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1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九、结语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2

关键词： 刘再复；红学研究；悟证法；述评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刘再复先生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红楼梦》是从‘存在’层面的提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刘再复由此加以联系比较，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尽管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差悬殊，但正如其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一样，最后的归宿均为坟墓。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思考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对必有一死这一无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生这一人生命题。不过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有巨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在死亡面前仅有赴死的悲壮，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哲学，而曹氏则全然不同，《红楼梦》一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一个个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伤，尤其是对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虽均有赴死无畏的勇气，但却是悲愤盈胸，而见到他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肝肠寸断，悲恸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挥慧剑斩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面对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与无限眷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读不出珍惜，更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与曹雪芹虽同为面对死亡，循着“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个认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一个创造的哲学是存在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应该说一为绝情主义哲学，一为伤感主义哲学。刘再复先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来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从而赋予存在与死亡这一人生命题以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索，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贴近《红楼梦》被文学形式所遮蔽的哲学内涵，令我们完全有可能探寻《红楼梦》人物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显然，这不仅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梦》哲学意蕴的细致探析，更是对《红楼梦》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刘再复先生借鉴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的阐述，提出《红楼梦》具有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刘再复先生这一提法，也是在继承王国维先生《红楼梦》悲剧之悲剧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的悲剧，既不是为现实中蛇蝎一类人物所左右的社会人生悲剧，又不是由于出现非常变故的悲剧，而是悲剧环境中人共同演绎的一幕社会人生的大悲剧，换句话说，是关系中人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1］因而《红楼梦》在美学上更具典范意义，堪称“悲剧中之悲剧也”。［2］这是一种真正具有现代启示意义的悲剧思想，既展现出王国维先生融贯中西开阔的文化视野，又显示出王国维先生对人性的深入体悟与把握。但王国维先生在谈论《红楼梦》美学意蕴时，仅止于谈论悲剧，忽略了曹雪芹在为红楼人物吟唱人生挽歌，展现美好事物毁灭的悲剧同时，亦有一种对荒诞存在的透视精神和极端否定精神。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3

关键词：元春爱情皇权作用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部长篇小说中，人物是重中之重，笔者试图找出其中最关键的人物，穿连起全篇的人物。对于《红楼梦》中的关键人物（并非描写的主要人物，而是隐含着故事发展的线索的人物），一直以来学术界多认为是秦可卿[1]，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原因有：其一，秦可卿在叙述中没有家庭背景，其二，在《红楼梦》后期的叙述中几乎没有再提到她，而作为文章的关键性的人物，应该会有起承转合的作用。所以，秦可卿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她并不是小说中关键性的人物。。

元春在《红楼梦》中正式的出场仅一次，即元妃省亲。但是作为重要的背后力量的喻指，其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如元妃二十八回的赏赐、元妃元宵的灯谜、探春抽签时候的提及等等，这几次都是在别人的话语中出现的。但是可以看出元春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上。

第一，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干涉宝黛自由爱情的力量

《红楼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宝黛的爱情悲剧，宝玉和黛玉是心与心的契合，是前世注定的宿命。在《红楼梦》的开篇就描写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凄美故事。用泪水来偿还一世的关爱，虽说已经注定了宝黛的爱情是个悲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毕竟需要一个实在的力量去阻隔这样的爱情，而元春就成了这一力量的发言人。《红楼梦》的第二十八回写到贵妃赐给宝玉的有“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袭人告诉他：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我们家三位姑娘是一样的。接下来的情节是宝钗把红麝香珠串戴在手臂上，宝玉看到之后便发了呆，更觉得宝钗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元春的赏赐与贾家上下关于宝黛、宝钗的选择有关。

元妃对宝玉是母亲般的情怀，从她赞誉宝玉为大观园所提的匾额就能看的出来，所以元春用母亲般的世俗的眼光去赞成金玉良缘。可以说，她在赐赏的背后所体现的态度，被贾家的其他人轻而易举地体味出来，这是宝黛爱情悲剧的根源之一。而元妃就是阻隔宝黛爱情的最大的现实的力量之一。

元春作为贾家最有地位的人物，而作者所塑造的贾家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元妃反对宝黛爱情，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作者要所表现的，即当时的社会对这一爱情的态度。宝黛的爱情悲剧，不仅是宝玉和黛玉的悲剧，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悲剧。用无法抗拒的力量去阻止宝黛的爱情，通过这种描述，体现了作者对当时封建礼教的一种指责和反抗。

