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7 16:31:12
在商务英语专业化师资培养中，一种途径是从现有经贸类教师中筛选优秀师资培养而成，另一个途径是从外语类教师中筛选优秀师资培养而成[4]。由于商务英语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较高，商务英语主要还是以语言能力培养为目的，因此第二种途径成为商务英语专业师资力量培养的主要途径，即主要从外语类教师中筛选优秀师资加以培养。因此，以语言类教师为基础的商务英语专业化师资培养非常必要。加强培养的方式现在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鼓励教师参加经贸类学历教育
目前校商务英语教师主要是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专业以语言类和文学类为主，缺乏商务和经贸等专业知识背景。承担商务英语专业教学，需要系统地学习商务和经贸类专业知识，为了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接受商务和经贸类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历教育是较好的途径。目前国家规定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基本上不可以再就读硕士学位，这虽然对商务英语教育的师资培养不利，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只能就读商务和经贸类专业的博士学位，这对相关教师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但还是可以实现的。对高校和国家来说，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为商务英语教育的教师多提供就读商务和经贸类专业博士学位的支持，无论是政策还是经费上，都尽可能提供支持，这是我国快速提升商务英语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不可轻心。而且要鼓励商务英语教师尽可能就读商务类和经贸类专业水平较高的博士点就读，快速提升专业水准。
（二）校本培训
校本培训是指以学校为基础，利用本校的教学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培训教师，以学校的需求和教学方针为中心，目的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方式主要有：优秀教师与年轻教师结成师徒；举办短期培训班；校际之间的观摩与交流；反思性教学；课题带动法；组织教师研究教材；远程教育等[5]。有些高校本校就有较强的商务和经贸的教学资源，商务英语专业的主管单位可以组织年轻教师旁听这些商务和经贸类课程，让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师掌握商务和经贸类学科的基础知识，并学习相关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甚至可以组织去外校学习商务和经贸类课程。及时组织教师举行教学研讨会，加强专业教学室的组织功能，反思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还可以设立相关的研究基金，鼓励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师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课题研究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商务和经贸课的应掌握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讲授方法。可组织有一定商务和经贸知识的教师编写商务英语教材，通过编写教材来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准。可购置国内外相关的网络课程，组织网络学习，提高商务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
（三）外派国外学习
外派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去国外学习商务和经贸类学科知识以及教学方法和理念，是近年来国家和各高校非常重视的工作。国家设有专门的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外派国外学习的相关政策，在经费基本保证了国家全额资助，外派学习期间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和生活费[6]。这对商务英语教师的培养是个很好的机遇。各高校要紧紧抓住这样的好机遇，多派商务英语教师外派国外学习。商务英语除了要培养教师地道的语言能力外，更要掌握最新的国外商务和经贸等专业知识，更要了解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外派国外学习可以实地学习到国外相关专业的最新教材和最新教授的专业知识，也可以切身体会到国外的文化，了解国外社会尤其是商界与国内的差异。
二、商务英语专业化师资培养应以外派国外学习为主
（一）外派国外学习是商务英语教师培养的最佳途径
商务英语教师不仅要拥有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掌握国外的商贸政策、法规以及专业知识等，还要了解国外的文化。在国内，无论是商务科学还是经贸科学等都与国外有着一定的差距，对国外文化的了解，如果仅凭国内的课堂讲授和实践，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设身处地地在国外的现实环境中细细体会，才会真正了解国外的文化，了解国内外文化和礼仪方面的不同，才能掌握商务礼节[7]。因此，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国外学习，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商务和经贸等专业知识外，还要鼓励教师深入了解国外文化和风俗习惯、社交礼仪等，掌握相关知识，提升个人的国际商务综合素质，成为有一定国际水准的商务英语教师，从而提升国内商务英语的教学水平。外派国外学习是商务英语教师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外派国外学习的方式
1.鼓励商务英语教师去国外就读商务类博士学位。前面讲到，鼓励现有的商务英语教师就读商务和经贸类博士学位，是快速提升商务英语教师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可行的条件下，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去国外就读商务和经贸类博士学位，则是最佳的选择。这虽然对教师本人和学校甚至国家来说，都有不小的挑战，教师本人要做好专业上的充分准备，要有信心学成归来，学校和国家要从经费上做好相应的预算和投入。虽然会让教师本人付出更多的个人努力，学校和国家要付出更多的经费。但从效果上来说，从国外直接获得商务和经贸类专业的博士学位，可以系统地学习国外最先进的商务科学理论和实务，了解国外的文化，系统地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准。2.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去国外做访问学者。我国非常重视外派访问学者的工作，这对于提升我国高校的师资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访问学者一般通过科研项目合作或公派出国，在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通过科研项目合作或学习提升个人的科研能力和专业知识。公派访问学者所获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可以学习到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动态、新进展，教育规律研究成果和先进教育管理经验。对于商务英语教师来说，可以通过外派国外做访问学者的形式，在相关高校学习商务和经贸类的相关课程，参与相关实践活动，提升个人的商务知识和教学水平[8]。由于时间短，教学内容可自由选择，学习很有针对性，因此这种形式很受国内许多高校的欢迎，通过半年或一年的访问学者活动，可以快速提升商务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准。3.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参加国际商务和经贸活动。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参加国际商务和经贸活动，是通过实践提升商务英语教师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与国内外商务人士的接触，可以让商务英语教师通过实地观察认识到商务人士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尤其是个人的特殊能力，如亲和力、组织力和洽谈能力等[9]。
（三）从国际商务的实际需要出发，加强外派商务英语教师国外学习的力度
学校以从长远和大局的眼光出发，除了引进高层次的人才外，要加强对本土教师的培养，要从国际商务的实际需要出发，加强培养力度，增加经费投入，加强人才的选拔，加大外派教师国外学习的力度，使优秀人才首先被培养成合格的商务英语教师，形成商务英语教学师资体系，整体提升商务英语的教学水平。
关键词：高职；本科；分段培养；实践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202-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已经不能完全胜任复杂岗位和高质量产品的技术需要，高职学生迫切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继续学习深造。因此，我国积极探索高职教育向本科及以上层次发展，系统培养高素质人才，许多地区和院校也开展了高职本科教育的试点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与淮阴工学院率先开展了“生物制药技术”专业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改革试点工作，形成独具特色的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学生管理及教学组织形式的成功范式。为建立和完善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性与延伸性提供依据。
一、国外举办高职本科教育概况
发达国家举办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历史，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高。
1967年，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以应用学科知名的美国普渡大学开设了机械与机电技术、市场营销、商业行政管理等高等职业技术相关专业，高职类专业毕业后可获得学士学位证书。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美国广泛宣传和推广“生计教育运动”，促使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进一步融合起来，美国近300所大学相继增设了高等职业技术类专业，美国的高职本科教育蓬勃发展，促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加多样化。
