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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作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世诗人从李白的《蜀道难》的趣旨“难”的相反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较典型的有唐代陆畅的《蜀道易》，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现代郭沫若的《蜀道奇》。《蜀道易》系列诗作，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是对李白的《蜀道难》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 李白/《蜀道难》/演变过程
一、序
李白的《蜀道难》，吟咏的是从都城长安到蜀地（今四川省）的蜀道的极为艰险的路程。这首诗在他100多首乐府诗中是成就最高的，不仅在李白的整个诗中，即使在全唐诗中，也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李白创作《蜀道难》之前，描写蜀地的作品有汉代扬雄的《蜀都赋》、《益州牧箴》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张载的《剑阁赋》等。《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辞·瑟调曲》中，收录了梁简文帝、刘孝威，陈阴铿，唐刘文琮、李白的同题之作5首（如算组诗在内则有7首）。这些作品并不都是吟咏蜀道的艰难，象简文帝的一首描写的是巫山的风景，刘孝威的一首所述的是铜梁等山的艰险，从长江三峡至巴地（今重庆地区）的川东南部成为了他诗歌描写的主要时空。与李白《蜀道难》相同的是，描写从关中（长安）到蜀地（成都）的路线、地域是阴铿以后的作品。（注：关于李白《蜀道难》与以前作品的关系，参见乾源道《论蜀道难》（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二，第1-19页，一九九四年出版）中众多的考证和解读。）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吟咏蜀地的作品，基本描写的是蜀地的艰难、伟岸。再如《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水经注》之类的史书和地理书也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事例。本文不举其它的例子，只强调那些描写蜀地的自然艰险的作品。
入唐以来，初唐王勃著《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卷七），描写了从关中到蜀地的道路艰难及自然风光。（注：王勃自编《入蜀纪行诗三十首》，令已亡佚不存。关于其入蜀诗，参照聂文郁《王勃诗解》第43-4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此外，卢照邻至少也三度入蜀，写下了与蜀道难相关的诗作。在李白之后，杜甫连续写下了以蜀地为中心的纪行诗，其素材和主题也大致相同。因而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的作品中，堪称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力度的作品。（注：李白以前的诗作，为五言四句至七言六句的短篇，远非李白的长篇（45句，294字，由于句读的原因，近于50句）所能比。森槐南《李诗讲义》（文会堂书店，一九一三年出版）认为李白在继承古乐府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扬雄和左思《蜀都赋》的风格流派。“蜀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世的诗人从李白《蜀道难》趣旨的“难”的相反的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并用其诗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本文以这个反语“蜀道易”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蜀道难”的概观进行论述，并就“蜀道难”主题解释史所处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唐代陆畅的《蜀道易》
检索《全唐诗》就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千余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五十余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卢照邻、张文琮、李白、岑参、姚合、罗隐、韦庄、冯涓、王周、齐己等十首，而包含“蜀道易”的诗歌仅有一首。（注：关于《全唐诗》的检索，来自台湾陈郁夫的电子版《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关于宋诗的检索，来自台湾元智工学院《网路展书读》。）
与李白《蜀道难》最早提出相反观点的《蜀道易》，是中唐陆畅所作。陆畅为剑南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的故事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乾源浚在《李白〈蜀道难〉序说》（注：参见日本《高知大国文》第二十一号13～22页，一九九年出版。此外，关于陆畅参照周租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454～455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该条（吴汝煜执笔）。）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以下所引基本以该文为据。其故事梗概在晚唐李绰《尚书故实》（《百部丛书集成》本）中有如下记载：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泰”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此说陆畅是在蜀受韦皋之厚遇而作《蜀道易》的，“蜀道易，易如履平地”（《全唐诗》卷四七八所收逸句）所说的是蜀道的平易。即本来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陆畅所称颂的是以善政而治蜀的事迹。所以在献呈这首诗后，韦皋大喜过望，才赠陆畅罗八百疋。蜀道的艰难，因善政而变得平坦，这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
《蜀道易》的作者陆畅（生卒年月不详）为湖州人。他虽在元和元年(805)进士登第，但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陆畅的作品现收录在《全唐诗》卷四七八等集子中，共有诗（几乎全部是七绝）37首、逸句2条，就此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二流诗人而已。在世时，陆畅才思敏捷，以发挥诗歌的谐谑而闻名。在进士登第之前，他是位无官的布衣，因此有可能是为求职而入蜀的。
韦皋在贞元元年(78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直到永贞元年(805)。他并不是行善政、施德治的政治家，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在韦皋21年的统治中，他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了半独立的状态。他一方面对唐朝伪装忠诚，另一方面为维护对下属士卒的统治而对蜀人实行苛敛诛求，但同时也实行了所谓的三年一度的免税政策。蜀人畏其智谋与权威，家家把韦皋的画像当做土地神来祭祀。陆畅进呈《蜀道易》这年，正值韦皋离任或即将去世之时，是他在蜀统治的最后时期。
那么，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呢？《蜀道易》的诗题和自我表现，即使是儿童也能想象出，它只不过是《蜀道难》单纯的反义语而已。因而也可能是在韦皋接见之时，陆畅即兴所献的幽默游戏之作。从作为“首句曰”的“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来看，它是与李白之作一样，其主题句是重复的，也许它是某种程度的长篇之作。可是，即兴之作的可能性较高，又从现存陆畅的作品几乎都是七绝短诗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或许就是只有十余句的古体诗。总之，这首诗是令大权在握的韦皋喜出望外，并赢得同座宾客齐声喝彩的作品。当然，就前提而言，蜀道难作为事实已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李白之作作为毫不怀疑的文学观点成为了言语化了的东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太重要的陆畅和韦皋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蜀道难》，那就意味着在李白去世之后数十年的中唐之初，它已属于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也可能是被当做了轶事而从寓意方面被解读了。