第二，指名贾家与皇室的关系

在封建的王朝时代，一个家庭的兴衰存亡都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结合《红楼梦》的创作者曹雪芹的身世来看，曹雪芹对一个家庭盛衰与皇室的关系的感受肯定要更为深刻。曹家的兴起始于曹雪芹的曾祖父与康熙的关系，而衰落也是由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宠爱。[2]小说贾家最兴盛的时候，应该是元妃省亲的时候。作者竭尽全力地描绘了元妃省亲给这个家族带来的荣耀，是贾家最“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时候，表现为合家的欢腾、快速修建起来的省亲别院。而作为一个“外面看是还好，内里已经尽了的”家族，这样大排场的花费，只能加速了家族的衰败。可以说，元妃的省亲是一个美丽的错觉。待元春回宫之后，不久染病去世，贾家也走到了繁华的尽头，而这一切，兴是因为皇帝的宠爱，衰也是因为皇帝的疏离、惩处。

论述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种说法：即使没有元春，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人物建立贾家与皇室的关系，比如有学者认为，神秘的秦可卿隐含着贾家与皇室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北静王爷象征着贾家与皇室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用男女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的传统，其他的任何人物关系都不如设置一个皇妃来得更浑然天成，如果小说全篇都没有设置元妃这个人物，贾家与皇室的联系就不能建立得如此协调了。

第三，结构性拓展性的作用

元春在《红楼梦》里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红楼梦》在结构上的多元化越来越被普遍地认识，但是，在这样多元化的结构中，每个人物所起的作用却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对元春的描写不仅有着前文所述的情节的需要，更有着文章叙述的结构性拓展性的需要。

元春在《红楼梦》中有着预示贾家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作用，元妃省亲是对元春着墨最多的地方，元妃省亲回宫之后，小说的叙述就开始铺垫贾家的衰落了，如元春回宫后不久，在正月二十一派人给家里送去一个灯谜儿：“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3]贾政内心沉思的是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娘娘为何送这样的谜语？而贾政的思虑其实也应该是各位读者的思虑，何以作此谜语，其实接下来的章节都是一步步地描写贾家的衰落了，在这里，元妃省亲是贾家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小说的第一回，通过甄士隐解读《了了歌》说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由此可见，表达人世不测，宠辱兴衰，是这部小说写作的另一个关键的主题。而元春给贾家带来的荣耀和失落的巨大落差，正是这一主题的最好诠释。

还有就是宫怨的色彩。儿女父母相会应该是多么和谐和美好的事情，可是作者对元春唯一浓墨重彩的描绘，就是为了反衬生离死别的忧伤，“送到那见不的人的去处，不若小户人家，一家子人其乐融融”，元春的这一段话，即是自己的心情，也代表了宫里许许多多的女子的心情，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扩大了小说的意义，即有了宫怨的色彩。因为有着这样不断的拓展性的意义，《红楼梦》才那么韵味悠长。

元春可以涵盖整个《红楼梦》的大致结构，元春的重要地位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依据曹雪芹的笔法，往往重要的人物却着笔不多，通过本文的解读，我们更可以了解，元春的出现更多的是起到衔接全文的作用，研究元春的时候，不能只是把她和其他三春连接在一起，她作为阻碍宝黛爱情的最重要力量，作为贾家和皇室的纽带，在那个封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了。联系曹雪芹的生平，以及曹家的沉浮和皇室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把元春作为全文的线索，作为全书的关键人物的说法也不为过了。

参考文献：

[1]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4

关键词： 《红楼梦》 称呼语 宝黛钗 应用语言学

一、研究背景

（一）社会需求

应用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在各个现实领域的实际应用，主旨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它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态度和情感的一般规律，也就是教会自己认知自我社会位置，恰当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倾诉自己的情感和诉求，以期达到预想中的语言交流效果。

其中，称呼语的研究，隶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研究称呼语不但有助于加深社会语言学中对人际关系用语的研究，而且对语言学的教学科研有相当意义上的参考价值。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称呼语中，包含的意义可谓众多：年龄、性别、文化、阶层，乃至语场、语旨、语式等，不一而足。

