汉用那条带着汗味的旧毛巾给孩子擦了。

孩子又哭，老汉怀疑她渴了，喂水。孩子喝水，小喉咙一动一动。

孩子睡得香，老汉怕车厢里的空调凉了孩子，从旅行包里拿出孩子的小衣服，盖在孩子身上。

孩子醒了，拿着几张拆开的威化饼的塑料包装纸玩。床铺上顿时布满了威化饼的碎屑。

孩子把尿拉在床单上了。老汉左右看了一看，见没有乘务员经过，赶紧把有尿渍的床单与没有人住的上铺的干净床单调换。

孩子又哭，喂水不喝，食物不吃，哄着睡觉不睡。老汉非常无助。他的耐心渐渐耗尽。他突然咆哮起来，把孩子掷在床上，失控的手掌重重地打在孩子娇嫩的屁股上，屁股顿时红了，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老汉又抱起孩子，摇晃着，哄着，轻轻拍打着孩子的背。他一脸的懊恼和悔恨。

老汉对着孩子唱着一种我根本没办法听懂的歌谣。我想那歌谣一定来自他自己的家乡，与古老恰静的乡村文明息息相通。许是受了歌谣的抚慰，孩子又睡过去了。

中午一点多，老汉趁孩子睡了，赶紧泡上一碗方便面吃了。浓重的方便面气味和着孩子的尿味在车厢里飘荡，经久不散。我敢肯定，那是我这一辈子，闻到的最为复杂难言的气味。

孩子又哭，老人又哄，又喂……

一路上，我就看着老汉翻来覆去地折腾，看着一个笨拙的乡村男人在一个只有十个月的孩子面前的黔驴技穷。我感到他都要虚脱了。

天慢慢地黑了。

八

半夜，我背起包，走下了车。我看到老汉依然没睡着，他靠在床头上发呆。在熄了灯的车厢里，老汉的脸模糊一片，可借助外面车站的灯光，我分明看见他的眼里满是一个男人只有身处困境才会显露出的无助和哀愁，让我吃惊。当我下床的时候，他和我招呼，我看到老汉脸上对我早到家的羡慕和对漫长旅途的忧心忡忡，他后面的旅程无疑将变得更加艰难，而那个睡梦中的孩子突然尖叫起来――她可能是被到站时火车刹车车轮在铁轨上摩擦的尖利刺耳的声音吓坏了。那一声尖叫，仿佛玻璃的破碎，充满了对她所不知的世界本能的恐惧、反抗和抱怨。

那一声尖叫被我的耳朵收藏，在我的胸腔激荡，它像一把小而锋利的刀子，刺痛了我。

我下了车，提着行李在站台上走着。站台上灯光幽暗。我的影子在灯光下一点点地缩短，又一点点地拉长。我的心是沉重的。我担心这个老汉，以及那个孩子。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委屈。我想起了我的外甥，我的侄子，那个晕倒在教室里的十三岁的女生，还有更多被驱赶着在路上惊慌失措地奔跑的孩子。我知道我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就像我没有办法让奔跑的火车停下来。那么，请允许我祝福这些孱弱而无辜的生命。我似乎听到，在一个相信神的国度里，一名叫泰戈尔的诗人，正模拟神的口吻，朗诵着他充满了爱和祝福的诗句。那些诗句，正契合了我此刻的心境：

……他已来到这个歧路百出的大路上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从群众中选出你来，来到你的门前抓住你的手问路。

他笑着，谈着，跟着你走，心里没有一点儿疑惑。

不要辜负他的信任，引导他到正路，并且祝福他。把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祈求着：地下的波涛虽然险恶，然而从上面来的风，会鼓起他的船帆，送他到和平的港口的。

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泰戈尔《新月集，祝福》

故乡的女孩篇7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6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年收入增加到800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为什么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中国层出不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食用毒猪肉、毒大米和毒奶粉？因为这些产品价格低廉，他们微薄的收入只能去消费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贫穷人群的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才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东部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也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几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为什么写下了《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好比是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现在。一个欧洲人活四百多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应该是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现在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20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