韦皋和陆畅两者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的话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即进士登第前的年轻布衣陆畅与蜀帝王一样的韦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李白“难于上青天”垂直感觉的“难”和“蜀道易，易如履平地”水平感觉的“易”的首句反用，可知韦皋对眼前的年轻人有何要求，他应该是在瞬间有所感悟的。晚年的韦皋，陶醉于自己的善政之中，虽然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虐政，但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善政还是需要他人给予宣传的。需要人们给予一个正当的评价，应该是当权者所特有的愿望。当韦皋和受他庇护和帮助的陆畅想法一致时，这个故事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就已经超过了诗歌的意义。显而易见，《蜀道易》完全是陆畅对韦皋的阿谀追随之作。正如前面引文（“朝廷……得释”）所说，韦皋去世后，其苛政受到朝廷的追究，由于陆畅的申诉，韦皋才免于被起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明陆畅并不是追随当权者，而是两人的思想存在着相通之处。
三、关于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
继之检索宋诗也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461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50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8首。而明言“蜀道易”，不像陆畅那样的政治诗的用例也是有的。例如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之一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这是一首为杨景字如晦所画的两幅画中的蜀道图所题写的题画诗。在本来应该是布满愁容的蜀道旅人的脸色中，却看不到愁色，这是一首超越时空、描绘如桃源般虚构世界的画赞，它与实际中的旅游和政治是无关的。然而这类的题画诗，可以说也具有“蜀道难”的反语“蜀道易”的意识。（注：附：晁说之，字以远。其人博览群书，通六经、善诗画。建炎三年(1129)七十一岁时去世。因杨景的经历不详，故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况也无从知晓。）
再如在创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同时，又长于纪行诗的南宋三大诗人之一范成大，字子能，他在赴蜀任职途中的几首描写蜀地风光的作品，就有表现“蜀道易”内容。如《再用前韵》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范石湖集》卷十四）“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卷十五）“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点心山》诗（卷十八）“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瞿塘行》诗（卷十九）“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等诗句即是如此。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47岁的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赴静江（今桂林）就任，淳熙元年(1174)十月，他又作为了四川安抚制置使赴成都。当时他是从桂林北上，渡潇湘、过洞庭、穿三峡，于六月到达成都的。《再用前韵》诗与《甲午除夜，凭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用了同一个韵字，甲午除夕即淳熙元年的第二年正月。所说的“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是直接援用陆畅的诗句表现的，《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也同时作于去路。而《点心山》、《瞿塘峡》诗则作于了归途。赴任成都后，范成大因病而再三请求离任，淳熙四年五月，他如愿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时，幕僚诗友陆游等人把他送到了眉州。分别后，范成大登上了峨眉山禁不住诗兴大发。点心山即是位于峨眉山白水寺后面的一座山。正如“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所说的那样，归途是愉快的，峨眉山一带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继而在七月十九日，范成大来到了长江三峡（瞿塘峡），本来，三峡的艰险超过了剑阁，但因偶然涨水而变得容易通行了。《瞿塘行》诗（七言古诗，十六句）正反映了他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入蜀的两条艰险之路蜀道和三峡相比较。由杜甫的《夔州歌》可知比蜀道还要艰险的三峡，似乎是反倒容易通过。此处蜀道与三峡的对比，其难易的反转与陆畅原诗相比，或许可能是双重的反转吧。这首诗与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时所作《瞿塘行》诗“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的句子有相通之处。
总之，这些诗都是往蜀中赴任或从蜀中离任时所作，在纯粹的纪行诗中，虽然不涉及全诗的主题，但诗句却是作为自然描写的一环而吟咏的。蜀地长官范成大把自己的治蜀比喻成“蜀道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只是纪行诗比喻表现的一环而已。范成大已意识到陆畅“蜀道易”的反意，他对蜀地的认识由此也可略见一斑。（注：其它作品虽然没有明言《蜀道易》，但苏辙、晁补之、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实际上已表现了《蜀道易》的内容。）
四、关于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诗
到了明代，在陆畅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富有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明初一代硕儒方孝孺，继陆畅之后，作有《蜀道易 有序》（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诗。该诗序文217个字，正文70句（句读有所不同）、419个字，属杂言体古诗，其规模已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
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
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
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
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
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
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
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
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明太祖朱元璋为肃王建国功臣，把24个诸王作为藩屏分封各地，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于洪武十八年驻凤阳，二十三年到成都。他和他的有军事才干的兄弟们不一样，是人德、学问、举止都较为出众的人物。在诸王中，只有他是按礼教思想治理蜀地的。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著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chán＠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可以说是对李白的《蜀道难》最直接的继承。就此而言，在其他诗话类和诗歌理论中，它对《蜀道难》的涉及以及在理论上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在比例上，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其社会性和政治性都是极强的。对韦皋、蜀王（天子）和新中国权力的政治性歌颂，他们创作了带有政治意图和表现内容的作品，他们以李白的作品为依据，把政治寓意包含在诗歌中，至少而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以说，他们把李白原诗中一部分可能具有讽喻性、政治性扩大到了整个诗歌作品中了。因此，暂且不论陆畅，就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作为时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类的解释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较多的回味。