《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至今已经有16种外文译本，热度持续不衰，被称为中国的百科全书。这部鸿篇巨制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称呼语在许多场合下，对人物的刻画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芸芸众生在刹那间鲜活起来，增加了作品的灵性和厚重。研究《红楼梦》的称呼语，就是从一个崭新角度，解析和感知18世纪中国的社会概况、风土人情，对今天而言，跨文化交流日益成为新常态，对《红楼梦》的称呼语研究更具有跨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理论前沿

近二三十年来，又有一大批词典、专著和论文涌现：张孝忠1988年出版了《古今称谓语词典》，2001年吉常宏的《汉语称谓大词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称呼语的社会语用研究》是陈夏芳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牛继华则发表了名为《近百年来私人书信中的称呼语的社会语言学考察》（1919-2006）的论文，2002年平的《红楼梦称呼语研究》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应该说，围绕称呼语的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理论上，布朗和福特就美国的称谓语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语言学家欧文・特里普（1984）在《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中，以流程图的形式做了注解，并分析了美国西部学术界及19世纪俄语、依地语、波多黎各语中的称呼语系统。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罗杰・布朗指明了称呼语中的地位原则和亲疏原则。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动态

对于称呼语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北周的卢辨著有《称谓》开始，唐朝刘知几写有《史通・称谓》，到清朝梁章钜的《称谓录》，都是响当当的成果。50年代，赵元任先生对现代汉语的称谓系统进行了详尽描述；陈原先生则对新中国成立后新出现的称呼语进行了总结。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院，是国内“红学”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对“红学”的研究可谓尽心竭力、名家辈出。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林冠夫、陶建基、叶圣陶……每一位都是“红学”大家，对《红楼梦》的研究各有侧重，当然，这其中有许多观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这部文学名著更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

在众多学术观点中，也有涉猎《红楼梦》称呼语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有的只着重于一个方面，像上海师范大学刘冰的论文，题目是《红楼梦中女性称谓语之语用考察》，关注女性角色称谓语的使用情况，从亲属、社交、面称与背称、人际关系等方面加以研究分析。陈建萍的论文《真“姑娘”，假“姑娘”？红楼梦中姑娘称呼语的语义语用辨析》则是具体到一个词，对《红楼梦》的称呼语进行细致的总结辨析。中国香港学者洪涛发表了论文《红楼梦的语域、“立体感”与“平常化”――从“侬俺奴娣”和异文看小说的艺术效果》，把着眼点放在地域视野内研究《红楼梦》的称谓语，可谓视野独特、见解新颖。李蓓则在语言学的视角下，剖析《红楼梦》的语言构成，特别强调不要把《红楼梦》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混为一谈，很中肯。平在2002年出版了一部专著――《红楼梦称呼语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人物称呼语。

（二）国外动态

弗斯，英国语言学家，他肯定语言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在语言学上有两项独特见解：一是根据言语背景和上下文寻求意义，二是用一套新方法描写语言节律（戚雨村，1990）。他坚持谈语言不能不谈人生和文化，分析语言不能撇开意义。

英国人韩礼德于20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师从著名的汉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回国后至6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从系统和功能角度对语言的研究，指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概念、人际、语篇功能，探讨了语言与社会及语境变量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莱斯利・邓克灵的《别称与称谓字典》（A Dictionary of Epithets Terms of Address），在长达35页的引言中，讲述了称谓的语境、影响称谓选择的因素、称谓引起的反应，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称谓等，共9个方面（平，2002），对学习和研究英语很有价值。

（三）研究空白

在国内，对《红楼梦》的称呼语研究，依然有很多留白之处，大家的着眼点几乎都在几位主角身上，像王熙凤、林妹妹、宝哥哥，但是像刘姥姥、赖大家的、紫鹃、旺儿等小人物，研究着墨点不多，在400多个有名字的人物中，可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还很广阔。或者把几个人物链接起来，形成交叉，不仅是平面的静态研究，而且是立体的动态研究，都是不错的选题立项。

《红楼梦》的外文译本有很多，其中，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最著名。但是《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外文译本毕竟不能全部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具体称呼语上，翻译家往往找不到合适恰当的词语描绘“奶奶”、“姑娘”、“姐姐”的不同语义和语用，所以，这个位置的研究空白还有待弥补。

三、研究方向

（一）研究假设

本文选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本，以庚辰本为底本，由冯其庸先生负责总校注。以前80回为例，做研究对象，引用部分采用楷体，括号内数字，前为回数，后为页码。

