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政审范文
时间：2023-10-16 21:58:10
研究生政审篇1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权责发生制；综合财务报告；国家治理
政府绩效审计是从传统审计体系中衍化出的，强调审查管理效率和效果的审计。1956年起，西方政府审计体系发生变革，逐渐从传统审计向绩效审计转变，至2017年已经基本形成以绩效审计为主的政府审计体系。而中国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还处于成长初期，未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转型期，政府会计也开展了权责制改革，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已经于2017年1月1日施行；这意味着今后的政府绩效审计将形成一个以预决算报告和权责制财务报告为基础的二维审计体系。为了服务国家治理转型，本文从我国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基于权责制综合财务报告的政府绩效审计以及政府绩效审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这三方面着手，对以往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
1956年，第二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会议提出要检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自此绩效审计思想开始出现。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政府绩效审计体系。相较而言，国内对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开始得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才开始萌芽，当时就有学者预言，绩效审计将成为我国未来政府等行政事业单位审计的发展趋势和主要方法（王会金，1993）。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国际接轨，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也全面展开。有关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有关政府绩效审计内容的研究
有关政府绩效审计内容的研究多为纯理论研究，主要以分析发展制约、对比国内外现状以及提出改进对策等为主。梁斌，罗文洁（2012）认为随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变化，绩效审计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然而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与西方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王会金（2014）指出，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在国外后新公共管理运动过后，存在多个可以创新之处；在协同审计方式方面，应该建立相互匹配协调的行政制度，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加重视政府绩效审计的结果公开。王超（2014）、谢慕廷（2015）和王丽娜（2016）借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发展经验，认为西方国家的立法型绩效审计模式能够使政府绩效审计更为独立和公开，提出要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立项阶段的绩效审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和评价体系的建设以及提高公众参与度等对策来完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体系。王会金（2010）对我国的现行体系进行SWOT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制度发展不完善，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分析了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优势和特征后，提出我国绩效审计的范围应该包括公共财政资金绩效审计、公共投资绩效审计、金融绩效审计、政府采购绩效审计、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人力资源审计。吴蒙（2015）以深圳为例，对其政府绩效审计进行分析，较为创新地提出当下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存在审计建议避重就轻、绩效审计的时间效率较为低下等问题；然而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并无突破创新之处，在实践性方面还有所欠缺。关于政府绩效审计内容的研究多以纯理论分析为主，是我国实行政府绩效审计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由于过去政府绩效审计在实践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实践上的证据支持，对于当下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改革虽然能起到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无法建立实际应用的具体指导细则。
（二）有关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大都基于预决算政府会计体系，并不适用于现今的政府会计权责制改革，而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也较多依赖于平衡积分卡，缺乏创新。宋常（2010）认为可以效仿《巴塞尔协议》构建一个基本的评价体系；然而文章中并没有建立一个具体的指标体系，只是规范了绩效审计的目标、范围等。吴勋（2011）则认为，我国转型期政府绩效审计有着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支撑和人员配置达不到要求等实施瓶颈；在构建评价指标时应该突出预算绩效，并制定了量化指标和测算方法。然而在我国政府会计权责制改革的当下，以预算审计为主的绩效审计显然是不能满足政府审计发展需求的。付同青（2008）把平衡记分卡与政府绩效评价相结合，设计了相应的平衡记分卡评价指标，但是未能给出量化评价指数。王如燕（2009）着重研究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她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框架，运用环境优值与协调系数相结合的模型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BP的模型，突破性地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建立了一套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标准和评价指标；迄今为止是国内研究政府环境绩效审计领域指标体系建立较为健全和详细的研究。高卫华（2015）的研究则是出具了较为详细的指标体系框架，他根据2002年财政部颁布的《国有资本绩效评价规划》和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制定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平衡记分卡的方法，对政府的整个预算过程制定了包括五个方面的16个指标。总的来说，由于目前国家治理处于转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绩效审计研究文献综述———以国家治理为视角■邹牧云殷文玺李靠队型期，政府会计也正处于改革中，适用于当前国情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也较为匮乏，对于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仍是以平衡记分卡评价方法为主，没能引进更多更好更新的方法。因此现存文献对于构建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研究还是存在较多不足的。
（三）有关政府绩效审计影响因素的研究
欧阳华生和余宇新（2009）认为人均国民收入、教育指数和基尼系数对绩效审计制度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绩效审计制度越能得到发展。李素利（20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审计人员素质、政治、法律、经济和信息等因素的改善都能对政府绩效审计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其中审计人员素质这一因素的影响最大，因此建设绩效审计的法律制度、加强培养审计人员素质对于发展绩效审计非常必要。纵观我国有关政府审计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目前学界已经形成绩效审计的理念，对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也已经开始，但是与西方相比仍旧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地能够投入使用的理论基础和评价体系。可见，我国的绩效审计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在法律上缺乏依靠和规范，在实施上存在难度和制约。
二、基于综合财务报告的绩效审计形成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的政府会计，2015年才明确提出要编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出台了政府会计准则，并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今后的政府会计将形成“预算—财务”二维政府会计体系，因此基于综合财务报告的绩效审计也必然形成。然而基于权责制的政府绩效审计，目前仍是一个空白的研究领域。但路军伟和陈希晖（2006）已经预言，政府会计改革，引入权责制，能够提供更多的财务、成本信息，可以将一个项目作为审计主体，达到更好的绩效审计效果。由于学界还未将权责制综合财务报告和政府绩效审计相结合进行研究，因此现有文献中仅有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问题的研究。刘小兵、徐曙娜（2015）参考并罗列了2012年财政部出台的《2011年度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中的一些编制办法，但未出具创新研究。王彦（2015）则设计了较详细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方法，认为应该对于现行收付实现制核算中空白的部分进行资产评估、甄别登记，诸如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承担偿还的企业负债、政府投资的企业股权、政府财政和政府单位借入款中应付利息的负债和费用、政府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等期间费用以及部分政府债权资产等；那么根据这些综合财报编制研究的归纳总结，就能服务于基于综合财务报告的绩效审计的研究。在政府大力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的当下，利用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进行政府绩效审计是政府审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目前还未出台一个确切的政府会计准则，基于权责发生制综合财务报告的政府绩效审计同样也是一个未有人涉足研究的空白领域。
三、政府绩效审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作为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绩效审计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工具和重要一环。政府绩效审计能够起到对政府管理的协助作用；例如对政府负债、公益组织或进行地域性的绩效审计，能促进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的进步（Miller，2016）。目前正值国家治理转型期，政府和学界对政府绩效审计都产生了足够的重视，但现有文献仍是以预算制度下的政府绩效审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为主，并没有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财务报告相结合，这显然是不符合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趋势的。李晓慧（2015）认为政府绩效审计对国家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划分审计范围时没有很好地分清政府和市场，没有发挥政府审计应有的战略指导作用；在政府低效或不作为等重点问题上也缺乏足够的关注。而王会金(2014)认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对被审计单位绩效有改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评价指标、理论体系的不完整，这样的作用还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撑。总的来说，政府绩效审计对国家治理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观点，是被学界普遍认可的。
四、总结
近阶段，我国政府会计出现重大改革，基于预决算政府会计的绩效审计的研究就无法满足政府会计改革的需求。而过去的绩效审计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以平衡记分卡为主，缺乏新方法的引进。综上，作为国家治理支柱和基石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绩效审计，其发展和相关研究存在诸多制约；学界也未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绩效审计和国家治理三者相结合。在我国国家治理转型期的关键时刻，研究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绩效审计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王会金.试论我国行政单位绩效审计的理论与实践[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3(04).
