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6 06:36:56
一、改编的缘起
古典文学名著被改编为影视剧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首先，古典文学名著的文本符合影视剧本构成的特点；其次，古典文学名著存在广泛的受众基础。很多观众自小就接受古典文学名著的熏陶，提到古典文学名著，大都略知一二。因此，对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拍摄，容易激发观众的观看热情。这在无形中产生了一批潜在的受众群，这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剧的先天优势。因此自十九世纪末电影产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第一个公共电视台成立以来，古典文学名著便成为影视拍摄史上比较活跃的题材。
二、两次热潮
以四大名著的一轮上映为标志，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经历了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到90年代末。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古典文学名著登上荧幕。这些电视剧秉承“忠于原著”的改编理念，发挥着普及和传播文化的作用；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的确立，大众文化开始萌芽，观赏性和趣味性成为电视剧创作者的一个追求目标。此时，随着《水浒传》的播出，四大名著完成了第一轮荧屏之旅，由此掀起的第一次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的热潮结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电视剧市场化的发展，电视剧的商业娱乐功能得到更大的开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早已取代了对文化的需求，翻拍重拍名著蔚然成风，形成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的第二次热潮。
（一）古典文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学名著改编的第一次热潮（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80年代初，山东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武松》登上荧屏，成为中国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央视的《西游记》也在筹划和拍摄之中，这个浩大的工程从1982年开始，边拍边播，直到1988年，全部25集才完整与观众见面。播出后取得了非常好收视效果，在今日仍有非常高的重播率。80年代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红楼梦》。本着宣扬文化，普及名著，教育大众的目的，由红学专家与电视剧工作者共同组建了创作团队，执行“遵循原著，慎于翻新”的改编理念，共同完成了这次的改编工作。但电视剧的结局并没有采用通行本中高鹗续写的结局，播出后引起很大争议。但是，这部电视剧在精神上与原著的契合毋庸置疑，直到现在也被观众誉为最忠于原著、难以超越的一次改编。90年代，四大名著中的最后两部《三国演义》《水浒传》也相继播出。《三国演义》依旧延续80年代的拍摄特点，主要是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而《水浒传》拍摄在大众文化开始兴起的90年代后期，在改编上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忠实性不再是唯一的指向，满足观众的需求成为创作者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一次改编热潮，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承担着文化宣传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四大名著的改编，期间也有一些其他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如《儒林外史》《聊斋》等，但这些电视剧社会反响一般，远远不及四大名著。
（二）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第二次高潮（21世纪以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掀起了又一轮热潮。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数量空前。题材领域进一步扩大，以前未被改编过的经典名著如《西厢记》《隋唐英雄传》《牡丹亭》登上荧屏，而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则进入翻拍重拍时期，仅《聊斋志异》的改编就有五部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两年时间里，四大名著就轮番上映，回想它们第一次的改编却断断续续十余年之久。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改编剧不再以“忠于原著”为唯一标准，而是转向“忠于观众”“忠于市场”。与上一轮的改编相比，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弱化，主要功能由文化传播变为了商业娱乐。“大多数名著改编，也许都首先不是来自于当代的文化需要，而是经济需要和利益驱动。”i这一时期的改编剧得到的评价远远不及第一次，特别是商业炒作模式受到很多的诟病和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二次古典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热潮同第一次相比也有自身优点。第一次热潮中的改编剧由于恪守遵循原著的原则以及受传统戏曲的影响，在人物的塑造上十分模式化，而第二次热潮中，创作者对人物增加了许多自己的解读，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不是简单能用好坏、忠奸来定义，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另外，第一次改编热潮时期侧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许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都被舍弃，如《红楼梦》中对梦的描写，《西游记》中道教的义理色彩等，使改编过于严肃和写实，第二次热潮时期这些内容得以重见天日，还原了原著的神话色彩和浪漫主义风格。
一、传统解释的理论依据
综观各种关于“假冒他人署名”就是指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他人之名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的理由，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 它是保护作者署名权的题中之义。因为假冒他人署名行为侵犯的权利客体是著作权中的署名权，而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署名权是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它具体包括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不署名、署真名以及署笔名的选择权，这是从作者行使权利的角度去理解的。如果反个方向从禁止他人不正当署名的角度去理解，署名权还包括更深一层次的意思，即不允许他人冒自己的名去发表或者发行作品，否则就有侵权之虞①。这也就是我们在著作权保护过程中的经常要谈到的反冒名，它是著作权概念本应具备的内涵。
2、 它是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需要。由于作品是智力创作成果，所以著作权领域内的假冒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假冒，它会因所发表作品的庸俗和低劣而给作者的声誉造成损害，这是典型的侵犯作者精神权利的行为。如果著作权法连这种行为都不加控制或者不予理涉的话，那么对创作人之精神权利的保护就显得太不完整了。更何况大多冒名作品往往把侵害的矛头径直指向被冒者作品的整体，精神权利被损害不仅会造成名家严重的精神痛苦或者某种潜在的精神利益的丧失，还会直接其本应取得的收入。因此假冒他人之名发表自己作品的行为与著作权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理当纳入著作权法调整的范围②。
3、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判例可以进一步印证传统解释的正确性。从不保护精神权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到一直保护精神权利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日本，都把反冒名作为著作权法的固有。英国在其1988年修正的版权法中也着重强调了禁止他人冒作者之名的要求，该法第84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在一定条件下均有权使自己免于被虚假地署名为某一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的作者或某影片的导演”③。当今世界对冒名问题规定得最到位的是葡萄牙版权法，它更为清楚明了地声明：“任何人均不得将其他作者的名字署在自己的作品上，即使其他作者允许这样署，法律也不允许”④。因为它是对社会公众的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此外，有关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解释，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指南》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版权ABC》也都明白无误地将《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精神权利保护条款解释为“包含禁止任何人将作者的姓名加在并非其创作的作品上”⑤。
再看我国，从《大清著作权律》到省版权法，也都有禁止“冒名”的规定。1991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更是将“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列为侵犯著作权的七种法定情形之一。1996年3月1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此法条判决在案的著名美术家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因出售冒用其署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肖像画所引起的侵犯著作权纠纷曾经在海内外轰动一时，该案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处理该类案件事实上的判例⑥。2001年，著作权法的修正更是将原来仅惩处冒名美术作品的狭小范围延伸、扩展到所有种类的作品，进一步表明了立法机关的态度。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不少专家认为将“假冒他人署名”界定为“在自己创作之作品上署他人之名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理论依据还是比较充分的。
