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环境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4 06:55:39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 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8】转引自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2期
【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2】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都永发著，鄂伦春族游猎、定居、发展【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2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环境；环境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18—06
环境与哲学之相连，是环境之福音，哲学之幸遇。环境哲学不是孤悬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之剑，也不是游离于哲学边缘的理论之镜。当代中国生态和谐社会结构与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日益体现出一种重视环境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与扩大环境哲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当然，随着当代世界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日渐突出，环境哲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当代境遇
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基础。开启振兴环境哲学的契机，在于实践环境哲学的功能与作用，以期在一个呼唤绿色发展的时代实现环境哲学继往开来的历史宗旨与未来使命。环境哲学是环境智慧之学，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审慎反思与系统思考，是人类辩证认识自然的思维过程。环境哲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自然知识与环境经验作形而上的思考与诠释，宗旨在于用回归自然的思维指导发现生态经验的本质，使命则在于澄清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反思人类在工业文明模式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行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环境哲学的内在含义与外在结构在时代的审视中不断变换发展。
环境哲学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存在的思考，是人类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思考，也是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环境哲学是一种秉持生态良心的自然主义分析，是对人类所置身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审视，是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这种时代之疾的关注与挽救。“环境伦理是环境哲学的一部分。环境伦理的证立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改变。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坚决抵制，就在于它的问世具有颠覆性的作用。”环境哲学在质疑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上不仅拥有对多样式概念与理论的阐释，也是在进一步发现环境科学的逻辑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环境哲学之体系。环境哲学从学科范围与问题域上必然包含着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的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土壤的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无论何种环境哲学的方法，都力图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的基础上来建立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环境哲学的适切性判断依存于哲学这棵大树。它所涵盖的问题域极其宽广，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环境哲学被理解为生态哲学，而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着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从其前缀中，我们能够有效辨析其所包含的概念分殊。“生态”一词，来源于生态学，它指的是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群落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它包含了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它与生态系统的概念有重合之处，按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具体空间单位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他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生态系统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而言的一种整体主义观念，是地球生物的一种系统写照，是在能量流转和营养循环之间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作为环境哲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倡导并弘扬了生态中心主义，包含了生物个体与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把生态与环境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考察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起综合作用。”
当然就环境哲学而言，它是源生于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中西哲学视域互见的语境中形成的。哲学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于世界最终的、最一般问题的思考。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任何哲学体系或学说，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或歪曲的反映。但环境哲学与哲学其他分支相比，与自然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离开经济基础相对较远，更接近于思格斯所说的“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通过对自然界最一般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回答，来重建一个具有最本源性的世界观。
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环境哲学目前缺席于哲学现有的二级学科体系，诸多的哲学专业词典缺乏对环境哲学这一重要词目的具体诠释。无论如何，环境哲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环境哲学的这些思考，从自然直觉到生态观念，使人对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有了反思、总结与概况的可能。作为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环境哲学与人对自然界的理解与爱护不可或缺。如同哲学的起源在于惊异，当环境哲学的生态惊异达到普遍程度时，自然就在此中出现了。“自然”概念及对自然界的思考，引领着当代环境哲学的研究进路。正如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交往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只能由环境哲学来回答，而不能由环境科学来回答。环境哲学也正在为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辩护。隶属于环境哲学的问题，科学哲学或逻辑学也无从回答。
二、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需要环境哲学所创造的恰当判断与合理认识，以期有效避免流行哲学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区，并创造现代哲学在生态观念上的新生。
从属于环境哲学的环境伦理学，更需注意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危机。环境伦理表现为人类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的总和。而环境哲学的任务在于建立人与自然之理性关系与系统理论向前发展的框架，一方面确认人之存在的自然意义，另一方面肯定自然之存在的生态作用。
要构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环境哲学需在细化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环境哲学的发展规律并凝聚其观念系统。研究中国环境哲学的未来趋势，离不开中国哲学的传统底蕴，也离不开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东西方哲学能否融汇于环境哲学这个交会点上，需要我们慎思哲学的环境属性，明辨环境的哲学思虑。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环境哲学能否走在哲学的前沿，取决于其思想风范是否有新格局，理论视野是否有新景观，观点内窬是否有新思路，方法结构是否有新展现。展望未来的环境哲学，它将不仅表现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是在复苏自然世界的道德地位的进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当下世界隐患丛生的气候变化、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既是对环境哲学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又是推动环境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哲学的现实与理想，即环境哲学不仅应关心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内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命共同体中承担对原生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健全思考。
本着尊重自然界的权利与内在价值的理念，环境哲学的使命也在于以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与稳定性作为判断一种哲学理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无论是大地伦理学、动物权利论、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强弱互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在提醒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学，以期为复兴环境哲学的理念与价值而重构其方法论。历久而弥新的概念、范畴、命题与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新的锤炼与发展。例如环境哲学的起源与基础，环境哲学的发展与文明变迁，环境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期望。环境哲学研究中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等。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窠臼的环境哲学，在多学科的语境中面向多维度的重叠共识，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相碰撞并相融汇。它既是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最一般概念与思想的表达，又是用最一般概念与思想来诠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意识与规范，而且它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发生普遍实践行为的道德反思。
环境哲学及其构成的环境观念要素对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与作用。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环境是整体主义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应尽力继承与发扬环境哲学的辩证反思与理性审视的功能，一方面积极从原则上塑造人类与其他生物生存栖息地的基本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全面厘清地球家园生命繁衍的依托与约束因素。
环境哲学的未来，不仅在于逐步推广人类在自然生活中道德关怀的范围，而且在于把我们的理性视野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身上。或者说环境哲学的历史趋势是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聚焦与思虑，人类所能踏足之处与未到之地皆应是环境哲学关注的对象。人类、自然界和地球生态系统，都应当是我们环境哲学所呈现的关键词。而如何认识自然与自然物，如何理解世界的本源，如何说明生态系统的存在，如何阐释我们所置身的地球家园，如何思考立足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如何解读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这些环境哲学的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环境哲学的核心理论挑战。
当代环境哲学的生态学转向，是复兴环境哲学的重大契机与趋向。它所立足的理论预设在于人工环境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切环境哲学的分析都可回归于对自然界之生态系统的分析。当我们把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等同在一起的时候，实则侧重于从狭义上去指称一种自然生态的哲学思辨。而在广义上，环境哲学包含了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哲学审视。我们对环境哲学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三、当代环境哲学的理论模式与趋向
伴随着哲学的新转向与生态文明的兴起，将环境哲学呈现在不同的理论范式面前是重要的。而一个彰显独立而又保持着与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紧密关联的环境哲学，在其内在价值不断扩展的进程中不仅增添着新的学术视阈与学术话语，而且正日益展现出与绿色增长模式相匹配的理论势头。当代环境哲学正在塑造不同标准理论模式的思路，预示着可能的发展趋向。
（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
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体现了环境哲学之价值论的语言分析。对于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叫做价值论。价值分为不同类型，最通行的一种是把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内含价值和外在（或工具）价值。而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其认同有赖于对环境价值的内涵认识的深化，其争论来自于价值的主体属于谁。它可能是源于尊重自然具体的内在价值而产生共识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框架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无论是在本体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上都在剧烈辩论其模式、内涵的孰优孰劣。这种争论有可能加大制定环境政策过程的困难。
从价值的来源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自然物的价值是具有内在的价值还是外在的价值，从自然价值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生态属性，这些问题的探寻为环境哲学的价值论基础探寻着观念思辨的基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重新审视自然界与自然物的价值，重申并扩展了自然界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环境哲学争论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论哲学中，在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区分的承认上，使价值思辨在环境哲学的使用上变得越来越广泛。不再基于肤色、性别与物种的理由。不再以一种偏颇的价值观去对自然界的存在物行使偏见与歧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去回应自然虚无论，去有效构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稳定价值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的终结，使得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日渐式微。环境实用主义背后的激励机制是考虑自然价值论与自然虚无论方面的争论（特别是关于自然之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争论）。