关键词：李白 诗歌 艺术特点 夸张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其性格豪放不羁、感情爱憎分明、想象力高深莫测，他继承和弘扬了前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成就，通过惊世骇俗、不拘一格的笔墨，抒发诗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犹豫、徘徊，心中无法排遣的愤懑、忧虑，同时对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及黑暗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下我们将分析《蜀道难》这首诗中李白的创作特点。
一、《蜀道难》创作背景
开元十八年，三十岁的李白因为在地方怀才不遇，于是第一次只身来到繁华的长安城，他认为自己满腔才华，可凌驾相如之上，朝廷又在广纳贤才、广开才路，必然会有自己施展的空间。他满怀热忱地在长安拜见了当朝宰相张说，竟然遭到了一番愚弄，张说父子嫉贤妒能，有意将李白幽禁在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李白苦闷至极，多次奔走于王侯将相之门，却无人收留他。后来几乎误入歧途，幸得友人陆调搭救。李白落魄潦倒之时，那些达官显贵的子孙们尽管碌碌无为，却扶摇直上，仕途得意。李白以身许国、怀才抱玉，却投报无门，最后败兴而归。《蜀道难》创作背景，恰恰就是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经历。
二、从《蜀道难》看李白诗歌的艺术表现特点
（一）大胆的夸张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夸张是最常使用的表现手法，夸张往往会给予读者心理和生理以极大的刺激，既能使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呈现出来，同时又产生了强烈的力量和动人的艺术效果。在《蜀道难》这首诗歌中，李白恰恰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夸张的手法，充分体现了蜀地山川的巍峨险峻，通过夸张手法的运用，对山、水、情、事等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描写，突出了山水的本质特征，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种比原来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具体的姿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效果和深刻的感受。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存在这种“连峰去天不盈尺”的景象的，但在艺术作品中却可以采用，这是艺术家们的权利，既不歪曲事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又达到一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艺术魅力，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事物的真实形象，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生动、真实、立体、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神奇的想象
表现事物形象的基本手法就是想象，它是艺术构思的灵魂，所谓“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就是将艺术形象从无到有，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成功地表现出来。杜甫曾给予李白的诗风以极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唐人殷瑶也曾这样评价李白的《蜀道难》，可谓是“推奇又之奇”。二人都认为在李白的诗歌中，具有非常奇特的想象力，可以用“纵逸”来形容，简直是超乎人的想象力，层出不穷、变幻莫测，他的想象空间辽阔深远、无所能及、忽而白昼、忽而月夜、忽而深谷、忽而高山，诗人纵横驰骋，借助于这种奇特、自由而又丰富的想象力，将蜀道山川间的黄鹤之飞、六龙回日、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超乎寻常的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在自己的诗篇中，通过对这些艺术形象的组织和再现，很好地诠释了作品主题，诗歌也因此产生了一种飞腾神奇、直抵九霄的气势。
（三）浓烈的感情
想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都是在诗人的驾驭和主观情绪支配下进行的。作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必须达到一种“观海则意溢于海”、“登山则情满于山”的意境，这样艺术作品的创作，才能达到一种鲜明、强烈的感彩的境界。纵观《蜀道难》全诗，字里行间都有一种惊异、赞叹的情绪流露出来。如诗的开始，就发出一声惊叹“噫――吁喊！危乎――高哉！”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非常强烈的。其后通过描绘每一段具体的事物，每一句诗句都是诗人主观感受的抒发。先描绘，后感叹，在读者心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然事物的风貌。
（四）语言形式的灵活多变
作为乐府古体，《蜀道难》这样的诗歌主题，并没有严格限制韵脚、平仄、句数和字数，采用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李白对这种诗歌体裁的特点能充分地掌握和灵活地运用，使诗歌的语言风格和形式更加流畅生动、行云流水、活泼自由。全诗的句型长短错落有致，这是根据内容而定的。长句的运用，是前半部分诗的主要特色，通过运用夸张手法，形象地表现出蜀道的高山险峻、气势恢宏、畅达奔放。而后半部分多用四字短句来描写剑阁的险象环生、跌峦起伏、跳荡有力，通过这种语言节奏来释放作者紧张惊恐的情绪。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千句一律、平平板板、纵横崛奇的语言形式，表现出变化多端、动荡起伏、充沛强烈的情感，将内心丰富的情绪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五）诗歌节奏的和谐灵动
《蜀道难》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音律和谐，从开篇的“使人听此凋朱颜”到诗歌的后半段，韵脚都在随着内容表达需要而发生改变，让整首诗读起来都动人、雄壮、极具诗歌的音韵美。七言句是句式的基本句，句式灵活多变，既有骈体，有着散文笔意，极好地服务于主题。诗人为了将蜀道之难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写下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同时在诗首、诗中和诗末反复三次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荡气回肠、低回哀婉，寄寓了诗人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六）铺述中融入传说和神话，使诗歌的纵深感增强
李白的诗歌，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在对蜀道的描绘时，将传说和神话融入进去，使诗的意境更加丰满，开篇连用一个夸张、两个惊呼、三个感叹，出语不凡，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在面对险峻蜀道时所发出的由衷的赞叹。继而诗歌又峰回路转，开始铺设蜀道的传说和神话，“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人将笔触伸向远古时代，对秦地沟通、蜀国开国的历史进行描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人以空间为序，对中段的高峻险恶、北段的盘旋曲折进行了铺述，最后集中笔墨对剑阁进行描绘，体现了天下雄关的恐怖峥嵘，既使诗的意境进一步拓宽，又泾渭分明，使诗歌的纵深感进一步增强。
三、结语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诗风自然、真诚、飘逸、雄浑，毫无矫揉造作，常常借助于雄伟瑰丽意境的描绘，折射出时代背景和诗人深沉的内心世界，对后代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作为李白诗歌中的代表作《蜀道难》，有着气吞山河的宏伟气势，产生了扣人心弦的力量，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一直以来都为后人所歌颂和赞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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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平.谈《蜀道难》的思想内容[J].文学教育（上），2009（03）：75.