二、对传统解释的三点质疑
笔者之所以认为“假冒他人署名”的传统解释难以成立，取决于对其三点理论依据作深入之后得出的结论。
1．署名权作为著作权的一项基本权能，它以整体著作权的存在为基础。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根据本法享有著作权。可见，著作权系作品之权，而非作者之权。也就是说，著作权因作品的创作完成而自动产生。没有作品的现实存在也就无所谓著作权的存在，而没有著作权的存在就更无所谓署名权的存在。尽管著作权的归属最终要落实在作者身上，但那是因为他进行了表达自己思想和感情的创作所以才有了署名的资格。笔者认为，即便是久负盛名的作家、画家，过去他可能创作过高质量的作品，但并不等于将来他还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退一步讲，即使将来有作品问世，未来的著作权也不可能对作品完成之前的情事具有追溯力。因此，在某项作品创作完成之前或者根本没有创作作品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谈到著作权的问题，更不用说什么署名权被侵犯了。那种认为著作权的多寡取决于作者名气大小因而名家的著作权可以预先行使的观点显然是违背著作权基本原理的。
此外，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假冒侵权成立与否的前提是必须有客观存在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侵权作品，即侵权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临摹、复制他人作品的成果，另一部是被侵权作品，也即用以临摹或复制的对象，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如果把“假冒他人署名”理解为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他人之名的话，那就只有被指控侵权的作品，没有被假冒的参照物，如此必将失去对侵权是否成立以及侵权程度大小进行比对的条件，导致法院根本无法作出侵权与否的实体评判。
2、精神权利的损害并不是著作权被侵犯的特有结果。许多人身权利被侵犯后都会产生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后果，由后果出发推导原因显然属于本末倒置，这在逻辑上首先是行不通的。
所谓精神权利的损害主要指的是由于加害人的各种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或者致其精神利益受到减损。从它产生的不同原因入手，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地分为生理方面的损害和心理方面的损害。生理方面的损害是指对权利主体的物质体所直接产生的精神损害，主要表现为侵犯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等等。而心理方面的损害则是指因侵害权利主体的其他利益所间接引起的精神损害，它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产生障碍，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伤、抑郁、绝望等不良后果。侵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监护权以及本文所论的侵犯著作权导致的都是心理方面的精神损害。但是著作权之精神权利的损害又与其它权利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著作权之精神权利不是人人皆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创作过作品的公民在取得了作者身份之后才能享受这种精神权利，何人创作何人取得。第二，著作权之精神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就是说，著作权在时间上必须是实施了一定的创作行为之后才能原始取得，何时创作何时取得。针对不同类型的精神权利损害，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多部法律都设置了救济途径。但是，要想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其精神损害就必须完全符合上述两个特征。对照本文所论述的对象，笔者并不否认其中存在着某种精神权利的损害，但它显然不是作者精神权利的损害。正如西班牙版权学家利普希克所论述的那样：“当作者的名字或假名被盗用并出现在他并不是作者的作品上（把一部作品的作者身份张冠李戴）时，捍卫其名字或假名的权利就与作者身份权有了密切联系。但是严格地说它并不构成作者的精神权利，而是属于人身权利。事实上，这种权利不仅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所有人。”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法律救济，只能依靠著作权法以外的其它手段。
3、尽管不少国家将“冒名”问题纳入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但不可否认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对此持反对意见。比如，有的国家认为：假借他人姓名（或法人名称）发表自己的作品，是侵犯民法中姓名权的行为，它与著作权法是不相干的。西班牙著名版权学家A·德尔加多·波拉斯对此是这样论述的：“盗用作者的姓名、假名、笔名或缩写，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之为‘冒名作者’，它损害所有人均享有的姓名受尊重权而非著作权。作者的任何特权均不因冒充其未创作的作品（或表演）的作者而受触犯，对这种非法行为的处理，属于保护个人身份之举。更确切地说，属于惩罚非法使用他人‘姓名’的规定的范畴”⑧。1980年6月19日，意大利米兰法院所作的一份判词也支持同样的观点：“不仅一个无权让人相信他就是可以合法使用一个姓名的人使用该姓名有损于‘姓名权’，而且这种使用其合法拥有者陷入被他人误解的境地，如把作品（或艺术表演）归于并非其作者（或表演者）之人时，便会发生这种情况”。除此以外，还有的国家认为，冒名问题应由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管辖。⑨
笔者认为，即使是在那些明文规定“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他人之名”为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国家，其法律制定以及对法律规定所作的解释也应当遵循法学原理和法律原则。更何况我国著作权法使用的“假冒他人署名”这六个字即使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也不具唯一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项的类似规定之所以会在理解上出现争议，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去我们在解释的选择上出现了偏差。
综上所述，将“假冒他人署名”理解为“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他人之名”并作侵犯著作权的法律定位显属不当。三、“假冒他人署名”的真正含义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由文义出发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第一就是上文所说的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某知名作者的姓名然后将该作品予以出售的行为；第二是以临摹、誊印等，复制他人（一般是知名作者）的作品，然后署上原作者的姓名用于销售的行为；第三是将第三人的作品取来署上某知名作者的姓名，假冒知名作者的作品进行出售的行为。
以上三种行为虽然主观上都有侵权的直接故意，客观上也都有假冒他人姓名的行为。但具有如下三点本质区别：一、主体方面。第一种行为和第二种行为只有两个主体，即侵权人和知名作者，知名作者是被侵权人；第三种行为却有三个主体，即侵权人、第三人和知名作者，第三人和知名作者是被侵权人。二、客观方面。除了假冒姓名以外，第一种行为有创作行为存在，并且有智力成果产生；第二种行为包括非法临摹、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第三种行为包括非法使用第三人作品的行为。三、客体方面。第一种行为至多构成侵犯知名作者的姓名权；第二种行为侵犯知名作者的著作权；第三种行为既侵犯了第三人的著作权（主要是署名权），也侵犯了知名作者的姓名权。
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我们有必要对姓名权与署名权的本质区别作一辨析：
1．二者的权利主体不同。姓名权是一种为人固有的、起码的资格，它的主体范围是所有人，没有限制。而署名权的主体仅限于创作过作品的作者，它的主体范围相对比较小。
2．二者的权利不同。姓名权的权利内容表现为每一人有权决定使用与他人相区别的符号、标志作为自己的姓名并得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它具体包括姓名决定权、姓名使用权和姓名变更权。而署名权的权利内容包括：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名，署真名或署假名，禁止未参加作品创作的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在改编、翻译等演绎作品上署名，以及在作品被以表演、播放、录音录像、摄制电影等方式使用时要求标明或说明原著作者姓名的权利。⑩
3．二者产生的根据和时间不同。姓名权的产生以出生事实为依据，时间为出生后不久或出生之时，后者主要是指出生前父母就起好名字的情形。而署名权的产生以作品的创作完成为根据，时间为作品诞生之时。
4．二者的权利延伸和限制不同。姓名权在人的生命存续期间不可转让、不可放弃，除了人的死亡可以导致姓名权终结以外，别无其它限制。署名权在作者死后却由国家给予永久性的保护。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作者必须放弃署名权。如在委托创作关系中，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委托人，这时作为受托人的作者不能再行使署名权。
5．二者在与财产权的关系方面不同。署名权是著作权的一项基本权能，而著作权又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性，所以署名权往往与财产权紧密相连。而姓名权与财产权的关系相对要松散得多。
通过上述，不难发现著作权法关于“假冒他人署名”的规定实际上是针对第二种行为而言的，因为只有它最贴切著作权产生的原理。第三种行为虽然也构成著作权侵权，但它更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关于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第三人）作品的规定，这是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属于第四十七条第（八）项所列“假冒他人署名”的特殊范畴。至于第一种行为，它的违法之处就在于侵权人盗用或冒用了他人的姓名，仅此而已，它非但不会侵犯他人著作权，冒名作品自身反而倒有可能因其独创性、客观性和可复制性而依法享有著作权。