假设以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为主线，研究他们之间在不同场合、语域、情感下的不同称呼语，那些“哥哥”、“妹妹”、“姐姐”的称呼语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语气出现，从而揭示称呼语的一般规律，顺便理清“宝黛钗”三者之间的情感脉络。

（二）研究思路

首先界定“称谓语”和“称呼语”的概念。“称呼”和“称谓”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单就学术意义而言，“称呼语”一词是名词性的，不同于动词的“称呼”，也不同于名词性的“称呼”。名词性的“称呼”仅限于表示彼此关系的名称，而且是当面打招呼用的，其概念外延甚至小于“称谓”（平，2002）。

本论文所指的“称呼语”，包括但不限于用称谓名词指称的；包括但不限于表示彼此关系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当面招呼的（平，2002）。这一点要在论文中严谨地交代清楚。

其次，对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研究：

（1）夯实“称”与“呼”的定义。举例说明“面称”、“他称”和“自称”。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8；79）

（2）称谓系统与非称谓系统的分析研究。包括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处理。

正说，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宝玉笑道：“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宝钗摇头笑道：“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他，叫他留着请人送人罢。我知道我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26；223）

（3）礼貌色彩与情感表达。情感因素的正极是礼貌，负极就是反礼貌的，特别在林黛玉身上，有很好的例子可以举证。包括尊称、敬称、昵称、谐称和谦称、傲称、蔑称、詈称。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叹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19；166）

（4）称呼语使用中的制约因素。这是基于语言的功能，分为5个方面：时空、正式程度、语场、人际关系、语篇。

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42；351）

四、结语

从立项到概念界定，从文献综述到找出研究空白，不难发现，《红楼梦》作为世界性的名著，字字珠玑，尤其是称谓语部分，更是对揭示作者创作主旨大有深意。“宝黛钗”作为纠结的主角，他们之间的关系、内心活动、地位变迁等，均在称谓语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从应用语言学视阈下的称谓语研究入手，可以对理解作家和作品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S.M.Ervin-Tripp，王菊泉.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J].北京：国外语言学，1984，04：16-26.

[2]陈建萍.真“姑娘”，假“姑娘”？――红楼梦中姑娘称呼语的语义语用辨析[J].红楼梦学刊，2006，02：303-317.

[3]陈夏芳.称呼语的社会语用研究[M].上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2.

[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平.《红楼梦》称呼语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7]平.英语称谓研究的一朵奇葩――介绍莱斯利・邓克灵的《别称与称谓词典》[J].武汉大学学报，2002，06.

[8]洪涛.红楼梦的语域、“立体感”与“平常化”――从“侬俺奴娣”和异文看小说的艺术效果[J].红楼梦学刊，2015，03：130-154.

[9]吉常宏.汉语称谓大词典[Z].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刘冰.《红楼梦》中女性称谓语之语用考察[J].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06：345-347.

[11]李蓓.《红楼梦》语言学研究综述[J].红楼梦学刊，2011，04：313-329.

[12]牛继华.近百年来私人书信中称呼语的社会语言学考察（1919―2006）[D].暨南大学，2006.

[13]戚雨村.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0，05：3-10.

[14]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15]张孝忠.古今称谓语词典[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5

一 引言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转贴于

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评论》突出了王国维新的文学观与美学观，他认为，“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文学则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种新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强调了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并且赋予着新的审美特征，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消遣”与“游戏”的独特性。王国维的这种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富有开创性的评论中，他站在美学的高度上揭示《红楼梦评论》的重要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批判了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时，《红楼梦评论》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它从人生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的文论诗学，这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四 结语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6

酒的传统文化传播

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火爆全国，此间播出的“孔府家酒”广告“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恰与电视剧情吻合，打动了受众，引起强烈反响，孔府家酒将中国人恋家、爱家的情怀和理念融入品牌命名并通过广告传播，唤起人们几千年来对家的古老情节，从小家延伸到大家、国家，孔府家酒借此一夜成名天下知。湖南的酒鬼酒，以对酒文化的另类思维方式，用充满湘西浓郁乡土气息的麻袋扎口酒瓶造型，红脸跣足放荡不羁的酒徒形象，以及充满夸张与东方式的幽默来表现一个酒鬼背酒(酒瓶)的品牌形象，给人飘逸、洒脱的感觉，代表潇洒喝一回的浪漫享受。广告传播将酒鬼特色、酒鬼故事、酒鬼形象和酒鬼理念等展示给消费者。从而使该酒有性格、有情感、有品味、有精神价值、有文化感染力。五粮液的金六福酒。把在中国具有亲和力与广泛群众基础的“福文化”(寿、富、康、德、和、孝)作为品牌内涵，迎合人们对“福文化”的需求。凭借一个“开门见福”的概念符号和一句“好日子离不开它”的童音口号而红遍大江南北。金六福用福文化传播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创造了一个白酒文化的奇迹。