联邦德国于1968年开始建立高等职业类院校，高等职业类院校的数量逐步增加到70余所。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德国对高端应用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无法满足德国社会人才需求。因此，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先后将部分高职院校（三年制）升格为应用科技大学（四年制），从而提升了德国高职教育的整体实力，丰富了高职教育层次的多样化。
二、当前我国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几条途径
1.普通本科院校开办本科层次的高职教。我国部分高职院校通过升格或合并的方式升格为本科院校，因其有高职教育的基础，升格后大多走应用型本科教育之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已有部分普通本科院校逐步转变了办学方向，定位于应用型本科教育，这为其将来举办高职本科教育奠定了基础。
2.高职高专院校升格举办高职本科教育。2004年我国教育部等七部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因此，除了我国部分民办高职院校以外，其他高等专业类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的路径被切断了。
3.普通本科大学实施“高职学院”本科教育。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支持本科高等学校举办或与企业合作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在国务院相关政策的指导下，部分普通本科院校通过成立应用技术学院来举办高职专科或本科教育。这一政策对扩大高职教育规模、加快高职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的优势专业实施高职本科教育。允许高职院校个别具备条件的优势专业开展本科教育，并不会改变整个学校的办学层次，反而能够促进优势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例如，2011年8月辽宁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计划在全省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中遴选7个国家重点专业开展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试点，为将来推行高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提供标准和样例，开发出具有辽宁特色的四年制高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为实施高职本科教育奠定基础。
5.高职与本科合作，联合开展高职本科教育。高职专科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过不同形式的对接，共同培养本科层次的高素质人才。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基础；通过对接，高职院校增加了新的办学渠道，提升了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本科院校可以从高职院校吸纳优秀的生源，提升其办学水平。
三、我国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现状
江苏省首先对“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途径进行了试点探索。
1.江苏省“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概况。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以及教育部召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国家专项规划编制座谈会”精神，推动职业教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制度，增强职业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江苏省出台了《2012年江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江苏省“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实施方式。先由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制定合作方案，特别是统筹设计对口专业理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课程体系，保证两个阶段的教学体系衔接贯通，系统化培养本科层次高端技能人才。招收的学生在高等职业院校学习3年，经过资格考核，进入普通本科教育学习2年，发展成为既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又掌握实践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3.“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发展趋势。相对于当前我国发展高职本科教育的其他途径，江苏省“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模式是在现有高等院校类型结构框架下进行的，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其发展的难度较小，发展空间巨大，被业内专家称为探索完善职教体系的“标杆”项目，具有“破冰”的意义。目前，高职专科教育仍旧发挥着“主体作用”，相信在未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本科教育”必将发挥出“引领作用”。
四、生物制药技术专业3+2分段培养的实践
我院在《2012年江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指导下，与淮阴工学院合作，在生物制药技术专业开展“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试点实践，并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了经验，推广了试点成果。
1.创新了“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高职与本科的有效衔接。按照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注重以岗位能力培养为基础，强化综合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坚持“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思路，系统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培养。探索一种校企合作、专本一体、共建共管的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模式（见图1）。
高职阶段（三年）和本科阶段（二年）既有各自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又相互紧密衔接。学生完成高职阶段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目标以后可获得大专学历，学生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进入淮阴工学院进行本科阶段的学习，学习两年后达到本科阶段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目标以后可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学历。
2.构建了“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课程体系，探索“高等性”与“职业性”的最佳结合点。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基础，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系统化构建了生物制药技术“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课程体系，并充分体现理论和实践培养的有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以“研训”方式，强调学生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能力。力争寻求能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与“职业性”的最佳结合点，既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又给学生打好理论基础。
3.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学生管理及教学组织形式。学生在高职和本科阶段的常规管理均由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包括日常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毕业生就业工作等）。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的2年期间，教学组织由淮阴工学院和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共同负责，淮阴工学院提供充足的师资和实验条件保证本科阶段的教学质量，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选派优秀的专业教师参与专业课教学，同时提供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成立了“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督导组，对教学过程进行监控，实行了信息员制度，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对教学质量进行多元化、全方位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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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唯，郭扬，马树超.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1，（12）：62-66.