故乡的女孩篇8

这是一段没有温度的文字，是一个少年杀人犯的供词：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摘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昕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

文字中的“我”，生活在河南穰县一个名叫梁庄的小村庄。在杀害82岁老太“刘老婆儿”之前，“我”是很少被村里人想起的那个寡言的王家少年。四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到新疆打工赚钱，“我”和哥哥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我”被托付到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

“我”不喜欢和同村的那些同龄孩子一起逃学、上网、打游戏，读高三的“我”，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尖子生。但就在“我”挥动锄头的瞬间，“我”的大学梦也被砍碎。2009年4月，“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判决结果出来，“我”的村民们以他们原始古朴的道德感一致觉得，坏成这样的人，就是要枪毙的。但有一个“外来”的人，却觉得“我”很可惜。

这个人名叫梁鸿，对梁庄而言，她并不是绝对的“外来者”，梁庄是她的故乡，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21岁时梁鸿离开梁庄求学，多年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她在北京高校担任大学教师。虽然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梁鸿都对自己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怀疑，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她觉得她和最广阔的现实、和大地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2008年和2009年，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到故乡梁庄住了将近五个月。她想写故乡，写故乡的亲人。她也想搞清，像梁庄这样的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为何会成了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回家的那些日子，梁鸿每天都和村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以亲人的情感走进他们、倾听他们。

如今，最终成稿的调查实录《中国在梁庄》，从乡村每个小人物的生命本体入手，讲述他们的悲思欢想。而由“个人史”连缀出的梁庄的过去与现在、它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又都深深印刻着这个时代的痕迹。从书中的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今日乡土中国的残酷与温暖。

留守的孩子与老人

那个82岁老太的王家少年的故事，正是梁鸿在家乡做调查时听来的。或许，是对王家少年怀有某种同情，梁鸿通过关系在狱中见到了他，她本想问，“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但当铁栅门打开，一个单薄瘦弱的少年带着手铐走出时，她失语了。他看她一眼，很快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害羞?寂寞?绝望?梁鸿说不清。她只觉得她准备的问题不问也已知道答案。或许，正是父母离家、爱的缺失，让王家少年这样的留守孩子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心里郁结下了难以排解的阴暗。

王家少年那份冰冷的供词至今仍保存在梁鸿的电脑里。每次读时，梁鸿都觉得，挥动锄头杀人这样一个残忍的动作，和那个内向寂寞的孩子，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而这反差背后隐藏了什么?――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被压抑的性冲动?…一个极端的案例，最大程度呈现了北方乡村留守少年的寂寞。梁鸿有时甚至设想，倘若王家少年没有在冲动之下犯罪，他之后的人生是否就一片光明?在一种矛盾、撕裂、没有“爱”的环境中成长，“他”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农村留守孩子，是否仍旧会“爱”?谁能保证他们心灵的健康?

在家乡走访时，让梁鸿觉得伤感的是：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在乡村最正常的生存状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梁庄人大规模背井离乡，绝大多数青壮年都涌去城里打工，挣到钱再回来村里盖上新房。在农村，盖房子是显示自身财富、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于是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但门前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都生着锈。

家长出门打工本是为让孩子有更好的条件读书，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留守儿童”。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状态。如今，“留守儿童”这个词在梁庄已非常流行，以至于一个普通老人都会在言谈话语间频繁使用。这也意味着，在乡村人们心中已对“留守”这种状态有了某种默认。