（二）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聚焦于扩展自我，它不仅使人类从自我走向自然，而且在于从自然走向生态。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有可能增添我们正在完善的环境哲学的价值。以生态学为基石，加强对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环境哲学的统一性与确定性。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关于环境哲学的考虑都聚集在生态范式上，而是强调以生态思维来审视环境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我们完善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生态的新的污染；在生态系统行动中有没有任何非自然或者反自然的偏颇式错误；或者这就是我们在回归自然的最好选择的最不坏结果，或者我们进行的生态修复实践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楚地与“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相联系。
（三）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构建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是时代赋予中国环境哲学研究者的使命。环境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在符合中国情境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环境哲学。这一方面是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积淀着伦理关系的道德共同体。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也意味着它是接地气与有人气的环境哲学。
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允诺并乐见中国山川河流与土地情感的共通，它重在展开一个自然人的心灵，把敬畏自然的思想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并在中国人集体同一的角度共享生态交往之风土民情的弥合。炎黄子孙的传统交往和民众联合被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获得荣耀的最高类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到达生态文化自觉的目标途径，而且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目标途径。通过民俗团体的凝聚及民族共同体的耕作和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将自身血脉相连之存在最紧密地融入地球圈的整体生存，进而达到对宇宙精神的最高超越。通过新融合的生态共同体所进行着的民族心智与自然精神的交互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能产生出自身的生态文化（内在优点）和生态文明（外在力量），并且能获得文化自信的提升而与其他地域文明体系进行文化对话与哲学比较。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环境哲学因素，弘扬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哲学的生态内涵，积极传播环境哲学的中国传统诠释范式与表达方式，努力构建能与国外环境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话的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四）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
环境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在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种变与不变相融合的哲学存在。“自然界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中的一切存在，与‘物质世界’或‘宇宙’概念相当，包括社会。狭义指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总体对象。……在古希腊，Physis或Nature一词的词源含有‘生长’的意义。反映了对自然界的有机观点：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着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物，神也并不超越于自然界，它们都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包容其中，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统一体。”专注于环境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返身回顾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自然界与自然物是环境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创生时代的古希腊，就曾有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写下同为《论自然》之名的著作。回顾这些著作，可称其为环境哲学的经典性文献，它们从源头上奠定了环境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可见，从本体论上挖掘世界的本源，是环境哲学一脉相承的研究视角，其对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我们具备何种自然观，将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哲学。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使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哲学的契合点上摆脱了相对立的可能。自然与自然物，人造物与人造赝品的差别，已经衍生出大量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的著作与论文。
（五）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即环境伦理学研究。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不同方向中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经济伦理价值与环境伦理价值的比较，环境与资源配置、贫穷、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详细分析。它也激发了对经济价值与传统的环境价值之间联系的兴趣。
针对环境伦理学中内在价值的诸种观念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理论为此创立了一个范式。只有在道德思辨上厘清环境哲学的伦理基础，它才有可能为制定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去除羁绊。“诚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在人类所认识和体悟到的知识中，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环境哲学的道德规范提高生活之善，而破坏自然与污染环境之恶则是对生态和谐社会生活的一种损害，也是对社群成员环境道德感的一种降低，它使人束缚于单向度的物质维度中，但却脱离了现实生存的自然属性，与头顶处闪耀着的道德光辉与人性馈赠相远离，最终也将失去终极实在的联系和统一。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也直接叩问着何为环境伦理及何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并寻思着生态共同体的道德边界与道德人的范围。从动物权利论、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生态女性主义及环境实用主义，这些环境哲学的道德谱系呈现出一种在新趋势中的共同认知，那就是重视自然价值的伦理观念。
（六）公民正义的环境哲学
在日渐民主化的世界中，环境哲学的前景与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民所关注。在环境政治学与日益成长的公民正义之间，有着清楚的交叠。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的善的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标准，而公民其实是一个既能统治他人又能受人统治的城邦成员。正义也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相等的事物。正义的标准应该是个人对于构成城邦的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共同体社会的正当性也在于其德性，正义就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
环境哲学语境中的地球公民正在生态全球化的语境中被养成，而随之而来的生态公民概念已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当工业社会的环境矛盾愈演愈烈时，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陷入重重反思的境地时，当我们深入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时，生态公民作为现代公民身份向后现代公民身份过渡的新形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后现代公民身份出现之前，公民对现代性的理解从一种期待的冲动到一种无奈的逃离。
环境正义要求公民正义，因为公民正是社会环境的重要主体。而何种环境正义，也将决定何种公民正义，何种环境哲学。“它强调在生态社会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过一种源于自然、回馈自然的有道德生活，善尽自己在生态社会中的职责与义务。”公民的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环境哲学与环境正义之间交叉领域的不断增加，事实上也将给一些自古就有的环境哲学立场以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促成公民的环境哲学与正义的环境哲学的相互融合。
（七）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
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是在科技生态学转向的背景下阐释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然在此之前，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已经是笛卡尔以来近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近现代科技的深入了解与反思，成为每一个关注环境与科学的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环境哲学对现代科技的反思，是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追求确定性的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亲近自然的科技则是人类寻求完善生活中更大的福音。从普遍的知识、理解的观念，到控制的环境、制造的物品，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从经济效益论的层面而言，科技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上无往而不利，但从生态效益论的层面慎思明辨，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张扬是否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价值理性，或者说科技对人类工具价值的追求是否可能损坏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与新文明发展方向紧密相关的问题。
无论是自然环境尽量减少人工化科技的干扰，还是社会环境层面不断改善科技的应用，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其实质是对环境哲学所要求的科技生态化做出尽可能精准的描述。正如人类的思维不能被机械化，生态科技也不能被虚无化。当我们力图从科技的生产力导向转变为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时，一个环境哲学所称道的“发现的情境”产生了。而无法否认的是，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把环境哲学的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以环境哲学的眼光来反思“科技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进一步审视环境与科技的关系。
（八）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着重于自然价值维护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环境哲学应用性的体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重视所出现的普遍问题的普遍性，也强调特殊问题的特殊性。它从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实质转型上构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路径，力所能及地以合作的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找到未来解决环境哲学问题的理论方向。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借助生态观念的有效权衡，关注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环境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而绿色增长模式，是一种产业模式优化集成的体现。它使过往为经济中心主义辩护的环境哲学，重新回归到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路径上来。它依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判断人类产业的道德价值，并且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放到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态效益上。经济价值已不再被赋予解释的优先性，而是把自然价值与环境效益放到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产业蓝图并不单纯由经济结构决定，而是由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所决定。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其意旨也在于实现生态自由的产业解放。
（九）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环境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从可持续发展到代际伦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到对后代的责任以及人口增长压力，从地球村的整体环境到地区生态演变，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全球生态危机，在我们修复地球家园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界的新的污染？从一种经验主义的角度而言，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传统环境哲学视域的拓宽，是在多元包容的语境中所促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创造的也正是恩辨哲学的开放模式。它不仅是空间与时间的开放，也是生存观念的多元包容。它强调地球家园的自然状态，积极塑造物种共存的集体主义。它把地球当成一个共同体，当成由所有物理对象和状态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不是人造的世界，而是完整和谐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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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市构建的环境哲学
以环境美学的观念塑造城市的新样态，这是对环境哲学的审美判断力所提出的新挑战。在环境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现代生态文化的新兴母体。无论是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商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后生态文明时期，环境哲学的艰难步履与城市的孕育发展相伴随。