[2]梁斌,罗文洁.论政府绩效管理与绩效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02).
[3]王会金.国外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创新研究[J].会计研究,2014(10).
[4]王超.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的经验与启示以美国为例[J].科技广场,2014(12).
[5]谢慕廷.国外政府绩效审计的启示[J].审计月刊,2015(02).
[6]王丽娜.论国外绩效审计经验对完善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制度启示[J].财会学习,2016(06).
研究生政审篇2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国家经济安全； 政府审计； 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2］ 王会金.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J］.审计研究，2004（3）.
［3］ 王晓霞.审计理论体系的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8（12）.
［4］ 冯均科.目标导向审计理论体系刍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5］ 李金华.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J］.财经，2005（1）.
［6］ 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7］ 潘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N］.中国审计报，2010-03-31.
［8］ 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
［9］ 杨树滋.中国审计理论体系探讨［J］.山东审计，2002（4）.
［10］ 王德河，刘力云.对我国政府审计研究的反思［J］.审计研究，2003（6）.
尹平教授简介
研究生政审篇3
[关键词] 政策审计 研究 成果 局限
《审计署2006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注重从政策措施以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发现问题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策审计研究成果丰硕,但任重道远,面临严峻挑战。
一、我国政策审计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审计工作者,从绩效审计、宏观经济管理、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审计调查、政策运行等角度对政策审计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从绩效审计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竹德操等(1997)认为,国家宏观财政活动有效性审查是通过对财政政策应用对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和分析,考察国家财政活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和绩效水平,发现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提出改善建议,提高国家财政活动的绩效水平。
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学者曹俊汉2000年12月发表《迈向评估审计的新纪元:美国会计总署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一文,从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和研究了美国政策绩效审计的发展历史,为我国政策绩效审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邢俊芳、陈华、邹传华等的《最新国外绩效审计》(2001),审计署外事司的《国外效益审计简介》(2003),鲍国明的《国外绩效审计方法与案例》(2004),邢俊芳、陈华、邹传华的《最新国外效益审计》(2004)以及罗美富、李季泽、章轲的《英国绩效审计》(2005)等着作对介绍国外先进的审计理论和实务,加深我国审计工作者对政策审计的理解,推动我国政策审计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邢俊芳的《效益审计中国模式探索》(2005)、彭华章等的《政府效益审计论》(2006)等着作,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我国政策审计的模式和方法。
2007年4月,刘家义等在其着作《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中指出,对体制、制度、政策层面的绩效审计必须满足揭露问题、促进管理、推动改革、规范秩序、提高绩效的要求。
2.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02),吕培俭、罗进新(2005),张文祥、王羚、马绪忠(2006),姚爱然(2006),审计署驻京津冀特派员办事处课题组(2006),刘力云(2007)等发表文章认为,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包括:对宏观管理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反馈和后评估;促进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对宏观经济管理及时提供预警信息。国家审计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国家审计可以成为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决策信息提供者和政策效益的监督者。国家审计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信息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提供事前的真实、完整、可靠的信息;二是提高监督的层次,构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效益的事后监督机制。
3.从经济责任审计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2004年5月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人事部及审计署等五部委组成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编写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知识问答》一书,将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确定为:贯彻执行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情况;重大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事项的程序和效果等。
中央《关于2007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国家环保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环保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成因、处理及责任追究情况等;国家土地政策落实情况、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土地批租和转让过程中有无发生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等。
吉林省审计厅袁玉岫、沐云(2005),湖北省审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厅经济责任审计处(2006)等提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突出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和效果审计,促进领导干部提高决策能力;加强经济管理的合法性与效益性审计,促进领导干部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武汉大学刘颖斐、余玉苗(2007)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考查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经济政策和省、市、县重大经济决策及地方出台的经济法规情况。
4.从专项审计调查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天津市审计局课题组(2006)在《关于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的分析与思考》一文中,将专项审计调查分为以单位为载体、以项目为载体、以资金为载体和以政策为载体等四种类型。以政策为载体的专项审计调查就是对政策执行情况或健全程度开展的调查。实证研究显示,2001至2004年以政策为载体的审计调查项目数占全部专项审计调查项目数的17.2%。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审计机关专项审计调查研究》课题组(2007)发表文章认为,专项审计调查在一定范围内展开调查,其具体目标是监督评价国家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和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更有利于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审计为宏观决策服务的作用。专项审计调查不仅关注效益问题,而且关注被调查事项的决策、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5.从政策运行
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崔孟修(2007)发表文章《政府审计的新领域:政策评估》认为,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审计机关进行的政策评估应是在政策开始执行之后,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常规审计通常以既定的政策目标为前提,只关注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不质疑政策目标本身,而政策评估有时需要对政策目标本身提出质疑。
《中国审计学会2005至2009年审计理论研究规划》将“审计机关开展政策评估的探索”作为审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审计署科研所所长刘英来(2007)认为,以效益审计、效能评价和政策评估为主,可能是我们审计工作发展较高水平的标志。
二、目前我国政策审计研究的局限
可以看到,我国政策审计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规范的操作指南。不同角度的政策审计研究,虽然体现了研究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暴露了政策审计研究的局限,表现为:
1.从绩效审计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是将政策、项目、组织、活动等混合为一体进行的研究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将绩效审计的对象定义为“政策”、“项目”、“组织”和“管理”。政策居于项目、组织、活动之上,它既是后三者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是后三者的最终归宿的。目前的绩效审计研究并没有突出政策审计的这一重要性。
2.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开展政策审计研究,使政策审计研究陷入了管理研究的“泥沼”
审计应独立于具体的管理之外。政策审计应独立于宏观经济管理,它不应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具,也不应是宏观调控的“提鞋人”,而应成为宏观管理和调控的监督者。
3.从经济责任审计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仅仅是以某某领导人在位时的政策制定、执行等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政策的一贯性
经济责任审计,容易将持续性的各项政策及其效果评价因领导人的更替而结束,从而不利于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监督,不利于审计部门在较高层次上体现其监督职能。
4.从专项审计调查的角度开展政策审计研究,容易使政策审计研究误入调查研究的陷阱
毕竟,专项审计调查是一种调查活动,仅仅是由审计部门或以审计部门为主开展的一种调查。从严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来看,专项审计调查无法与政策审计同日而语。
5.从政策运行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是将政策审计完全置于政策运行的过程之中,将政策审计作为政策监控的一个环节
在政策中研究政策审计,使政策审计研究局限在了被审计对象之上 ,削弱了政策审计的超然独立性,不利于政策审计独立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审计署科研所:《中国审计研究报告2006》.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
研究生政审篇4
【关键词】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财政透明度；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
一、引言
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潜在机制可能非常多。而本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审计机关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财政透明度的高低则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政府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国家审计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地区财政透明度，改善国家治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但大多数文献都是偏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的支持，且鲜有研究关注制度环境因素对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而政府审计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地区法制化程度的影响。法制化水平不仅会影响公民和企业的行为，更会影响政府的行为，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效果。