[9]苏宝莉，顾惠斌，杨长春.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26）：10-13.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12-2013年度重点课题――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的研究与实践（GZYZD1213008）。
【摘要】本文基于美术专业教学对中高职衔接几种方式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它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美术专业教学；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发展；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的升级，我国将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大，社会、个人（家长、学生）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背景下，选择正确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使职业教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有成效、有效率的推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角度，基于美术专业教学就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从中高职衔接的角度，来论证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研讨的问题是如何以初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使之升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从现有情况看，中高职衔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分段贯通式。即将一所或几所中职学校与专业对口的高职校联合办学，采取3+2方式，前3年在中职学习，后2年在高职学习，按阶段完成各自的教学任务，但中高职校要共同制定培养目标，整合、重组中高职的课程和教学计划；二是提升式。即选择部分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按照《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办5年一贯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三是下延式。即高等院校（包括现有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高等专科学校及部分本科院校设立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招收初中毕业生办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现将以上几种形式作一比较。
1．选择部分高等院校招初中毕业生举办5制高等职业教育开通高等院校初中后5年一贯制招生渠道，无疑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优势在于可以在5年的时间内，根据不同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职业技能等系统的教学和训练，既避免中职学生基础理论较差而造成与高职对接中错位的现象；又弥补了普遍高中学生缺乏技能训练的不足；有利于教学过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连续性。从美术专业教学角度看，我国目前举办的5年制高职的教学计划也符合国际上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最短年限为初中后学习5年的要求。但这种形式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从招生数量上看。就美术专业本科院校而言，其任务是培养本科生以上的研究型、应用型人才，与高职的培养目标不尽相同，本科大学的办学重点不在职业教育，因此，即或招收高职生，数量也是有限的；成人高校由于受场地、校舍、教学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其招收5年制初中毕业生的能力也有限。
（2）从效益上看。高等院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办5年制，实际上使高等院校承担了高中阶段的教育，浪费了高等教育资源，没有发挥高等学校应有的效益；实际上缩小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3）从师资方面看。高等院校招初中毕业生办5年制，因其前3年属中等职业教育，其教学对象、教学方法、教育管理方式上都与高等院校有较大不同，这不仅给这一阶段教育带来困难，而且也不利于发挥高校教师和中职教师的资源优势。显然，让高校教师去适应中职美术专业教学，而中职教师却因生源不足而闲置，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2．在部分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举办高等职业教育从1985年开始，在4所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试办高职班以来，至1997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的普通中专举办高职班的学校已达22所。这些学校有着几十年办职教的经验，在深化改革、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借鉴国外职教理论开发课程，实行模块教学，教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目前，还有一部分重点职中附设了大专班、电大班和大学函授辅导站，在试办高职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并在教学设施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具备办高职的基本条件，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过中职校办高职，必须符合《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设置条件，并不是大多数学校都能够达到的。
3．3+2式的中高职衔接近20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达21000多所，一部分学校教学基础设施、实验实训设备、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3+3方式能够发挥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前三年在中职），有利于吸纳学生，同时又能减轻高等职业院校的压力（后二年在高职），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当前的情况是，在扩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当中，有相当数量用于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高职对口招生数并没有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希望求学深造的道路依然艰难。尽管我国目前中职毕业生已超过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但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学的升学率不足3％，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相差十余倍，这既不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无益于目前社会上的“普高热”的缓解。采取3+2方式，改变人们普遍认为的中等职业教育是终结性教育的观点有利于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另外中职学生的成才路径主要是，初中中职高职极少部分能升本，高职学生的成才路径主要是：初中普高高职极少部分能升本。中高职学生专业技能较强，但文化基础课较差，成才机会主要受到文化课基础薄弱的限制。学生上升通道窄，渠道不畅，且高职专科是多数人的终点。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种衔接不是原来的中职+高职而是打破原来中职、高职两个阶段各成系统的教育形式，建立共同培养目标，按职业能力要求进行课程重组，整体设计、统筹安排、分阶段实施。目的是充分发挥中职与高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优势，各自加强应承担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技能与技术训练，而不必集中在一个学校配全5个年级美术专业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所必须的全部资源。
当然，这种衔接方式，要有相应的政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包括招生考试方式及考试内容，中职的教学不仅要保证愿意升入高职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还要考虑不愿升入高职学生的就业要求，防止走入以升入高职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歧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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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孚.如何做好中职与高职教育的衔接[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作者简介】