四、“假冒他人署名”之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所规定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应当仅指未经他人许可临摹、复制其作品，仍署原名进行销售，试图以假充真牟取非法利益的特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具体理解和掌握。
1．侵权行为。它主要的手段是临摹、誊印和复制。其实，临摹本是一种练习绘画、雕塑、书法技巧的美术方法，它本身并不违法，关键在于临摹的目的和用途何在？数量多少？如果是出于个人练习、、教学或者欣赏的目的作少量复制，只要指明了作者的姓名和作品名称就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如果是出于销售或者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进行临摹、誊印和复制，当属侵权无疑。值得注意的是，以临摹、誊印等方法“假冒他人署名”之侵权在具体手法上与剽窃、抄袭等一般侵权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人，一般不会在作品上署原作者的姓名，而是署上自己的姓名，它的目的更多的是非法攫取他人作品的或学术价值，以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不必然有动因；而临摹、复制他人作品的人，大多在复制品上署原作者的姓名，它看重的是原作者本人的名气，试图藉此直接获取超额的利润。
2．主观方面。在侵犯著作权的归责原则方面，一般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即采用过错原则。显然，“假冒他人署名”的侵权人对自己所临摹的作品属于某位作者的作品是明知，因为他在临摹和复制之后所署的就是原作者的姓名，这是最过硬的证据。所以“假冒他人署名”侵权的主观要件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3．危害后果。它并不要求侵权人将其临摹或复制的他人作品销售出去，更不需要有侵权人获利的证据。只要侵权人有超出合理限度的临摹、复制他人作品的事实，即可推定他人的署名权受到了损害。甚至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在没有任何危害后果产生的情况下，只要著作权人有证据证明侵权人出于销售目的，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临摹、复制其作品的行为，权利人即可诉请人民法院制裁这种即发侵权行为。
4．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侵权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必须要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无论何种侵权，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要求，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①郑成思：《版权法》，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46页。
②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7页。
③吴汉东等:《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3页。
④参见葡萄牙1991年《版权法》精神权利一章（第3章）第9条。
⑤参见《版权ABC》本第4页，中文本第16页。
⑥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8-334页或浏览有关网站。
⑦德利亚·利普希克（西班牙）：《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7月版，第125页。
⑧同上，第433-434页。
⑨同注释②。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是藏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体例就显得至关重要。《藏医药古籍目录》编写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存佚等。
【关键词】 藏医药 古籍 目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的藏医药典籍。作为藏医学知识主要载体的藏医药古籍，从古至今一直是藏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并且是我国有优势的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藏医药古籍也积淀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藏医药”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对藏医药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是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全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藏医药古籍珍藏在寺院和民间，大量的藏医手抄本、善本、孤本及“口传古籍”等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对于藏医药古籍的存世现状并不清楚，这就严重影响藏医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书，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方法。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能够清楚地反映历代藏医药古籍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学习藏医学的入门书。
藏文典籍目录的编著具有悠久历史。吐蕃时期，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的翻译，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时期，产生了第一部藏文目录学专著《旁塘目录》，此目录已亡佚。现存最早的藏文目录是赤松德赞时期，译师嘎瓦贝等人编写的《丹噶目录》。此后历代都有藏文典籍目录的编写。编写图书目录，首先涉及图书的分类问题。目前对藏文图书进行分类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拉卜楞寺藏文典籍总目录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黄明信先生的分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1］。医学属于藏族传统文化十明中的医方明，在以上几种分类方法中，藏医学皆归入“医方明”。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需要确定收录古籍的范围（时间上下限）。藏医学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的苯教医学，至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藏医药古籍是记载藏医药知识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本世纪初，从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文献中，i.0.755号写卷已被公认为一部象雄语的医学文献［2］。西藏那曲地区藏医院医生阿加就收藏了古象雄时期的医书，包括苯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所著《象雄解除痛苦的医学广论》《象雄消除病魔白药瓶》《象雄药论甘露》《象雄消除病魔黑瓶》等书，均系手抄本［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下限可以划定为1949年。
在编写藏医药古籍目录时，必然涉及对藏医药古籍进行分类。早期的藏医药著作藏医和藏药一般不分开，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内容涉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学和药物治疗等。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4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养生、医德等。藏医学的分科最早见于《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全名《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八支者将医生治疗的疾病概括为普通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神志疾病、创伤疮疡、中毒症、养老及滋补壮阳等8个分支。
关于藏医（医方明）图书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将“医方明”分为：续部及其注释、药书译注、本草、零散著作。黄明信先生将“医方明”分为：医典及注释、医药著述、药物图谱、零散著作。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一文将“医方明”分为：一般著作、译著及注释、四部医典及注释、药物图鉴、其他［4］。上面三种分类方法实际是将藏医典籍分为：经典著作及其注释、（药书）本草类、其他（零散著作）三类。参照《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中医书籍的分类方法：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 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我们认为可以将藏医药古籍分为三大类：藏医类（包括医经及其注释、一般著作及其注释、临证各科、曼唐）、藏药类（包括本草、方书、药物曼唐）、综合类（包括医史、养生、文史丛书和学者文集中的医学著作）。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的填写应该包括：总编码、部类名称、字母标号、书名、简称、别称、作者姓名、别名、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抄本、印本、篇页长短、每页行数、函数、章节、页数、是否完整、馆藏部数等19项内容［5］。照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结合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类名、总序号、书名（包括通行书名、全书名、简略名、异名、书名编号）、著者（包括生卒年代、姓名〈人名著录选用常名，遵循约定俗成，注意各藏区的地域特色，强调人名的规范化。同名同姓者，可以在其名字前贯以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别名、著者编号）、版本（包括著作年代、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卷数、页码数、是否完整）、内容提要、存佚、收藏处代号、备注等。为了全面了解藏医药古籍总的状况，在进行目录编写时，应该收录著录存世或公开出版的藏医药学历代古籍以及已经亡佚但是见于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史书方志及学者文集中记录的医药书籍。