为宜居而城市，为城市而艺术，为艺术而哲学，整体的环境与优雅的生活赋予新美学样态的城市无比的活力。环境美学是环境哲学的一种表现，而城市内在的审美特性赋予了环境哲学广泛的空间。从宏观的城市规划与构建，到中观的城市概念与内含特征，再到微观的城市细节与社区营造，无不预示着环境哲学的蕴含。城市美学的价值是环境哲学之现实映照的绝妙体现。环境哲学并不单纯倾向于唯美主义，而是强调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敏感性与鉴赏力来感知城市设计、城市构建与城市存在的美学属性。以环境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城市的本质，既有效挖掘城市生活的审美愉悦，又充分满足现代人对城市之美与城市风格的追求。从先验美学进入实践美学，城市构建的环境哲学在学术话语的前沿地带塑造了一种立足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定式。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4
摘要：这是《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序言，介绍教育生态理论的产生背景和笔者所知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说明《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大致内容和业已取得的成果，并真诚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引。
关键词:教育生态理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教育著作；序言
Abstract: it is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background and I know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a book roughly content and achievements. and sincerely thank the support of leaders of all levels and mentor of the guidelines.
Key words: educ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works; preface
中图分类号：G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现，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切近于教育的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织，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深教育史家、教育评论家劳伦斯 A 克雷明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把教育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必须看到学校以外的种种教育现象，对教育问题应当有新的思考。在新史学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克雷明尝试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着重考察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美国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时代。他把教育界定为“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指出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是“相互作用论”，即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考察教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生态学思考方式，即全面地、有联系地、公开地思考。
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就笔者所知，迟至2007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首次对多年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回溯，从理论体系的视角提出了“教育生态理论”的概念：教育生态理论源自自然生态，融合生态学的精髓，立足于“生命观”，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旨在探索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方法体系。因此，教育生态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施策略。2008年5月，“教育生态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与会者提出，将教育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来，它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我们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论。它强调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看到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一种动态平衡的观点，强调内部各种因素的协调，它是用一种方法论来认识教育问题。因此，对于解决教育现实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系统都可以和周围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又可以由许多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不仅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断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流。简而言之，生态系统的原理也就是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因此，教育生态研究的分析视角是教育生态学本身具有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规范构成的认识、整理和规范各种教育现象的特定的模式。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可以是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
人们虽然在理性上认为理论引导实践，但事实上理论却往往是滞后于实践。行与知是一个不断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站在理论知识的节点上，瞻前与顾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生态教育理论（确切地说是教育生态理论）也是如此。实际上全国各地有关教育生态的具体实践从未停止过，单个层面或局部领域的学术探究不断深入。譬如从2003年开始，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部分老师就开始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运用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同时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牵涉教育生态的系列课题相继通过验收，先后获得南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教育调研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二等奖（1项）、后续的两个科研项目也在去年相继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鉴定，均居“国内领先水平”。本人有幸作为上述教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系列调研，并将成果作为南阳市、焦作市等教师培训的课程资源予以推广，“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作为教育通识理论和课堂教学专业技能编入相关大学教材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此特别感谢景文栓、贾建民、刘舜民、宋祖建、沈建国、金瑛、郑云霞等各位领导对上述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倾心付出。教育生态是多维交叉、立体呈现的，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的重要客体也具有历时共生的特征，构建先进的教育文化是各路精英共同协作的结果。对于有关专家和学者虽未谋面但心仪已久，他们的专业学识和理论水平时常让我辈深感自身的局限和学识的浮泛。所幸文化在于传播，乃于仓促之中借他人之花礼呈教育同道，如能与大家有些许参考价值和导引作用，我们将深感荣幸。同时，我们在此郑重感谢叶澜教授、杨东平教授、冯天瑜教授、俞文森教授、有宝华教授、吴林富教授、赵绍军教授等人，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拨去了我们在探索道路上的迷雾，使我们在对教育生态的研究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如今生有幸谋面，定以此书敬献，以表谢意。
生态环境是指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物圈，它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对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教育生态系统中不断发展着的人也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环境也称结构环境，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层次性的复杂整体，社会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毋庸置疑，研究教育生态的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一是以整体论与系统观对教育生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联系的思想，就能发现和解决教育在宏观与微观的失误；二是以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生态平衡的视角，来考察教育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就能主动地调控教育外部和内部的生态平衡，从而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运用教育生态的原理和规律，就能够深入洞察教育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出教育的多维效益；四是以教育生态学为指导，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五是将生态意识整合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促使课堂与社会以及课堂内部的关系转变。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增加教育投资，关注教育公平，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体制，重视课堂效益――这是一个大课题的宏观表述。具体而言，每一个子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理清思路，对症下药。
从专业理论而言，教育生态研究应在概念体系、理论架构、本土实践等方面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生态理论体系。然而，教育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可以从三个角度和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通俗地说，教育生态由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主体两部分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又包括社会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生态环境，它们各有优劣、顺逆、贫富、好坏之分，学生、教师和教育领导既各为教育的生态主体，又互为彼此的学校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
教育生态的理论研究的确应当如此，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母题下的子课题头绪繁复且多维交叉，时空节点错综复杂，生态因素相互制衡且彼此联动……有限的文字表述显然浮泛乏力，所幸教育从来倚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任何力图外化为空洞的理论、停滞于纸上谈兵或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实在与教育的本真和生态的真谛相悖。以教育叙事的方式总结失真的教育实践达到“立此存照”的参考价值，或以学理探究的方法直面变形的教育生态，期以“正本清源”的借鉴作用，显然要比程序化地死板教条和机械性地套用经典有益得多。近几年，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有披沙拣金和去伪存真的识见；教育经典“东风夜放花千树”，更需有避免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智慧。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育生态，各有区域性的小气候，强行移植和生硬嫁接，只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生态的多样性、歧异性和适宜性、关联性，都喻示着教育生态的特殊性和鲜活性。因此，立足于局部，改善原生态；着眼于宏观，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细节，发挥个体的潜能――可能是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教育生态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是教育生态研究的重要使命。教师、学校、课堂、社会都是作用于学生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缘此，我们从教育的原点出发，探究这些基本的因素，作为教育生态研究的纲目。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主体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有机体的存活需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环境向生物有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使生物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物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类作为生物主体的一种，也被包罗在内。
人类对生态学的重视，生态学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以及生态学向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应用，形成了教育生态学这一分支学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各种制约和影响。任何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环境，通过一定的社会成员采用一定方式才正式来实施的。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
吴林富在《教育生态管理》一书中，在援引有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生态环境(Educational Eco-environment)是指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在这方面大致可以从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个与环境组成的多维的复合网络系统。在系统中，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随着人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人们难以从单一的社会因素来考虑教育。教育的客观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渗透，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融通的复合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Compress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研究生态环境与教育的相互关系，是教育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本书的主导思想是：立足教育生态理论，以人为本，把学生作为能动学习的主体，以课堂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把课堂看作师生生命发展的重要历程，重视生成的课程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益，这是教育生态的文化动力；学校、社会是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重视政策资源的调控和优化，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尊师重教、科教兴国”的社会风尚，构建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促进教育公平，建设和谐中国，以教育文明领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本书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是政府决策、教育行政的参考书，是教师和家长的工具书，也是教师教育的经典课程资源。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环境法；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引言