梁鸿和自己的堂婶芝婶一次闲谈时，老人说起自己“留守”在家的5岁小孙子有天说要“跳坑”。坑是北方村庄常见的水塘。“孩子想他的父母，但他不想奶奶再为‘要不要把他送到父母身边’而犯愁，所以他说，‘奶你再说这事，我就跳坑’。之后，孩子再也不提父母，爸爸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梁鸿对《小康》记者说，当她听到一个五岁的孩子，竞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时，内心的震撼之大。“这里面蕴藏着多少痛苦?但孩子在承受。这种承受对一个5岁的孩子而言，是多么残忍，它是不该由一个儿童来承担的，但我们的社会，让他承担了。更为残忍的是，一个老人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状态。”梁鸿说。

芝婶和梁鸿聊天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她们绝不是对生活麻木。”梁鸿说，当她看到芝婶注视孙子时那种疼惜、怜爱的眼神时，她知道，芝婶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疼痛、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这很像作家余华在《活着》中描述的中国农民，在生活中“苦熬”，但却有坚韧的情感――始终如一、生命的坚韧。

在梁庄有太多像芝婶一样强撑着为子女服务的“留守老人”，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是儿女不孝，让父母无法颐养天年?“在乡村是没有哪一个老人会优哉地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在外打工的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在这里，探讨作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梁鸿说。

乡村老人视付出为平常，他们没有所谓的“悲剧感”。悲剧，更多是居高临下的“访问者”强加于他们的感受。当然，他们有悲伤，只是这悲伤掩藏在平常生活表面之下，与他们的快乐、幸福交织在一起，交织成乡村生命内在的坚韧和温暖。

同样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的作者蔚然，在写作考察日记《粮民》时也接触了许许多多的留守老人。让他印象极深的，是过年时在陕北窑洞遇到的一个老妈妈。老人对蔚然说，自己“缺钱的娃娃都给困在外面回不来了，这个大年间，有个你来，我好欢喜，你就算是我的娃娃回来看我!，”晚上睡觉时，老人时不时帮蔚然盖好被子。第二天他走时，老人倚在门框，不停向他挥手，她没有流泪，只是说：“娃娃路上慢走，天气不好。

你有空再来，我还给你做好吃的……”说这话时，老人看着蔚然，或许也是在看着自己那些漂泊在外的孩子。

理想是这世上最坏的东西

在家乡调查，梁鸿不仅听到乡亲们的故事，也让她对自己的亲人有了更多了解。她发现，平时习焉不察的父母兄弟，其内心隐藏着太多“陌生故事”。

梁鸿的哥哥毅志如今在家乡镇上开诊所。当年，这个浪漫的文学青年，也曾和他的无数乡亲一样，到北京打工寻梦。他包过沙发做过椅子，也贩过票。被便衣逮到后，毅志被送到收容站，收容站告诉他，有钱可以赎人，没钱就到砖瓦厂干活。在某个深夜逃出砖瓦厂的毅志，多年后第一次向妹妹袒露过往，“我们其实是被收容站卖到砖厂的，一人一百块。后来那个砖瓦厂出事了，把人打死在里面。想想真是后怕，倘若那个夜晚被抓回去……”哥哥说得波澜不惊，身旁梁鸿的大姐却泣不成声：“我从不知道我的兄弟还有这样的过去。”

哥哥现在会笑着感慨，再也不会回北京过那种蚂蚁般的生活。像毅志这样，所谓的第一代打工者已逐渐明白一个事实：城市，不过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不要对城市做过多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但第二代打工者，他们的命运与处境其实更为尴尬。和父辈相比，这些新生代乡村青年在家乡呆的时间很短，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对城市充满渴望，但城市却无法真正接纳他们。他们无处扎根。

现在，梁鸿每次想到哥哥逃亡的那个深夜，同样也会“怕”，“若是被抓，可能就是一个失踪人口。农村有很多失踪人口，出门打工再没回来。他们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无人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导演李军虎拍摄的纪录片《父亲》中的一幕：外出打工供儿子读书的父亲，在他随身带着的密密麻麻写满十元、二十元借款记录、以及对儿子殷切期望的本子上，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父亲对着镜头说：“万一我发生不幸，这个城市谁知道我是谁?”