藏医药古籍目录中同一类目的著作按照成书或刊行年代先后编排。成书年代不详者，一般以作者卒年为准。生卒年不详或者无从考证者，则注明“成书年代未详”。著作年代的书写用三种纪年法 ，包括传统藏历纪年法、中国历史纪年法（历代帝王年号、干支）和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只著录传统藏历纪年法和公元纪年。
藏医药古籍书名取一最通行者为书名。藏医药古籍往往有很长的全书名和简略书名，本目录著录时全书名列于通行书名的下方，其他异名，均冠以“又名”字样，列于全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例如《四部医典》（通行书名），全名为《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又名《医学四续》。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首先要反映其藏文特色，同时应该重视其具有国际交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文字应该包括藏文、汉文、英文、藏文字母拉丁转写等4种文字。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既要参照传统的藏文目录编写体例和吸收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又要遵循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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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完整的名著导读活动视名著篇幅的长短、内容等而定，遵循“计划――实践――评价”的思路，呈现以上四个教学步骤。预设启动关键在“导”，落实过程关键在“读”，生成效果关键在“展”，强化效果关键在“评”。
一、阅读预设――以兴趣引导名著阅读
（一）遵循认知规律，制定阅读计划
1. 初级阶段
（1）目标预设：每周以摘抄为主的读书笔记，能理清故事线索，复述故事梗概，初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
（2）名著范围：①选择七年级课本推荐名著作品，如《繁星》、《春水》、《童年》。②选择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中外名著，如《鲁宾逊漂流记》。
（3）方法指导：①提供读前、读中指导。包括作者介绍、创作背景及全书架构。②培养良好的做读书笔记习惯，这一阶段要求学生做摘抄式的读书笔记，能力较强的学生要尝试写感想体会。③引导学生学会复述故事。
2. 中级阶段
（1）目标预设：自主写读书心得，能对人物形象作简单的评价。
（2）名著范围：①选择八年级课本推荐名著，如《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游记》、《名人传》。②依据课文向外拓展延伸，课文是节选的可提供全本。如《朝花夕拾》。
（3）方法指导：①有侧重点地识记作家简介，弄清创作背景。②引导写读书心得，记读书笔记。③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能对人物作简单的评价。
3. 高级阶段
（1）目标预设：逐步引导学生博览群书，自主地关联有关知识阅读名著，解决阅读困难；初步对名著中有意义的句子、段落或篇章进行赏析；能自编课本剧，并进行针对性表演。
（2）名著范围：①选择九年级课本推荐名著，如，《水浒传》、《格列佛游记》、《简爱》。②确定高级阶段的阅读量：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自主选择名著阅读。
（3）方法指导：①引导学生锻炼模仿名著写作的能力。②理清故事线索，掌握故事大概，分析人物形象。③引导学生对名著进行编剧、表演。
（二）激发阅读兴趣，营造阅读氛围
1. 创设主要阵地。教室、学生的卧室是学生阅读的主要阵地，为此我和学生精心布置教室：开设班级图书角，给学生创造读名著的氛围，定期出以读书为主题的墙报。
2. 组建兴趣小组。根据学生的阅读实际和兴趣爱好，让学生自发组成名著阅读兴趣小组，并要求每个小组结合自己小组的实际情况给自己的小组起一个具有一定含义的名字，如：“先睹为快组”，“如饥似渴组”，形形，韵味无穷。
3. 教师下水阅读。语文教师要点燃学生阅读名著的激情，自身的阅读爱好和阅读激情就是学生最佳的阅读氛围。基于这些认识，我与学生一起阅读名著，积极参与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4. 课内课外渗透。如《智取生辰纲》选自《水浒传》，在学习《智取生辰纲》时，学生对杨志丢失生辰纲后的命运及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后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并不急着一一告知故事发展的情节，而是丢出了几个问题：杨志失了生辰纲，他是否能完好无损的交差？等待他的是砍首谢罪还是加官进爵？吴用等人又是怎么处理生辰纲？他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学生想知而不得知，课后，他们自然会搜寻原著的相关章节来解开心头之谜。
二、自主阅读――以开放自主“悦读”名著
（一）泛读为先
泛读是观其大略，是整体把握，是总揽全局，目的是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但泛读不是指一目十行地快速阅读，而是指从名著的资料和整体框架入手进行阅读。名著的资料包括作者情况、写作背景、历史评价等。名著的整体框架包括书中人物及其关系、故事情节梗概等。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作为教师，应提醒学生要有认真的态度，边阅读边思考，这样才可能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二）精读为本
在名著阅读中，精读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精读就是细致读，圈点读，吟诵读。注重的是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与个性化的解读，品读文本，揣摩结构，鉴赏语言，走进作者的内心，与作者心灵“零距离”接触，理解作品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从而受到艺术的感染。
（三）媒体为辅
现代教学媒体的介入，为学生了解文学名著开辟了一条新渠道。现在，愈来愈多的名著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如我国传统的四大名著，就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教师在上相关课文时可先组织学生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片段，再设计相应的观后感、影评活动，通过拓展课外语文资源，来吸引学生去阅读经典名著。如在导读《格列佛游记》时，布置学生从网上查找的相关资料并观看电影，帮助学生理解主题，学生对文本的了解在寻找过程中也逐渐丰厚起来。
（四）写读结合
如何把写与读结合在一起呢？我认为应该从片段练习开始，逐步过渡到整篇文章的写作，低起点，缓台阶，稳提升，循序渐进。如读《名人传》，我让学生练习模仿列夫托尔斯泰的外貌、眼神描写，学生从模写中抓住人物描写的要点，以读带写，事半功倍。
三、生成展示――以活动推动名著阅读
1. 可利用课前演讲进行阅读积累。每节语文课的前五分钟留给学生，让学生把每天看的章节进行复述，从而拓展学生对名著的了解。
2. 可利用阅读阵地进行专题活动。阅读生成课往往是学生的深爱，语文教师应充分重视这一阵地，创设不同专题，引导学生走进名著，以促使学生持久保持阅读兴趣。
①开展名著推介会。利用六册课本后的附录，对教育部推荐的十几部名著进行逐一推介，让学生简介，教师补充有关动人的细节或感人的情节，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
②举办读书交流会、报告会。学生或汇报自己的读书体会，或介绍自己喜爱的名著人物，或交流自己悟出的写作技巧，在交流中，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
③开展读书辩论会。开展辩论会，可让学生的思维更开阔，更敏捷，更深刻，加深学生对名著人物、内容的理解。
④开展名著知识竞赛活动。每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一部名著，就以综合性学习的形式，周末布置，设计相关的题目：作家作品、创作背景、人物、情节、主题等，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竞赛。这种通过竞赛来提高学生掌握名著内容的方法，效果尤其明显。
四、总结评价――以考核促进名著阅读
1. 定期的必读书目考查。旨在检查学生是否阅读名著，考查学生对作品的作家常识、创作背景、整体架构等的了解。初一入学，要求在新生须知上列出初中三年的必读书目（12本名著），并且每月要进行考查。考题的设计主要有作者、国籍（朝代）、作品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主要情节。
尽管家长和老师们试网络游戏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威逼利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网络游戏在青少年中的地下蔓延之势仍愈演愈烈,难以遏抑。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游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味地封堵不如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合理控制,善加利用。不妨把游戏与名著阅读相结合,借机激发青少年阅读名著的兴趣,寓教于乐,寓学于玩,从经典中汲取营养,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浸染。
著名作家曹文轩指出“孩子们应该多读一些经典性的作品,但不排斥阅读好玩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对孩子也非常重要。”而名著所描写的以大历史时代为背景的生活和我们的现实尤其是青少年有隔膜,如能选取其中适宜的东西,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接受,将拉近名著尤其古典名著和青少年的心理距离。
一、以游戏的手法激发阅读古典四大名著
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来说,网络已成为他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将四大名著改编成游戏脚本,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广作用,另一方面也增进了青少年对四大名著的了解。
无论是神异奇妙的《西游记》还是气势恢弘的《三国演义》都常被用来改编成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汲取名著精髓,不光可以借助名著雄厚的文化底蕴来丰富游戏内涵,同时还可以凭借名著的影响力来吸引更多关注,牵引青少年玩家进一步阅读名著文本。例如游戏《赤壁》就曾刮起一股舞文弄墨的风潮,在游戏中全新推出的读书系统让玩家在读书中轻松升级。