环境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提出了环境法的构想。这一理论基础为我国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一些相关文献，明白了在解决生态文明问题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好一切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措施，最终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些进步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由此也使人类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意识，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而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从总体上把人与自然之间概括为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及其社会活动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前提条件。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与自然之间除了共生共荣的一体性关系外，还是一种相互对象性的关系。人以自然为对象，自然以人为对象，正是在互为对象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整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与自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相互统一，却又相互对立、互相作用的对象。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对现实生态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我们知道，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在人类产生之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独立运行，是先有自然界，而后才有人和人的社会。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出发点。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赖自然界，靠自然界生存。没有自然资源，就没有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人类索取的数量超过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现实生活，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违背了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规律，超额超量的使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环境问题不断扩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人与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的生存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因而现今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必然会伤害人类自身。近两年中，本应该春光明媚的好时节，却变成了冰雪交加的时代，受到地震、狂风暴雨侵袭的国家不计其数，损失也极其惨重。而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很多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也相继产生。如：工业废水、废气、废渣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污染水源和空气；工业生产消耗了煤炭等资源，自然资源短缺；城市缺乏规划，生活垃圾的堆积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人民生活居住条件依旧恶劣等等。环境危机、生态失衡、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等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现实教训，让我们明白，一切都需要按照规律办事，如若违背规律，则最终部分的伤害会阻碍整体的发展。
三、马克思环境法的启示
马克思环境法哲学对人与自然的调节功能，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活动的参与，自然界的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复杂，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自然存在物”转化为“人化自然”最重要的中介和桥梁。而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环境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辩证统一，环境是二者关系的中介。马克思的环境法中，环境权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了自然体的环境权、未来人的环境权和当代人的环境权。环境法的价值应该体现公正――从横向上来说，是人类和自然界事物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从纵向上说，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对前者，应该强调，在开发自然的时候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开发和循环利用，善待其他的生命形式，应该将其他生物纳入人类的道德规范之中，并且在法律上给予主体资格；而对后者，则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有限资源的分配正义，要求将未出世的后代人视作当代人一样，给予应有的权利，尊重他们的利益，可以平等地利用和享有地球上的资源。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大量涌现，自然生态系统愈发脆弱，甚至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迫在眉睫。马克思的环境法则启示我们，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而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投入，降低消耗，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行集约化经营，在企业中推行清洁生产，对可能产生的污染进行全程控制，把废弃物的处理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不同企业间的物质能源相互转换与供求的体系，使企业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效益得到提高，并通过强制性规范和奖励性规范来引导我国循环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实施循环经济的同时，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努力推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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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环境行为；社会特征；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05-0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技术革命促成了西方国家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文明曙光的出现，新能源、新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出现，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了城市面貌和环境的巨变，催生了环境危机的出现，对居民身心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环境行为研究诞生了。以“环境行为”为检索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德国Springer期刊数据库、英国Taylor&Francis期刊数据库、Wiley期刊数据库、Frontiers_系列期刊数据库进行精确搜索（见表1），发现西方学界进行环境行为的研究比我国进行的时间早、研究的程度深。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行为研究，并出版发行《环境与行为》、《环境心理学》等专业期刊。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专注于环境行为研究，2000年以后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通过对环境行为相关文献题目所蕴含内容的理解，笔者将现有文献按研究领域划分为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
第一，心理学领域。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心理学在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又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和环境心理学领域，其中社会心理学延续了经典的心理学研究角度――内部心理，以态度和行为的关系为主题，研究人的认知、知觉、态度、意识、价值观等与外显行为的关系；而环境心理学则从外部出发，研究个体如何和环境相互作用，进而利用和改进人类环境，以解决各种由环境而产生的人类行为问题，例如，勒温的场理论。因此，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环境行为主要涉及建筑、空间（商场、广场、公园、学校等）、城市规划、压力环境（噪声、辐射等）等环境中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规律以及他人在场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第二，建筑学领域。建筑空间是人的心理空间的外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规划家KevinLynch运用“图式”理论研究人们对三座不同城市的意向，开启了环境行为在建筑领域的研究先河。进入60年代后，挪威建筑学教授Christain Norberg-Schulz以皮亚杰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空间问题，在建筑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同一时期，一些建筑师对传统的建筑设计方法与原则进行了反思，以Jon Lang和Charles Bumette为代表的建筑师从管理科学、系统论的角度研究设计方法的正确模型，并应用计算机把社会科学数据、观点综合到设计中去；而以Alexander为代表的建筑师重视空间与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把设计设想为多种空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结合。70年代以后，建筑界普遍强调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人们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社会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环境社会学，长久以来，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认为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核心。随着环境社会学的逐步成熟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过于宏观和抽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的，只有行动着的人才能与环境互动，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们环境行为的结果。因此，应该站在微观的生活者的角度，对人的环境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既能阐述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行为选择，又能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从而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本文主要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对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把握。
一、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什么是环境行为，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尝试给出合理的界定，但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Hines等提出了“负责任的环境行为（responsible environmemal behav-ior）”，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Stem提出了“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并从行为的“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将其定义为“影响导向的定义强调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意向导向的定义强调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而Sebastian基于“规范刺激（NAM）论”和计划行为论，从利己动机和亲社会动机两方面将“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定义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及对他人、后代、其他物种或生态系统的关心”。
由上述概念界定可以得知，较早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对环境行为的界定略显偏颇，人是行为的主体，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环境行为，而西方学者的界定多数只强调了积极的环境行为，忽略了负面的、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
我国社会学学者也对环境行为做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王芳以“理性选择论”为基本预设，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以空间作为人与环境互动的载体，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崔凤等依据概念外延的不同总结了两种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解，其中对环境行为的广义理解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而狭义理解仅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学界对环境行为内涵的理解尚处于深入讨论阶段，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以洪大用等为代表，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环节。另一种观点以周志家等为代表，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维度的交叉，若“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
二、环境行为的特征
关于环境行为特征的探讨，有学者将环境行为视为一系列要素的复合体，通过对其进行解构发现：环境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正反两重性，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行为发生空间来看具有差异性，从行为结果来看具有滞后性、复合积累性和外部性，从行为动因来看具有利益驱动性，从行为制约因素来看具有社会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上，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基于已有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归纳总结，认为环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1.适应性