因此，本文将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及财政透明度三者整合到一起进行研究，以2008年至2013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样本，结果发现，政府审计与地区财政透明度正相关，政府审计和地区法制化进程正相关。
二、现有研究与假说发展
（一）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度
目前关于财务透明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公司的财务透明度的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董事会规模、公司特征等内部因素都对公司财务透明度有显著的影响。公司财务透明度与董事会规模显著相关，可是外部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透明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崔伟和陆正飞，2006）[6]。杨忠海和周晓苏（2011）研究证明，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显著负相关，公司财报透明度与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呈U型变化，与非控股股东的制衡力呈正向变化[7]。与研究公司财务透明度影响因素同时兴起的是对公司财务透明度经济后果的研究。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不仅可以减少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Τ疲Healy P M和Palepu K G，2001）[8]，还可以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汪炜和蒋高峰，2004）[9]。王华和张程睿（2005）进一步认为，公司财务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改善其筹资成本[10]。此外，提高公司财务透明度还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林有志，2007）[11]。游家兴（2007）等实证表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加强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管，改善了公司治理[12]。另外一方面是关于政府财务透明度的研究。政府财务透明度也称为财政透明度。目前财政透明度的概念比较权威的是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的定义。他们认为财政透明度是政府最大限度的对大众公开自己的职能和结构、财政政策和措施、财务预决算和公共账户等可靠及时的信息。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和方法，以及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目前衡量财政透明度方法的研究主要有：通过自行构造财政透明度指数对财政透明度进行衡量（何玉和杜威，2012）[13]；通过查看政府网站是否有常用信息来衡量财政透明度（郑烨，2013）[14]；闫波（2013）用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信息公开指数对财政透明度进行量化[15]。自从2009年，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此报告的得分来衡量各省级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因此本文沿用之前的研究，用上海财经大学构造的9个指标的总指数来衡量地区财政透明度。在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之前，因为数据的可得性较差，对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且较少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曾军平（2011）研究发现信息公开制度对财政透明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是特别显著[16]。肖鹏和阎川（2013）仅用相关性分析了经济、社会和资源能力等因素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外商投资总额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因素相关程度不高[17]。辛冰海和张志超（2014）使用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财政透明度与资源依赖程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地区财政透明度越低[18]。从2009年上海财经大学出具《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后，关于地区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开始增多。王永莉和梁城城（2015）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分权等与地区财政透明度显著相关[19]。阎波 （ 2013） 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的因素，结果表明创新环境、资源禀赋等内部因素以及外部压力显著影响地区财政透明度[14]。
政府审计是社会政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有力维护国家政治统治（高文进和卢景佳，2009）[20]。在不同阶级社会表现的形式和发挥的作用都不同。在民主社会中，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在法律上为全体公民所有，政府审计扮演着监督政府财政行为的角色，目的是减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受托责任观认为政府审计与公共受托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基于此观点，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经营管理公共资源，而政府审计的职责是专门监督政府经营管理公共资源状况。政府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国家治理的作用（刘家义，2012）[21]。政府审计与国家治理的研究也一直是政府审计研究的主流方向。在这些研究中，政府审计与政府财政安全关系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众多学者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积极维护地区财政安全（蔡春等，2009；肖振东，2009；左敏，2011；刘雷，2014；杨存档龋2016）[22-26]。但是研究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度的关系的论文较少。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通过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等功能，确保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进而优化国家治理。朱荣从五个方面衡量政府审计的效能，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能提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27]。刘家义（2012）提出的政府审计“免疫系统”理论，认为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揭示、抵御和预防的功能，财政透明度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21]。本文从这个角度考察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政府审计可以减少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委托问题发生的概率，进而提高财政透明度，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进国家治理走向善治。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研究假设：
H1：政府审计的治理功能与地区财政透明度正相关。
H1a：政府计的揭示功能越强，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越高。
H1b：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越强，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越高。
H1c：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越强，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越高。
（二）法制化环境与国家审计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人的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严峰，2005）[28]。法律制度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称（魏旭，2010）[29]。他就是将各项事务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约束人类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国家治理是国家凭借自身的制度和政策管理国家各领域的综合事务，协调社会冲突和矛盾，维持社会的良好发展（刘涛范和明英，2014）[30]。法制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衡量指标，与国家治理能力同步发展（叶林鑫，2015）[31]。由于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能起到根本作用，中央政府更加重视法制化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要走法治的道路，建设法治中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都表明，成熟、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国家治理的基础（Globerman 和Shapiro，2003）[32]。由于不同地区的法制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樊纲等，2011）[33]。法制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法律对地方官员干预审计机关的约束程度较低，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运用权力干预当地审计机关，妨碍审计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审计的治理效能的发挥也会大打折扣，相反，法制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法律对地方官员干预审计机关的约束程度较高，政府审计发挥的效能越强（戴魁早，2016）[34]。此外，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越高，政府审计的治理职能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审计机关查出的问题越会得到落实和处理，审计机关提出的整改建议越会得到重视。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研究假设：
H2：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越高，政府审计发挥的效能越强。
H2a：地区的法制化环境越好，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
H2b：地区的法制化环境越好，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
H2c：地区的法制化环境越好，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强。
三、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是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数据。财政透明度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政府审计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法律制度环境的数据来源于樊纲等《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6年度报告》，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的数据由stata12.0进行处理并对极端值按上下1%的比例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研究变量与实证模型
1.研究变量
被解释变量：2012年后，关于财政透明度的衡量，国内的学者研究的意见较统一，统一使用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由于数据的滞后性，因此财政透明度2008～2013年的数据实际来源于2011～2016年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解释变量：韦德洪（2010）等用问题金额处理率、审计案件处理率、审计工作报告信息被批示采用率三个指标来评价政府审计的效能[35]。蒲丹琳和王善平（2011）用各地审计机关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报道篇数来衡量审计效能[36]。朱荣（2014）则用审计执行力度、审计处罚力度、被审计单位的纠正力度、相关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力度、国家审计治理功能的综合指标等五个指标来衡量政府审计[27]。基于刘家义审计长的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观，关于政府审计的衡量，刘雷，（2014）等学者从揭示功能、预防功能、抵御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衡量政府审计的效能[25]，这种方法较全面的的衡量了政府审计在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这种更为普遍的做法来衡量政府审计发挥的作用。