玩家只需前往该游戏中的长安城太学,找到NPC[曹植]即可领取任务,借阅《孙子兵法》、《诗经》、《尚书》、《易经》等著名中国古籍。在玩家读书的几个小时之内,每隔一分钟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历练值奖励。以《诗经》的阅读为例,游戏设置为“《诗经》已绑定宝物,一阶宝物,等级要求15级,耐久度1/1,儒家六艺之一,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远之事君,迩之事父。精心研读可获取一定历练值。装备后进入阅读状态。”
玩家可以在收获丰富历练,轻松游戏的同时,通过《赤壁》读书系统体会《孙子兵法》的斗争智慧,也可体会到《诗经》、《尚书》、《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玩家而言,尤其是对疏于传统文化的青年人而言,这既是一种休闲消遣,又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但这也对青少年玩家的自制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红楼梦Online》网络游戏,就以现代的手法诠释古代的精华,以《红楼梦》为改编蓝本,对其进行了再次创作和加工,并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搬上了网络游戏的大舞台。该游戏与原著相得益彰,因为读名著,让玩家有了玩游戏的兴趣,因为玩了游戏,反过来又促使玩家去回味名著,使网络游戏与文学名著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不容忽视的是,游戏也有可能使广大青少年先入为主地接受游戏中所设计或构造的情节。这样,势必会造成广大青少年对古典文学名著在认知上的偏差,对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二、以名著的故事指引趣玩游戏
《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古代名著,它以大胆的想象、奇特的视角,讲述了唐三藏师徒四人历尽艰辛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而《游戏名著西游记――勇闯狮驼岭》就节选了《西游记》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八个故事,改编成卡通连环画,让孩子在轻轻松松的读图识字中感受到名著的魅力。其中卡通人物造型颇为可爱,色彩鲜艳,形象鲜明,有趣好玩。该书还设计了一些游戏项目,让玩家在迷宫似的大图中找到答案。类似的读物还有《读名著玩游戏――木偶奇遇记》等系列作品。少儿读者得以在指动间体验阅读的乐趣,在游戏中领略名著的精髓,并获得许多有益智力发展的知识。
三、以游戏的名义乐读科幻名著
《安德的游戏》(又译“战争游戏”)是美国高产科幻作家奥森・斯科特・卡德的最著名作品。卡德是位科幻天才,也是美国科幻史上唯一一位两次在两年内连续将“雨果”和“星云”两个美国最权威的科幻大奖收入囊中的作家。剧情设定于不久的未来,人类面临因类似昆虫而被称为虫族的外星生物的可能的毁灭性打击,所以人类联合起来,对虫族进行孤注一掷的攻击。为了指挥这个战役,人类在地球上寻找具有军事天才的少年,并且送到国际舰队去接受军事训练,期望他们中有一个会成为理想的指挥官。于是,安德・维京成为全人类选中的“救世主”,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重担,都落在了安德一人身上。但是,安德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甚至对曾经发生过的人虫之战,他也了解甚少。
作者卡德是一位非常有童心和想象力的人,他把太空学校设计成一个游戏基地,学生们从来不使用真刀真枪,他们指挥的军队,只是存在于电脑游戏里,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是在没有重力的空间里玩打战的游戏……安德和他的少年战友们所玩的游戏,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儿童游戏、实则残酷无比的淘汰赛,许多和安德一样大的孩子们,因为这种让人厌倦的游戏,或沉沦、或扭曲、或不择手段……
这种不怕压力、不依赖别人、敢于面对困境的故事,对于从小就在蜜罐中长大的中国孩子,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也颇有吸引力。相信青少年读者读完该书后,将对卡德的系列科幻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阅读《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其他类似的科幻名著。
[关键词]《旧唐书・经籍志》 别集误讹
[分类号]G256.1
《旧唐志》源于唐毋煲《古今书录》，四十卷的《古今书录》实际上是二百卷的《群书四部录》的简编本，在递相传录的过程中，误讹较为严重。前人对此多有辩正，但离集中解决问题，尤其是系统纠谬和成因分析方面距离尚远。本文参校相关史籍，对《旧唐志》别集部分一一查勘，并予以辩正。
1 避讳导致的误讹及辩正
《古今书录》和《群书四部录》成于开元年间，故唐玄宗李隆基及其以前的唐代诸帝之名是二书避讳的重点。其中一些别集名称，可能由于避讳的原因，被人为地改动过。《旧唐志》照录《古今书录》，后人往往失察，因而误讹日深。
1.1 避唐高祖李渊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李渊讳者有三种。刘宋《丘泉之集》“丘泉之”应为“丘渊之”，“泉”当为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隋志》作《丘深之集》，“深”亦当为避李渊之讳而改。《新唐志》复其原名《丘渊之集》。《宋书》有《丘渊之传》。《南史・顾琛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字灵符、吴兴丘深之及琛，吴音不变”。
萧齐《褚彦回集》“褚彦回”当作“褚渊”。褚渊字彦回。先唐别集，以字、号命名者鲜。《褚渊集》显系唐人避唐高祖李渊讳，遂以其字为集名，改为《褚彦回集》。《隋志》亦如是。《新唐志》复其原名《褚渊集》。《南齐书》、《南史》皆有《褚渊传》。
刘宋《江智泉集》“江智泉”当为“江智渊”，“泉”当为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隋志》作《江智深集》，“深”亦当为避李渊之讳而改。《新唐志》复其原名《江智渊集》。《宋书》、《南史》皆有《江智渊传》。
1.2 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李世民讳者有二种。隋《虞茂代集》“虞茂代”当为“虞茂世”，“代”当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均复其原名《虞茂世集》。虞茂世为隋代人，生平不详。
唐《郑代翼集》“郑代翼”当为“郑世翼”，“代”当为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唐音癸签・集录一》等皆复其原名《郑世翼集》。《旧唐书・文苑上》有《郑世翼传》、《新唐书・文艺上》亦有《郑世翼传》。
1.3 避唐中宗李显讳和避唐玄宗李隆基讳
《旧唐志》诸别集中，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和避唐中宗李显讳各一种。北魏《韩宗集》“韩宗”当为“韩显宗”，唐人避唐中宗李显讳，遂缺“显”字。《新唐志》不察，因之。《隋志》作《韩显宗集》。隋志成书时，尚无李显，故不避其讳。《通志・艺文略》亦作《韩显宗集》。《魏书》、《北史》皆有《韩显宗传》。
后汉《王文山集》“王文山”当为“王隆”。《王隆集》显系唐人避唐玄宗李隆基讳，遂以其字为集名，改为《王文山集》。《隋志》著录《班彪集》时下有注：“梁又有《王隆集》二卷，亡”。《隋志》成书时，尚无李隆基，故不避其讳。《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等均从《隋志》，复其原名《王隆集》。王隆事迹见《后汉书・文苑传》。
2 字形相似导致的误讹及辨正
2.1 左同右异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左偏旁相同、右偏旁略异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曹魏《刘邵集》，“邵”当为“劭”。此因袭《隋志》致误。考诸史籍，曹魏无“刘邵”而有“刘劭”。又“劭”与“邵”通，故“刘邵”当为“刘劭”或“刘邵”。《隋志》云“光禄勋《刘邵集》”，与《三国志・刘劭传》云劭“卒，追赠光禄勋”甚吻合。故《刘邵集》当为《刘邵集》或《刘劭集》。
曹魏《应瑗集》“瑗”当为“璩”。《隋志》著录《应璩集》十卷。因隋志无“应瑗”之集，而《旧唐志》、《新唐志》无“应璩”之集，又因二集所记卷数皆为“十卷”，作者时代相同，所以二者可能为一人。可疑者为“应瑗”。考诸史籍，最早出现“应瑗”一名的，是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其卷六引了一首诗，明确指出作者为应瑗。随后是徐坚的《初学记》，其卷十八引了一首诗，亦明确指出作者为应瑗。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四承袭了颜师古之说，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十七承袭了《初学记》之说，亦将二诗归为应瑗名下。但这两首诗都见于曹魏时期著名文学家应璩的作品集中。关于《初学记》的那首，陆钦立先生直云：“瑗乃璩之讹”。这个见解同样适用于《匡谬正俗》中的那首诗及《旧唐志》和《新唐志》。故《应瑗集》当为《应璩集》。
晋《刘集》“”当为“”。考诸史籍，晋无刘。《隋志》著录《刘静集》，校勘记云：“‘’原作‘讦’，据《魏志・刘放传》注及《世说新语・排调篇》注改。刘静入晋官宗正卿。《旧唐志下》作‘刘”’。《新唐志》亦作《刘集》二卷。《世说新语・排调篇》引《头责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颛、颍川荀寓、范阳张华、士卿刘静”。刘孝标注“刘静”时引《晋百官名》：“刘静字文生，涿鹿都人。父放，魏骠骑将军。静，惠帝时为宗正卿”。裴松之《三国志・刘放传》注云：“臣松之案，《头责子羽》日：‘士卿刘静字文生，正之弟也。与张华六人，并称文辞可观，意思详序’。晋惠帝世，静为越骑校尉”。上述二则材料中的“刘静”与《隋志》、《新唐志》中的“刘”，为一人无疑。故《刘哥集》当为《刘静集》。隋志校勘记云，“刘”原作“刘讦”，亦为形似之误。至于“刘”，实为南朝梁代处士，《梁书》、《南史》皆有传。《隋志》著录《周拾集》时下有注：“梁有玄真处士《刘集》一卷，亡”。
2.2 左异右同类
此一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左偏旁略异、右偏旁相同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四种。晋《何祯集》“祯”当为“桢”。考《晋书》诸纪、传，“桢”、“祯”混用，《晋书・何充传》云充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校勘记云：“《武纪》、《四夷传》、《魏志・管宁传》注引《文士传》‘祯’均作‘桢’。虞预《晋书・何桢传》：“何桢字元干”。此为明证，“元干”者，国‘国之桢干’也。《类聚》五十六引《文士传》亦作‘桢”’。据此，当以“桢”为准，故《何祯集》当为《何桢集》。
晋《阮冲集》“冲”当为“种”。考诸史籍，晋无阮冲。《隋志》著录《山涛集》时下有注：“又梁有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录一卷”。《新唐志》亦作《阮种集》二卷。《晋书・阮种传》云其“迁平原相”。可见《晋书》中的“阮种”和《隋志》中的“阮种”为同一人，《隋志》中的“平原太守”为“平原相”之误。“阮冲”显系“阮种”之误，故《阮冲集》当为《阮种集》。
晋《张俊集》“俊”疑为“悛”。《隋志》著录《王鉴集》时