占据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类行为主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给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技术和物质系统中进行互动和交流，但他们并非仅仅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进行各种活动，而是能够应对社会刺激，分析、理解情境，甚至构建或重塑物理环境及社会规则。环境行为是一种人类行为，因而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并做出反应：一方面，个体环境行为的发生受制于环境压力，社会存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塑造个人的环境行为；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行为反应调节并满足自身需要，应对环境刺激。换言之，环境行为既具有主动性，又具有被动性，并且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互动性。
2.社会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所有个体都要经历社会化过程，都不可选择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离开了个人的存在与行为，或者我们按下一个暂停键，冻结个体行为，社会过程就随之结束了。环境行为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行为主体的信念、期望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主流文化、经济水平、制度规范等外部因素，人格特质、价值体系、情感卷入等内部因素都能影响人的环境行为。并且，环境行为还关涉其他主体的行为，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
3.双重性
环境行为的双重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来说，环境行为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有的行为直接与环境互动并对环境造成影响，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都直接可见，而有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但却是造成某个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如女人对化妆品和服饰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行为的性质看，广义的环境行为既包括环境保护行为，也包括环境破坏行为。前者是一种长期行为，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从而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使之更好地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后者是一种短期行为，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而对环境资源予取予夺，从而引起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行为，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动态永续平衡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4.策略性
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包含特定的指向选择，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行为主体根据自身一定的利益偏好，遵循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做出最优策略选择，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企业是否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受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对环保投入的政策激励和对环境污染的政策规制会为企业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权衡比较，企业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但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公众，都是理性的社会行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旦偏离追求长期利益、社会利益的轨道，打破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间的制衡局面，就会出现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公众弱参与性、浅层性、简易性环境行为等不利于环境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
三、环境行为的类型学分析
对环境行为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梳理现有的文献，国外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Sia等将环境行为分为说服行为、消费行动、生态管理、法律行动、政治行动五类；Smith-Sebasto和D'costa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与Sia等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在名称上略有差异，如将“生态管理”称作“实践行动”等，但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行动；Stern根据环境行为的定义，从行为的激进程度、空间私密性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行为分成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其他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
我国学者也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张兴莲等按照差别强化原则将环境行为分为正性环境行为和负性环境行为；按照主体的环境行为是否需要他人的参与将环境行为分为合作环境行为和独立环境行为，对前者根据行为主体受制约性的强弱又可细分为自主合作、条件合作与申诉合作环境行为。这一分类方法主要基于环境教育、环境素养的视角，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外在体现，是环境教育的要旨所在。但这里提到的环境行为在定义上趋同于环境保护行为，是指“在人们具有环境知识、态度和技能之后，必须采取行动，参与各种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现实的环境行为并非仅指环境保护行为，因此，这一分类方法缺乏广泛的适用性。崔凤等依据环境行为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环境行为进行了划分。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组织型环境行为；根据行为结果的差异，可以分为环境影响行为、环境破坏行为、环境保护行为；根据行为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这一划分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特色，通过解构行动体系对环境行为的类型进行了把握，但现实的环境行为复杂得多，行为主体间的互动结构影响了行为结果，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行为类型存在交叉关联。例如，企业环境行为又可细分为企业环境保护行为、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公民环境行为又可依据政府是否参与构建出政府参与模型与政府不参与模型。此外，环境行为兼具直接性与间接性，而在已有的分类中对间接环境行为未加明确的关注，应在现有的划分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考察。
四、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考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分析环境行为的状况，而且能够为改善环境行为提供方法和路径。在目前针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开展的研究中，本文主要提取了态度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三个因素进行分析。
1.态度变量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在环境社会学领域，主要沿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论、ABC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探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关系。但目前学界对环境态度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与环境态度相似的概念还有环境意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信念、环境知觉、环境认知等，这些概念表述类似，内涵趋同，在现有研究中常常互换使用。
Hines等利用元分析法整合了128篇有关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认为环境行为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包括环境态度在内的若干变量的影响。
沈立军对山西省五所大学学生的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并归结出两条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一方面，环境价值观通过影响环境态度进而预测环境行为；另一方面，环境态度亦能直接影响环境行为。
余勇等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分别提取了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主要因子，进而对游客的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态度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环境行为：在主要路径中，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在次要路径中，环境伦理与环境干扰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2.社会结构变量
社会结构是联结行动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阶级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阶级结构。阶级被古典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因子之一，以环境为话语连接环境行为与阶级，可以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的联结最为频繁，环保运动与后物质主义是其主要的议题。Cotgrove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与环境生态运动的强烈联结，特别新中产阶级多参与新环境运动（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团体），旧中产阶级多参与自然保育运动。吴瑶以《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媒介话语空间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认为中产阶层的环保话语是本阶层特有的身份认同标志，借助环保话语，中产阶层得以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展示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第二，组织结构。环境行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组织的内部关系及组织间关系均能影响主体的环境行为，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是政府和企业。对企业来说，企业类型不同、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设计不同、企业环境行为的导向机制不同，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同；对政府来说，纵向的中央与地方“二元”分级结构、横向的协调管理网状结构也会影响政府的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保宣传、环境治理等行为，同时，政府和企业间博弈均衡的改变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
第三，城乡结构。Van Liere等对公众环境关注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较乡村居民对环境问题有更高的关注度；张健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研究乡村环境问题，认为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制度设计对人的环境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乡村内生污染以及城市污染转嫁乡村综合作用，加之乡村环境保护制度的缺失，造成乡村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3.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指被调查者最基本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
在性别因素方面，Fliegensehnee等的分析发现性别是影响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但女性更易投入情感，对环境破坏的关心水平更高，不易盲目迷信技术解决手段，更愿意尝试做出改变。龚文娟等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所作的分析也发现，在私人领域内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但是性别与环境行为的关系并不稳定，Hines等对1971-1986年间的128篇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并未发现性别和环境行为的显著关系，Schukz等在1995年所作的五项调查结论也表明性别与回收行为不相关。
在年龄因素方面，Van Here等对公众环境关心的研究发现，年轻人较老年人更易接受新的环境保护观点，形成新的生态观，更加关注和参与环保行为；但王琪延等通过对北京市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研究发现，年纪越大的人在资源再利用及资源节约方面得分更高，而年轻人多为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在生活中以工作、家庭及生活质量为重点，对环保给予较少关注和重视。在收入、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因素方面，王凤等通过对陕西省和广东省公众环保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地公众由于人均收入不同而表现出环保参与行为的较大差异，收入越高，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水平越高；陈奉伟对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环境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游客在环境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程度越高，游客的环境行为越积极，但不同职业的游客在环境行为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目前学界对环境行为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国外研究从理论研究到经验研究的成果都十分丰富，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才起步不久，研究的技术相对落后，但研究热度正在攀升。纵观目前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概念界定混乱，导致变量选取和指标设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而给研究带来困难。目前已有文献中出现的环境行为的同义词有“环保行为”、“一般环境行为”、“特定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等，这些概念表述模糊、彼此交叉，虽提法不同，但内涵趋同。因此，增加了研究的局限性和难度，并造成相互借鉴的混乱。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对环境行为的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至少应该明确概念的范围，从而选取统一的变量维度和指标体系，以便选择统一的测量工具。