张驰（1970-），江苏如皋人，大学本科，中学一级教师，参与过南通市课题研究，已发表过省级以上论文，主要从事美术专业教育教学的研究。
“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河北省代省长、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岁，48岁。
“60后”分布体现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应用型大学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招生人数迅速增加，在校生人数倍增，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等等。截至2003年．高校毛入学率达到17％，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意味着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应用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产物应运而生，其内涵、特征以及发展途径逐渐成为我国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关注的焦点。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研究我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可行途径，这对于保证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促进各级各类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应用型大学的产生
(一)社会的发展与大学功能的分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和生活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新技术，新成果，使得企业对应用型和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和细化，这就要求大学不能仅仅为统治阶级培养有知识、有教养的精神贵族，而且要为工农业生产发展培养应用型科技人才和基层工作人员。此外，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广大民众有能力也有需求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高等教育向着大众化方向发展和高等学校的功能分化。很多高校开始关注工业社会的生活，接近社会文化的底层，把职业课程逐步引入大学课堂，并越来越注重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专门人才，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公民个人需求，“直接为社会服务”成为了这些大学的第三个功能。正是由于大学功能的分化促使大学类型也逐渐多样化，一种新类型的大学诞生了，这种大学兼有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点，即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要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又要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我们把这种大学就叫做应用型大学。
(二)国外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应用型大学
1．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①。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急需面向生产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现场工程师。当时所有大学的毕业生过于理论化，而职业教育又难以满足科学、技术发展对一线高级技术人员和现场工程师的要求，需要提升教育层次和创新教育类型，因此应用技术大学应运而生，英文翻译为Applied Science University。它定位于满足职业需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并立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以培养现场工程师为主，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属于非学术性的高等教育，学制四年半。这类大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与德国的学术性大学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类型之一。
2．澳大利亚的科技大学网络，②。澳大利亚的大学大致分为三个集团，即三类：第一类是研究性大学，属于学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建立的大学，这类大学很想发展成为研究性大学；第三类是从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学校，统称为科技大学网络，它们属于应用型大学，英文翻译为University For Application。这些应用型大学多是20世纪80—90年代成立，是伴随着澳大利亚在高技术和迈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们实施以学科为基础、面向职业和产业结合的学位教育，可以提供面向研究的大学教育，更强调面向行业、结合企业开展应用性的教育和培训。
3．中国台湾地区的科技大学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由技术学院升格了一批科技大学。这些科技大学的出现是因着台湾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对技术性人才需求的层次高移而产生教育层次提升的结果。面向职业、产学结合、强调应用是这类大学的特点，学制有4年本科、2年专科起点本科、硕士、博士等。台湾的科技大学类型突出，特点明确，深受企业界的欢迎。
二、应用型大学的基本特征④
首先，以为地方区域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不同类型的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也是不同的。研究型大学要承担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任务；而应用型大学则必须以为地方区域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为宗旨。其次，以应用性人才培养为目标。与研究型大学培养的精英人才相比，应用型大学培养的人才首先是要直接为生产生活工作服务的一线应用性人才，其应用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技术和职业三者的结合，二是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提高⑤。第三，专业设置以新兴专业或新的专业培养方向为主体。应用型大学是与经济、生产第一线和地方大众生活紧密联系并为之直接服务，其培养的人才必须适应社会需要。因此，它的专业设置应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兴专业和新的专业培养方向为主体，主要培养工程应用性、技术应用性、服务应用性、职业应用性、复合应用性等专业应用性人才。第四，以构建应用性学科体系，发展应用性科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学校改革的出发点应从学科转向市场，也就是说办高等学校并不是单纯地办学科，而是为了社会服务。应用型大学必须以应用为指导，在努力建设工程性学科、技术性学科和复合性学科。第五，课程体系设计强调学科和应用两个方面，两个体系之间是平台建设和应用培养的关系，而非主从关系。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具有培养一线工作服务的应用性人才的特点，对应的课程模式分为三个平台：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应用能力平台、基本素质课程平台。每个平台都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三个平台的课程都贯穿于本科四年，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和基本素质课程平台课程逐年减少，应用能力课程逐年增加e。第六，教学方法是学科性教学方法与应用性教学方法相结合。应用性教育认为学科不仅是专业的基础，也是专业的背景，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和应用能力课程体系可以同步进行，学生应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掌握理论，训练技术：，因此，应用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教学过程中把学科性教育和应用性教育两种教学理念结合起来，构建应用性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第七，师资队伍应具备应用能力素质。应用型大学培养的是应用性人才，所以师资队伍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较强的应用能力。第八，产学研结合是实现应用性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应用型大学培养的是面向生产一线的应用性人才，因此建立产学合作的机制是保证其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发展途径