中介变量：关于制度环境的衡量，国外的学者主要采用“腐败透明度感知指数”（Arin et al.，2011）[37]。目前学者普遍的做法是使用樊纲市场化进程中的指数，有的学者用的是综合指标，有的学者用的是樊纲指数的子指标（陈凌，2013；邓路，谢志华和李思飞，2014；刘放，杨筝和杨曦，2016；陈志勇和陈思霞，2014）[38―41]。本文主要考察制度环境中的法律环境对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的调节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樊刚等（2016）[33]提供的子指标“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其数值越大，说明法制化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考虑到现在已有的研究，本文加入地区的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控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使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进而导致地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会增强，从而提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本文加入财政自给率来控制本地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加入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来控制当地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民主意识就越强，会更多要求地方政府披露当地的财政信息，从而提高当地的财政透明度。我们也控制了外商的投资规模，因为外商投资会愿意选择政府财政透明度更高的地区去进行投资，这会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此外，本文加入地方政府被审计单位数量的自然对数来控制审计工作量对审计发挥效能的影响。
2.实证模型
为验证假设1中提出的：政府审计的治理功能越强，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越高，我们构建模型（1）：
为验证假设2中提出的：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越高，政府审计发挥的效能越强，我们构建模型（2）：
四、实证结果
如表2所示，按百分制，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透明度平均只有31.74194，远远没有达到及格线，表明我国财政透明度的总体水平较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无论是审计的揭示、预防还是抵御功能，地方政府的审计功能的发挥都差别较大。地区的法制化程度的指标最小为-0.7，，最大为16.12，差距较大，且最低的地方的法制化程度低于0，这说明我国的法制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3给出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均值 T检验和中位数Z检验。如表3所示，东部的地区财政透明度均值（33.84227）和中位数（29.16）高于中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均值（30.58675）和位数（23.635），且这种差异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我国地区财政透明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显著低于东部地区。从表3我们看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均值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值为-1.7078）；但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审计其他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上表也表明，按照地区分组后，从均值比较的结果看，东部地区law均值（7.13197）和中位数（11.57）显著高于（t值为10.5035）中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均值（2.826083 ）和中位数（5.93），这说明我国地区法制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法制化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地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重视加快推进中西部的法制化进程，缩小地区差异。
如表4所示，无论是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还是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政府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系数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发挥的效能越强，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作用越强，地方财政透明度越高。政府审计功能与衡量地方法制化程度的Law都是正相关，这与我们假设一致，地区法制化程度越高，地区财政透明度程度就越高。edu与地方财政透明度显著地正相关，地方的教育水平越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越高。有些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大于0.5，本文用VIF做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本文用VIF进行共线性诊断，VIF最大的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指标是2.28。这表明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
如表5所示，revel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3.16，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上一期的政府审计揭示功能与本期的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审计发现的问题金额越多，会对地方政府形成威慑力，地方政府会加大财务披露的力度，进而影响当地的财政透明度。resist的回归系数的t值为2.18，这表明上一期的政府审计抵御功能与本期的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审计提出的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的越多，地方政府会加大财务披露的力度，进而影响当地的财政透明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审计范围与地区的财政透明度正相关，虽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之前学者的研究。
如表6所示，除政府审计预防功能外，地区的法制化程度与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显著地正相关，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区的法制化程度越高，政府审计发挥的功能越好。这表明，我们要加快地区的法制化进程，这样国家治理特别是政府审计才能更大程度发挥它的功能。
五、进一步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论文的可靠性，我们分地区（东部、中西部）考察地区的法制化水平对政府审计效能的调节作用，以验证在经济发达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制化水平对政府审计效能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从实证结果看，除东部地区法制化水平对政府审计预防功能不显著外，其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虽然法制化水平对政府审计预防功能不显著，但是方向为正，符合我们预期，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比较稳健。因篇幅限制，此处不一一列示。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参照朱荣（2014）的研究，用财政透明度指数的对数衡量地区财政透明度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26]。多元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审计揭示和抵御功能与地区财政透明度依然在统计上显著。这与我们主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研究结论比较稳健。因篇幅限制，此处不一一列示。
（二）内生性分析
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度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地区政府审计与财政透明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在主分析的回w模型中的右边添加上期政府审计变量，即控制上一期的政府审计效能因子，其余不变。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7。结果发现政府审计功能依然与地方财政透明度显著相关，这说明政府审计效能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存在显著地单向因果关系。因此，前文主回归分析中的结果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政府审计与法制化进程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考虑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政府审计与法制化进程之间的内生性。工具变量的选择应当尽量与法制化进程相关，而与政府审计无关。一般而言，固定的距离和历史等因素是良好的工具变量，因此我们选取各省级地区的省会城市到沿海港口的直线距离作为法制化进程的工具变量，并用谷歌地图测距得到数据。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按沿海到内地的布局展开的，距离港口的距离越近制度环境越好，另一方面由于各省会城市到港口的距离是固定的，因此其与政府审计效能无关。
如表8所示，法制化进程依然与政府审计显著地正相关，即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越高，政府审计发挥的效能越好。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考察政府审计、法制化进程和财政透明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以2008～2013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为研究样本，本研究实证分析了政府审计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并考察了法制化进程对政府审计效能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对地方财政透明度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审计揭示和抵御功能发挥的效能越强，地方的财政透明度就越高。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政府审计，提高政府审计揭示和抵御职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效能。研究还发现地区法制化进程对国家审计和财政透明度的正相关的关系有加强作用，即法制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国家审计揭示职能和抵御职能对提高地区财政透明度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强。因此，应重视地区的法制化建设，提高地区的法制化水平，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权力，优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提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
为了更好发挥政府审计在提高地区财政透明度的作用，国家应支持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的发展，相关部门应当配合审计机关的工作，保证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提高政府审计揭示、抵御效能的发挥，进而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此外，还应当努力加强地区法制化建设，提高地区的法制化水平，从而发挥法制对政府审计效能发挥的促进作用，以促进国家治理的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1]崔伟，陆正飞.董事会规模、独立性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2）：22-27.
[2]杨忠海，周晓苏.政府最终控制、控股股东行为与财务报告透明度――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1，22（4）：128-139.
[3]Healy P M， Palepu K G.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1， 31（1-3）：405-440.
[4]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4，（7）：107-114.
[5]王华，张程睿.信息不对称与IPO筹资成本――来自中国一级市场的经验数据[J].经济管理，2005，（6）：13-20.
[6]林有志，张雅芬.信息透明度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J].会计研究，2007，（9）：26-34.
[7]游家兴，李斌.信息透明度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变更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7，10（4）：73-79.
[8]何玉，杜威.中国地方政府财务透明度影响因素研究[J].南方经济，2012，30（8）：3-16.
[9]郑烨，胡春萍，吴建南.政府网站建设对政府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西部某省县级政府网站评价的证据[J].图书情报知识，2013，（4）：95-105.
[10]阎波，李泓波，吴佳顺.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3，（6）：67-77.
[11]曾军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原因[J].财贸经济，2011，（3）：25-30.
[12]肖鹏，阎川.中国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基于28个省份面版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4）：199-206.
[13]辛冰海，张志超.资源依赖降低了财政透明度吗――基于我国288个城市样本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4，（8）：24-37.
[14]王永莉，梁城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政府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15，61（12）：58-64.