1、品味诗歌精彩的语言。
2、学习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
重点难点：品味鉴赏诗歌语言。
教学过程：
一、导语：时间穿越千年，而今唐诗依然被我们吟唱。这灿烂的诗园中，有一个人曾为唐诗树起一面猎猎大旗，引领唐诗走上了浪漫主义的高峰。他就是诗仙——李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被人称为“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的诗篇《蜀道难》，体会李白浪漫主义的诗风。
二、诵读课文
1、学生自由朗读，感知诗歌大意。
2、请大家简单说说诗歌写了什么内容，感受风格是怎样的。(学生交流展示)
明：写了蜀地艰难，不可久居。
风格：雄浑豪放
三、下面学生范读课文，初步体会诗歌的情感。
1.一生读。
2.找出重点句子，再精读。
3.找一生再读。
四、找出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感情走向的诗句，即主旨句。
1、学生交流。
明确：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课件展示）
2、讨论该如何读。
3、找生读，并说出理解。
明确：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感叹词连用，直抒胸臆，极力夸张。蜀道之高尽现眼前，让人惊叹不已；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蜀道之险，让人又惊又怕，畏惧不敢前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剑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面对地势凶险，战祸惨烈，人只有叹息之情，作者也只能为朋友担忧了。
读至此大家已初感诗文用语之奇。
明确：叹：高（惊）
叹：险（惧）
叹：凶（忧）
4、学生齐读该三句，体会一唱三叹所表达的情感。
五、品读课文
李白开篇即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先声夺人，那么蜀道到底有何难呢？请找出具体描写“难”的精彩诗句，说说诗人怎样把抽象的“难”展现在你我面前。（对比三秦民谣，可以从传神的词语、表现手法、写作角度等方面点评。）
赏析范例：
（如：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前一句运用绝妙的夸张，“扪”“历”两个动词的连用，显出行人出没在星宿之间，山高之状就显现出来，更让人感觉行走的艰难。后一句中通过“抚膺”“长叹”的动作表现出行人的心惊胆战，以及无法继续前行时无助的叹息之情。“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中的描写与此处有异曲同工之妙。）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足见其与世隔绝之久；“地崩山摧壮士死”更见辟路之难；终于“天梯石栈相钩连”。世上本没有路，开辟出来了，也便有了路。路有了，可是这路好走吗？神龙至此仍要回转，善飞援之“黄鹤”“猿猱”面对奇绝之蜀道尚且不得过，就反衬人行之更难。
又以“萦岩峦”山之高危，“扪参历井”“抚膺坐长叹”人之无助的神态、动作，正面慨叹。如此行道能不难乎？这一切不仅让行人无助，让我们读者也不禁胆战心惊。
明：手法角度：
神话传说，五丁开山、六龙回日—写出历史上的不可逾越之险阻。
虚写映衬，黄鹤不得飞渡、猿猱愁于攀缘—映衬人行走难上加难。
摹写神情、动作，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步履艰难、神情惶悚--困危之状如在眼前。
借景抒情，古木荒凉、鸟声悲凄（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夸饰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惊险的气氛。
总结：手法变换，大气磅礴，音韵回环，同时又不失细致、精准。这种动人的描绘，源于他贯穿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共同营造出了雄奇险峻的意境之奇。
六、生再齐读，体味意境之奇。
七、所谓“诗言志”，作者为什么要写呢？这首诗除了劝友人勿入蜀地之外，有何言外之意呢？哪些句子、哪些词语能看出来呢？
补充写作背景，学生找句子，谈意蕴。
明：一番奇语倾吐一腔忧愤之情，一副狂态难掩一颗赤子之心。
八、总结：一曲蜀道难行之悲歌，既有个人之忧情，又有国家之怨情。语言奇，意境奇，风格奇，意蕴更奇。我们不仅读李白的诗，还要读更多的经典，让这些优秀人物的文字涵养我们的性灵，让文化的惊魂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照耀着，奔流……
诚如袁庭栋先生所讲，巴蜀先民总是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整合外来的人群与文化，经过消化选择，融入巴蜀原有的本土文化内容，再加以发展提高，以至历史上巴蜀文化几度站到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通观巴蜀文化发展史，巴蜀文化的特征，似可概括为：一是海纳百川，具有包容性、兼容性，恰如海绵体一样；二是敢为天下先，具有创意创新性；三是辐射性。
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到今天，时代赋予我们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决不能仅仅纸上谈兵，而必须抓紧巴蜀文化与巴蜀地区经济相结合，把巴蜀文化渗透融合到巴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将巴蜀地区打造成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双翼齐飞的魅力区域，打造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创意产业是一个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创意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体制机制创新和科学技术支撑。当今世界是创意产业蓬勃兴起的世界，21世纪是创意经济的世纪，创意改变世界，未来的中国应当从文化之邦走向创意之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有着创新精神传统的巴蜀文化，应该尽快融入巴蜀地区创意经济之中。