小糊涂仙酒在“茅台镇传世佳酿”的底牌(借茅台之势传播)上阐释“糊涂文化”。品牌将郑板桥“聪明难、糊涂更难”的名言与饮用“小糊涂仙酒”联系起来，从而创作出一条风格清新的电视广告:“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做什么样的神仙最洒脱?”“小糊涂仙。”“聪明!”“聪明难，糊涂更难!”———广告中三人的对话看似朋友斟饮间的打趣，却在不经意间强化了品牌名称的记忆，聪明地将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历时二百多年的文化意境和小糊涂仙酒结合起来，使其更具文化韵味，风格高雅不落俗套，气氛热烈却不喧闹杂乱。糊涂是一种境界，深谙糊涂之道是一种大境界，而把这种糊涂之道和解忧消愁的白酒结合在一起，则是更大的境界，这就是小糊涂仙酒“糊涂文化”的传播艺术。除此之外还有酒的舍得文化、孤独文化、婚庆文化以及时尚文化等的广告传播。

文化酒使企业尽可能地寻找充足的理论根据，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与文化宣传，赋予产品以文化个性，以此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需求。一个有着鲜明、独特个性的白酒品牌，“以文载酒”的文化个性传播源自对品牌情感差异化的塑造。这种情感包括:第一，品牌个性来自“物”的情感个性化反应。“酒”本身就是人们以精神价值享受和文化价值享受为基础的一种“感性商品”，这种情感是以人性原则为基础，以人本精神为手段，对“物”的“拟人化”表现。第二，品牌个性来自消费者对“物”的感觉。这种由人性差异决定的情感对商品产生依赖和偏好的感觉，直接作用于一个品牌对消费者的传播程度。第三，品牌个性来自人性化情感差异的本能反应。人的喜爱各异，人的心情、追求、体会万千。成功的品牌正是利用人性情感本身的差异，对品牌注入个性化的东西。

红楼梦酒的广告文化传播

20世纪80年代，红楼梦酒伴随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热播，凭借“一杯梦酒上红楼”的广告语而奠定了文化酒的品牌定位。二十多年来，红楼梦酒厂也从过去一个品种的红楼梦金钗酒开发出多个系列的品牌酒。如梦酒系列有梦春、梦夏、梦秋、梦冬;和谐梦酒、小康梦酒、经典梦酒、致富梦酒、飞天梦酒、精酿梦酒、佳酿梦酒、平步青云梦酒，等等。红楼梦酒系列有红楼梦酒、尊藏酒、地藏、红楼梦金钗酒、十二金钗礼品酒，等等。

2010年新版《红楼梦》开播。剧中饰演少年薛宝钗的李沁成为红楼梦酒的代言人。红楼梦酒借势插播了一个5秒广告，红裙李沁和等高的红色“裙形瓶”的红楼梦酒站在一起，画外音:“品红楼梦美酒，观《红楼梦》大剧”。广告由两个镜头构成，一是突出品牌代言人和红楼梦酒的至尊至贵;二是强化红楼梦酒的品牌标识和财富热线。但仅为5秒的广告一晃而过，只有名字，文化名酒的内涵没有体现出来(如图1所示)。与此同步播出的还有中国银行“红楼梦信用卡”的广告。中国银行在此间限量发行2万张信用卡“中银红楼梦卡”，并向新版《红楼梦》的导演李少红赠送“NO．1”号“红楼梦卡”纪念卡。该卡面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以“枉凝眉”诗句作衬，“通灵宝玉”图样与范曾先生所题“红楼梦”字样为主要元素，在设计上赋予古典文学作品以时尚的元素，更加贴近现代生活。而中银30秒的广告就从“通灵宝玉”、范曾题“红楼梦”做文章。