[15]高文进，卢景佳.论政府审计本质的实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No.177（6）：60-65
[16]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17]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4）：7-11.
[18]肖振东.基于财政风险防范的财政审计研究[J].审计研究，2009，（5）：15-19.
[19]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20]刘雷，崔云，张筱.政府审计维护财政安全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4，（1）：35-42.
[21]杨存.政府审计与地方财政安全的互动关系――基于面板VAR的实证研究[J].公共财政研究，2016，（4）：25-31.
[22]朱荣.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实证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3）：23-30.
[23]严峰.论法律的作用[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5， 21（3）：118-120.
[24]魏旭.法律涵义与法律概念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0（6）：291-291.
[25]刘涛，范明英.以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路径[J].领导科学，2014，（34）：22-24.
[26]叶林鑫.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5-47.
[27]Globerman S，Shapiro D.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4（1）：19-39.[28]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29]戴魁早.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与要素市场扭曲――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V36（8）：60-78.
[30]蒲丹琳，王善平，政府审计、媒体监督与财政安全[J].当代财经，2011，（3）：47-53.
[31]韦德洪，覃智勇，唐松庆.政府审计效能与财政资金运行安全性关系研究――基于审计年鉴数据的统计和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10，（3）：9-14.
[32]Arin，K.P.，C.Viera，F.Eberhard，and W.Ansgaer. Why are Corrupt Countries Less Successful in Consolidating their Budget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1，95，521_530.
[33]陈凌，王昊.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13，（10）：130-141.[34]邓路，谢志华，李思飞.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4，（3）：31-40.
[35]刘放，杨筝，杨曦.制度环境、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J].管理评论，2016，28（2）.
研究生政审篇5
关键词：政治关联;会计信息质量;未来研究建议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26002
近年来，政治关联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法与经济学、财务与金融、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热点研究所在，并渐渐成为一个较热的研究领域。政治关联这一现象对企业的很多方面，诸如企业的微观运营、企业财务活动、企业价值等皆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有:企业的融资便利性、税收优惠、产权保护、政府救助、财务审计等方面。基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加上中华民族悠久的“关系”文化与传统，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仍然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了获取有利的政策支持或者争取到廉价优惠的公共资源，企业往往倾向于主动去建立政治关联，因此，政治关联现象在我国企业中也是极为普遍的。虽然国际上开展政治关联相关的研究已有20多年，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进行得较晚，且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上，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财务的研究并不多见，在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方面虽然也有涉猎，但依然不够充分。为此，本文通过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希冀能对深化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有所帮助。
1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国外的证据FerdinandA.Gul（2006）
通过对812家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注册地在马来西亚的公司1996-1998的数据研究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与非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审计工作相对更多，审计费用也更高，因为这些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更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政府对这些存在政治关联公司实施财务救助，从而以助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时，这些政治关联公司的审计费用会呈现下降趋势。NarjessBoubakrietal.（2008）对245家新私有化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政治关联的达87家，即35.51%的样本公司在私有化以后仍然存在政治关联。也就是说，政府经常通过政治关联以保持他们对新私有化公司的继续控制，且一般都是通过在公司任命官员担任要职的方式来实行。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与没有政治关联的同行业企业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要低一些。Chaneyetal.（2008）基于二十个国家、6794家公司的数据，对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要差一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这些政治关联公司的关联形式为大股东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时，其会计信息水平往往呈现为质量更差。另外，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下降，会导致非政治关联公司有着较高的债务资本成本，而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中，其债务成本却不受影响。这一现象说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下降给政治关联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大，公司因为政治关联可以获得较大收益。PaulK.Chaney，MaraFaccio，DavidParsley（2011）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报告质量显著差于同类非政治关联公司。另一方面，分析师对政治关联公司的盈余预测显得困难得多，意味着政治关联会对分析师在有关盈余的预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由于政治关联公司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市场压力较小，所以，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为其披露的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有所降低，在所选样本中，仅仅只有非政治关联公司低质量的盈余报告会导致更高的负债成本。
2我国关于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
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大环境对企业的所有权属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都会产生显著影响。我国关于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开始得较晚，相关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杜兴强，周泽将，修宗峰（2009）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源，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会计稳健型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存在的政治关联会降低其会计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关联进行细分之后，发现在降低会计稳健性方面，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李琴，李文耀（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的大股东为国资局时，往往更易存在财务舞弊现象，一些公司治理因素以及环境与制度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当存在政治关联时，可能由于一些便利性或者制度上的优越性的取得，使得上市公司不注重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黄新建，张会，饶茜（2011）以2005-2008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治关联对其审计需求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审计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此外，外部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相关，高质量的审计对应着更低的盈余管理，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识别、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吴克平，于富生（2013）实证发现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相较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高一些。并且这种影响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而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蒋卫平，王赛（2014）同样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政治关联形式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联方式不同，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其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大，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他背景方式的政治关联并未见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吴慧君（2015）以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样本公司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一些，并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越大，也更容易违规披露信息，其会计信息往往是先经过包装再披露，因此通常会计信息质量更差一些。
3研究成果评述与未来研究建议
3.1研究成果评述
在进行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后，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得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政治关联可以通过影响公司的审计需求、审计师的选择，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无疑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大胆假设政治关联是通过影响审计需求，从而最终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即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表现如下：政治关联审计需求会计信息质量。既然政治关联会影响公司的审计需求，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约束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的寻租优势。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具有识别、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因此政府及相关行业应进一步规范、完善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及独立性。另外，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也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缺失：第一，对政治关联进行量化再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凡是无法衡量的就难以评价，对政治关联亦是如此。第二，由于各位研究者使用的政治关联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测量指标不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样本不同，使得研究结论并非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就拿会计信息质量来讲，通常每种指标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只是反映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一方面特征，其能否较好地代表会计信息质量仍有待商榷。因而，如何科学、合理、全面地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3.2未来研究建议
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是政治关联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起着主导地位，因此政治关联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有大量的政治关联和会计监管问题需要研究，且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企业会计行为与英美有较大差异，这为研究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然而，总的看来，日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所以，未来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1）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通过将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和不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进行对比，分析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动态考虑同一公司在建立政治关联前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的变化，笔者认为如果可以进一步论证这一点，则现有结论会有更强的说服力。（2）其次，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审计需求、审计师的选择、盈余管理等角度来考证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笔者认为，也许可以通过理论推衍和结合实际情况，找出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作用的其他因素来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3）再者，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以及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展开的。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情况以及环境与制度等是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因素，而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则主要是指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政治关联会对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且会计信息会进一步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所以，今后也许可以考虑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探究其可能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FerdinandA.Gul.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J］.2006，44（5）：931963.
［2］NarjessBoubakria,JeanClaudeCosseta,WalidSaffara.Politicalconnectionsofnewlyprivatizedfirms［J］.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2007,14（4）:696726.
［3］Chaney,Faccio&Parsley（2008）,TheQualityofAccountingInformationin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Z］.Workingpaper,VanderbiltUniversity.