【关键词】扬雄；辞赋；蜀人；化个性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69—4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和辞赋家，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蜀中文人。他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为人简易佚荡，默而好深湛之思。”成帝时至长安，献《甘泉》、《羽猎》等赋，被任命为郎官，给事黄门。王莽篡汉，“以耆老久次转为太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他一生著述颇多，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方言》、《训纂》。而一生最有成就是在辞赋方面，除上引《甘泉》、《羽猎》等赋之外，还有《河东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逐贫赋》等十多篇（《汉书·艺文志》称十二篇）。纵观其辞赋作品，既有模仿借鉴司马相如以铺陈为主，意在展示大汉帝国恢宏气象的大赋作品，又有以抒情言志为主的短篇。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大汉帝国宏伟的气象，与司马相如、张衡、班固等大家之作共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显示了蜀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折射出汉代蜀籍文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生存智慧，成为蜀人人格的经典喻示和蜀地悠久文化的载体。
一、从扬雄辞赋看蜀人艺术想象
司马相如非常善于展开文学想象，他曾在《与友人盛览书》中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所谓“赋家之心”，就是建立在奇特的想象基础之上的创作思绪，创作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宇宙万物，人间风云，皆奔涌于作者的脑海，呈现于作者的笔底。
扬雄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对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作非常倾慕。曾曰“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对司马相如出神入化的想象力赞赏有加。他本人“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皆因事而作，以司马相如赋为范，相与放依，踵事而华，搜选诡丽，竭才以钻思。其作品相对于前辈司马相如赋来说，艺术创新或许并不突出，但他笔下那皇帝出猎的威赫仪仗，那惊动环宇的气势，那“似紫宫之峥嵘”般崇殿华阙的甘泉宫等诸多描写，却刻意渗入了较多的主观想象，使赋作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与司马相如赋中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如出一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云：“相如凭风，诡滥愈盛。……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倒于鬼神。……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饟屈原……”。
扬雄的想象驰骋源于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扬雄与司马相如一样濡染于蜀文化深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想象的文化基因化为发肤血脉，自然而然，其作品表现出的浓郁想象特质便是蜀人多浪漫少拘束、多想象少理性的文化个性的体现。蜀地文化发源久远，积千百年之沉淀，显示出独特的历史面貌。—方水土养—方人，蜀地独特的地理历史赋予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性格，而丰富想象力和浪漫品格又正是造就艺术人才的文化基因。
二、从扬雄辞赋看蜀人的生存智慧
蜀地山川秀美，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于文化“多斑采文章”；其于品格，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这些说法恰恰道出了蜀人的生存智慧。而这种生存智慧历史悠久，在扬雄的辞赋作品中也多有表现。
如前所述，扬雄的辞赋作品分两部分，一部为体物大赋，一部为抒情言志的短篇小赋。客观而言，扬雄的大赋作品追步前人的痕迹比较明显，铺张扬厉，词多夸饰，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更多地展示出蜀人的奇妙想象与恢宏气度；又加之那些作品属于上奏给皇帝看的，表现其政治观点与积极用世之心更为明显，所谓“劝百讽一”、“曲终而奏雅”，其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就难以表现得充分。与大赋的这一侧重点不同，他的一些短篇小赋却能够真切传达出其深层的内心世界，显示出独特的生存智慧。
关于扬雄的人品，虽然古人对其“出仕新莽”有不少微词，但总的来说是肯定的。如《汉书》本传曰：“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肯定了他自甘寂寞、不徼富贵的一面。然而这不等于说他就没有政治抱负。汉代文人比起战国士人来说，虽然少了国家四分五裂、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血腥，却也少了朝秦暮楚、来去自由的舒畅与适意。伴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思想意识上的统治日益加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文人的现实出路是要么出仕，成为为朝廷粉饰太平的工具，要么默默无闻，终老天年。从扬雄一生的行事与言论来看，他确实能甘于寂寞，不汲汲于富贵名利，可一旦有机会他又会希望一试身手，而最终却又落得一切成空，无什么实在的事功建树，从而出现摇摆不定、内心彷徨的心理焦虑。那么如何排解这种焦虑？如何顽强生存下去呢？在扬雄辞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嬉笑怒骂式的宣泄挞伐
一、诸葛亮北伐战术受制于
蜀汉地理交通条件
诸葛亮北伐进取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之初异常顺利，曹魏的南安、天水、安定（今甘肃省陇西、天水、镇原）三郡很快叛曹降蜀。魏国朝野惊恐，此时，蜀军占据着明显的上风。面对如此大好战机，诸葛亮却开始犹疑不前。据裴松之注引《袁子》，诸葛亮初出兵时行动缓慢，驻屯时营寨前后交错重叠，三郡向蜀汉投降，蜀军也没有进兵决战。在诸葛亮的迟疑中，魏国大军迅速赶到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三郡很快被收复了，蜀汉军队失去了占领三郡的绝佳战机。孙子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谋攻篇》）主帅的疑惑会造成整个军队疑虑，从而扰乱军心，失去胜利的机会。诸葛亮有这样的战术表现，关键性因素在于“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