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应用型大学发展的途径，结合应用型大学的特征以及我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由教学型大学向应用型大学发展
教学型大学在我国为数众多，并且多属于以本科层次教育为主的地方院校。它们侧重于教学，科研规模和力量相对较小。随着近年来的扩招，教学型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生源主体多数为居于高考成绩中间段甚至是中间偏下的学生。对于这样的大学，从理论上分析可以有两种发展途径，一种是按照沿着我国高校发展的传统途径，向着研究型大学发展；另一种是向着应用型大学发展，、基于对两种发展途径的可行性分析，可以看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发展是很难成功的：首先，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实施的是—种“质”的教育，是着重优秀的教育。因此，其科研规模、教学经费以及生源质量都与优秀教育相匹配。从教学型大学目前的实力看，它想要发展成研究型大学是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其次，研究型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国家政界、商界、科技界以及教育界的领导人，这些人才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需求量较小。我国目前的经济建设还需要数以万计的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实用型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仅靠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来完成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因而，作为本科层次教育的教学型大学必然要成为培养应用性人才的主力军，它如果继续向着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前进就会与社会发展产生矛盾，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教学型大学向着应用型大学的方向发展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保持一致，教学型大学已经具备成为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基础和条件。但是受精英教育的影响，当前我国多数教学型大学仍采用学术性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这种办学理念和模式的存在就成为其发展为应用型大学的障碍，必须进行改造：(1)转变办学理念。教学型大学应认识到不同类型大学应有不同的人才质量标准。应用型大学承担的是为国家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大学同等重要，而且也能在自己的层面上办出水平，达到一流。(2)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教学型大学要建成应用型大学，还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它首先应能为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大量高级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其次能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解决难题，尤其是为生产、建设、服务与管理第一线推广高新实用技术，为提升地方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服务；第二能为地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提供培训基地与教育基地。(3)转变办学模式。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应改变传统的“先理论、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正三角型”课程模式，按照“学科—．应用型”理念设计课程体系。第二，应要加强具有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建设。第三，应紧密依托行业和当地政府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推进教育和应用性科研的结合。
(二)由高职院校向应用型大学发展
高职院校升本发展成为应用型大学应注意以下几点：(1)注重应用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发展应用性科学研究。高职院校的课程摆脱了学科系统化的三段式模式课程，其专业学科体系让位于专业的职业能力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与本科层次的院校有很大差距。所以，高职院校要建成本科教育层次的应用型大学，就必须加强工程性学科、技术性学科和复合性学科等应用性学科的建设，制定鼓励应用性研究的政策措施。(2)课程设计应注意本、专课程衔接。由于高职院校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专门技术能力的掌握和熟练程度上要优于本科生，但其缺少的是学科基础和职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课程设计应注意学科基础知识的补充和职业能／J的提升，尤其是加强对学生技术研发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等应用能力的进一步培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其从事应用性教育的执教能力。高职院校的师资整体条件和实力与应用型大学要求的师资条件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师学历层次和应用性研究能力，促进教师从事应用性教育的执教能力的提高。(4)进一步突出产学合作教育。凡是已取得良好社会声誉的高职院校基本都是在产学合作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建立了良好的产学合作运行机制的学校。但是，应用型大学不仅要为本地区培养大批应用性人才，更要有通过应用性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的服务。就目前而言，高职院校在产学合作教育方面，所欠缺的是科研成分较少。因此，高职院校除继续加强产学合作教育外，还应鼓励教师开展应用性研究，积极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此外，一些民办高职院校在向应用型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还应注意规范教学管理和基本教学要求。
(三)独立设置的重点大学二级学院尝试以新机制向应用型学院发展
除上述两种应用型大学的发展途径外，还有一种途径就是独立设置的重点大学二级学院尝试以新机制向应用型大学发展。独立设置的重点大学二级学院在向应用型学院发展的过程中．除应与教学型大学一样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以及办学模式方面进行改造外，还应注意：第一，二级学院要充分利用重点大学的声誉和学术优势与行业和企业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以促进应用性教育的发展。第二，重点大学应给予二级学院更多的自主权利和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应用性教育。同时，通过发展应用性教育，改变目前大学教育的传统模式和培养目标，加强同企业和地方的联系，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第三，重点大学应为二级学院创设条件，建立学术性教育和应用性教育的相互融通和交流。学生可以在两条教育通道互换跑道。
上述是我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的主要途径。为了保障我国应用型大学的顺利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必须为这些学校提供必要的政策和经费支持：第一，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投入，提高应用型本科教育投入在高等教育投入的比重，并在办学用地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或政策性的倾斜；第二，政府应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类型的本科教育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案，鼓励学校按照自己的定位要求，健康发展，争创一流。同时国家应像实施“211工程”那样，实施建设优秀应用型大学工程。
[注释]
①②③④高林．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应用型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z]．北京工委文章．