下有注：“梁又有宗正卿《张悛集》五卷”。《新唐志》著录《张悛集》二卷。《旧唐志》无《张悛集》，《隋志》、《新唐志》无《张俊集》，三集卷数相同，年代相若，疑作者为同一人。“张俊”或当为“张悛”之误。《文选》卷三十八表下张士然《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李善注曰：“孙盛《晋阳秋》云：‘张悛字士然，吴国人也。元康中，吴令谢询表为孙氏置守冢人，悛为文，诏从之’。《晋百官名》日：‘悛为太子庶子”’。集属张悛之可能性甚大，故疑《张俊集》为《张悛集》。
晋《江淳集》“淳”或当为“悖”。考诸史籍，晋无江淳。《隋志》著录《顾和集》时下有注：“梁又有征士《江悖集》三卷，录一卷，亡”。校勘记云：“‘‘障’原作‘淳’，据本志经部春秋类及《晋书-江统传》改”。《新唐志》作《江悖集》五卷。三集卷数虽略有不同，但时代相同，作者可能为同一人。《晋书・江统传》附《江悖传》，谓“江悖”夸迈流俗，屡征不就，与《隋志》所云“征士”身份甚为吻合。故“江淳”为“江悖”之误，《江淳集》或当为《江悖集》。
2.3 整体形似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因整体轮廓相似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晋《王祜集》“祜”当为“佑”。考诸史籍，晋无王祜。《隋志》著录晋散骑常侍《王佑集》三卷。《晋书・王湛传》附《王峤传》云：“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侯”。又，《晋书》杨骏、王济、王漾等传并作佑”。鉴于此，“祜”为“佑”之误明矣，故《王祜集》当为《王佑集》。
晋《阮循集》“循”当为“惰”二卷。考诸史籍，晋无阮循。《隋志》著录《虞集》时下有注：“梁又有太子洗马《阮惰集》二卷，录一卷，亡”。《新唐志》亦作《阮惰集》二卷。《晋书・阮籍传》附《阮惰传》，云其字宣子，曾官太子洗马，与《隋志》“太子洗马《阮惰集》”吻合。故《阮循集》当为《阮集》。 萧梁《宗史集》“史”或当为“夹”。《隋志》著录梁司徒谘议《宗央集》九卷，《新唐志》著录《宗集》十卷。《旧唐志》无《宗集》，《隋志》、《新唐志》无《宗史集》，三集卷数基本相同，时代相同，作者疑为同一人。考诸史籍，梁无宗史。《梁书》、《南史》皆有《宗传》。故《宗史集》或当为《宗夫集》。
3 其他误讹及辩正
除了避讳和字形相似导致的错讹外，《旧唐志》别集集名还出现了其他错讹情形，由于零碎不成系统，遂将其总为一类。
3.1 音同类
此类指人名中的某个字与其他字音相同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三种。晋《张抗集》“抗”当为“亢”。考诸史籍，晋无张抗，故疑为张亢。《晋书・张载传》附《张亢传》：“亢字季阳。……中兴初过江，拜散骑侍郎。出补乌程令，人为散骑常侍，复领佐著作”。《隋志》著录《贺循集》时下有注：“又有散骑常侍《张亢集》二卷，录一卷，亡”。二则材料中张亢身份一致，《隋志》之张亢，为晋过江张亢无疑。故《张抗集》当为《张亢集》。
萧梁《沈君攸集》“攸”或当为“游”。考诸史籍，梁无沈君攸。《周书・萧传》附《沈君游传》：“沈君游，吴兴人。……博学有辞采，位至散骑常侍。……有文集十卷”。《北史・萧传》亦作“沈君游”。疑“攸”与“游”音近所致，《沈君攸集》或当为《沈君游集》。隋《诸葛颖集》“颖”当为“颍”。《隋志》著录隋著作郎《诸葛颍集》十四卷。《新唐志》亦作《诸葛颍集》十四卷。《旧唐志》无《诸葛颍集》，隋志和新唐志无《诸葛颖集》，三集卷数相同，年代相若，疑作者为同一人。考诸史籍，隋无诸葛颖。《隋书・文学传》、《北史・文苑传》皆有《诸葛颍传》。“颖”与“颍”不仅音同，而且形似，故《诸葛颖集》当为《诸葛颍集》。
3.2 官爵类
此类指对集名中官爵记载的含混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二种。《旧唐志》著录刘宋《临川王集》八卷。考诸史籍，刘宋时期，“临川王”有二位，一是刘道规，一为刘义庆，皆有集。《隋志》著录宋《长沙王道怜集》时下有注：“梁有《宋临川王道规集》四卷，录一卷，亡”。又《隋志》著录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新唐志》著录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从卷数来看，旧唐志之《临川王集》显系刘义庆之集。
萧梁王筠《左右集》当为《左佐集》。《南史・王筠传》：“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梁书》亦如是著录。《隋志》亦著录王筠《左佐集》十一卷，下有注：“并录”。所谓“左佐”，当指“司徒左长史”，王筠两度任此官职。故“左右”为“左佐”之误，《左右集》当为《左佐集》。
3.3 衍讹类
此类指人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疏漏而导致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二种。晋《夏侯靖集》“夏侯”当为“夏”，侯为衍文。《隋志》著录《左思集》时下有注：“梁又有晋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录一卷，亡”。《通志・艺文略》亦作《夏靖集》二卷。考诸史籍，两晋时期，无夏侯靖。《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六有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六章)，卷一百五十七有夏靖《答陆士衡诗》。逯钦立先生据此推断隋志之“夏靖”与《文馆词林》之“夏靖”为同一人，得出夏靖“字少明，历任武昌太守、豫章太守，有集二卷”的结论。《晋书・熊远传》云：“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及静去职，远送至会稽以归”。《江西通志》卷四十六亦云“豫章太守夏静，会稽人”。《会稽志》卷六、卷九均云螺山有“晋会稽内史夏静墓”。《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云“晋会稽内史夏靖墓绍兴府志在螺山”。从上述记载来看，“夏靖”与“夏静”可能为同一人，何者为讹还难以判定。《旧唐志》既源于《古今书录》和《群书四部录》，大概后者抄录《隋志》之《夏靖集》时，衍出一“侯”字。《夏侯靖集》为《夏靖集》之讹是可以断定的，但《夏靖集》是否当为《夏静集》，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旧唐志》著录晋《范宣集》十卷，与《顾和集》、《张虞集》先后；又著录晋《范宣集》五卷，与《江集》、《江悖集》先后。《隋志》著录晋《王洽集》时下有注：“梁有征士《范宣集》十卷，录一卷，亡”。《晋书・儒林传》云范宣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屡征不就，与隋志所云“征士”身份相合，故《隋志》著录的《范宣集》应是确凿的。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言及两唐志《范宣集》前后卷数龃龉时云：“二志上文已有《范宣集》十卷，此又云《范宣集》五卷，盖前十卷为《范坚集》之误，本志又误为《庾坚集》。……此五卷本与本志叙次相对勘，似即此《范宣集》十卷也”。很明显，姚氏认为《两唐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实为《范坚集》，五卷本《范宣集》就是隋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旧唐志》无《庾坚集》是正常的，因为相关史
籍中晋无庾坚，但无《范坚集》是不正常的，两处出现《范宣集》更非正常。但姚氏以《隋志》与《两唐志》的叙次对勘，推断十卷本《范宣集》为《范坚集》之误的结论，多少显得有些武断，因为《隋志》与《两唐志》同一作家叙次不同的情形很多。叙次不是不可依据，但不能成为绝对依据。《隋志》云《范宣集》已亡佚，但开元时期朝廷广征异书，大约重新得到发现。至于全帙还是残编，都有可能。如果是全帙(即《两唐志》的十卷本)，那么《两唐志》著录的五卷本《范宣集》当为《范坚集》之误。如果是残编(即《两唐志》的五卷本)，那么两唐志著录的十卷本《范宣集》当为《范坚集》之误，也就是姚氏认为的那种『青形。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只能说，《两唐志》著录的两部《范宣集》中，有一部当为《范坚集》。
3.4 误读类
此类指撰录者误读史书而导致集名误讹。《旧唐志》此类情形致误者有一种。《旧唐志》著录萧齐张融《玉海集》六十卷，似乎《玉海集》就是张融作品的全部。这可能是误读《南齐书》和《南史》中的《张融传》所致。《南齐书・张融传》：“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数十卷行于世”。《南史・张融传》亦有相似记载。据《南齐书》、《南史》之《褚渊传》，褚渊任司徒在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到建元四年(482年)(卒于是年)。褚渊与张融关于《玉海集》的对话，发生在此数年间无疑。又据《南齐书》、《南史》之《张融传》，张融卒于南齐建武四年(497年)，与褚渊和他关于《玉海集》的对话时间相距十五至十八年之久。也就是说，《玉海集》早在张融去世十五至十八年前就已经存在，它只是张融阶段性的作品集之一。《隋志》著录齐司徒左长史《张融集》二十七卷。下有注：“梁十卷。又有张融《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亡”。可见，萧梁时期，张融作品集有四部，疑《玉海集》、《大泽集》、《金波集》皆为张融手定的阶段性作品集，十卷本《张融集》为后人将未收入前三集之作又合为一帙。大约在唐人编《隋志》时，张融诸集亡佚严重，遂将所得之作合为一帙，名《张融集》。开元间，朝廷广征异书，张融部分亡佚之作又得发现，《群书四部录》的编者们遂将张融所存之作，都为一集，又因《南齐书》和《南史》关于张融集名的记载，遂以《玉海集》名之。《古今书录》与两唐志沿用，一至于今。
［内容摘要］ 电视剧文学名著改编水准良莠不齐，过犹不及，必须把握合适的度或标准。名著改编既不能脱离名著自身的美学特征，又须切合电视剧艺术自身的传播特点，把握受众观赏时的审美心理。基于上述要求，现代文学的名著改编应该很好地把握适度原则。本文通过现代文学名著《围城》、《雷雨》改编的案例从正反两方面具体分析了适度原则。 ［关键词］ 电视剧；名著改编；大众化；审美心理；适度 在我国电视剧的创作领域，由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创作的电视剧为数不少，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钱钟书的《围城》，郁达夫的《沉沦》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电视剧发展史看，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为电视剧的创作素材，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许多现代文学作家的名著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因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的规律和特点仍有其必要性。 一 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截，只有三十几年的长度，从时间角度看它也许不长，但其深层的内蕴却是迥异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其突出特点是由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中西兼容，突破、创新及强烈的个性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学少有的现代气息。中国现代文学家大多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大多生逢新旧交替的时代，有着更复杂丰富的人生情感体验，相应地他们笔下的许多文学名著也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文学名著“说不尽”的特点。 以《雷雨》为例，近七十年来常演常新，倍受观众钟爱，有其作为名著的许多显著特点。 