［4］PaulK.Chaney,MaraFaccio,DavidParsley.TheQualityofAccountingInformationin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11,51（12）:5876.
［5］李琴，李文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研究综述［J］.财会通讯,2011，（4）：41
［6］杜兴强，周泽将，修宗峰.政治联系与会计稳健性: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09，（7）:115121.
［7］黄新建，张会，饶茜.政治关联、审计需求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技术经济,2011，（4）：118121.
［8］吴克平，于富生.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1）：116124.
［9］蒋卫平，王赛.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3）：7983.
［10］吴慧君.上市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D］.上海：东华大学,2015.
研究生政审篇6
刘家义提出“免疫系统论”后，审计理论研究者们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于是，各种研讨文章源源推出，对审计本质的理解，都突然有了“升华”。笔者也赞同“免疫系统论”这个新的理论观点。“免疫系统”这个提法所表达的实质和核心是正确的，体现了现代国家审计的最真实的本质。
为什么审计理论研究会长期处于这种“非正常”状态？作为一个审计“老兵”，长期在基层忙于审计实践，谈点谬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认或回避政治
（一）否认审计的政治属性。
过去，对审计的研究，注重于历史的追述，但对审计历史缺乏全面的研究，对审计的定义强调的是“第三者”、“独立性”、“专门的”，定义为“一种经济监督活动”，排斥了审计的政治属性。对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而言，应该说没有大的差错，然而，对国家审计的本质，却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国家审计从产生那一天开始，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深深的政治烙印。否认国家审计的政治属性，无疑是错误的。长期的审计理论研究，没有人指出审计也是一种政治活动。
（二）回避政治。
一是传统审计理论的认识差异，认为审计与政治无关；二是不谈政治，自认为做纯学术，不和政治沾边；三是“怕”谈政治，害怕“文字狱”。
二、审计理论研究与审计实践脱节
（一）理论研究者死守书面理论。
社会科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活动。但是，审计理论研究者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书本上研究审计，“闭门造车”，其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活动。
（二）理论研究者与审计实践人员缺乏交流。
在基层审计工作中，很少见到审计理论研究者的身影，审计理论的研讨主要是理论工作者们在自己的“圈子”内进行，缺少审计实践人员的参与，理论工作者用自己有限的、局部的实践经验，想当然的概括审计，其理论缺乏全面性。
（三）理论研究者缺少超前眼光。
长期审计理论没有创新，反映出理论研究者缺少超前眼光。一方面是对理论研究的深度不够，对审计实践活动的新动向关注用心不够，没有收入地研究和思考，对国外国家审计的发展经验学习停留在表面，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我国的国家审计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各个层面？国外国家审计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国家审计究竟是什么？该做什么？该怎样做？等等。听到、看到的是专家、学者、权威们介绍国外国家审计已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做什么，我们又怎样等，没有听到对国外国家审计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分析，什么东西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教授还在争辩我国的审计应该是称为“国家审计”还是“政府审计”。是什么审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审计在现代国家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本质是什么。找不准位置，发挥不了作用，什么审计其结果都是被历史淘汰。
另一方面，有些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几篇文章、出了几本书，有了一大堆“耀眼”的头衔后，志得意满，忙于讲学挣钱，没有静下心来钻研学术，反映出典型的浮躁心态，当然不可能有超前眼光了。
（四）审计实践人员对理论研究缺乏兴趣。
1、认识错位。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审计实践人员，研究审计理论不是自己的职责，把审计工作作为职业，没有当做事业（笔者本人也是如此），不愿涉足审计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轻视自己，认为自己层次太低，不敢涉足审计理论研究。其实，理论并不一定就是宏篇巨论，一个新观点、一个新认识、甚至一个新的方法，都应当是理论。
2、理论研究缺乏环境。长期的实际情况就是，审计实践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忙于工作，工作交流、业务培训机会极少，审计机关工作经费紧张，工作必须的法律、法规资料都缺少，更不谈理论学习资料，根本不可能提供理论研究经费；不少审计机关的领导没有把审计机关的领导岗位当作“职场”，而是作为“官场”，只要求审计人员拼命工作，想的是完成任务，保“平安”，出点“政绩”，根本不支持审计理论研究；审计人员纪律严，待遇低，要“养家糊口”，既无时间，也无资金来搞审计理论研究。此外，在现实“人治”环境下，有“位”才有为，无“位”不能为，业余时间搞点理论研究，一般情况下，结果是上面肯定、下面否定，搞理论研究被称为“迂夫子”，不务正业。
3、理论研究缺乏激励机制。
为什么不少审计人员对审计职称考试失去兴趣？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的缺陷和缺乏激励机制。审计理论研究仍然如此。一方面，在“人治”环境下，水平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由领导个人好恶决定，真实的水平和能力也决定不了“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审计职称也无法改变审计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因此，大多数审计人员失去学习审计理论、业务技能的热情。
在好一点的审计机关，还能给愿意做点理论研究的人员适当奖励，一般都是把理论研究文章作为审计信息对待，差的根本就没有任何鼓励。四川省审计厅把理论研究文章纳入审计机关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作为加分项目，非常好，有利于审计理论研究全面开花。
三、理论研究的功利性阻碍
由于审计基础理论研究的困难性，要出成果很难，能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更难，如果一个审计科研所几年都没有象样的科研成果，日子一定很难过。因此，把审计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在了各种工作规范方面。虽然这些成果对审计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审计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展，这些成果的有效寿命很短暂。
四、对审计实践人员理论研究引导的力度不够
在我们上级审计机关历年下发的各种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只强调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新路子、新规范等等，不提研究新理论，对审计实践人员的创新精神鼓励不够，创新能力认识不足。同时，审计署制定的工作规范，要求审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业务考核也十分呆板，扼杀了审计人员在工作探索中的创造性。
五、现实审计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国家、省、市（地、州）、县（市、区）各级审计机关在审计实践中的差距巨大，审计对象的具体差异也十分明显，审计条件相差甚远。但是，审计理论和工作规范却相同。审计理论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确立，与基层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对审计理论的认识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审计实践发展的不平衡，新的、好的审计理论对各级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新的审计理论的学习和探索。
下面，就自己长期在基层的实践感受，对审计理论研究谈点个人看法。
一、审计理论研究要有社会责任感
审计是国家管理的工具，基本没有异议。但是，深入思考的却不多。审计的社会责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深化，审计署近几年对社会公开审计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停留在“查错纠弊”的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长防工程”的审计，工程的真实性和质量，它已不仅是经济活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工、农、商等各行业的经济活动，这实质上就是国家安全。因此，审计理论研究要从最深入、最根本的层面上去认识国家审计的本质，不能局限在低层次的经济活动框框内。研究审计理论，既不能为“名”，也不能为“利”，要有社会责任。既然国家实行审计制度，就要思考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从国家利益、公民权利上去分析实行审计制度的作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二、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
（一）理论工作者要更多、更广泛地深入实践。可以效仿政府官员的下派制，实行定期深入基层审计机关，挂职（或不挂职）参加审计实践活动，也可以只参加单个审计实践活动（要静心参加全过程）。同时，给予基层审计人员理论指导。
（二）给理论工作者和审计实践人员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各种层次的理论研论活动，多吸收审计实践人员参与；让审计实践人员有机会参加不同层次的审计理论调研活动；适当增加专题性的互动培训；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审计前沿理论和最新审计实践的宣传。
三、理论工作者要有超前的眼光
要善于从具体的审计个案中寻找审计理论研究的突破口，要从社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角度去分析、思考，不能停留在“教学”的动因分析上；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去研究审计的作用，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上去思考，从而推动审计事业的发展，促进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更多地鼓励审计实践人员开展审计理论研究