1、 “以校为本”使科研工作主动适应学校的需求
我们的科研工作立足“以校为本”，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出发研究教学，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以校为本”是以本校教师作为教学研究的主体，作为课题研究的真正决策者、组织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目的。校本研究是基于学校校情的研究，其关键是研究主题选择上的校本性，教研形式运用上的校本性。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教研活动的关注从数量性管理向质量性管理转变；从维持性研究管理向效能性研究管理转变，从学校整体教学发展来对待具体的研究管理行为，以提高科研管理的协调性，从而主动适应校本的需求。
2、 “实践第一”促教师研究与日常工作紧密集合
我校的课题研究历来倡导“实践第一”，强调研究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发展。我们认为科研工作应以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为主，而不仅仅停留在对教育理念或者教育思想浅表的理解上，停留在重复他人的话语，停留在把教材，教参作为备课的唯一依据而缺乏自己的解读课程文本的能力。“实践第一”通过发展教师的认知转换能力、协同合作能力、实践反思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从而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课题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实践，但是在实际中往往会变成缺乏研究的实践，主要表现在研究活动停留在经验层面上，主观性强，以话语强势为转移，缺少运用科学方法来探索教学，从而成为一种盲目的研究活动，而非有目的有计划的探索实践过程。因此，我们的额课题研究重视探索过程中方法的科学性，从现实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明确研究方向，提出研究主课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以提高教学质量，取得研究实效。
二、依靠合作研究，重在提升素质
1、合作研究是提高整体科研水平的有效形式
我们的科研工作依靠合作研究，通过多元的组织形式、多种的活动方式，以促进学校科研由单一、封闭走向对话、开放，引导教师在专业上互相深度探讨、研究和共享，从而提高研究主动适应教学的可能，提高研究组织的群体学习能力、研究能力，让教师走向自觉的、深度的合作，实现科研能力的整体发展和提高。
2、合作研究是提升教师科研素养的有效途径
以需求为导向的合作校本研修，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与传统科研关注教学工作本身、工具性强烈相比，合作研究增加了教师参与研究的选择性和适应度，更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比较容易使教师感受到自己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发现与优秀教师的差距，并以研究为纽带，通过与专业研究人员、教师伙伴合作，实施“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实践反思和行动跟进”的行动研究，使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研究方式得到更多的关注，使每一位教师可以更好地参与和深入研究课程教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在与伙伴合作研究中获得个性化、情景化的知识，获得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激发教师需要改变自己的内在要求，促进专业发展。
3、合作研究是提升学校科研水平的有效策略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途径，一是提高学校办学投入，二是提高办学质量。在不增加办学经费投入的条件下，我们通过提高合作研究的质量来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从而提高学校整体的办学质量。合作研究通过对研究活动的评价，从制度上形成了对研究活动的质量监控，提高了研究的质量，使之适应和满足教师的专业需求，从而达到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目的。
三、聚焦课堂教学，依托同课异构
1、科研工作聚焦教学，研究教学
聚焦教学，必须聚焦课堂。我们的课题研究以课堂教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从教学设计抓起，使课堂教学形态发生变化；以课堂教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从教学设计抓起，研究课堂的“教”和“学”，扎扎实实上好每一堂课，使课堂教学形态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从备课、练习设计、考核评价等教学五环节入手，形成比较完整的教学研究链，做到“两个明确”：一是明确“学什么”；二是明确 “学到什么程度”。强调各年级的特点和衔接，注重各学科特色，让每一位教师对本学科教学有一个整体的结构性认识，便于系统、准确地把握。“两个明确”就是帮助师生教和学时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分寸”。
2、课题研究同课异构，注重反思
我们依托一课多磨“滚雪球”； 同课异构打擂台，扎扎实实上好每一堂课，重点关注“两个把握”：一是教师是否把握有效的学法指导，包括方法、训练途径和训练量等等，二是学生是否把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包括运用方法学习新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两个把握”可以促使师生做到“心中有目标，手中有方法”，将能力培养落实到每一堂课、每一个教学环节之中。
四、注重组织创新，形成人才梯队
1、成立学术委员会，促进学术繁荣
除科研处外，我们还建立了校学术委员会，它是立足于学校的合作型学术组织，在学校里具有专业上的权威。学校学术委员会是教师治教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通过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活动自然涌现教师领导者（teacher leader）。
通过自荐和互荐方式我们评聘在专业上拥有发言权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委员，审议课程实施方案、评审课题申报、鉴定科研成果、指导教研科研工作、组织和承担教学评优活动。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校“文化校园”的建设，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保障了学校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
2.建立名师工作室，形成辐射效应
为集聚研究优质资源，我们建立了特级教师领衔的名师工作室制度：学员通过自荐和推荐的方式产生，经过专家的面试，专家、学员双向选择确定参与名师工作室的人员，签订了“带教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目标和任务，也明确了研究专题，每周开展一次专题研讨，对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优秀教师，进行目标性带教，包括“课堂教学”、“课题研究”、“论文撰写”等，工作室教师与特级教师沟通、对话和研讨，接受专家个别化的辅导、指导，虽然有压力，但都有各自的收获和提高。这一举措使成熟期教师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风格。
另外，我们还通过自荐和推荐的方式建立了三至四个由骨干教师领衔的工作室，明确权利、义务和工作流程，明确研究任务和方法等等。目前，工作室有明确的研究课题，领衔教师带领几位志同道合的教师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室的建立可以帮助青年教师提高综合素养，促进骨干教师提升专业素养，为学校发展实现新突破奠定基础。
【关键词】互联网+党建；高校；党建工作；意见领袖
互联网的出现及发展不仅极大程度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也给我们高校党建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基于。高校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党建紧密结合起来，有效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是高校党建工作目前和将来必须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究竟如何有效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呢？下面，总结其中的几点论述如下。
一、全面提高认识，增强主动性与自觉性