拭去浮华，让时间的刻度去雕琢梦想;沉醉浪漫，让生命的执著去善待人生。中国银行邀你共赏《红楼梦》。中银“红楼梦信用卡”。品鉴红楼，体验经典。［中国银行“红楼梦信用卡”广告词］广告表现了中银发行的新卡和播出的《红楼梦》的关联点，当范增把玩玉石、雕琢玉石、提笔书写“红楼梦”时，“红楼梦卡”完成了时间的穿越，从历史走向了现代，品牌产品成为现代消费者感受古典文化的一个可触摸的“实物”(如图2所示)。同时，配合“红楼梦卡”的发行，中国银行还与北京电视台携手合作独家揭秘新版《红楼梦》台前幕后故事的《解梦红楼》大型系列专题片，以此扩大深化了30秒广告的传播影响。两个广告相比，差距是明显的。红楼梦酒的传播力度不够，酒的文化内涵还没有挖掘出来。

红楼梦酒的酒令文化传播

如何挖掘红楼梦酒与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关联?《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关于酒令《女儿四韵》的描述:贾宝玉、冯紫英、薛蟠、蒋玉菡、云儿坐在一起喝酒，贾宝玉出了个主意，让大家每人自己编出一段歌来，编不好的罚酒。里面有悲、愁、喜、乐四字，都要有女儿，并且要说出这四个字的原故。

宝玉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云儿道:女儿悲，将来终身知靠谁;女儿愁，妈妈打骂几时休，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箫管弄弦索。薛蟠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往里戳。蒋玉函说: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红楼梦》里的这几位对“女儿”的“悲愁喜乐”，因着各自生活阅历、身份的不同而给出了不同的见解:有公子、戏子、丫鬟、混混;也有已婚、未婚;有男人、女人。贾宝玉的太雅;薛蟠的又太俗;云儿的是对身世的感叹;蒋玉函的是对生活的描绘。从小说中的人物观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悲愁喜乐”，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陕北民歌中也有女儿悲愁喜乐的内容。如《女儿令》的歌词是:“女儿悲，女儿悲，绣楼天天守空闺。女儿愁，女儿愁，把我许给一个吹鼓手。女儿喜，女儿喜，对镜整妆花容美。女儿乐，呵呵，倚门巧做针线活。”———由此可见“女儿悲愁喜乐”是有一定的大众文化基础的。而行酒令也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劝酒助兴游戏。酒令是饮酒时为活跃气氛，为避免敬酒、劝酒时对方拒饮出现尴尬，故同席者共议定出规矩，承诺者必须严格遵守执行的一种游戏方式。酒令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富有文化内蕴的饮酒游戏。由此观之，红楼梦酒的文化传播是否可以从《红楼梦》的酒令文化开始，而传播的切入点为酒令《女儿悲愁喜乐四韵》;再进而拓展为大众酒令。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在玩类似酒令的《女儿悲愁喜乐》。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7

这个戏不同于以往的红楼梦戏曲只节选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进行改编上演的做法，而是试图呈现小说《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和曹雪芹的艺术思想。而这对于时空相对有限的戏曲演出来说，本身是极具难度的。全剧分为上下本，共6个小时左右，从黛玉进府到宝玉出家，几乎囊括了小说中大部分的情节和人物。试图面面俱到的展现，就容易停留在蜻蜒点水般的肤浅。对演员来说，因为缺乏起承转合的情节过渡和情绪酝酿，在表演上不容易沉浸入戏，而是处于间离的状态，缺乏彼此之间情绪上的互动，在塑造人物时相对显得生硬许多。

与此同时，这出戏对观众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必须是对小说或电视剧《红楼梦》非常熟悉，甚至有一点研究的观众。观众必须具备这样的认知前提，才有可能体悟到主创人员们在创作上的用心和创新。而对于一个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红楼梦》的普通观众来说，会因为对很多地方缺乏铺垫而显得迷惘，对情节走向和人物的关系还知之甚少，甚至糊里糊涂，又怎能去深入地理解人物和作者的思想呢。如王熙凤收人钱财替人弄一桩婚姻官司的事情，戏中只有了凤姐收钱的场面，显得非常突兀。