第二，研究方法单一，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国内外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行为变量，但环境行为具有较强的外显性、可操作性，除了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数据外，还应主要通过观察法获得一手资料。目前学者所使用的问卷调查法只能获得被调查者主观自述的行为意向数据，而无法获得被观察到的、真实的个体行为数据，这就削弱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增加了对研究结论正确性的质疑。因此，若想克服这一缺陷，必须充分借鉴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形成多元化的方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相关研究的健康进行。
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环境；利益相关者
1、引言
当今世界，随着竞争的加剧和经营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担负社会责任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为，系统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不仅能够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更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近些年来，诸如毒奶粉、地沟油、矿难等事故亦揭示出国内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时存在的问题。政府的压力、社会的关注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都大力推动了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但由于该理念成长历史较短，加上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绝大多数企业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研究成果。而国内现有的评价体系，在兼顾商业利益的前提下，或只是为了在短期内迅速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如贸易壁垒；或只是针对问题比较集中、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行业，如纺织食品行业；绝大多数评价体系都缺乏一个合适的视角，更为宏观地来看待这个问题。针对此种现状，笔者从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基于企业环境的视角，建立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希望能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2、现有研究及其局限
当今学界与企业界关于CSR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用何种理论对其相关主体进行划分，以求形成合理的评价体系，以及从什么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由斯坦福研究院提出至今，一直被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与支持，并成为绝大多数学者划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与范围的基础理论。经济学家安索夫最早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并将其具体划分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及顾客五种类别；1984年，弗里德曼扩充了其内涵，把社区、政府和环境纳入其中；此后，西方学者们开始基于不同的视角建立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如索尼菲尔德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式和克拉克森的RDAP模式。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宏辉教授的专家评分模式以及深交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的划分模式。
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够有效地归纳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相关主体，国际上的许多权威机构也倾向于选取其中一个或多个利益相关者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如目前被多数企业广泛认可的SAS80OO社会责任标准、G3指标体系和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等。而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此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李伟阳和肖红军（2005）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李丽清（2006）从人权保障、劳工权益、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五方面出发，建立了13个二级指标和38个三级指标；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也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由于研究目的各异，当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投身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浪潮之中时，对该理论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视角。如李希强从循环经济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朱永华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视角对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展开了研究；而吴燕霞则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对不同企业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分析。
从对现有研究的对比分析中不难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将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很少将企业置身于其所处的环境来研究并建立评价体系。然而，企业是环境中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与其所处的环境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环境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做一个初探。
3、新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框架的构建
笔者在归纳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企业环境”提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新的研究框架，并分别基于企业环境中的四个子系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析。
3.1企业环境视角下构建新框架的理论基础
考虑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有利支持，本文对相关主体的选取和分析将依旧以该理论为基础。
经过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国内学者陈宏辉教授依照专家评分法建立的体系对国内企业最为适用。该模型使用一份包含20个选项的利益相关者调查表，由24位职业经理人选出符合条件的利益相关者，以入选率50%为界，被定为利益相关者的依次是：股东，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分销商，自然环境和社区十个群体。
此外，由于企业始终存在于整个环境系统之中，并在其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资、信息、技术等资源的交换、转换中，实现投入与产出。考虑到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时将与其所处环境产生的交互影响，本文引入了企业环境理论。在众多关于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中，笔者认为赵锡斌教授对企业环境的分类，在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全面考虑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全面认识和把握环境变量，为本文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具体来说，赵锡斌教授将企业环境分为四个子系统（如图2）：1.社会环境子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法律与社会文化等）；2.市场环境子系统（包括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规则，竞争对手，供应商和购买者等）；3.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包括组织结构，生产技术与结构，财务状况，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研发及企业文化等）；4.自然环境子系统（包括生态与资源系统等）。
图1 企业环境系统
3.2新框架的构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站在企业环境的视角，把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紧密的利益相关者划归到各大环境子系统中，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首先，笔者将陈宏辉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合并与简化――将股东与债权人合并为投资者，分销商划入消费者一类，将管理人员与员工并称为公司员工，自然环境代以资源环境，最终将指标体系所涵盖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简化为7个，分别为投资者，员工，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和资源环境。
图2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其次，关于企业环境的分类，我们依旧沿用社会环境子系统，市场环境子系统，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和自然环境子系统这样的分类。
最后，我们将对企业影响最大的7个利益相关者合理划分到各类企业环境子系统中。如图3所示，我们将政府和社区纳入到社会环境子系统，将资源环境纳入到自然环境子系统，而客户和供应商统一归入市场环境子系统，员工和投资者则归入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整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企业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系统的影响，环境也时刻鞭策着企业采取措施适应内外部变化。在瞬息万变的环境面前，企业只有通过利益相关者履行其社会责任，才能和谐处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下面笔者将就各子系统中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进行具体分析。
图3 企业社会责任新框架
3.3 基于各个环境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3.3.1 基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社会环境子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企业则是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中心与主体。同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企业与社会环境系统的这种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又是受到彼此发展规律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企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将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和谐。
在社会环境子系统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政府。政府与企业既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仅靠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调控，道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合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社会成员永恒的义务。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首要必须自律，奉公守法，为社会和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并积极去履行作为一个企业公民的责任。
在社会环境子系统中，与企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利益相关者则是社区。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孔茨和韦里克在《管理学》一书中揭示了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他们认为，企业必须同其所在的社会环境进行联系，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社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3.2 基于自然环境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环境子系统的辩证关系。毋庸置疑，随着现代化生产的不断发展，企业是破坏自然环境的罪魁祸首，也是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主体，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不仅仅是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表征人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问题。
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争议颇多，但在对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的责任的观点上却早已达成一致，并将其纳入其社会实践指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在自然环境子系统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资源环境。短期看来，企业承担资源环境责任必然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效率，但从长远看，企业承担资源环境责任不但有利于企业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升，也有利于社会正义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实现。
3.3.3 基于市场环境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企业与其外部环境共同形成一个大系统。而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市场环境子系统是与企业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环境这一子系统是企业很难控制的客观条件，且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企业必须经常调整自身，才能适应市场环境子系统的变化，这正像生态学中生物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一样，企业也必须顺应“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实际上，市场环境子系统所包含的主体很多，如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规则，竞争对手，供应商和购买者等等。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则主要是客户和供应商这两个群体。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Drucke Peter，1970）曾强调企业要为顾客提供至高无上的服务，并提出“企业目标的唯一正确意义，就在于创造顾客”。的确，客户是企业服务的对象，也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因此对客户的责任是企业最应主动承担的责任，企业必须时刻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作为导向，努力完善企业营销网络，树立企业自己的品牌效应，通过为客户创造好的产品和服务，同客户实现双赢。而供应商向企业提供了原材料、中间产品或服务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产品的最终质量和成本，供应商运作的效率直接制约着企业为客户服务的效率。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供应商视为合作伙伴，分享“链条成本”降低的好处并共享资源与信息，以整合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可见，供应商已成为企业争夺的重要资源，并且供应商与企业间的合作极大牵制着企业的发展。