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凭借自身强大的信息及传播优势，迅速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高校的党建工作而言，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如果高校党建工作无法与互联网有效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党建工作开展无疑是落后于时展的。基于此种情况，高校各级党组织及领导干部必须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主流形式，尽可能提升自身的网络知识及信息技术素养，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开展党建工作。为了更好的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高校领导干部应积极主动、自觉的参与到“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践行当中，给其它党员干部做到带头表率作用。进而引领高校的全体党员增强对“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全新认识，引导更多的党员主动、自觉的参与到“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践行当中。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党建工作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我们不应回避，而是应该积极面对。
二、构建专题模块，实现党建工作网络化
为更好的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高校应利用互联网打造党建平台，构建党建工作的专题模块，进而有效实现党建工作的网络化。党建平台的名称可为“某某高校党建工作网站”、“某某高校党建工作交流平台”等。在党建工作网络平台中可以单独设置如下专题模块，如“党建动态”“党的历史”“时事评论”“通知公告”等。由于该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学校党员师生均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浏览网站，了解相关的党史信息，党建知识，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觉悟。为提高党建网络平台的互动性，在网络平台中还可单独开辟一个互动答疑模块。浏览者可以在该模块中进行提问和信息咨询，然后再由高校安排专人专门负责答疑解惑。这样的做法更具实效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践行效率，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三、不断加强培训，提高网络平台构建者素养
“互联网+党建”新模式是当下高校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途径，是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有效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我们必须对高校网络平台的构建者不断加强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诸如政治素养、信息技术素养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从而保证党建网络平台的构建可以更好满足高校党建工作的需要，可以满足对高校广大师生进行教育的需要，让高校的网络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得以更好提升。对高校党建网络平台构建者进行培训一般采用校本培训即可。如有特别需要，亦可将其输送至校外进行培训，具体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通过系统培训之后，高校党建网络平台的构建者在今后的网络平台内容设置及打造中也会呈现出更高的科学化水平。
四、积极进行宣传，培养网络意见领袖
高校的党建网络平台建立完毕之后，为了有效引导更多的党员干部融入到网络学习当中，参与到高校的党建工作当中，还需对党建网络平台进行积极宣传。如通过在校园重要角落拉横幅、校园广播、校园宣传栏教师课堂信息传递方式对党建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总之，高校应尽可能利用各种途径让党员了解本校的党建网络平台，引导他们浏览网络平台，积极参与到相关知识的学习中来。为了引导大家更好的参与党建网络平台讨论，高校还应在党员中培养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即是引导大家的观点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现，向着更为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充分保证党员同志的政治觉悟纯洁性和正确性。
总而言之，为有效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高校必须积极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从而让高校的党建工作更具时代感，更具科学性。除了上述几点之外，高校在践行“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仍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重点探索与把握。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详细论述。希望本文的写作可以引导更多的高校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党建”新模式的践行与探索中来，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储霞.运用互联网开展党建工作的思考[J].理论探索，2012（01）.
[2]高伟，陈明华.略论互联网对高校党建工作的影响及对策[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03）.
[3]严薇.互联网对高校党建工作的挑战及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06）.
作者简介
关键词：OEM；技术升级；技术引进；技术联盟；创新网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7-0032-04
一、引言
代工企业从OEM到ODM是一个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技术升级过程，其中包括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活动[1]。技术升级的路径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与外部两个范围。在企业内部，技术升级的主要路径就是企业内部R&D[2]。企业内部R&D能十分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但对资金、人才队伍及企业原有技术基础的要求较高。资金及人才匮乏的企业往往考虑寻求外部技术升级的途径。发生在企业外部的技术升级途径有技术引进、技术联盟以及创新网络等三个途径[3]。本文将重点对此范围的技术升级途径进行文献梳理，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企业技术升级外部路径选择的架构，供企业参考各种路径的优缺点与成功的关键点。同时，这一研究也将为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地区技术创新进行引导与促进提供一定参考。
二、技术升级的外部途径
（一）技术引进
技术升级的外部途径中最直接的一项就是技术引进。技术引进的方式包括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引进设计、制造、生产工艺等软件技术；购买许可证以及引进专业人才[3]。
1.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包括了引进设备和部件的使用及维修技术，合作生产和生产能力转移。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风险较小，优点是可较快地投入生产，进入市场；而缺点则是成本高昂。此外，倘若没有花大力气对引进的技术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引进方不能深入研究设备的内部结构与技术机理，往往造成对引进技术的依赖，不能形成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的国外生产线和设备多是成熟期或衰退期的技术，很难引进先进技术[5]。总的来看，这种方式对我国的生产水平的提高贡献较大，但对技术水平的提高贡献较小。
2.引进技术，如设计、制造、生产工艺等。引进技术的优点是相比引进成套设备要节约资金，且有利于促进消化吸收，提高技术水平。
3.购买许可证。可以使企业从外部获得所需技术。缺点是费用不菲，其往往大幅降低企业的利润。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推动使用者进行学习和研究发展，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和缩小技术差距。
4.引进人才。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引入企业内。需要全面评价该人才，以考量他们与组织是否能互相适应，使他们被引入组织以后能真正融入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种方式是远程使用人才，这种方式的考量是认为人才在熟悉的环境中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譬如，现在我国许多企业到发达国家建立研究中心，雇佣当地的科技人才在研究中心工作，为国内企业进行所需的新产品开发 [3]。引进人才是企业快速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捷径。以韩国经验为例，韩国政府为科技人才提供优厚待遇，设立科技基金，提供科研赞助，奖励留学人才回国，还聘请和引进外国专家。这些人才对于韩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6]。但是引进人才也有一个与企业组织融合的过程，如果融合不成功，那么引进专家的知识就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该人才能带来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技术联盟