蜀汉驻军的汉中地区与曹魏控制的关中（函谷关以西，长安附近地区）之间，横贯着雄壮的秦岭山脉。蜀汉固然可以据险自守，然而崇山峻岭也造成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当时刘备去世不久，蜀汉几年都没有军事动作。曹魏方面以为蜀汉争荆州大败之后，无力向东进取，便放松了对蜀的戒备，在关中地区的防守兵力不多，主将也比较平庸。但是，诸葛亮不能探知敌方详情，因此不敢积极进取战斗，乘胜追击，进而控制陇右。从表面上看，是诸葛亮的战术不当导致蜀军失去了获胜的先机。然而，其根源却在于“未知中国强弱”，蜀汉军才会“疑而尝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而且，这一问题还对蜀军造成深远影响，行动迟疑、临机不能决断，基本成为诸葛亮战术的一贯表现。诸葛亮多年的敌手司马懿评价：“亮虑多决少。”（《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的战略选择还透露出蜀汉的人才战略特点。人们一向忽视蜀汉的人才地理因素。“蜀兵轻锐，良将少”，蜀汉人才短缺也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蜀汉政权确立前夕，天下有志之士人心未定，竞相观望，有归附刘备集团共图大业的考虑。后来，刘备急于在成都称帝正名，没有采纳刘巴暂缓称帝的建议，以致“示天下不广”。一方面，当时天下分为九州，而蜀汉仅仅占据一个益州（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战士人民也只占天下的九分之一。虽然益州号称国富民强、物产丰富，但总体资源与中原地区相比毕竟十分有限。另外，益州地处边远的西南，距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河洛地区关山阻隔，交通困难。蜀汉偏安一隅首先是地理格局，而且这一地理环境限制了蜀汉政权的政治格局，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所以，蜀汉政权确立后“远人不复至矣”（《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蜀汉偏安一隅的政治地理形势，限制了其他广大地区人才向巴蜀流动。而“良将少”也加重了蜀军孤陋寡闻，“蜀僻陋一方”与“才少上国”内在包含着互为因果的联系。
蜀汉一向依赖四方天险屏障的地理优势与曹魏抗衡。曹操曾亲自率兵出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秦岭），与蜀汉争夺汉中，刘备“敛众拒险”而守，曹操也无所作为，只得回师长安。然而，正是在汉中争夺战之后，曹魏改变战略，将蜀汉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其被动的劣势。曹操放弃汉中，将防线收缩至关中长安、陈仓（今西安、宝鸡）一带，牢牢控制住关中防线，从而对蜀汉形成严密的包围与巨大震慑。为了突破曹魏的围堵，蜀汉不得不连年用兵。但秦岭险阻，运粮困难的弊端就成为蜀汉欲罢不能、愈演愈烈的劣势。秦岭天险对蜀汉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既可以成为一道天然的御敌防线，也被曹魏用作驻防关中、围堵蜀汉的天然军事防御屏障。诸葛亮北伐苦苦纠缠在秦岭山麓南北，始终无法突破进驻陇右、关中地区。正如曹操所言，有了秦岭的环绕，汉中就像一座天然的牢狱，易守难攻固然不假，然而自身也被限制其中，无所作为，北伐多年“未能进咫尺之地”。所谓“南郑”为“天狱”，“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三国志・魏书・孙资传》），都成为蜀汉地理交通运输的不利条件。
二、诸葛亮“谨慎”战术受制于
蜀汉经济力量
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做了战前的动员与准备。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平息了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各郡的叛乱，并且在此地施行赋役制度，开发利用南中地区的经济潜力，为北伐征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在此基础上，蜀汉整治军队，加强训练，为北伐做好准备。休整一年后，公元227年，诸葛亮向蜀后主上疏，坦陈北伐的战略意图：“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曹魏负责关中防务的将领叫夏侯。夏侯是魏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曹操的女婿，是一位缺乏军事经验和谋略的公子哥。诸葛亮与属下讨论作战方略时，魏延说：“夏侯既年轻软弱，又没有谋略，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请给我五千士兵，和五千后勤兵。我从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兵，沿秦岭山麓东进，从子午道向北，十天以内直袭长安。夏侯见我忽然到达，必定会惊慌逃走。这样长安城里只剩下御史和京兆太守。敌军仓库与百姓的散粮足够我军食用。等敌方增援人马赶到，至少需要20多天。而您带大军从斜谷来，也一定可以赶到。这样的话，咸阳以西都在我军控制之下了。”
在秦岭之上，有几条沟通长安与汉中的横向谷道，从东向西依次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散关道（故道）。魏延主张从汉中西北出发，沿秦岭而东，先头部队从子午道直捣长安。子午道是连结长安与汉中的一条便捷而又险峻的通道。诸葛亮认为这个路线难行，太过冒险，否决了魏延的计谋。他的方案是从汉中出发，经由祁山，先攻占陇右（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再取得关中。这样更加稳妥，有十全把握。之后，诸葛亮率领大军向西行，进攻祁山，准备攻取陇右之后，再向东夺取长安。陇右不是关中的要害，不会引起曹魏方面的全力争夺，易于攻取。攻取陇右地区可以作为蜀汉西部的门户和屏障，而对关中形成包围、蚕食之势，不会有大的失败。他采取了一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方针。
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奇谋”，表面原因是行军路线过于险要。实际上他有更深层的思虑，导致他无法选择这样的奇谋。蜀汉国力脆弱无法支撑后续战争，无力冒险，无力支撑正面抗战。魏延所献“子午奇谋”计划通过一次出兵而基本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可谓是大胆独特。孙子主张用兵的原则，贵在神速进取让敌人措手不及，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戒备不严密的地方，这样可以占领先机。魏延的策略体现了孙子“兵贵神速”与“出其不意”的精髓。诸葛亮最终没有采取魏延的策略，根本原因在于蜀汉国内不具有支持后续战争的潜力，即便如愿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然而又如何应对曹魏大军的争夺与反攻呢？奇正相生，出奇制胜还需要军事实力来保存和扩大这个战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曹降蜀之后，“三郡归降而不能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军获得三郡，却苦于无力据守。蜀军仍需要与力量数倍于己的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蜀魏战争的本质仍然是两国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而军事实力则依赖于国家支撑战争的潜在能力。