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空想的理论。没有这些年审计实践的大发展，刘家义的“免疫系统论”也不可能出来。审计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阻碍审计工作的开展，其实就是没有审计理论支撑，想做不敢做，因为不能“自圆其说”；其次，要大力改变审计实践人员的理论研究环境。四川省审计厅把理论研究文章纳入审计机关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作为加分项目，非常好，对基层审计实践人员的理论研究环境改变会起到很大作用，但还不够，应要求基层审计机关在审计实践人员在理论研究方面给予必要的时间保证，支持和鼓励他们参加各种理论研论活动。在审计高、中级职称的考任中，应加大审计理论研究的份量，使具有审计高、中级职称的审计人员真正成为实践、理论的“双料”人才；第三，要建立审计理论研究激励机制。在职称“无用”的体制下，要思考怎样激励审计实践人员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习、研究审计理论、业务的热情，保证审计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应当给予审计实践人员进行理论研究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特别是在理论研究上有成果的，不能只讲精神、奉献。适当增加审计理论研究成果评选、表彰的面和级次，充分肯定审计实践人员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第四，应激活在审计实践第一线的一大批在审计岗位已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的理论研究热情。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字功底，但升“官”无望，职级很低，写文章不“值钱”，失去了学习、研究审计业务和理论的热情。这本应是我们审计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五、尊重现实，区别对待
我们国家审计制度恢复二十多年来，国家、省、市（地、州）、县（市、区）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实践发展极不平衡，在审计实践中产生了差距巨大，主要是审计对象和审计条件差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系统相对封闭；另一方面，审计理论缺少突破性研究，对现代国家审计的本质、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我们自己认识不清，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更不可能认识到位。在基层，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是审计机关无法解决的难题；审计规范的强制和统一，不符合实际。审计对象和审计条件的巨大差异，加之审计管理体制的制约，必然导致审计实践中的诸多不同。应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区别对待，研究和制定既符合实际又成熟完善的工作规范。
研究生政审篇7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电子数据审计方式成为近年来审计研究的热点问题；政府审计是我国审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对于政府审计的关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点；因此，研究大数据的审计方式在政府审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整理，梳理各方观点，研究结果为今后更好地提供在大数据环境下政府审计的研究提供基础观点总结。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审计
一、引言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储存、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大数据的发展对审计方式、审计证据的获取、审计程序的设计、审计数据的处理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府审计是指政府审计机关对会计账目，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行为进行独立检查，其实质是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结果进行独立的监督。
被审计单位信息化进程的发展，传统审计，受到了前所未有挑战；越来越高的信息化程度，使得开展大数据审计成为必然。信息化环境下，如何审计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并发现其存在的错误或者舞弊，成为目前审计工作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审计机关作为国家治理政治权利中监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提高其大数据分析能力，及时发现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向党委政府献言献策，充分发挥审计的功能，推进国家良治。2014年12月，国家审计署机构调整，增设了电子数据审计司，充分说明电子数据审计在目前我国审计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文献综述
大数据是近几年出现的新兴事物，在政府审计领域对其的相关研究比较少。一些实务界人士已对大数据审计方式在政府审计中的应用展开了研究。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分析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分析目前我国政府审计中大数据的应用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展望。本文将从学者身份不同为划分依据，从实务界和学术界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文献综述。
（一）实务界
1.宏观层面
（1）面临的挑战
陕西省审计厅课题组将大数据对政府审计的挑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审计制度的挑战。该课题组认为现阶段我国某些审计制度上的原因，无法有效配合大数据这一先进技术的施行。二是对审计人员的挑战。由于审计人员的信息化审计水平、对审计软件和技术方法运用还较为初步。三是对审计技术的挑战。包括软件上的问题和硬件上的问题。
广东省审计厅的研究员认为大数据环境下政府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审计人员能力素质与大数据环境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第二，审计监督手段和方式与大数据要求不相适应。第三，与大数据环境要求相适应的审计力量动员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2）应对措施
陕西省审计厅课题组提出了四点解决方案。第一、审计制度的建设。包括设置相应的机构。第二、审计队伍的建设。具体做法有换岗方式使得业务人员和计算机人员更加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针对审计骨干举办计算机培训班，针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开展高级数据库管理、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审计等专业应用培训等。第三、审计技术的建设。加强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软件的研发，制定审计软件的统一标准和行业法规。第四、大数据试点的建设。大数据审计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选点示范对开启和稳步推进政府大数据审计信息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2.微观层面
有学者专门从预算执行审计出发，总结了大数据平台下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主要成效。还有些学者讨论了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环境审计全覆盖的问题。
（二）W术界
目前，我国学界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政府审计研究甚少，已有的文献包括对政府电子数据审计应用现状的调研并进行了相关分析，以及从微观的某一个方面，对政府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路径研究。
江苏省社科院的陈伟教授通过对问卷调查和实地座谈情况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了目前我国电子数据审计的应用情况。陈教授主要统计了被审计单位主要使用的应用软件和数据库软件和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熟悉的被审计单位使用的软件和其使用的审计软件的情况。同时，探讨了目前开展电子数据审计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括SQL SERVER、ORACLE、ACCESS、EXCEL 等数据库环境的问题，以及相关数据的采集问题和采集数据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主要包括提高审计人员电子数据审计技术、关注电子数据审计应用现状研究/结合大数据研究未来电子数据审计走向。
南京审计学院的马志娟和梁思源立足于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以受托环境责任观为依据，分别从政府环境治理系统与政府环境责任视角出发，探讨了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与内容，分析大数据技术对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影响，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实施路径。
三、总结
由于大数据环境是一个新兴事物，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政府审计研究目前都相对较少。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基本都指出了目前我国大数据环境下政府审计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式。有些是从宏观的视角提出整体上的要求，有些是提出具体做法。但是这些研究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基本都是基于某个省或者某个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并未将结果推广到全国，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具体做法中，大部分不够细化，实际操作性不强。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发展，相关的研究会越来越多，期待更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建议。
参考文献：
[1]胡俊杰.大数据环境下政府审计创新刍议[J].财经界（学术版），2014（21）
[2]吉越.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环境审计全覆盖[J].现代审计与经济，2016（4）
[3]莫培杏.大数据环境下政府审计创新探究[J].财会学习，2016（15）
[4]陕西省审计厅课题组，大数据时代：国家审计的挑战、机遇与对策[J].现代审计与经济，2015（3）
[5]铉B玮.大数据时代审计机关的应对策略[J].经济视野，2014（5）
[6]吴振雄.大数据平台下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实践与思考[J].审计月刊，2016（1）
[7]马志娟，梁思源.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路径研究[J].审计研究，2015（5）
[8]陈伟，杭天竹.政府电子数据审计应用现状调研[J].财会月刊，2016（10）
研究生政审篇8