技术联盟包括三方面，分别是合资生产、合作R&D、收购兼并。
1.合资生产。合资生产包括了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以及中外合作开发等方式。合资生产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合作方式。由于合资是一种基于股权或者契约式的合作方式，合作双方都会关注其利益，技术先进方往往愿意提供最先进的产品技术，并且帮助技术落后方提高其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在这种方式中，合作双方尤其是技术落后方可以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学习对方的知识，通过程序化学习吸收程序和规程等显性知识，通过组织间学习吸收技术诀窍等隐性知识。但是，为了避免培养竞争对手，技术先进方一般不愿提供核心技术，甚至会限制技术落后方进行产品技术的研究开发。所以，虽然合资生产使企业的生产技术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但研发能力却不一定能得到增强[3]。
2.合作R&D。合作R&D是一群企业，或者企业与非企业组织之间分担R&D项目的成本和共享其成果的协定，其形式包括R&D合同、R&D协会、研究性合资企业等。Chan和Heide（1993）总结，企业在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阶段可选择不同性质的伙伴组成联盟：产品用户、零部件的供应商、以往竞争对手、同本企业技术关联密切的企业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学校等非企业组织（即产学研组织）。
从技术升级的角度来看，合作R&D有许多优势。首先，可以节省研发费用，降低风险。企业从事内部研发可能面临经费、技术力量、研究周期长等困难[7]。而在合作R&D过程中，企业可以与合作伙伴分摊R&D费用，共享R&D成果。如果是结成产学研联盟，企业可以利用大学、科研机构等合作伙伴的科研力量，间接降低研发费用。企业加入技术联盟，与合作伙伴优势互补，有利于加快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从而降低开发风险[7]。其次，由于许多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处于保密状态，受到专利保护。落后方的企业如果能与专利所有者合作，则可在短期内直接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此外，通过合作R&D，企业在R&D、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中可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互补性强的企业可以使他们的产品兼容和标准通用化[7]。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剧烈以及重大创新所需研究与发展投入的剧增，这种方式不仅在非竞争对手间被采用，即使是竞争对手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种合作方式。
3.收购兼并。从技术角度来说，收购兼并对增强企业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应用效果具有很好的作用。这一战略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收购兼并能使企业迅速获得技术，节约时间；其次，兼并另一个企业可全盘获得其人才队伍及成熟的文化制度；再次，可以绕开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出口的限制，通过股权交易取得国外企业先进技术；最后，在提升自身技术竞争力的同时，又可减少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收购兼并这条路径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收购兼并的对象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在兼并完成以后，收购方将会面临民族文化以及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不容易对收购对象进行有效的管理[8]。
（三）创新网络
企业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企业与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等机构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能够激发或促进创新的创新联盟。创新网络既可以规避高额的市场交易费用又可以避免较高的组织成本，是解决创新问题的一个理想的模式[9～10]。
创新网络的优势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创新网络能扩大企业的活动范围，使企业在不同的技术能力之间获得协同，企业的能力可能获得很大的增强。第二，在合作协议下创新的高成本和风险由各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得到分担。第三，创新网络可强化技术学习效应，企业可以在学习与合作创新过程中获得合作伙伴的经验性知识和技能。第四，创新网络具有效率效应，能促进大、小企业的深度合作，使单个企业的资源优势与其后创造的网络优势联系起来。第五，许多技术开发是复杂的，创新网络为处理复杂性技术提供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11]。
然而，创新网络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保守，指的是创新网络中拥有较先进技术的网络成员，为了维护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往往不愿与合作伙伴分享其独占资源，使得创新网络的创新水平受到影响。其二是“搭便车”。合作创新需要各成员企业先投入资源，后共享成果。由于创新活动的不可预测性，成员企业很可能通过限制自己对网络的贡献而企图“搭便车”，想用尽可能少的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去获取尽可能多的技术创新成果和利益。其三是“单方依赖”[12]，即成员企业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均衡，可能导致交易中专用性资产投入相对较低的一方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专用性资产投入高的一方被“套牢”。
三、总结
下表总结了技术升级外部路径的具体做法与优劣势。尽管企业要实现最终的技术腾飞还要靠内部R&D，但毫无疑问这些外部升级途径为后发企业提供了起步的条件。OEM企业正处于微笑曲线的最底端[13]，多数不具备完成内部研发所需的人力与财力，可根据其行业特性、政策环境等特点，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外部R&D手段，打下技术基础后再逐步增加自主创新的投入，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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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encipe A.Technological competencies and product’s evolutionary dynamics a case study from the aero-engine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1997，（8）：1261-1276.
[3] 赵晓庆，许庆瑞.企业技术能力演化的轨迹[J].科研管理，2002，（1）.
[4] 梁滢.中国技术引进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内蒙古统计，2007，（1）.
[5] 王晓霞.对我国技术引进现状的分析[J].商业经济，2008，（10）.
[6] 陈安国，周立，何建坤.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及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
[7] 钟书华.技术联盟：类型、效益与成本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8，（8）.
[8] 王开红.企业技术进步与兼并战略运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3）.
[9] 沈必扬，池仁勇.企业创新网络：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范式[J].科研管理，2005，（5）.
[10] Grabher G.The Embedded Firms ：On the social - ecom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M].London EC4P 4EE，1993.
[11] 张伟峰，万威武.企业创新网络的构建动因与模式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6）.
[12] 高洁，糜仲春，魏久檗.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