第一，《雷雨》是一首蕴涵丰富悲剧寓意的情感诗，“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⑴ 作者把“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⑵艺术化为在雷雨式强烈的情绪渲染中推进的戏剧情节，通过八个人物错综交织的关系，透现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爱与恨，诱惑与恐惧，困惑与憧憬，挣扎与无助，表现“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⑶ 剧本中“序幕”和“结尾”的精心设计，“那序幕中的音乐是Bach作的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那点音乐是有用意的” ⑷（巴赫《b小调弥撒曲》）。它就像电影的远景镜头把一个极悲惨的故事推向了遥远的过去，距离感产生了悲悯的欣赏效果和神秘感，同时如祝红《〈雷雨〉的诗化意象》一文所述：“一个霹雷暴雨般原始情结下的悲剧故事，就在这悠远宁静的结尾中消解了，远去了……” ⑸ 《雷雨》全剧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白也表现出诗的意韵。 剧中最能代表作者心声的周冲的语言，他美丽的梦及梦的破碎，谁能说不充满着忧伤的诗情画意呢？ 第二，人性复杂的内涵。《雷雨》人物数量很少，只有八个人，但它又像许多文学名著一样，人物的分量是很重的，有挖掘不尽的内涵。 现在谈到繁漪、周朴园、周萍等人物，仍会有多种不同的解读，这也是《雷雨》作为名著的显著特点。正像钱理群先生所述：“《雷雨》既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追索者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入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 ⑹ 像《雷雨》一样，许多现代文学名著都有着深刻的哲理意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如鲁迅《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的人类共通性；钱钟书《围城》中人生困境与无奈的普遍性；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在北京市民文化背景上姿态各异的人生状态和人性批判；张爱玲《传奇》世界的苍凉意蕴，都有极其丰富的蕴涵。 二 电视剧是以电视屏幕上的视听形象作为媒介的艺术，除媒介物与文学作品不同外，还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大众化的传播特点。 中国的文学艺术自古以来大都有曲高和寡的倾向。五四以来胡适、鲁迅、老舍等许多文学先辈都试图朝着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努力，在不同的时代进行过许多可贵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或许是汉语言文字难解和文学文人化的特点，使五四以来的文艺虽追求大众化，但姿态各异。有的是高处不胜寒，试想鲁迅写农民的作品如《阿Q正传》等，有几个农民能够看得懂呢？这是一条趋雅的路；有的是走工农兵的方向，虽然当时影响很大，但再度审视，许多作品失去了文学艺术特质，这是一条通俗但也不无缺憾的路；有的是俗中求雅，如老舍曾说“通俗文艺的内容需丰富充实”，要“设法使作品有趣”，“趣味有高下之分，这在善于择选”，⑺他的作品吸引了范围广大的读者；有的是雅俗共赏，如张爱玲就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独创一格，别具韵味。 另外，还有各类通俗小说、言情、武侠等等。各种类型中定位各异，雅俗互动，受众多少不一，影响强弱有别。 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传播范围愈加广阔，电影、广播、电视，直至今天的网络，而目前尤以电视传播面最广。好的文学作品充其量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而电视剧一夜之间就会有上亿的观众，而且有些观众也许不识字，但他们也可以成为某些电视剧的忠实观众。电视剧大众化的特点要求电视剧走雅俗共赏的路。 其二，是瞬时性及被动接受中的主动选择性特点。 电视剧作为主要在家庭环境中欣赏的艺术形式和电影、文学、戏剧都不同。视听艺术的瞬间性使电视剧欣赏不像文学作品欣赏那样可以反复咀嚼，也不像电影和戏剧那样受欣赏空间（电影院、剧场）的约束而会一心一意地观赏。电视频道有多种选择，家庭环境可在看电视的同时兼顾其他，电视剧在接受时是被动的（指时间上），但被动中有主动权，（不喜欢可随时换频道或关机）。 以上两个主要特点给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利弊兼有的条件。
三 由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又要加一些限制条件，这里主要从审美欣赏心理的角度探讨一下。 1. 文学名著审美心理的主要特点 语言：文学语言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心理。语言文字印在书上，可长期保留，反复阅读，阅读中呈现的是较自由的个人欣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品本身的绝妙语言就会给欣赏者提供美不胜收的审美体验。很多文学名著的作者又同时是语言艺术大师，于是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审美享受。 内容：胡经之先生曾论述：“接受理论认为， 文学本文的接受是一种阐释活动”，“伊塞尔认为‘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就成了本文的基础结构或审美对象的基础结构——‘召唤结构’”。⑻ 许多文学名著都有构成“召唤结构”的特点，几十年上百年后仍使读者有强烈的热情去欣赏它，研读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名著高出于一般作品所具有的“说不尽”的特点。 所以文学名著的审美心理特点更多地是通过作品感悟人生，细细品味。这种审美活动是人的生命精神领域的延伸。 文学名著的读者大多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知识阶层，这和电视剧欣赏就有很大的不同。 2. 受众在观赏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时的审美心理的主要特点 电视剧语言：钱钟书先生说：“从美学原理上讲，媒介物就是内容。” ⑼媒介物的不同决定了欣赏方式和特点的不同。 电视剧的媒介物是视听语言，它是“依托视觉与听觉两种感觉器官，以声音和图像的综合形态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交际与传播所使用的语言”，⑽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生动、形象、真切，但普通观众在欣赏电视剧时不会刻意保留（录下来），所以这种语言是瞬时性的，不能反复品味的，因此电视剧欣赏重在由这种综合性形象化的语言所表现的内容上。 电视剧的内容：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一般都是连续剧，有点像长篇连载小说和小说连续播讲，所以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以情动人是至关重要的。但文学名著的故事情节已为多数电视观众所熟知，在欣赏这类电视剧时就有一个审美心理的定势问题，读者常常先入为主，容易发生欣赏上的心理距离。 电视剧传播媒介的生活化、真切性也使观众容易从生活本身出发做出道德评判，而不像欣赏文学名著，常会产生形而上的哲理思考。 电视观众的大众化，不同层次群体对名著改编电视剧的欣赏效果迥异，这就涉及到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定位问题。1990年两部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同时播出，《渴望》可以说定位在市民阶层，《围城》则主要定位在知识阶层。 四 基于上述特点，现代文学的名著改编应该很好地把握适度原则。 所谓适度原则，具体地说就是文学名著的“雅”（原著丰富的内涵及文化品位）与电视剧大众传播方式形成的“俗”（大众化）之间的适度问题，文学界有诸多关于雅俗共赏的论述。 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论述“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还提出“以俗为雅”，“俗不伤雅”⑾的雅俗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对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该有很大的启示性。 电视剧是一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而由文学名著改编成的电视剧应该在保留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在雅俗之间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 电视剧名著改编的适度原则应主要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准确定位 根据名著的内容确定应定位在哪个方面，偏雅或偏俗，应尺度恰当。 如电视剧《雷雨》改编的定位就有偏颇。导演李少红女士说：“原著实际上是一部结局戏，我们的改编重在把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过程表现出来，把人物的情感经历细腻地展现出来，让观众看得比较过瘾。”并要“给周朴园一点理解，给繁漪一点敬意，给周萍一点青春的光彩”，全剧以繁漪为核心“着力描写了她与周萍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直到最后分手的全过程，让人看到了年轻漂亮，热情活泼，有追求的繁漪是怎样一天天变得粗暴、乖戾，神经质的过程，并给了她一个自杀的结局，凸现了这位敢说敢做，敢爱敢恨，甚至敢死的反封建的女性形象。”⑿ 而《雷雨》原著矛盾冲突最本质的核心是在周朴园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家长制那种压抑、禁锢、令人窒息的环境下所产生的，但这一内容不是概念化的。 曹禺先生凭着多年深切的生活体验，以及他过人的艺术感觉，把这一内容浓缩进雷雨之前那自然界的郁热、憋闷，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氛围之中，而离开了这个矛盾的核心，其他冲突都将不复存在。 电视剧《雷雨》的重心从上述主要矛盾移到了繁漪身上，以繁漪和周萍的关系为情节主线，以繁漪自杀为悲剧结局，这就偏离原著太远。 定位的偏差使电视剧《雷雨》的“乱伦”恋情看似合理实为荒唐。原著中繁漪对周萍恋情的产生是极度封闭、专制，备受压抑而心有不甘又不能冲出家庭的具有“雷雨”性格的旧式女性的畸形恋情，她虽然敢爱敢恨，但“雷雨”式的性格是长期压抑下的蓄势爆发，是在过于死寂的状态下情感的一种非常态的表现，但她还算不上是反封建的“英雄”。而电视剧中的繁漪，行动自由，可在家里开Party，到外面喝咖啡，给周萍介绍女朋友，引得小报记者对她着迷。这样的自由女性与周萍关系的发展似乎有电视剧中发展的逻辑，但这毕竟是由名著《雷雨》改编的电视剧，对原作改动过大，失去了产生这段畸恋的基础而流于俗套，也失去了所谓“现代人的理解和当代人的审美需求”⒀的基础。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中，繁漪和周萍的恋情也有它的不可思议性。