随着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审计作为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保护领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为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推进环境审计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审计的定义、主提和客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这些研究的总结与分析有利于形成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体系，并将为将审计理论研究转化为现实审计能力提供基础。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环境审计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20401
1引言
科学技术带动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在经济繁荣和扩张的背后却是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源的日益枯竭。尤其在一些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矿，使得环境生态失衡，导致了气候变暖，沙尘暴、酸雨、水土污染、土壤流失等地质问题，甚至不断演变为气候和地质灾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日益成为引起我国环境保护署、审计署等有关政府部门的重点关注。审计署于2008 年出台的审计工作五年发展规划，明确将资源环境审计列为六大重点关注的审计领域之一。环境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理论支持，因此本文主要梳理我国对环境审计问题的有关研究，以期与国际环境审计的发展相对比，从而对我国有关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发展有所帮助。
2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综述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我国学者针对环境审计问题展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为有关环境审计的定义、环境审计的主体和客体，其的主要观点如下。
2.1关于环境审计的目标
关于环境审计的目标，我国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环境审计的本质目标是确保受托环境保护责任和管理责任全面有效履行。如陈淑芳和李青认为环境审计的目标是对被审单位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鉴证，以促进其认真履行环境责任。再如，胡文平、彭桃英认为境审计的目标包括对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对环保资金和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审查、以及对环境管理系统的有效性和充分性进行考评。
2.2关于环境审计的主体
关于环境审计的主体，我国早期学者通常认为环境审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监管部门。随着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对环境问题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我国学者对环境审计主体的认识已经更加全面，一般认为环境审计的实施主体由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共同组成（陈思维、李菊香）。同时我国也有学者指出，虽然理论上环境审计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但实际中主要由政府审计机关组织实施（张丽华）。
政府主导的环境审计在我国研究与实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原因在于政府是环境项目的重要投资者。鉴于环境保护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的特征，政府作为环境项目的重要投资者也自然决定了政府审计机关成为环境审计的主体。另外，政府审计机关极强的权威性，政府审计机关代表国家执行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的遵循性检查，可以对被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直接做出处理、处罚决定，权威性强，有利于保证境审计的意见的落实，促进环境保护目标实现。
2.3关于环境审计的客体
关于环境审计的客体，李菊香、胡文平、彭桃英等认为环境审计的客体包括三部分内容：即针对环境保护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进行鉴证的财务审计、针对组织业务活动对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情况进行鉴证的合规性审计，以及对有关组织的环境管理责任及工作成果进行评价的绩效审计。王淡浓认为环境审计工作的客体主要包括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审计。黄道国、邵云帆提出了多元环境审计的工作格局，强调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多个审计主体依据国家资源环境政策法规，从不同角度、通过多种方式对审计的不同客体的相关环境问题进行的审计。他们建议建立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与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如当地发改委、环保、水利、国土资源、林业、海洋等）建立主动的协调配合机制，实现定期沟通工作情况与工作重点，与主管部门讨论环境审计的计划，征求其对环境审计工作安排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环境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咨询，以及及时反映环境审计查出的问题等。
2.4关于环境审计的标准
对于环境审计的标准，我国学者展开的探讨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环境审计准则应当属于审计准则的一部分。
3我国环境审计研究总体评述
文献资料表明，我国现有的对环境审计的研究内容比较局限，主要集中于对上述环境审计定义及审计对象和审计主体的讨论上，有一些学者讨论了环境审计风险模型（刘长翠、周泽红），还有学者从环境审计涉及的具体项目角度探讨了环境审计的有关问题，如陈小林、梅林探讨了碳审计的基本原理与实施对策。总体而言，环境审计的研究不多，涉及研究范围较为单一，研究不够深入，对环境审计标准的研究较少。这可能与我国目前我国环境会计发展滞后，对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的披露采用资源报告形式，没有强制要求，同时也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的环境报告的格式及内容标准，使得作为环境审计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的环境会计缺乏权威标准，无法为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针对环境审计的目标、审计的主体与审计客体展开的现有研究，我国学者多从政府环境审计的角度，研究的对象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府投资的环保项目，研究的内容侧重于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
本文认为，这些现有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随着全球经济环境以及碳交易市场的现实发展，人们环保意识逐步加强，环境资源的货币价值必将日益体现，从而会大力促进环境审计社会需求的快速发展。广大投资者、潜在投资人和社会公众在关注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环境影响的经济后果，并由此影响其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和投资决策，从而在微观层面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环境审计和企业内部环境审计未来在环境审计中的地位将会日益增强。与此相关的环境会计准则、环境审计准则的建立和，以及考虑环境影响后果的企业价值评价标准的研究等问题，将会构成环境审计理论问题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
4启示
环境审计理论研究方面的缺乏，使得相关事务发展缺乏理论依据，从而必将对推动环境审计实务工作快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实务来看，目前我国的环境审计主要以政府环境审计为主导，审计的客体主要局限于以环境保护资金为主的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在环境审计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环境审计标准，审计活动主要依据的是目前所颁布使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环境标准。但由于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2008年我国环境保护局才正式挂牌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短时间内环境保护规则尚不完善，审计人员从事审计活动需要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做出职业判断，很可能对不同的审计项目差别对待，难以保证审计过程、审计结论的客观性和公允性，难以合理控制环境审计风险，保证环境审计的质量。
审计准则一方面规范审计人员执业行为的专业标准，另一方面也是衡量和评价审计工作质量的尺度。只有确定了环境审计准则，环境审计人员才能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合理计划审计工作，有效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针对环境审计客体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合理基础。唯此，才能获得委托人或社会公众才能对环境审计的结果的认同。因此，环境审计权威标准的颁布于落实，是有序开展环境审计工作的基础。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领域，环境审计涉及范围广，搜集和评价环境审计证据所运用的程序和审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传统的审计准则并不适应于规范和指导环境审计工作。因此，本文认为环境审计工作建立专门的环境审计准则体系应是一个更为恰可行的方法。
在环境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环境审计涉及的范围多样化，应当针对不同范围分别制定有效的环境审计准则。因此，传统审计理论界需要与多种专业人员密切合作，形成由环境审计专业人员、环境保护领域专家、特殊资源管理专家和理论研究人员等共同构成的、协同工作的组织，多维度、多层次探索环境审计的技术方法和制度建设，提高环境审计方向的研究能力和，发挥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促进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培育微观主体。
参考文献
［1］王淡浓.加强政府资源环境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审计研究，2011，（05）.
［2］胡文平，彭桃英.企业绿色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1，（24）.
［3］张丽华.我国政府环境审计研究［J］.财会通讯，2011，（04）.
［4］周泽红.环境审计风险［J］.审计理论与实践，2003，（12）.
［5］刘长翠.企业环境审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