这个戏在上本中重在露“喜”，以红色为主调，从黛玉进府开始到元妃省亲结束，编剧把小说中能够表现贾府发展的情节都挪在了一处，在先后顺序上也根据需要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元妃省亲在小说中是第十八回表现的，宝黛读西厢是第二十三回中描写的，宝玉挨打更是晚到第三十三回。但是在戏中，为了给上本“大喜”有一个比较完满的逗号，后面两个情节则都被挪到了元妃省亲之前，象征着贾府在元妃省亲时达到了繁荣的极点。

下本则重在显“悲”，以黑色为主调，从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开始到宝玉出家为止，处处显露着悲剧的因子。下本中黛玉临终与金玉良缘被放在同一场进行处理，红白相应，对话穿插，颇为巧妙。只是对比越剧《红楼梦》中黛玉焚稿大段的唱词，让观众伤心欲绝的情绪表达，昆曲《红楼梦》中就难以提供这样的观剧满足。宝黛爱情和凤姐弄权是小说《红楼梦》中相对清晰完整、戏剧性也比较强烈的情节，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红楼梦戏曲演出中都选取了这些作为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进行正面的表现，而在这里，这些都只能侧面或局部表现。下本中虽然对这些人物的去向和悲剧命运都作了一一交代，但是并不能从情感上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观众始终是在冷静的观赏状态下。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篇8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推荐人：本刊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推荐指数：

最近大概是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组选秀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缘故，各电视台也顺势不断重复播放经典版本的电视剧《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人和事总在眼前、耳边萦绕。由于《红楼梦》重拍所引起的话题，使我再次对原著产生了兴趣。有人说，如果这本书你没有看上十遍，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看过。其实，三遍过后，便能体会其中滋味了。

一般人在看第一遍时，大都是在小时候，看的大都是故事情节，第二遍，欣赏的则是细节的描写，到了第三遍，就可以琢磨出里面的玄妙机关了。

《红楼梦》写的是一个贵族由繁荣走向衰败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在于贾府的衰败，而在于里面大观园生活的破灭，宝玉理想的破灭；《红楼梦》也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红楼梦》也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其中倾注了曹雪芹先生对于女孩子以及其向往生活的全部幻想。

为什么要看《红楼梦》呢?为什么要喜欢《红楼梦》呢?记得周星驰的电影中他与菩提老祖的经典对白：“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喜欢就是喜欢，这是一种感觉，一种缘分，而许多人和《红楼梦》的缘分是天生的。

有的人喜欢宝黛爱情的纯真浪漫。当宝玉挨打后，精于世故的薛宝钗送来了药丸，而且还用训教的口气规劝宝玉改邪归正。但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宝玉的支持人――善良孤傲的林黛玉却只是一味地哭，把眼睛都哭成了“桃儿”一般，她的哭不是软弱，她以哭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来真诚声援宝玉，默默对抗封建礼教，因此只有他们二人的心才贴得最近。

有的人喜欢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不论是多愁善感的黛玉、聪明世故的宝钗、娇俏任性的晴雯，还是美丽可爱的湘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挚爱的红楼女子。她们曾经生活在“偶结海棠社，夜拟题”这种一片繁华似锦的温情氛围中，可是后来各自的不幸遭遇又让我们辛酸感叹!

有的人喜欢研究文字的巧妙。“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说的是迎春的结局。世界上哪种文字能在如此短的字里行间译出这句中的深刻含义，而且要这么短，有押韵，有典故，有影射，有谜语(子系合为孙)，有情节，有结局。

有的人只是喜欢一种感觉。每次看，都能看出新的东西： 每次看，能找出新的感觉。

每个人心中都有―部红楼梦，喜欢它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选择课外书籍，要有趣味性

选择课外书籍，要有趣味性

无须讳言，课外阅读主要基于浓烈的阅读兴趣，而兴趣的激发同书籍的趣味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课外读物纷繁浩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数理化、文史哲，无非可分为三类：一是经典文学类，即有利于陶冶性情，进一步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读物；二是文教类，即有利于开阔眼界，增长各方面知识和才学的读物；三是生活娱乐类，即有助于松弛生活节奏，调节情趣的读物。经典类读物是我们永远传承的文化瑰宝。在放假前，不少学生和老师都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开出了书单，大多以经典名著，人物传记和中外文化图书为主。中学生可以到书店选择名著原版阅读，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一些经典的世界名著，对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有很大的好处。而小学生，则可以选择名著的缩写版和配图版，这些图书均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接受能力而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