反而在话剧《雷雨》中，他们的畸恋有偶然之中的必然的可思议性，因为繁漪可接触的男人屈指可数，只有周萍能令她动情。 因为缺乏对《雷雨》原著实质内容的精心解读和严谨把握，对原著人物应有的内在逻辑破坏过大，失去了原著撼人的悲剧力量，内容定位偏“俗”的一面，想“让观众看得比较过瘾”⒁而把一部高深雅致的情感诗剧改成言情剧，是大失水准的。这就失去了雅俗之间应有的平衡。 第二，再造有序 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要经历一个“有序——无序——有序”⒂的转化过程，即从原著的有序中，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根据电视剧的要求和特点取舍，达到改编后电视剧的再造有序。 一般有两种方法，或只以原著的故事构架和人物关系为基本素材，然后进行再创造；或基本忠于原著，尽量发挥电视剧的特长。 前者可挥洒自如，后者则较受约束，但对名著改编定位前者是不够科学的。 在这方面黄蜀芹的《围城》做了正确的选择。历经五载，把十集电视剧当作五部电影来拍，极其认真、严谨。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视剧艺术的特长，不拘泥于形式，把一部长篇小说由原定的十一集压缩为十集，两集为一个单元，以方鸿渐为中心视角，叙述他“回上海”，“进沙龙”，“去内地”，“在三闾”，“小家庭”⒃的人生经历，演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⒄这一深刻的人生内涵。电视剧《围城》是在虔诚地求教于原作者钱钟书先生，编、导、演通力合作之下产生的现代文学名著改编雅俗适度 得体的典范，既有很强的观赏性，又极具文化品位。 而《雷雨》却把一部四幕话剧拉长成二十集的电视剧，过于冗长，前后两部分衔接牵强，许多人物的穿插也有画蛇添足之嫌，虽注意了设置悬念，吸引观众，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改编后并没有形成再造有序。就像杨新敏在《论电视剧的戏剧性》一文中所述：“戏剧《雷雨》前面三幕蓄势，到最后达到高潮，使作品极富于结构的张力。但电视剧《雷雨》中，这股子张力却完全没有了……在这里，这场雷雨不是到最后在高潮处落下来，而是动辄就下一场……事实上到作品结尾处，也早已没有什么让观众惊心动魄的高潮。”⒅ 第三，扬长避短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各有短长，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在重内容的基础上扬其所长。电视剧的优势在视听直感，生动传情。 如《雷雨》的改编，某些硬件形式很讲究，整部剧的用光利用了电影的表现手法，非常精致。每位演员的选择恰当，主要演员赵文、王姬、归亚蕾、鲍方、雷恪生的表演有很多可赞赏之处。全剧的音乐也很成功，片头、片尾蔡琴唱的两首歌，旋律低沉、幽怨，耐人寻味：“……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夜那么长……听我的爱断情伤。”有些场景，如“闹鬼”一场，侍萍一袭白衣，梦幻的情境令人印象深刻。 全剧的各场景安排也很真实得体，但因全剧的软件——内容的缺失，演员表演得再好，形式再精致也无济于事，因为电视剧的所长在内容而不是形式。 另外，改编中也并未发掘原著中可发挥电视剧特长的内容。 如《雷雨》剧本的“序幕”和“尾声”，因舞台时空限制从未演出过，而电视剧容量很大，声、光、电等技术手段的使用和调动非常自由，但可惜编导者并未把它引入电视剧中。 对于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重内涵，追求高层次的雅俗共赏，这样才能拍出像《四世同堂》、《围城》这样的电视剧精品。 注释： ⑴⑷转引自《曹禺年谱》田本相 张靖编著 第29、17页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⑵⑶《曹禺文集》第1集《雷雨·序》第211、213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年版 ⑸《雷雨研究论集》主编 田本相 刘绍本 曹桂芳 第203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著 第41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⑺《老舍文集》第15卷 第333、335页 《谈通俗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版 ⑻《文艺美学》胡经之著 第356、35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⑼⒂⒃⒄《围城内外――从小说到电视剧》主编 解玺章 《钱钟书杨绛谈改编》孙雄飞 第41、43页 《我们选择了艰难――谈的改编》孙雄飞的i68、72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 ⑽《影视语言教程》李稚田著 第22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⑾《朱自清散文选集》主编 林呐 徐柏荣 郑法清 第281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⑿⒀⒁《导演李少红谈第一部》鄢利平《北京广播电视报》1997年第12期3月25日出版 ⒅《中国电视》杂志 2000年第6期
【关键词】初中学生 名著阅读 教学策略 实践
著名的英语教授秦秀白曾经说过：“大量的阅读英语小说，可以提高英语的阅读能力。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一部英语小说可以用英语组建成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可以调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若能够走进一部英语小说里，实际上你已经生活在‘英语世界’里了，还担心学不好英语吗？”教育部2013年审定出版的《英语》，是对初中牛津英语进行改版后的版本。阅读模块是英语教学中的重点部分，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的文章，增加了西方名著的阅读。作者从初一到初三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对于英语名著大部分学生很感兴趣但是也有很多的困惑。教师想对这模块的学习采取与其他阅读课不同的方式，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操作。
通过对工业区A学校的3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有80%的学生喜欢阅读名著，能够说出3本以上的名著。有85%以上的学生指出阅读英语名著有困难，由于单词量不够，理解不了文章所讲的内容。有80%的学生从简易的名著开始阅读，而且还推荐给同学。大概有60%的学生给自己定目标，两个月之内看完一本英语名著，有85%学生认为阅读英语名著对学习英语和以后的学习有帮助，有87%的学生喜欢在教学活动中引入名著阅读，而且希望老师可以多讲一些关于名著的历史背景，有65%的学生喜欢时不时的品味课本中的名著。因此，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英语名著阅读的教学。
一、从简易读本开始阅读，从易到难
由于英语名著里有很多难词难句，学生往往理解不了。因此，学生不愿意往下阅读了。董亚芬教授说过：“对于初中生来讲，应该先从简易的读物开始阅读，增强学生的信心，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读物的故事性要很强，阅读的量要多，对学习英语就更有帮助了，这是学习英语的好办法。名著简本与原著相比较，简本能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可读性比较强，更能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著名语言专家刘润清教授在谈自己学习英语的感受时，说：“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那些简易的读物，这些小读物使我非常的着迷，阅读它们能够拓宽视野，因为受到书内全新的文化影响。而且，文章中简单以及地道的语言表达是令人震撼的。”在教学活动中，作者推荐学生阅读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虫”和“典范英语”等一系列丛书。“书虫”系列的书籍，是名著中的经典简本。“典范英语”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引进了世界知名的阅读材料。中学生可以阅读“典范英语”系列丛书中的第8-11册，这对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有极大的帮助。
二、有技巧的运用四种阅读方式，可以遵循章程的规定
在阅读英语名著时，遇到看不懂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边阅读边查阅英语词典，这样会导致阅读不顺畅，可能会降低对阅读英语名著的兴趣，对提高英语读能力没有多大的帮助。那有什么的方法可以提高阅读英语名著的能力呢？以下是四种阅读技巧：① 略读 Skimming；②寻读 Scanning；③ 猜读 Guessing the meaning of a word from the context；④预测 Predicting。
三、向学生推荐名著，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英语专家梅仁毅教授曾经说过：“学生要大量的阅读简易读物，这可以为学生学好英语打下基础，在阅读的数量上起码要达到四十本。需要反复的阅读，选择十几本，至少读四遍以上，读到书上的内容和问题都印在脑子上为止。想一下，别人就用大概两千的词汇就能够完整的表达几十本书的内容，倘若我们运用学到的这些表达方式，能够表达多少的内容呢？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年级的实际情况，推荐阅读“书丛”系列的读本，同时，让学生自己准备一本笔记本，在阅读过程中把学到的新单词或者认为是优美句子的都摘抄到笔记本上，写读后感和对书中人物进行评价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长期坚持下去，留在笔记本上的笔记，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笔财富。
四、名著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教师可以把名著片段的阅读与课本相融合，在名著阅读的课堂上指导学生阅读英语名著，以《格列佛游记》的片段作为例子，具体操作如下：一是通过播放关于名著的历史背景，介绍作者当时写这本名著的情形，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二是首先采用略读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段落大意；其次采用寻读的方法，找出问题的答案，进一步了解文章。再次，采用猜读的方式，学习文中的重点词句，掌握文中知识点。最后，采用预测的方法，让学生对文章的后续情节进行预测。
学好英语需要不断地给自身扩充足够的词汇量，阅读是学好英语的重要学习方式。西方名著是西方经典文化的沉淀，地道和优美的语言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基础。优秀的西方小说可以不断的丰富学生的词汇量，同时也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学生提高语篇的构建能力。从现在开始阅读英语名著，可以积累优美而地道的语言和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学生时代读过的名著对人的一生都会有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