史称刘后主在位期间，“军旅屡兴”，虽然在公元224年下令“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然而只是战争间歇中的休整，而远远没有达到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的效果。公元225年，“丞相亮南征四郡”。又过了短短三年，诸葛亮就调集军队前往汉中，展开了大规模北伐的战前动员与筹备，228年北伐正式开始。公元232年，诸葛亮在黄沙（今勉县东）休整军队，发展农业，并练兵讲武。公元234年，诸葛亮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师出历年，百姓疲弊”是蜀汉农业经济的基本状态。蜀汉土地荒芜，人民穷困，军队疲弱。诸葛亮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条）。蜀锦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手工业产品，东吴与曹魏都从蜀汉进口。但是蜀汉的军事经济完全依靠蜀锦贸易，可见，蜀军围绕军需进行屯田经济活动，对军事支持能力有限，农业经济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
军事实力依赖国家持续提供战略物资的经济能力。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的财力就会不断消耗，如果经济基础薄弱，财力必然捉襟见肘，最后导致战争的失败。诸葛亮的战略战术选择，与蜀汉国力衰弱有不可忽视的关系。诸葛亮北伐速战取胜的努力失败后，最后一次北伐做了持久战的准备，并且终于认识到军粮供给是战争胜利的首先问题。在公元234年，诸葛亮下令“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但是，此时距离曹魏最初屯田时间已经有整整38年了，双方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曹魏应对北伐的战略
以经济为基点
蜀汉北伐前后，曹魏历任三代的统治者（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大体沿用了相似的战略与蜀军对峙。即以军事经济的优势取得对蜀汉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当年曹操放弃汉中，决定将对蜀汉的防线从汉中收缩至关中长安、陈仓一带。魏国将“守战之力，力役参倍”的用兵之弊端和压力留给蜀汉。魏国在自己统治区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坚持与民休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以，“数年之间，中国日盛”，而“益州疲弊”。这就是曹操应对蜀汉的深远策略。传统意见以为曹操放弃汉中而不入蜀是战略错误，非常值得商榷。
曹操制定策略的立足点在于双方的农业经济。曹魏不主动攻伐，而是专心务农，积极备战，保证军事经济优势。早在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实行屯田制，曹魏的军事驻防区内基本都设置田官，积蓄粮谷。屯田制保障曹魏军队在征伐中，免除了军队分兵运粮的压力，屯田制成为曹魏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依赖这个条件取得军事胜利。“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曹魏屯田最初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实施过程中超出了供应军粮的范围，而是以屯田制为依托，发展农业生产，安定农业生产、生活秩序。政府组织分配田土、耕牛、维修水利。到建安中叶时，“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曹魏为社会弱势群体设立救助制度。《魏书》记载法令，国家负责养育12岁以下的孤儿、无劳动能力者、孤寡年高者、贫寒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年纪90以上的，免除劳役，一家限于一人。曹魏政权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最底层人民的利益，也维护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曹魏还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令在各郡国建立学校，在满五百户的县设置校官，提倡文献典籍研究，提升了民众文化素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魏文帝重申了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的国策，“今将休息，栖（刘）备高山”（《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发动后，魏明帝针对蜀汉军事经济上的劣势，看准了蜀汉国小民穷，国家支持战争的潜在能力不足的致命弱点。他重申、发展了曹操的战略：“坚壁拒守以挫其锋”，蜀汉“久停则粮尽”，曹魏自然可以“以逸待劳”而“全胜”了（《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著名的“曹魏三公”之一华歆，是参与魏蜀军事对抗历程的资深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魏明帝上书《谏伐蜀疏》。他深刻指出，魏蜀两国的军事对抗的本质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他认为应对蜀汉北伐挑衅的最佳方案是：坐而待其毙。他如此气定神闲而又自信满满，是建立在“中国无饥寒之患”的坚实基础之上。蜀汉依仗的只有险要的地理与交通，然而曹魏的优势却是农业经济的富足与发展，“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曹魏只有保持这个优势不断上升，“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那么面对蜀汉的北伐挑衅，完全“可坐而待也”（《三国志・魏书・华歆传》）。从华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蜀魏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最终要服从于农业经济。
综上所述，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做过一定的战前经济准备，但与敌方曹魏对比，这个准备显得很不充分。蜀汉经济受到军事目标的限制，始终没有突破战时经济的范围，没有做到真正与民休息，让农业生产有恢复、发展的机会。这一后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战术。诸葛亮所谓“谨慎”的军事活动，是国内经济脆弱、无力冒险的反映。与曹魏全面、深入发展、提升农业经济基础相比，蜀汉的战前经济准备显得非常仓促、不足。恩格斯指出：“（军事）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企图明确，即“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是，蜀汉国内脆弱的农业经济与“孤绝之地”的交通条件，显然无法支撑这样宏大的战略企图。可以说，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企图大大超越了战略资源（经济与交通）条件，最终影响北伐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蜀绣市场现状