3.3.4 基于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是有利于保证企业正常运行并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内部条件与内部氛围的总合，它由企业家精神、企业物质基础、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构成，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企业内部环境影响着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是企业健康发展赖以生存的土壤，企业内部环境控制的优劣同时影响着企业与其它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能够有质有量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对投资者和员工的责任，有利于稳定企业的内部环境子系统，营造一个良好内部条件与内部氛围。在知识经济下，尽管随着智力资本对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财务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充足的资金来源仍然十分必要，如企业的研发、战略扩张、企业收购及兼并等。同时，投资者给企业提供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金，承担着企业经营风险。因此，投资者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在内部环境子系统中，除了投资者，另外一个举足轻重的利益相关者是员工。员工是企业业务流程的直接操作者，企业的有关计划和决定都要由员工去执行。而且，员工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消费者及其所接触到的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智力资本日益重要的知识经济时代，员工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企业要让其外部利益相关者满意，首先要让其内部利益相关者既员工满意，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优厚的报酬、健全的福利、职业发展通道、培训机会等，才能吸引、留住和培育人才。
4、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代表性文献的回顾，本文从企业环境视角，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但因时间和水平有限，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文章对企业环境中的每个子系统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分析，但没有就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详细说明。其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受企业很多方面的影响而有差别，如所处行业、生命周期、市场结构等，文章在这方面没有进行系统考虑。再者，文章是基于企业环境视角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初探，现今，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怎么从企业的角度更为宏观地把握企业环境、利益相关者及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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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正文】
环境伦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彰显的一种伦理思潮，它对工业化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功利观念，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引发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而缺少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是环境法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一个相当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只有面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因此人们不得不对以往人类的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生态伦理道德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之影响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的思辩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映,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在自然法理论中，法治承载着诸多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安全等等，而这正与当代人类社会通过长时间的痛苦和悲剧实证经历后的要求相契合，人类开始觉悟到了人类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进而开始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千年不殆的终极文化汇流，由单一、单向、虚假、强权开始转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真正文化；开始关心生存的伦理、自然的平衡、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并确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文化尺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 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普遍规律； [1]《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1]如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秦律·田律》中规定,二月不得砍伐树木,非夏天不得取草烧灰以免影响幼草生长……不许捕杀幼兽幼鸟,不许毒杀鱼鳖以及繁殖期的野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其著作《王制》中提到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等等。
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 ,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因此可以说古典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在这个阶段自然法不再根植于抽象的自然和神,而是根植与人的理性,其理论以两个自然的假设为推理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自然法坚持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不可分割,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道德伦理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不能割裂法和道德伦理的关系,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学说等传统哲学观点所关涉的伦理道德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的变化对法律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律被染上了浓重的道德性色彩。在传统的自然法道德伦理观念里，人们往往忽视了环境道德，并未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视为道德问题，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变化, 以促进人与环境自然协调共生为中心的新环境伦理道德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
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折射出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的演变过程，而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方式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的形成实际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其中，道德伦理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无形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相应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德制来引导和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明确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有序市场的重要意义。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类似于经济道德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称这种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作为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种道德伦理观在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显现。
二、环境伦理观在环境法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要融合和渗透到法律中, 法律是维护并传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3]在环境保护中，除了要求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制以及健全的环境司法制度外，还要求有环境伦理的内部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促进了环境立法目的转化。
环境立法的目的随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关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随着理论研究和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学者们借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对环境立法目的理念实现的研究中，关于环境立法的直接目的，无论是环境法学界还是环境立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并无不同。而关于环境立法的终极目的则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权和自然的权利”、“保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实现环境正义与环境公平”、“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等观点。从环境伦理的价值观看，环境的主体从人类已经扩大到自然和生态系统范围内，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衡量，环境立法的目的理念最终要求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符合整体生态利益的需求。
（二）环境伦理观启发了环境权理论的产生。
在环境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环境权的法哲学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环境权概念的产生是基于国家负担了积极的环境职能,它是国家对环境利益冲突的一种全局性考虑。[2]从环境权解读视角来考虑环境权的内涵。首先, 从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来看：不仅是公民, 还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以环境保护的理念来看：地球上的一切环境资源既属于当代人, 也属于后代人, 以体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其次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大部分，具体有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环境权是人类的基本法定权利，是从生存权、发展权中推导得来。环境权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与公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本质上又是一项平等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环境权具有私权性质。同时环境权有自益和公益性,环境权权利的客体---环境利益有共享性,决定了环境权不能像私权一样由当事人任意合意达成或放弃,它是一种新型权利———属社会权利范畴,它要借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才能得到保障。
（三）环境伦理观加深了自然权利论的发展。
美国学者c.d.斯通于20世纪70年代在“树木的诉讼资格”一文中提出了自然物权利论，他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能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在法律人的世界里还居住着无生命的权利的拥有者。随后美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r.f.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力》一书中主张在环境伦理发展的进程中建立自然的权利。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指出 “自然的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 承认“自然的权利”，并在人权的延长线上给其以位置，这就意味着“权利”概念向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扩张。到90年代，美国自然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这些案例在客观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的作用。[4]
（四）环境伦理观健全了环境法治的理念。
环境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公民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普通公民具有一定的环境伦理观意识，不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认识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必定能为环境法治的开展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公众基础。另外在实践中，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在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状况时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可以减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走弯路，保障环境法治健康顺利的开展。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理顺上述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的关系。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虽是两种不同规范,环境伦理属于意识范畴,环境法治属于制度范畴,但两者存有密切联系,凡是环境伦理所反对和谴责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禁止和制止的,凡是环境伦理所提倡和颂扬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支持和肯定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问题。新的环境伦理要求在法律上予以体现,要求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法律化在环境立法中非常重要。因为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往往存在种种漏洞和不足,道德虽然规定了义务性的规则,但不具有强制力,道德的法律化可以为这种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提供补偿。反过来,法律也必须道德化。环境伦理观包涵新型正义观和价值观,要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 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环境伦理——国内环境公正和代际环境公正也必须渗透于环境立法之中，才能确保权利主体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利并不至于滥用而导致对人类环境的破坏,环境法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才是公正的。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伦理观价值还表现为尊重自然,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去开发自然,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自然。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组织在1982年发表的《世界自然宪章》序言中指出的:“生命的每一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当受到尊重；为使其它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伦理准则的支配”。生态系统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