听说梁鸿回家乡做调查，在襄樊生活的好朋友菊秀也赶了回来。菊秀是个骨子里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一心想考学，考了三年却一直没考上。但她不想和父母兄弟一样摆摊做生意，于是她学裁缝，想着将来做设计师，在她看，那是高雅的职业。　菊秀开裁缝店那几年，梁鸿去找过她。她给梁鸿做了一条白裙子，收腰摆裙。她让梁鸿穿着它在街上走，她说：“多漂亮!来，转一圈!”两人开心得不得了。当年菊秀还认识了一个和她同样怀有梦想的乡村女孩，女孩独住江边，在大坝上盖了一个小房子。她卖鱼、晒鱼干，看似繁琐，但女孩却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高兴。那时，菊秀和女孩每天早上都要到坝上高歌一曲――歌唱她们的理想。

“或许世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吧。”多年后菊秀对梁鸿说。当年菊秀的裁缝店做得并不好，干了两年就关门了。坝上的女孩也因为经常被流氓骚扰，落寞离开。菊秀之后卖过橘子。2000年时，她和哥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被公安局抓过，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过。还有一次，菊秀看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她忽然觉得，那些人都是被自己送去的，是她把他们送到了火坑。从此后，她走路连头都不敢抬。

曾经热爱文学、满脑子浪漫的菊秀，如今在襄樊开麻将馆，天天陪客人打，一天不打就有点手痒了。她和梁鸿说，现在总梦到上学那会儿。“如果我考上学……”菊秀常念起这句，但她马上会接着说“世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生活没有给菊秀这样的人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于是，她聪明了，“务实”了。但这种“务实”对她又是另一种残酷――她变成了自己瞧不上的“庸俗”的人。这，就是现实残忍的所在。

蓬勃的“废墟乡村”

在梁鸿回到家乡后，还有一件事，让她难过不已――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已经荒废，几年前，它还被人作为“闲置创收地”转租给了当地养猪场，有好事者甚至将校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在梁鸿看来，随着梁庄小学的破败，一种精神与文化的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

梁鸿在走访中发现，“读书无用论”在梁庄越来越被认同。虽然成年人对“知识”有种绝对的看重与渴望，但在经济观念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乡村孩子根本不愿上学，只想早早出去打工。而家长们在看到一些家庭倾全家之力供孩子读书，但孩子大学毕业后仍旧无法在城市落脚后，家长们在焦虑痛心之余，对厌学的孩子也就有了放任的态度。在梁鸿看来，这种精神文化的颓废与衰退，才让人痛感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虽然表面上，这里有宽广的公路、气派的新房。

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在读过粱鸿的“梁庄故事”后，评价说：“它向我们呈现出农村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一点点具体的病症累积出来的，比如对老人孩子情感的忽略，比如对生命的不尊重。”梁鸿在家乡走访时，听大姐单位的人讲了这样一个“扒坟烧尸”故事：1994年、1995年刚刚实行火葬政策不久，扒坟烧坟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一次，一个女性尸体被扒出来，被烧上汽油，结果，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就又点一次。那天，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众人围看。

“我们可以宣传火葬、控制土葬，但万人围观的‘扒坟烧尸’致使我们的情感被破坏、道德感被破坏、信仰被破坏。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病态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身处其间的每个人都变成病人，见怪不怪。”梁鸿说。

在梁鸿看来，这种心灵与精神的危机，绝不仅仅是村庄才有的问题。“村庄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结构，如同母亲子宫，子宫不健康，孩子谈何健康?民族谈何健康?”梁鸿觉得，梁庄只是一个剖面，它体现出的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对人心的忽略。经济可以计量，人心若是涣散了，却很难为人所知。只有当它累积出一个个巨大的实际问题，才会成为光鲜表面最碍眼的“污点”。就如今天，如城市赝品般的千疮百孔的乡村，已然成了众人口中的病灶，被冠以“解决”这个的统一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