蜀绣又称川绣，产于巴蜀地区，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蜀绣一度辉煌，并在国际上拿回了很多奖项。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芙蓉鲤鱼”座屏、“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大小熊猫”座屏等就是蜀绣中的优秀代表作。
然而，据中国绣品市场统计显示，目前苏绣占据总量的83%以上，湘绣为12%，剩下的市场份额分别被蜀绣、粤绣瓜分。蜀绣处于较弱地位，市场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商品经济需求。
目前，蜀绣市场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链，在蜀绣的中心地区成都，仅有的1家蜀绣厂也于2005年倒闭，剩下的都是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绣坊。本来人数就少的绣工年龄也都在30岁以上，难有“新鲜血液”注入。有行家指出，美轮美奂的蜀绣，其发展已严重滞后，与号称“百万绣工”的苏绣相距甚远。当今蜀绣的特点是品位高、技艺精、售价贵，从日常用品走上了纯艺术、纯装饰之路。由此，造成了蜀绣散、乱、小，各自为阵，各显神通的现状，拉大了与市场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
比较苏绣市场，蜀绣市场存在的问题
1.苏绣品目种类胜于蜀绣
据悉，苏绣品种更新速度每年为20%以上，而蜀绣品种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蜀绣风格、内容、样式较为单一，不利于市场进一步开拓发展。
由于苏绣讲究“精、细、雅、洁”的高标准风格，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分工。例如，45岁之前绣女主要绣屏风，摆件等高档饰品；45岁到65岁左右的绣女主要绣制衣服制品，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的绣工视力开始下降，但是技艺却很娴熟；65岁以上的绣工基本绣制杂品类。由此可发现，苏绣的种类至少有三大种类，一是精美工艺品、二是衣制品和生活用品、三是杂品。同时这三种类型也分出了各自的高中低档产品。例如大量的旅游纪念品，加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针法等，蜀绣与之相比显然相形见绌。
2.没有形成大规模聚集文化地
苏绣在2003―2006年最高年销售产值超过4亿元人民币，其中2003年鼎盛时期从业人员9 000人，相关产业链带动就业2万人；各类工艺美术师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生产企业近100家。
如2002年，镇湖街道的绣品销售收入为1.8亿元，为镇湖农民创造了亿元收人。镇湖街道修建了长1670米的绣品街，280多家绣庄前店后坊。除此之外，镇湖绣品街上还有与刺绣配套的电脑辅助设计、丝线面料销售等等专业商店40余家。镇湖街道现已形成了集刺绣设计、制作、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刺绣专业市场。
然而，在川蜀地区的蜀绣坊多是单独发展，散落分布，对于手工业来说，很不利于扩大发展；对于艺术品来说，闭门造车也不会带来好的作品；对于传承已久的蜀绣来说，更不利于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在蜀绣的中心地区成都，仅有的1家蜀绣厂也于2005年倒闭，剩下的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绣坊，基本绣工年龄都在30岁以上，这样即使有市场经济需求，自身的发展也跟不上经济节奏。
3.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意识不强
到苏州地区旅游，几乎所有旅游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一些绣制品带回家乡，或送亲朋好友，或放置家中观赏品味，苏绣已经成为苏州旅游的代名词。然而，在川渝地区蜀绣发展最繁荣的地区，很少有游客会买些蜀绣制品。没有大规模的制作和管理，发展仅限于很小一部分区域，不利于持久性发展。
根据蜀绣现代市场现状，提出市场改进方案
1.解放思想，人才培养，品种创新
蜀绣企业应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在风格、内容、样式上力求创新，在原有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凸显现代艺术形式和民族艺术内涵。在题材选取上力求切合时代需求，而不应只局限在传统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多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面前，蜀绣虽应该继续保持传统的主流题材，但同时也要适应时代变化，努力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其内容，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动态，适时调整品种结构。
可以通过地区高等院校进行进修培训，以及在其他地区吸收来的艺术精华，和川蜀地区固有的特色相融合，创新出现代生活图案。有了图案的创新，在技法上自然而然会产生适合图形的针脚绣法。
2.政府扶持，文化聚集
政府应积极加大资金投入，建立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同时横纵向全面发展，利用自身人文地理环境优势，以此为依托集合各方力量建立一个较为强大的生产文化基地。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提升蜀绣企业整体竞争实力，进一步整合市场资源。实行企业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之路，着手组建优势企业联合体，使蜀绣优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形成规模效益，更好地带动蜀绣产业的发展。
3.宣传多元化，跟进绣制品合理鉴定标准
宣传需要多元化，如广告、促销、公关、新闻、直销、CI、包装、产品开发进行一元化的整合重组等等，让消费者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得对某一品牌的一致信息，使宣传多元化。
完善和建立与其配套合理的质量标准及鉴定体系。为了维护苏绣的传承，苏州刺绣厂制定了“苏绣精品标准”，为苏绣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蜀绣，也应该有自己的精品标准，让更多工艺师能够向更高层次的手工艺发展，也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对精品和普通品加以区分，以抵挡次品和假冒产品对蜀绣正品和精品的冲击，重拾消费者对蜀绣的信心。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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