三、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对环境法之影响
（一）环境伦理观的转变：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地球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从规范人们的行为入手，为现代人提供适合当代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更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从保存和爱护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简单的说法就是视人为万物的尺度，并从人的利益来判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它不仅主张和赞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张人类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来随意处置和变更自然。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每一种进步，都是建立在自然的屈服之上的，必然以自然价值的支付为代价。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不再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阶段，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寄生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之上，其核心观点是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的意义上即在地缘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第二阶段，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除了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之外，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亦即断言上帝是为了人类才创造其他非人类事物的，因而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第三阶段，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在上述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的头脑越来越膨胀,造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使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5] 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伦理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
面对危及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深刻检视，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勃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整个地球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这种理论以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这也是其理论上的缺陷所在。[6]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生物和自然都拥有其自身的固有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有关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自身，而是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大到“人—自然”系统，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大到生物和自然。
（二）生态文明下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伦理观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贯穿所有全球问题的轴心。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7]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它是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全新理念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出现了新的和谐自然观,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为目标,本身包涵着对自然、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观应当显现为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生存和继续存在的权利的认可。[8]在人类已经掌握有极大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的情况下，生态文明方式与其说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不如说更多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与顺从，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顺从，是有其现代的科学理论为根据的。新的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同时又肯定了人类伟大的能动作用，对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为人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和前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酝酿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这种重合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理论层面，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可持续发展强调二者和谐一致，肯定双方相互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人类在追求发展权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与互利关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扬弃,形成了超越两者,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的伦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环境整体主义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进行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整合的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生态文明理念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尊重自然的权利,此理念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态文明理念体现最为深刻的是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其代表人物奈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把人和社会融入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文明要求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可持发展的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体现了它的终极目的，确立了生态本位主义的立法目的理念。
（三）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法的启示
具有生态伦理理念基础的现代环境法,是基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自然价值与权利的新认知。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是一种“革命性的价值变迁”的环境法,其试图从根本衡平时代利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由于可持续发展是在现有国际关系原则框架内达成的共识，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也被世界广大公众所接受。所以，在当前环境伦理体系尚未获得统一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以提供较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环境伦理学说，在不同层面上起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实践活动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粗暴地对待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的治理首先要从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做起，人类要对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反省，尊重与善待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场所，同时还是给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可供人类使用和利用的对象。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与之打交道的客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决定人，这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是人决定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决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 [10] 。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支点，是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结合。因而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识与承认导致了人类对它的责任和义务，人类要控制和制止对环境的破坏，防止自然生态的恶化；还要保护和爱护自然，为自然生态的组织进化和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创造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仍为传统伦理观所左右,人本主义的———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和地球生物圈中心主义相对立———传统法律伦理观仍然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即环境立法在立法者的理念里
仅仅是作为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方法,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而已,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浅层的环境主义。[11]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也应当把这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理论基础,在法律制度的设定上做到既保障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又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根据环境整体的可持续的标准对环境立法进行调整,现行环境法并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一些环境立法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遵循环境伦理维护生态的长远利益，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尊重生态环境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要求，改变原有的立法指导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公平纳入到法律追求的目的之中,使环境资源法更具有价值合理性，以环境伦理观来指导现行环境立法。建立以保护自然权利原则、生态权利优先原则、人类综合责任原则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这种环境法不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把自然对人类的价值作为保护的目的,而是以自然的整体价值为追求目标。
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也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环境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环境立法的同时，人类只有认识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注意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才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符合人类生存目的的改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在确定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的同时，也要求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为了人类，从人的利益出发，主张人的权利，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树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促使人类能够自主、自觉地承担必需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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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人类就有不杀生的宗教和道德传统。人类的不杀生，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宗教原因的不杀生，如印度教禁止杀牛，伊斯兰教禁止杀猪，基于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后世的宗教信仰。阴阳五行家的“天人感应”、“相生相克”，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 “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万物皆有佛性”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旨在告诫人们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历史过程，否则将遭到大自然报复。